俞可平博士“增量民主”論的錯誤思維
曾飛
近年來，俞可平博士一直高分貝強調：我認為我們需要做一些突破性的改革，我一直倡導增量民主。增量民主強調的是整體利益的增加。民主首先是一種國家制度，而不是一種政治過程。作為一種國家制度的民主，指的是“人民的統治”。（來源：半月談，《俞可平：以發展民生去替代民主是一種錯誤的思維》等）
俞可平博士要以名為“增量民主”的突破性的改革，來建立一種全新的國家制度：“人民的統治”。目的在于增加“人民”的整體利益。似乎義正詞嚴，無可厚非。
但國人心里總不免惴惴不安，不知道這“人民”是哪家貴胄？誰人將由此得益？俞可平博士論曰：“以發展民生去替代民主是一種錯誤的思維”。民主與民生不結善緣？民利何在？不免疑慮有加。
然而，俞可平博士是會讓國人放心的，他這樣論述民主與民生的關系：中共十七大既突出強調民生，把改善民生作為各級政府的第一要務；又高度重視民主，把人民民主視作社會主義的生命。改善民生與發展民主是一種什么關系？它們之間也是一種相輔相成、互為促進的關系。既不能將這兩者割裂開來，更不能將它們對立起來。不能認為重視民主就勢必忽視民生，或相反，強調民生就勢必輕視民主。民主與民生并不相互排斥，民主促進民生，民生需要民主。對于單個的公民來說，經濟權益與政治權益都是其正常生活所必需的。對于整個國家來說，改善民生也好，發展民主也好，歸根結底，是為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化強國。民主和民生是中華振興和共和國騰飛的兩翼，不可偏廢。以發展民生，去替代民主，是一種錯誤的思維。
一篇典型的辯證法妙文。辯證來辯證去，終于又見“一種錯誤的思維”。不過國人還是擔心：這辯證法不會是詭辯吧？放心吧，辯證法原本就是詭辯，有假包換。
“民主首先是一種國家制度，而不是一種政治過程。”但是，俞可平博士又說：“民主既是一種政治制度，也是一種政治過程。真正的民主，應當體現在政治制度的各個方面和政治過程的各個環節。”既“不是一種政治過程”，“也是一種政治過程”，獲得了完美的辯證統一。這就是辯證法的真諦：“是”與“不是”全占了，全都落入他的口袋里，成功率百分百：關鍵在于當權者的意志，權力需要“是”它就是；權力需要“不是”它就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蒙你沒商量。蒙了嗎？不蒙就不正常，擔心被精神病。
在俞可平博士的辯證迷陣中，“民主與民生并不相互排斥，民主促進民生，民生需要民主。”但是“以發展民生，去替代民主，是一種錯誤的思維”，……放之四海而皆準，蒙你沒商量。蒙了嗎？不蒙就不正常，擔心被精神病。
俞可平博士的增量民主到底將增加誰的利益？國人在發蒙之后，腦子里還是一片空白。然而，國人要尋找答案，還得自己辯證去！明明白白地告訴你結果，就陷入了機械唯物論的泥潭！當心。
那么俞可平博士骨子里賣的到底是什么藥呢？與其聽其糊里糊涂之言，還不如觀其明明白白之行。看看當今俞可平博士擔綱謀劃下當權者之所為不就明白了？
明白什么呢？俞可平博士的“增量民主”到底造就誰的統治？到底增加誰的利益？
請看當今既是制度又是過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制度及其發展：
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制度是一個黑箱，明里的制度不真，真的規則潛在，秘不可見。
對于黑箱的研究，學界有一種有效的辦法，給一個輸入，觀察它的輸出，就可以斷定這個黑箱系統的性能：誰的統治？又整體增加誰的利益？
——請看廈門的記者給“史上最牛環保局長”福建省長樂市環保局陳桂光局長輸入一個信息，最牛局長的輸出是：“一般群眾不能打我電話!”——檢驗的結果，當今的中國是誰的統治？顯然是官僚的統治，而不是“人民的統治”。有新華社“中國網事”記者鄭良的報道為證：8月7日,天涯等網絡論壇出現一篇《史上最牛環保局長——我很值錢,一般群眾不能打我電話!》的帖文并迅速引起網民廣泛關注。帖文稱:史上“最牛局長”、福建省長樂市環保局局長陳桂光在接聽記者反映當地一家企業因環保問題與村民發生沖突的采訪電話時稱:“你也不能打我電話,一打就打局長,局長很不值錢是不是……你隨便的一個群眾就打我電話……”
