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之初 ，我們國家面臨著非常復雜的社會情況 ，各種社會矛盾交錯在 一起 。一方面 ，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已經成為主要任務 ；另一方面 ，還有繁重的民主 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任務尚待進行 ，還有復雜的階級斗爭繼續存在 。所以 ，把握建 國初的主要社會矛盾及其變化 ，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一九四九年三月 ，毛澤東 在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指出 ：“ 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 ，并且解決了土地問題以 后 ， 中國還存在著兩種基本的矛盾 。第一種是國內的 ， 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 盾 。第二種是國外的 ， 即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毛澤東年譜》 下卷 465 頁）這個分析對于我們考察建國初期諸多社會階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及其變化 ，給 予了基本的指導。
大家知道 ，從工人階級取得政權 、領導社會經濟生活開始 ，他們同資產階級之 間的矛盾就逐漸突出起來 。如何判斷和對待這種矛盾 ，關系極其重大 。很容易出現 這種傾向 ：注意力被這種逐漸突出的矛盾所吸引 ，不能從復雜交錯的階級關系的全 局看問題 ，而把這種矛盾看作主要矛盾 ，把反對資產階級當做主要任務 ，急于把資 本主義經濟搞掉 。一九五〇年四月 ，毛澤東在第一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工商組討論 會的一份發言記錄稿上 ，針對其中表露出來的這種傾向 ，寫了幾段重要批語 。他強 調指出 ：我們“今天的斗爭對象主要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殘 余 ，而不是民族資產階級 。對于民族資產階級是有斗爭的 ，但必須團結它 ，是采用 既團結又斗爭的政策以達團結它共同發展國民經濟之目的 ”。我們“應限制和排擠 的是那些不利于國計民生的工商業 ， 即投機商業 ，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業 ，而不是 正當的有利于國計民生的工商業 ，對這些工商業當它們困難時應給以扶助使之發 展 ”。（《毛澤東年譜》 第 1卷 115 頁） 他還提出國營商業不要壟斷一切 ， 除食鹽以 外 ，只能控制幾種主要商品（糧 、布 、油 、煤） 的一定數量 ，應當同私營商業劃分 經營范圍。
在糾正急于排擠私人資本主義企業的傾向 ，謹慎地調整工商業的過程中 ，毛澤 東一九五〇年四月十六日給陳毅的復電內 ，肯定了上海市在處理稅收問題和失業問 題時采取征得各方同意后妥慎進行的正確做法 ，并從原則上提出了這樣一個重要思 想 ：“ 目前處在轉變的緊張時期 ，力爭使此種轉變進行得好一些 ，不應當破壞的事 物 ，力爭不要破壞 ，或破壞得少一些 ，你們把握了這一點 ，就可以減少阻力 ，就有 了主動權。”（《毛澤東全集》第 28卷 252頁）
在一九五〇年六月的七屆三中全會上 ，毛澤東進一步提出了“不要四面出擊 ” 這個鮮明的指導思想 。所謂“不要四面出擊 ”，就是說 ，要在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 中抓住主要矛盾 ，解決主要任務 ，孤立和打擊當前的主要敵人 。他強調指出 ：“四 面出擊 ，全國緊張 ，很不好 。我們絕不可樹敵太多 ，必須在一個方面有所讓步 ，有 所緩和 ，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進攻。”（《毛澤東全集》第 28卷 434頁） 為此 ，他提 出了合理調整工商業 ，實行減租減息 ，剿匪反霸 、土地改革 ，認真地謹慎地做好統 一戰線工作 ，使工人 、農民 、小手工業者都擁護我們 ，并且團結民族資產階級 、民 主黨派 ， 民主人士 、知識分子和少數民族 ， 以孤立帝國主義 、國民黨反動派殘余和 地主階級 。這是對于建國初期主要社會矛盾問題的精辟分析和關于戰略策略方針的 重要指示 。然而 ，某些突發性國際事件的發生是不以人們尤其是中國人的意志為轉 移的 ，朝鮮危機的出現可謂典型一例。
第一節 震驚世界的抗美援朝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 ，朝鮮戰爭爆發 。六月二十六日 ，美國總統杜魯門 命令駐日本的美國遠東空軍協助韓國作戰 ，六月二十七日再度命令美國第七艦隊 駛入基隆 、高雄兩個港口 ， 在臺灣海峽巡邏 ， 阻止中國人民解放軍渡海進攻臺 灣 。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向安理會提交了行動議案 ，授權組成聯合國軍隊幫助韓國 抵抗朝鮮軍隊的入侵 。在蘇聯代表因抗議聯合國拒絕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成 員國而自一九五〇年一月起缺席的情況下 ，決議以十三對一（南斯拉夫投了反對 票） 的表決結果通過了美國提案 ，要求各會員國在軍事上給韓國以 “ 必要的援 助 ”。聯合國軍以美軍為主導 ，其他十五個國家也派小部分軍隊參戰 。英國 、土
耳其 、加拿大 、泰國 、新西蘭 、澳大利亞 、荷蘭 、法國 、菲律賓 、希臘 、 比利 時 、哥倫比亞 、埃塞俄比亞 、盧森堡 、南非與韓國國軍均歸駐日的聯合國軍指 揮 ，麥克阿瑟上將為聯合國軍司令。
一、審時度勢的戰略決策
面對這一突發的國際事件 ，毛澤東和黨中央十分關注 ，并預見到美軍參戰后 朝鮮戰局發展的嚴重性 ，及時地采取了對策 。一九五〇年七月七日 ， 由周恩來主 持軍委召開了專門討論保衛國防問題的會議 ，作出調集四個軍三個炮兵師于七月 底以前全部到達東北邊境集結 ，組成東北邊防軍等五項決議 。毛澤東同意照此執 行 。此后 ，毛澤東曾幾次發電報 ，要求邊防軍限期完成作戰準備 ，待命出動 。九 月十五日 ，美軍在仁川港登陸 ，朝鮮戰爭形勢急劇逆轉 。九月三十日 ，周恩來總 理代表我國政府發表中國人民對美國侵略自己的鄰國不能置之不理的聲明 ，并通 過外交途徑警告美國軍隊不要越過三八線 。但美帝國主義不顧我國政府的抗議聲 明和警告 ，公然于一九五〇年十月上旬越過三八線 ， 向朝鮮北部大舉進攻 ， 同時 還以其空軍侵襲我國領土 ，將戰火擴大到鴨綠江邊 。我國的安全受到嚴重的威 脅 ，亞洲和世界的和平受到嚴重的威脅 。剛滿周歲的新中國 ，敢不敢 、能不能迎 戰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 ，這是一場極其嚴峻的考驗 。毛澤東堅決主張出 兵支援朝鮮 。他是從全球戰略的高度 ，從中朝兩國唇齒相依的關系 ，從我國人民 的根本的長遠的利益考慮這個問題 。一九五〇年八月四日 ， 在中央政治局會議 上 ， 毛澤東明確表示 ：“臺灣一定要收回 ，朝鮮必須幫助。”他還說 ：“如果美帝 得勝 ，他就會得意 ，他就會威脅我 。我們對朝鮮的幫助 ，要以志愿軍的形式 ， 時 機當然還要選擇 。仗打起來以后 ，有短打 ，也有長打 ，還有大打 ，打原子彈 。打 原子彈 ， 我們沒有 ， 只好讓他打 ， 我們還是打手榴彈 。但我們不能不有所準 備。”（《毛澤東年譜》 第 1 卷 168 頁） 八月九日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九次 會議上 ， 毛澤東進一步闡明其意見 。他說 ：“對于朝鮮人民 ， 我們需要給以幫助 鼓勵 。朝鮮人民對于中國革命是有很大幫助的 。 中國革命的幾個階段 ，都有他們 的幫助 。現在美軍已經增援了他的部隊 ， 戰爭的持久性也就隨之增加了 。朝鮮戰 爭持久了 ，不如速決的好 。但持久了更可教育朝鮮的人民和世界的人民 。他在朝 鮮已經干起來了 ，也可能在別的地方干起來 ，他什么都可能干起來……我們不準
備就不好 。我們要準備戰爭打起來的時候 ，不是小打 ，而是大打 ；是短打 ，而是 長打 ；不是普通的打 ，而是打原子彈 。我們中國人民是打慣了仗的 ，準備你打原 子彈 。我們是不要你打的 。你一定要打 ，就讓你打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你打 原子彈 ， 我打手榴彈 ，抓住弱點 ，跟著你 ，最后打敗你。”十月八日 ， 中國根據 朝鮮政府的請求 ，作出“抗美援朝 、保家衛國 ” 的重大歷史性決策 。毛澤東發布 命令 ，將東北邊防軍組成中國人民志愿軍 ，任命彭德懷為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命 令志愿軍 “ 迅即向朝鮮境內出動 ， 協同朝鮮同志向侵略者作戰并爭取光榮的勝 利。”十月十九日 ，志愿軍第一批入朝參戰部隊 ，在沒有空軍掩護的情況下 ，雄 赳赳 ，氣昂昂 ，跨過鴨綠江 ，進入朝鮮境內 ，與朝鮮人民軍并肩抗擊侵略者 。一 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五日 ，志愿軍打響入朝后的第一仗 ， 以光榮的勝利拉開了偉大 的抗美援朝戰爭的帷幕（這一天后來被定為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紀念日）。 十月二十六日 ， 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在北京成立 ，負責領 導全國人民的抗美援朝運動 。十一月四日 ， 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發表聯合宣 言 ， 號召全國人民積極行動起來 ， 支援抗美援朝戰爭 。在志愿軍赴朝作戰的同 時 ， 國內掀起了全國性的抗美援朝的群眾運動 。毛澤東充分估計了這一群眾運動 的深遠意義 ，指出 ：全國人民結成一條比過去更加鞏固的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戰 線 ，就預示著中國人民在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神圣斗爭中一定要得到最后勝利。 這場運動 ， 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熱忱 ， 打破了一部分人對帝國主義的幻 想 ，使全國人民增強了抗擊侵略者的決心和信心 。全國上下團結一致 ， 同仇敵 愾 ，掀起了參軍參戰 、支援前線的熱潮 。一九五一年六月一日 ，黨中央發出關于 開展訂立愛國公約和捐獻武器運動的指示 。全國各階層人民積極響應 ，普遍訂立 愛國公約 ，開展捐獻飛機 、大炮運動 。到一九五二年五月 ，全國人民共捐獻人民 幣五萬五千六百五十億元（舊幣）， 可購買戰斗機三百七十一架。
