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二十世紀的新自由主義運動是過去半個世紀美國和世界大部分地區占主導地位的經濟哲學，它給我們強加了一種錯誤的世界觀，對人類福祉造成了無數負面影響。新自由主義試圖改變人類在世界上的存在方式，改變我們彼此的關系以及我們對生活的期望。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從認為自己是命運與共的相互負責的人，轉變為只對自己的生活負責的孤立的原子；我們從有一定權利的公民變成了注定要被任意的經濟權力奴役的人，而這些權力遠遠超出了我們的能力范圍或理解能力；我們的人性逐漸消失在一個由難以理解的數字和數據組成的抽象領域中。在這樣一個由無形的鐵拳以某種方式統治的無形的全球經濟中，我們不過是商品而已，甚至只是商品外在的體現。
新自由主義哲學的一個關鍵信條是，生活就是競爭。在一個由這種思想主導的社會里，你會發現自己一進學校就被灌輸了競爭的思想。最簡單的一些表現活力的活動，比如唱歌、跑步或跳躍，很快就會被納入競爭框架。你不能只是為了高興而跳，你必須成為跳得最好的人。關鍵不在于活動的內在獎勵，而在于擊敗別人的快感，或許是不做失敗者的消極解脫。你被訓練成根據輸贏來對同伴進行分類，認為你應該放棄那些你不“擅長”的活動。漸漸地，你開始不信任自己的本能和他人的動機。畢竟，在零和游戲中，幫助他人成功意味著他們可能會代替你贏得獎金。自私自利的想法成了第二天性。
今天，新自由主義的病態觀點已經深入人心，以至于如果你發現自己躺在醫院的急診室里，對沖基金經理很可能會決定你的命運。我們在原子化的生存中永遠焦慮不安，獨自承擔債務和負擔，習慣于為“經濟”犧牲我們的福祉、我們的自然棲息地，甚至犧牲我們的生命——正如大流行病向我們展示的那樣。
在這條疲憊不堪的道路的盡頭，當你逐漸衰落不能再工作時，你很可能要面對不確定且資金不足的退休生活，同時還要被新自由主義者斥責在為生存而奮斗時沒有更加謹慎。即使有最周密的計劃，你也很可能得到比前人病得更重、死得更早的回報。
新自由主義并不是一種快樂的哲學，它認為人類的不滿情緒不僅是一種自然狀態，而且實際上是一種可取的狀態。它對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并在很大程度上拖累了人們的健康和幸福。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全球，心理健康問題的發生率都在上升，這絕非偶然。破碎的婚姻、成癮、孤獨和致命的絕望正在奪走他們的生命。重度抑郁癥、躁郁癥、精神分裂癥和強迫癥等令人痛苦的疾病是造成成熟市場經濟國家殘疾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來源：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
翻譯：趙丁琪
新自由主義經濟被認為可以給我們帶來一個烏托邦式的世界秩序。然而，它卻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心理壓力和社會崩潰。我們如何才能恢復過來？
如果你不幸居住在數據中心所在的城市，那里的計算機服務器存儲著從巨頭公司的財務數據到軍事機密等一切信息，你很可能會發現，一種巨大的、嗚嗚的噪音成了生活中令人痛苦的背景。聲音時高時低，但始終存在，讓人無法完全放松。最終，這種環境噪音帶來的壓力會讓你疲憊不堪，使你患精神疾病的風險增加一倍，并增加你患心臟病和中風等疾病的風險。
不穩定感從未真正消失。我們沒有集體分擔生活中的風險，而是越來越多地背負著沉重的負擔，生活在一個極其復雜的現代世界中。我們是孤獨的個體，無論處境如何，都要為生存而奮斗。當然，也有少數幸運的贏家（甚至他們中的許多人心理都受到了傷害），但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不得不在無休止的斗爭和競爭中爭取回報。饑餓游戲、地位游戲、權力游戲，不一而足。