——請看記者給宜賓市常務副市長徐進輸入一個信息，常務副市長徐進的輸出是：“我去過60多個國家，深深懂得規劃先行對于城市發展的至關重要性。”宜賓新聞網題為《徐進接受媒體專訪 對話臨港未來》的報道說，7月29日晚，宜賓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臨港經濟開發區黨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徐進就臨港開發區建設、產業發展、機制、資源、環境、項目等若干熱點，接受了中國日報、新華社、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香港文匯報等多家媒體記者的集體采訪。報道中，徐進在回答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記者采訪時說：“我去過60多個國家，深深懂得規劃先行對于城市發展的至關重要性。”7月31日，網友在天涯論壇發表了一篇名為《四川一市長向中央記者夸耀“我去過60多個國家”》的帖子，網友引用宜賓新聞網一篇新聞說，宜賓市常務副市長徐進接受媒體采訪時稱自己去過60多個國家。網友“沒落繁華”跟帖質疑：“去過60多個國家，這錢都是誰出的啊？”另一位網友“1號幽靈”回復說：“有雄厚資金的‘三公’支持，周游60國算不了什么。”網友“laban_li”則感嘆道：“我就不明白萬惡的資本主義有啥好學的，非得去。”干嗎非得去？周游世界的公費旅游是官員福利唄。檢驗的結果表明中國的“國家制度”是整體增加不良高官的利益。
此類檢驗與結果比比皆是。有興趣的網友可以自己去觀察或親自檢驗檢驗。
對這樣的國家制度“做一些突破性的改革”能改變這個黑箱系統的性能嗎？
我們不妨再來檢驗檢驗看看。
俞可平博士這樣指導“突破”：“在這樣一個危機中我覺得是非常好的契機，可以在一些領域突破。比方說怎樣使我們社會利益分配更加公正？”
檢驗一下利益分配機制的突破：最近中央給打工者升大約200元/月的工資，使“我們社會利益分配更加公正”。近期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2011年1月為5.23；2011年7月上升到6.10。月月上升，一路向上。據2010年05月12日新京報披露：“數據顯示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比例連降22年”“突破”之后的利益分配機制，其走向是勞動者的份額越來越少；誰的份額越來越多？資本壟斷者。檢驗的結果是俞可平博士指導下的“突破”依然是對勞動者不利，對官僚資本和國際壟斷資本有利。
俞可平博士還這樣指導“突破”：“反腐敗需要突破，黨內民主需要討論，基層民主也需要突破，這些改革會使社會更和諧，使我們的社會更加公平正義”。
先檢驗一下“基層民主”的突破：
2011年08月08日，法制晚報，陶穎，《大連PX項目附近防波堤被沖毀 化工儲罐受威脅》報道：受臺風“梅花”影響，大連福佳大化（PX項目）附近防波堤被沖毀，生產用化工儲罐受到威脅。PX是二甲苯。二甲苯是很重要的化工原料。生產塑料、塑材、醫療器械等都能用到。目前中國最大的PX項目在大連。公司叫大連福佳大化有限公司。據新華社報道，此PX項目最初廠址設立在廈門，后來遭到廈門市民的抗議，移址到大連開發區(編者注：大連曾稱福佳大化PX與廈門PX無關)。2010年大連7·16油罐爆炸位置緊鄰PX項目地址；數周后，后該油罐再次發生大火；之后，PX項目發生毒氣泄漏事件。二甲苯對眼及上呼吸道有刺激作用，高濃度時對中樞神經系統有麻醉作用。
廈門PX是個化工項目，投資逾百億，但距離人口密集區過近，有環境污染之險。從2004年2月國務院批準立項，到2007年3月105名政協委員建議項目遷址，廈門PX事件進入公眾視野，6月1日市民集體“散步”，及至廈門市政府宣布暫停工程，PX事件的進展牽動著公眾眼球；從二次環評、公眾投票，到最后遷址，地方政府與公民百姓，從博弈到妥協，再到充分合作，留下了政府和民眾互動的經典范例。（百科名片《廈門PX項目事件》）
廈門市民用集體“散步”的妙招巧妙地躲過了“民主法制”的限制，用有效的抗議迫使政府放棄PX項目，保障了廈門市民的安全。雖然這在號稱“人民民主”的國度多少有那么一點諷刺的意味。但畢竟還算是一點點“基層民主”的火花。不過這一點點“基層民主”的火花，在俞可平博士基層民主突破的東風下，并沒有烈火燎原，反而逐漸熄滅。
