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茍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生命對每個人都是寶貴的，但還有比生命更寶貴的，這就是義。在生、義面前非要二選一的話，那就舍生取義了。那么，義是什么呢？《禮記·中庸》解釋為“義者宜也”，韓愈進一步解釋為“行而宜之”——思想行為合乎規范。說到規范那就很龐雜了，但就幾千年來的歷史看，其最基本、最核心的莫過于“民族大義”——通俗地講也就是“國家利益至上”。
在“國家利益至上”感召下，中國人出現了眾多名垂青史的英杰人物，譬如墨翟，身為布衣，寧可步行十日十夜，也要赴楚與其王臣斗智斗勇,免除宋國的刀兵之禍；譬如屈原，寧肯抱著一塊大石頭跳入汨羅江自殺，也不肯隨波逐流禍害國家；譬如蘇武，寧可北海牧羊、嚙雪啖氈19年也不投降匈奴；譬如岳飛，寧可含冤而死，也不自立山頭加速國家滅亡；譬如陸秀夫，寧可跳海自殺，也不做元兵俘虜；譬如文天祥，寧可刑場砍頭，也不做元朝丞相；譬如方孝儒，寧可被株十族，也不起草成祖即位詔書；譬如史可法，寧可全家就戮，也不降清做官；譬如譚嗣同，寧可在家等死，也要為中國變法做表率；譬如瞿秋白，寧可含笑飲彈就死，也不向蔣介石低頭；譬如回民馬老太太，寧肯絕食而亡，也不肯協助小鬼子勸兒子馬本齋投降；譬如劉胡蘭，寧肯被反動派用鍘刀鍘死，也不吐露任何秘密；譬如華羅庚，寧可放棄美國大學優厚的待遇，也要回歸多災多難的祖國；譬如錢學森，寧肯被美國政府抄家、拘留，甚至冒著被槍殺的危險，也要立場堅定地回國建設……
這樣的人，這樣的事，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實在多如牛毛，數都數不盡。這些人難道不愛惜生命嗎？顯然不是！這些人難道不知道享受是怎么一回事嗎？顯然更不是！然而，他們最終義無返顧地做了，什么原因？答案很簡單，就是他們胸懷國家，義使他們不能返顧！熱切愛國、熱忱報國成了他們最后的抉擇。
到了共產黨執政的新中國，毛澤東年代，中國人更把這種愛國主義熱情發揮到極至——愛國與愛民連為一體，國、民合二為一，愛國就是愛民，愛民就是愛國。所以黃繼光寧肯被槍彈打成篩子，也要用身體堵住敵人的機槍眼；所以雷鋒寧肯自己受累受罪，也要“一輩子做好事”直至殉職；所以歐陽海寧肯卷入列車下壯烈犧牲，也要將軍馬推出軌道，避免列車脫軌，以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所以，年齡只有11歲和9歲的“草原英雄小姐妹”龍梅和玉榮寧肯冒著被暴風雪凍死的危險也要保護集體的羊群……毛澤東時代的人們竟然改造中華民族的慣有名詞“忠君報國”，創造了一個更加響徹大江南北、震撼全世界的名詞——“報效祖國”。為了“祖國”，工人在戈壁荒灘、沙漠凍土挖油井、建廠礦；為了“祖國”，農民在高山峻嶺、鹽堿灘涂修梯田、筑溝渠；為了“祖國”，學生上山下鄉、北移西進；為了“祖國”，商人慷慨解囊，直至把個人企業捐獻國家；為了“祖國”，軍人打完美帝打蘇修，打完印虎打越霸，全然不顧生死；為了“祖國”，工、農、學、商、兵大聯合，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才出才；為了“祖國”，全體國人堅持“我是革命一塊磚，東西南北任黨搬”，不計個人得失到置生死于度外……毛澤東竟然把全體中國人統統改造成了人人舍生取義的圣人賢者，遠遠超出了孟子兩千年前“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的斷言。人人是圣賢成了毛澤東年代有別于中華民族任何時期的鮮明特點。
然而毛澤東一死，已被右派、黨內走資派和xxx等多個政治勢力集團無休止的政治斗爭攪得一團糟的中國經濟，混沌到據說吃飯也困難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開始眾望所歸、人心所向。某人趁機豪言壯語地大手一揮——改革開放！于是，中國人又以史無前例、只爭朝夕、不管黑貓白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的氣概，想盡一切辦法、百折不撓、愈挫彌堅地賺錢、賺錢、再賺錢，最后充滿激情地發展到無錢不賺、無手段不用的地步，偷稅、賭博、賣淫、走私、販毒、貪污、詐騙、偷盜、搶劫、搶銀行，直至成立黑社會、訓練職業殺手，以致有了“海南人什么錢都敢賺，廣東人什么錢都敢送，東北人什么錢都敢收”的時尚俚語。
與經濟的高速發展相媲美，中國人的口頭禪也在高速演變，“祖國”走了，“民主”、“人權”、“自由”來了。特別是“人權”，越來越響，直至響到寫入黨的報告、政府報告，人們由愛國者搖身一變成了人權者，人人高呼“民主”、“人權”、“自由”，稍有不如意，不僅祭出“侵犯人權和自由”的大旗，更把“專制”、“獨裁”的帽子扔得漫天飛。于是，出現了“國談”的壯麗奇觀——全國上下、各行各業、各條戰線沒有不奢談“民主”、“人權”、“自由”的，政府談，官員談，學者談，商人談，民眾也談，仿佛“民主”、“人權”、“自由”就是一時呼吸不著會立馬死人的空氣。
然而奢談的結果怎么樣呢？人人“珍惜”生命、“熱愛”生命、“享受”生命，把生命看得高于一切，把個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工人再也不去戈壁荒灘、沙漠凍土奉獻青春了，當然奉獻青春的國有企業也快賣光了；農民再也不去高山峻嶺、鹽堿灘涂出力流汗了，當然出力流汗的土地也快圈光了；學生再也不去上山下鄉、北移西進了，當然教書育人的學校也快成了保育院了；商人再也不去聯合政府、捐獻企業了，當然，政府也不需要企業讓工人就業了；士兵們再也不用去沖鋒陷陣、流血犧牲了，當然敵人也都成為朋友了……
以“人權不得侵犯”為核心的“個人利益至上”轉化為社會實踐的成果，政府官員們就成了貪污受賄、賣官鬻爵、欺男霸女的陳良宇、成克杰、鄧貴大，學者就成了出賣良知和民族利益的文化流氓和文化漢奸，商人就成了壓迫百姓、坑害國家的資本家、包工頭、詐騙犯、走私犯。民眾呢？草根們既無權又無勢，也想著發財享受，只好去詐騙、偷盜、賣淫、搶劫、搶銀行，結果搞得時下中國犯罪率越來越高，性病泛濫肆虐，強肉弱食隨處可見，官場貪墨之風愈刮愈烈……呵呵，大家都自由了么，人權都不受侵犯了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讓干就是侵犯人權和自由！
集體呢？社會呢？國家呢？民族呢？干我鳥事！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只要自己快活，管什么他人死活！“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統統成了扯淡！就此，中國人竟然又迅速地由人人圣賢墮落成人人惟錢是大、惟利是圖的市儈！
具有濃厚人權主義色彩的吉林大學文學院馬大勇曾著文《“張巡事件”的非主流聲音》，強烈詰問“正義！正義！多少罪惡借汝之名而行！”但觀時下中國的爛像，這話恰恰應該反過來說——“人權！人權！多少罪惡借汝之名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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