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飚|《毛澤東時代研究》第三冊第六章 抓社會主義教育與促經濟建設發展

　　在一九六二年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 ， 毛澤東提出要在實際工作中進 行社會主義教育 。 同年年底到一九六三年初 ， 一些地區進行了整風整社 、社會 主義教育和小 “ 四清 ”（清賬目 、清倉庫 、清財物 、清工分） 工作 。毛澤東肯定 了這些地區的做法 。一九六三年二月 ，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 ， 毛澤東督促各地注 意抓階級斗爭和社會主義教育問題 。三月一日 ， 中共中央發出在全國城市逐步 開展反貪污盜竊 、反投機倒把 、反鋪張浪費 、反分散主義 、反官僚主義的 “ 五 反 ”運動 。五月 ， 毛澤東在杭州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員和大區書記參加的小型會 議 ，討論農村社會主義教育問題 ， 制定了 《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 定（草案） 》。 九月 ， 中央根據 “社教 ”運動的試點情況 ，制定了 《關于農村社 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 》。 此后 ， 中央和地方各級機關 分別派出大批工作隊 ， 在試點的基礎上 ， 在部分縣 、社展開了大規模的 “ 社 教 ”運動 。一九六四年五 、六月間的中央工作會議在討論 “ 社教 ”運動問題 時 ，對全國基層的政治形勢的嚴峻性作了必要的估計 ， 提出要放手發動群眾徹 底革命 ， 追查 “ 四不清 ” 干部在上面的根子 。一九六四年底到一九六五年 一 月 ， 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國工作會議 ， 在毛澤東的主持下討論制定了 《農村社會 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 將 “ 四清 ” 的內容規定為清政治 、清經 濟 、清組織 、清思想 ， 強調這次運動的性質是解決 “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 盾 ”，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 “ 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 等主要 觀點。（《毛澤東年譜》 第 5 卷 463 頁） 到一九六五年七月 ， 國營工交系統百 分之三點九的單位開展了 “ 社教 ”運動 。一九六六年春 ， 全國三分之一左右 的縣 、社進行了 “ 社教 ”運動 。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黨中央發動和領導的 一次大規模的群眾運動 ， 它對解決干部作風和經濟管理等方面的問題發揮了一 定的作用。

　　第一節  開展城鄉社會主義思想教育運動

　　一九六三年前后 ，毛澤東之所以在全國普遍發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是有著其  深刻的歷史大背景 。一方面 ，在于國際上我黨正在同以前蘇聯赫魯曉夫集團為代表  的修正主義者 ，就維護與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真理展開全面論戰 ， 同時對其攻  擊我國提出“三面紅旗 ”是“小資產階級狂熱 ”的論調進行猛烈還擊 。另一方面， 在于國內有些人與前者遙相呼應 ，借總結“總路線 ”“大躍進 ”“人民公社化 ”運動  的經驗教訓 ，主張所有制改造無底線的“退夠 ”，以及從中央到地方相當普遍地出  現的“包產到戶 ”呼聲有關。

　　一、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由來

　　毛澤東始終認為 ：繼成功地找到了中國革命道路之后 ， 自己于五十年代末提出 的“總路線 、大躍進 、人民公社 ”這三面紅旗 ，尤其是其中的“人民公社 ”標志著 我們又成功地找到了中國建設道路 。雖然老人家曾深刻地吸取了在大辦人民公社過 程中的一些教訓并及時糾正了某些“左 ”的錯誤 ，但他同樣始終認為錯誤在于“急 于求成 ”，在于沒有一整套與之配套的具體政策和方法 。到一九六一年底 ，通過把 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小隊的辦法 ，人民公社生產關系開始后退到一九五五年初 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水平；《農業六十條》《商業四十條》《工業七十條》 等一批條 例也相繼制定出臺 。毛澤東因此認為“急于求成 ”的毛病改正過來了 ，配套的政策 也制定出來了 ，形勢正在一天天好起來 ，需要做的只是落實這些具體政策了 。正如 毛澤東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七千人大會 ”的講話中所說 ：“現在好了 ，有了 這些東西了 ，或者正在制定這些東西 。這樣 ，我們就可以更好妥善地進行社會主義 革命和建設。”（《毛澤東全集》 第 45卷 46 頁） 但毛澤東的意見并沒有能在其后的 工作中得到認真地貫徹落實。

　　一九六二年二月 ，在劉少奇主持召開的西樓會議上 ，有的領導人卻認為應該突 破原來的政策 ，采取“非常措施 ”，主張對地方上廣泛出現的包產到戶給予明確地 肯定 ，并醞釀使包產到戶合法起來 ，這在黨內引起了很大的爭議 。許多人認為它將 導致人民公社生產關系從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水平又后退了一步 ，從社會主義退

　　到了資本主義 。毛澤東也有這種看法 。他把包產到戶看成是“分田單干 ”，是瓦解  集體經濟 ，是修正主義 ， 因而對黨內某些領導人沒有抵制甚至支持包產到戶相當的  不滿 。一九六二年七月至九月 ，毛澤東接連主持召開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  中全會 ，會上毛澤東把包產到戶呼聲指責為“單干風 ”，并上升到修正主義高度進  行批判 。鑒于包產到戶在地方上廣泛出現 ，地方和中央都有干部支持 ， 毛澤東認  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還不鞏固 ，必須進行社會主義教育 ，強調這是兩條道路的斗  爭 。“使全黨提高警惕 ，使我們有一條比較清醒的馬克思主義的路線 ”。由于毛澤  東把推行包產到戶上升到修正主義高度進行批判 ，黨內高層意見很快達成一致。 八屆十中全會順利通過了全會公報和 《關于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 、發展  農業生產的決定》。

　　但是 ，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后 ，各地黨委按中央的指示 ，忙于經濟調整 ，忙于  抓生產 ，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件事情 ，并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 ，可以說 ，絕大  多數省委沒有抓這件事 。毛澤東本以為 ， 中央關于在全國城鄉搞一次社會主義教  育運動的決定下發之后 ，各地就會陸續報上來一些情況匯報材料或者經驗材料。 不料 ，一直到一九六二年底 ，各地一份這方面的材料也沒有報上來 。毛澤東感到  奇怪 。他決定自己親自下去看一看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一九六二年底至一九六  三年初 ，毛澤東先后巡視了杭州 、南昌 、長沙 、武漢 、鄭州 、邯鄲等地 ，分別找  來所到之處的省委負責人談話 。談話中 ，毛澤東不出題目 ， 只讓各省委負責人自  己匯報 。在聽匯報中 ，毛澤東發現 ，這些省委負責人 ，絕大多數不談社會主義教  育問題 ， 只有湖南省委書記王延春 、河北省委書記劉子厚向他匯報了社會主義教  育運動的情況 。毛澤東對他親自提議 、經中共中央決定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沒有受  到重視 ，感到十分不滿。

　　回到北京后 ，毛澤東決定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召開中央工作會議 ，專門強調一下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 。為引起與會者的重視 ，毛澤東推薦批印了湖南和河北關于  開展社教運動的報告 ，并要求與會同志認真研究 。劉少奇主持了十二日 、十三日的  會議 ，并指出 ：“八屆十中全會講階級 、階級斗爭 ，現在就要正式部署一個運動， 搞一個階級斗爭 。對象是投機倒把 、貪污盜竊 ，還有一些嚴重的鋪張浪費 ，嚴重的  蛻化變質 、違法亂紀 ，嚴重的分散主義 。總是口里講階級斗爭 ， 不辦事情 ， 不

　　好。”會議的最后一天 ，毛澤東強調 ，要把社會主義教育好好抓一下 ，社會主義教 育 ，干部教育 ，群眾教育 ，一抓就靈 。干部教育中 ，要保護大多數 ，使百分之九十 以上的同志把包袱放下來……（《毛澤東年譜》第 5卷 198頁）

　　五月二日至十二日 ，毛澤東在杭州召集有部分政治委員和大區書記參加的小型 會議 。當時 ，為了防止在社會主義建設中 ，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人與人的關系出 現質的變化 ，毛澤東特別強調干部要聯系群眾 、直接參加生產勞動 。其中最為突出 的是當年五月九日 ，毛澤東在對《浙江省七個關于干部參加勞動的好材料》 上的批 示中寫道 ：“階級斗爭 、生產斗爭和科學試驗 ，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 大革命運動 ，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 、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 ，永遠立于不 敗之地的確實保證 ，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大勞動群眾聯合起來 ，實行民主專政的 可靠保證 。不然的話 ，讓地 、富 、反 、壞 、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 ，而我們的干部 則不聞不問 ，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 ，互相勾結 ，被敵人腐蝕侵襲 ，分化瓦解 ，拉 出去 、打進來 ，許多工人 、農民和知識分子也被敵人軟硬兼施 ，照此辦理 ，那就不 要很多時間 ，少則幾年 、十幾年 ，多則幾十年 ，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 命復辟 ，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 ，變成法西斯黨 ，整個中國就要 改變顏色了 。請同志們想一想 ，這是一種多么危險的情景啊！”（《毛澤東年譜》第 5卷 221頁）

