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語
草甘膦，glyphosate，這些專業詞匯拗口而生僻，卻早已經由孟山都公司的知名除草劑“農達”(Roundup)和相關的抗農達轉基因作物產品而深入現代社會的餐桌、水體、土壤和皮膚。關于轉基因的辯論也往往與政治立場和地緣政治想象聯立，在法院官司、明星表態、科學丑聞中成為了文化生活的佐餐。
美國人類學家溫康妮-亞當斯近年出版了《草甘膦與漩渦》一書，聚焦草甘膦安全性不確定性的爭議。借鑒人類學“追蹤化學品”的方法，亞當斯探尋了草甘膦作為金屬螯合劑、除草劑、腸道微生物殺手，以及人體“可能致癌物“等多重本體的形態。由于美國監管機構與生物科技行業之間的“旋轉門”關系，盡管草甘膦對周圍生物有毒性，但美國農業部和環保署卻稱草甘膦可以安全使用。直到環保署一名官員因罹患癌癥而揭發草甘膦作為一種螯合劑對人體致癌的14種途徑，并指責機構負責人羅蘭“受到獎金的誘惑”而屈從行業的意見。
作為一種化學品，草甘膦在人體內新陳代謝，會對多個身體器官造成影響，但其危害又難以被追蹤。多名科學家已經通過動物實驗指出草甘膦對肝、腎、腸道等部位的損害，但在“學術資本主義”的作用下，他們卻屢遭行業打壓，甚至遭到解雇。
最后，草甘膦致癌性的最大風波涉及三大案，法院均判定控告孟山都草甘膦致癌的三位原告勝訴，賠償金額累計過億美元，這些案件大大推動了孟山都的倒臺。但草甘膦至今在美國僅被中止對家庭消費者的銷售，其農用市場仍在繼續擴大。草甘膦的毒性已是鐵定事實，但沒有草甘膦的世界何時到來？
作者 | 孫攀擱(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人類學研究所)，黃瑜(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
責編 | 侯馬
后臺排版 | 童話
《草甘膦與漩渦》一書
談到農達(Roundup)，大家可能會想到它的主要化學成分草甘膦(glyphosate)以及孟山都公司。截止2010年，農達已經在全球130個國家取得專利授權，抗草甘膦的轉基因作物在26個國家種植。由于雜草所產生的抗藥性等因素，草甘膦的使用量也在急劇上升，2004到2014年間，用量翻了130倍。
如果我們在搜索引擎上輸入“草甘膦”進行檢索，除了能找到它在全球市場上的價格波動、生產草甘膦的龍頭企業名單、抗草甘膦作物的進出口貿易數據之外，也不難看到與它有關的各種司法訴訟、學術丑聞和攻訐、不同的專家共識等信息或新聞報道。可以說，草甘膦就像噴瓜一樣，一經“觸動”，就能噴射出爭議的種子。
農達除草劑 | 圖片來源：網絡
一
“漩渦”作為一種不確定性的認識論
溫康妮·亞當斯(Vincanne Adams)的《草甘膦與漩渦》(Glyphosate and the Swirl)[1]就是這樣一本考察草甘膦及其爭議性科學共識(scientific consensus)的作品。亞當斯目前是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醫學人類學教授。她的博導是當時為數不多的關注喜馬拉雅地區的研究者之一——杰拉爾德·杜安·伯雷曼(Gerald Duane Berreman，1930-2013)。亞當斯的博士論文(1989)[2]即是在喜馬拉雅地區（主要是在尼泊爾的夏爾巴人群體中）所做的研究。她后來除了繼續關注亞洲醫療體系和全球健康之外，也把注意力放在了災后重建和農用化學品上。她所著的《災難的制造：卡特里娜颶風的人類學研究》(Markets of Sorrow, Labors of Faith: New Orleans in the Wake of Katrina)[3]主要討論社會正義的議題[4]。
