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徹底的鎮壓，往往不可能知道中國傳銷同志的意見和觀點。但今天，我們很幸運能夠發表以下由資深傳銷同志發給我們的關于中國 COVID-19 大流行情況的文章。
一個幽靈正在困擾著世界——COVID-19的幽靈。
它不分種族和國界，感染著中國人以及那些自以為不可戰勝的人。它忽視了人類社會的傲慢和等級制度。
目前尚不清楚病毒究竟是如何從潘多拉魔盒中出來的。科學和政治，受害者和替罪羊，現在都糾纏在一起。
病毒是人類共同的敵人，人類將共同戰勝它。然而，這種階級/種族盲目的病毒揭示了我們階級社會中的許多矛盾。公眾的傲慢和偏見，統治階級的無知和短視，現在都是顯而易見的。
1. 政治家、病毒和人民
“電暈”這個名字來源于病毒的冠狀形狀。在中文中，“冠”和“官”的字讀音相同。所以人們也稱它為官僚病毒。“電暈”是形狀，而替代品是物質。
它首先冒犯了中國武漢。世衛組織將該疾病命名為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病），因為它于 2019 年被發現。該病毒最初被認為是SARS，于2019年12月30日新年前夕公開。
當天，武漢市中心醫院的急診科醫生艾芬收到了一份關于“不明”肺炎的檢測報告。她看到了上面的“SARS”標記，由于中國人，尤其是中國醫生對SARS的高度警惕，她拍下了報告的照片，并通過微信發給了同事。當晚，這份報告迅速在武漢的醫生圈子里流傳開來。公布這些信息的人包括八名醫生，他們后來因“散布謠言”而被警方訓斥。
事實上，在此之前的四天，即12月27日，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的張繼先醫生已經向武漢市疾控中心提交了四例疑似病例的報告。29日，武漢市和湖北省衛生部門開始流行病學調查。
醫生是健康的守護者，幾乎就像哨兵一樣，往往首先發現敵人。雖然張繼先博士后來因其工作而獲得官方認可，但其他八名醫生，或許多人稱他們為“告密者”，因公開信息而受到懲罰。特別是李文亮醫生，多次遭到武漢衛生官員和醫院的責罵和訓斥。他被要求反思自己的“錯誤”并寫一篇自我批評的文章。不幸的是，他后來死于政府希望他在 34 歲時否認的病毒。他是第一個受到訓斥的人，也是第一個在戰爭中喪生的哨兵。為什么張醫生和李醫生的經歷如此不同？
哨兵不是指揮官。是否敲響警鐘，實施社會動員，取決于一套既定的規則和習俗。然而，多虧了社交媒體，信息可以很容易地流出官方公共衛生系統。如果這些信息被證明是有害的和錯誤的，它可能很快就會成為一個廣泛的謠言，在像中國這樣不那么透明的社會中引起社會恐慌。這是任何制度都不能容忍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對八位醫生的訓斥并非沒有道理。這種處理并不一定侵犯言論自由。然而，政府在糾正一個小故障的同時，犯了一個更大的錯誤——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嚴重的犯罪！
2019年12月30日，八位醫生首次公布了這一信息。次日，武漢市衛生部門發布肺炎報告，駁斥“人傳人”和“感染醫務工作者”的說法，八名醫生受到訓斥。2020年1月2日，新華社、中央電視臺等主流媒體紛發“八大造謠者依法懲治”的消息，實事求是地告訴社會，一切平安無事。
在這個過程中，政客和官僚們上演了各種鬧劇和戲劇。僅舉幾例：限制醫務人員使用口罩和個人防護裝備，并允許在武漢舉行大型集會。地方政府甚至打著安撫民眾的幌子組織新年平價。看起來他們幾乎不在乎自己的職位，而是真正關心人們的日常生活。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2020年1月20日，當時國家衛生部門專家組組長鐘南山公開確認了人際傳播事件。這是在第一次通知后三周，當時已經有極端的社區傳播。僅僅三天后，即2020年1月23日，武漢被迫封鎖。