二、穩定朝鮮戰局的五次戰役
從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五日至一九五一年六月十日 ，為抗美援朝戰爭第一階 段 。這個階段 ， 中國人民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采取以運動戰為主 ，與部分陣地戰、 游擊戰相結合的方針 ，連續進行了五次戰役 。其特點是： 戰役規模的夜間作戰和很 少有戰役間隙的連續作戰 ，攻防轉換頻繁 ，戰局變化急劇 。 自中國人民志愿軍開始
進入朝鮮 ，毛澤東就為指導這些戰役決戰發了大量作戰電報 ，主要內容包括 ：先打 弱敵后打強敵 ，初期作戰以先打偽軍為主 ，而后再打美英軍 ，務求初戰必勝 ；集中 優勢兵力 ，對敵人實行分割包抄 ，各個殲滅 ；誘敵深入 ， 以利聚殲 ；樹立長期作戰 思想 ，反對速勝觀點等。
當時 ， 中國人民志愿軍在開進中發現聯合國軍及其指揮的韓國國軍前進甚速， 已來不及先敵占領預定防御地區 ，且聯合國軍尚未發現我軍入朝參戰 。一九五〇 年十月二十五日 ，志愿軍發起抗美援朝戰爭第一次戰役 ， 以一個軍的主力配合朝 鮮人民軍在東線進行阻擊 ，集中五個軍另一個師于西線給“聯合國軍 ” 以突然性 打擊 ，將其從鴨綠江邊驅逐到清川江以南 ，挫敗了“聯合國軍 ”企圖在感恩節前 占領全朝鮮的計劃 ，至十一月七日初步穩定了朝鮮戰局 ，第一次戰役志愿軍共殲敵 一萬五千余人。
第二次戰役始于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七日 ，在朝鮮人民軍配合下 ，我軍將聯合國 軍及其指揮的韓國國軍誘至預定戰場突然對其發起反擊的戰役 。 當時 ，“聯合國 軍 ”雖然已經發覺志愿軍入朝參戰 ，但卻估計志愿軍參戰只不過是為保衛邊界 。十 一月二十四日 ，“聯合國軍 ”發起旨在圣誕節結束朝鮮戰爭的總攻勢 ，志愿軍則按 預定計劃 ，將“聯合國軍 ”誘至預定地區后 ，立即發起反擊 ， 給以出其不意的打 擊 。“聯合國軍 ”兵敗于西部戰線的清川江兩岸和東部戰線的長津湖畔 ，被迫棄平 壤 、元山 ，分別從陸路 、海路退至“三八線 ”以南 。至十二月二十四日志愿軍共殲 敵三萬六千余人 ，這是扭轉朝鮮戰局的一次戰役。
第三次戰役是中國人民志愿軍與朝鮮人民軍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一 九五一年一月八日 ，為打破聯合國“先停火 ，后談判 ”爭取喘息時間卷土重來的陰 謀 ，突破“三八線 ”，對“聯合國軍 ”及其指揮的韓國國軍進行的進攻戰役 。志愿 軍集中六個軍 ，在人民軍三個軍團協同下 ，對依托“三八線 ”既設陣地進行防御的 “聯合國軍 ”發起全線進攻 ，將其從“三八線 ”擊退至北緯三七。線附近地區 ， 占領 漢城（現韓國首都首爾）， 并適時停止了戰役追擊 。此次戰役共殲敵一萬九千余人。
第四次戰役發生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二十一日 ， 中國人民志愿軍 與朝鮮人民軍為制止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 ”及其指揮的韓國國軍發動的攻勢 ，爭 取時間掩護后續兵團到達 ，進行反擊準備 ，在“ 三八線 ”南北地區進行的防御戰
役 。志愿軍連續取得三次戰役勝利后 ，主力轉入休整 。“聯合國軍 ”發現志愿軍補 給困難 ，第一線兵力不足 ，便迅速補充人員 、物資 ，調整部署 ，于一九五一年一月 二十五日恢復攻勢 。志愿軍立即由休整轉入防御 ，與朝鮮人民軍一起 ，展開抗美援 朝戰爭第四次戰役 。首先以一部兵力在西部戰線頑強抗擊 ，集中六個軍在東部戰線 橫城地區實施反擊 ，但未能打破“聯合國軍 ”主要方向上的進攻 。接著 ，為了以空 間換取時間 ， 掩護后續兵團到達 ， 遂在全線轉入運動防御 ，抗擊消耗 “ 聯合國 軍 ”。三月十四日 ， 中朝人民軍隊撤出漢城 。麥克阿瑟同杜魯門在侵朝政策上發生 嚴重分歧 ，杜魯門于四月十一日撤銷麥克阿瑟的職務 ，任命李奇微為“聯合國軍 ” 總司令 。四月二十一日 ，將“聯合國軍 ”扼制在“三八線 ”南北附近地區 。此次戰 役志愿軍雖有較大損失 ，但仍殲敵七萬八千余人。
第五次戰役始于四月二十二日 ， 中國人民志愿軍和朝鮮人民軍為挫敗美國為首 的“聯合國軍 ”及其指揮的韓國國軍從側后登陸配合正面進攻的企圖 ，在“ 三八 線 ”南北地區進行的大規模反擊戰 。以進攻粉碎“聯合國軍 ”的側后登陸計劃 ，奪 回戰場主動權 。志愿軍由于第十九兵團的到達和原在元山地區休整的第九兵團重返 前線 ，兵力已居優勢 。根據毛澤東提出的“ 戰爭準備長期 ，盡量爭取短期 ”的指導 方針 ，殲滅其有生力量 ，奪回戰場主動權 。首先集中志愿軍十一個軍和人民軍一個 軍團于西線實施主要突擊 ，再次越過“三八線 ”，直逼漢城 ；接著 ，志愿軍又轉移 兵力于東線 ，后由于后勤不濟 ， 中朝人民軍隊被迫向北轉移 ，至六月十日 ，戰線穩 定在“三八線 ”南北地區 。此次戰役志愿軍共殲敵八萬余人。
經過七個多月的軍事較量 ，美國政府已認識到如將主要力量長期陷于朝鮮戰 場 ，則對其以歐洲為重點的全球戰略極為不利 ；加上國內外反戰情緒日益高漲 ， 因 此決定轉入戰略防御 ，準備以實力為基礎 ， 同中朝方面舉行談判 ，謀求“光榮的停 戰 ”。一九五一年六月初 ，美國政府通過外交途徑向中朝方面作出了通過停戰談判 結束敵對行動的表示 。中朝方面經過五次戰役也深感在技術裝備上 ， 中朝人民軍隊 仍處于劣勢 。在現有武器裝備條件下 ，要想在短時間內殲滅敵人的重兵集團是困難 的 。據此 ，適時進行戰略轉變 ， 由運動戰為主轉變為陣地戰為主 ， 由軍事斗爭為主 轉變為軍事 、政治（外交） 斗爭“雙管齊下 ”。在作戰指導上 ，還提出了“零敲牛 皮糖 ”，由打小殲滅戰逐步過渡到打大殲滅戰的方針。
三、推動停戰談判 ，堅持持久作戰
從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一日至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為抗美援朝戰爭第二階 段 。這個階段 ， 中朝人民軍隊執行“持久作戰 、積極防御 ”的戰略方針 ， 以陣地戰 為主要作戰形式 ，進行持久的積極防御作戰 。其特點是 ：軍事行動與停戰談判密切 配合 ，邊打邊談 ， 以打促談 ，斗爭尖銳復雜 ； 戰線相對穩定 ，局部性攻防作戰頻 繁 ； 戰爭雙方都力圖爭取主動 ，打破僵局 ，謀求于自己更有利的地位 。七月十日， 聯合國軍方面和中朝方面在朝鮮開城首次舉行停戰談判 ，從此戰爭出現長達兩年多 的邊打邊談的局面。
美國在談判桌上進行政治訛詐 ，要求將軍事分界線劃在中朝軍隊控制的三八線 以北地區 。以后朝鮮戰場出現了談談打打的復雜局面 。八月十八日 ，美軍集中八個 師的兵力 ，發動了“夏季攻勢 ”，接著又于九月二十九日發動了秋季攻勢 。與此同 時 ，美國空軍實行所謂“絞殺戰 ”，對中朝人民軍隊后方和后方運輸線實行大規模 的日夜輪番狂轟濫炸 ，企圖切斷中朝人民軍隊前線糧食彈藥的供給 ，迫使中朝方面 接受其談判條件 。經過中朝人民軍隊的英勇戰斗 ，到十月下旬便粉碎了敵人的攻 勢 ，共殲敵二十五萬人。
一九五二年一月 ，美國侵略軍公然違背國際公約 ，在朝鮮北部和中國東北地 區撒布大量帶有鼠疫 、霍亂 、傷寒和其他傳染病的動物和昆蟲 ，企圖以所謂的細 菌戰從根本上削弱中朝軍民的戰斗力 。周恩來代表我國政府發表聲明 ，抗議美國 政府使用細菌武器和侵犯中國領空 ，堅決聲討并制止美軍撒布細菌罪行 。為了戰 勝美國的細菌武器 ， 中朝兩國人民緊急動員起來 ，開展防疫衛生運動 ，采取種種 措施 ，動員一切可能的人力 、物力 、藥力撲滅帶菌毒蟲 。 四月二十八日 ，美軍上 將克拉克接任 “聯合國軍總司令 ”。其為了挽回敗局和迫使中朝方面接受美國的 談判條件 ， 于十月十四日發動了上甘嶺戰役 。美軍先后投入六萬余人的兵力 ， 出 動三千架飛機和一百七十余輛坦克 ，動用十八個炮兵營 ，進攻不到三點七平方公 里的上甘嶺陣地 。在四十四天的激戰中 ，美軍向上甘嶺發射了二百萬發炮彈和五 千枚炸彈 ，發動了九百多次沖鋒 ，但是志愿軍戰士守住了陣地并殲敵二點五萬余 人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三日 ，毛澤東在接見從抗美援朝前線回國的秦基偉時高興地 說 ，“你們在上甘嶺打得好 ，上甘嶺戰役是個奇跡 ，它證明了中國人民志愿軍的骨
頭比美國的鋼鐵還要硬 。這奇跡是你們創造的。”
一九五三年五月中旬到六月中旬 ， 中國人民志愿軍配合停戰談判 ，先后發動兩 次進攻性作戰 ，殲敵四萬余人 。七月十三日 ， 中朝人民軍隊發起金城戰役殲敵五萬 余人 ，收復土地一百七十八平方公里 。美國在形勢更加不利的情況下 ，于一九五三 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板門店同中朝代表簽訂了 《關于朝鮮軍事停戰的協定》。歷時三 年零三十二天的朝鮮戰爭結束 。中朝軍隊共殲敵百余萬人 ，其中美軍三十九萬人， 擊落擊傷敵機一千二百二十余架 ，擊沉擊傷敵艦艇二百五十七艘 ，擊毀和繳獲敵軍 各種作戰物資無數 。至此 ， 中國人民抗美援朝運動也勝利結束
四、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勝利與深遠影響
