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數字化時代，資本邏輯與技術邏輯的合謀共治正在使數字資本主義加速劇變和擴張。在此背景下，西方左翼依托數字化、網絡化催生的智能社會，發起了對數字資本主義的批判，提出了“網絡共產主義”“奢侈共產主義”“法律共產主義”“資本共產主義”等替代數字資本主義的新方案。然而，這些建基于高科技、數字化和賽博格的共產主義偏離了馬克思視域中共產主義的生成軌道，將共產主義從經濟社會形態置換為技術社會形態，把真正的共同體消解為虛擬的共同體，把社會化的人類延伸為數字化的科技，最終陷入技術烏托邦主義。與之不同，要建構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共產主義，必須回到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視界，從智能革命回到制度革命，從資本邏輯回到勞動邏輯，從私人所有回到全民共有，在實踐中不斷促進共產主義因素的生成。
“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游蕩。”170多年前，“共產主義的幽靈”公開亮相，徹底解除了資本主義獨霸天下的“魔咒”，點燃了瓦解專制霸權、破除資本統治和謀求人類解放的思想曙光，開啟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全新進程。時至今日，共產主義作為人類共同的思想文化遺產，已經對世界各國的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發揮了前所未有的積極作用，已然成為表征人類歷史進步向好、世界和平大同的不可磨滅的“符號”。然而，在今天的時代，“一個幽靈，資本的幽靈，在世界游蕩”。在當今世界主導性的統治邏輯中，資本邏輯不僅依然實施著擴張、霸權和宰制計劃，而且還通過驅動數字—智能技術、圈占大數據網絡資源、侵染人的智力和創造力，最終實現了前所未有的霸權。資本與數字技術的“共謀”正在催生算法資本主義、認知資本主義、數字資本主義等資本邏輯新形態。其中，“‘數字’將我們引向了數字資本主義的環境和背景”。在數字資本主義加速變革和全球擴張的時代，如何拓寬數字時代共產主義的存在空間？如何在數字資本主義的基礎上開辟共產主義道路？這些問題已經成為當下不可回避的理論難點。基于此，西方左翼學者再次發出了驚世之語：“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網絡中游蕩。”與此同時，大量左翼學者在批判當代資本主義的基礎上，推出了“網絡共產主義”“奢侈共產主義”“法律共產主義”“資本共產主義”等替代性選擇，建構了數字資本主義時代共產主義的新版本。那么，這些新的共產主義理論主張能否開啟人的解放的全新境界？這需要我們對之進行全方位審視、多維度辨別和批判性重構。
一、生成與樣態：數字資本主義時代左翼共產主義理論的勾繪
資本數字化和數字資本化無疑是數字資本主義的主要特征和發展趨勢，而由數字技術和數字資本共同構筑的數字資本主義改變了現存的世界關系，正在把人類引向“極端事物的世界”。在此情境下，人的生產生活不斷加速和劇變，人的物質活動和精神交往漸漸物化和“失控”。“今天的政治—社會世界，卻是以驚人的速度越來越不受掌控。”那么，數字資本主義究竟會把人類引向何種境地？馬克思所設想的共產主義在數字時代還有可能實現嗎？對此，西方左翼學者努力在當代資本主義批判中重新激活共產主義話語，從網絡技術、全自動化和一般智力共同搭建的數字化生產方式中窺見了共產主義的新契機，由此勾繪了數字時代的共產主義圖景。
（一）“網絡共產主義”：數字技術中的新烏托邦
