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一代“浪人群體”正在形成和發展（深度分析）

中國一代“浪人群體”正在形成和發展（深度分析）　　

—上善若海　　

浪人，一詞出自于日本，本意指居無定所、無牽無掛的人；現在通常比喻那些乞討者或無固定崗位的打工者。　　

回顧日本浪人群體出現的時代背景和想象，縱觀當代中國浪人群體出現的基礎條件和現象以及相關既成事實，我們驚人的發現，中國以工人、農民為主體的一代“浪人群體”正在全國加速形成和廣泛擴展，中國一代“浪人群體”的形成及其作用日益顯現，使國家處在了萬分危急的十字街頭。　　

一、日本浪人群體的出現與明治維新　　

日本浪人群體的出現發源于　1854　年，是由于在日本，當年2月美國將軍瑪希.佩里與日本幕府政權簽訂了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此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接踵而至，封建領主的執政力隨即弱化，因此他們不再能像以前那樣供養很多武士，日本那些率先淪落的武士開始外出流浪，成為居無定所、無牽無掛的人，是為“浪人”，另有一些武士受時代新風影響，決意擺脫封建人身依附關系，也走上了“自由流浪”的浪人之路，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稱謂，叫“浪人”。　　

由于“浪人”當時從屬于日本封建領主等白領階層，起初他們考靠單槍匹馬的搞一些刺殺活動靠白領階層的賞賜度日。　　

浪人按照領主要求對領主的對頭、官員進行刺殺，手法幾乎一成不變：砍掉腦袋，懸首示眾。這種斬首行動還殃及到了塑像身上，很多寺廟中的將軍塑像也一律被砍去腦袋。　　

日本浪人的活動使得19世紀60年代的日本京都街頭，以及大大小小的日本城市充滿了恐怖色彩。但是浪人普遍特別有氣節，每每行動成功之后，他們或慷慨就義，甘愿被幕府殺頭，或是剖腹自殺，立地成仁，在當時就獲得了很高的民望，盡管那時他們是國家政權眼里的殺人犯、歹徒——但歷史早已宣布他們無罪。　　

為遏制浪人風起云涌的刺殺熱潮，1876年，日本明治政府規定，武士不準帶刀，并采取發放養老金等措施想方設法讓他們退休，最終把昔日叱咤風云的“浪人”一度變成了一個和平階層。　　

后來，面對全球革命高潮的到來，日本浪人開始參加革命，有規模有組織的執行地對政府的行動，日本浪人群體的出現，導致日本當時出現了一個暴力型社會群體，這些身佩寶劍、行游天下的浪人，本來是一群吃了上頓沒下頓的流浪漢，受到當時維新思想的啟迪，卻一夜之間被組織起來成為了一個“心憂天下”的革命群體；　1860　年3月，德川幕府最有實力的領導人井依直弼也被一群浪人所刺殺。　　

　  　1867　年1月30日，睦仁的老子統仁也即孝明天皇突然駕崩，15歲的睦仁繼位，并且在次年也即　1868　年的1月9日正式舉行“踐祚”典禮，9月8日改年號為“明治”。　1867　年是孝明天皇慶應三年，　1868　年前半年是慶應四年，后半年是明治元年，就在從慶應向明治轉化的這短短一年多時間里，日本國內爆發了一場大規模內戰，因為　1868　年是農歷戊辰年，所以習慣上稱為“戊辰戰爭”。通過“戊辰戰爭”，把持日本政權、代表封建利益的“江戶幕府”被推翻，以年輕的明治天皇睦仁為中心的新政府迅速組建了起來，新政府的施政口號就如同睦仁登基誓言中所說：　　

“廣興公議，萬機決于公眾；公卿與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破舊來的陋習，立基于天地之公理正氣……”。   　　

由于各地反對力量的首要人物正是在此期間，被浪人追殺得抬不起頭，這個時候，更是遇不到任何阻力日本實現了“明治維新”，一個新的時代從此開始了。德川幕府自此更加與時俱退，一蹶不振。　　

所以水到渠成的明治年間的變革—明治維新，其實沒有什么可講，為維新鏟除舊勢力、開辟道路的“戊辰戰爭”才真的驚心動魄，異彩紛呈。當然，日本雖然比不上咱們中國，也算是上千年的封建古國了，舊勢力不會一年就倒，也不會一場戰爭就掃蕩干凈，日本近代化的變革之路也是蜿蜒曲折、走走停停的。　　

這就是正所謂廣義的“明治維新”，它不僅僅要包括睦仁登基后的政策變革，也包括“戊辰戰爭”甚至更往前推，包括了在日本浪人大力追殺下江戶幕府垮臺的整個經過。　　

“明治維新”是一場水到渠成的變革，不是革命，流的血很少，因為該流的血，在這之前就因為日本浪人群體的出現和對德川幕府等實力派統治階層等反對力量大力追殺，已經流得差不多了。近代日本通過“明治維新”擺脫了封建枷鎖的束縛，從此殖產興業、文明開化，發展成為資本主義強國。　　

