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與重慶的故事

“廣東模式”之功過　　

政治經濟上的原因，是廣東改革開放以來客觀形成的發展格局。在改革開放之初，廣東一度被樹立為全國的樣板。自任仲夷開始，廣東的地方官員一向對“廣東模式”、“深圳速度”津津樂道。所謂“廣東模式”的特點是什么呢？可以總結為兩個關鍵詞：外向型經濟和勞動力密集型產業。深圳、東莞這些珠三角城市起家的方式，是利用土地和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吸引港臺企業將工廠建在珠三角，發展外貿導向的加工制造業。后來本地的私營企業也逐漸發展起來，采取大致相同的經營模式，使珠三角地區成為中國外貿的要地。到20世紀80年代后期，廣東本地的剩余勞動力已經不能滿足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發展需求，于是大量吸引外來務工人員成為合理的解決方案?！锻鈦砻谩?、《我的美麗鄉愁》等影視作品講述的就是外來務工人員大量涌入廣東的歷史?？梢哉f，沒有外來務工人員的汗水就沒有廣東的今天，廣東的繁榮很大程度上是由他們創造的?！　?/p>

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廣東模式”對本省經濟的快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它同樣存在嚴重的問題。首先是勞動者的正當權益長期得不到充分保障。廣東地方官員的主要精力長期放在吸引投資上，因為拿到投資以后GDP的數字就好看，就容易出政績。于是，許多地方官員將屁股坐在資方一邊，沒有盡到維護勞動者權益的應有職責。對于某些企業強迫員工加班加點工作、推卸工傷責任、乃至克扣工資的做法，地方政府往往抱著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態度，從不主動過問?！　?/p>

許多企業看到地方政府并不真正關心勞動者的權益，于是更加有恃無恐地侵犯員工的權益。勞動力密集型企業的剝削程度本來就比較高，外來務工人員的剩余價值留在了廣東，成為廣東GDP耀眼數字的一部分，帶回家鄉的卻是疲憊的身軀和不多的工資。其實廣東欠他們的很多。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后，受國際經濟環境的影響，制造加工業的外貿市場增長減緩，原材料價格又普遍上漲。因此，許多勞動力密集型企業為了盈利，進一步提高獲取剩余價值的程度。外來務工人員的收入被壓得很低，工作環境又長期得不到改善，最后就出現了2010年富士康十幾連跳和廣州本田大罷工。許多地方官員，早已習慣了將屁股坐在資方一邊，對維護外來務工人員的權益抱著冷漠、麻木不仁的態度。待到出了許多人命、鬧起了罷工，使廣東的形象受到嚴重影響，他們才如夢初醒、如臨大敵，匆匆忙忙出來救火?？陀^地說，廣東企業對待外來務工人員的惡劣態度，很大程度上是被不負責任的政府官員慣出來的?！　?/p>

而且，廣東的地方政策客觀上造成外來務工人員與本地居民生活狀況的巨大差異。外來務工人員在落戶口、社會福利、子女就學等諸多方面長期遭遇歧視性政策，這使得他們難以融入本地社會。外來務工人員為廣東創造了GDP和稅收，可是地方政府提供的福利卻只讓本地居民受益，更加深了外來務工人員與本地居民之間的矛盾。僅僅因為父母沒有廣東的戶口，孩子接受教育就要付出比廣東本地人多好幾倍的成本，這是人為制造的不公平。群眾對此不可能沒有負面看法。　　

浙江也是大量吸收外來務工人員的省份，但增城式的騷亂并沒有首先在浙江爆發，因為浙江的社會管理理念更人性化。近年來，浙江建立了工資支付保證金和應急周轉金制度，從制度上防止惡意欠薪；浙江全面推廣勞資雙方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涵蓋職工587萬人。由此可見，浙江地方政府在保護勞動者權益的方面的主動性要強得多。浙江出臺了外來務工子女憑居住證申請入學的政策，寧波等地級市一再降低外來務工人員落戶口的門檻，上述努力的出發點都是縮小外來務工人員與本地居民之間的差距。外來務工人員合理的利益訴求得到了滿足，人心才會安定，才會出現和諧發展的局面。　　