《草甘膦與漩渦》則是她對農用化學品產生興趣的成果之一。這本書實際上是她與米歇爾·佩羅(Michelle Perro)合著的《什么令我們的孩子們患病？》(What's Making Our Children Sick?)[5]一書的續本。佩羅是亞當斯的鄰居，也是一位兒科醫師，曾在與作者散步聊天時，表達了她對美國的食物體系所造成的公共健康災難的擔憂。她在日常的診療實踐中，見到了太多生病的孩子。在佩羅看來，孩子們吃的食物中充滿了農藥，最主要的就是草甘膦。
在美國四類主要經濟作物——抗農達的轉基因油菜籽、玉米、大豆和甜菜——的工業化種植中，普遍使用草甘膦除草劑。這些噴施過草甘膦的經濟作物通過農產品加工和全球貿易網絡而散布，其范圍遠遠超出了美國本土的限制。然而，草甘膦的使用場景遠不止于此，它還用于棉花和飼用苜蓿草的種植、小麥收割前的干燥劑、非轉基因作物播種前的除草，以及園藝領域中對雜草的清除。這種除草劑也能慢慢滲透進河流、土壤、公園、游樂場以及許多居民家中的后院。正如佩羅所說，草甘膦如今已經無處不在。
然而，正如我們一開始提到的，有關草甘膦安全性的爭議相當之大，一些人是它的堅實擁躉，一些人則是激進而又憤怒的反對者。但是亞當斯在與佩羅合著的這本書中，實際上精心挑選了那些能夠支撐她們預設觀點的證據，而忽略了一些不斷出現的相互矛盾的事實。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之前這本書講述的故事并不完整。
為此，亞當斯重審了另一部分聲音，認為無論是草甘膦，還是圍繞它的爭論都不存在穩定的確定性，因此，有必要寫一本能夠超越那種單一敘事的作品。她更傾向于將草甘膦視作處于不斷變動中的“漩渦”，以呈現其多重本體性(ontological multiplicity)。
盡管草甘膦只是一種化合物，但它卻在化學界和生物界輾轉變換，積極地干擾生命和非生命世界。它的形態和作用包括：去除金屬表面的污漬、把非生命物質變為生物體（抗草甘膦轉基因作物）、毀滅非轉基因作物（殺死雜草等），以及成為人體腸道的微生物殺手。因此，草甘膦具有很多埃本·柯克西(Eben Kirksey)[6]所說的“化學社會性”(chemosociality)，它不僅僅是一種化學物質，還更多地體現在我們的環境、身體的器官和感受、科學研究的實驗室和文獻，以及學術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政治氛圍之中。
她說，“對待草甘膦安全性和毒性眾說紛紜的正確態度，是要學會放棄一貫以來對清晰性和確定性的依賴，以公斷這些論點。”[7]草甘膦就像漩渦一樣，圍繞著它的確定性和共識只是暫時的，在此一時刻形成朝向這個方向的集群，而下一時刻則朝向另一方向，頗似椋鳥群的運動軌跡（該書的封面即是椋鳥群）。
從學理上看，她自述這個研究受到了喬治·馬庫斯(George Marcus)“多點民族志”和阿君·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有關物的社會生命的影響，同時也回應了最近涉及本體論轉向的新物質主義的研究，關注物質如何在與人類的碰撞當中，形塑一個超出人類的世界。她追尋草甘膦這種化學物質，了解有關它的知識如何被生產及其背后所運作的社會性。
除此之外，她也提到自己從羅安清(Anna Tsing)“斑塊人類學”(patchy anthropology)那里汲取了一些靈感，像研究松茸一樣，追蹤其商品鏈所串聯起的不同區域與行動者。最終旨在借鑒人類學“追蹤化學品”的方法，與布萊特·沃克(Brett Walker)在日本的水銀研究(2010)、米歇爾·墨菲(Michelle Murphy)(2006,2018)對作為“化學親屬”(chemical kin)的多氯聯苯(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PCBs)的關注、尼古拉斯·夏皮羅(Nicholas Shapiro)對甲醛的深挖(2015)及漢娜·蘭德克爾(Hannah Landecker)對于砷代謝的探尋(2019)等進行對話。[8]
