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昨天的文章《不要在地上建立新羅馬》評論了米爾斯海默和杰弗里薩克斯前段時間的一場對談，他們在對談中聊到美國的深層政府和對中國政策等問題，我們在文章中說到所謂的deep state實際上并沒有什么深謀遠慮的大計劃，而是不希望其他人去改變已經形成的利益鏈。比如美國政界中非理性的反俄，親猶，以及反華政策，很多都是由于相關利益集團的政策慣性已經發展到完全凌駕于國際政治現實和美國國家利益之上的地步。
像美國這樣一個正在步入衰朽的帝國，很容易出現這樣的情形：過去為國家的繁榮進步立下過功勞的組織或制度，逐漸衍生出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并將其利益置于國家利益之上，尾大不掉，最后反而成為了國家的沉重負擔和前進的障礙。政治領域是如此，美國金融，工業領域中這種情況更是比比皆是，比如現在的波音。
美國人的歷史還很短，因此不太善于總結，而這種情形，經驗豐富的中國人則有個頗為貼切的說法，叫百萬漕工衣食所系。眾所周知，我國明清兩代均定都北京。北京作為軍政中心的首都，是一座巨大的消費型城市，必須依靠持續的外來輸入來維持，而我國的經濟中心當時已經轉移到了江南地區。于是通過溝通南北的大運河，每年向北京運輸錢糧財稅就成了明清中國的頭等大事，稱為漕運。
而隨著社會的進步，技術的發展，相關利益集團的不斷滋長，內河航運的成本越來越高，尤其是海運的技術越來越成熟，對比之下，漕運也就越來越難以維持。到了清代末期，支持漕運的官員最后一個拿得出手的理由居然是漕運涉及的利益集團已經大到不能倒。大量上層官員出身漕運并進入各個要害部門，自成一股勢力。
他們每年從經費中獲取巨額利益，已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政商網絡。漕運中下層更牽涉到上百萬胥隸，漕工和以此為基礎遍布全國的商業貿易網，一旦停止，必然引起大規模社會動蕩，因此寧可虧本維持，這就是著名的百萬漕工衣食所系。
類似明清漕運的情形，在歷史上不斷重演，某種程度上，這是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通病。今天我們不如就來談談這個話題，看看全世界的百萬漕工是怎么由進步的力量，成為前進的障礙，討論下其中的要害所在，并如何避免這樣的悲喜劇不斷重演。
出現百萬漕工式的情形，一般來說有兩種常見原因。一種是舊利益集團為維護自己的利益，運用手中的權力，強行對抗社會的發展。一種是過去合理的做法和現有的巨大利益隨著歷史的進程面臨挑戰，卻牽涉過大，以至于只能趨向于保守，最終成了進步的阻礙。我們不妨來看幾個歷史上真實發生的例子。
1815年，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大英帝國通過了一項可能是人類近代最臭名昭著的法律之一，《谷物法》。隨著英國主導的第一次工業革命，英國的農業逐步被工業取代，在富國強兵的同時，帶來的一個副作用就是糧食不足，越來越依賴進口。而洶涌而來的廉價進口農產品則直接沖擊了幾乎占據英國所有農田的幾百家莊園貴族的利益。
這些人的祖先可以追溯到隨征服者威廉渡海而來的騎士們。在幾百年的時間里，他們領導這個國家，打敗了一切和他們對抗的敵人，包括英王查理二世和拿破侖，最早的資本家也出身于他們之中。為了維護莊園貴族的利益，《谷物法》應運而生，以高額關稅來限制從農產品在內的一切外國進口貨物，從而人為抬高了糧食價格，確保了莊園貴族們的利益。
但這種做法無疑是逆歷史而動的，國內糧價高漲的最直接受害者是城市工人，他們的工資絕大多數必須用來購買食物，而無力投入消費。工廠主不得不提高工資來維持工人的起碼生活，還面臨貿易壁壘帶來的原材料上漲，而英國的海外市場也受到影響，特別是以物易物貿易為主的殖民地，無力進口隨之而來的本國高價工業產品，而面臨外國產品的劇烈沖擊。在保守勢力的強權下，《谷物法》持續了三十年，期間英國不斷爆發嚴重的糧食危機，最臭名昭著的一次就是愛爾蘭大饑荒。
在這個過程中從城市貧民到新興的工業資本家，一切力量不得不聯合起來站在保守派的對立面上，最終推動了這部惡法的廢除。隨之而來的是一個為資本主義而存在的新社會結構，為英國攀向維多利亞時代的頂峰做好了準備。
《谷物法》的存廢是一個典型的過時利益集團阻礙社會進步，從國家領航人變成國家敵人的例子。然而這畢竟是一個悲喜交加的例子，廢除惡法的斗爭實際上完成了社會的動員和改造，為新的時代做好了準備。但人類總是會犯一樣的錯誤，而錯誤未必總有改正的機會，我們不妨再來看看另一個德國人的例子，他們幾乎緊隨著英國人之后，卻最終獲得了悲慘的結局。