抗美援朝戰爭 ， 曾經令世界為之深深震動 ，也對新中國發生了極為深遠的影 響 。對這場戰爭 ，作為中方的最高統帥的毛澤東有著許多精辟的論述 ，它對于教育 全國人民 、統一全黨思想 ，對于贏得戰爭的勝利 ，都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 。一九五 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毛澤東就曾針對老朋友王季范 、周世釗等人的疑慮說過 ，“不 錯 ，我們急需和平建設 ，如果要我寫出和平建設的理由 ，可以寫出百條千條 ，但這 百條千條的理由不能敵住六個大字 ，就是‘不能置之不理 ’。現在美帝的矛頭直指 我國的東北 ，假如它真的把朝鮮搞垮了 ，縱使不過鴨綠江 ，我們的東北也時常在它 的威脅中過日子 ，要進行和平建設也會有困難 。所以 ，我們對朝鮮問題置之不理， 美帝必然得寸進尺 ，走日本侵略中國的老路 ，甚至比日本搞得還兇 ，它要把三把尖 刀插在中國的身上 。從朝鮮一把刀插在我國的頭上 ，從臺灣一把刀插在我國的腰 上 ，從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們的腳上 。天下有變 ，它就從三個方面向我們進攻 ，那我 們就被動了 。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不許它的如意算盤得逞 ，打得一拳開 ，免得百拳 來。”他又說 ：“你們都知道 ，我是不打無把握之仗的 。這次派志愿軍出國 ，雖然是 有人不同意的 ，他們認為沒有必勝的把握 。但我和中央一些同志經過周詳的考慮研 究 ，制定了持久戰的戰略 ，勝利是有把握的 。我們估計 ，美帝的軍隊有一長三短。 它的鋼鐵多 、飛機大炮多 ，是它唯一的優勢 。但它在世界上的軍事基地多 ，到處樹 敵 ，到處設防 ，兵源不足 ，是一短 ；遠隔重洋 ，是它的第二短 ；為侵略而戰 ，師出 無名 ，士氣十分低落是它的致命傷 ；雖有一長 ，不能敵這三短 。我們要進行持久 戰 ，一步一步消滅它的有生力量 ，使它每天都有傷亡 ，它一天不撤退 ，我們就打它
一天 ，一年不撤退 ，就打它一年 ，十年不撤退 ，就打它十年 。這樣一來 ，它就傷亡 多 ，受不了 ，到那時 ，它就只好心甘情愿地進行和平解決 。只要它愿意和平解決， 我們就可以結束戰爭 ，我們原來是要和平的。”（《毛澤東年譜》 第 1卷 230 頁） 要 使別人堅定 ，首先自己要堅定 。毛澤東在認真聽取各種不同意見 ，讓大家擺足出兵 的不利條件的同時 ，對入朝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況作了充分估計和分析 。老人家以偉 大戰略家的眼光和魄力 ，進行科學的分析 ，說服一些對出兵朝鮮心存疑慮的中央領 導同志 ，使全黨上下達成共識 ， 團結一致 ，堅定信心 ，從而解決了出兵朝鮮的戰略 決策問題。
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領導人民軍隊之所以能夠不斷以弱勝強 ， 戰勝國內外強 敵 ，其重要原因之一 ，就在于他十分重視人民軍隊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線 ”作用的 發揮 。在抗美援朝戰爭中 ， 中國面臨的對手是世界上最為強大的美國 ，毛澤東更加 注重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九五〇年十月八日 ，毛澤東在給中國人民志愿軍的 命令中指出 ，必須“嚴格地遵守軍事紀律和政治紀律 ，這是保證完成軍事任務的一 個極重要的政治基礎 ”。（《毛澤東年譜》 第 1卷 207 頁）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九日， 他又指示 ：“中朝兩國同志要親如兄弟般的團結在一起 ，休戚與共 ，生死相依 ，為 戰勝共同的敵人奮斗到底 。中國同志必須將朝鮮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樣 ，教育 指揮員戰斗員愛護朝鮮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不拿朝鮮人民的一針一線 ，如同我們 在國內的看法和做法一樣 ，這就是勝利的政治基礎 。只要我們能夠這樣做 ，最后勝 利就一定會得到。”（《毛澤東年譜》 第 1卷 285 頁） 毛澤東的指示迅速傳達到各入 朝參戰部隊 ，并得到認真的執行 ，從而加強了中朝兩國人民用鮮血凝成的戰斗友 誼 ，為打敗美帝國主義奠定了政治基礎。
自抗美援朝戰爭一開始 ， 中國共產黨就及時地提出“抗美援朝 ，保家衛國 ”的 口號 。把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結合起來 ，在當時極大地發揮了政治動員的作用 。一 九五〇年十一月四日 ， 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發表 《聯合宣言》 指出 ：“帝國主 義者的侵略野心是無止境的 ”，“他們的陰謀絕對不止于摧毀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 國 ，他們要吞并朝鮮 ，他們要侵略中國 ，他們要統治亞洲 ，他們要征服世界 ”；“朝 鮮的存亡與中國的安危是密切關聯的 。唇亡則齒寒 ，戶破則堂危 ， 中國人民支援朝 鮮人民的抗美戰爭不只是道義上的責任 ，而且和我國全體人民的切身利益密切地關
聯著 ，是為自衛的必要性所決定的 。救鄰即自救 ，保衛祖國必須支援朝鮮人民。” 因此 ， 中國“應當參戰 ，必須參戰 。參戰利益極大 ，不參戰損害極大 ”。一九五一 年十月二十三日 ，毛澤東再次談到抗美援朝戰爭的必要性與正義性時 ， 明確指出 ： “我們不要去侵犯任何國家 ，我們只是反對帝國主義者對于我國的侵略 。大家都明 白 ，如果不是美國軍隊占領我國的臺灣 ，侵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打到了我 國的東北邊疆 ， 中國人民是不會和美國軍隊作戰的 。但是 ，既然美國侵略者已經向 我們進攻了 ，我們就不能不舉起反侵略的旗幟 ，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義的 ，全 國人民都已明白這種必要性和正義性。”（《毛澤東年譜》第 1卷 410頁）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上 ，毛澤東首 先闡述了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的原因 。他說 ：抗美援朝的勝利是靠什么得來的呢？ 剛 才各位先生說 ，是由于領導的正確 。領導是一個因素 ，沒有正確的領導 ，事情是做 不好的 。但主要是因為我們的戰爭是人民戰爭 ，全國人民支援 ， 中朝兩國人民并肩 戰斗 。我們同美帝國主義這樣的敵人作戰 ，他們的武器比我們強許多倍 ，而我們能 夠打勝 ，迫使他們不能不和下來 。為什么能夠和下來呢？第一 ，軍事方面 ，美國侵 略者處于不利狀態 ，挨打狀態 。如果不和 ，它的整個戰線就要被打破 ，漢城就可能 落入朝鮮人民之手 。這種形勢 ，去年夏季就已經開始看出來了 。作戰的雙方 ，都把 自己的戰線稱為銅墻鐵壁 。在我們這方面 ，確實是銅墻鐵壁 。我們的戰士和干部機 智 ，勇敢 ，不怕死 。而美國侵略軍卻怕死 ，他們的軍官也比較呆板 ，不那么靈活。 他們的戰線不鞏固 ，并不是銅墻鐵壁 。我們方面發生的問題 ，最初是能不能打 ，后 來是能不能守 ，再后是能不能保證給養 ，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細菌戰 。這四個問題， 一個接著一個 ，都解決了 。我們的軍隊是越戰越強 。今年夏天 ，我們已經能夠在一 小時內打破敵人正面二十公里的陣地 ，能夠集中發射幾十萬發炮彈 ，能夠打進去十 八公里 。如果照這樣打下去 ，再打它兩次 、三次 、四次 ，敵人的整個戰線就會被打 破 。第二 ，政治方面 ，敵人內部有許多不能解決的矛盾 ，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來。 第三 ，經濟方面 ，敵人在侵朝戰爭中用錢很多 ，它的預算收支不平衡 。這幾個原因 合起來 ，使敵人不得不和 。而第一個原因是主要的原因 ，沒有這一條 ， 同他們講和 是不容易的 。美帝國主義者很傲慢 ，凡是可以不講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講理 ，要是講 一點理的話 ，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剛才大家講到領導這個因素 ，我說領導是一個
因素 ，而最主要的因素是群眾想辦法 。我們的干部和戰士想出了各種打仗的辦法。 我講一個例子 。戰爭的頭一個月 ，我們的汽車損失很大 。怎么辦呢？ 除了領導想辦 法以外 ，主要是靠群眾想辦法 。在汽車路兩旁用一萬多人站崗 ，飛機來了就打信號 槍 ，司機聽到就躲著走 ，或者找個地方把汽車藏起來 。同時 ，把汽車路加寬 ，又修 了許多新汽車路 ，汽車開過來開過去 ，暢行無阻 。這樣 ，汽車的損失就由開始時的 百分之四十減少到百分之零點幾 。后來 ，地下倉庫修起來了 ，地下禮堂也修起來 了 ，敵人在上面丟炸彈 ，我們在下面開大會 。我們住在北京的一些人 ，一想到朝鮮 戰場 ，就感到相當危險 。當然 ，危險是有的 ，但只要大家想辦法 ，并不是那么了不 起 。毛澤東最后說 ：“我們的經驗是 ：依靠人民 ，再加上一個比較正確的領導 ，就 可以用我們的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的敵人。”（參見 《毛澤東年譜》 第 2 卷 162 頁）這是毛澤東對抗美援朝勝利原因最精辟的總結 ，也是對中國革命與建設規律的 高度概括。
與此同時 ，毛澤東總結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意義 。第一 ，和朝鮮人民一起， 打回到三八線 ，守住了三八線 。這是很重要的 。如果不打回三八線 ，前線仍在鴨綠 江 、圖們江 ，沈陽 、鞍山 、撫順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產 。第二 ，取得了軍 事經驗 。我們中國人民志愿軍的陸軍 、空軍 、海軍 ，步兵 、炮兵 、工兵 、坦克兵、 鐵道兵 、防空兵 、通信兵 ，還有衛生部隊 、后勤部隊等等 ，取得了對美國侵略軍隊 實際作戰的經驗 。這一次 ，我們摸了一下美國軍隊的底 。對美國軍隊 ，如果不接觸 它 ，就會怕它 。我們跟它打了三十三個月 ，把它的底摸熟了 。美帝國主義并不可 怕 ，就是那么一回事 。我們取得了這一條經驗 ，這是一條了不起的經驗 。第三 ，提 高了全國人民的政治覺悟 。 由于以上三條 ，就產生了第四條 ：推遲了帝國主義新的 侵華戰爭 ，推遲了第三次世界大戰。（《毛澤東年譜》第 2卷 163頁） 毛澤東還非常 自信地說 ：“帝國主義侵略者應當懂得 ：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 ，是惹不得 的 。如果惹翻了 ，是不好辦的 。我們是不是去侵略別人呢？任何地方我們都不去侵 略 。但是 ，人家侵略來了 ，我們就一定要打 ，而且要打到底 。 中國人民有這么一 條 ：和平是贊成的 ，戰爭也不怕 ，兩樣都可以干 。我們有人民的支持 。如果美帝國 主義要再打 ，我們就跟它再打下去。”（《毛澤東年譜》 第 2卷 163 頁） 他的這番話 說出了中國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的堅強決心 。經過抗美援朝戰爭的洗禮 ， 中國