　　有鑒于此 ，會議由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  問題的決定（草案）》， 這是四清運動的第一個正式文件（簡稱《前十條》）。它對  農村和城市的階級斗爭形勢作了充分的估計 ，對“ 四清 ”運動的任務 、政策 、方法  作了規定 ，實際上是開始在為大規模開展“社教 ”運動作準備 。文件同時強調了  “說服教育 、洗手洗澡 、輕裝上陣 、團結對敵 ”，“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 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 ”等方針政策 。當時劉少奇出訪國外沒有參加會議， 回到昆明后看到 《前十條》， 也很贊成文件的內容 。他認為三年經濟困難之后 ， 出  現許多不良的現象 ，如脫離群眾 、官僚主義 、貪污腐化等 ，對此不能熟視無睹 ，應  該解決 。可以說 ，對毛澤東提出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想法 ，劉少奇是贊同的。

　　六月四日 ，毛澤東在會見越南勞動黨代表團時曾就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 說道 ：“……我們準備用兩三年的時間 。干部一方面工作 ，一方面參加勞動 ，是保

　　證不出修正主義的根本問題 。如果我們不這樣做 ，我看再過十年二十年 ，也要出修  正主義 。出修正主義不是偶然的 ，一定有其社會經濟基礎 。偶然的 、不成系統的、 不是一貫的不能叫修正主義 ，是認識問題 。我們這些人的認識也有個過程。”很顯  然 ，毛澤東當時仍然只把黨內支持包產到戶的“錯誤 ”定性為“認識問題 ”。（《毛  澤東年譜》第 5卷 230頁）

　　杭州會議后不久 ，各地相繼召開三級干部會議 ，按照《前十條》 的內容 ，重新 訓練干部 ，在一批社隊進行試點 。在運動試點中 ，大多數試點的情況較好 ，但也出 現了一些問題 ，如有些地方發生了亂斗 、打人 、體罰等違法亂紀的情況 ，經濟退賠 普遍偏嚴等 。根據這些情況 ， 中央在九月工作會議上 ，對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作 了規定 ， 由鄧小平 、譚震林主持制定了《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具體 政策問題的規定（草案）》（即 《后十條》）。《后十條》 一方面強調“ 以階級斗爭 為綱 ”，另一方面又提出了“社教 ”運動中必須執行的正確的方針政策 。一九六三 年十一月十四日 ， 中央發出通知 ，決定向全體群眾宣讀兩個“ 十條 ”，使“全國人 民家喻戶曉 ”。隨后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較大的范圍開展起來。

　　一九六四年一月 ，毛澤東在徐冰《關于中央統戰部幾年來若干政策理論性問題 的檢查總結》 上加寫了一段話 ，“如果我們和我們的后代不能時刻提高警惕 ，不能 逐步提高人民群眾的覺悟 ，社會主義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 ，各級領導權不是掌握 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里 ，而被修正主義者所篡奪 ，則我國還可能要走一段資本 主義復辟的道路。”（《毛澤東全集》第 46卷 217頁）在這里 ，毛澤東再一次強調了 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主要目的與根本任務 ， 以及資本主義復辟的可能性。

　　二、不同思路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從總體上看 ，一九六三年開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是在當時中共領導層的共識 下發動的 。這個共識就是 ：通過運動 ，解決經濟困難時期出現的貪污盜竊 、投機倒 把 、腐化墮落等社會生活的陰暗面 ，緩解一度比較緊張的干群關系 ，鏟除滋生新的 資產階級分子的土壤 ，反對和防止產生修正主義 ；然而 ，在推進工作的思路上 ，毛 澤東與劉少奇卻有著顯著不同。

　　一九六四年春節期間 ，劉少奇同到河北撫寧縣蹲點的王光美的談話中說 ：犯有 嚴重四不清錯誤的干部 ，在上面都有根子 ，要切實查一下上面的根子 。 由此 ，打開

　　了層層追查干部 、人人過關的大門 。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 ，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在聽取周恩來 、彭真匯報下面被敵人掌權的不少時曾說 ：  “ 我看我們這個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力不掌握在我們手里 ， 掌握在敵人手里 。” （《毛澤東年譜》 第 5卷 358 頁） 劉少奇于是就接過這句話 ，加以發揮說“三分之    一打不住 ”。毛澤東提出一個一般性的尖銳看法 ，劉少奇就接過來把它解釋成 、操    作化成為一個“打擊一大片 ”的具體政策。

　　一九六四年九月 ， 由劉少奇負責修改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  策的規定（修正草案）》（簡稱 《后十條》）  最后定稿 。這份文件的主要特點是： 對農村干部中的問題估計得嚴重多了 ，并明確改變了原來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干部  的做法 ，規定在每個開展運動的點上都必須有上面派去的工作隊 ，“整個運動都由  工作隊領導 ”，對基層組織和干部要在扎根串聯 、調查研究之后 ，分別情況區別對  待 ，可以依靠的就依靠 ，不可以依靠的就不能依靠 。所謂“扎根串聯 ”，是指像土  改時那樣 ， 由共產黨的工作隊進村訪貧問苦 ，找到村里最貧窮 、最受壓迫的人 ，從  而“扎正根子 ”，作為建立基層組織和基層政權的基礎。

　　幾乎在印發《后十條》 同時 ，劉少奇以中央的名義將《關于一個大隊的社會主  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 正式轉發給全國縣以上各級黨委 ，這就是著名的“桃園經  驗 ”。這份洋洋六萬多字的冗長文件 ，是王光美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在河北省委工  作會議上的報告 ，介紹她在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蹲點進行四清的經驗 。這篇  報告所介紹的“桃園經驗 ”，將劉少奇所主張的各種運動方法 ，如領導蹲點 、訪貧  問苦 、扎根串聯 、保守秘密 、大兵團作戰 、掌握群眾運動火候等等 ，都集之于大  成 。劉少奇隨即把它作為以點帶面領導全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藍本 。“桃園經  驗 ”除重視打擊老地富分子外 ，主要內容就是如何查處干部的貪污腐化問題 。 由于  發現蛻化變質干部暗中抱團對抗 ，背后又有后臺撐腰 ，提出了集中兵力 、扎根串  聯 、對基層干部發動群眾之前不能完全依靠及追上面的根子等措施和要求 。所以， 劉少奇領導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實際上忽視了批判包產到戶 ，變成了一場不折不扣  的激烈的反貪污運動。

　　當細心的人們將“前十條 ”與“后十條 ”作一比較 ，就會發現后者在批判“三 自一包 ”方面列出不少限制性條文的同時 ，卻把斗爭的矛頭直接指向了基層干部及

　　思想落后的群眾 。當時領導江蘇省“ 四清 ”工作的江渭清后來檢討說 ，這種秘密扎 根串聯的做法“是土改時提出來的 ，那時候在貧雇農中扎根串聯 ，是為著反對地 主 。今天如果只將在貧下中農中扎根串聯 ，那就只能是反對我們的干部了。”薄一 波認為 ，劉少奇的做法“是導致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迅速向‘左 ’轉 ，嚴重擴大 打擊面的一個重要措施和步驟。”這里薄一波所說的“左 ”，就是指粗暴打擊迫害一 大片干部和群眾。

　　與劉少奇不同的是 ：毛澤東既然把試圖推進包產到戶的思想當做是這次社教運 動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 ，運動的對象自然是與包產到戶有牽連的人 。毛澤東認為社 會上包產到戶的要求 ，是地主富農分子殘余利用黨和人民的暫時困難大肆破壞的結 果 。黨內之所以產生這種呼聲 ，則是黨內成分不純 、黨員蛻化變質和部分黨員“馬 克思主義化得不夠 ”所致 。所以 ，需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是三種人 ：地主富農分 子殘余 、蛻化變質干部和“馬克思主義化得不夠 ”的黨員 。其中“馬克思主義化得 不夠 ”的黨員 ， 當然是指某些黨內支持過包產到戶的領導人 。這些人已經在北戴河 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受到“教育 ”，不再成為運動對象 ，剩下的就是地 主富農分子殘余和蛻化變質干部了。