從大的方面來看，低劣的安全網絡、貪婪的商業行為、金錢至上的政治以及嚴重的經濟不平等的累積影響正在粉碎我們對未來的希望，而這正是我們生存所需要的。我們對彼此和相關機構的信任正在瓦解。我們的身心健康無法承受這樣的打擊。
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的研究，重度抑郁癥、躁郁癥、精神分裂癥和強迫癥等令人痛苦的疾病是造成成熟市場經濟國家殘疾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使在大流行病發生之前，超過四分之一的美國成年人就患有可診斷的精神障礙。然后，在2020 年，全球抑郁癥和焦慮癥的發病率飆升了25%以上，一年內的飆升幅度令人瞠目結舌，這與大流行病有關，尤其對婦女和年輕人造成了巨大的打擊。美國醫生宣布，兒童的心理健康危機已進入緊急狀態。所有這些精神壓力都會引發身體疾病，如中風、心臟病、糖尿病和關節炎。
二十世紀的新自由主義運動是過去半個世紀美國和世界大部分地區占主導地位的經濟哲學，它給我們強加了一種錯誤的世界觀，對人類福祉造成了無數負面影響。問題是，我們如何才能從這種弊病中恢復過來？我們最好盡快想出辦法，因為半個世紀以來，這種有害哲學的無情壓力正在使我們崩潰。
轉變人類靈魂的計劃
新自由主義觀點的根源來自帝國主義崩潰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混亂所造成的世界撕裂。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奧地利經濟學家和商業倡導者，如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當時在維也納商會工作，他們擔心像奧地利這樣的殘余國家如何在新的全球格局中生存。匈牙利是舊哈布斯堡帝國的一部分，在1919年曾一度淪為“紅色國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匈牙利的幽靈加重了他們的焦慮。他們還害怕崛起的民族國家——尤其是由承認普通人利益的民主政體統治的國家，在經濟問題上發號施令，比如提高關稅。男性投票權的普及敲響了權力轉移的警鐘。
沒有龐大的殖民地網絡作為資源依托，資本家如何生存？他們如何保護自己免受持續的商業干預和私有財產沒收？他們如何抵制日益增長的民主要求，更廣泛地分享經濟資源？
這些都是大問題，新自由主義的答案反映了他們的恐懼。在他們看來，政治世界看起來令人恐懼且充滿不確定性——在這個世界里，群眾通過組建工會、舉行抗議活動以及提出重新分配資源的要求，不斷煽動擾亂私營企業的領域。
新自由主義者想要的是一個沒有這種動蕩的神圣空間——一個資本和商品可以無拘無束流動的超然的世界經濟。在他們的想象中，資本家可以不受民主進程的影響，受到精心構建的制度和法律的保護，必要時還可以使用武力。新自由主義者并不完全反對民主政體，只要民主政體能夠受到約束，為資本家提供一個安全的避風港，但如果民主政體不能做到這一點，許多人認為專制主義也能做到這一點。
因此，新自由主義的早期萌芽是一種神學，是對人類無法破壞的抽象、無形的數字世界的烏托邦式憧憬。在這個應許之地，談論社會正義和提高公共利益的經濟計劃都是異端邪說。“社會”充其量只是一個應與經濟嚴格分開的領域。在最壞的情況下，它是全球經濟的敵人——一個大眾關注的、不符合市場價值觀的麻煩領域，阻礙了資本主義的超越性。
二戰后，新自由主義者正式成立了“朝圣山學社”（Mount Pelerin Society），哈耶克等重要人物在其中推動“競爭秩序”的愿景，即生產者、雇主和消費者之間的競爭將使全球經濟保持平穩發展，并保護每個人不受侵害（這是一個很好的想法）。在這種愿景里，社會保險和監管框架等保護措施是不必要的。
從根本上說，市場就是上帝，人們是來為上帝服務的，而不是相反。
對新自由主義者來說，20世紀的主題不是冷戰，因為他們對冷戰并不感興趣。他們要反對的是富蘭克林·羅斯福新政以及他們認為危險的極權主義經濟平等計劃。正如歷史學家奎恩·斯洛博迪安（Quinn Slobodian）在其著作《全球主義者：帝國的終結與新自由主義的誕生》一書中所說的那樣，他們的目標是“發展一個由金錢、信息和商品連接起來的星球，在這個星球上，本世紀的標志性成就不是國際社會、全球公民社會，也不是民主的深化，而是一個不斷整合的物體——世界經濟以及為其指定的機構”。