人民更加自信 。我們愛好和平 ，但也不懼怕戰爭 。倘若帝國主義膽敢將戰爭強加于 我 ，一定讓它有來無回！
絕大多數人在抗美援朝戰爭的正義性和必要性 、重大意義等問題上 ，是持肯定 態度的 。他們認為 ：朝鮮內戰爆發是其國內一系列武裝沖突擴大和升級的必然結 果 ， 由于隨后美國的武裝干涉 ，才使之演變成一場侵略與反侵略的戰爭和國際性的 局部戰爭 。正是因為戰爭威脅到中國的國家安全 ，在警告無效的情況下 ， 中國領導 人才答應了朝方的參戰邀請 。斯大林雖然提出過由中國出兵支援朝鮮的建議 ，但在 他不履行出動空軍掩護的承諾并對中國是否應出兵發生動搖時 ， 中共中央政治局仍 “一致認為我軍還是出動到朝鮮為有利 ”，“參戰利益極大 ，不參戰損害極大 ”。中國 人民為此固然做出了極大的民族犧牲 ，付出了沉重的經濟代價 ，但這既符合中國人 民的最大利益 ，也體現了自己應盡的國際義務 。抗美援朝戰爭創造了世界戰爭史上 以弱勝強的典范 ，打出了國威軍威 ，奠定了新中國的大國地位 ，也為后來的經濟建 設贏得了長期的和平環境 。通過抗美援朝戰爭的實踐 ，積累了現代作戰的經驗 ，推 動了革命化 、現代化 、正規化的軍事變革 ；它極大地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和 生產積極性 ，使全國出現了空前統一安定的政治局面 ，不但沒有影響國民經濟恢 復 ，反而促進了經濟生產和財政收入的大幅度增長。
第二節 堅決鎮壓反革命
為了徹底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 ，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 ，創造安定的政治局面和 社會環境 ，一九五〇年十月 ， 中共中央在全國范圍內發起了鎮壓反革命運動 。一九 五一年十一月 ，鎮反運動取得決定性勝利 ， 隨后繼續深入 ，至一九五三年九月結 束 。鎮反運動作為新中國人民民主專政制度初建時期的重要實踐 ，與土地改革 、抗 美援朝并稱“三大運動 ”。它們與同期開展的其他社會改革運動以及恢復經濟等舉 措 ，穩定了人民的江山 ，為建設新中國奠定了基礎 。期間 ， 以毛澤東為代表第一代 領導核心主持制定了《懲治反革命條例》 等法律 ； 區別了土改案件與反革命案件的 判處主體 、對象和權限 ；強調要小心謹慎清理中層 、內層 ， 以免再犯歷史錯誤 ；嚴 格區分了一般迷信行為與反革命行為 、反革命分子和一般迷信群眾 ；還為水上鎮反
做了組織上的準備 。這些工作 ，促進了鎮反運動的順利開展 ，為人民民主專政制度 的初步建立和最終確立 ，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反革命勢力對新生政權構成嚴重威脅
對反革命勢力及其活動 ，新中國人民政權是有準備的 。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 日 ，毛澤東發表 《論人民民主專政》 指出 ：“我們對于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 為 ，決不施仁政 。”“不這樣 ，革命就要失敗 ，人民就要遭殃 ， 國家就要滅亡 。” （《毛澤東選集》第 4卷 1476頁）九月二十九日 ，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共同 綱領》 的第七條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鎮壓一切反革命活動 ，嚴厲懲罰一切 勾結帝國主義 、背叛祖國 、反對人民民主事業的國民黨反革命戰爭罪犯和其他怙惡 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新中國成立之初 ，各地反革命活動猖獗 ，嚴重危及新政 權的鞏固 、社會穩定和經濟恢復 。一九五〇年一至十月 ，全國共發生妄圖顛覆新政 權的武裝暴亂八百一十六起 。 自一九五〇年一月下旬至三月中旬 ，華東各省發生反 革命暴動事件四十余起 ，干部戰士傷亡一百二十余人 ， 區鄉政府被毀七處 ，公糧被 劫六百余萬斤 。一九五〇年三月 ，廣州等地遭敵機轟炸 ，導致廣東的土匪活動演變 為全省暴動 ，共發生襲擊區鄉政府機關等事件一百零二起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八 日 ，鄧小平向中央報告說： 國民黨匪特和封建階級（包括地主 、惡霸 、幫會 、土 匪）正展開全面的反抗革命的斗爭 。其特點和性質是劇烈的武裝斗爭 。反革命武裝 川東區約三萬人 ，川南區二萬余人 ，川北 、川西 、西康 、貴州的反革命武裝均很猖 獗 ，“剿匪已成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務 ，不剿滅土匪 ，一切無從著手 ”。針對反革命 活動有增無減的情況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八日 ，劉少奇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鎮壓 反革命活動的指示》。這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共中央第一個關于鎮壓反革命的專項指 示 ，其明確指出 ，對反革命活動“必須給以嚴厲的及時的鎮壓 ，決不能過分寬容 ， 讓其猖獗 ”，“有確實證據者 ，須處以極刑或長期徒刑 。為了反革命的目的而殺害我 們干部 ，破壞工廠 、倉庫 、鐵路 、輪船及其他公共財產者 ，一般應處以死刑 ”。但 為避免發生亂打亂殺 、錯打錯殺 ，“死刑及長期徒刑應經法院審訊和判決 ，在判決 后 ，應經省政府主席或省政府委托之專員或其他負責人批準后 ，方得執行 ”。既要 “ 給反革命分子的暴動搗亂破壞行為以嚴厲的鎮壓 ，又對其脅從分子 、罪惡不大的 分子給以寬大處理 ，令其改過自新 ”。
隨后 ， 中央對鎮反工作提出明確方針 。六月六日 ，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 的報告中 ，將解放戰爭時期對蔣方人員“首惡者必辦 ，脅從者不問 ，立功者受獎 ” 的方針 ，確定為鎮反方針 ， 即 ：“必須堅決地肅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 、特務 、惡 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 。在這個問題上 ，必須實行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 ， 即首惡 者必辦 ，脅從者不問 ，立功者受獎的政策 ，不可偏廢。”（《毛澤東年譜》 第 1卷 153 頁） 七月二十三日 ，毛澤東批準發布《政務院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鎮壓反革命 活動的指示》， 重申上述方針 ，規定對幾種類型的反革命分子分別處以死刑 、長期 徒刑 。內敵未靖 ，外患又起 。一九五〇年六月 ，朝鮮戰爭爆發 。受其影響 ， 國內反 革命活動更加猖狂 。反革命分子組織了形形色色的地下軍 ，委任各路司令和省主 席 、專員 、縣長 ，散布謠言 ，殺害干部群眾 ，刺探軍事情報 ，炸毀鐵路橋梁 ，搶劫 各類物資 。更為嚴重的是 ，在中央各機關和北京市機關內部也混進了反革命分子 ， 而且不是個別現象 。九月二十六日 ，北京市公安局破獲一起企圖在十月一日國慶一 周年時炮擊天安門檢閱臺的重大案件 ，逮捕美國間諜李安東 、山口隆一等七人 ，繳 獲迫擊炮等武器 。面對這種嚴峻形勢 ， 中央有關部委 、各中央局不斷向中央反映 ， 認為鎮反工作中存在著嚴重的右的偏向 ，“不辦首惡 ，誤解寬大政策 ”，“偏差到 ‘寬大無邊 ’，寬大到滅自己志氣 ，長匪特威風 ，寬大到助長匪特氣焰 、脫離人民大 眾的程度了 ”。公安部方面分析認為 ，反革命活動日趨猖狂的原因 ，一是殘余反革 命力量仍大量存在 ，二是朝鮮戰爭的刺激 ，但最主要的原因則是對反革命活動的鎮 壓不夠 ，嚴重存在“寬大無邊 ”的右的偏向 。根據中央的精神 ，七月二十六日至八 月十一日舉行的第一次全國司法會議 ，把鎮反工作確定為司法工作的首要任務 。一 九五〇年一月至十月 ，全國共破獲重大特務案六百六十四件 ，破獲國際間諜案九 件 ，捕獲特務一萬三千八百一十二人（含組長 、支隊長以上重要特務分子一千零七 十八人）， 并對一部分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判處死刑或長期徒刑 。但由于嚴重的 右的偏向以及缺乏具體措施 ，新中國成立一年后 ，人民政權受到反革命勢力嚴重威 脅的狀況并未發生根本轉變 ，必須采取斷然措施。
面對內憂外患 ，一九五〇年十月 ， 中共中央接連做出重大決策 。十月八日 ，毛 澤東下達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作戰的命令 。十月初 ，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 ，討 論鎮反問題 ，決定必須對反革命采取堅決進攻的方針 。十月十日 ，黨中央發出了
《中共中央關于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簡稱“雙十指示 ”）， 揭開了全國鎮反運 動的序幕 。“雙十指示 ”指出 ，首先必須克服嚴重的右的偏向 ，并且規定了五項原 則 ：對反革命分子按照“鎮壓與寬大相結合 ”的政策分別處理 ，對首要的 、怙惡不 悛的 、在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經過寬大處理后仍然繼續作惡的反革命分子 ，依照政 務院公布的懲治反革命條例加以鎮壓 。當殺者應即判處死刑 ， 當監禁和改造者應即 逮捕監禁改造 。 由檢察 、公安部門負責反革命案件的檢查 ， 由人民法院或軍管會軍 法處負責審判 。為了防止“左 ”的偏向 ，必須禁止逼供信和肉刑 ，要重證據而不輕 信口供 。在判處死刑時 ，黨內必須經過省委 、大市委 、區黨委及受委托的地委批 準 。為了貫徹“雙十指示 ”，十月十六至二十一日 ，公安部召開第二次全國公安會 議 ，部署鎮反運動 。十月十八日 ，劉少奇在會議上指出 ，勝利后繼續進行反革命活 動的分子 ，一律要辦 ，但要分別輕重 ，不要冤枉好人 。十月二十八日 ， 中央轉發了 羅瑞卿關于第二次全國公安會議的報告 ，著重批評了右的偏向 ，對鎮反運動作了總 體部署 ，提出了處理方針 ：對于已捕未捕的反革命分子 ，按殺一批 、關一批 、管一 批的原則辦理 ，三者不可缺一 。對于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的特務間諜組織和 特務間諜分子 ，要關一批 、趕一批 。會門特別是一貫道 ，是目前最大的反革命組 織 ，在老區應實行公開的正面的進攻方針 ；在新區先搞反動頭子 ，并為公開的正面 的進攻準備必要條件 。對于反革命謠言 ，必須實行講 、駁 、追的政策 。清理積案與 偵捕新案相結合 ，糾正久押不問的現象 。必須以鎮壓現行犯為主 ， 即對于現在正進 行破壞活動的反革命 ，必須先辦、嚴辦。