　　對地主富農分子 ，毛澤東十分嚴厲 ，要求“作尖銳的針鋒相對的斗爭”。對蛻化  變質干部則比較寬容 ，強調團結 。他認為蛻化變質干部支持包產到戶有兩個原因： 其一是脫離了勞動 ，脫離了群眾 ， 因而只為個人打算 ，不為集體打算 ；其二是被地  主富農分子腐蝕 ，“拉出去 、打進來 ”，受了地主富農分子的壞影響 。所以對他們的  政策是 ：一是“ 團結教育、洗手洗澡、輕裝上陣、團結對敵 ”，即干部向群眾坦白腐  化問題 ，劃清與地主富農分子的界線 ，與群眾一起共同對付地主富農分子 ；二是干  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 ，與群眾打成一片 。毛澤東設想把兩方面政策結合起來 ，依靠  下層群眾開展這一政策運動 ，達到根除包產到戶、鼓舞社會主義積極性的目的。

　　在毛澤東晚年有關群眾運動的論述中 ，“群眾自己解放自己 、 自己教育自己 ” 是群眾運動的主要形式 。這就顯示出同劉少奇心目中群眾運動如何搞法的差別 ：毛    澤東主張群眾自己起來展開不同意見之間的辯論 ，這就是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所開    創的先例 ，而劉少奇則慣于依靠黨的官僚機器來展開運動 ， 即向基層派遣工作組 、  工作隊 ，它們在基層就代表黨 ，可以以黨的名義 、以運動的名義打擊一切敢于發表

　　不同意見的人 ，群眾只是為他們壯大聲勢的“侍從 ”。

　　一九六四年五月至六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 ，毛澤東針對黨內某些高級領導人這 種放棄批判包產到戶以及轉移斗爭大方向的做法在會上明確提出 ：如果出了赫魯曉 夫修正主義的中央 ，各省要頂住 。毛澤東的疑慮之所以加深 ， 自有他的理由 。他 雖然痛恨中下層干部的蛻化變質行為 ，但那并不是他感到最可怕的問題 ，正如一 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 《人民日報》 發表對蘇論戰 “ 九評 ”一文所指出的 ：“在社 會主義國家中 ， 出現新舊資產階級分子向社會主義進攻 ，這本來是不奇怪的 。只 要黨和國家的領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這是不可怕的。”毛澤東最為擔憂還是 黨內高層領導是不是“ 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的問題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 出預警表明 ，毛澤東認為將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主要矛頭應當由下層轉向上層的思想 已有了急劇發展。

　　在制定《二十三條》 時 ，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分歧主要表現在兩個問題上 ：一是    當時的主要矛盾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 。劉少奇認為是“ 四清 ”與“ 四不清 ” 的矛盾 ，運動的性質就是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 。毛澤東則認為應該    概括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 ，并將“這次運動的重點 ，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    道路當權派 ”這句關鍵的話 ，寫進 《二十三條》。二是運動的搞法 。劉少奇主張領    導蹲點 、訪貧問苦 、扎根串聯 、保守秘密 、大兵團作戰等 ；毛澤東則明確提出將    “縮小打擊面、團結大多數 ”的主張寫進《二十三條》。

　　三、明確提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重點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毛澤東對“后十條 ”發牢騷說 ：“為什么隔了三個月， 九月北京開會 ，又搞出一個十條？！ 只有三個月 ，有那么多經驗？！”（《毛澤東年  譜》 第 5卷 469 頁） 在他看來 ，黨內某些高級領導人顯然并沒有真正“受到教育 ”， 再一次倒向了資本主義立場 。當初 ，毛澤東認為黨內某些高級領導人對包產到戶的  支持是偶然的“認識問題 ”，現在看來還是“立場問題 ”。毛澤東對原來的判斷動搖  了 。一九六四年一月 ，毛澤東一反運動之初的樂觀和自信 ，擔憂地對一個外國領導  人說： 中國出了修正主義怎么辦？（《毛澤東年譜》第 5卷 301頁）判斷一動搖 ，毛  澤東關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思路也就有了微妙的變化 。 由于黨內某些高級領導人  對國家政治生活有至關重要的影響 ，一旦毛澤東認定他們是修正主義者 ，這些人就

　　會迅速取代地主富農分子和蛻化變質干部成為毛澤東心中最需要“教育 ”的重點對  象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矛頭也就會迅速掉轉 ， 由指向下層變成指向上層 。所以， “后十條 ”的出臺實際上已使毛澤東的這種思想有了萌芽。

　　為適應形勢的發展 ，劉少奇于一九六四年八月主持修改已頒發的“后十條 ”以  制定一個新的指導文件 。參與修改的田家英請教毛澤東有何指示 ，毛澤東說 ：第  一 ，不要把基層干部看得漆黑一團 ；第二 ，不要把大量兵力集中在一起。（《毛澤  東年譜》 第 5卷 381 頁） 在這里 ，毛澤東明確表示不同意再過火打擊基層干部 ，實  質上是不同意劉少奇再以懲治貪污為主攻方向 。 田家英把毛澤東的話轉述給劉少奇  后 ，劉少奇卻沒有采納 。在他主持修改的“后十條 ”中仍按“桃園經驗 ”強調要采  取大兵團作戰 、由工作隊領導 、對基層干部既依靠又不依靠的運動方法 。十一月， 毛澤東在一份介紹兩個老貧農不同意劉少奇運動方法的材料上批示 ：這兩個農民是  我們全黨的老師 ， 間接地對劉少奇的方法提出批評。（《毛澤東年譜》 第 5卷 439 頁）但劉少奇仍堅持自己的主張 。圍繞這一問題 ，劉少奇實際上與毛澤東產生了政  見分歧 。毛澤東始終視包產到戶為私有制 ，力主鏟除 。劉少奇則一直自覺或不自覺  地予以同情 、支持和保護 。在一九六三年社教運動開展前 ，這種分歧被掩蓋起來  了 ，在運動中則一再呈現出來 ，使毛澤東更加清晰地看到它的存在 。分歧是深刻而  且致命的 。兩人的分歧不在于它在某種程度上關系到現實政局的演變 ，而在于它在  很大程度上關系到中國社會的未來走向并影響到對既往歷史的繼承 。其結果是毛澤  東認為劉少奇“形左而實右 ”，借打擊基層干部來掩蓋其保護黨內某些鼓吹包產到  戶的高級領導人的意圖 。更為嚴重的是 ，在毛澤東看來 ，劉少奇對包產到戶的支持  不僅是一貫的 ，而且他已聽不進自己的意見 ，是無可挽回的了。

　　一九六四年八月五日 ， 中央書記處會議正式決定成立社教運動指揮部 ， 由劉少  奇掛帥 。此后 ，劉少奇便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領導社教運動上來 ，實際上處  于運動領導工作的第一線 。隨著劉少奇對社教運動領導的逐步深入 ，其開展運動的  基本思路與做法 ，與毛澤東產生了分歧 。六月至八月 ，劉少奇在南下視察座談時指  出 ：“現在調查研究 ，按毛主席的辦法不行了 ，現在的辦法 ， 只有放手發動群眾。 比如說 ，你（謝富治）那個副部長徐子榮 ，不是到山東曲阜蹲了點 ，寫了報告？ 毛  主席批了這個報告 。我調查了 ，只住了七天 ，這怎么能叫蹲點呢？ 目前 ，我們這種

　　工作方法 ，層層聽匯報 ，或者看報表 ，不行了 。這種領導工作 ，領導革命的方法不  行了 。我們現在這種靠開會議 、看報表的領導方法 ，一定要亡國。”應該說 ，開調  查會是毛澤東一直偏愛并在黨內大力推廣的調查研究方法 ，而劉少奇突然宣布毛澤  東的調查研究方法不行了 ，這使毛澤東十分不滿 ，并隨著運動的進一步開展而愈積  愈深 。十二月五日 ，毛澤東在謝富治分析沈陽冶煉廠搞資本主義經營管理與上邊的  影響也不無關系處批注 ：“我們的工業究竟有多少在經營管理方面已經資本主義化  了 ，是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 ，或者還更多些 ，要一個一個地清查改造 ，才能知道。 而要這樣做 ，必須派政治上很強的工作隊分期分批去做。”“不是不無關系 ，而是主  要根源。”（《毛澤東年譜》 第 5卷 441 頁） 至此 ，毛澤東最終改變了劉少奇等人是  “認識問題 ”的定性 ，而把它定性為“立場問題 ”。在一九六四年底召開的中央工作  會議上 ，毛澤東對劉少奇進行了公開的嚴厲批評 ，從而也使運動變得復雜起來 。會  議本來計劃并不很長 ，但在會議進行過程中 ，毛澤東同劉少奇在運動的主要矛盾、 性質以及做法等問題上發生嚴重分歧 。總之 ，毛澤東認為黨內某些高級領導人已形  成了一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群體 ，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提法與  做法提出了尖銳批評 ，指責“有人搞獨立王國 ，尾巴翹得很高 ”，還談到黨內有產  生修正主義的危險 。會議也由此延長至一個月之久。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毛澤東在對當時任農業機械部部長的陳正人關于社  教蹲點情況報告上的批注中寫道 ：“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  尖銳對立的階級 ”。“管理也是社教 。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 、小組搞‘三同 ’，拜  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 ，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于尖銳的階級斗爭狀態中 。最  后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做資產階級打倒。”毛澤東的這一批注還在薄一波注  釋為 “ 指那些企業領導人中堅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 ” 的 “ 這些人 ”旁批注道： “ 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 ，他們怎么會認識足  呢？ 這些人是斗爭對象 ，革命對象。”此批注表明 ，毛澤東當時已判定 ：黨內出現  了一個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尖銳對立的“官僚主義者階級 ”，“這些人已經變成或  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 ”。（《毛澤東年譜》 第 5卷 445 頁） 正因為如  此 ，一九六五年一月 ，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  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 ”）， 第一次提出并明確規定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重