二
草甘膦發明的兩種敘事
亞當斯在文中首先追溯了草甘膦被發明的兩個故事，聚焦于孟山都的歷史以及草甘膦的多種用途。這兩個不同的歷史敘事，折射了該化學物質的“漩渦”性質，也就是在某種情境下是一種物質，在另一種情境下又是另一種物質，但兩種敘事最終在草甘膦的功能方面達成了共識——除草。
第一個草甘膦誕生的故事與瑞士化學家亨利·馬丁(Henri Martin)有關。1950年，他當時在為西拉格(Cilag)制藥公司合成新的化學品，在實驗室，他“發明”了N-(膦酰基甲基)甘氨酸(N-[phosphonomethyl]glycine)，即氨基酸甘氨酸的膦酰基甲基衍生物，這是一種無氣味的晶質固體(crystalline solid)。馬丁將其稱作“草甘膦”。由于草甘膦沒有明顯的藥用價值，馬丁既沒有發表也沒有申請專利。之后，該公司被強生制藥公司(Johnson and Johnson Pharmaceuticals)收購，它把草甘膦作為化學樣品賣給了奧德里齊化學公司(Aldrich Chemical)，后者在上世紀60年代又把它轉賣給了多家公司。其中的斯托夫化學公司(Stauffer Chemical Company)發現，草甘膦可以用做清潔管道的金屬螯合劑(chelator)并于1964年申請了專利。后來，人們發現在使用這種螯合劑的地區，雜草也被殺死，消息傳開后，孟山都收購了這一化學品。
第二個故事與孟山都的科學家約翰·弗蘭茲(John Franz)有關。G.M.迪爾(G.M.Dill)等人注意到弗蘭茲在嘗試合成一種水質軟化劑（即螯合劑）時發現了草甘膦，后來改變了其用途，用作除草劑[9]。這是孟山都公司第一大廣譜除草劑配方——我們所熟悉的農達——誕生的轉折點。
草甘膦添加上一種表面活性劑牛脂胺聚氧乙烯醚(polyoxyethyleneamine,POEA)[10]就變成了后來廣為人知的“農達”。POEA旨在幫助破壞植物的蠟質細胞膜，使草甘膦能夠被植物吸收，并通過干擾植物的莽草酸途徑(shikimic acid pathway)來阻止其蛋白質的合成。
孟山都最初聲稱，由于人類和動物不像植物那樣依靠莽草酸途徑來生產氨基酸，所以草甘膦對人畜是無害的。而且，他們一再強調，農達針對的是已經發芽的雜草，只需要噴施一次就能在播種前殺死它們，并認為草甘膦可以與土壤結合而不會滲透進水體。考慮到當時人們對市場上流行的芽前除草劑(pre-emergent herbicides)的擔憂和越來越多地對橙劑的抗議，草甘膦一度被視作“史上最環保的除草劑”。
草甘膦誕生以后，孟山都又進軍抗草甘膦轉基因作物領域。1979年，他們以1億美金的預算將霍華德·施耐德曼(Howard Schneiderman)從加州大學歐文分校挖走。這位昆蟲發育生物學家在孟山都干了兩件重要的事，其一是成功地幫助孟山都和大學學術機構之間建立起緊密關系(這些科研機構要么由孟山都公司建立，要么由它提供全額資助)；其二是在草甘膦和轉基因作物之間建立起了關鍵聯系，說服孟山都投身于當時新興的，但還只是在大學實驗室中進行的重組DNA領域。他們一方面對當時從事轉基因食品開發的小型科技公司進行“及時的”收購[11]，另一方面也先后開發了自己的轉基因作物。
其中，抗草甘膦的轉基因農作物專利被稱作抗農達種子(Roundup Ready seeds)，最開始是大豆，在中國進行田間試驗之后于1996年在美國上市，然后是甜菜、油菜籽、玉米、苜蓿和棉花。為了推廣這些種子，孟山都像世界其他大型農業化工企業一樣，普遍利用“馬爾薩斯式未來”(Malthusian Futurity)的修辭策略，向農民和社會公眾宣傳，農業化學革命是必須的，目的旨在保障一個人口指數級增長的光明未來。
三
多重監管中的“科學共識”
草甘膦的多重身份也對監管造成了一定的難題。各國對轉基因食品的監管政策不同。如歐盟國家考慮到轉基因食品的潛在風險，采取的是“風險預防措施”，對轉基因的銷售實施控制，一些國家甚至也禁止轉基因作物的種植。