二、大張旗鼓地鎮壓反革命
鑒于以往鎮反工作普遍存在嚴重的右的偏向 ，在運動發起階段 ，毛澤東強調要 放手發動群眾 ，大張旗鼓地鎮壓反革命 。一九五〇年十月 ，南京市公安局破獲“ 中 國青年反共救國軍 ”組織 ，除逮捕其首要外 ，余均予以教育悔過處理 。劉少奇對此 批示 ：“對反革命分子只令其悔過 ，不予處罰 ，是不對的。”一九五一年二月七日， 他針對部分地區有鎮反招致民主人士批評的顧慮時指出 ：“在城市中的反革命亦應 大殺幾批 ，才能壓下反革命氣焰 ，鼓勵群眾的情緒 。應告訴我們的干部 ，對反革命 的堅決鎮壓 ， 只要我們不殺錯辦錯 ，是完全符合最大多數人民利益的 ，理直氣壯 的 ，不要怕民主人士有什么批評和不滿。”與此同時 ，他還視鎮反程度的不同 ，支
持部分地區的謹慎做法 。例如 ，東北因經過土改 、剿匪 、肅特 ， 已殺掉大批應殺的 反革命分子 。東北局提出 ，把運動重點放在嚴厲鎮壓現破獲的特務反革命案犯方 面 ，不再大批捕殺 。福建省委提出 ， 由于運動進展迅速 ，擬在鎮壓到一定程度后收 縮 ，把殺人權收回到省掌握 。當時 ，部分地區認為“ 自新匪特中之組長以上的職業 特務分子應速送行署公安廳管訓 ，其中少數負有血債者應處以死刑 ”。對此 ， 中央 明確要求 ：“匪特分子 ，包括首要分子在內 ，既已向我自新投誠 ，不再進行反革命 活動 ， 即使過去負有血債 ，亦不應殺 。如將自新分子處死刑 ，可能阻止匪特分子自 新 ，并使其他許多自新分子恐慌 。這對我是不利的。”但如果“ 自新投誠分子繼續 進行反革命活動 ，則必須處以死刑 ”。經過周密部署 ，各地短時間內在一個地區或 多個地區統一行動 ，有計劃 、有準備地集中搜捕了大批反革命分子 ， 同時處決了一 批罪大惡極 、怙惡不悛 、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反革命分子 ，大張旗鼓地宣傳解釋鎮 反政策 ，廣泛動員干部群眾包括民主人士在內的社會各界參與 ，形成了對反革命 “人人喊打 ”的統一戰線 。鎮反運動終于打開了局面。
當各地鎮反運動逐步推進之后 ，毛澤東親自主持處理了一些關鍵問題。
第一 ，主持制定鎮反“條例 ”，制定相關專項法規 。鎮反運動展開后 ， 由于據 以判處反革命案件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下稱“條例 ” ）遲遲沒 有公布 ，各地審判權限不一 、量刑標準不一 、執行程序不一的現象比較突出 。為了 給干部和群眾以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法律武器 ， 以提供審判反革命罪犯量刑標準 ，克 服或防止右的偏向和“左 ”的偏向 ，各地普遍要求迅速頒布“條例 ”。一九五〇年 十一月十五日 ，彭真主持政法委第八次委員會議 ，決定由公安部及法制委員會指定 專人起草 。一九五一年二月九日 ，政務院第七一次政務會議通過 “ 條例 ”，二十 日 ，經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批準 。二十一日 ， 毛澤東發布命令 ，公布施行 。“條 例 ”共二十一條 ，規定了反革命罪的性質情節罪名 、量刑標準和適用刑罰 、判處主 體和程序 ，使鎮反運動有了統一的法律根據 。在鎮反運動中 ，如何判處反革命分子 財產的問題 ，涉及面較廣 ，但因“條例 ”第十七條規定（犯本條例之罪者 ，得剝奪 其政治權利 ，并得沒收其財產之全部或一部） 比較原則 ，各地在執行中很不統一。 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政務院第九十次政務會議又討論通過了《政務院關于沒 收反革命罪犯財產的規定（草案） 》 并公布實施 。“規定 ”共六項 ，對依法判刑的
反革命罪犯按罪行輕重等情況 ，處以沒收財產的全部或一部等處罰 。“條例 ”和 “規定 ”成為鎮反運動及其后判處反革命案件的主要法律根據 ，雖不完備 ，卻是必 要的、適時的、適用的。
第二 ，貫徹謹慎收縮方針 ，指導清理中層 、 內層運動 。經過一段時間 ，各地 基本克服了右的偏向 ，殺 、關 、管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 ，但隨著運動漸入高潮， 開始出現量刑不準 、錯捕錯殺等不同程度的“左 ” 的偏向 ， 已顯示出不大好控制 的苗頭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八日 ，毛澤東起草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 要點》 第四項 “ 鎮壓反革命 ” 中 ， 提出運動要分外 、 中 、 內三層進行 。“注意 ‘ 中層 ’，謹慎地清理舊人員及新知識分子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同時也要 “ 注 意‘ 內層 ’，謹慎地清理侵入黨內的反革命分子 ”。但當時運動的重點是清理“外 層 ”（社會上 、浮在面上的反革命分子）， 對 “ 中層 ”“ 內層 ” 的清理 ，是運動收 縮后才開始的。（《毛澤東全集》 第 30卷 88 頁） 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 ，毛澤東 在起草轉發中共中央山東分局關于鎮反工作的報告至地師一級黨委的批語中指 出 ：請你們對鎮反工作 ，實行嚴格控制 ，務必謹慎從事 ，務必糾正一切草率從事 的偏向 。我們一定要鎮壓一切反革命 ， 但是一定不可捕錯殺錯。（《毛澤東全 集》 第 30卷 158 頁） 因此 ，從一九五一年五月起 ，毛澤東和中央果斷決定 ，采取 謹慎收縮方針 。一是上收捕人批準權和殺人批準權 。從六月一日起 ，全國除現行 犯外 ，捕人批準權一律收回到地專一級 ，殺人批準權一律收回到省級 。二是對犯 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 ，大部分采取判處死刑 、緩期二年執行 、在緩刑期內強制勞 動 、以觀后效的政策 。為落實毛澤東和中央關于謹慎收縮的方針 ，一九五一年五 月十日至十六日 ，在毛澤東直接指導下 ，公安部緊急召開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 總結“雙十指示 ” 以來鎮反運動的情況 ，根據收縮方針部署鎮反任務 。會議通過 了經毛澤東修改審定的 《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 決議強調 ，關于殺反革命 的數字 ，必須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內 。 同時提出“介于可捕可不捕之間的人一定不 要捕 ，介于可殺可不殺之間的人一定不要殺 ”等收縮措施 ， 防止和糾正了鎮反高 潮中出現的 “左 ” 的偏向 ，也使許多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獲得了寬赦。（參見 《毛澤東年譜》 第 1卷 337 頁）
五月二十一日 ，毛澤東起草中央通知 ，發出 《中央關于清理“ 中層 ”“ 內層 ”
問題的指示》。 指示要求 ，在一九五一年夏秋兩季 ，有計劃 、有步驟地對機關工 作人員普遍地 、初步地加以清理 。清理范圍包括各民主黨派和政府 、軍隊 、民眾 團體及財經文教等機關的一切工作人員和干部學校的學生 。打擊對象主要是各種 反革命分子 。清理步驟首先是首腦機關和要害部門 ，然后是一般機關 ，最后是所 有部門的干部和勤雜人員 。清理方法采取整風方式 ，號召有問題的人用真誠老實 的態度 ， 自愿坦白出隱藏的問題 。為避免逼供信 ，“盡量采用小會坦白 ， 書面坦 白 ，或向主管部門 、向直接領導的首長坦白的方式 ”，“均應采取自愿原則 ，不得 強迫 ”。（參見 《毛澤東全集》 第 30 卷 285 頁） 針對清理中層內層運動由外而內、 由淺入深地打擊我中之敵的特點 ， 以及清理中層 、 內層運動中共產黨員隱瞞歷史 問題比較突出的情況 ，八月二十五日 ， 中央下發關于在清理中層 、 內層運動中 《對共產黨員隱瞞政治問題和歷史問題的處理辦法（草案）》。 規定 ，對有隱瞞問 題的黨員應“ 區別問題的性質與是非輕重 ，及本人對黨的忠誠坦白程度與一貫的 表現 ”，分別給予開除黨籍等處分 ， 或免予處分 。經過清理中層 、 內層運動 ，在 參加清理的機關 、企業 、學校一百零八萬人中 ，清查出一批反革命分子 ，逮捕懲 辦一批 ，并且給一大批有一般歷史問題的人卸掉了包袱 ，從而純潔了黨的組織， 團結了內部 ，鞏固了統一戰線。
第三 ，正確處理鎮反運動與土改運動的關系 。朝鮮戰爭爆發后 ，農村地區普 遍出現了地主 、富農對抗土改的反攻行為 。在華北 ， 已經蔓延到平原省三十二個 縣 、河北省二十四個縣 、察哈爾省十九個縣 。對此 ， 中央一方面要求各地“不要 放過一件……組織群眾斗爭 ， 配合政府法庭審判 ，嚴厲予以鎮壓 ”；另一方面， 為了避免混淆土改與鎮反兩大運動 ，并使之互相結合地順利進行 ， 中央在所制定 的 《土地改革法》《人民法庭組織通則》 等有關法律法規中 ， 區別了土改案件與 反革命案件的判處主體 、對象和權限 ， 即 ：組織人民法庭處理土改案件 ；運用司 法程序 ，懲治危害人民與國家利益 、陰謀暴亂 、破壞社會治安的惡霸 、土匪 、特 務 、反革命分子及違抗土地改革法令的罪犯 ， 以鞏固人民民主專政 ，順利地完成 土地改革 。 同時 ， 進一步明確了軍管地區鎮反和土改地區反霸的判處主體 、權 限 、程序 ， 即： 在軍區 、軍分區及各城市軍管會與剿匪司令部下組織軍事法庭， 在減租土改地區組織人民法庭 。凡土匪 、特務 、反革命案犯 ，在軍管時期 ，經軍
