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評方舟子的《再評“鄧曉芒給方舟子先生的公開信”》

鄧曉芒給方舟子先生的公開信

方舟子先生：您好!

最近，看到朋友們給我轉來的您的微博上有關我的所謂“坑師案”的短評，有些話不吐不快。您是這個所謂“案子”發(fā)生三年多來第一個以實名發(fā)表不利于我的言論的人。在此之前，我只看到網(wǎng)上那些以虛擬的假名躲在陰暗處的魑魅魍魎對我狂吠，而我又是一個和您一樣的無神論者，從來不和鬼打架，所以一直懶得回應，只是放了話：只要有一個以真名來對我潑臟水的，我一定告他。不過我這次不想告您，因為我相信您并無惡意，只是輕信了謠言，落入了陷阱而已。我也不想讓您對我道歉，我頂煩那些動不動就要求人家向他道歉的人。我只想澄清一些事實。因為我們雖然素不相識，但我歷來是把您當作朋友看待的。

首先這件在網(wǎng)上沸沸揚揚鬧了三年多的所謂“案子”，歸納起來無非兩件事，一是說我在申報我和楊祖陶先生合作翻譯(我譯、楊祖陶校)的康德三大批判的第四屆教育部人文社科優(yōu)秀成果獎時，“瞞著”楊老師而“獨自報獎”;二是不但獨自報獎，而且“獨吞”了(據(jù)說是“兩萬元”)獎金。為了這兩件“事”，那些對我心懷怨恨的匿名英雄們真是做足了文章，獲得了庸眾的一片喝彩，可惜都只是“過干癮”而已，沒有一個著名的匿名者敢于亮出自己的真名來摘取這“勝利的果實”。他們煞有介事地提出的那些所謂“鐵證”，就像小孩子搭的積木，動動手指頭就會垮掉。我時常帶著微笑觀賞他們頭上冒汗的“杰作”，心想一個有正常大腦的人，怎么會相信這種下三濫的勾當?但我沒料到的是，高舉科學旗幟進行學術打假的您本人竟然就相信了這些流言，您難道以為，只要當事人沒有回應，就可以證明這件事是真實無誤的了嗎?就如在法庭上，是不是只要被告不說話，就可以斷言他有罪了呢?

我在本月2號給武漢大學本科生舉辦的關于文學的講座之后，回答學生提問時已澄清了部分事實，即當初報獎時，按照要求我在“作者”欄中填了我的名字(注明 “譯者”)，而在“合作者”欄中填報了楊祖陶的名字(注明為“校者”)，并且在提交上去之前先給楊老師夫婦過了目;而后來頒發(fā)的獎狀上也是“鄧曉芒譯，楊祖陶校”，這一切應該都是順理成章的。可是據(jù)您后來追加的回應是：“‘鄧曉芒表示，當時，教育部的規(guī)定是合作著作只能有一人申請。’查第四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yōu)秀成果獎獲獎成果名單，里面有多項獲獎成果列著多個獲獎者，有的多達4人，而《康德三大批判新譯》獲獎者只有鄧曉芒一人。可見此人所說不足為憑。”您居然還真的去“查”了一下。但您的推理實在經(jīng)不起推敲：有某些成果列了多個獲獎者，就能證明教育部沒有“只能有一人申請”(我的表述是：教育部規(guī)定只能以第一作者申報)的規(guī)定?只準一人申報，這并不排除在公布時把合作者列入。例如我現(xiàn)在手頭還有一本精印的《第四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yōu)秀成果獎獲獎名冊》(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07年4月北京)，第1頁一等獎哲學類中列的是“康德三大批判新譯(共三部)，鄧曉芒譯，楊祖陶校”，也有兩個名字。可見當時有不止一種渠道公布獲獎名單，您所“查”到的恰好是漏掉了楊老師的名字的名單。但這一遺漏可不是我的過錯。

