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時下的中國人大概都不陌生，街頭經常遇到，蠻橫而潑皮，王朔曾說：“我是流氓我怕誰”，道出流氓的本性——死豬不怕開水燙。
這樣惡劣的流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原本是沒市場的，因為在激情燃燒的年代，一是受舍己為人、公而忘私思想的影響，二是受政府的打壓和管制，即使有惡人也都向善和不得不向善了。然而，改革開放后，自由化思想涌進中國，讓各種惡人重新活躍起來，于是街頭經常上演流氓撒潑使橫事件，這是讓人頂頂討厭而又無奈的事——道德約束不了他，法治懲治不了他，讓他越發撒潑使橫。
這樣的流氓討厭不討厭？討厭！然而他們比起另類人來，卻還是小巫見大巫，充其量算作低層次的街頭流氓——只知道沖鋒陷陣、砍砍殺殺的那種。另類高級的就是文化流氓，他們有知識、有身份、有地位，不用走上街頭沖鋒陷陣，即可輕輕松松地利用嘴、筆和權在那里蠱惑人心、誘奸民心、興風作浪，或指桑罵槐，或顛倒黑白，或造謠中傷，或作奸犯科，總之是以似是而非的混帳言論、罪惡骯臟的行動攪渾水，把整個國家和社會的輿論風向攪亂，把良好的社會秩序攪亂，把人民當家作主的基礎毀掉，把民眾賴以生存的社會保障機制毀掉。拿民眾和國家做墊腳石，以實現他的功名利祿，用“萬骨枯”來實現他的“一將成”。這樣的文化流氓，其實是流氓教父，大佬級流氓。
看看文化流氓們都說了什么、干了什么：
“改革就要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這是改革必須付出的代價！”這里的“一部分人”是誰？他們沒說，但顯然不是他們，而就他們改革的結果看，其實就是工人、農民了。下崗了，工人失去了勞動崗位，地也養不起人了，農民不得不離開土地進城打工。當然，這“一部分人”還應該包括國家——幾代人嘔心瀝血建起來的大批廠礦企業如同破銅爛鐵一般讓他們統統賤賣了。“‘大鍋飯’培養懶人，必須砸爛‘鐵飯碗’！”“公有制阻礙經濟發展，必須進行改制！”把企業內部管理不善歸咎為“大鍋飯”、“鐵飯碗”，把蛀蟲們因決策失誤、貪污受賄而人為地整垮企業，說成是公有制阻礙經濟，自己作奸犯科了，卻還要別人背黑鍋。“不管黑貓白貓，逮住老鼠的就是好貓”、“只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錢”成了檢驗和衡量事業成敗的唯一標準，不管你用什么法，只要能掙錢就是英雄，典型的不擇手段論，不僅造就了成千上萬的不法奸商，引發了大量黑煤窯、黑磚窯、“三鹿奶粉”事件，而且形成了惟利是圖、坑蒙拐騙的社會風氣，葬送了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良好道德風尚。“在發展問題上，方向比速度更重要！改革開放30年以后的方向抉擇，是經濟學家始終思考的問題。市場經濟，須以法治為根基。改革進入攻堅階段，經濟學家集體表達著對法治的訴求。”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方向不對，要向資本主義完全市場方向轉變，并以資產階級的民主法制做保障，以實現剝削和壓迫的自由化和合法化。“各級政府依然掌握著信貸、土地等重要資源的配置權利，有些資源實際上并不是由市場配置，而是由行政機關配置的。”政府掌握信貸、土地等關系國家命脈的重要資源不對，必須拿到市場上，讓掌握著全國70%的財富、人數不到0.4%的人去自由買賣，把剩下的30%的財富也集中到那0.4%的人手中，以徹底榨干99.6%的普通民眾，真的血腥恐怖。“要打破壟斷，消除微觀干預，因為如果不打破壟斷，如果不消除這種行政部門對于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就無從談起。”國家不能搞“壟斷”，關系國家命脈的行業也要完全市場化私有化，政府要徹底放權，允許大魚自由地吃小魚，小魚自由地吃蝦米，蝦米死了活該！總之一句話，讓富人和窮人自由去發展吧，國家必須清除限制剝削和壓迫的所有障礙！“勤勞決定碗里是否有飯吃，而民主和法治決定生活品質，決定是否能付出更少的勤勞但照樣能增加收入。”（沒水平，咀嚼美國總統卡爾文·柯立芝和赫伯特·C·胡夫的觀點，這種觀點早在七、八十年前即遭國際輿論批判），故意混淆和轉移普通民眾與資本家的界限，遮掩在資本主義民主法治社會里，只有擁有資本的資本家才能“付出更少的勤勞但照樣能增加收入”，而工人、農民再怎么勤勞，致富也超不過資本家。“中國很多根本的體制問題，比如說產權還沒有進一步明晰，市場仍是雙軌制，經濟體系當中還存在著根本的矛盾等”，中國的體制，根中之根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體制不除，就無法徹底推行自由經濟——資本主義經濟。“實行法治，是發達市場經濟共有的特征。實行法治乃是實現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的必要條件。”缺乏法治保護的剝削和壓迫制度，極易被民眾唾棄和推翻，必須建立穩固的法治，確保“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社會改革方向，不然像他們這樣的改革既得利益者很可能到頭來竹藍打水一場空。“一切改革，沒有意識形態的變化都是不可能的……意識形態的改變，導致人們對是非的判斷和價值觀的形成，最終影響人的行動決策。”中國人必須清除腦子里的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概念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不清除就放不開手腳，特別是國家，不拋棄這些東西，心里就會有顧慮，就不好意思撕去最后一塊遮羞布，無法公然推行剝削和壓迫制度……