英國左翼學者理查德·巴布魯克在20世紀90年代率先發起了對網絡化、數字化催生的全球資本主義“新范式”的批判。他以美國硅谷的網絡技術發展為例，對信息社會及其禮品經濟進行了分析，提出了“網絡共產主義”概念。他認為，高科技推動的禮品經濟和電子通訊的發展使得傳統的交互式活動大大減少，而新型生產力創造的信息和知識產品逐漸成為典型的公共品，在這種生產關系中，網絡技術催生的公共品經濟正在使資本主義向“網絡共產主義”轉變，“在網絡共產主義中工作不僅更有效率，而且比數字資本主義更令人愉快”。基于數字化技術的“網絡共產主義”既是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也是人們日常生活經驗的一部分。“網絡共產主義”正在建構一個新的烏托邦式的未來，“只有采用最先進的生產關系——網絡共產主義，才能實現網絡生產力的全部潛力”。在巴布魯克那里，“加州數字革命的意識形態與‘網絡共產主義’有著異常曖昧的關系”。他提出的“網絡共產主義”并不是馬克思意義上的共產主義，而是由社會資本、知識資本和網絡技術共同建構的“知本主義”。與此相似，加拿大左翼學者尼克·迪爾-維斯福特也從資本主義網絡化、數字化的大趨勢中窺見了共產主義的可能性，提出了“自治論網絡馬克思主義”，勾繪了互聯網時代共產主義的虛擬圖景。他認為，信息化、數字化加速了“網絡空間資本主義”的發展進程，這種資本主義加快了網絡資源的私有化，進而導致了數字時代的“無產階級化”，催生了“網絡無產階級”，他們是推翻網絡資本主義的潛在政治主體。由此，迪爾-維斯福特預言了一種新的共產主義方案，即告別信息革命的烏托邦承諾，走向“控制論共產主義”。這種共產主義是對后福特時代資本數字化、勞動非物質化的理論反思，它主張“‘非物質勞動’是反抗全球資本的關鍵組成部分”，強調作為“非物質勞動”對象化的“網絡無產階級”是激活共產主義的真正潛在力量。同樣，美國左翼學者喬迪·迪恩旗幟鮮明地批判當代資本主義及其背后的數字技術邏輯。她認為：“今天，隨著資本主義的實際吸納過程轉向自身，它正在使自身變得更糟。數字資本主義的壟斷集中、不平等加劇、國家受制于市場，正在導致一種新封建主義的誕生。”新封建主義歸根到底是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兩種模式的交叉重疊，是數字技術私有化、數字資本平臺化以及數字活動被智能算法強制征用的結果。在迪恩看來，如果說帝國主義是資本的集中、壟斷和金融寡頭的橫行，那么新封建主義在本質上就是帝國主義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重現，是復雜的數字、通信技術、信息網絡的集中和壟斷，是臉書、推特、蘋果、微軟等國際數字資本寡頭的霸權。它加劇了全球的不平等，擴大了數字鴻溝，刺激了基于網絡冪律分布的生產，催生了新的等級制度。迪恩認為，數字資本主義的這種封建化趨勢將會使處于網絡金字塔頂端的人受益，最終會再次加劇全球對抗，造成新的強制和剝削，而“要直面或避免這一局面，需要為共產主義進行有組織的政治斗爭”，需要激活數字時代的共產主義。
（二）“奢侈共產主義”：全自動化的高科技前景
西方左翼學者亞倫·巴斯塔尼在其著作《全自動化的奢侈共產主義》中批判了“資本主義現實主義”，并依據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以下簡稱《大綱》）建構了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后人類”共產主義圖景。他認為，根據《大綱》尤其是其中關于“機器論片段”的論述，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是不斷利用機器取代勞動力，不斷用技術代替畜力和人力（體能和認知勞動），這種替代趨勢使技術處于永無止境的“試驗”狀態，促使資本家不斷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從而創造了一種用機器替代工人的“永無止境的自動化循環”。巴斯塔尼指出，盡管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意味著剝削和痛苦，但在新的替代性社會中則意味著解放的潛力。他特別提到，在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現代社會，隨著物質和技術基礎的不斷夯實，人類終將擺脫“稀缺”和“匱乏”狀態，進入“奢侈”和“富饒”的王國。巴斯塔尼系統地解讀了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的理論勾繪，認為馬克思視野中的必然王國是由“稀缺性”定義的世界，而自由王國則是由“豐裕”表征的世界，在那里，智力勞動與體能勞動的差別逐漸消失，工作更接近于“玩”，“這也意味著，在一個擁有更大集體財富的社會，所有的基本需求以及創造性欲望都將得到滿足。