再者，就算我不是因為作者欄位置不夠，而是故意只在作者欄中填報了自己的名字，而把楊老師的名字放到了下面的“合作者”欄，難道這樣不對嗎?我想請方先生您自己來填一下這個表，看您怎么填。方案一：在“作者欄”中填上“鄧曉芒、楊祖陶”(同時在相應的欄中填上雙份的“出生日期”、“專業(yè)技術職務”、“電話”、“郵編”、“身份證號碼”等等)，且不說技術上能否做得到，這樣填行么?顯然不行。因為，楊老師的名字怎么能夠排在我這個學生的名字后面呢?您這是提高了楊老師的地位，還是降低了他的地位?方案一作廢。現(xiàn)在，方案二：在“作者欄”中填上“楊祖陶、鄧曉芒”(以及相應的雙份其他信息)，行么?顯然還是不行。這根本就拿不出去，因為所填報的信息與交上去的文本不合。在所譯的康德三本書上，每一本上印的都是“鄧曉芒譯，楊祖陶校”，按照規(guī)定，凡是所報信息與原件實物不符的，都將取消申報資格，說輕了，是申報錯誤，說重了，是弄虛作假。方案三：在“作者欄”中填上“楊祖陶”，而在“合作者”欄中填上“鄧曉芒”，根據(jù)第二方案同樣的理由，所犯錯誤更為嚴重，怎么能把譯者當做校者的“合作者”呢?這不是開國際玩笑么?這一方案也被否定了。最后剩下的是方案四，就是我所如實填報的：我是譯者(相當于作者)，而楊老師是校者(相當于合作者)。有人在網(wǎng)上嚷嚷，說校者的水平肯定比譯者要高。既然如此，那就只有把楊老師放在“校者”這樣一個“合作者”的位置上，而不是擠到“譯者”的同一個狹小的欄目中，才是對他的尊重。這也是楊老師夫婦在過目時沒有對我所填表格提出任何不同意見的原因。方先生是懂科學的，您應該知道上述四種組合方式已經(jīng)窮盡了一切可能性，您能想出第五種來嗎?總不能說把我和楊老師都擠在“合作者”欄中吧?網(wǎng)上那些瞎起哄的鬼影，知道他們自己在說什么、在強求人家做什么嗎?

其實，既然我在表格上如實填上了作者和合作者兩個名字，所謂“獨自一人報獎”的罪名應該就不攻自破了，對于這種故意攪混水的構陷，別人也許腦子進了水，方先生您難道還不能一眼識破嗎?什么叫獨自報獎?除非我隱瞞了楊先生的名字，在申報表上只寫了我一個名字。若真是如此，那就不應該在獎狀上憑空出現(xiàn)兩個名字。但現(xiàn)在獎狀的照片已經(jīng)發(fā)在網(wǎng)上了(見《曉芒學園》)，上面赫然印著：“鄧曉芒譯，楊祖陶校”。方先生您查這查那，為什么唯獨沒有查這件最終的證物呢?(該照片在兩年多前就被人發(fā)到網(wǎng)上了，可是后來不知被誰刪掉了，大概是那些不想讓這臺滑稽戲結束的人弄的)。

最后，獎金問題。一般人總以為，凡是頒獎，都應該有獎金。但是教育部的這個獎卻有點特殊，不是由教育部發(fā)獎金，而是教育部只發(fā)獎狀，由各學校去發(fā)獎金。別的學校怎么發(fā)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武漢大學把我們這項獲獎記了40個業(yè)績分，作為我們2006年的業(yè)績，總共4萬元。按照每年發(fā)業(yè)績津貼的時間，大約是在春節(jié)前夕(2007年初)，院辦公室主任打電話來問我，說你和楊老師的獲獎得到了4萬元業(yè)績獎金，如何分配?我當即就說：二一添作五，對半分。事實上，錢都根本沒有經(jīng)過我的手，就直接按照對半分的比例分別打到我和楊老師的賬上了。至于說我“獨吞2萬元獎金”，這連空穴來風都算不上。只有2004年4月，武漢大學為表彰我們的三大批判譯著完成，曾召開過全校表彰大會，由學校當場頒發(fā)了2萬元獎金。但那也是散會后在楊老師家我和楊老師對半分的，一人一萬。這兩筆錢都是很好查的，方先生為什么不去查一查呢?

除獎金外，當年三大批判的第一筆版稅被我領來時(當時楊先生委托我全權處理和出版社的相關雜務)，也是我提出和楊先生對半分的，并且成為后來分這項稿費的慣例沿用至今。據(jù)出版社說，以前還沒有譯者和校者平分稿費的先例。記得我以前曾問過楊老師(那還是在我們合作完成三大批判之前)，學界一般對譯者和校者的稿費是如何分配的，他說并沒有什么明確規(guī)定，按照慣例，通常是譯者拿三分之二，校者拿三分之一。楊老師當然不是一般的校者，就是說他校得特別仔細，這在我為《判斷力批判》所寫的譯者序里面已說得很清楚了，他花的功夫是特別多的。然而，如果因此而否定我的作用，那是不公平的，我也不是一般的譯者。對一個人的評價，兼聽則明，不論是批評還是表揚。人們一般只看到我稱贊楊老師校訂工作的那幾段膾炙人口的話，但卻忽視了楊老師稱贊我的話，甚至有人以為我在這項工作中只是一個配角。在此我可以引用楊老師寫在《純粹理性批判》譯者序中的話來證明他們的偏見：

