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內卷現象的本質是：在全球資本主義發展失衡的前提下，資本通過無限延長勞動時間、不斷加劇勞動強度，極力榨取勞動者的剩余價值。這是稍有政治經濟學常識的人都不難理解的過程。但總有熱衷于“反思”的聲音，披著“反內卷”的外衣在“反中國”的話題上指手畫腳。
盧荻老師用堅定有力的語言直擊這一問題，批判現階段社會由資本邏輯主導的內耗與自我消耗。對比新中國前三十年勞動者當家作主、享有合理權益的時代，如今的勞動力卻在無盡競爭與壓力下難以實現自我價值、維持生活尊嚴。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內卷背后全球資本體系的結構性矛盾造成的。今天，呼喚通過制度革新與公平分配，重塑勞動與資本的合理博弈機制顯得更為迫切了。因為這才是擺脫困境、構建以人為本、公平正義的社會，最終實現自己富強的正道。
中國的勞動報酬和勞動保護，是整體政治經濟發展模式的核心課題。今年的全國政協和全國人大會議期間，這個課題成為熱議，從政府宣示和舉措到一批明星企業高調響應，聚焦于扭轉普遍存在而愈趨惡化的所謂“內卷”現象，這應該是體現著“中國模式”對已經構成嚴重社會后果的問題的糾偏。與此同時，所謂“低人權競爭優勢”論近年來在西方輿論空間冒起，矛頭指向的是中國現實的相關側面，只是這個論斷對中國模式是徹底否定，承載著歪曲的現實闡釋和敵視的政治要求，涵義完全不同。
國家、勞動與資本：博弈的鐘擺
所謂內卷現象，表現為幾乎是無止境的勞動時間延長、勞動強度提高，實質上是強化勞動榨取，即是在給定技術條件和工資水平下要盡量壓低勞動成本。
在經濟發展意義上，這個現象往往指向資本的“怠工”，以勞動榨取而非生產性投資推動技術進步去追逐利潤，以此為基礎的經濟增長縱使能夠實現，其性質也是與經濟發展的本意背道而馳。在社會層面，勞動者構成了人口的大多數，內卷惡化勢必威脅到社會的再生產，這在近年來已經是廣泛存在的現實，表現為年輕人難以承受成家和養育孩子的重擔，以及更加普遍的競爭壓力下的社會心理瀕臨崩潰狀況。
內卷現象體現著資本相對于勞動的強勢，同時又體現著資本本身的虛弱，就是說資本無心或無力應對整體經濟的下行趨勢，而這個趨勢卻是十多年來的現實。在輿論空間上不時能見到這樣一個論調，出自反映資本利益的評論員、學者、政府官員，說現階段中國經濟的所有問題和困難，歸根究底就是因為工資過高了，必須盡力將工資壓下來。在疫情過后這兩年多期間甚囂塵上的“（資本的）信心貴于黃金”論也是隱含著這個判斷和要求，都是指向要更極端的內卷。
反內卷于是代表了社會對資本的抵抗，意味著博弈的鐘擺開始朝向勞動這邊。歷史地看，鐘擺朝向資本是1990年代的主流，當年剛形成的規模巨大的農民工隊伍基本上得不到制度化的勞動保護，而稍后的“抓大放小”私有化運動和“下崗增效”解雇浪潮，將規模巨大的城鎮職工隊伍也推到極為困難的境地。然后是2000年代的鐘擺回撥，諸如勞動法的實施、勞動合同法的出臺、工會會員率回升并覆蓋農民工、集體談判機制確立等等，有效地抑制了資本的強勢。再然后又是2010年代的鐘擺再次回撥，各種勞動保護法律和規范再次被繞過，直至今日推動內卷走向極致。
最能體現鐘擺往復的是工資與勞動生產率的關系。在1990-2000年期間，城鎮職工和農民工的工資水平的年平均實際增長率的平均數是5.4%，顯著低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9.4%；至2000-2012年期間，兩者分別是11.2%和9.8%；再至2012-2023年期間，兩者又再變回分別是6.0%和6.5%，工資增長又再滯后于生產率增長，而且是在內卷惡化之上的滯后。
“低人權競爭優勢”論的傲慢
所謂“低人權競爭優勢”論，是說中國工業制品的出口競爭力主要來自血汗勞工，以此擠壓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導致中國的工業化快速推進而發達國家卻經受去工業化。
這個說法多年來一直流行于內地某些胸懷西方的公知，自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引發世界經濟發展停滯以來卻又成為不少“自封左派”的最愛，再至近年，西方主流建制也愛上這個說法。在今日中美貿易戰升級、中歐貿易摩擦加劇的背景下，這個說法還特具意義，終究是要將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矛頭指向中國。
這個說法內傷一大堆。首先是無視發達國家的資本“怠工”遠比中國嚴重，表現為生產性投資長期低落，導致技術進步停滯從而是產業缺乏與中國競爭的能力，這種情況在資本密集和新興科技產業上尤其明顯。其次是無視世界資本主義秩序的不平等特性，發達國家透過金融霸權和維持至今的科技壟斷，攫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剩余，壓低了后者的勞動生產率，從而壓低了后者的工資水平。再次，也正因為這個不平等特性，后進發展因此惟有透過自我剝削才能得以推進，也就是說在發展中國家確實存在血汗工廠的限度內其責任應該追溯至發達國家。自封左派作義憤填膺狀而津津樂道的“富士康工人買不起蘋果手機”現象，與他們的西方中心主義真實心態構成反諷。
然后是跨國工資比較問題。有關論者斷言，中國的工資水平遠低于美國和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就是“低人權競爭優勢”的體現。且不說上面的兩個無視，從發展的角度看，關鍵是工資的增長、以及工資增長率與勞動生產率提升的關系和比較。根據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的《全球工資報告（2024）》的數據，在2008-2023年期間，全球工資水平的年平均實際增長率是1.7%，不包括中國的話則只有1.1%，其中發達國家更只有0.3%。同一時期，20國集團中的發達國家的工資水平和勞動生產率的年平均實際增長率，分別是0.5%和0.7%，前者持續低于后者。而中國的表現則是，城鎮職工和農民工的工資水平的年平均實際增長率的平均數是7.4%，基本上與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7.3%持平。如此表現，如此對照，還可以被說成“低人權競爭優勢”？
任他鼓噪，珍惜應該珍惜的
自特朗普政府1.0以來，各路自封左派對美國政治建制發動的對華貿易戰作出了種種輿論貢獻，其中，“貿易戰是階級斗爭”論是顯學，至少還是將責任置于中美雙方（筆者之前在本欄曾有評述），而“低人權競爭優勢”論則是常青樹可以一用再用，將責任盡歸中方了。種種必然正義的左派套話，如果是真心則反映了論者對中國社會的發展建樹毫無珍惜，如果是假意，則是反映了他們面對中國發展表現的對照而恐慌，從而敵視。
中國社會對此應該警覺但無需重視，走自己的路，讓他們無路可走——如果他們是真心卻又欠缺自省能力的話。
關鍵還是既要自信又得自我檢視、自我糾偏，在現階段就是必須堅持反內卷，維護勞動報酬和提高勞動保護，抑制資本過度擴權。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應有之義，遵循社會主義導向的發展道路，批判應該批判的，珍惜應該珍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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