但是在美國，卻并沒有把“風險預防措施”納入轉基因的監管。監管機構的人員往往與行業維持著微妙的“旋轉門”關系。另外，美國的監管機構各自分立，如盲人摸象般，只片面地對轉基因和農藥進行監管。
比如，食品中如果含有毒性成分，應該歸屬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FDA)的范疇，但是他們認為轉基因食品與非轉基因食品“實質等同”(substantially equivalent)，因此轉基因食品“公認安全”(“generally recognized as safe”,GRAS)，不需要對它們進行更嚴格的監管。在農藥監管方面，美國農業部(USDA)負責執行動物飼料中的農藥管理，而土地管理局(BLM)則只限于漁業和野生動植物棲息地中的農藥管控。但是這兩個機構都遵循上述的“公認安全”指標，認為草甘膦對動物無害。其中的重點在于，草甘膦是水溶劑，但是能強烈吸附于土壤之中，六個月后將會被土壤中的微生物降解。換言之，草甘膦也是一種可以生物降解的化學物質。但是，反對者認為，在這六個月的降解期，草甘膦還是能對周圍的生物造成危害。如果再考慮到農田中往往多次噴施草甘膦的情況，在六個月前后的低劑量積聚效應就變成了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最后，美國環保署（EPA）負責對農藥進行管理，同時也監管Bt轉基因抗蟲作物和草甘膦。在判斷農藥安全性的問題上，美國環保署借鑒的是“有害證據”(evidence of harm)的方式。但在收集“有害證據”時，機構往往采用還原論的模型，即把草甘膦只當作一個單一的對象進行毒性評估和監管，這使得確定草甘膦在具體情境中的安全性變得不確定。基于此，美國環保署在2020年的報告中稱，草甘膦可以安全使用，不會致癌，這與國際癌癥機構判定草甘膦為“可能致癌物”的意見相左。
各個監管機構與農業化工行業之間的關系也尤為緊密，往往會考慮后者的意見，有時甚至以此意見為藍本來制定監管政策。亞當斯把這稱為“監管俘獲”(regulatory capture)，即監管機構與化工行業的專家通過“旋轉門”雙向流動，由此實現企業對監管過程的“俘獲”。
但監管機構并不是鐵板一塊，也會出現反對“監管俘獲”的異見分子。2017年，一系列名為《孟山都檔案》的文件曝光，其中包含一封來自名為馬麗昂·科普利(Marion Copley)的前美國環保署官員寫給機構負責人杰士·羅蘭(Jess Rowland)的信。科普利因為患癌離開了EPA，隨后致力于研究癌癥發生的機制，通過閱讀大量的文獻，她在信中列舉了草甘膦作為一種螯合劑對人體致癌的14種途徑，并指責羅蘭因為“受到獎金的誘惑”而屈從于行業的意見，否認草甘膦的致癌性。在信的末尾，她說道：“我患了癌癥，我不希望這些嚴重的問題在我臨終之際仍不加以解決。我已經盡責了。”
前路透社記者凱莉·吉蘭所撰寫的《孟山都檔案》
一書 | 圖片來源：sustainable.pitt.edu
四
難以追蹤的臨床因果關系
在臨床上，草甘膦的化學危害又很難追蹤，部分原因是很難建立任何化學物質與健康損害的直接因果關系。這是因為化學物質在消化吸收后通常會改變其形態，有時經過一段時間后就會變得無法檢測，盡管這些化學物質已經引發所接觸細胞和所結合分子的變異。食物在人體內的新陳代謝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如內分泌調控、腸道吸收、氨基酸生產、突觸激發(動作電位)、粘液粘度(和緩關節運動)……所有這些都需要將食物轉化為分子，它們在移動或穿過身體的不同位置時會改變效用。因此，整個身體和所有的生理系統都是潛在的受害場所。
