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法國軍隊情報處在德國駐巴黎大使館安插了一個密探。這個密探是一位巴斯蒂亞婦女，幾乎是個文盲，在使館作女傭。德國武官馮·施瓦茨利用自己的官職從事間諜工作，他習慣于將文件、資料撕毀扔入字紙簍，然后讓職員將其燒掉。這位巴斯蒂亞婦女便將撕毀的文件、資料撿起來，交給法國情報處。1894年9月26日，她向法國情報處提供了一個重要文件的碎片，那是一封給馮·施瓦茨的信，信上沒有日期和簽名，內容是給馮·施瓦茨寄去幾份關于法國軍隊的情報。從信的內容看，一個法國的軍官背叛了祖國，將秘密文件出賣給德國。
法國情報處立即向上級作了報告。情報處推斷，只有參謀部的軍官能夠提供那些文件，而且只有可以同時出入參謀部的四個辦公室的實習軍官掌握這些文件。在檢查實習軍官的筆跡時，情報處發現德雷福斯的筆跡與那封信上的筆跡特別相像。一位鑒定人認為，那封信出自德雷福斯之手，雖然字體也存在不同之處。
時年35歲的德雷福斯立即被懷疑是罪犯，因為他是唯一的猶太人。情報處急于求成，他們認為自己找到了罪犯，只注意到德雷福斯的筆跡與那封信上的筆跡相像，而對于有利于德雷福斯的證據則視而不見。但是因為德雷福斯的猶太人身份，軍事法庭一致通過判處德雷福斯終身流放和免除軍職，判決從1895年1月5日開始生效。法國右翼勢力乘機掀起反猶浪潮。
此后不久即真相大白，1896年3月1日，法國情報處截獲一封叫作“藍皮急件”的氣壓傳送信件，發信人是馮·施瓦茨，收信人是“埃斯特哈齊少校”，從信的內容看，這位少校向德國武官提供了情報。情報處也弄到了埃斯特哈齊少校的信，檢查字體時發現，“埃斯特哈齊少校”的字體與德雷福斯的十分相像！
但法國政府卻堅持不愿承認錯誤，整個法國震怒了。敢于堅持真理、伸張正義的著名作家左拉挺身而出，在報上發表文章抨擊政府，他在《曙光報》發表致總統福爾的公開信《我控訴！》。此信洋洋萬言，力陳事件真相，直指司法恐怖致使法國顏面盡喪。
1899年6月，瓦爾德克—盧梭任總理。面對要求重審德雷福斯的浪潮，他提出一項折中辦法：在維持原判的前提下，以總統名義宣布赦免德雷福斯。直至1906年德雷福斯才被判無罪。只是左拉在1902年逝世，再也看不到翻案這一天了。
這就是法國近代史上轟動一時的“德雷福斯事件”。但是在100年后的今天，中國同樣發生了一件冤案，西安市人民調解員、法律工作者趙東民律師在幫助職工依法申請召開陜西省企事業單位維權代表大會（受工會節制）的活動中，被西安市公安局新城分局以“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刑事拘留。
“入獄七個月，橫跨09年國慶，10年兩會。不知何種原因，不殺也不放，不訴也不判。我不得開始不天天反復思考，我到底為什么會有今天？”在中國大力構建和諧社會的今天，趙東民不計成本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如今，他被羈押14個月后，人民法院以擾亂公共秩序罪宣判其三年有期徒刑。這也許不是他個人的命運，實際是信仰毛澤東思想踐行毛澤東思想的命運。
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在今天，好人要受到處罰，而壞人卻能逍遙法外。2010年10月16日晚，在中國河北大學校內，李啟銘酒后駕車，將兩名女生撞飛，致1死1重傷。而旁觀者卻噤若寒蟬，沒有一個站出來陳述事實。這是怎樣冷漠的現狀，如果在邪惡暢通無助的時候，沒有人站出來指出，就相當于助長了邪惡的發生。
趙東民被抓之后，社會各界無數正直人士表示了對此事的關注，為趙東民進行了廣泛的辯護和申冤呼吁。如果在這件事情上如果我們不聞不問，袖手旁觀，那左派就太不受人尊敬了。只有在別人受困的時候發出聲援的聲音，才能形成正義的力量。冷漠只能使旁觀者自己受傷，這是毫不夸張的事實。
欽佩那么多仗義執言的人士，同時也呼吁更多的人士關注趙東民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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