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中國道路

可怕的中國道路　　

田忠國　　

左派呼吁中國應該反右，右派（實則是賣國派）大喊中國必須反左，否則改革成果不保。我們不說新三座大山的改革“成果”，單就每年流失上萬億美元的財富而言，中國走上的即不是右派主張的資本主義道路，更不是左派主張的社會主義道路，而是一條賣國主義道路。而且，這條賣國主義道路，猶如瘋狂的橫沖直撞的火車，逢右殺右，逢左殺左，一路把毛澤東確立的社會主義路線和鄧公確立的特色社會主義路線軋碾得粉碎，繼續轟轟烈烈的朝前飛奔。為減少飛奔過程中的空氣阻力，近期又決定國退私進、中退外進，最終消滅私有化，變成地地道道的中國生產、管理，美國享受的中美國。我們至此發現，在中國，反右也反不到，反左更反不著，因為，中國如有仲大軍、時寒冰這樣的右派，是全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之福；如果有張宏良、白陽、黎陽、馬賓老、黃衛東、中國庚友等等左派，更是全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之大福。而左右中國朝政的，即非是右，更非是左，竟然是李銳、辛子陵、吳敬璉、張維迎、茅于軾、馬立誠等等假右派。假右派的本質問題是真賣國。　　

中國近三十年的歷史形成了一個鐵律，一反毛，就賣國。　　

由此可知，中國反右找不到對象，反左更找不到對象。因為，中國成了真正的賣國派與人民派（即左派）兩大陣營的對立。但賣國派為了一統天下，瘋狂的橫沖直撞，逢右殺右，逢左殺左，看得為政者眼花繚亂，不知哪個是右（其實沒右），哪個是左（左其實就是人民大眾派，也可以稱為毛主義派），賣國派表面上“客觀冷靜”的一分析，眼花繚亂者就看到了什么苗頭，把人民派的博客一下子給封了。藏在陰暗角落里的賣國派，看到如此情景，早就樂得躺到地上，直呼，別人不打自己打自己，共產黨命該如此。　　

樂過之后，還人模狗樣的說，你看，我說共產黨壞透了，左派不信，還誓死捍衛它，這下知道滋味了吧。但話沒落音，馬上又換了一付面孔：左派想搞亂中國，亂中奪權。殊不知，中國共產黨從誕生那天起，就是一個左派的黨，一個人民大眾利益捍衛者的黨，一個只有人民大眾利益和國家利益，沒有自身利益的黨。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只能立黨為公，不能立黨為私。但賣國派又假惺惺的說，中國共產黨要想長期執政，就不能立黨為公，只能立黨為私，因為，黨沒有自身利益怎么執政？有資本，才有執政的本錢，所以，資本家是中國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有了資本家入黨、支持，黨就獲得了長期執政的地位。　　

殊不知，中國革命歷史和前三十年歷史證明，勞動大眾是中國最先進的生產力。捍衛勞動大眾的根本利益，就是捍衛黨的執政基礎。因為，黨的執政基礎，從歷史和現實合法性上說，就是勞動大眾。損害勞動大眾的利益，就是破壞黨的執政基礎。因為，黨同勞動大眾是魚水關系，而不是利益關系。黨同勞動大眾如果形成利益關系，黨就失去了歷史與現實合法性的執政基礎。要使黨同勞動大眾保持魚水關系，就必須有一套完整的管理機制，比如說文革，就是社會主義管理的全新探索。但令人遺憾的是，黨內高層的理論家們，為了達到“不論姓中姓外”的目的，竟然極力否定文化大革命，抹黑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歷史的錯誤需要總結，但目標只能是提高社會主義管理能力，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偉大的歷史更不能否定，否定偉大的歷史就等于否定黨的執政合法性，不僅如此，也必然因為錯誤的否定走向錯誤的道路。錯誤的道路積重難返，就必然引發災難性后果。再說，中國革命和前三十年歷史，特別是文革歷史，是黨的執政之根，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重大問題，是治國大道的重大問題，豈可因一己之私而隨意否定？　　

面對這一現實，為政者有的驚疑，有的力推。驚疑者懷疑中國是不是出現了問題，但問題出現在哪里卻把握不準；力推者還嫌速度不快，發動賣國派知識精英助推的同時，巧借美韓黃海軍演之力，再一次加大了加速度的力度。至此，驚疑者才發現，中國的問題原來出在否定黨的歷史。當然，驚疑者雖然發現問題出在否定黨的歷史上，但沒有發現為什么黨的理論研究工作者一窩風的否定黨的歷史的根本原因。　　