這時奢侈便出現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巴斯塔尼強調共產主義是奢侈的。實際上，“奢侈共產主義”表達了一種高科技共產主義傾向，它依賴于全自動化技術以及信息、勞動力、能源的永久便宜，建立在無限豐裕的基礎上。這種共產主義是一種后人本主義的共產主義形式，充滿著強烈的烏托邦傾向，因為“共產主義需要技術基礎，但僅有高科技是不夠的”。不過，巴斯塔尼并不承認“奢侈共產主義”的烏托邦前景。他指出，“全自動化的奢侈共產主義不是一個永恒的伊甸園藍圖”，它是開端，而非終點。“奢侈共產主義”反對理想主義和人性樂觀論，想象了一個比現實世界更繁榮、更富創造力的虛擬世界，其實帶有強烈的烏托邦色彩。
（三）“法律共產主義”：后現代的另類現代性方案
邁克爾·哈特和安東尼奧·內格里聚焦當代資本主義的勞動轉型和數字化生產，通過批判全球化和數字化共同營造的“帝國”，推出了其后現代的共產主義方案。哈特和內格里認為，在機器大工業時代，資本對勞動的統治屬于形式吸納，即處于勞動對資本的形式從屬階段，而“后現代資本主義用馬克思的術語來說，就是資本對社會的實質吸納階段”，亦即勞動對資本的實際從屬階段。在此階段，資本的增殖方式和勞動的形態均發生了轉變。從資本的視角看，由于全球化和網絡化的加劇發展，“資本從依賴大型產業轉向依賴新的生產形式，包括非物質和自動化的勞動形式、靈活和不穩定的雇傭關系以及越來越多地以文化和媒體來定義的商品”。在此背景下，資本不再以外部吸納為主導形式來獲得統治權力，而主要通過內部吸納實現了生產和再生產的循環，最終“實現了夢寐以求的獨立”。從勞動的視角看，由于數字化、網絡化的普及，“勞動正在變成非物質勞動，其中包括智識勞動、情感勞動、科技勞動以及賽博格勞動”。勞動形態的變化促使物質生產轉向生命政治生產。由此，哈特和內格里認為，后現代資本主義向數字化、網絡化生產的轉型和擴張正在創造新的反抗力量和共產主義潛能，而“法律共產主義”就是替代后現代資本主義的另類選擇。所謂“法律共產主義”，就是以現代與后現代的歷史為背景，對支撐和構成資本主義的法律與經濟機器進行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提出不同于現存狀況的另類社會組織形式。在哈特和內格里看來，現行資本主義法律是極權主義政體的漫畫版，它妄圖編織新的統治網絡去銷蝕人們的反抗意識，利用法律意識形態去圍困新出現的對抗者的主體性以及勞動者的大眾智性，而當下社會生產的主體或當事人就是“諸眾”，它的集體性就是“法律共產主義先驗圖式中富有生氣的力（force）”。實際上，“法律共產主義”是對后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及其意識形態的批判，主張建構一種揚棄私有制的大同世界，這種共產主義被哈特稱為“共有的共產主義”，亦即共同性共產主義。“‘共同性’是一種起始的現實，由此出發，一種新的共產主義計劃成為可能。”哈特和內格里強調：“法律共產主義被視為一種整體的批判，同時也應被視為內在性的批判。”作為一種批判策略，“法律共產主義”是對后現代資本主義及其法權關系的批判，但這種批判最終陷入了無策略的空洞吶喊。
（四）“資本共產主義”：“一般智力”的當代實現
西方左翼聚焦馬克思在《大綱》中對“一般智力”的論述，并結合數字—智能時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變革，提出了內生于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主張。保羅·維爾諾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的主要生產資源已經涵括在馬克思所論及的“一般智力”之中，即作為客體化知識力量的“一般智力”已然成為直接生產力，這意味著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正在共同塑造著一種新的社會形態，即“資本的共產主義”。在維爾諾看來，馬克思的“一般智力”范疇在當代的實踐和普及助推資本主義進入后福特制階段，而“后福特制是資本的共產主義”，它正在為共產主義創造著新的實現形式。