這就是為什么中國人說“八個人被關起來，然后整個中國都被封鎖了”。從表面上看，邏輯是缺乏言論自由導致了這樣的災難。但這不是真正的問題。這種撒謊、掩蓋和傳播假新聞在言論自由更多的西方也是司空見慣的。例如，美國總統可以很隨意地胡說八道，卻不能減輕人民的一點痛苦。
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通常，當提到政府、勞動人民和致命的病毒時，這一點就很清楚了。不幸的是，在大流行中，許多人將病毒問題與政府問題混為一談。
在毛主義時代，中國在抗擊血吸蟲病（蝸牛熱）和瘧疾等疾病和公共衛生挑戰方面取得了許多成功經驗。這得益于共產黨、科學家和人民的高度協調行動。這是中國保存下來的重要遺產。
2003年，中國爆發了嚴重的SARS，給中國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們認真對待這種病毒。
2003年后，中國斥資1億多美元建設了世界上最大的傳染病和公共衛生報告系統。該系統可以在不到兩個小時的時間內將公共衛生信息傳達給中央政府，為快速循證決策提供基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2019年，一位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的頂級專家自信地斷言，中國不會重蹈SARS的覆轍。
強大的公共衛生遺產，對遏制病毒的大規模支持，以及先進的信息系統。然而，在這里我們仍然 ar .誰是過錯方應該相當直截了當。
2. 病毒與自由
每個人都渴望自由，沒有人輕易放棄。對于“自由”世界和“不自由”世界的人來說，這是一樣的。即使是病毒也需要宿主的自由移動才能傳播和變異。但自由到底是什么？
病毒就像來自大自然的“自由戰士”，對人們進行報復，剝奪他們的生命和自由。我們必須與之抗爭，也必須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評。
在這個資本主義世界里，資本的自由是首要任務。金融交易、全球貿易、市場競爭——這些都不是可有可無的，也不會停止。資本的積累保證了無休止地開采石油、煤炭和礦產的自由，水污染和森林砍伐，空氣中的毒害和動物的屠宰，以及基因改造。為了滿足他們的胃口，消費者放肆地吃任何東西，無論是果子貍、穿山甲還是蝙蝠。
在這種不受阻礙的自由上，大自然進行了報復。頻繁的颶風、蝗蟲爆發、干旱、火災、洪水、煙霧和傳染病（H1N1、中東呼吸綜合征、埃博拉等）——它們只是“自然的”嗎？
在持續的大流行期間，從個人防護裝備的生產和流通來看，對全球經濟秩序的損害是顯而易見的。個人防護裝備是抗擊病毒的急需武器。病毒似乎在嘲笑新自由主義全球化。
毫無疑問，根據資本家的說法，利潤先于工人的生命。他們非常不愿意放慢速度，更不用說完全停下來了。隨著勞動力的隔離，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分離，它本質上意味著資本積累的停止。這難道不會迫使資本家產生絕望的自殺念頭嗎？
畢竟，這才是政治上掩蓋和猶豫，最終導致疫情肆無忌憚的真正原因。這種困境對于自由民主國家和“其他國家”來說都是一樣的。
中國的疫情恰好發生在春節（中國或農歷新年）附近，這是每年正常的假期周。這有助于避免決策中的困境。中國還受益于早期發現錯誤、政策制定者對SARS的深刻理解以及對科學專家建議的謙虛態度，最重要的是，中央領導層及時決定封鎖武漢和全國。在這段時間里，鐘南山（一位備受尊敬的肺病學家，有SARS的經驗）在領導和人民中贏得了神一樣的聲譽。
在大流行期間，一張圖片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流傳開來，上面有卡爾·馬克思和一句假話：“當大流行發生時，資本主義顯示出它的許多問題;大流行是資本主義的喪鐘，因為社會主義不可避免地取代了資本主義。
這顯然是巫毒邏輯。無產階級革命將敲響喪鐘，而不是某種流行病。馬克思絕不會提出這種不科學的論點。但中國的總體情況反映了一些社會觀點。據說，這場大流行病極大地重塑了青年政治：對資本主義更加失望，對社會主義更加尊重。