“三大批判著作的譯稿，無論是其選本(《精粹》)，還是三個全譯本，都來之不易。它們的完成首先要歸功于譯者鄧曉芒譯出的初稿和最后的訂正稿。他是在電腦中譯出初稿的，要在電腦中以這樣的速度直接從德文原本譯出三大批判著作的初稿，沒有對康德哲學的深厚理解，沒有嫻熟地掌握德語，沒有精通現(xiàn)代漢語表達功能的功夫，沒有沉下心來為學術而學術的一往直前的精神，是無從談起的。每當我接到初譯稿的樣稿時，我都為能如此直白地譯出難懂難譯的康德式文句，仿佛是(借用一位評論者的話)康德在用現(xiàn)代漢語道白自己的哲學思想似的，而感到一種異常的驚喜和慰藉，贊嘆有加。但是，由于一種揮之不去的對康德、對學術、對讀者也對譯者負責的心態(tài)，我又不得不根據(jù)德文原本，參考不止一種英譯本……和中譯本，再三推敲，用鉛筆……對初稿進行了逐一仔細的校訂，以致(誠如譯者在《判斷力批判》)的‘中譯者序’中所言)‘在初稿上用極細小的字體校改得密密麻麻，幾乎要把原文都淹沒不見了’。每當我把校訂完的譯稿交給譯者時，我都感到有一種內心的不安，我真不知道他在電腦中將如何根據(jù)校訂的樣稿進行最后的訂正和定稿，留給他的顯然不是一件輕松自如的工作，做起來也許比他直接翻譯起來還更加不易。”

由這段話中可以看出，初稿是我譯出來的，最后的“更加不易”的定稿也是我定的，而且楊老師“真不知道”我最后會如何定稿。所謂楊老師把譯者的署名“讓”給了我的說法根本就是無稽之談。而我的定稿并沒有完全按照楊先生校改過的機械照搬(如果那樣，就不是什么“更加不易”了)，而是經(jīng)過再次思考研究，有取舍，有調整，也有在楊老師的基礎上再修訂。書出版后，我每年還利用給研究生上康德哲學句讀課的機會，在逐字解讀康德三大批判時再次斟酌、修改了譯文，并展開課堂討論，讓研究生對譯文提出意見，不斷地隨時對文本有所訂正(可參見拙著《康德〈純粹理性批判〉句讀》“自序”)。這三本書幾乎每次重印都有一大批改動(僅以09年改版成《康德三大批判合集》時為例就有300多處)，許多難以避免的誤譯和不妥之處被排除和修正了。

2004年4月在武漢大學召開的那次表彰大會上，最后一個程序是專家座談，在座的有專家、校領導和社科處負責人共20來人，我和楊老師都在會上發(fā)了言。我們相互贊揚對方在這件工程中所做的貢獻，我記得楊老師發(fā)言中最有分量也最使我感動的一句話是：“我可以說，這項翻譯工作，沒有我，鄧曉芒自己也是可以獨立完成的;但如果沒有鄧曉芒，我自己是絕對完成不了的!”我想這句話也會給當時在座的人留下深刻印象的。

說了這么多，不是要為自己表功，而只是要洗刷潑在我身上的污水。請方先生再次考慮自己的話，最好不要貿然作出斷言。我雖然并不贊同您的有些觀點(如關于中醫(yī)等等)，但歷來欽佩您學術打假的勇氣，也曾發(fā)表文章支持您(《學界與江湖》，載《南風窗》今年21期)。不過我也對您提一點忠告：學術打假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當年打學霸陶德麟評獎的假，是搜集了足夠扎實的證據(jù)才成功的，盡管陶某人是武漢大學前校長、時任湖北省社聯(lián)主席，但這至今是一樁鐵案。而對于那些既無頭銜又無權勢的人，您要打假必須更加謹慎，因為他們往往沒有造假的條件，而且在受到傷害時更加沒有保護。

第一次打交道，就遇上不愉快的事，實在是抱歉!望今后多聯(lián)系。

萬事如意!

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教授鄧曉芒，2010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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