英國人掀起了第一次工業革命，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主角是德國人。德意志第二帝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元兇，戰敗國。德意志第二帝國的建立，用他的締造者卑斯麥的話，靠的是鐵和血。這個帝國的核心是普魯士，一個軍人之國，而構成普魯士統治階級的是容克貴族，一群不完全脫離農業生產的軍功貴族，中小地主。
德意志第二帝國建立不久，容克貴族就埋下了這個國家滅亡的禍根，糧食問題。和英國的莊園貴族一樣，容克貴族的經濟收入依靠農業生產，而德國進入第二次工業革命后，面臨著和英國一樣的進口糧食沖擊。容克們的做法和英國貴族一樣，提高關稅壁壘，確保德國人吃他們的糧食，而不是更廉價的進口糧食。
問題是和英國人不同，德國人的這種做法直接傷害了他最大鄰國的利益，俄國，當時的俄國是歐洲糧倉，農業又恰恰是工業相對滯后的俄國的重要支柱產業。在容克貴族的主導下，德俄關系不斷惡化，最終形成了英法俄三面包圍的局面，兩線作戰則帶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終失敗。在德國第二帝國滅亡后，容克貴族失去了土地，只能躲進軍隊里茍延殘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失敗后，這批被恩格斯稱為世界上最保守反動的軍功貴族才徹底滅亡。
在人類歷史上，像英德這樣的情形是常有的。過去生機勃勃的統治集團，往往是來自舊時代的精英。他們領導了國家的強盛，開啟了新時代的序幕，甚至孕育了新時代的領導者，但他們存續的基礎還停留在舊時代。過去是統治者的腐朽墮落，而近代則是社會進步的不斷淘汰。他們為了生存，就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了社會的寄生蟲，進步的阻礙。
這個過程，伴隨著利益集團的不斷增殖膨脹，墮落腐朽，以至于比起他們的先輩，往往是退步而不是進步了，最后除了一小部分背叛了階級的先進分子，大多數只能靠手中的權力來壟斷從而維持驕奢淫逸的生活。某種程度上，我們甚至可以說，人類的歷史就是這樣新舊更替，不斷斗爭，不斷前進的過程。
第二種情形，我們也同樣熟悉，那就是過去的成功，成了現在進步的障礙，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和過去的巨大成本，捆綁了手腳，形成了巨大路徑依賴，乃至明明掌握先機也無力改變。
現代企業里柯達和索尼就是兩個典型例子，柯達在1991年就向市場推出了第一臺數碼相機。但由于在膠卷領域的成功，柯達對數碼相機的經營三心二意，起了個大早卻趕了個晚集。九十年代唱片霸主索尼將大量資源投入到MD播放器推廣中去，蘋果公司彎道超車，推出了MP3播放器，當時的索尼并不是做不出類似的產品，日本發達的電子產業也有類似的技術儲備。但當時盈利水平最高，最強勢的唱片部門堅持傳統唱片式的綁定式營銷模式，而拒絕接受MP3的單曲銷售模式，使得整個企業在關鍵性轉折期慢了一步。
柯達和索尼的遭遇其實是一樣的問題，問題不在技術上，而在體制上。上一輪變革中的贏家，在下一輪技術進步中反而遲鈍了，被現有的盈利模式所捆綁，最早錯過了機遇。如果我們從更長遠來看，英國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中的成功，使其面對第二次工業革命時就顯得相對遲鈍。而日本社會的教訓要深刻的多，日本在電子產品時代的成功，日本社會在互聯網時代變得十分遲緩，大部分日本企業都出現了反應滯后與針對本土市場高度特化，在二十一世紀遭遇大潰敗。過去成功的日本企業面對新時代，既不能成功開拓藍海，又沒能力維持霸權，原來所壟斷的業務逐步落后，最后全面失去市場。
相比第一種情形是以權謀私，綁架整個社會，第二種情形造成的危害更多是危及自身，然而二者的本質其實是一樣的。第一種情形和第二種情形往往不是獨立發生的，而是同步的，而且一個趨勢是越到當代，社會變化越快，也就越容易出現百萬漕工衣食所系的情形。
我們不妨回到一開始談到的美國，作為一個明顯處于衰退期的大國，美國正異常嚴重的遭遇這類問題。比如在基礎建設上，作為前世界第一工業國，美國在早期就完成了大規模的國內基礎建設。但隨著美國的去工業化，和國內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壟斷形成。不同時期，不同標準的建設使系統混亂不堪，而國家不但缺乏技術更新迭代的手段和動力，甚至由于不同地區分屬于不同的利益集團，連基本的協調聯動都變得越來越困難。
而各個集團越是維護自己的利益，就越容易搞自己的一套標準，最終把這些彼此割裂的系統整合在一起，帶來的就往往是整個國家層面的災難性后果。