事法庭判決執行 ，在內部經省委或地委批準后 ， 即可執行 ，不必經過省政府或專 署批準 。在土改中的惡霸及反動地主則經人民法庭判決 ，其判死刑者則經專署批 準執行。
三、奪取鎮壓反革命運動全面勝利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毛澤東在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指出 ：“大陸上的反 革命殘余即將基本肅清 ”。（《毛澤東年譜》 第 1卷 409 頁） 這標志著鎮反運動第一 階段基本結束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二至十八日第五次全國公安會議確定的鎮反運動 第三階段的兩項重點內容 ， 即水上鎮反和全面取締反動會道門 。水上鎮反是與水上 民主改革結合進行的 。根據中央的要求 ，交通部召集了兩次會議 ，一是九月八日民 船民主改革座談會 ；二是十二月二至十一日第一次全國民船工作會議 ，落實第五次 全國公安會議部署 ，掀起了水上鎮反的高潮 。會議確定 ，“陸上有土改 ，水上要有 水改 ”，要劃清船民同反革命分子 、封建把頭的敵我界限 ，嚴格以五個方面的堅決 反革命分子及封建把頭 、走私販毒主犯等為限 ，全國運動最遲一九五三年秋全部結 束 。到一九五三年四月 ，第二次全國民船工作會議時 ，全國已經結束水上鎮反重點 試驗 。據西南區不完全統計 ，該區十二條主要河流 ，有二十五萬船民參加民主改 革 ，打擊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把頭一千一百四十三名 。中南試點八個 ，參加船民十七 萬六千一百六十一人 ，批捕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把頭六百四十名 。華東完成二十九個 重點試驗區及六十二個鄉 ，參加船民七萬六千八百一十七人 ，打擊反革命分子和封 建把頭八百六十九名 。七月至九月 ，西南、華東、中南區相繼結束水上鎮反運動。
建國初期 ，全國的反動會道門種類繁多 ，道徒甚眾 。反動道首不僅謀財害命、 誘奸婦女 、散布謠言 ，還組織暴亂 ，嚴重威脅著社會的安定 、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和新生政權的鞏固 。其中一貫道人數最多 ，分布最廣 ，為害既深且巨 。一貫道源于 山東 ， 曾投靠日寇 、汪偽政權 、國民黨政府 ，宣傳“ 三期劫變觀 ”“救贖說 ”等， 蠱惑群眾 ，進行反革命活動 ，朝鮮戰爭爆發后更為猖獗 ，甚至秘密組織武裝暴亂。 僅山西省就有一貫道徒九十余萬人 ，分為明線 、暗線 、郝寶等三十三個系統 ，點傳 師以上道首一千四百余人 ，其中前人以上道首一百九十余人 ，職業掩護機關二百四 十三處 ，僅太原就有八十三處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西北局報送中央審核 《關于開展反一貫道活動的工作指示》。 中央明確指出 ，反一貫道斗爭的實質首先而
且主要是一場鎮壓反革命的斗爭 。一貫道存在且日益猖獗的根本原因 ， 固然是人民 生活痛苦和文化落后 ，但主要是由于地主階級與特務反革命分子的活動和我們的麻 痹 ， 因此 ，“我們應該糾正這種錯誤 ，進行正面的有系統的反對一貫道的斗爭 ”。與 此同時 ，還提出了一貫道中反革命活動與迷信行為 、反革命分子與一般迷信群眾的 界限和不同的處理方針 ：在公開宣傳上宣布一貫道為反革命組織 ，予以取締 、禁止 和解散 ，勸告一切善良的人不要加入 ， 已加入者應退出 。對群眾個人純粹迷信行 為 ，政府不加干涉 。在內部指示上則應強調加入一貫道的大多數人并非反革命 ，而 反革命分子是極少數 ，不要連累好人 。對一貫道應正面反對 ，在有了準備后應逮捕 其首領和有證據的反革命分子 。對群眾及會眾則展開宣傳教育 ，不加追究 。這些原 則政策尤其是對反動道首和一般會眾的區分 ，大大縮小了打擊面 ，集中了打擊對 象 ，從而確保了反一貫道斗爭的順利進行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六至二十一日召開的 第二次全國公安會議決定 ，在老區對一貫道實行公開的正面的進攻方針 。一九五〇 年年底 ，華北 、西北等地以取締一貫道為重點展開鎮反運動 。山西省鎮反計劃以一 貫道為主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二日開始逮捕道首 ， 當月退道者八萬二千三百余 人 ，登記普通道首一千六百九十二人 ，逮捕職業道首一百三十三人 。十二月十九 日 ，北京市發布取締一貫道布告 ，至一九五一年三月 ，逮捕首惡三百八十一人 ，槍 斃四十二人 ，登記點傳師七百二十人 ，壇主四千七百七十五人 ，三才六百六十三 人 ，聲明退道者十七萬八千零七十四人 ，封閉大小道壇一千二百八十三處 。一九五 三年夏秋 ，華東 、中南 、西南 、西北展開全面取締反動會道門的群眾運動 ， 自動退 道近四百萬人 。隨著水上鎮反和全面取締會道門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一九五三年九 月十六日 ，彭真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七次會議上宣布 ：“現在鎮壓反革命 的斗爭 ，作為一個大張旗鼓的群眾性的運動來說 ，在全國范圍內基本上已經結束。”
一九五〇年十月至一九五三年九月 ，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的鎮壓反革命運動 ，基 本上殲滅了囂張一時的匪禍 ，基本上肅清了中國大陸上的反革命殘余勢力 ，尤其是 逮捕 、處決 、關押 、管制了一大批土匪 、惡霸 、特務 、反動黨團骨干 、反動會道門 頭子五個方面的反革命分子 ，使敵焰大降 ， 民氣大伸 ，激發了人民同反革命斗爭的 自覺和士氣 ，樹立起社會各界對新生人民政權的信心 ，從而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 國家政權 ，支援了抗美援朝戰爭 ，掃清了土地改革及其他民主改革前進道路上的障
礙 ，保證了經濟恢復工作的順利進行 ，大大促進了生產力的解放。
第三節 推動反腐倡廉的“三反五反”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一日 ， 由于在增產節約運動中 ，揭發出大量的貪污 、浪費 現象和官僚主義問題 ， 中共中央作出 《關于實行精兵簡政 ，增產節約 ， 反對貪 污 、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 八日 ， 中共中央發出 《關于反貪污斗爭 必須大張旗鼓地去進行的指示》， 全國規模的 “ 三反 ”運動開始了 ， 它主要在國 家機關 、部隊和國營企事業單位中進行 。隨著“ 三反 ”運動的深入 ，揭發出的黨 政軍民內部的貪污分子的違法行為 ，大多數是和社會上資產階級不法分子互相勾 結進行的 。為了擊退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毛澤東為 中共中央起草了 《關于在城市中限期展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 五反 ”斗爭的指 示》， 要求在全國一切城市 ，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 ，依靠工人階級 ， 團結 守法的資產階級及其他市民 ， 向著違法的資產階級開展一個大規模的“ 五反 ”斗 爭 ， 以配合黨政軍民內部的“ 三反 ”斗爭 。這場“ 五反 ”運動則主要在資本主義 工商業者中開展。（《毛澤東年譜》 第 1 卷 478 頁） 二月上旬 ，“五反 ”運動首先 在各大城市開始 ， 并且很快形成高潮 。人們普遍認為：“三反 ”運動是一次整 黨 ，它既是一場專項的反腐敗斗爭 ，也是一場旨在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自身建設 運動和反對資產階級腐化墮落思想與行為的斗爭 ，還是一場移風易俗的社會改革 運動 。“五反 ”運動主要針對的是整個城市經濟中的貪污腐化現象 ，是對私人資 本主義進行的一場限制與反限制的斗爭 。 中共中央在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開展運 動的過程中 ， 既反右又反 “左 ”，嚴格掌握了政策界限 ，特別是正確處理了同沒 有“ 五毒 ”行為或者“ 五毒 ”行為較輕的資本家的關系 ，從而達到了“ 以斗爭求 團結 ” 的目的 ；既注意預測運動可能達到的正面或者負面效果 ，并相應做出政策 調整 ，又注意正確處理和把握政治運動與經濟建設的辯證關系 ，從而使運動取得 了較好效果。
一、及時發動“三反”運動
新中國成立后 ，一些黨員 、干部確實像毛澤東所預見的那樣 ，經不起“糖衣炮
彈 ” 的襲擊 ，在進城后出現了強迫命令 、脫離群眾 、享樂腐化的思想以及貪污受 賄 、違法亂紀 、墮落頹廢的現象 。為了糾正這些錯誤行為 ，使社會主義江山永不變 色 ，保持中國共產黨無產階級革命本色 ，一九五一年十月至一九五二年十月 ，毛澤 東用整整一年時間領導了全國范圍內的 “ 三反 ”（即反貪污 、反浪費 、反官僚主 義）、“五反 ”（即反行賄 、反偷稅漏稅 、反盜竊國家財產 、反偷工減料 、反盜竊國 家經濟情報） 運動 ，從而在全國掀起了一場摧枯拉朽的廉政風暴 。據不完全統計， 從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底 ，兩個月的時間內 ，毛澤東為推動開展“三反 ”運 動 ，共發出書面指示 、批示達五十多件 。十二月一日 ，毛澤東通宵達旦 ，擬就了長 達七千多字的《關于實行精兵簡政 、增產節約 ，反對貪污 ，反對浪費 ，反對官僚主 義的決定》， 嚴肅指出 ：“ 自從我們占領城市兩年至三年以來 ，嚴重的貪污案件不斷 發生 ，證明一九四九年春季黨的二中全會嚴重地指出資產階級對黨的侵蝕的必然性 和為防止及克服此種巨大危險的必要性 ，是完全正確的 ，現在是全黨動員切實執行 這項決議的緊要時機了 。再不切實執行這項決議 ，我們就會犯大錯誤。”（《毛澤東 年譜》第 1卷 427頁）
“三反 ”運動首先是從東北開始的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日 ，東北局書記高崗 專門向中央做了關于開展增產節約 ，進一步深入反貪污 、反浪費 、反官僚主義的報 告 。報告說 ，東北地區開展此項活動以來 ，僅沈陽部分單位就揭發出三千六百二十 九名貪污分子 ，東北貿易部僅檢舉和坦白的金額就達五億人民幣（舊幣 ，一萬元相 當于現幣一元 ，下同）。 與此同時 ，在北京市委上報的“關于反貪污現象 ”的報告 中 ， 已發現貪污分子六百五十名 ，貪污金額達十五億元（舊幣）。在全國其他地方 也不同程度地存在這類似貪污腐敗現象 ， 比如江西某地有區委書記 、區長和派出所 所長集體嫖娼 ，甚至有黨員干部勾結土匪殺人放火 。對此種種觸目驚心的事件 ，人 民群眾非常憤怒 ，毛澤東更是無法容忍。
