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于巴黎，有人卻在質(zhì)疑：如果奧運會的盛大慶典是以城市最脆弱的人群為代價，那它還能被稱為所有人的狂歡嗎？
在巴士底廣場的奧運五環(huán)下，約一百名無家可歸者支起了帳篷。
8月6日，巴黎巴士底廣場的七月柱下。受訪者供圖。
組織該營地的非盈利組織法國住房權協(xié)會（Droit Au Logement）和Utopia 56呼吁人們關注巴黎的住房危機：在奧運會召開之際，巴黎僅為奧運場館附近的無家可歸者提供了216個住宿地點；與此同時，市內(nèi)每晚都有3500多人露宿街頭。
四個小時后，警方宣布疏散營地，并且沒收了價值數(shù)千歐元的帳篷。警方給出的官方理由是該營地“人數(shù)眾多”導致“擾亂公共秩序”。Utopia 56則在聲明中提出，警察行動的背后還有一個非官方原因：無家可歸人口的出現(xiàn)會“在奧運會期間造成不良影響”。
對于被驅(qū)散的無家可歸者來說，又一個流浪之夜開始了。
8月6日，一部分被驅(qū)散的無家可歸者在路邊門廊休息，隨后轉(zhuǎn)移到巴士底廣場對面的Square Henri Galli公園。受訪者供圖。
早在2017年巴黎申辦奧運會時，巴黎奧組委就承諾這將是“最包容、最可持續(xù)”的一屆奧運會。許多活動人士相信，類似的承諾意味著巴黎奧組委應努力避免奧運會固有的弊端，即過度支出、公共空間軍事化、邊緣人群流離失所、漂綠和腐敗等。令他們失望的是，七年后，巴黎似乎未能跳出怪圈。隨著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于巴黎，他們卻在質(zhì)疑：如果奧運會的盛大慶典是以城市最脆弱的人群為代價，那它還能被稱為所有人的狂歡嗎？
巴黎在狂歡？
2023年底的一項民意調(diào)查顯示發(fā)現(xiàn)，高達44%的巴黎人認為舉辦奧運會是一個“壞主意”。巴黎居民有很多擔憂：體育場館的施工都能及時完成嗎？安全措施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日常生活？來自世界各國的游客會不會影響正常生活？奧運會之后又會如何？
“逃離巴黎去度假”歷來是許多巴黎人度過夏天的方式。對于長居巴黎的妮可，由于她所在的公司在奧運會期間改為線上辦公，她認真地考慮過避開奧運會的人潮，但最終沒有成行。
自開幕式成功舉辦以來，妮可和許多巴黎人的懷疑態(tài)度都發(fā)生了轉(zhuǎn)變：想象中的混亂似乎并未出現(xiàn)；體育場館和新地鐵正常投入運營了；塞納河得到了清理，至少足以完成鐵人三項的比賽；截至上周四，奧運會門票已售出970萬張，創(chuàng)下歷史紀錄；作為東道主的法國隊發(fā)揮神勇，尤其是法國游泳天才萊昂·馬爾尚的表現(xiàn)，更令妮可很慶幸自己沒有離開巴黎，得以和朋友們共同度過歡聚時刻。
妮可眼中的額外加分項是，清走了“帳篷村”的巴黎，市容顯得比以往更加整潔：“現(xiàn)在我所在的街區(qū)沒人亂扔垃圾了。警察讓他們離開巴黎去外省，會在其他區(qū)域給他們提供合法居所，有更好的條件。這樣所有人都更好。”
活動人士對巴黎的派對氛圍不為所動。巴黎行動組織Saccage 2024的諾亞·法容（Noah Farjon）說：“我們很多人都被告知，‘哦，這可是奧運會，你不該反對奧運會，因為奧運會是所有人的聚會’。不，當上萬人被驅(qū)逐的時候，它就不是所有人的聚會了。”