歷史往往就是這樣，暴力有時確實充當著歷史前進動力的角色。總之，這些極具獻身精神的浪人，或為了實現人生價值，或出于拯救國家民族的情懷，把大大小小的封建領主、甚至包括同情他們的溫和派人物，都視為了自己的“革命對象”割掉了腦袋， 隨時準備著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刺殺敵人或犧牲自己。　　

革命是能讓人上癮的，少數不安于現狀的浪人，紛紛走出日本，或北上朝鮮，或西進中國，或南下菲律賓等國，投入到轟轟烈烈的亞洲各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之中。有個叫宮崎滔天的日本浪人曾給予孫中山等以巨大支持，辛亥革命后，孫中山提出要他當財政部長，以示回報，宮崎滔天斷然拒絕，堅持在日本過他的“緊日子”。　　

二、中國浪人群體出現的社會基礎、征兆與走向　　

（一）中國工業浪人群體的出現的社會基礎和征兆　　

中國工人階級社會地位的變化，同資本發展密切相關聯。前三十年，隨著城鄉資本力量的減弱，工人階級的地位逐漸上升；而后三十年，隨著城鄉資本力量的擴張，工人階級的地位逐漸下滑。　　

其中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在“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時期，本來專門替工人說話的工會，逐步演變成被馴服的工具，開始的時候吹拉彈唱、打球照相，直到現在連吹拉談唱都不干了。　　

就工人階級整體本身來看，90年代是資本進攻時期，工人被動防守，偶爾也有散兵游勇，但隊伍渙散，結果都是沒吃到好果子。新世紀出現工人護廠斗爭，也基本都是失敗告終，沒有形成有效的抵抗。　　

縱觀全球，在從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演變的國家中，工人階級為什么往往沒有比較有效的抗爭？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原因：一是因為社會主義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力量還比較弱小。二是在社會主義政黨內部中有很多敵人，盡管宣傳建設社會主義，但實際很多人有嚴重的私有制心理。三是和各有關國家的工人階級隊伍成熟度有關系，工人階級第一次管理國家缺乏經驗，主要是通過政黨來進行管理；在演變的過程中，都是由黨的名義進行的。防止社會主義變成資本主義最嚴重的問題就是“修正主義”。不防資反修，社會主義政黨里的叛徒，必然把這個國家引向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中國要想堵住資本侵蝕社會主義制度的血盆大口，防止社會主義制度惡化演變成資本主義制度，必須就要像毛澤東所要求的，把權力交給人民，全民武裝，并且不惜讓國家盡快消亡。因為如果真正由少數人掌握了國家機器，就非常非常有可能向資本主義或法西斯演變。　　

馬克思說：“資本來到世界，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隨著資本逐漸露出自己的本來面目，事實上在中國，導致了逐步淡化毛澤東思想、去毛化的原因，最后走到今天，資本力量遠遠超過工人的力量，工人完全處于被動防守狀態。據官方報道，現在私營經濟已經占到了63%，已經是私有制為主體。私企中，就業的勞動者已占70%，也就是工人階級隊伍中的70%變為完全任資本自由驅使的雇傭勞動力。國企中，在所謂現代企業管理制度下，企業領導想如何就如何，工人無可奈何，被逼急了才采取一些極端的反抗手段，結果工人領袖還是被抓，反抗也沒有任何效果。工人階級變成這樣值得同情而根本無人同情的狀態。　　

隨著，資本侵蝕社會主義制度日益猖狂，下一步對于工業企業而言，必然即將迎來新一輪大規模“兼并重組”、國退私進、“減員分流”高潮；就是國有企業能股（轉給資本大股東）則股、能合資則合資、能賣則賣、能滅則滅，國有企業在完全被唯利是圖的資本　大佬　掌控情況下，工人大規模卷鋪蓋走人。　　

由此，通過企業國退民進、國退私進，最終掌握工業資本的資本家出于唯利是圖的原因，不愿意、養活不了更多普通工人勞動者一樣，更多的人民正在和必將有越來越多的“乞討者或無固定崗位的打工者”—浪人。　　

（二）中國農業浪人群體的出現的社會基礎和征兆　　

從農民階級而言，30年改革先是從農村開始，通過破解集體經濟，釋放出剩余勞動力，然后使其變成勞動力商品。讓這些勞動力從農村進入城市與拿著“鐵飯碗”的城市工人進行競爭，這實際是對城市工人形成了一種包圍姿態，即所謂的“農村包圍城市”。之所以從農村開始，就是因為在改革之初最難改革的是城市，以雇傭勞動化為導向的新政策在城市企業里往往很難推行下去。　　