2011-08-11，重慶晨報，《據稱大連PX項目董事長曾稱放進1個記者要員工的命》的報道披露：知情人士透露，福佳大化的董事長8日在安排救援工作時曾對負責封鎖現場的員工說：放進一個記者，要你們的命。2011-08-09，中央電視臺，《視記者采訪化工企業遭圍毆 市領導也未能幸免》央披露：隨后記者專訪了大連理工大學化工學院的一位不愿透漏姓名的專家，他告訴記者發生事故的項目就是大連福佳大化公司PX(對二甲苯)芳烴項目。PX(對二甲苯)是對二甲苯一種基本的有機化工原料是芳烴化合物，如果這種化合物暴露在空氣中或者遇水之后，甚至沒有處在密閉狀態都會對人產生危害。專家擔心的告訴記者如果對二甲苯接觸到空氣，危害是沒法避免的。專家還告訴記者，關于PX芳烴項目的選址問題，國際組織有明確規定，即這類項目要在距離城市一百公里以外的地方進行生產，而福佳大化項目距大連市區僅20公里。當初在立項和運行當中就收到老百姓的爭議，但是更多老百姓在立項開始的時候都是根本不知情的。……劇毒化學品到底有沒有泄露、如果有，又有多少泄露，是所有大連市民都關心的問題。不過，讓人極為意外的是，就在本臺記者專程前往福佳大化采訪時，卻遭遇這家企業數十名員工圍毆，而隨同記者前往的大連市多個部門負責人也未能幸免。這是今天下午4點半左右，當時本臺記者在維持現場秩序的大連市交警部門的指揮下進入到廠區，卻遭到企業內沖出的數十人推搡阻攔。面對記者提出的采訪要求，這家企業一直沒有負責人出面正式回應，而現場員工則直接動手搶奪記者的攝像機，并毆打記者。（按：大連PX項目的后臺之強硬令人膛目結舌，連記者、警察和市政府的官員都敢毆打，是什么樣的后臺人們心中應該有數）
早在2008年，大連晚報就報道：基層民主政治建設新舉措：“公推直選”社區書記。據說“公推直選”是既是基層黨組織選舉方式的重要改革，也是推進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實際舉措。看來“黨內民主”、“基層民主”早就在大連取得了突破。
但是，大連的“基層民主”突破了什么呢？大連的市民連知情權都沒有，還能有什么民主？他們只能任人宰割，生活在PX(對二甲苯)劇毒化學品因不可抗力而泄露的死神的威脅之下而無法保衛自己的生命權。
再檢驗一下“反腐敗”的突破：
廣東的汪書記，可稱為反腐突破的偉大旗手。可是在他治下的茂名市卻出現了最為慘烈的高官全軍覆沒的腐敗新紀錄：最近1年多來，茂名市多名高官落馬，數量及頻率令人震驚。分別為市委常委兼常務副市長楊光亮，原市委政法委書記兼市公安局局長倪俊雄，副市長陳亞春，市公安局刑警支隊隊長程彬，茂港區委政法委書記兼區公安分局局長楊強，茂名監獄監獄長成加增、政委康烈天等。 其中，常務副市長楊光亮和原公安局局長倪俊雄，均涉嫌向廣東省前政協主席陳紹基行賄“買官”。副市長陳亞春則因嚴重生活作風問題被人舉報而落馬。其余落馬官員主要集中在政法系統，最為典型的當數“茂名監獄高管窩案”及“刑警隊長與公安分局為黑社會性質組織充當保護傘案”。特別值得一提的還有，茂名市原檢察長劉先進跳樓自殺案。盡管有關部門宣布劉先進跳樓跟“兩楊案”(茂港公安分局局長楊強和茂名常務副市長楊光亮案)無關，省紀委監察機關也沒有接到過任何有關劉先進的舉報材料，但一些關于他死因的流言還是在民間悄悄流傳。從市委書記到副市長，從公安局長到其它主要官員無一幸免，茂名市可謂群腐群貪，共享權色盛宴。（來自粵西網）
近年來由高官一手“承包”的所謂“反腐突破”，不是讓腐敗銷聲匿跡，而是發展成“從市委書記到副市長，從公安局長到其它主要官員無一幸免，茂名市可謂群腐群貪”；從萬元級的腐敗被槍斃，上升到了億萬元級的腐敗而免死的令人咂舌的至高“境界”。
可見俞可平博士倡導“增量民主”，以“一些突破性的改革”，依照辯證法“量變到質變”的所謂規律來建立一種全新的國家制度的效果是如何的慘淡。通過以上觀察與檢驗，民眾有權懷疑這不過是一場騙局。同時民眾還會懷疑所謂為“量變到質變的辯證規律”的正確性。其實筆者可以負責任地告訴大家：“量變到質變”的所謂辯證規律根本就不正確，依然是一種詭辯。中國經濟這些年來ＧＤＰ的單純量的增長，并沒有使中國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依附性經濟質變為社會主義的自主性經濟，反而是形成了更強烈依附于美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經濟。從更加簡單的例子可以看清楚“量變到質變規律”的錯誤：炭與鉆石同樣由碳原子組成，但無論堆積多少數量的炭，量的增加不可能導致炭質變成鉆石。實際上，唯有碳原子之間形成了新的結構，才能出現炭轉變為鉆石的“質變”。這才是“結構的變化導致事物的質變”的規律性。