十一月二十日 ， 毛澤東在東北局的報告上提出要在全國范圍內大規模開展 “ 三反 ”運動 ，并向全黨發出了警告 ：“現在已到了緊要時期了 。再不進行大規模 的反腐敗斗爭 ， 我們就會犯大的錯誤 。這場斗爭是極為必要和適時的 。不 ‘ 三 反 ’，黨要爛 ， 國要亡 ，經濟建設談不上 ，如果再遲幾年‘ 三反 ’，將有許多地方 出現政權性質的變化 ，其危險不堪設想。”（《毛澤東年譜》 第 1 卷 422 頁） 為了
確保“ 三反 ”取得更大成效 ，毛澤東同志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一 九五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他提出“反貪污 、反浪費一事 ，實是全黨一件大事 ，我 們已告訴你們嚴重地注意此事 。我們認為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 ，徹底揭露一 切大 、中 、小貪污事件 ，而著重打擊大貪污犯 ，對中小貪污犯則取教育改造不使 重犯的方針 ，才能停止很多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 ，才能克服二 中全會所早已料到的這種情況 ，并實現二中全會防止腐蝕的方針 ，務請你們加以 注意 。必須嚴重地注意干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污行為這一事實 ，注意發 現 、揭露和懲處 ，并須當做一場大斗爭來處理。”（《毛澤東年譜》 第 1卷 425 頁）
十二月四日 ，毛澤東在北京市委的“反貪污 ”報告上批示 ， 限令全黨全軍在接 到其指示的三個星期內 ，至遲一個月內 ，檢查所有的貪污現象 ，并用“大張旗鼓 ” “雷厲風行 ”地“懲治貪污 ”等強烈的措辭 ，號召全國各行各業開展“三反 ”運動 （《毛澤東年譜》 第 1卷 430 頁）。 十二月八日 ，他又提出“應把反貪污 、反浪費 、 反官僚主義的斗爭看作如同鎮壓反革命的斗爭一樣的重要 ，一樣的發動廣大群眾包 括民主黨派及社會各界人士去進行 ，一樣的大張旗鼓去進行 ，一樣的首長負責 ，親 自動手 ，號召坦白和檢舉 ，輕者批評教育 ，重者撤職 、懲辦 、判處徒刑（勞動改 造）， 直至槍斃一批最嚴重的貪污犯 ，才能解決問題 ”（《毛澤東年譜》 第 1卷 433 頁）。在此后的兩個月的時間內 ，毛澤東親自上陣督辦 ，幾乎每天都要聽取“ 中節 委 ”（中央節約檢查委員會） 主任薄一波的匯報 ，作出書面指示達一百余篇 ，其中 一九五二年二月就達八十五篇。
一九五二年一月四日 ，毛澤東明確提出 ，要求“立即抓緊三反斗爭 ，縮短學文 件的時間……限期至一月十日 ，各院委 、部 、會 、院 、署 、行 、局 、處及其下面單 位 ，務須發動群眾斗爭 ，實行坦白檢舉 ， 于一月十一日送來報告 。違者 ，不論部 長 、行長 、署長 、處長 、局長 、科長 、股長或者經理 ，一律撤職查辦 ”。（《毛澤東 年譜》 第 1 卷 462 頁） 毛澤東的緊急指示 ，再次讓 “ 三反 ”運動提速 。一月十九 日 ， 中直機關總黨委召開了一千余人參加的高級干部會議 ，宣布“三反 ”運動進入 集中力量打“老虎 ”階段 。當時 ，人們稱貪污犯為“老虎 ”，打“老虎 ”，就是打擊 貪污 ；貪污一億元（舊幣） 以上的為“大老虎 ”，貪污一千萬元（舊幣） 以上的為 “小老虎 ”；“坦白從寬 ，抗拒從嚴。”二月一日 ，北京市舉行公審大會 ，最高人民法
院對七名大貪污犯進行了宣判 。其中 ， 因非法所得舊幣二十三億元的中國畜產公司 業務處副處長薛昆山 、貪污舊幣六點四億元的中央公安部行政處宋德貴二人被判處 死刑 ；其他三人被判處有期徒刑 ，兩人被免予刑事處罰 。 中央機關帶了個好頭， “三反 ”運動勢如破竹 。為防止“輕輕滑過的危險 ”，毛澤東再次指示 ：“不許草率 收兵 ，必須擴大戰果 。停止講空話 ，必須看成績。”他還指出 ，“三反 ”不僅僅是打 “老虎 ”，而是各級黨委 、政府 、群眾團體和部隊的領導機關考察 、了解 、教育干部 的一種最好方法 ，要“毫不遲疑地開除一批喪失無產階級立場的貪污蛻化分子出 黨 ，撤銷一批嚴重的官僚主義分子和那些居功自傲 、不求上進 、消極疲沓 、毫不稱 職的分子的領導職務 ”，并“大膽堅決地提拔一些有德有才的優秀分子到各種工作 的領導崗位上來 。這是黨的組織建設上的一個嚴重任務 ，望各級黨委加以注意 ”。 （參見《毛澤東年譜》第 1卷 484頁） 緊接著 ， 中共中央二月九日又發出《關于“三 反 ”運動應和整黨運動結合進行的指示》。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 ，“三反 ”運動在全國開展得如火如荼 ，成千上萬支 “ 三 反 ”宣傳隊遍布神州大地 ，成千上萬支“打虎隊 ”活躍在各條戰線 ，成千上萬只大 大小小的“老虎 ”變成了“過街老鼠 ，人人喊打 ”，一場反腐倡廉的人民戰爭在中 國打響 。除經濟部門外 ，許多非經濟部門也出人意料地揪出了不少 “ 大老虎 ”。 如 ：教育部門的某美術學院供應站就抓住了以虛假報賬的形式貪污公款一點五億 元 、劫占黃金二十兩的“大老虎 ”；人民解放軍第十軍也揭發出了貪污一千萬元以 上的五十九只“老虎 ”，等等 。為了避免斗爭的擴大化 ，糾正“三反 ”運動中的一 些錯誤 ，毛澤東在五月十日做出重要批示 ：“現當‘三反 ’運動進至法庭審判 、追 贓定案的階段 ，必須認真負責 ，實事求是 ，不怕麻煩 ，堅持到底 ，是者定之 ，錯者 改之 ，應升者升之 ，嫌疑難定者暫不處理…… ”（《毛澤東年譜》第 1卷 554頁） 以 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和方法 ，及時糾正了缺點與錯誤 ，保證了“三反 ”運動健康有 序的發展 ，在歷時半年多的時間里勝利落下了帷幕。
“三反 ”運動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 、也是新中國成立后 ，第一次從中央到地 方刮起的廉政大風暴 ，取得了輝煌的成績 ，捉住了不少“老虎 ”，最為典型的就是 被譽為“新中國懲治腐敗第一刀 ”的處決劉青山 、張子善案 。時任天津地委書記的 劉青山和天津專員公署專員的張子善 ，一個三十五歲 ，一個三十七歲 ，兩人都是二
十世紀三十年代就參加共產黨干革命的老同志 ，歷經了艱苦卓絕的土地革命戰爭、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 ，都曾坐過國民黨的監獄 ，在敵人的嚴刑拷打面前堅貞不屈， 表現了一個共產黨的英雄氣概 。新中國成立后 ，兩人走上了領導崗位 ，他們自認為 “老子從小革命 ，現在革命成功了 ，也應該享受享受了 ”，于是便不顧黨紀國法 ，不 顧人民群眾死活 ，侵吞救濟糧 、治河款 、干部家屬救濟糧 ，盤剝民工工資等等 ，大 肆揮霍公款 ，追求奢侈腐敗的生活 ，蛻化變質 。在兩年的時間里 ，二人就盜竊 、貪 污 、挪用了國家資財一百七十一點六二七二億元（舊幣）， 個人揮霍浪費的所謂 “特費 ”達三點七八億元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 中共河北省委向華北局提出 “判處劉 、張死刑 ”的處理意見 。二十日 ，華北局在寫給中央的報告中 ，鑒于劉青 山 、張子善的身份和影響 ，“原則上同意 ，將劉青山 、張子善二貪污犯處以死刑 ”， 但在考慮量刑時又在這句話后面打了一個括號“或緩期二年執行 ”。中共中央 、毛 澤東權衡再三 ，反復思考 ，在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后 ，毅然決定： 同意了河北省委的 意見 ， 由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宣判 ，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 ，依法判處劉青山 、張子 善死刑 ，立即執行。
劉青山 、張子善執行死刑后 ，人民群眾拍手稱快 ，盛贊“共產黨真偉大 ”“真 了不起 ”。毛澤東心情十分沉重地說 ：正因為他們兩個人的地位高 ，功勞大 ，影響 大 ，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 。我們殺了幾個有功之臣 ，非殺不可 。揮淚斬馬謖， 這是萬不得已的事情 。只有處決他們 ，才能挽救二十個 ，二百個 ，二千個 ，二萬個 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啊！我說過的 ，殺人不是割韭菜 ，要慎之又慎 。但是 事出無奈 ，不得已啊！ 問題若是成了堆 ，就要積重難返啊！（薄一波 《若干重大決 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上卷 158 頁）“我們共產黨能夠跳出這種始興終亡的周 期律！”“我們決不當李自成 ，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這是人民領袖毛澤東 執政為民的誓言 ，也是他代表中國共產黨對人民鄭重許下的莊重諾言 。一九五三年 一月 ，他又為中共中央起草了《反對官僚主義 、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 的指示 ，進 行了新“三反 ”斗爭 ，再次掀起了一場廉政大風暴 。他指出 ：“各級黨委應有決心 將為群眾所痛恨的違法亂紀分子加以懲處和清除出黨組織 ，最嚴重者應處極刑 ， 以 平民憤 ，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眾。”（《毛澤東年譜》 第 2卷 3 頁） 毛澤東歷來 對腐敗恨之入骨 ，絕不姑息。