與維爾諾的觀點相似，斯拉沃熱·齊澤克也聚焦當代資本主義的智力生產和數字勞動，提出了內生于資本主義的新的共產主義假設。他認為，當代資本主義強化了對公共領域的控制并使其私有化了，個人的交往方式被臉書私有化，軟件被微軟控制，搜索引擎被谷歌壟斷，而要掌握這些新的私有化形式，人們應該批判性地改造馬克思的概念裝置，特別要重審馬克思的“一般智力”概念，因為“馬克思沒有設想過一般智力本身私有化的可能性”。由此，齊澤克強調，當下的共產主義就是要共享那些被私有化的一般智力和公共領域，既包括對外部自然的共享，也包括對人類自身生物遺傳的共享，更包括對知識產品和文化的共享。同時，他也注意到數字網絡對于促成基于共享的共產主義具有重大意義：“互聯網天生就是‘共產主義’的，是社會（化）知識的實體化。”在他看來，數字網絡化生產并不是共產主義的充分條件，共產主義還應該以私有化資本的共享和共有為基礎。特別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齊澤克呼吁人類應該摒棄私有化資本對醫療資源的控制，采取“協調一致的反應”，“正如在軍事行動中應該共享信息并充分協調計劃一樣，我提出的今天所需的‘共產主義’亦是如此”。針對數字資本主義對人類“一般智力”的圈占和控制，齊澤克一再呼吁：“共產主義不是可能的選擇，而是唯一的選擇。”
二、誤區與診斷：數字資本主義時代左翼共產主義理論的困局
當代西方左翼學者聚焦“新媒介”“新智能”和“新技術”共同催生的生產方式的新變化，以數字資本增殖依托的新載體和數字勞動呈現的新形態為突破口，對數字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及其弊病進行了批判性檢視，對數字時代共產主義的可能性和可行性進行了全景式圖繪，嘗試在數字資本主義條件下對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進行重建，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共產主義內蘊的理論立場、價值關懷和解放效應。然而，當代西方左翼把數字化生產導致的產銷合一、自由勞動和基于算法的按需分配當作共產主義的本質，他們推出的基于高科技、數字化和賽博格的共產主義，歸根到底是技術進步所造就的資本主義的“改良版本”。這些形形色色的共產主義已經偏離了唯物史觀內蘊的共產主義的生成軌道，陷入了數字烏托邦“幻景”。
（一）理論根基的倒置：從經濟社會形態到技術社會形態
共產主義是人類社會形態中的遠景，但決不是海市蜃樓般的幻象，也不是數字化、網絡化編織的虛景，而是人類最崇高的理想。在唯物史觀的宏觀歷史邏輯中，共產主義是內嵌在社會形態之中并指向人類未來的更高的階段，即社會歷史的高階形態。它決不是“頭腦的猜想”，而是“從歷史事實和發展過程中得出的確切結論”。從理論上看，共產主義是經濟社會形態演進的必然產物，但西方左翼卻基于技術社會形態推出了形形色色的共產主義版本，這種共產主義已經與馬克思的經典共產主義相去甚遠。
從理論基礎看，只有將共產主義置于經濟的社會形態這一根本坐標中，才能真正理解其生成和實現。在社會形態的構成要素中，經濟形態是基礎，技術形態則是內嵌在經濟形態之中并體現其發展水平的“子形態”。馬克思指出：“我的觀點是把經濟的社會形態的發展理解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經濟的社會形態標定了物質生產特別是與之直接關聯的生產關系的基礎性作用，即由生產關系總和構成的經濟基礎對于社會發展的決定性意義。馬克思認為，“生產關系總合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系，構成所謂社會……古典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都是這樣的生產關系的總和”。經濟的社會形態標定了人類社會從低到高的宏觀發展邏輯，即體現為“自然史的過程”，而內嵌在經濟社會形態之中的“共產主義則是更高的社會形式，只有在社會主義完全鞏固的時候才能得到發展”。在唯物史觀視域中，共產主義需要強大的經濟基礎作為支撐，這種基礎性的經濟因素表征著共產主義是蘊含巨大生產力潛能的社會，由于它的“豐裕”極大超過了“稀缺”，“人人也都將同等地、愈益豐富地得到生活資料、享受資料、發展和表現一切體力和智力所需的資料”。因此，經濟的社會形態是認識和把握人類歷史發展的核心標尺，也是理解共產主義的理論坐標。
