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幸福指數——再次寫給八零后》駁任志強說

   每天看任先生的微博，還有前不久任先生在其博客上羅列的的圖書，貌似感覺任先生不是什么房產大鱷，倒似學者一般，可無奈，不知是任先生學術不精呢，還是其他什么原因，任先生在舉例子的時候總是不能恰到的羅列，可能是每天硬撐天晚睡早起的影響的精神。（一般人肯定不行，任先生白天可以在辦公室睡覺，還可以在出差的路上在飛機上睡覺）。

   任先生在《幸福指數——再次寫給八零后》文章的開頭是這樣寫的：“中國改革之后的快速發展已讓全世界矚目，世界各國都在贊嘆中國的進步與富強、敬佩中國的城市發展與面貌改變、羨慕中國人民的生活迅速的從貧窮走向了富裕，不但驚嘆中國城市的成功改造與經濟發展，也在驚訝中國農村的脫貧與改善。許多在哈佛讀書的美國人都在夢想著到中國來看看，或者在中國就業安家。但遺憾的是生活在中國的年輕人卻不但漠視這一切，甚至深深的痛恨著生其養其的祖國”。

   首先，任先生歌功頌德般的夸獎了一番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順便自我意淫地強調了世界各國都在贊嘆敬佩羨慕中國的發展，更羨慕中國的人民（注意，不是中國，是人民。）走向了富裕。

   其次，任先生還說許多在哈佛讀書的美國人都夢想著到中國看看，這里的“許多”是任先生自己杜撰的呢？還是真有其事呢？即使真有其事的話，他們是愿意到北京上海杭州呢，還是愿意到貴州新疆河北邢臺柏鄉縣呢？

   最后，任先生遺憾地覺得生活在中國的的我們這些八零后門卻不但漠視這一切“輝煌成果”，還深深痛恨著自己的祖國。其實呢，我每次讀有關任先生的言論的時候就很想笑，為什么呢，因為他總是混淆概念，或者總是亂給別人扣帽子：誰說我們痛恨自己的祖國呢？我們只是不滿一些官員和資本家的做法，只想做些事情改善我們國家的環境，你就說我們痛恨祖國，這帽子扣的也太大了吧。在任先生的眼里，政府就能代表祖國，那么照他的理解，我們為祖國做貢獻是不是就是為政府做貢獻呢？那么我黨的根本宗旨難道不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么？這豈不是非常矛盾？

   之后任先生又長篇累牘大發議論來論證如今跟改革前的對比，其中大都是扎眼一看似乎有道理，繼而細讀之下不禁啞然失笑之話語。

   到最后，任先生語重心長地說道：“而最可悲的恰恰是八零后一代，如果只將眼光盯在中國政治與社會制度的缺陷上，又不愿意通過自己的努力去彌補或改革這些缺陷，而只會對這些問題與缺陷表達成無限的抱怨，其結果必然是喪失自己想象力的能力，最終沉淪于感嘆幸福指數的不高之中”。

   任先生的想法以及看問題的眼光是準的，可任先生又怎么敢肯定八零后不努力工作了？試問我門怎么做才能彌補或者改革目前的缺陷呢？

   任先生雖然時常說一些比較犀利的真話，可是仍然不痛不癢，這是為何？是因為任先生沒有提出問題的所在以及如何解決這樣的問題。像任先生這么功成名就的人都無法做到，更何況我們這一無所有的人呢？

   我們怎么就沒有努力工作了，即使再努力工作，如果沒有關系和錢財的話我們也不可能進入事業單位，進入國企做一個國家在編人員。既然任先生提到了八零后不努力工作的事情，那么我想請教任先生的是：那些“官二代”“富二代”憑什么條件一畢業就能進國有企業或者做公務員，他們在學校的時候一直都是吊兒郎當的啊，可是現在都人模狗樣的活著，而且很是快活安逸。這個社會不是說你努力了你就可以成功，假如唐駿不造假，即使他在有能力，可能現在也不是他現在的唐駿。

   任先生可能沒有意識到，造成這個社會如今弊病叢生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制度缺陷改革不徹底的原因，而是中國的精英階層對國人的價值觀洗腦所造成的，他們引導著我們失去了固有的信仰，變得迷失了方向。精英階層從輿論到學術再到政府有關人員集體地誤導了民眾，他們讓“一切向錢看”成為了一種理念。舉個簡單的例子：社會衡量一個人成功與否的唯一標準就是看你有沒有錢，那些富有哲理以及智慧文藝道德的東西統統拋去。人們在生活交往之中慢慢地也就順應了這種理念，故此，精英們是想法設法的要人們相信錢的重要。

    再比方說，假如任先生你賣房，你可能就會利用一些媒介讓青年男女相信買房的必要性，到最后，即使他們覺得買房是一件苦不堪言的事情，可還是抱有買房的想法。其實精英們的做法很成功，沒辦法。

   這種文化理念深深地影響并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習性，讓原本可以幸福的人變得原來越不幸福，這才是最根本的。

    不知道任先生有沒有情過客送過禮，目前中國全社會都是這種風氣，請客送禮拉關系，即使本來可以辦成的事情也想找個熟人，這樣他們覺得事情才有可能辦成？這種文化氣息怎么能讓人有幸福安全感？生孩子看病給醫生送錢，上學給老師送錢，考試怕掛科給老師送錢，找工作給人送錢，出了事給警察送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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