佩羅大夫基于她的臨床經驗和文獻閱讀，認識到草甘膦與兒科疾病之間的關系。其中匈牙利營養生物化學家埃帕德·普茲泰(Arpad Pusztai)的研究對她影響很大。1995年，普茲泰在蘇格蘭的阿伯丁大學羅威特研究所工作，當時他受蘇格蘭農業部委托，檢測一種抗蚜蟲的轉基因土豆的安全性。這種土豆通過插入雪花蓮凝集素(Galanthus nivalis agglutinin,GNA)的外源基因達到抗蟲的效果。他的研究發現，當他給小白鼠單獨投喂由雪花蓮凝集素制成的蛋白質食品時，即使濃度達到800倍，老鼠也沒有出現異常。但是投喂轉基因土豆的一組小白鼠，其腸道的大小則是控制組的兩倍，這意味著這組小白鼠的腸道發炎，免疫系統受損。
他在電視上公開宣稱：“我們發表的文章可以確定，不是外源基因引發問題，而是(轉基因)技術自身帶來的問題。”
科學家普茲泰接受BBC采訪揭露轉基因食品對免疫
系統所造成的傷害 | 圖片來源：gmwatch.org
隨后，佩羅大夫也認為，因為草甘膦本身是一種螯合劑，很可能會與身體中的礦物質如鎂、錳、鋅和鈣絡合，從而導致礦物質無法被身體吸收。她也參考了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的邁克爾·N.安東尼奧(Michael N. Antoniou)的研究，后者指出草甘膦會對肝和腎的組織造成損害。佩羅解釋，如果草甘膦對植物體內的微生物有傷害作用，它進入人體后，也會對腸道產生類似作用，造成腸道菌群失調。
最后，佩羅也解釋了為何有些人吃了含草甘膦的食物會生病，有些人則不會。她舉了一個名叫佐伊的六歲兒童患者的例子。她家住在加州的葡萄種植基地，母親告知佩羅孩子患多動癥，還有許多腸道消化問題。而當地居民中也有不少孩子有類似的癥狀。后來經過檢測，佩羅發現佐伊身上出現基因突變，導致甲基化（methylation）功能受損。而人體對化學物質的承受程度取決于甲基化基因能否起到排除毒素的作用。
誠然，可能性和概率既是拒絕責任分配時的修辭，也是化學傷害因果論述中的常見話語。即便是那些接受佩羅診斷的孩子家長們，有一些也并不全部認同佩羅利用有機食物阻斷草甘膦攝入的說法，他們認為佩羅的診斷和治療方案可能只是使他們的孩子變好一些的部分原因。
五
“學術資本主義”
對于科學家群體和工業界而言，圍繞草甘膦的科學共識并不意味著共識只有一個版本，科學共識是競爭性的。亞當斯分析了美國國家科學、工程及醫藥學院(NASEM)在2016年發布的一份題為《轉基因作物：經驗與前景》的元研究(metastudy)報告。該報告雖然發布時間有一定年限，但直到現在還是“挺轉群體”最經常引用的文獻。
這個研究動用了幾種策略：首先是NASEM報告中證據的重疊性(shingling)，即報告中所援引的證據或研究本身也是元研究，而這些文獻所援引的一手文獻又在NASEM的研究中出現。這種循環論證給讀者一個印象，就是各種證據均指向一個方向——轉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第二個策略就是整合本身并不相關的原始研究，把這些結論拼湊在一起，繼而上升為元洞見，但卻抹除了這些研究的背景（比如，原始研究有沒有以直接或間接方式得到過工業界的資金支持等）。
不過，NASEM的報告也只是代表了有關草甘膦的科學共識之一——總體安全的科學共識。除此之外，還有不少科學家致力于揭露相反的證據，為建立亞當斯所稱的“反事實檔案” （the counterfactural archive）貢獻力量。其中，有一些最初參與開發草甘膦和相關的轉基因作物的科學家，站了出來，要求政府實行更嚴格的監管，并給出安全警告。這些科學家所引發的關注，不是他們所提供的反面證據，而是行業對他們的打壓。那些對行業的科學共識提出異議或通過研究證明轉基因和草甘膦不安全的研究人員其遭遇則十分令人唏噓。
比如，阿根廷的分子生物學家安德拉斯·卡拉斯科(Andras Carrasco)，指出草甘膦即使在低劑量的情況下也會導致實驗青蛙和小雞的胚胎畸形，其結論被業界認為會對阿根廷的轉基因大豆產業帶來毀滅性沖擊。在包括美國大使館在內的多方施壓下，他申請終身教職遭大學的拒絕，一年后含恨死于心臟病。