新自由主義者致力于保護不受限制的全球貿易，粉碎工會，放松對企業的管制，并通過私有化和緊縮政策篡奪政府在保障公共利益方面的作用。雖然如今大多數西方政府以及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強大的全球機構都深受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但直到 2007-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時，大多數人才真正聽說過這場運動。
這是因為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新自由主義就像隱形病毒一樣侵入了我們的生活。
20 世紀上半葉，主要是富有的右翼人士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為世界秩序開出的藥方。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呼吁政府干預市場，以保護人們免受在大蕭條中表現得如此明顯的缺陷和濫用。
但是，新自由主義者通過耐心地建立機構，專注于為民主政體建立法律約束，并在超國家機構和芝加哥大學等學術前哨播撒他們的思想種子，使他們的經濟烏托邦夢想得以延續。他們資助研討會、學者、書籍和報告，獲得了像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這樣知名的呼吁者，以及像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唯一一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南方國家的人）這樣不太知名但很有影響力的呼吁者。
直到20世紀70年代，新自由主義才真正成為主流，當時保守派將經濟動蕩歸咎于政府支出和勞動力過多。到了20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擁護者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覺得可以完全放開手腳了，她宣布：“經濟是方法，目的是改變靈魂。”
在談到人類靈魂時提到令人沮喪的科學似乎有些奇怪，但撒切爾說得很有道理。新自由主義試圖改變人類在世界上的存在方式，改變我們彼此的關系以及我們對生活的期望。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從認為自己是命運與共的相互負責的人，轉變為只對自己的生活負責的孤立的原子。漸漸地，我們從有一定權利的公民變成了注定要被任意的經濟權力奴役的人，而這些權力遠遠超出了我們的能力范圍或理解能力。我們的人性逐漸消失在一個由難以理解的數字和數據組成的抽象領域中。在這樣一個由無形的鐵拳以某種方式統治的無形的全球經濟中，我們不過是商品而已，甚至只是商品外在的體現。
不難理解，這種生存模式會產生身體和精神上的弊病，在削弱我們許多最優秀的本能的同時，也強化了我們一些最麻煩的本能。
三種弊病：信任缺失、關系淡漠和權力喪失
新自由主義哲學的一個關鍵信條是，生活就是競爭。正如斯洛博迪安所描述的那樣，新自由主義的設計師們專注于“推動深化競爭力量的政策，以塑造和引導人類生活”。“對他們來說，最好的世界是每個人都不斷努力比鄰居獲得更多或更好的東西。
在一個由這種思想主導的社會里，你會發現自己一進學校就被灌輸了競爭的思想。最簡單的一些表現活力的活動，比如唱歌、跑步或跳躍，很快就會被納入競爭框架。你不能只是為了高興而跳，你必須成為跳得最好的人。關鍵不在于活動的內在獎勵，而在于擊敗別人的快感，或許是不做失敗者的消極解脫。你被訓練成根據輸贏來對同伴進行分類，認為你應該放棄那些你不“擅長”的活動。
漸漸地，你開始不信任自己的本能和他人的動機。畢竟，在零和游戲中，幫助他人成功意味著他們可能會代替你贏得獎金。自私自利的想法成了第二天性。正如研究新自由主義影響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我們會成為不安分的完美主義者，無休止地試圖完善自己。