從現實境遇看，由技術社會形態催生的智能社會并不是共產主義社會。西方左翼把共產主義等同于由技術社會形態催生的智能社會或信息社會，這是對共產主義本質的誤讀和曲解。與經濟社會形態對人類社會的綜合性、全局性塑造不同，技術社會形態是基于科技的革命性作用而對人類社會進行階段性塑造。比如，當代人類處于人工智能和信息技術爆發式發展的階段。從技術的社會形態來看，這一階段屬于智能社會；從經濟的形態來看，這一階段則屬于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并存的階段。當代社會的技術性特征顯然與馬克思構想的共產主義還有相當遙遠的距離。盡管巴斯塔尼宣稱“全自動化奢侈共產主義并不是那些充滿幻想的詩人們的宣言”，巴布魯克強調“生產力的持續增長，最終會破壞現有的生產關系”，齊澤克呼吁“資本主義已在催生共產主義的潛能”，然而他們勾繪的以腦力勞動、高科技、智能生產為典型特征的智能社會，僅僅是后工業時代基于技術的社會形態，這種社會僅是工業社會的現代版或升級版。智能社會在本質上還算不上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只不過信息、知識和高科技構成了其最主要的結構性特征。
（二）本質意蘊的消解：從真正的共同體到虛擬的共同體
共產主義是真正的共同體而不是虛擬的共同體。共產主義是人類共同體演變歷程中表征美好社會和大同世界的自由王國，它不是西方左翼鼓吹的“奇點前景”和“救贖圖景”。從本質上看，共產主義是在超越虛幻的共同體的基礎上生成的真正的共同體。馬克思認為，在資本邏輯主導的世界，“資本是共同體的公認的普遍性和力量”。在資本共同體中，作為歷史主體的人，一方面深受國家（資本權力的體現）這一虛幻共同體的統治，“是想象的主權中虛構的成員”；另一方面深受資本這一抽象物的統治，在其中不斷物化。由此，馬克思認為，以政治國家為代表的虛幻共同體和以資本為代表的抽象共同體都是現代社會發展的桎梏，這兩種共同體在本質上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的聯合”，而人類社會發展的目標就是超越“虛幻的抽象共同體”，最終走向“自由的真正共同體”，因為“在真正的共同體的條件下，各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并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己的自由”。因此，共產主義就是對虛幻的國家關系、資本關系和人的關系的揚棄，是超越階級沖突和社會兩極分化進而實現人類解放的真正的共同體。相較而言，西方左翼建構的數字時代的共產主義依然是資本統治下的抽象共同體，是由資本驅動的網絡技術建構的虛擬的共同體，盡管這種共同體“提出了典型的共產主義要求（取消工作、解散國家等）”，但并沒有擺脫虛擬資本的宰制，也無法遏制數字帝國的霸權邏輯，因而依然是“‘后現代’數字資本主義”或“‘虛實結合’的高科技社會”。
共產主義是“真正人的生存條件”，而不是虛擬人的生存條件。共產主義代表人的發展的最高境界，是人的解放和全人類解放的正義之路。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人類才能“從動物的生存條件進入真正人的生存條件……人們第一次成為自然界的自覺的和真正的主人”。這充分說明，共產主義使人獲得真正人的人格和自由，個體克服了利己性，不再為個體生存而斗爭，人的個體利益與共同體的利益達成了一致。相較而言，西方左翼推出的共產主義并不是“真正人的生存條件”，而是數字時代虛擬個體的生存條件。如果說唯物史觀視域中共產主義的主體是真正的人，那么西方左翼推出的共產主義的主體則是實體人與虛擬人的綜合。比如，哈特和內格里認為，后現代共產主義的生產主體是“沒有器官的身體，沒有本質的人類，賽博格”，他們關注多樣性階級和網絡虛體的生命政治；齊澤克強調數字時代的人類游離于“虛擬/象征大他者與實在數字大他者”之間，共產主義就是使人不再被異化的大他者糾纏，但他卻把虛擬人視作革命的潛在力量。西方左翼把共產主義的政治前景鎖定在虛擬網絡空間，考量無實體的主體的生命政治，關注虛擬人的自由、解放和生存條件，這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真正人的未來命運。