　　點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正式把矛頭指向了黨內的最大威脅——“修 正主義派別及其路線 ”。至此 ，毛澤東認定社會主義教育對象發生了由上到下 ，再 由下到上的轉變 。當毛澤東把目光再次聚焦于黨內上層時 ，他認為自己所面臨的已 不是這些人的“認識問題 ”而是“立場問題 ”了 。既然黨內有相當一大批高級領導 人由“革命的同路人 ”轉變成了“修正主義者 ”，資本主義復辟的威脅自然就非常 嚴重了 ，依靠自上而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來清除這個“派別 ”和他們所試圖推行 的“修正主義路線 ”也就很難做到了 。后來 ，毛澤東也就不得不轉而求助于廣大人 民群眾 ，毅然決然地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并為他晚年提出“ 中央出了修正 主義你們怎么辦 ”和“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 ”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 進一步奠定了基礎。

　　總之 ，這次全國廣泛開展四清運動 ，使廣大干部群眾的政治思想覺悟得到了很 大提高 ，劃清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界限 ， 比較徹底的揭露和解決了黨 內四不清的問題 ，重點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清除了混進黨內的地富 反壞分子和蛻化變質分子 ，處理了一部分長期不起作用的落后黨員和干部 ，純潔 了黨的組織 ，增強了黨的新鮮血液 ，從思想上 、政治上 、組織上進一步增強了黨 的基層組織的戰斗力 ， 密切了黨和群眾的關系 。運動中大力提倡學習毛主席著 作 ，用毛澤東思想教育群眾 ，發動組織群眾 。廣泛學習毛主席的好學生 、人民的 好兒子 、縣委書記的好榜樣焦裕祿同志的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 ，一心為革命 ，一心 為人民的革命精神 ，把群眾高漲的革命積極性 ，融入到階級斗爭 、生產斗爭和科學 實驗三大革命斗爭中。

　　第二節  倡導干部參加勞動與防止形成官僚階層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 ，毛澤東在群眾路線與黨風建設問題上強調了以往的許多 優良傳統 ，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 ，對于糾正“ 五風 ”（ “共產風 ”、浮夸風 、命令 風、干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 抵制形形色色的錯誤思潮 ，發揮了一定的積 極作用 。在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為逐步實現共產黨還權于民的民主政治理 想 ， 防止后來被老人家稱之為“ 官僚主義者階級 ” 的產生 ，他大力倡導領導干部

　　要經常深入群眾生產第一線 ， 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從事一些力所能及的體力勞 動 ， 以免 “ 忘本 ”，丟了共產黨人隨時聯系群眾的好作風 。時年六十五歲的他曾 率先垂范于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帶領一批黨和國家的領導人 ，親自參加修建 十三陵水庫的勞動。

　　其實 ，早在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 ，毛澤東在一次黨員會議上就明確指出當時 黨員隊伍中存在的某些帶有傾向性的問題 ，“革命勝利了 ，有一部分同志 ，革命意 志有些衰退 ，革命熱情有些不足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少了 ，過去跟敵人打 仗時的那種拼命精神少了 ，而鬧地位 ， 鬧名譽 ，講究吃 ，講究穿 ， 比薪水高低 、爭 名奪利 ，這些東西多起來了。”（《毛澤東年譜》 第 3卷 117 頁） 四月十九日 ，毛澤 東又指出 ，一個時期以來 ， 中國共產黨內部還存在著國民黨作風 ， 即把人民當敵 人 ，采取打擊壓迫方法 ，所謂人民民主 ，所謂群眾路線 ，所謂和群眾打成一片 ，所 謂關心群眾疾苦 ，對于這些人來說 ，只是騙人的空話 ， 即是說黨內有一部分人存在 著反動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風。（《毛澤東年譜》第 3卷 135頁）這些風氣與中國共產 黨的根本性質和宗旨是格格不入的 ，是一個極為嚴重的問題 。面對共產黨執政以后 出現的新情況 、新問題 ， 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予以高度重視 ，開始不斷采取措施 加以糾正 。四月二十七日 ，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整風和黨政主要干部參 加勞動的指示》 中強調 ：“為了加強黨同廣大勞動人民的聯系 ，徹底改變許多領導 人員脫離群眾的現象 ，在進行整風運動的同時 ，應該在全黨提倡各級黨政軍有勞動 力的主要領導人員以一部分時間同工人農民一起參加體力勞動的辦法 ，并且使這個 辦法逐步地形成為一種永久的制度 ”。“ 目前黨的任務 ，除了進行整風學習 ，提高黨 內思想認識 、改正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以外 ，還要在實際生活中完全保持和發揚我們 黨的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 ，并且著手進一步建立黨和國家的領導工作人員的腦力勞 動和體力勞動相結合的根本制度 ，使領導者同群眾打成一片 ，使人民內部的關系面 貌一新 ，使官僚主義 、宗派主義 、主觀主義 、老爺架子 ，大大減少。”（參見《毛澤 東年譜》 第 3卷 139 頁） 同時 ， 以中央的名義下達了限期將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問題的討論執行情況報告中央的要求 。接著 ，在下發的《中共中央關于各級領導人 員參加體力勞動的指示》 中明確指出 ，現在有不少同志受舊社會剝削階級的思想影 響 ，忘記過去的優良傳統 ，看不起體力勞動 ，滋長了一種貪圖名利地位的習氣 。這

　　是非常危險的傾向 。黨必須同這種傾向進行堅決的斗爭 。因而中央要求 ：“要把我 國建成為一個偉大社會主義的具有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的國家 ，就必須繼續發揚我 們黨聯系群眾 、艱苦奮斗的傳統 。各級的領導干部參加一部分體力勞動 ，使腦力勞 動和體力勞動逐步結合 ，就是發揚這個優良傳統的一個制度。”要求黨的各級機關 “一定要走群眾路線 ，充分發動群眾自己起來糾正干部的‘五風 ’不正 ，反對恩賜 觀點 ”。讓干部真正學懂政策 ，把政策交給群眾 ，放手發動群眾 ，整風整社 。 同 時 ，毛澤東還提倡縣 、區 、鄉三級黨政干部 ，凡能勞動的 ，每年抽一部分時間下田 勞動 ，從事一小部分體力勞動 。縣以上各級黨政軍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 凡 能勞動的也要這樣做 。這是因為如果黨的干部“每年以一部分時間 ，分別下田 、下 工廠 、下礦山 、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場所 ，和工人農民一道從事可能勝任的一小部分 體力勞動（哪怕是很少一點）。這樣一來 ，黨和群眾就打成一片了 ，主觀主義 ，官 僚主義 ，老爺作風 ，就可以大為減少 ， 面目一新。”（參見 《毛澤東年譜》 第 3卷 139 頁）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 ，充分認識到在黨內推行腦力勞動與體力 勞動相結合的政治意義 ，并有了形成制度的設想。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湖北省委在向中央報告各級領導的思想作風時指 出 ，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以后 ，農村干部的思想作風有了顯著的改善 ，這是與干部 下放 、干部參加生產領導生產 ，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親自動手種實驗田有密切的 關系 。報告認為干部種實驗田“是一個有意義的創造 ，這對于貫徹執行黨的群眾 路線的工作方法 ， 實現黨對農業生產的具體領導 ，起著決定的作用 ”。而紅安縣 創造的領導干部種試驗田的方法 ， 即紅安領導干部與技術員 、當地農民三結合進 行科學種田的辦法 ，經 《人民日報》 報道后引起了全國的關注 。紅安廣大黨員干 部參加和領導生產的辦法 ，毛澤東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紅安的辦法好得很！”這 一做法不僅在農業領域得到了推廣 ，而且被中央決策部門吸收用在了工業以及其 他部門當中。