正如政治經濟學家戈登·拉費爾（Gordon Lafer）所指出的那樣，（資金越來越少的）學校成了培養普通孩子的地方，讓他們為奴役做好準備，而在這樣的生活中，他們很可能發現自己要么被困在經濟階梯上，要么向下滑落。
你要學會接受一個可能性不斷減少而不是不斷擴大的世界。
隨著生活的發展，與外界脫節的感覺越來越強烈。在美國這樣的地方，你在成長過程不會期望任何人會真正關心你，只能把大部分精力花在為醫療和教育等生活必需品籌措資金的事情上，同時還要應付保險公司、銀行、公用事業公司、醫院、警察等形形色色的掠奪者——新自由主義者確保這些實體不受監管和法律救濟的壓力。如果你面對一些問題，作為“守夜人”的國家是不會感興趣的——問問那些試圖處理銀行收費或公用事業賬單的人吧。
你開始明白，你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太多的主宰權。生活感覺岌岌可危，而這正是新自由主義者的初衷，因為他們相信，生活在這樣的狀態中是必要的，這樣才能“約束”人們接受他們在資本家統治的世界中的地位。
作為一個公民，你的影響力微不足道。新自由主義傾向于淡化普通人的政治能動性，為我們提供各種消費品（通常是次品）作為補償。隨著集中的財富接管政治體系，我們看到，大多數人想要的東西——全民醫療保健、富人繳納稅款的稅收制度、負擔得起的教育、體面的工作、生育權——在管理我們生活的政策和法律中越來越被忽視。正如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在其1993年出版的《財產是自由的保障》一書中所解釋的那樣，新自由主義者只尋求擴大財產所有者的自由和代理權。在他看來，其他人不過是試圖榨干資本家血汗的寄生蟲。
2007年，艾倫·格林斯潘宣稱：“誰將成為下一任總統幾乎沒有任何區別。世界是由市場力量支配的。”他沒有提到的是，市場力量是由資本家支配的，盡管新自由主義者假裝他們的市場愿景不會導致權力不對稱，從而導致壟斷行為、損害公民的合法權利以及將商業活動的風險轉嫁給社會。當格林斯潘發表他的宣言時，人們已經開始習慣于這樣一種觀點：由資本家設計并為資本家服務的掠奪性金融市場已經滲透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從教育、醫療到治安。(當然，很少有人能像格林斯潘那樣，以其對自己聲譽的荒謬自信來取代嚴肅的監管）。
今天，新自由主義的病態觀點已經深入人心，以至于如果你發現自己躺在醫院的急診室里，對沖基金經理很可能會決定你的命運。我們在原子化的生存中永遠焦慮不安，獨自承擔債務和負擔，習慣于為“經濟”犧牲我們的福祉、我們的自然棲息地，甚至犧牲我們的生命——，正如大流行病向我們展示的那樣。
在這條疲憊不堪的道路的盡頭，當你逐漸衰落不能再工作時，你很可能要面對不確定且資金不足的退休生活，同時還要被新自由主義者斥責在為生存而奮斗時沒有更加謹慎。即使有最周密的計劃，你也很可能得到比前人病得更重、死得更早的回報。
新自由主義說：忍著吧，因為這已經是最好的結果了。難道我們現在不是已經開始崩潰了嗎？
Covid-19大流行病讓新自由主義方法的失敗和不足的丑陋面目一覽無余，但各國政府仍在推行將商業安全置于絕大多數人生活之上的政策。
壓力過大的工人根本無法承受。在大多數美國人對經濟憂心忡忡的時候，低薪工人卻紛紛離職。美國勞工統計局 2022年1月公布的數據顯示，辭職趨勢非常普遍，以至于2021年被稱為“辭職年”。
與流行的說法相反，辭職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經濟條件較好的員工做了更有意義的事情。相反，低工資工人所在的行業離職人數最多。對于擔心經濟形勢的工人來說，即使辭去一個不受歡迎、缺乏靈活性、工資低的職位似乎也不太合理，但被抑郁癥和焦慮癥擊垮的工人可能會順理成章地辭去工作，因為他們無法忍受懲罰性的要求，同時還要擔心生病、照顧孩子或其他家庭成員，以及在雇主努力填補職位空缺時被迫承擔額外的職責。這簡直太過分了。