共產主義的真正主體是無產階級而不是網絡大眾。馬克思認為：“人的本質是人的真正的共同體。”然而，在資本邏輯控制的社會，人徹底脫離了自己的真實本質，變成了資本及其權力控制下的非社會性的人和“非政治的人”，變成了無產者。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就是要以無產階級為政治主體并且“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最終使無產階級和全人類獲得解放。然而，西方左翼把共產主義的主體由無產階級改換為網絡大眾，從而使共產主義的真正主體變得虛無縹緲。比如，迪恩認為，數字資本主義時代共產主義的真正主體并不是無產者，而是寄存于數字資本主義宏大網絡系統中的群眾，是網絡冪律分布的長尾，即她所提出的“剩余之人”；齊澤克則將數字時代的符號階級稱作共產主義的革命主體，強調數字時代“‘因特網貴族’與‘用戶無產者’之間的新的階級抵抗代替了資本家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哈特和內格里則建構了后現代實現共產主義的“諸眾”，即“一個開放的、包納性的社會群體”。顯然，西方左翼論證的共產主義的主體已經脫去了無產階級的外衣，代之以宏大的網絡大眾作為虛幻的主體，它們不僅失去了革命性，而且還喪失了作為革命者的政治身份。
（三）價值追求的錯位：從社會化的人類到數字化的科技
在唯物史觀視域中，共產主義以全人類的解放和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最高價值追求。馬克思指出：“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類。”市民社會是產生人的異化和社會兩極分化的總根源。在市民社會中，人的財產同人分離，發生“轉讓”；人的情感發生疏離；人的勞動變成異己的活動，勞動產品變成他人的占有物；人的類本質、自由、意志、能力等發生物化。市民社會是異化、畸形的社會，是人的發展的羈絆。馬克思通過批判市民社會，賦予了“人類社會”以實踐意蘊，并以改造世界為思想坐標和行動路標，開拓了實現真正的自由、平等、正義和人的解放的共產主義道路。他強調：“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來說，全部問題都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并改變現存的事物。”共產主義本身就是對現實世界的超越，它以“人類社會”為價值追求并不斷促進人的解放和發展。
與馬克思的致思邏輯相異，西方左翼試圖建構一種技術主導的數字社會、智能社會，并將這種社會看作共產主義性質的。其實，無論是巴布魯克提出的“網絡共產主義”，還是巴斯塔尼提出的“奢侈共產主義”，抑或是哈特、內格里建構的“法律共產主義”，甚至是齊澤克呼吁的“數字共產主義”，都是基于后現代高科技發展對新的社會樣態的描繪。西方左翼提出的各式各樣的共產主義都是以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為技術基礎，但這些技術在很大程度上是內嵌于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之中的，即這種共產主義的物質基礎是資本邏輯與技術邏輯的“聯姻”，它們的“結盟”并不能實現馬克思所設想的“人類社會”，因為共產主義必須破除資本邏輯的霸權和宰制。正如大衛·哈維所言，“新技術（如互聯網和社會媒體）許諾了烏托邦式的社會主義未來，但在沒有其他要素變化的情況下，新技術卻被資本納入了新的資本剝削和資本積累模式”。因此，真正的共產主義必然要以人的解放和建構“人類社會”為目標，而不是以高度數字化的科技為目標建構技術型社會。試想，如果高科技社會導致了技術性失業、社會排斥和人的異化，使人們的數字鴻溝無限擴大，那么這樣的社會又何以稱得上是共產主義社會？
三、破解與超越：數字資本主義時代共產主義的生成邏輯
