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劍的孔子何時才能“亮劍”？
佩劍的孔子像立于國家博物館“院內”，究竟是為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守靈？還是在頗具輝煌的當今時代再貼上個“文治武功”的盛世標簽？抑或是以此喚醒國家真正的“文武之道”？三者似乎很難兼顧。但由于與天安門廣場做了鄰居，使這一雕像的落成變得更加意味深長。
雙手作揖面帶微笑的孔子，向世人敞開了“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仁者情懷，而腰間的佩劍也無聲地向人們表達著勇者無懼的武士情結。千百年來，后人對孔子的誤讀無疑讓孔子像的落成惹上爭議，也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創作者意圖發揚“文武之道”的本意。
孔子“少也賤，故能鄙事。”約“三十而立”，收“束修”自立學堂，開天下先。孔子曾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但屢屢受挫，才改“現實政治”為“政治理想”，整理了“六經”，從此傳世揚名。早在十八世紀，有“歐洲孔子”之稱的法國著名作家伏爾泰就曾發出這樣的感慨：在一個沒有上帝為準則的國度里，竟能創造出如此高度文明的社會。這個感慨與人類社會文明發展有關。在公元前六世紀，中國出現了“儒家”，中東出現了猶太教（后來從中衍生出基督教和回教），在歐洲崛起了希臘文明；在南亞，出現了印度教、佛教。而這些教派的誕生，從此，拉開了人類文明史的序幕。時至今日，已在96個國家開設320多家孔子學院的事實，再次證明儒家學說的生命力仍在持續。
儒家以“仁者愛人”、“孝慈則忠”的核心思想，影響和推動著泱泱華夏文明社會前進的巨輪，正是基于此，后人把孔子治學方面的巨大成功無限放大，遮蓋了流淌在孔子骨血里的“尚武精神”，這種只是片面地追認為“文圣人”而故意忽略他“第一武士道”美譽（梁啟超語）的做法，無疑是歷史的遺憾。
孔子的“尚武精神”，不僅在于他出身于武士之家，頗受父親影響，還在于那個“春秋無義戰”的時代，孔子同道家、墨家學派一樣，絕不會單單用文學的力量去掣肘那個并不和平的年代，只不過，睿智的孔子發現了時代的詬病，從而用文學的理論進一步升華了他的“尚武精神”。從現有的史料看，精于箭術和馬術的孔子力大過人，據《呂氏春秋·慎大覽》記載：“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雖然我們很少看到孔子及其門生專門談論“尚武”的教義，但其創立的“義、勇、仁、禮、誠、忠義、克己”等等學說，無一不是在豐富他所尊崇的“尚武精神”的內涵。在日本學者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一書中提到：“至于說到嚴格意義上的道德教義，孔子的教誨就是武士道的最豐富的資源。”
就連日被人都奉為“日本武士道的精神教父”，足見，孔子作為中國第一武士道代表人物并非浪得虛名。我們不禁追問，儒雅的后人為何生生扯爛孔子本身具有的“尚武精神”外衣？是懦弱的國民劣根性靈魂附體？還是中國人不斷裂變的個人信仰混淆了是非？
死去兩千多年的孔子在此刻“跨劍復活”，我們有理由相信，國力不斷增強的中華民族，在源源不斷輸出優秀的傳統民族文化的同時，“勇者無懼、仁者無敵”的“尚武精神”也應大放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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