　　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央下發的 《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 》 指出 ，在鄉村是試 驗田 ，在城市可以抓先進的廠礦 、車間 、工區和工段 。總之 ，普遍推廣試驗田是 一個十分重要的領導方法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四日 ， 中共中央下發了 《中共中央 關于普遍推行種試驗田的經驗的通知》。 通知指出： 種試驗田是一種徹底克服官

　　僚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方法 。它可以打掉官風 ，使干部真正到群眾中間去領導群  眾 。它可以使干部走上“ 又紅又專 ” 的道路 ，實現政治和技術的統一 。 因此 ，在  全國各地區各方面普遍推行種試驗田的經驗 ，是完成黨的整風任務的基本關鍵之  一 。除了從事農業工作的干部應該普遍種試驗田以外 ，從事工業工作 、交通運輸  工作 、財政貿易工作 、文化教育工作以及其他領導工作的同志 ，也應該認真研究  種試驗田的方法 ，聯系本身工作特點 ，得出必要結論 ， 以便打掉官風 ，逐步達到  又紅又專的目的 。這樣 ， 干部種實驗田就從農業領域推廣到全國各行各業中去。 在毛澤東看來 ，認識問題的基本路徑就是“從群眾中來 ，到群眾中去 。下決心長  期下去蹲點 ，就能聽到群眾的呼聲 ，就能從實踐中逐步地認識客觀真理 ，變為主  觀真理 ，然后再回到實踐中去 ，看是不是行得通 。如果行不通 ，則必須重新向群  眾的實踐請教 。這樣就可以解決框框問題 ， 即教條主義問題了 ，就可以不信迷信  了 。” 同時 ， 毛澤東還進一步提出 ， 中央和省 、直屬市 、 自治區兩級黨委的委  員 ， 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 ，一年一定要有四個月的時間輪流離開辦公室 ，到  下面去作調查研究 ，開會 ，到處跑 。應當采取走馬觀花 、下馬觀花兩種方法 。哪  怕到一個地方談三四個小時就走也好。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 ，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指出 ：“有些干部是老  子天下第一 ，看不起人 ，靠資格吃飯 ，做了官 ，特別是做了大官 ，就不愿意以普通  勞動者的姿態出現 。這是一種很惡劣的現象。”并特別強調 ：領導干部要以普通勞  動者的姿態出現 ，應該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純粹的人民本位思想 。“如果大多數干  部能夠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 ，那么這少數干部就會被孤立 ，就可以改變官僚主  義的習氣 。……誰有真理就服從誰 ，不管是挑大糞的也好 ，挖煤炭的也好 ，掃街的  也好 ，貧苦農民也好 ， 只要真理在他們手里 ，就要服從他們。”（參見 《毛澤東年  譜》 第 3卷 352 頁）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二日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批轉 《鞍山市委  關于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 的批示中 ， 以蘇聯經  濟為鑒戒 ，對我國的社會主義企業的管理工作作了科學的總結 ，強調要實行民主管  理 ，實行干部參加勞動 ，工人參加管理 ，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 ，建立工人群眾 、 領導干部和技術員三結合 ， 即“兩參一改三結合 ” 的制度。（參見 《毛澤東年譜》 第 3 卷 353 頁） 當時 ， 毛澤東把 “ 兩參一改三結合 ” 的管理制度稱之為 “ 鞍鋼憲

　　法 ”，使之與蘇聯的“馬鋼憲法 ”（指以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冶金聯合工廠經驗為代表 的蘇聯一長制管理方法）相對立 ，探索適合中國工業發展道路的工業發展道路 。在 當代中國 ，甚至在國際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從黨的建設的角度看 ，這是黨在這一 時期探索出的一條黨密切聯系群眾的路徑。

　　第三節  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與調整提升國民經濟

　　面對六十年代初期出現的嚴重經濟困難 ，我們黨決心總結經驗教訓 ，認真調  查研究 ， 糾正錯誤 ，調整政策 。毛澤東在一九六〇年六月寫的 《十年總結》 一文  中說 ，對于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 ，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 要以十年時間去調查研究它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五日 ，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  草的 《徹底糾正 “ 五風 ”》 的指示中要求 ：“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  分錯誤的共產風 、浮夸風 、命令風 、干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 ，而以糾正共  產風為重點 ， 帶動其余四項歪風的糾正 。”他還提出： 要做到 “ 情況明 ， 決心  大 ，方法對 ”，“不明了情況是很危險的 。只要情況明了 ，事情就好辦了 ”。怎樣  才能做到 “情況明 ，決心大 ，方法對 ” 呢？ 唯有進行調查研究（《毛澤東年譜》 第 3卷 479 頁）。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 ， 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  議 。會議的最后一天 ，毛澤東號召全黨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他說 ：“這些年來， 我們的同志調查研究工作不做了 。要是不做調查研究工作 ， 只憑想象和估計辦  事 ，我們工作就沒有基礎 。所以 ，請同志們回去后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一切從實  際出發 ，沒有把握就不要下決心 ”。“我希望同志們回去之后 ，要搞調查研究 ，把  小事撇開 ， 用一部分時間 ， 帶幾個助手 ， 去調查研究一兩個生產隊 、一兩個公  社。”調查研究是為了摸清實際情況 ，從實際出發 。所以 ，毛澤東又說 ：“現在我們  看出了一個方向 ，就是同志們要把實事求是的精神恢復起來了。”（《毛澤東年譜》 第 3卷 523頁）

　　一九六一年一月 ， 中共中央舉行八屆九中全會 。毛澤東作了自我批評 ，提出要 大搞調查研究 ，一九六一年要搞一個實事求是年 。他說 ：“請同志們回去大興調查

　　研究之風 ，一切從實際出發 ，沒有把握 ，就不要下決心 ，調查研究這種事極為重  要 ，要教會許多人 。一九六一年要成為調查研究年 ，搞一個實事求是年。”毛澤東  抓住了最根本的思想路線問題 ，要求主觀與客觀 、思想與實際的一致 ，大力提倡調  查研究 ，這是一個重要的轉變 。全會正式通過“一九六一年應當適當地縮小基本建  設規模 ，調整發展的速度 ，在已有的勝利的基礎上 ，采取調整 、鞏固 、充實和提高  的方針 ”，即“八字方針 ”。毛澤東還強調 ：要在實際中去調查 ，在實踐中才能認識  客觀事物 。一九六一年一月 ，毛澤東三十年前寫的《調查工作》 一文被發現 ，他十  分高興 。這篇文章反對從本本出發 ，強調向實際情況做調查 ，提出“沒有調查 ，沒  有發言權 ”的論斷 。一月二十日 ，毛澤東囑咐田家英將這篇文章分送陳伯達 、胡喬  木各一份 ，并要求陳伯達 、胡喬木 、 田家英各帶一個調查組 ，去搞農村調查 。三  月 ，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 ，毛澤東第三次講調查研究問題 。他說：《關于  調查工作》 這篇文章的中心點是要做好調查研究工作 。為了取得民主革命的勝利要  做調查研究 ，做典型的調查研究 。“現在我們中央搞的文件 ，如果沒有具體措施也  是不可能實現的 。要有正確的措施 ，就要做調查研究工作。”（參見 《毛澤東年譜》 第 4卷 555 頁） 在會議閉幕的當天 ，通過了經毛澤東修改定稿的 《中共中央關于認  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 ，各省 、市 、區黨委的一封信》。信中要求 ：“一切  從實際出發 ，不調查沒有發言權 ，必須成為全黨干部的思想和行動的首要準則 ”。 “在調查的時候 ，不要怕聽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見 ，更不要怕實際檢驗推翻了已經作  出的判斷和決定。”（參見 《毛澤東年譜》 第 4卷 565 頁）此信發出后 ，進一步推動  了調查研究之風在全黨的興起。

　　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一年間 ， 中央主要領導同志全都深入基層 ，用不短的時間 到第一線摸清實際情況 ，也留下了許多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精彩篇章 。為了摸清農 業情況并制訂“農業六十條 ”，中央領導同志分赴各地調查六十年代初 ， 中央主要 領導同志的調查活動 ，是從農村開始的 。摸清和解決好農村和人民公社存在的嚴重 問題 ，成為當時調整國民經濟 ，扭轉整個經濟困難局面的首要與關鍵問題 。一九六 〇年二月至三月 ，朱德先后到廣東 、陜西 、貴州 、 四川 、河南的一些地方進行調 查 ；三月下旬至五月下旬 ，劉少奇先后到天津 、鄭州 、洛陽 、三門峽 、西安 、寶 雞 、德陽 、成都、 自貢 、重慶 、武漢 、杭州 、上海等地調查 ；九月中旬至十二月上