當然，美國更大的問題是發生在頭腦層面上，也就是第一種情形要比第二種情形嚴重得多。就像開頭說的，美國在政策上的慣性很大，比如長期的對俄打壓，而一面強調對華打壓，偏偏在對華問題上又常常不切實際，出了許多笑話。這種情形除了美國嚴重的自我中心主義，很早就有人指出，這是由于美國外交戰略上，長期存在龐大的利益集團，他們始終在延續冷戰中的政策，很多人就是吃抗俄這碗飯的。
而對華問題上，美國所依賴的對華分析智庫，又表現出明顯的近親繁殖與政治正確，導致一直無法正常反映中國社會的基本情況。所以，美國的很多對華政策完全是在照搬對蘇政策，卻完全不顧自己和中國面臨的現實差異。
當然，和外交上的慣性相比，美國的問題是非常突出的上層既得利益集團綁架國家，整個國家在衰退期表現出遲鈍，在龐大的存量面前，失去了革新的勇氣和能力，因循守舊，從而在各個層面都出現了維穩式，收買式的運轉，依靠吃老本來維持，典型的一個百萬漕工之國。這樣的國家很容易出現自我感動和自以為是，但短期的矛盾可以延長，長期的隱患一旦爆發，那將是不可收拾的。
回到一開始的問題，怎么能避免百萬漕工，尾大不掉，為維持而維持的問題。面對這種情形。至少有幾個教訓，我們是可以從過去吸取的。
當代中國顯然應該從美國目前的困境中吸取教訓。作為后發工業國，在大規模的基礎建設中，我們是不是存在一些類似的情形呢？雖然中國由于有統一的國家標準和后發優勢，避免了像美國式的各自為政，但在前些年伴隨地產經濟的各地舉債大建過程中出現的混亂發展，和產生的割據式壟斷利益集團與集體腐敗現象，已經給社會造成了很多問題。出現問題能快速反思并調整革新是中國相比西方國家的優勢，但須知這種革新的能力也不是與生俱來的，更不是擁有了就不用擔心衰退的。
然后還要避免尾大不掉，因循守舊，部門利益綁架整體利益。這里，我們當代也有自己的問題，中國過去幾十年的巨變，同樣使很多顯赫一時的部門，單位失去了過去的作用，很多人完全依附于已經被淘汰的行業生存。
實際上，在我們生活中，很多地方已經形成了嚴重的依附性集團，儼然過去的漕工，像比如許多完全依靠政府訂閱生存的傳統刊物，地方電視臺，一些協會，一些領域的交流和研究機構等，影響小點的，很多單位已經成了單純為了養人，為了地方利益而存在，人員有上無下有增無減，成了發展的障礙。影響嚴重的，則為了百萬漕工甚至已經走到了歷史的對立面。
還有一種更嚴重的情形，則是很多領域長期內部繁殖，父死子繼，內外勾連，導致化公器為家業，原來用來解決問題的部門和單位，反而成了造成更嚴重問題的一部分原因。
這種情形如果長期發展下去，顯然就會出現和美國一樣，為了生存而維護落后，在發展中舊的問題不解決，新的問題不斷增加，每一次前進都要帶上舊時代的沉淀，以至于最后沉重的無法動彈。
當然，就像當年面臨的漕工困境一樣，對這些由于時代和技術變化而面臨淘汰的組織和個人，不可能一裁了之。而怎樣在發展的過程中，實現肌體的新陳代謝，把舊的資源放到新的位置上，把已經完全腐朽的部門消滅，避免部門利益，集團利益綁架國家利益，在不破壞公平的條件下，讓人員，物資再次有效地流動起來，是一種特別值得關注的問題。
所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怎么樣才能擁有一個始終富有生命力，而非僵化腐朽的領導核心。隨著一個利益集團的形成，無論是路徑依賴還是利益集團的過度膨脹，都是人類社會自古以來的傳統問題。從人類的歷史來看，要克服這種情形是最困難的，沒有不滅亡的王朝，沒有不腐朽的統治階級。
其實，前人早就指出了這個問題的核心，是為了什么而統治的。如果統治階級是為了極少數人的利益而統治的，那么遲早他們會腐朽墮落，為了維護本階級的利益而站在的對立面上。相反，如果能始終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是為了人民而統治，那么只要不偏離這個立場，始終是秉持公心，不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始終保持公平公正，自然就能保持生命力，跟上時代的腳步。
人類的現代歷史實際上非常短暫，雖然當代社會各方面的理論水平遠超古代，但對于國家這種實體的軌跡和命運，人們仍然時常不得不從歷史中尋找鏡鑒。這種鏡鑒很多時候是機械的或者并不符合歷史科學的，但有時候對問題的揭示也是直觀的。比如美國現在的黨爭，美國在歷史上沒多少經驗，但中國人已經見得很多。
除了中國自身的歷史鏡鑒，在人類這短短的百來年現代史中，已先后有蘇聯和美國兩個超級大國給中國做出衰落的示范，這是中國的幸運。所以也絕不能浪費了這份幸運，殷鑒不遠，絕不能哀之而不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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