當今人類進入了資本與技術合謀統治的“控制的社會”，與這種社會相適應的是“控制學和電腦”。特別是在數字—智能技術狂飆式發展和數字資本主義加速變革的時代，數字剝奪和算法監控把人類主體引向了“24/7式的資本主義”之中。人類究竟如何擺脫數字資本主義的宰制邏輯？數字資本主義時代共產主義究竟有沒有可能實現？面對這些問題，我們不應該像西方左翼那樣“醉心于當代烏托邦理論，認為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會解放人類”，而是要回到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視界，從智能革命回到制度革命，從資本邏輯回到勞動邏輯，從私人所有回到全民共有，在實踐變革中促進共產主義因素的生成。
（一）從智能革命回到制度革命：共產主義的制度生成
當今人類正處于數字—智能革命加速推進的時代，這個時代最大的特征即“加速”與“劇變”，而推動人類社會加速劇變的核心驅力是資本與技術，可以說，“科技提供了讓事務量得以增加的條件”。特別是在當下人工智能呈現指數級發展的背景下，西方左翼抓住了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帶來的生產方式的變革，提出了基于數字—智能技術變革的共產主義設想，認為數字化不僅能夠帶來共享性和共同性，而且“也意味著基于共同性的生產能力的強化”，這能為共產主義提供新的契機。同樣，西方左翼認識到，數字—智能革命還能促進生產力極大提高，能使“稀缺被豐裕所取代”，進而使人們的社會生活更加趨近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愿景。實際上，在唯物史觀視域中，共產主義并不排斥高科技。比如，恩格斯曾指出，科學技術“這種無法估量的生產能力，一旦被自覺地運用并為大眾造福，人類肩負的勞動就會很快地減少到最低限度”。列寧也指出：“共產主義就是利用先進技術的、自愿自覺的、聯合起來的工人所創造的較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也就是說，共產主義需要高科技作為基礎。然而，共產主義并不等于高科技本身。對于實現共產主義而言，僅有技術革命和智能革命是遠遠不夠的，因為高科技一旦被資本圈占和裹挾，一旦使“一部分人獨享技術和文化的一切成果”，那么這樣的高科技帶給人類的普惠效應和共同福祉就會大大降低。因此，在數字—智能革命時代，共產主義的可能性既在于技術變革帶來的生產力的普惠性，更在于要建構一種能夠管控高科技的社會制度，即實現技術革命與制度革命的雙重統一。反觀當下，人類要在數字資本主義霸權時代創造共產主義的可能性，必須回到馬克思的前瞻性判斷，即必須“把社會生產變為一種廣泛的、和諧的自由合作勞動的制度，必須進行全面的社會變革，社會制度基礎的變革”，否則，智能革命終將進一步加固數字資本主義的統治根基。
（二）從資本邏輯回到勞動邏輯：共產主義的主體生成
縱觀西方左翼提出的各式各樣的共產主義方案，它們在社會形態上依然歸屬于后工業時代技術主導的智能社會，這種社會的共性特征就是資本邏輯與技術邏輯的合謀共治。與此不同，在唯物史觀所開創的共產主義宏大愿景中，共產主義并不是資本邏輯的彰顯，而是人的勞動邏輯與資本邏輯進行較量并最終取得勝利，即共產主義是人的勞動邏輯的徹底彰顯。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不是為了生產者的生存，而是剩余價值的生產”。只要是資本邏輯主導的世界，就必然造成“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對立”。換句話說，只要是在資本邏輯宰制的世界，共產主義就不可能真正生成。在馬克思看來，共產主義就是要對資本主義進行“完全的經濟革命”，“把資本變為公共的、屬于社會全體成員的財產”，進而從資本邏輯中解放人、復歸人、發展人，最終實現人的勞動邏輯。因此，共產主義并不是西方左翼基于技術進步而進行的空想和吶喊，也不是人類走向智能社會就一定會實現的“近景”。相反，從主體層面看，共產主義的本質是弘揚人的勞動邏輯，讓每個人都能擺脫資本邏輯的宰制。反觀當下，數字資本主義建構的生產體系依然是資本邏輯控制的虛擬體系，數字資本主義開創的智能社會依然屬于資本與技術合謀共治的社會。