其實，中國革命與建設歷史（前三十年）是黨的歷史的整體，所不同的只是，革命歷史是戰爭，建設歷史是經濟，手段不同，目標一致，即，系統戰略中分步實施，也即，前者是解放全中國，奪取政權，后者是發展生產力，解決中國的發展問題。而發展，就不能不考慮政權，因為，政權蛻變就不是為全國人民共同利益而發展，而是為少數人發展。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第一代領導者，就不能不思考：中國怎么管理才不會導致權力蛻變？保證發展成果由全國人民共同分享，而不是被少數人所盜取？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現在有人說，文革是中國社會官僚特權階層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這話對，但是，既便官僚特權階層沒有形成，毛主席也會思考如何管理好這個國家。　　

因為，剝削壓迫的社會制度持續了數千年，社會主義制度才剛剛搭起一個基本框架，尚沒有形成社會主義強大的社會價值機制、制度機制。在這種情況下，毛主席不得不一再思考：我們的制度能不能管住他們？結果證明，“我們的制度”沒有管住他們。這就需要一套新的管理機制，但人類歷史上除了有剝削壓迫的社會制度可以拿來使用外，社會主義制度機制就根本沒有先例可資借鑒（蘇聯雖然是社會主義，但已蛻變為社會帝國主義），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別無選擇，只能以馬克思主義為原理，加快理論創新，指導社會發展。　　

由此可知，文革是對社會主義管理從理論到實踐的一次大訓練、大演習。　　

在訓練與演習過程中，即可能發生理論錯誤或偏差，也可能發生實踐上的錯誤或偏差，何況，有人極力反對摸索社會主義管理方式呢。有反對者一直認為，毛主席一直沒有說是對社會主義管理機制的探索，只說了防修反修，所以，不能算是對社會主義管理機制的探索。而另一些反對者認為，毛澤東一直說，他是無法無天，由此證明毛主席搞獨裁專制，不遵守制度，或者說帶頭破壞制度。但事實是不是這樣呢？　　

我們認為否，因為，毛主席遵守消滅剝削壓迫的社會制度，反對或者說不遵守剝削壓迫的社會制度，而對于恢復剝削壓迫社會制度的現象，他除了號召全國人民造反外，還身體力行，帶頭造剝削壓迫社會制度的反。造反的途徑無非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也就是爭出個社會主義理來，用以促進人們的思想文化繼續革命，促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的快速發展，防止暴力革命。但是，毛主席逝世后，有人把毛主席的這個系統戰略的底層部分，也即社會主義管理機制，以“動亂”的名義給否定了。　　

富民強國的機制被拆除，結果呢？　　

先是否定黨的文革（探索社會主義管理歷史）歷史，繼而否定前三十年的整個建設歷史（有人通過事實和邏輯分析，證明否定文革是一場階級報復），經過很多年的苦心經營，賣國這臺火車終于造了出來。所以，中國能不能正確對待文革歷史，不僅僅是個政治觀點之爭的問題，也不僅僅是個黨和國生死存亡的問題，而是個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問題。　　

有人說我是文革即得利益者，我曾對這個問題進行全面陳述，恕不重述。但是有一點，我必須說：思考國家問題，一沾利益必陷進歪理邪說。因為，一個國家只有全民的共同利益，才會全國人民的共同目標、共同意志，全國人民的共同目標、共同意志，是國家強弱，有沒有發展能力的關鍵。有人說，強國的基礎在于強軍，對，我贊成，但強軍的基礎是形成全國人民共同目標、共同意志的政治機制和經濟制度。　　

我們在反思前三十年歷史的時候，發現，毛主席制訂的國家發展系統戰略，其基礎是以民為國，也即，國家即人民。所以，從制度設置，到管理模式，都圍繞以民為國這個核心。所以，那時雖窮，但全國人民卻有著如火一樣的創造激情和撼天動地的精神偉力，在短短二十八年時間內，儕身于農業強國、工業強國、軍事強國之列。有人可能說，毛時代的武器裝備比現在差遠了，所以毛時代是弱國，現在才是強國。果真如此嗎？國家強弱的主要標準并非是武器裝備，而是，再強大的國家一不敢欺，二不敢妄動掠奪之心，三不敢存侵略妄想。　　

而這個強，源于建立在全國人民共同利益基礎上的政治機制和社會機制。　　

先生們，別為了一己之利而大談改革成果了，而應該反思問題的思想理論根源。　　

先生們，別為了一己之私而不顧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大談改革三十年的成就了，而應該直面中國現實，從系統機制上尋找解決方案。　　

先生們，別為了兒女的幸福，積極準備轉移財產了，而應該想想中國的未來了。　　

先生們，別為了一己之私，消滅勞動大眾的反抗而推廣轉基因產品了，因為，自然界的基因轉變，是由生存需要決定的，從這個角度說，通過轉基因消滅勞動大眾的反抗是極其愚蠢的。　　

先生們，自私是剝削階級的墳墓。　　

先生們，不要在墳墓中自得其樂，大談發展了。　　

2010-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