　　旬 ，陳云到河北 、山東 、河南 、安徽 、江蘇 、上海 、浙江等地調查 ，等等 。經過詳 細的調查 ，他們分別提出了兩三年內解決困難的一些辦法。

　　進入一九六一年 ，毛澤東在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后 ， 為了了解農村的現狀  和問題 ，他親自組織了由田家英 、胡喬木 、陳伯達分別擔任組長的三個調查組， 用十天到十五天的時間 ，分赴浙江 、湖南 、廣東農村蹲點調查 。三個調查組最后  會集廣州 ， 向毛澤東報告調查情況 。一九六一年一月下旬 ，毛澤東離開北京到達  杭州 ，開始指導三個調查組的工作 。按照毛澤東的要求 ，調查人員都住在農民家  里 ，并調查了一個好的生產隊和一個不好的生產隊 。毛澤東在杭州聽取浙江調查  組和浙江省委負責人的匯報 。通過浙江調查 ，毛澤東對兩個問題有了比較明確的  意見： 一是社 、隊規模要劃小 ，生產小隊的權力要擴大 ；二是食堂要多種多樣， 有的人也可以不參加食堂 。隨后 ，毛澤東到長沙 ， 聽取湖南調查組和湖南省委負  責人的匯報 ，集中討論的仍然是公社體制和食堂這兩個問題 。廣東調查組向毛澤  東報送了 《廣東農村人民公社幾個生產隊調查紀要》， 指出 ：“公社各級的關系， 在解決了自上而下的刮‘共產風 ’問題以后 ，似乎應當注意更適當地解決隊與隊  之間 、社員與社員之間在分配問題上的某些平均主義。”這個意見受到毛澤東的  重視 。就沿途的調查中 ，毛澤東越來越清醒地意識到 ，一九六〇年中央向全黨發  布的 《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 盡管解決了一些問題， 但只是一些原則性意見 ，不夠具體 。要解決農村存在的困難和問題 ，必須搞一個  詳細的人民公社工作條例。

　　毛澤東到廣州后 ，召集三個調查組組長和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 、農業部部長廖 魯言等開會 。在討論起草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時 ，他用更明確的語言指出 ：“如 果社 、隊劃小以后 ，大隊與大隊之間的平均主義解決了 ，現在還存在兩種平均主義 沒有解決 ，一個是小隊與小隊之間的平均主義 ，一個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平均主 義。”他在給劉少奇 、周恩來等人的信中 ，又特別強調說 ：“大隊內部生產隊與生產 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 ，生產隊（過去小隊） 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 ，是 兩個極端嚴重的大問題 ”，“不親身調查是不會懂得的 ，是不能解決這兩個重大問題 的（別的重大問題也一樣）， 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調動群眾的積極性的 ”。解決兩個 平均主義問題 ，成為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的指導思想 ，也是起草農村人民公

　　社工作條例的指導思想。

　　三月二十二日 ， 廣州中央工作會議通過了 《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  案）》， 并決定發給全國農村黨支部和人民公社全體社員討論 。同日 ， 中共中央發  出關于討論《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 》 給全黨同志的信 。信中指出 ，在農  村人民公社方面 ，有以下五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第一 ，在分配上 ，生產隊和生  產隊之間 ，社員和社員之間 ，都還存在著程度不同的平均主義現象 。第二 ，公社的  規模在許多地方偏大 。第三 ，公社對生產大隊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 ，生產大隊對生  產隊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 。第四 ，公社各級的民主制度不夠健全 。第五 ，黨委包  辦公社各級行政的現象相當嚴重 。這五個問題的提出 ，是毛澤東號召大興調查研究  之風之后 ， 中央領導同志和各級領導干部 ，在調查研究中形成的第一批重要成果。 （參見《毛澤東年譜》第 3卷 565頁）

　　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之后 ， 中央領導同志分別帶著“六十條 ”草案 ，集中一個 主題 ，深入基層 ，征求意見 。在有的地方 ，甚至是一條一條地念給農民聽 ，請農 民提意見 。 四月中旬 ，毛澤東在指導調查組調查時 ，接到胡喬木寫來的 《關于在 韶山公社解決食堂問題的報告》。 報告在列舉公共食堂種種問題之后說 ：“大多數 食堂勢在必散 ， 而且散了并不是什么損失 ，反而對整個工作有利。”這是毛澤東 收到的第一個主張立即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報告 。他立即指示印發湖南三級干部 會議和轉發各中央局 、各省市自治區黨委 ，作為研究和解決公共食堂問題和有關 問題的參考。

　　四月一日至五月十五日 ，劉少奇到湖南長沙 、寧鄉縣 ，搞了一個半月的農村調 查 。下去前 ，劉少奇對中南局和湖南省委負責人說 ：這次去湖南鄉下 ，采取過去老 蘇區辦法 ，直接到老鄉家 ， 睡門板 ，鋪禾草 ，既不擾民 ，又可以深入群眾 。人要 少 ，一切輕裝簡從 ，想住就住 ，想走就走 ，一定要以普通勞動者的身份出現 。劉少 奇下去以后 ，發現困難的嚴重程度已遠遠超出原先的估計 ，造成困難的原因是“三 分天災 ，七分人禍 ”，主要是政策錯誤 。對公共食堂問題 ，劉少奇調查后說： 看 來 ，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一聲喊 ，食堂就辦起來 ，那是大錯誤 ，應該吸取教訓 。辦 食堂有一個很大的平均主義 。看來多數社員是不愿意辦食堂 ，要求散 。準不準散？ 我看應該準 。他將自己的初步調查情況 ， 向毛澤東作了匯報 。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

　　十四日 ，周恩來到河北邯鄲地區武安縣伯延公社調查 。在調查中 ，有社員直率地告    訴他 ：“這兩年生活一年不如一年 ”。“如果再這樣下去兩年 ，連你也會沒有吃的。” 周恩來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情況 。他發現中央有關文件中關于開辦食堂和保持部分供    給制的規定 ，并不符合農村實際情況 ，是廣大農村干部和社員群眾意見比較集中 、  反映比較強烈的兩個問題 。五月七日 ，周恩來向正在上海的毛澤東電話匯報調查情    況時 ，首先就反映了公共食堂問題 ：“絕大多數甚至于全體社員包括婦女和單身漢    在內都愿意回家做飯。”三月下旬至五月上旬 ，朱德帶著“六十條 ”草案到河南 、  四川 、陜西 、河北的一些農村地區進行調查 。在調查中他發現 ，農村辦公共食堂 ，  既浪費人力又浪費物力 ，群眾反映公共食堂有五不好 ：一是社員吃不夠標準 ；二是    浪費勞動力 ；三是浪費時間 ； 四是下雨天吃飯不方便 ；五是一年到頭吃糊涂面 。 回    京后 ，他向毛澤東寫了報告 。四五月間 ，鄧小平和彭真領導的五個調查組和北京市    委的工作組 ，在北京近郊各縣作了一個多月的農村調查 。關于公共食堂問題 ，鄧小    平分別召開大隊支書 、生產隊長座談會和公社書記座談會 ，深入了解各方面的意    見 。他在牛欄山公社白廟村考察食堂時 ，看到食堂停伙 ， 了解到當地社員沒有吃    的 ，覺得問題嚴重 。在桑園村召開的社隊干部會上 ，他明確指出 ：“吃食堂是社會    主義 ，不吃食堂也是社會主義 。要根據群眾的意愿 ，決定食堂的去留。”五月十    日 ，鄧小平和彭真致信毛澤東提出 ，有關食堂 、所有制等問題的措施 ，還需要加以    改進 ，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

　　在這些調查的基礎上 ， 中共中央于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在北京召開中央 工作會議 ，討論和修改 《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 形成了 《農村人民公 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其中 ，最重要的修改 ：一是取消供給制 ；二是規定辦 不辦食堂 ，“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 ”，“實行自愿參加 、 自由結合 、 自己管理 、 自負 開銷和自由退出的原則 ”。后一條修改 ，實際上也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 。這次中央 工作會議上有關精簡職工和城市人口下鄉等決策 ，也是在詳細的調查研究基礎上做 出的。（《毛澤東年譜》第 3卷 600頁）

　　“ 六十條 ”修正草案出臺后 ， 中央領導同志再次下到基層進行調查研究 。 比 如 ，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 ，陳云到上海 、浙江 、江蘇進行農村調查 。在調查中 ，他 進一步發現了農村公共食堂存在的問題 ，為此他堅決主張不辦公共食堂 ，糧食到