俞可平博士的“增量民主”論的錯誤，從哲學理論上講也就是“量變到質變”辯證原理的錯誤，從目的上講也就是繼續用量的增長替代質的改變來畫餅充饑蒙騙民眾的錯誤，如同用ＧＤＰ量的增長替代民生質的改變來蒙騙民眾那樣的伎倆。
因而，按照“結構的變化導致事物的質變”的規律性，中國“國家制度”的質變：從從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質的國家制度質變為人民民主的國家制度（絕大多數人的統治），從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極少數人統治絕大多數人）質變為人民的統治（絕大多數人統治極少數人），其關鍵不在于量的增長（增量民主）。而在于國家結構的變化：絕大多數人決定“兩會”，“兩會”決定政府等公共管理機構的國家制度。而不是用所謂的“增量民主”來拖延時間，實質上繼續維持目前的官僚制結構：最高權威決定官員，官員決定“兩會”，“兩會”充當橡皮圖章來蒙騙民眾。這樣的結構改變才是中國實現絕大多數人的統治（不嚴密的講法才是“人民的統治”），保障絕大多數人的利益（不嚴密的講法才是保障“人民”的整體利益）的有效方法。
總之，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教授雖然被不少人譽為“體制內最積極弘揚民主的人士”，或許有些“難能可貴”，人們似乎也容易“理解”若非如此屈就，他恐怕連在體制內表達意見的機會都沒有的苦衷。但是我們不能不指出，在錯誤的前提和錯誤的思維的引導之下，俞可平博士所提出的“增量民主”理論注定不可能為絕大多數人爭得民主。他所倡導的“民主”，最多只能是中國官僚資產階級的內部“民主”，甚至連這個也做不到，而僅僅成為繼續維護封建專制在中國茍延殘喘的遮羞布。這就是無情的現實，人們不能以善良的愿望和同情心來替代現實。中國的民眾總是過于善良，同情各式各樣的政治人物和他們的思維；甚至是總把希望寄托在他們身上，而不敢自己抗爭，用自己團結起來的力量去維護自己的利益，深深地陷入了統治集團主流思想的牢籠之中而不能自拔。一些善良的人們動情地同情政治人物，但誰來同情同情苦難的百姓？同情在地震中被豆腐渣校舍白白砸死的數萬幼小生靈？同情在無情盤剝之下頻頻跳樓的農民工？同情在官僚政績沖動下被無情犧牲掉的塌橋和追尾犧牲者？同情在新“三座大山”持續重壓之下掙扎著的剩男生女？同情天天被靜悄悄地喂吃著轉基因主糧、轉基因大豆油、轉基因甜玉米、轉基因大豆制造的醬油和各式各樣的大豆制品而被當成“小白鼠”的弱勢國民？……顯然，那些高喊“精英治國”，“對刁民要狠一些”的官僚是不會給出哪怕是一點點同情的。須知，在封建專制制度下，極少數人（帝王和官僚）是主子，絕大多數人是奴隸；在自由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下，一小部分人（資本家）是控制整個社會的主人，絕大部分人是聽任主人使喚的打工者；在封建社會主義專制制度下，極少數人（官僚和壟斷資本寡頭）是呼風喚雨的主人，絕大部分人是任主人擺布的打工仔；在社會主義民主制度下，絕大部分人才成為社會的主人，而官員才回歸為被社會的主人所聘用的雇員。俞可平博士的“增量民主”的理論，無論能否行得通，其結果都只能是維護極少數人（官僚和壟斷資本寡頭）穩做主人，絕大部分人世代力爭當個打工者來聽主人使喚的封建社會主義專制制度。國人永遠不要忘記，民主不可能靠主子的賞賜而獲得，民主只能靠絕大多數人自己去爭得。中國人如果永遠被困禁于奴才的思維之中，天天期待著主子大發慈悲而賜予“民主”的日子快點到來，那就永遠擺脫不了做奴隸的命運。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如果永遠連維護自己的利益都不敢，眾人沉淪于魯迅先生說痛陳的“無智愚賢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的那種甘當奴才的病態中，中國要突破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而建成絕大多數人民主的制度就根本不具有現實性。而那些真正有良知的政治家、軍事家和學者也就根本發揮不了本來應該有的作用。不能忘記，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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