從福利國家過渡到新自由主義，意味著你要對所有事情負責，甚至是你明顯無法控制的事情。每當你試圖解決一個問題時，比如如何支付房款、如何接受教育、如何做手術、如何退休，你都必須“重新發明輪子”。處處都有令人不快的意外。
新自由主義并不是一種快樂的哲學，它認為人類的不滿情緒不僅是一種自然狀態，而且實際上是一種可取的狀態。它對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并在很大程度上拖累了人們的健康和幸福。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全球，心理健康問題的發生率都在上升，這絕非偶然。破碎的婚姻、成癮、孤獨和致命的絕望正在奪走他們的生命。
那么，還有什么選擇呢？讓我們首先說明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一個正常的社會不是為了少數富有資本家的經濟利益而運行的。這是一個病態的社會，我們就是活生生的證明。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們被訓練成把這種心理上的殘缺狀態視為正常，而實際上卻并非如此。
我們康復的重要過程就是記住是什么讓我們真正成為人類。研究人員發現，6個月大的嬰兒已經表現出同情的本能，這說明關心同伴的遭遇是我們DNA的一部分。在集體層面上，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等人指出，人類社會并不總是按照統治和僵化的等級制度組織起來的。我們有選擇，我們可以做出更符合我們積極本能的選擇。我們可以賦予父母養育孩子的能力，比如讓父親從孩子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參與養育，提供不分性別的育兒假，以及讓人們負擔得起托兒所的費用。推而廣之，我們對孩子的養育會增強我們相互關愛、關愛社區和整個大自然的能力。
我們的共同利益可以通過政治安排得到加強，在這種安排中，合作形式的參與和普通人的需求被置于優先地位。這意味著要做與新自由主義者所倡導的幾乎相反的事情。我們承認，政府可以而且必須干預市場，以保護人民不受侵害。我們堅持不懈地致力于讓金錢退出政治，讓投票成為人人都能輕松做到的事情。我們規范商業，加強勞動人民的權力，確保全球經濟不只是一場“競底”大競賽，而是一個考慮到所有居民的需求和權利的體系。
正如經濟學家彼得·特明（Peter Temin）所強調的那樣，經濟復蘇要求我們創建一個統一的經濟，而不是新自由主義者及其自由主義后代給我們帶來的四分五裂的經濟。我們的重點是恢復和擴大教育，將資源從大規模監禁等政策中轉移出來。我們注重建立和加強安全網，讓生活不再是霍布斯式的艱苦跋涉，而是每個人都能享受創造力和快樂追求的旅程。我們不過度關注競爭，而是強調互助，當硅谷的人們試圖把我們拖入一個越來越抽象的元宇宙時，我們要記住，我們是有形的生物，我們更需要現實生活中的交流，而不是數字連接。我們要求接受培訓，從事有尊嚴、收入合理、不受虐待的工作。
新自由主義所引發的社會弊病，需要我們竭盡所能，來增強信任感和命運共同體意識。我們要從私有化轉向公共利益，從單打獨斗轉向風險共擔，從金融化轉向公平經濟，從共同標準轉向共同利益。
這種轉變需要巨大的耐力、承諾、耐心和膽識。新自由主義者體現了這些東西。他們經過了一場漫長而艱難的旅程，最終使他們反社會、反生命的思想被接受為主流。我們的康復以及人們對更好、更健康的思想理論的接受不會一蹴而就。起初，對經濟平等、政治權利和社會正義的要求聽起來會讓人感到很激進，也會徒勞無益，那些倡導者會被稱為夢想家和瘋子。當新自由主義者第一次要求為資本家提供一個不受民主約束的超驗應許之地時，他們的遭遇就是如此。但他們承受著打擊，繼續前進。
如果我們學會從長計議，未來可能是我們的世界，而不是他們的世界。在我們生活的背景中，那可怕的、抱怨的嗡嗡聲可能會變成我們可以真正起舞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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