克萊克也表示，無家可歸人口和邊緣化社區(qū)所付出的代價常常被其他人遺忘。他所在的組織“獎牌背面”長期呼吁人們關注奧運會的籌備工作如何影響巴黎邊緣社群，要求法國為無家可歸者建立一個大規(guī)模的住宿系統(tǒng)。
“我們一直收到諸如此類的反對評論，‘巴黎從來沒有像現(xiàn)在這么安全和美麗’。我們已經(jīng)習慣了，巴黎有法國版的特朗普支持者。”他說。
但克萊克強調(diào)，巴黎的流民問題由來已久，底層原理要更加復雜，不可能“一清了之”；而本屆承諾中“有史以來最包容的”奧運會，實則加劇了已有的社會問題。
備受爭議的SAS系統(tǒng)
近10萬名無家可歸者居住在巴黎及其周邊地區(qū)，占法國總數(shù)的一半。巴黎的無家可歸者主要有五類，即羅姆人、難民（尋求庇護者）、吸毒者和性工作者。2023年5月之前，他們面臨警察掃蕩的威脅較小，可以在“營地”“帳篷村”“占屋”暫時落腳，也更容易獲取當?shù)卮壬茩C構的幫助。
奧運會的籌備工作極大改變了這一切。無家可歸者多在塞納河沿岸建立帳篷營地，而組織者希望將這條河作為奧運會的中心，當局就此陸續(xù)清理了巴黎的一長串營地。在奧運會開幕兩個月前，“獎牌背面”發(fā)布了統(tǒng)計報告《走開，沒什么可看的：巴黎奧運會前一年的社會清洗》。根據(jù)他們的記錄，2023年4月到2024年5月，約有12500名無家可歸者被驅(qū)逐出巴黎，比2021-2022年數(shù)據(jù)增長了39%。
盡管如此，法國當局至今不承認新增的驅(qū)逐事件與奧運會有關。在去年以來的多次采訪中，法國體育部長埃米莉·歐迪亞-卡斯特拉（Amelie Oudea-Castera）、法蘭西島兼巴黎大區(qū)區(qū)長紀堯姆（Marc Guillaume）乃至巴黎市政府官員曾數(shù)次保證，驅(qū)逐是例行公事，是為無家可歸者居住的安全與衛(wèi)生條件考慮。國際奧委會則拒絕回答關于奧運會如何影響當?shù)卣叩膯栴}，僅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巴黎無家可歸者的問題顯然超出了奧運會組織者的職權范圍。”
橋下的自行車站在奧運會前曾是“帳篷村”。受訪者供圖。
“獎牌背面”仍然在試圖通過記錄新案例推動另一種敘事。該組織將這種驅(qū)逐稱之為“大規(guī)模的社會清洗政策，其目的是為了“在世界面前隱藏貧困”。
人道主義機構世界醫(yī)生組織（Médicines du Monde）在巴黎的醫(yī)療監(jiān)測協(xié)調(diào)員保羅·阿勞齊（Paul Alauzy）自2018年來一直在巴黎的占屋區(qū)提供醫(yī)療支持。他表示，就在兩周前，巴黎進行了最新一波疏散，短短一周內(nèi)驅(qū)逐了 500人。其中95%是在巴黎尋求庇護的難民，大多來自蘇丹、乍得、阿富汗。
過去一年多以來，阿勞齊已經(jīng)在巴黎見證了數(shù)起類似的重新安置行動。當局清理巴黎的營地，通常會要求流落街頭者登上大巴前往法國另一個大區(qū)，加入臨時區(qū)域接待避難所（sas temporaire d’accueil，下文稱SAS系統(tǒng)）。自2023年以來，法國設立了10個臨時避難所，以在奧運會期間緩解巴黎住房的過度擁擠。如果營地居民不愿意登上大巴，就得自己另找一個過夜的地方。