人類要走向馬克思所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必須以人的勞動邏輯駕馭數字資本邏輯，在數字化生產方式中為數字資本設限，防止數字資本野蠻生長，規避數字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堅持人民至上，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展望數字時代人類的未來，“如果技術要限制人類自由并自我膨脹，欲取代人類做道德判斷，就應該制止其應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共產主義在主體層面的生成邏輯，就是堅持資本為人服務，堅持技術為人所用。
（三）從私人所有回到全民共有：共產主義的實踐生成
在數字資本主義霸權時代，共產主義需要解答“數字資本所有權”“數字勞動所有權”“數字生產資料所有制”等議題，而西方左翼建構的共產主義卻回避了這些問題，最終陷入了“見物不見人”的虛幻的技術烏托邦主義。西方左翼的共產主義理論并沒有關涉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引發的后果，也沒有提出破除數字資本私人所有和數字技術私人占有的可行性方案。他們雖然看到數字技術革命帶來的生產方式變革為共產主義提供了新契機，但忽略了技術進步可能造成世界的非人化發展。關于這一點，馬克思曾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發明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成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數字資本主義時代共產主義的實踐生成之道必然要回到馬克思的理論語境，必然要關涉所有制問題。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共產主義必然要重建個人所有制，必然要“由社會全體成員組成的共同聯合體來共同地和有計劃地利用生產力”。在數字化生產時代，要使共產主義的曙光在未來的地平線上冉冉升起，必然繞不開數字生產資料的占有問題，即應該在實踐中堅持數字生產資料公有制，“用公有化邏輯取代資本邏輯，把數字勞動轉化成為數字工作”。概言之，數字資本主義時代共產主義的實踐生成邏輯就是要堅持數字共享理念，積極探索和建構全民共享共有的數字生產資料所有制，推動數字技術從“屬物”向“屬人”、從“私有”向“共有”轉變。
總之，當代西方左翼以巨大的理論勇氣勾繪了數字資本主義時代共產主義的新樣態，為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注入了新元素，為人們重審和批判數字資本主義提供了新視域，在某種程度上激活了學界對數字時代人類整體福祉和未來命運的討論。從大歷史觀來看，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和新樣態并沒有改寫資本主義的剝削本質和宰制邏輯，當今人類依然處于資本裹挾技術共同宰控和壓制人的時代。相較于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盡管當代資本主義的剝削形式更加隱匿，資本的增殖方式也顯得更加“人道”，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向何處去”“人類社會向何處去”的理論解答依然是人類走向美好未來的鎖鑰，特別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依然是指引人類擺脫剝削和異化、實現自由和解放的思想明燈。因此，我們不能因為數字-智能技術的加速變化而對共產主義進行網絡化、智能化重構，認定數字資本主義時代共產主義“即將來臨”；也不能因為共產主義是人類社會的“遠景”而將之虛無化、縹緲化，認定數字資本主義時代共產主義“遙遙無期”。在歷史的主軸上，共產主義為人類社會標注了根本目標與方向，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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