回顧中國三十年，自從按照“農村包圍城市”的經濟改革詭計：農村分田、分林到戶，由毛澤東主席當年打江山建立紅色政權摸索出來的“農村包圍城市”戰略，在毛主席去世后的初始階段，就已經開始被資改派無限發揚光大，乃至無所不用其極，神不知鬼不覺的大刀闊斧實施了變革性的政改大手術，面對毛澤東主席親手締造的以公有制為特征，以工人階級為主體、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猙獰畢露，群起而攻之，逐步侵蝕、撕咬的遍體鱗傷、江河變色。  　　

盡管在中期階段，滿以為在農村大勢得逞的資改派，開始以“減員增效”的幌子大肆實施工人下崗分流，離散工人階級主體，豈料工人階級最終幡然醒悟，維權斗爭事件頻發，資改派轉而一度陷入“企業改革”的半停滯狀態；但在實際上，權貴資產階層與工人、農民階級的國家主體領導權的爭奪戰，一直持續而且相當長的時期內也不可能停止。　　

   也正在此資本掠奪工人、農民權利和利益的“農村包圍城市”大背景下，以全國農村大規模“撤村并城”為標志的“滅村運動”又粉墨登場，各地持續出臺文件，如山東諸城撤銷所屬　1249　個行政村，把它們合并為208個農村社區；村變社區，農民上樓，騰出來的土地搞開發，搞生態園；以此山東億諸城為試點、山東全面展開，繼而河北、湖北、安徽、江蘇、河南等全國二十多個省市陸續全面鋪開；名義上推行的是城市兼并農村、農村城市化改造、工業反哺農業、改善農民民生，實質上就是徹頭徹尾的促使農民失地、把地拱手交給地主老財、資本集團，在實質上動搖和奪走千百年來以土地謀生存和斗爭根據地的農民階級政權根基；名義上采取的是自覺自愿原則，實質上正如全國政協委員張蘊嶺指出的“盡管領導們出來解釋，信誓旦旦地保證不搞強迫，堅持農民自愿，可有頭腦的人都可以想一想，行政村子都撤銷了，老房子被夷為平地了，如果有的農民不愿意，他們到哪里住呢？他們的承包地還能給留下嗎？把幾個村子合并，這樣，祖輩居住的房要拆掉，村子里的人都要搬到新建的鎮樓房里住；領導告訴村民，將來都沒有承包地了，騰出來的土地要搞開發，土地要包給種糧大戶種（新地主），其他農民都給種糧大戶打工，掙工資。老家來人問我，這怎么辦？給人家當長工，不發工資吃什么？給的工資低了不夠吃怎么辦？”　　

    農村“撤村并城”、農民失地丟權，宅基地、耕地轉化后的增值收益，被權力和資本“合謀”拿走；農民則住進了被選擇的“新農村”，過著被產生的“新生活”。　　

由此，通過三十年來的土地包產到戶，以及目前象腫瘤病毒一樣高速擴展的農村大規模“滅村運動”一樣，最終掌握農業資本的資本家出于唯利是圖的原因，不愿意、養活不了更多農民勞動者一樣，更多的農民正在和必將有越來越多的“乞討者或無固定崗位的打工者”—浪人。　　

三、中國浪人群體的總體走向以及對國家走向的作用　　

總之，由上面論述可知，通過企業國退民進、國退私進以及農村大規模“滅村運動”一樣，最終掌握國家主體資本的資本家出于唯利是圖的原因，不愿意、養活不了更多普通工人和農民勞動者一樣，更多的人民（工人、農民）正在和必將有越來越多的“乞討者或無固定崗位的打工者”—浪人，并逐步擴展形成為浪人群體。　　

作為浪人群體的出路，我們通過研究日本浪人的出路，反思中國浪人群體的出路，不外乎這么兩條：　　

一是，較長時期存在，逐步自然消亡。　　

伴隨著中國一代“浪人群體”的形成，浪人群體要么像目前這樣，通過持續單打獨斗、各自為戰，這樣無論是對于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制度、資本主義制度，都會因發揮的力量不大，終究在耗盡各自的能量后逐步消亡。　　

二是，真正發揮群體力量，加速社會制度分化。　　

要么是通過單打獨斗逐步實現聯合并形成一定規模，與廣大人民群眾一起，珠聯璧合，助力國家加速堅持回歸社會主義制度，并最終能夠通過國家發展使之逐步脫離浪人群體行列回歸社會；要么是通過單打獨斗逐步實現聯合并形成一定規模，與資產階級精英一起，狼敗為奸，助推國家加速走向資本主義，并最終被資本家踩在腳下禍害人民。　　

無論如何，寄希望于中國一代“浪人群體”的較長時期存在、逐步自然消亡的可能性不大；因為，中國一代“浪人群體”一旦真正形成規模效應，必然會很快成為主張社會主義制度核心力量和主張資本主義制度核心力量赤膊上陣、拼命爭奪的對象，其結果是必然助推一方力量勝出而加速社會分化；屆時，中國的國本必然動搖、政府的統治基礎必然撼動、從而危及國家和民族。　　

中國一代“浪人群體”的形成，真正使國家處在了萬分危急的十字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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