根據(jù)阿勞齊的說法，典型的驅(qū)逐行動通常會在凌晨開始，警察數(shù)量和營地人數(shù)至少可以達到一比一，而警察的在場很容易給無家可歸者帶來巨大壓力：“想象一下，你經(jīng)歷了漫長的旅途來到巴黎，深受創(chuàng)傷，露宿街頭、法語還不流利……一天凌晨你從帳篷里被叫醒，外面站著很多警察，對方用你不熟悉的語言說：‘醒醒，拿好你的東西，我們給你準備好了房子。’你當然會很害怕，犯糊涂。”
也就是說，流離失所者并非“被迫”登上大巴，但是很多人并不知曉自己抵達目的地之后將會發(fā)生什么，而警察也往往不會提供充分的信息，有時人們看到大巴上的文字才知道自己會被轉(zhuǎn)移到哪個大區(qū)。在SAS系統(tǒng)剛剛投入使用的階段，許多人直接就上了大巴車，被轉(zhuǎn)移到如波爾多或奧爾良等地區(qū)；隨著時間推移，許多人開始在巴黎的街道上口耳相傳：“不要上車，這是一個陷阱，外面沒有什么等著你。”
如果有人加入SAS系統(tǒng)，法國政府將提供為期三周的住房，同時社會工作者將幫助他們評估獲得庇護或永久居留權的可能性，然后被重定向到另一個地區(qū)，這些申請人將被轉(zhuǎn)移到長期住房，并在其案件接受審查期間獲得適度的津貼，審查過程可能需要六個月或更長時間。
對于一部分幸運兒，SAS的確是一條通往更穩(wěn)定住房的快速通道——大約40%的人獲得了中長期解決方案。但更多的人只能重新進入法國的短期緊急庇護系統(tǒng)，但該系統(tǒng)的床位不足以滿足需求。因此，他們經(jīng)常在另一個城市再次流落街頭，或者自己返回巴黎，等待下一次再被警察帶走。
為什么他們總會返回巴黎？
“法國可以分成兩個部分，巴黎和其他地區(qū)，”克萊克說，“一切都集中在巴黎——這里有很多機會，也有很多社會幫助。40%的在法外國人都生活在巴黎，第一次踏足法國的人都聚在這里。”
巴黎既是法國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也是法國交通網(wǎng)的核心。然而，巴黎顯然不具備吸納全部移民人口的住房能力。克萊克認為，建議人們搬遷到其他有一定庇護能力的城市原本是個可取的主意，前提是當?shù)赜信涮状胧Ｈ欢▏疄榱麟x失所者提供的安置常常讓他們白白被搬遷到遠離工作地點的地方，從而使他們的處境變得更糟。
不同于外界常見的預設想法，許多無家可歸者在巴黎有著自己的工作，比較常見的工種是清潔工、建筑工人和木工等，也有些人在快餐店里做漢堡。但他們依然租不起房子，甚至租不起社會住房，所以只能露宿街頭。另一方面，長期在巴黎居住讓他們認識了相熟的援助機構聯(lián)絡人，擁有已成型的社交圈子；一旦被驅(qū)離巴黎，相當于失去已有的社會安全網(wǎng)，而其他地區(qū)暫時無法提供及時的跟進。
這也意味著，社工人員花費很長時間才能建立起的聯(lián)系可以被輕易打破。阿勞齊表示，一個通過SAS系統(tǒng)被轉(zhuǎn)移到波爾多小村莊的蘇丹人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經(jīng)歷了一次非常痛苦的旅程，他在波爾多獨自一人，遠離了他的社區(qū)；等到他再次回到巴黎住在定居點，他完全不再開口，我們無法與他溝通。”
社會工作者強調(diào)，問題不在于奧運會或轉(zhuǎn)移安置政策本身，而是巴黎僅僅考慮創(chuàng)可貼式的反應而不是長期解決方案，讓這一已經(jīng)遭受高度創(chuàng)傷的人群再度受創(chuàng)。