但是，依然有很多科學家并不畏懼行業的壓力，堅持發出自己的聲音。比如安東尼奧通過實驗證明低劑量的農達會增加動物的腎病和非酒精性脂肪肝患病風險，他的團隊把實驗結果發表出書，題為《轉基因神話及其真相》，該書深受讀者歡迎，目前已經出了第三版。安東尼奧教授曾于2013年到訪中國，也對該書的主要內容進行過介紹。[12]
安東尼奧團隊編寫的《轉基因神話及其真相》一書
圖片來源：non-gmoreport.com
另外，環境科學家J.P.邁耶斯(J.P.Myers)的團隊則對NASEM報告提出了挑戰。他們回顧了80篇同行評審論文，進行了元研究[13]。他們的團隊發現，草甘膦及其代謝物AMPA，在實驗動物和農場動物的肝和腎中的濃度比在其他組織中高10到100倍。另外，他們引用流行病學研究，指出慢性腎炎的患病率在農場工人中比其他人口要高，再者，草甘膦有致癌性，與美國從1975年到2006年非霍奇金淋巴瘤的翻倍有關。他們所引用的文獻其實在NASEM報告寫作之時就已經發表，但沒有被后者引用。
邁耶斯的研究和國際癌癥機構對草甘膦進行“可能致癌物”的判定，為美國十萬多起控告孟山都草甘膦致癌的案件提供了依據，其中的三大案頗受關注，包括第一案約翰遜獲賠7800萬美元，第二案哈德曼獲賠2000萬美元，第三案皮爾立德夫婦獲賠8700萬美元。這大大推動了孟山都的倒臺，并于2018年被拜爾收購。受官司纏身的影響，拜爾宣布，將在2023年終止農達和其他草甘膦配方產品對美國家庭消費者的銷售，但仍保留農業和商業用途的市場。
亞當斯通過考察和草甘膦相關的諸多事實，無疑向讀者展示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多能活動家”(pluripotent activist)，草甘膦橫跨土壤、水體、生物、人類身體器官、科學共識、政治爭議、監管機構等等領域，積極地推動一系列政治行動。
六
結 語
在亞當斯的敘述中，草甘膦就像一陣風一樣擾亂了科學共識，將其從一個確定點吹向另一個確定點。它自身拒絕歸屬于任何一種確定的共識，圍繞它的一系列事實本身，并不能單純地形成科學共識。在這個意義上，誠如亞當斯所說“科學共識不是監管機構或科學家在某一時間點傳承下來的具有永恒不變性質的固定事物。任何科學共識都是由科學家在不同地點、不同時間所建構和重新建構的，目的是回應有關科學事實的確定性問題。換句話說，科學共識是在面對持續存在的異議、爭論或事實不確定性時需要達成共識的產物。”[14]
亞當斯在本書中特別提到，草甘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行動主體(agent)，它是米歇爾·墨菲(Michelle Murphy)所說的關懷的主體(agent of care)，[15]即一種“令人不安的關懷形式”(unsettling form of care)。
亞當斯追問：關懷一定不是暴力的嗎？沒有草甘膦的世界是可以想象的嗎？如果它可能的話，會是一個什么樣的世界？在這個意義上亞當斯考察的是草甘膦，但又不僅僅是草甘膦。通過日常生活中其他的化學物質（比如雙氯芬酸這類非甾體抗炎藥），我們都可以去繼續探索在今天這樣一個全球聯動的人類社會中，人們生活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亞當斯對草甘膦在不同地點的移動，對其多樣能力的追蹤，有時會令讀者感到暈眩，與其說草甘膦呈現的是一種漩渦(swirl)世界，倒不如說是翻轉(swirling)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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