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4000億公路罰款”拷問依法行政

　　上世紀90年代，公路上亂設站卡、亂罰款、亂收費現象十分嚴重，不僅極大增加了物流成本，還造成民怨沸騰。因此，從1994年起，國家開始對公路三亂不斷進行治理，但治理17年之后，河南一個維權司機卻告訴我們，現在公路三亂仍然非常嚴重，全國每年公路罰款可能高達4000億元。（央視財經頻道 5月11日）

　　4000億的公路貨車罰款，究竟具體是怎樣“罰”出來的？跟隨央視記者的采訪，我們不難發現，這幾乎就是一個囊括了所有你能想象得到的、無所不用其極的“非法罰款”形式的執法犯法大全。比如，無任何法律依據的“落井下石”式罰款———一貨車出現故障，在公路休息區正常停車修理，卻被路政部門要求“一小時罰300元”。不明確任何理由的“打劫”式罰款———在河南鄧縣，當地交警硬塞給司機一張只有罰款數額的罰單。非法隱蔽測速的“偷窺”式罰款———河南省鎮平縣交警的警車長期隱蔽測速罰款，一天就能開出罰款一百多張。再如，針對同一違法事由的重復罰款，針對所有貨車的“雁過拔毛”式罰款……

　　對照一下《行政處罰法》，我們會看到，制造了4000億元公路罰款的所謂“行政處罰”，實際上幾乎就是對這部法律無微不至地全面違反。更重要的是，依據《行政處罰法》，“罰款必須全部上繳國庫，任何行政機關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私分或者變相私分”。但記者調查的事實卻表明，私分或者變相私分罰款以自利自肥，正是交管、路政部門熱衷公路罰款的體制根源。黑龍江省林甸縣一位運管站站長的酒后真言———“所有的罰款當地財政要扣40%，留給站里的只有60%”。

　　由此可見，4000億公路罰款背后的罰款之濫，實際上是“依法行政”這一基本法治原則被全面玷污之下的權力之濫。既是權力粗暴踐踏社會法治秩序、無視國家法律尊嚴之濫，也是權力猖狂尋租牟利，不斷蠶食盤剝民生福祉、公民權利之濫———須知，每年4000億元，這是一筆足夠實現全民免費醫療、或者12年制免費義務教育、或者填補近一半保障性住房資金缺口的巨大公共資金。

　　所以，我們對“4000億元公路罰款”的現實，不能僅僅停留在“增加物流成本”這一簡單層面上，而應進一步站在政府依法行政、完備法治秩序的高度加以審視、反省，反省并厘清法律與權力、權力與權利之間的基本法治關系和授受邏輯。

    繞開“依法行政”為核心的法治秩序構建，而想根治“公路三亂”頑癥，無疑是緣木求魚、越治越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