另一方面，并非所有新移民都得到了平等對待，種族或國籍亦是影響因素。對于逃離烏克蘭的難民，法國設立了專門的社會服務中心，修改法律使他們能夠合法工作，并在全國范圍內(nèi)預留了約87000張床位。
“烏克蘭人從來不必在法國街頭捱過一晚，”克萊克認為，這證明了法國具備相應的組織能力，他希望“蘇丹人、阿富汗人和其他人”也能獲得同樣的機會。
8月4日，警察出現(xiàn)在“獎牌背面”在塞納河畔組織的藝術活動上。過去幾個月里，該組織收集了37幅被驅(qū)逐者和志愿者的面孔和證詞：“我們是集體的一部分，是獎牌的另一面……”“如果我們?nèi)ヒ粋€新的城市，這是否意味著我們必須從頭開始……” “我睡在馬里橋下……” 受訪者供圖。
平等、團結和包容的承諾與巴黎的現(xiàn)實
從埃菲爾鐵塔到協(xié)和廣場，從國民議會到拉維萊特公園，巴黎在世界面前展現(xiàn)出它最夢幻的一面。這是世界上宣傳最盛、觀看次數(shù)最多的慶典，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收到了邀請函，即使他們就住在巴黎。在這些奧運設施的宏偉景象面前，很容易對塞納河畔的鐵柵欄和混凝土障礙物視而不見——這是許多巴黎活動人士共同的擔憂。
法容承認，奧運會給巴黎帶來了一些積極的影響：和新冠疫情之前相比，騎自行車在巴黎出行要容易得多，為奧運準備的巴黎地鐵14號線延長線投入運營，從地鐵到奧運場館的路線也獲得了翻新。
但他認為，這些基建不是為巴黎居民而是為游客準備的。“很明顯，因為如果你再多走兩條街道，就沒有任何改變。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讓巴黎成為游客的迪斯尼樂園，”法容說。
拉維萊特公園 (Parc de la Villette) 的一條走道。受訪者供圖。
更重要的是，巴黎的宣傳口號與迷人圖景并不足以掩蓋奧運會賴以建立的不公正現(xiàn)象。
對奧運會給巴黎帶來的民族主義色彩和商業(yè)氣氛，法容不以為然。在他看來，開幕式引用了巴黎公社領導人路易絲·米歇爾的形象，但卻只將她塑造為一個溫和的符號。“她的政治觀點比開幕式所愿意展示給世界的要激進得多……我們和路易絲·米歇爾更像。”
他表示，盡管開幕式讓女性、酷兒和少數(shù)族裔群體等邊緣化社區(qū)發(fā)出了聲音，奧運會仍然是一個“為鏡頭設計的”精英主義盛會：“問題的關鍵不在于開幕式上有什么，而在于它甚至發(fā)生了；關鍵在于為了讓奧運會順利進行，他們對巴黎做了什么。”
法容所指的是奧運會前的“社會清洗”行動，期間法國警察將大量預算用于驅(qū)趕安置無家可歸者和逮捕街頭商販。在他看來，警方本可以將這些資源用于打擊或調(diào)查犯罪從而真正加強安保；但恰恰相反，巴黎竭盡全力讓更多警察出現(xiàn)在街頭，讓他們看起來像是在工作。奧運會期間，巴黎平均每天部署約3萬名警察負責安保工作；這是自二戰(zhàn)結束以來，法國領土上最大規(guī)模的軍事動員。
用法容的話來說，巴黎在和平年代被“占領”了。他自己也遇到了警方的阻擾。7月28日，法容原計劃帶領兩名記者步行穿過巴黎北部的圣丹尼斯社區(qū)，進行一場信息導覽。法容稱之為“毒性之旅”，意在向媒體展示奧運會對這個相對貧困的社區(qū)的影響。但他們未能成行——剛一從圣丹尼-巴黎門站出來，四輛警車就擋住了他們。警方經(jīng)過身份檢查和搜查后，發(fā)現(xiàn)了法容帶有反奧運傳單和貼紙。隨后警方將他和同行的兩名記者一起逮捕并拘留了10個小時。