凡此種種，翻翻吳敬璉、厲以寧、茅于軾、林毅夫、陳志武、張維迎等教授、專家、學者、政府顧問們的語錄妙言，真的振聾發聵、山崩海嘯！在這些人的誘導下，我們的社會的確改革了——國家干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好思想改掉了，變成了爭權奪利、貪污受賄、賣官鬻爵；民眾舍己為人、助人為樂的好品質改掉了，變成了坑蒙拐騙、爾虞我詐、殺人放火；政治平等、共同進步的民眾秩序改掉了，0.4%的人攫取了國家70%的社會財富，形成了地位懸殊、勢力懸殊的貧、富兩個階層；勞動光榮、安居樂業的好局面改掉了，人人鄙視勞動，一味投機鉆營，賭博、販毒、賣淫、綁大款蔚然成風；生有所養、病有所醫、學有所教、住有所居的社會保障機制改掉了，工人下崗，農民失地，高額的學費、醫費、房費開始讓人看不起病、上不起學、住不起房，甚至生不起孩子、死不起人；老百姓當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改掉了，成了名義上擁有廣泛權力和自由，實則根本無法享受甚至生死由命的草根一族……
什么話都敢說，什么事都敢做。自己公然與億萬工人、農民為敵了，卻還在那里鼓唇搖舌、招搖過市，相約第十屆北大光華新年論壇，對他們的“改革”進行“經驗總結”，評價與展望。文化流氓們不兇悍嗎？不刁潑嗎？不兇悍而刁潑嗎？
從流氓發展到文化流氓，中國人的膽子越來越大。然而事情并沒有到此為止，還有更大膽的——近幾年，中國竟然又出現了文化漢奸！民眾利益不夠他們禍害的，竟又開始害國家利益、民族利益了。看看網絡上公布的《中國十大現代漢奸排行榜》，真的讓人毛骨悚然。
人民日報社主編馬立誠公然說：“國家不可愛，何必要愛國！對日新思維，日本軍隊是愛好和平的，全世界人民都相信日本軍隊，中國的愛國者實際上是愛國賊乃最是精辟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時殷紅更加赤裸：“必須懲罰朝鮮博得美日諒解；中國必須讓日本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銷毀核武裝，取信美國。”清華大學國際問題所研究員龐中英更甚：“學習日本，讓美國保護中國；國家可以不要，但必須要人權。”北京大學國際 關系學 教授朱峰不僅挑釁國家外交政策，而且侮辱中國人的智商:“上合組織已名存實亡；聯俄抗美是愚蠢的，應該是聯美日；美國對中國從來都沒遏止過；中國應該無條件支持“美國”的反恐；美國士兵在伊拉克執行人道主義，我們應該同情。”國家中小學教材組編寫組長余桂圓瘋狂咆哮:“為了日中關系，我同意刪除狼牙山五壯士；岳飛根本不是民族英雄。”上海國際問題所日本研究室主任吳寄南則毫無廉恥地說：“我在貴國（日本）住了很多年，它比我的祖國更美好；中日兩國是兄弟，弟弟不過是揍了哥哥幾拳，哥哥不能記仇；日本必將是世界的巨人，它在國際上發揮了許多重要作用，我們與其揭傷疤，不如站在一起，歷史問題早已是塵歸塵，現在提這個沒用！”臺灣女藝人楊丞琳竟然嫌日軍屠殺中國人太少,說什么“日本人在南京才殺了40多萬，這么少？我最愛穿和服，我真恨不得天生是日本人！”更有甚者，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 周永生 教授竟然著書《通向中日和解與共同繁榮之路》，提出“以中國和日本在東海專屬經濟區的中間線和中國主張的沖繩海槽分界線之間的中間線———‘東中間線’為中日之間東海劃界的分界線比較合理。” 周 教授竟然鼓吹和呼吁中國政府讓出一部分大陸架給日本。上海大學中 文系 教授葛紅兵針對日本成立超黨派議員聯盟，要求中國各地“抗日戰爭紀念館”撤下日軍暴行照片的問題說：“我愿意正面理解他們的行為，理解為是出于中日兩國友好未來。”面對日本軍國主義至今死不改悔而且屢屢挑釁， 葛 教授不僅不憤怒，而且要“正面理解”成“友好”，這不是在“太君”面前點頭哈腰的二鬼子——漢奸，又是什么！
嗚呼，如今的中國世道變成這個樣子，讓人說什么呢？改革開放30年，我們在贊嘆它的經濟發展成就時，卻又不能不說這是一條培養流氓，再到文化流氓，既而文化漢奸的發展之路！只是不知文化流氓和漢奸們是否考慮過，一旦把民眾逼上死亡的邊緣，走上逼上梁山的道路，自己是否會死無葬身之地！要知道中國人的反抗精神骨子里就是有的。翻翻歷史，中國從來不缺流氓和漢奸，但更不缺長著錚錚鐵骨、敢于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英雄好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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