畢竟，只要人類不重新思考“自由”的真諦，不消滅資本，從根本上解決人性矛盾，自然界就能不斷產生病毒等自然災害。正如羅莎·盧森堡在100年前指出的那樣，最終結果要么是社會主義，要么是野蠻主義。
3. 東方與西方
自從這種流行病在東方首次爆發以來，西方的政客們就將這種病毒視為亞洲人的特殊現象。相應地，東方人民用其他陰謀論進行反擊。種族主義言論和陰謀論迅速在世界各地如雨后春筍般涌現，甚至不同的飲食和生活方式也被貼上了病毒標簽。
例如，中國南方人喜歡吃野生動物，由于病毒確實在南方（武漢）爆發，西方人因此確信中國人的飲食方式產生了病毒（只會感染中國人）。因此，他們忽視了社區在自己國家傳播的潛力。來自中國的反謠言是，該病毒起源于美國的生物化學實驗室。因此，他們可以繼續吃野生動物。
而且，一開始，西方人歧視甚至鄙視戴口罩的亞洲人。這是基于一種誤解，即只有病人才戴口罩，而在公共場合戴口罩的“病人”會讓其他人處于危險之中。在世界其他地方，沒有這樣的禁忌。日本人戴口罩是為了預防花粉癥，中國人在空氣質量惡化時戴口罩。事實上，大流行是如此嚴重，以至于即使是西方人也開始購買口罩，無論官方建議如何。口罩的短缺迅速擴大到消毒劑和衛生紙。在危及生命的條件下，不戴口罩的“文化”似乎可以迅速改變。
再舉一個例子，中國的封鎖政策最初受到西方媒體的批評。他們一方面譴責“不人道”的中國政府，另一方面蔑視“聽話、沒有自由意志”的中國人民。事實上，至少在過去幾個月中，情況并非如此。中國人民對強制政策給予了最充分的支持和配合，主要是因為對2003年SARS危機所經歷的痛苦記憶猶新。中國官僚機構一開始反應遲鈍，但經過快速的人事變動，官僚們都處于戒備狀態，整個系統運行得非常順利。
政府有資金和物資等公共資源，醫務人員有他們的專業知識，人民給予社區大力支持。這三個方面加在一起，作為一個有效的戰斗團隊，能夠贏得戰斗。
到目前為止，公共衛生運動一直很有效，公眾對此感到高興。黨和政府起初丟了分，但后來彌補了。然而，這并不意味著人民已經改變了他們的整體看法，將對政府有禮貌和忠誠。
武漢市委書記，大膽立下“感恩”教育計劃，希望武漢人民感恩黨和領導。人們非常不喜歡這個計劃，以至于官員們不再談論它了。
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在疫情前的評估，美國應對疫情的能力最好，而中國排名第54位。中國專家還指出，美國的醫療技術比中國好得多。
可想而知，在中國這樣一個擁有14億人口、醫療水平相對較低的國家，像現在西方這樣肆無忌憚的疫情將帶來災難性的后果。中國人民現在已經感到一些寬慰。
在與病毒的斗爭中，有三件事值得強調：
整個國家醫療系統支持武漢，公有醫院發揮主導作用。中國醫院的私有化規模很大。2017年，只有36%的醫院仍然是公有醫院，而在武漢，這一比例甚至更低，為23%。武漢是一個擁有1000萬人口的城市，擁有98家公立醫院和258家私立醫院。在大流行期間，私立醫院要么沒有資格接收病人，要么選擇關門。如果沒有國家的支持，武漢的公立醫院將無法應對這種情況。
全程免費檢測和治療。這項政策確保任何應該住院的人都會住院，任何應該接受治療的人都會得到治療。
最后，讓我們簡單談談中西醫的作用。事實證明，中西醫之間的合作是有幫助的。由于對利潤的關注和西醫藥的壟斷地位，傳統醫藥在中國被嚴重邊緣化。由于缺乏西藥和設備，中醫能夠在這場大流行中發揮作用。
日前，中國科學院院士、中醫藥研究院首席研究員童曉林發表了一些研究結果。他們表明，傳統醫學對輕度和重度癥狀的患者以及康復的患者都有積極影響。中醫在整個治療過程中都是有效的，為全球抗擊病毒的努力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陳A.F.（55歲，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毛主義者）
2020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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