反觀廣東，當地官員津津樂道的“廣東模式”建立在殘酷剝削來自內陸省份的務工人員的基礎上，廣東一省的繁榮仰仗內陸省份長期的勞動力輸出。這樣一種模式，一不具備可持續性，二不具備可復制性。“廣東模式”存在的基礎是內陸省份存在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而且勞動力薪酬水平低于沿海地區。由于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中國的“人口紅利”10年后即將枯竭，剩余勞動力的供給不再充足。而且內陸省份經濟發展起來之后，本地的薪酬水平也逐步提高，青壯年勞動力外出打工的愿望不再像從前那樣強烈。隨著“民工荒”愈演愈烈，“廣東模式”即將面臨生存危機。廣東的發展依靠內陸省份的勞動力輸出，如果內陸省份想要按照廣東的方式來發展，又從哪兒去找更廉價、更充足的勞動力呢？所以說，“廣東模式”是改革開放之初的歷史原因造就的，具備典型性，但不具備可復制性?！　?/p>

廣東文化亂象　　

廣東之所以出現大規模群體性事件，除了政治經濟上的原因，還有文化上的原因。廣東對媒體的放任管理，客觀上使得地方媒體成為自由主義的大本營，首當其沖的便是南方系報刊。一些知識分子盲目崇拜西方，利用媒體大肆宣揚個人利益高于一切的狹隘價值觀，否定以大局為重、崇尚利他的社會主義價值觀。自由主義思想的泛濫直接導致人心渙散——如果個人利益高于一切，哪還會有什么大局觀念？在這種思潮的推動下，廣東形成了一種“利益本位文化”，即一切從狹隘的個人利益出發，為了個人利益、小團體的利益不惜損害多數人的利益。廣東的企業家、地方官員漠視勞動者權益的做法，正體現了這種“利益本位文化”的巨大危害?！　?/p>

以南方系報刊為首的一些地方媒體，在新聞報道上存在嚴重的立場問題。當社會顯現出不穩定因素時，媒體的報道本應盡量客觀，避免摻雜過多偏見和感情色彩，提出問題是為了維護社會團結、最終解決問題。而這些地方媒體卻喜歡放大負面新聞和社會矛盾，把社會中的一切描繪得水深火熱、無比陰暗。這些媒體不負責任的做法客觀上起到了煽風點火的惡劣作用。無良媒體頻繁發表不負責任的報道，不僅損害政府的公信力、加深了政府與民眾之間的隔閡，也激化了各社會群體之間的對立和矛盾。從廣東的情況來看，自由主義的極端，就是混亂加無政府主義。　　

近年來，某些知識分子在廣東地方媒體上大肆鼓吹所謂“公民社會”——其實這是一個膚淺的偽概念。這些知識分子整天談的都是自己應該擁有多少權利、自由，口氣之大，好像就應該由他們來領導國家。可是他們不但沒有提出什么治國良策，而且從來不談自己應該對社會承擔什么具體責任，能為社會做什么具體的貢獻——不講奉獻的信仰，全都是虛偽的。而且，這些知識分子只喜歡談權利、自由等抽象概念，對勞動者實實在在的生活卻少有關懷。廣東的外來務工人員算不算公民？若要建設真正意義上的公民社會，就應該首先改善外來務工人員的生活狀況，并讓他們參與到廣東地方的社會治理中來。然而，這些自我標榜“代表公民”的知識分子們，從來沒有在媒體上提出這樣的主張，原因何在？因為在他們構想的“公民社會”里，他們自己必須是最有發言權、最有地位的“頭面人物”。外來務工人員的地位提高了，他們就覺得自己沒有優越感了，不能再趾高氣揚地標榜“頭面人物”了。所以他們鼓吹“公民社會”的時候，一貫只談他們自己的權利，而不談別人應該得到的權利，更缺乏為勞動人民切身利益著想的胸懷。他們頂多是以居高臨下“憐恤”的態度看待勞動人民，而不是自己融入勞動人民的群體、站在勞動人民的立場上發聲。這種舊知識分子的假清高，毛主席幾十年前就看透了。　　