　　戶 ，給農民一定的自主權 。他說 ：“不一定都吃食堂 ，沒有食堂難道社會主義就會                                                                                        垮臺嗎？ 糧食不到戶 ，農民不敢講話 ，否則他怕扣糧票。”就如何放寬農村政策問                                                                                        題 ，他還得出了“母豬也應該下放給農民私養 ”“種雙季稻不如種蠶豆和單季稻 ” “按中央規定留足自留地 ”等結論 ，并寫了相應的三份調查報告 。為進一步調整黨                                                                                        在農村的政策 ，調動農民的積極性 ，就必須解決農村基本核算單位問題 。農村基本                                                                                        核算單位原先在大隊 ，大隊掌握分配權 ，而小隊只有生產權 ，采取所謂“ 三包一                                                                                        獎 ”（包工 、包產 、包成本 ，超產獎勵 、減產懲罰） 的辦法 。結果造成嚴重的平均                                                                                        主義問題。

　　中央工作會議前后 ，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 ，毛澤東認為 ，若要調動農民對集體                                                                                      生產的積極性 ，并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幾年大量增產農產品 ，農村基本核算單位就要                                                                                      以生產隊為基礎 ，“非走此路不可 ”。九月二十六日 ，他在從武漢回京途中 ，在河北                                                                                      邯鄲聽取了河北省委 、山東省委負責人的匯報 ，并同他們討論了以生產隊為基本核                                                                                      算單位的問題 。過了三天 ，毛澤東寫信給中央常委及有關同志明確指出 ：“在這個                                                                                      問題上 ，我們過去過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自一九五六年高級社成立時起）， 第                                                                                      七年應該醒過來了吧 。也不知是誰地誰人發明了這個‘三包一獎 ’的糊涂辦法 ，弄                                                                                      得大小隊之間 ，干群之間 ，一年大吵幾次 ，結果瞞產私分 ，并且永遠鬧不清 。據有                                                                                      些同志說 ，從來就沒有真正實行過所謂 ‘ 三包一獎 ’。實在是一個嚴重的教訓。” （《毛澤東年譜》第 4卷 32頁） 十月四日 ，毛澤東又寫信給鄧小平 、彭真 ，要他們                                                                                      通知各中央局第一書記到北京來談一談 ，“使這個‘ 隊為基礎 ’的大問題 ，弄個明                                                                                      白。”“如大家同意進行調查 ，使省 、地 、縣三級在兩個月內都有所醞釀 ，十二月就                                                                                      可作出決定。”（《毛澤東年譜》第 4卷 35頁） 為解決這個帶有關鍵性的問題 ，毛澤                                                                                      東再次派田家英率調查組赴山西長治地區做農村調查 。經過調查 ，證明毛澤東提出                                                                                      的以隊為基礎的意見是正確的 。十一月二十三日 ，毛澤東在將一份報告批轉給各中                                                                                      央局和各省 、市 、 自治區黨委參考時強調指出 ：“認真調查研究 ，對具體問題作出                                                                                      具體的分析 ，而不是抽象的主觀主義的分析 ，這是馬克思主義的靈魂。”（參見《毛                                                                                      澤東年譜》第 4卷 54頁）

　　為了摸清工業情況并制訂相關條例 ， 中央領導同志又分赴各地調查 。解決農業 困難 ，需要工業支援農業 。減少城市人口 ，與工業調整也密切相關 。工業本身由于

　　計劃指標過高 ，基本建設戰線過長 ，某些部門發展速度過快 ， 由此引起的嚴重不平 衡 ，也迫切需要調整 。工業方面的調整 ， 同樣需要在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基礎上提 出切實可行的政策。

　　一九六一年下半年 ， 中央領導同志將調查研究和調整工作的重點從農業轉到工  業方面 ，并進行了一系列工業方面的調查 。為解決工業生產出現的嚴重問題 ，扭轉  東北以至全國的工業生產狀況 ，周恩來在一九六一年期間分別赴東北和華東兩地調  研工業情況 。一次是二月下旬專程到沈陽做調查研究 ，聽取中共中央東北局匯報煤  炭工業生產等情況 ，與東北局領導談話 ，給東北局和遼寧省的司局級以上干部作報  告 。這次調研回京后 ，他又找國務院各相關工業部門的負責人了解工業和交通狀  況 。另一次是七月中下旬 ，周恩來又到上海就鋼鐵工業等問題進行調查 。在這次調  查中他提出 ：上海生產有潛力 ，有條件可以多出口一些商品 ；所需原材料 ， 自己不  能解決時 ， 中央可以幫助 。下半年 ，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對國防工業和尖端科學技術  的規劃上 ，在調研的基礎上 ，他于八月十二日提出了中國原子能工業的發展要求： 科學研究 、尖端技術 ，要循序而進 ，不可能一步登天 ，要在一定的基礎上逐步往上  攀 ，要有步驟和秩序 。應當有登上珠穆朗瑪峰的志向 ，分階段地 、一步一步地登， 總是可以上去的 。在他的提議下 ， 中央成立了國防工業辦公室 ，加強對國防工業的  統一領導。

　　為了解森林工業的發展情況 ，七月中旬至八月上旬 ，劉少奇在黑龍江和內蒙古 林區的森工企業調查了近一個月 。他白天考察林場的樹木園和人工更新林 ，觀看油 鋸伐木和拖拉機集材作業 ；晚上召集林業局 、林場的工人代表座談 ，探討解決林業 發展的根本方針和具體措施 。經過深入的了解 ，他感到 ，要搞好林業建設 ，必須緊 緊抓住森林資源的培育 、更新和綜合利用這兩個基本環節 ，不能只顧砍樹 ， 以便盡 可能地滿足國家和社會對保護森林資源和持續提供木材的需要。

　　為了解手工業的發展情況 ，朱德到河南 、四川 、陜西 、河北等地調查 ，并得出 一個結論 ：“一九五八年轉廠并社時 ，手工業由集體所有制轉為全民所有制的面過 大了 ，現在看來存在不少問題。”朱德在對手工業調查研究后提出的一些意見 ，對 中央后來制定 《關于城鄉手工業若干政策問題的規定（試行草案）》（即“手工業 三十五條 ”）， 對推動和促進手工業的政策調整 ，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一系列調查的基礎上 ， 中央考慮制訂有關工業調整的重要文件 。根據中共中  央書記處的意見 ， 國家計委 、國家經委 、第一機械工業部等組織調查組 ，又到北  京 、天津 、沈陽 、太原 、濟南等大中城市的工礦企業進行調查研究 。七月十四日至  二十三日 ，鄧小平率調查組到東北就工礦企業 、城市工作和人民生活等問題進行調  查 。七月十五日 ，他在聽取中共遼寧省委負責人匯報遼寧工業問題時說 ：“企業問  題的解決要從幾定著手 。定員 、定額 、責任制 、技術政策 、工資政策 ，這些問題解  決了 ，企業才好領導管理。”七月十六日 ，他在談到企業領導體制問題時又指出： 前一段是一長制 ，后一段是書記一長制 ，“企業管理歸根到底一定要集體領導 ，這  是根本原則 。集體領導有相互監督 、相互制約的作用 ”；“企業的調整必須解決骨干  問題 ，必須有兩個德才都比較好的班干部作核心 ”。

　　在詳細的工業調查基礎上 ， 由鄧小平主持起草了《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  案）》（簡稱“工業七十條 ”）。它的要點包括：（一 ）規定“五定 ”：定產品方案和  生產規模 ，定人員和機構 ，定主要的原料 、材料 、燃料 、動力 、工具的消耗定額和  供應來源 ，定固定資產和流動資金 ，定協作關系 。“只有把這些定下來 ，才好進行  一系列的整頓工作 ”。（ 二 ）重視協作問題 ，強調“現代工業的生產 ，分工比較細， 相互之間的聯系錯綜復雜 ，每個企業都必須取得很多單位的協作 ，并且很好地完成  自己承擔的協作任務 ，才能保證工業生產的正常進行 ”。（三）對企業的各個方面、 各個環節的責任制度作了具體規定 ，“責任制度的核心是行政管理方面的廠長負責  制 ”。（四）對企業中的技術管理 ，作了具體規定。（五）對加強企業的經濟核算和財  務管理作了具體規定。（六） 對職工的工資 、獎勵 、生活福利 ，專列了一章 ，強調  “企業的領導人員 ，必須經常關心職工的生活 ，切實做好生活福利工作 ”。（七） 規  定“在企業中的黨委員會 ，是企業工作的領導核心 ”，同時強調“企業黨委應當把  調查研究和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 ，不要去代替廠長 ，包辦行政事務 ，而要  好好地領導和支持以廠長為首的全廠統一的生產行政指揮系統行使職權 ”。（八）規  定每個企業在行政上只能由一個主管機關管理 ，不能多頭領導。

　　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十六日 ， 中央工作會議在廬山舉行 。會議討論通過了“工 業七十條 ”。為了闡明“工業七十條 ”的主要內容和意義 ，會議還作出 《中共中央 關于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 明確指出 ：“為了有效地進行調整工作 ，必須下最大的