事后，法容認為警方的目的是企圖恐嚇他和他所在的組織Saccage 2024。8月8日，他們再次組織了一場信息導覽，以表明自己沒有受到恐嚇。當天，警方又一次拘留了一名活動人士并對在場的其他人處以罰款。Saccage 2024在推特上譴責警方的行為“讓批評奧運會變得不可能”。
克萊克也同意，在今天的巴黎，每隔50米就有一名警察，而他們的行為方式就是清理所有那些被視為不受歡迎的人，尤其是那些并不適合在明信片上展示給全世界的人。因此，觀眾才能看到一個非常奇妙、但不真實的巴黎。“我們把貧困掩蓋起來……這非常具有欺騙性。”
本屆奧運會的口號是“奧運更開放（Games wide open）”，法國總統(tǒng)馬克龍也多次表示巴黎奧運會將是歷史上最可持續(xù)、最包容、最平等的一屆奧運會，巴黎奧組委更是曾許諾本屆奧運會將為法國社會留下“積極的遺產(chǎn)”。令克萊克等社會工作者不滿意的是，他們本有機會讓巴黎實現(xiàn)上述許諾。當奧運會將本就存在的無家可歸問題推上臺面，巴黎的活動人士希望將其視為緩解這一挑戰(zhàn)的機會。正是基于這種愿景，克萊克和他的同事們統(tǒng)計了巴黎近年來所有的驅(qū)逐事件。他們的工作也迫使奧運會的各級機構改變了拒絕討論的態(tài)度，與他們舉行了一系列會議。
克萊克表示，“獎牌背面”期待著能夠與相關機構合作制定具體計劃，避免奧運會加劇排斥現(xiàn)象，但該團體的大部分建議并未得到答復。回顧自“獎牌背面”組建以來的集體行動，他表示，或許他們有些“太天真”了。
“我們當時覺得，盡管這可能很難實現(xiàn)，但我們需要共同努力。我們與勞動、衛(wèi)生和團結部、體育及奧林匹克和殘奧會部、奧運會和殘奧會組委會、市政府等舉行了大約40次會議，但最后，正如你所看到的，我們什么也沒得到，沒有人會對任何事情負責——他們可以在踢皮球上得個金牌。”克萊克說。
追索體育運動本來的意義
面對公共當局反應遲緩的情況，各個草根組織繼續(xù)著他們的動員。奧運會開幕前一天，上千名活動人士聚集在共和廣場抗議，他們稱之為“反開幕式”，主題是“比賽，但是為了誰（des Jeux, mai pour qui）？”。
俄勒岡州太平洋大學政治學教授朱爾斯·博伊科夫出席了這場抗議。在開始從事體育政治研究之前，他曾為美國國奧隊效力，也在美國作為職業(yè)運動員踢足球。對奧運會進行了廣泛研究，并撰寫了六本有關奧運會的書籍。他認為，奧運會自帶的歡慶氛圍可能讓觀眾對奧運會給承辦城市帶來的傷害缺乏感觸：“奧運會就像是一個大型分屏活動：一方面，我們?yōu)槭澜缟献顐ゴ蟮倪\動員們慶祝。另一方面，所有這些社會問題都因舉辦奧運會而加劇。”
不過，博伊科夫表示，盡管奧林匹克的象征意義與巴黎的現(xiàn)實生活之間存在裂痕，他依然相信可以在為運動員加油吶喊的同時捍衛(wèi)邊緣化群體的權利，相信體育運動具有巨大的力量。
“我認為那些高水平參與其中的人，無論是奧運選手還是管理者，都因這種力量而承擔著責任，” 博伊科夫說，“我從頭到尾讀過《奧林匹克憲章》，那份文件中有很多美好的價值觀。不幸的是，一屆又一屆的奧運會，國際奧委會通常未能履行他們的基本價值觀和原則，他們本可以做得更好。”