許多年來，廣東有不少地方干部總喜歡標榜“廣東走在改革的前面”。而今廣東倒是走在了騷亂的前面，成為全國人民的反面教材。長期忽視勞動人民利益的做法終于釀成惡果。廣東沒有資格沾沾自喜，更不配作為中國發展的樣板，現在是廣東的干部深刻反省發展理念的時候了?！　?/p>

重慶的啟示　　

說完廣東，再談重慶。自2009年起，薄熙來在重慶引領了很多引起國內注目的變革，如“唱紅打黑”，成立兩江新區，實現城鄉統籌等等。將這些政策的總和定義為“重慶模式”也許為之尚早，因為對重慶而言，其政策框架還在形成和調整的過程中。但從目前的趨勢來看，重慶的社會管理理念有很多值得贊賞的地方?！　?/p>

從政治經濟的方面來看，重慶明確提出了縮小社會差距的理念，并將其細分為三個目標：縮小區域差距，縮小城鄉差距，縮小貧富差距。重慶推動戶籍改革，是為了改變以城市和農村戶口劃分福利水平的做法，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融入城市。推廣工資集體協商制，是為了縮小收入差距。大力推動保障房建設，是為了改善困難群眾的生活。眼下重慶保障房項目的完成程度全國領先。值得注意的是，重慶并不是經濟高度發達的地區，能在民生建設上下這樣大的手筆實在可貴?！　?/p>

從文化的方面來看，重慶的“唱紅打黑”無疑是非常出彩的。按照美國著名學者亨廷頓的見解，黑社會是地下政府，它能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地上政府的社會管理能力不夠強大。重慶的打黑運動無疑改善了當地治安，但更重要的是改善了地方政府的形象，強化了政府內部的執行力，增強了政府在外的公信力，這比槍斃幾個黑老大更有實際意義。打黑運動提升了群眾的安全感，客觀上為重慶進一步的變革提供了群眾基礎。而唱紅歌、弘揚紅色文化的舉措，則著眼于培養社會凝聚力，遏制自由主義思想造成的消極影響。如果群眾沒有廣泛認同的價值觀和道德準則，沒有大局意識，只知道搞個人利益本位，那么根本就不會有什么“公民社會”，整個社會必然是一盤散沙。重慶弘揚紅色文化的舉措喚起了群眾的熱情，鼓勵人們努力建設一個有道德、有良知、有正氣的社會，這有什么不好呢？污蔑重慶搞“文革”的人看不得群眾的熱情，看不得群眾團結起來弘揚正氣，恰恰反映出了他們內心的卑鄙與齷齪?！　?/p>

有不少人認為，薄熙來在重慶實施的政策，可能出自他個人的政治目的。應當指出的是，即使薄熙來懷有個人目的，只要他提出的社會管理理念使勞動人民客觀上受益，就值得充分肯定。打個不那么恰當的比方，即使林彪后來劫機逃亡蘇聯，你也不能否認他當年指揮的遼沈戰役非常成功。重慶正在推行的這些社會政策，在經濟上強調改善民生、促進平等，在文化上強調社會責任感和凝聚力，都是對社會主義理念的實質性回歸，不但符合廣大群眾的利益，而且占據了道德制高點。時下中國在發展的道路上暴露出許多問題，如果一些社會問題得不到及時解決，從長遠來說必然影響進一步的經濟發展。重慶否定了那種以擴大貧富差距和激化社會矛盾來換取發展的做法，走出了一條與廣東不同的道路，實在難能可貴。也許當重慶的發展真正成為一種健全的模式的時候，會給我們整個國家帶來更有益的啟示?！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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