　　決心 ，把工業生產和工業基本建設的指標降下來 ，降到確實可靠 、留有余地的水平 上。”會后 ，“工業七十條 ”下發試行 ，對整頓工業企業 ，恢復和建立正常的生產秩 序 ，提高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毛澤東 、劉少奇 、周恩來 、朱 德 、陳云 、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帶頭進行的這次大規模的 調查研究活動 ，對于摸清經濟方面的實情 ，作出實事求是的正確調整 ，克服嚴重困 難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國民經濟面臨嚴重困難的情況下 ， 中央主要領導同志抓住主要矛盾 ，帶著同  樣的問題親自進行集中 、深入的調查 ，有利于迅速達成共識 ，果斷作出正確決策。 無論是針對農業問題還是針對工業問題 ， 中央領導同志以及他們所率領的調查組， 都是帶著同樣的問題下去 ，集中一段時間 ，深入不同的地區做調查 ，再將各地的情  況進行匯總 。在分別調查的基礎上集中進行研究和探討 ，最后達成共識并作出正確  決策 。這一領導方法和領導經驗 ， 留下的啟示意義是十分深刻的 。大興調查研究之  風 ，對轉變黨的作風 ，恢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有直接的推動作用 。這次系統的  調查研究 ，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一些干部中存在的“共產風 ”、浮夸風 、命令風、 特殊風和生產瞎指揮風 。毛澤東的號召和中央領導同志的帶頭作用 ，使廣大干部的  思想和作風重新回到一切從實際出發 、實事求是的軌道上來 ，并根據各地的實際， 作出科學決策。

　　“調整 、鞏固 、充實 、提高 ”八字方針貫徹之初 ，工業的調整力度仍嫌不夠。 九月 ， 中央作出關于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 ，強調必須當機立斷 ，該退的堅決退下  來 ，把工業生產和基本建設的指標降到確實可靠 、留有余地的水平上 。同時 ， 中央  發布試行《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即“工業七十條 ”）。這個條例實行  后 ， 國營企業一系列規章制度恢復和建立起來 ，工業調整有了明顯的起色 。同經濟  工作的調整相配合 ，科學 、教育 、文化等各個領域也進行調整 。中央先后批發試行  《關于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草案） 》（簡稱 “ 科學十四  條 ”）、《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 》（簡稱“ 高教六十條 ”）、 《關于當前文學藝術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草案）》（簡稱“文藝十條 ”，以后改為  “文藝八條 ”）。這些條例的中心內容是調整黨和知識分子的關系以及貫徹落實科學  和文藝工作中“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 ” 的方針 。為了進一步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

　　性 ，在一九六二年三月于廣州召開的全國科技工作會議和文藝工作會議上 ，周恩來 發表講話 ，重新肯定我國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屬于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 ，而 不是屬于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 。隨后 ，周恩來在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作政府工 作報告 ，再一次重申了這一科學論斷 ，使知識分子受到很大鼓舞。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于北京召開的“七千人大會 ”上 ，劉少奇代表中央向大會提  出的書面報告草稿 ， 比較系統地初步總結了“大躍進 ”以來經濟建設工作的基本經  驗教訓 ，認為產生缺點錯誤的原因 ，一方面是由于在建設工作中經驗不夠 ，另一方  面是幾年來黨內不少領導同志不夠謙虛謹慎 ，違反黨的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  統作風 ， 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則 ，妨礙了黨及時地盡早地發現問題和糾正錯誤。 三十日 ，毛澤東在大會上發表講話 ， 中心是講民主集中制 ，強調不論黨內黨外都  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 ，并做了自我批評 。毛澤東聯系三年“ 大躍進 ” 的教訓 ， 闡  明人類認識客觀世界規律的重要性 ，認為建設真正強大的社會主義中國需要一百  年時間 。這些認識對進一步深入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具有極大作用 。鄧小平、 周恩來在大會上分別代表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做自我批評 ，并分別講了恢復黨的  優良傳統和克服目前困難的主要辦法 。會議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評精神 ， 給全黨  以鼓舞 ，使廣大黨員心情比較舒暢 ，在動員全黨為戰勝困難而團結奮斗方面起了  積極作用 。會后 ， 國民經濟和政治關系等方面的調整都有進一步的發展 。 國民經  濟大刀闊斧地進行調整 ，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大力精簡職工 ，減少城市人口 ；壓  縮基本建設規模 ，停建緩建大批基本建設項目 ；縮短工業戰線 ， 實行必要的關、 停 、并 、轉 ；進一步從人力物力財力各方面加強和支援農業戰線 ，加強農村基層  的領導力量 。 由于采取這些果斷措施 ，經過全國人民的艱苦奮斗和各級干部的緊  張努力 ，調整工作較快取得成效。

　　與此同時 ， 在全黨調查研究基礎上 ， 毛澤東委托田家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 《關于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 這個指示 ，經擴大的中央工 作會議討論通過后 ， 于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發出 。經過認真調查研究后做出的 將農村基本核算單位下放的決定 ，是調整人民公社體制的重大舉措 。總之，《農 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 的制定 ，對于克服農村的困難 ，迅速恢復和發展農村經濟 起了很大作用。

　　到一九六二年底 ， 國民經濟形勢開始好轉 。農業生產開始回升 。國家財政實現 收支平衡 。市場商品供應的緊張狀況有所緩和 ，城鄉人民生活水平也開始略有上 升 。隨著調整工作的逐步深入 ，許多地方實行各種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 ，不僅有 效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 ，而且對農業集體化之后適合我國農村生產力水 平的農業生產管理方式作了積極探索。

　　經過七千人大會前后將近兩年的調整 ， 國內形勢逐步好轉 ， 國際形勢卻日趨緊  張 。蘇共二十二大以后 ， 國際共運中的爭論愈演愈烈 。蘇共領導人 、蘇聯報刊連篇  累牘地發表公開信 ，攻擊中國黨和其他一些黨 ，在外交上推行霸權主義 。中共中央  以《人民日報》 編輯部和《紅旗》 雜志編輯部的名義 ，相繼發表評論蘇共中央公開  信的文章 ，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 ”，并由此論述了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和資  本主義復辟的歷史教訓 。黨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 ，反對大黨大國對其他黨 、其他  國家的不平等做法和霸權主義 ，頂住來自蘇聯的巨大壓力 ，維護了國家主權 、民  族尊嚴和黨的尊嚴 。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屆十中全會 ，聯系對蘇聯赫魯曉夫觀點  的批評和對國內形勢的觀察 ，提出階級 、形勢 、矛盾問題 ，強調資產階級復辟的  危險性 ， 階級斗爭必須年年講 、月月講 。八屆十中全會結束時 ，黨提出不要因為  強調階級斗爭而放松經濟工作 ，“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促使經濟上調整和恢復  的任務按原定計劃繼續推進 。此時此刻 ，毛澤東曾三次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  風 。 中央主要領導同志則率先垂范 ，首先抓住農業問題進行調查 ，并在調查研究  的基礎上制訂出 《農業六十條》； 接著又對工業問題進行調查 ，并制訂出 《工業  七十條》。 由于經過周密而又系統的調查研究 ， 制訂出一系列具體的工作條例， 使大家有了明確的遵循 ， 因而大大增強了廣大干部和群眾克服困難的信心 ，提高  了生產積極性 ，在不到三年的時間里 ，我國國民經濟以農業增產為先導 ，迅速得  到恢復和發展 。這次大規模的調查研究活動 ， 給我們黨的執政和領導工作留下了  寶貴的經驗和啟示。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日 ，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 ， 出席代表三千零四十人 。會議聽取了國務院總理周恩來 作 《政府工作報告》， 報告首次提出 “ 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 ，把我國建設成為 一個具有現代農業 、現代工業 、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即四個現代化） 的社

　　會主義強國 ”。會議還分別聽取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謝覺哉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 察長張鼎丞向大會作的工作報告。

　　會議通過了關于政府工作報告 、一九六五年國民經濟計劃主要指標和一九六五 年國家預算初步安排的決議 。決議批準政府工作報告 、批準國務院提出的一九六五 年國民經濟計劃主要指標和一九六五年國家預算的初步安排 。會議選舉劉少奇為國 家主席 ，宋慶齡 、董必武為副主席 ；朱德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會議根據劉少 奇主席的提名 ，決定周恩來為國務院總理 。會議還選舉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 長 、秘書長和委員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會議通過了周恩 來總理提出的國務院副總理 、秘書長 ，各部部長 、各委員會主任等國務院組成人員 的人選 ；通過了劉少奇主席提出的國防委員會副主席 、委員人選 ；通過了全國人大 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委員人選和法案委員會主任委員、委員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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