巴黎并非沒有嘗試。為了實現(xiàn)其可持續(xù)愿景（也是為了防止成本失控），本屆奧運會更多地投資于現(xiàn)有基礎設施的改造，而不是重新建設。95% 的奧運會場館都是現(xiàn)有基礎設施，兩個重要的新建筑包括奧林匹克水上運動中心和奧運村，均位于巴黎市中心以北的塞納-圣但尼省；這里是法國移民比例最高的省份之一，也屬于法國相對低收入的省份，居民有將近三分之一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待到殘奧會結束后，水上運動中心將被改造成音樂會場地和巴黎籃球隊的主場；奧運村將被改建成可容納6000名工人的辦公空間和可容納另外6000人的2800套公寓，以增加住房供應。公寓的四分之一將保留作為公共住房，三分之一以上由國家作為社會住房出租給低收入居民和學生，其余則為私人住房。
這一模式尚未消除人們對于塞納-圣但尼省“士紳化”前景的擔憂。Saccage 2024的聲明中寫道，這“有可能驅(qū)逐許多經(jīng)濟適用房住戶”。
究其原因，在往屆奧運會后，人們已經(jīng)多次見證了因奧運會而重建的低收入社區(qū)房屋租售價格迅速上升，逐漸超出居民的承受能力更高，低收入居民逐漸被高收入居民所取代。1992年巴塞羅那奧運會之后，最先離開的是被邊緣化的低收入人群，他們也因此無緣享受被人津津樂道的“巴塞羅那效應”。巴黎能否兌現(xiàn)自己關于“增加住房供應”的承諾，也有待觀察。法容表示，“我擔心巴黎會變得像巴塞羅那一樣，（在奧運會后）居住成本更加高昂，人們的生活更加困難。”
現(xiàn)在，塞納河畔過去的“帳篷村”都被清理干凈了，取而代之的是防止營地卷土重來的金屬柵欄和混凝土塊，零零散散的無家可歸者在躲避警察。
阿勞齊回憶起十年前剛來巴黎讀大學的場景，那時巴黎的無家可歸現(xiàn)象就已很嚴重，“街道、餐館、地鐵，到處都可能見到乞丐，”這讓來自法國東部小村莊的他非常震驚，不久后便開始參與當?shù)氐拇壬茩C構活動，并最終走上了全職做援助的職業(yè)道路。
或好或壞，這場全球盛會改變了巴黎的面貌。有時候，奧運會期間的巴黎讓阿勞齊感覺自己生活在平行世界：“我會想，這里曾經(jīng)有很多帳篷，現(xiàn)在他們在這里建了一堵墻，防止無家可歸的人回流……人們會說，‘嘿，我們談的可是巴黎的形象，你不覺得現(xiàn)在這樣更好嗎？’但那只是把問題掩藏起來不讓人看到。巴黎錯過了真正解決問題的機會。”
巴黎奧運會的使命宣言高呼：“體育有能力改變一切，改善教育、健康和社會包容性。”然而，實際情況卻與這些理想相去甚遠。一旦全世界的目光離開巴黎，接下來會發(fā)生什么？長期從事無家可歸者援助的阿勞齊和克萊克都表示，相信許多被驅(qū)逐出巴黎的人會在奧運會和殘奧會之后回來，他們也將回到奧運前的援助日程中去。
這些問題的邊界不止于巴黎。“獎牌背面”計劃在9月再發(fā)布一份報告，既是對巴黎奧運會期間發(fā)生的抗議和驅(qū)逐事件的全記錄，也是從巴黎送往洛杉磯的建議。洛杉磯同樣存在嚴重的無家可歸問題，他們的擔憂是，如果現(xiàn)行模式?jīng)]有任何改變，同樣的社會清洗四年后還會繼續(xù)發(fā)生。
盡管活動人士常常被打上“反對奧運會”的標簽，但他們都在強調(diào)，自己所反對的是奧運會的現(xiàn)行模式及其所帶來的惡果，而不是賽事本身。盡管奧組委的空頭承諾令人失望，但是，在世界尚未找到另一種方式來進行國際體育賽事之前，人們?nèi)匀患耐谕ㄟ^行動讓奧林匹克變得更好。
“所以，我們要將圣火傳遞到洛杉磯，”克萊克語帶雙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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