二、跟進開展“五反”運動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日東北局的電報 ；十二月二十日華東局的報告 ；一九五二 年一月五日 ，北京市委送來一個關于“ 三反 ”斗爭的報告 。這些報告里面都反映 說 ，在工商界方面 ，主要是賄買與勾結工作人員 ，偷稅漏稅 ，偷工減料和對公家高 價賣低價買 ，而最普遍的是用回扣 、送禮等方式來勾引工作人員貪污 。一九五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毛澤東說 ：“這件事不僅要在機關檢查 ，而且應在商人中進行工 作 。過去土地改革中 ，我們是保護工商業的 ，現在應該有區別 ，對于不法商人要斗 爭。”（參見 《毛澤東年譜》 第 1卷 456 頁） 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 ，毛澤東在批語中 寫道 ：“一定要使一切與公家發生關系而有貪污 、行賄 、偷稅 、盜竊等犯法行為的 私人工商業者 ，坦白或檢舉其一切犯法行為 ，特別注意在天津 、青島 、上海 、南 京 、廣州 、武漢 、重慶 、沈陽及各省省城用大力發動這一斗爭 ，借此給資產階級三 年以來在此問題上對于我黨的猖狂進攻（這種進攻比戰爭還要危險和嚴重） 以一個 堅決的反攻 ，給以重大的打擊 ，爭取在兩個月至三個月內基本上完成此項任務 。請 各級黨委對于此事進行嚴密的部署 ，將此項斗爭當做一場大規模的階級斗爭看 待 ”。“在這個斗爭中 ，對民主黨派和各界民主人士應酌予照顧 ，注意組織‘三反 ’ 斗爭的統一戰線。”（《毛澤東年譜》 第 1卷 464 頁） 這是大規模懲治不法資本家犯 罪行為的第一個號令 。一月二十六日 ，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于首先在大 中城市開展五反斗爭的指示》 中說 ：“在全國一切城市 ，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 中 ，依靠工人階級 ， 團結守法的資產階級及其他市民 ， 向著違法的資產階級開展一 個大規模的堅決的徹底的反對行賄 、反對偷稅漏稅 、反對盜騙國家財產 、反對偷工 減料和反對盜竊經濟情報的斗爭 ， 以配合黨政軍民內部的反對貪污 、反對浪費 、反 對官僚主義的斗爭 ，現在是極為必要和極為適時的 。在這個斗爭中 ，各城市的黨組 織對于階級和群眾的力量必須作精密的部署 ，必須注意利用矛盾 、實行分化 、團結 多數 、孤立少數的策略 ，在斗爭中迅速形成‘五反 ’的統一戰線。”“全國各大城市 （包括各省城） 在二月上旬均應進入‘五反 ’戰斗 ，請你們速作部署。”（《毛澤東 年譜》第 1卷 478頁）指示發出后 ，“五反 ”運動就在全國迅速展開。
為了保證“五反 ”運動的健康發展 ，毛澤東二月十五日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出 指示 ，要求“各城市市委市政府均應于開展‘三反 ’和‘五反 ’斗爭的同時 ，注意
維持經濟生活的正常進行 ，如果在一個短時間內出現了不正常狀態 ，亦應迅速恢復 正常狀態 ”。（《毛澤東年譜》 第 1卷 493 頁） 二月二十二日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 里說 ：“上海要三月上旬才能正式大規模發動‘五反 ’斗爭 ，至快要三月下旬或四 月上旬才能這樣做（指對有違法行為的資本家分批處理）。 上海遲一點發動 ‘ 五 反 ’對整個經濟有利。”（《毛澤東年譜》 第 1卷 501 頁） 二月二十七日 ，他在為中 央起草的另一個指示里說 ：“例如河北境內 ，第一步 ，在北京天津兩個大城市開展 ‘五反 ’，這是由中央直接領導的 ，三月十日以前可以基本上解決問題 。第二步 ，在 唐山 、石家莊 、秦皇島 、保定四個大城市和中等城市開展‘五反 ’，這是由華北局 和河北省委領導的 。他們計劃在第三步開展通縣 、泊頭 、辛集 、楊柳青 、滄縣 、邢 臺 、邯鄲 、漢沽 、臨清 、勝芳等十個城鎮中的‘五反 ’，這是次于上列‘ 四市 ’的 ‘十鎮 ’，也是中等城市 ，待‘ 四市 ’取得經驗以后再行開展‘ 十鎮 ’的‘ 五反 ’， 由省委和地委領導 。對一般縣城則堅決停止 ， 以后再說。”他同時強調說 ：“城市中 在處理了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守法和半守法兩大類資本家以后 ，人心就大定了， 暫時停頓或半停頓或不活躍的經濟活動就可恢復了。”因此 ，毛澤東提出 ：“各城市 市委 、市政府必須在適當時機用主要力量放在處理前述兩大類資本家方面。”（《毛 澤東全集》第 31卷 406頁）
一九五二年三月五日 ，毛澤東提出了在“五反 ”運動中對工商戶處理的基本原 則是 ：過去從寬 ，今后從嚴（例如補稅一般只補一九五一年的）； 多數從寬 ，少數 從嚴 ；坦白從寬 ，抗拒從嚴 ；工業從寬 ，商業從嚴 ；普通商業從寬 ，投機商業從 嚴。（《毛澤東全集》 第 31卷 450 頁） 望各級黨委在“ 五反 ” 中掌握這幾條原則。 與此同時 ，他還劃分了私人工商戶的五種類型 ，將初期規定的四類工商戶（守法 戶 、半守法半違法戶 、嚴重違法戶 、完全違法戶）增為五類 ，增加基本守法戶這一 類 。根據北京市的情況 ，守法戶占百分之十左右 ，基本守法戶占百分之六十左右， 半守法半違法戶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這樣 ，爭取和團結的工商戶仍占百分之九十 五左右 。就大城市說 ，前三類約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 ，后二類約占百分之五左右。 各個大城市略有出入 ，大體相差不遠 。中等城市則和這個比例數字相差較大 。這五 類包括資產階級和非資產階級的獨立手工業戶及家庭商業戶 ，不包括攤販 。各大城 市可以暫時不去處理攤販 ，但對獨立手工業戶和家庭商業戶最好給予處理 。各中等
城市在“五反 ”中最好對獨立工商戶及攤販均給予處理 。不雇工人 、店員（但有些 人家帶了學徒） 的獨立工商戶在我國各大中城市數目很大 ，他們中許多是守法的， 也有許多是基本守法部分違法的（即有小額偷漏稅 ，即所謂有小問題的）， 也有少數 是屬于半守法半違法即偷漏稅較大的。我們既要在此次“五反” 中處理一大批小資本 家 ，給他們做出結論 ，也應盡可能努力將和小資本家數目大略相等的獨立工商戶加以 處理 ，給他們做出結論 ，這對于目前的“五反”和今后的經濟建設都是有利的。這兩 種工商戶一般都無大問題 ，給他們做結論是不困難的。做了結論以后 ，我們就獲得了 廣大群眾的擁護。但個別城市如認為先給其他工商戶做結論 ，而將獨立工商戶的結論 放在后面去做較為方便，也是可以的。（《毛澤東全集》第31卷442頁）
毛澤東還就某些混亂情況提出了嚴肅批評 ，要求掌握相關政策 。他指出 ，各大 中城市中 ，有些市委對于各類工商戶的情況極不明了 ，如何分別對待這些工商戶的 策略觀點又不明確 ，工會和政府工作隊（或檢查組） 的組織和訓練甚為潦草 ，便倉 促發動“ 五反 ”，引起了一些混亂 ，望這些市委提起注意 ，迅速加以克服 。此外， 檢查違法工商戶 ，必須由市委市政府予以嚴密控制 ，各機關不得自由派人檢查 ，更 不得隨便捉資本家到機關來審訊 。又無論“三反 ”“五反 ”，均不得采用肉刑逼供方 法 ，嚴防自殺現象發生 ， 已發生者立即訂出防止辦法 ，務使“三反 ”“五反 ”均按 正軌健全發展 ，爭取完滿勝利 。縣 、區 、鄉現在一律不進行“三反 ”“五反 ”，將來 何時進行及如何進行 ， 中央另有通知 。個別已在縣城試做“五反 ”、在區試做“三 反 ”者務須嚴格控制 ，不得妨礙春耕和經濟活動 。 中等城市也不要同時一律進行 “五反 ”，而要分批進行 ，并須在嚴格控制下進行。
三月七日 ，毛澤東表示同意鄧小平建議中央采取緊急措施 ，從恢復部分建筑業 和私營工業的加工訂貨人手 ，啟動市場 ，要求“各中央局嚴重地注意解決鄧小平同 志電報所提出的那些同樣的問題 ”（《毛澤東全集》 第 31卷 456 頁）。 三月二十九 日 ，毛澤東說 ：“尤其不誤生產 ，極為重要 ，各城市凡誤生產者 ，均應立即改變做 法 。既要給不法資本家以沉重打擊 ，又要保護民族資產階級的合法權益 ，對守法的 工商戶鼓勵他們照常營業 ”。（《毛澤東全集》第 31卷 497頁）
三月十六日 ，他致上海市委電 ：上海的“‘五反 ’計劃中我們希望從第三類移 一部分到第二類 ，對堅決保護和一般保護的資本家數目能增加一些就好 ，望酌情處
理 ”。（《毛澤東全集》 第 31卷 472 頁） 調整運動部署 ，縮短“五反 ”運動的時間， 實行更穩妥、更謹慎的工作步驟。
三月二十三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于在五反斗爭中及其以后必須達 到的八項目的的指示》， 明確表達了下述目的：（一 ）徹底查明私人工商業的情況， 以利團結和控制資產階級 ，進行國家的計劃經濟 。情況不明 ，是無法進行計劃經濟 的。（二 ） 明確劃分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界限 ，肅清工會中的貪污現象和脫離群 眾的官僚主義現象 ，清除資產階級在工會中的走狗 。各地工會均發生此種走狗及動 搖于勞資之間的中間分子 ，我們必須在斗爭中教育并爭取中間分子 ，對于有嚴重罪 行的資本家走狗則予以開除。（三） 改組同業公會和工商聯合會 ， 開除那些 “ 五 毒 ”俱全的人及其他業已完全喪失威信的人出這些團體的領導機關 ， 吸引那些在 “五反 ” 中表現較好的人進來 。除完全違法者外 ，各類工商業者均應有代表。（四） 幫助民主建國會的負責人整頓民主建國會 ，開除那些“五毒 ”俱全的人及大失人望 的人 ，增加一批較好的人 ，使之成為一個能夠代表資產階級主要是工業資產階級的 合法利益 ，并以《共同綱領》 和“五反 ”的原則教育資產階級的政治團體 。各部分 資本家的秘密結社 ，例如“星四聚餐會 ”等 ，則應設法予以解散。（五） 清除“五 毒 ”，消滅投機商業 ，使整個資產階級服從國家法令 ，經營有益于國計民生的工商 業 ；在國家劃定的范圍內 ，盡量發展私人工業（只要資本家愿意和合乎 《共同綱 領》）， 逐步縮小私人商業 ； 國家逐年增加對私營產品的包銷訂貨計劃 ，逐年增加 對私營工商業的計劃性 ；重新劃定私資利潤額 ，既要使私資感覺有利可圖 ，又要使 私資無法奪取暴利。（六） 廢除后賬 ，經濟公開 ，逐步建立工人 、店員監督生產和 經營的制度。（七）從補 、退 、罰 、沒中追回國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經濟損失。（八） 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營企業的工人 、店員中建立黨的支部 ， 加強黨的工作 。 （《毛澤東全集》第 31卷 485頁）這八條概括了“五反 ”運動的基本方針 ，使全黨 對“五反 ”運動的意義有了新的認識 ，更加自覺地領導這場斗爭 。這八條不僅有經 濟意義 ，而且有政治意義 。它使“五反 ”運動同整個國家社會經濟的發展緊密地結 合起來 ， 同國家發展的方向息息相關 。做到了這八條 ，就可以實現毛澤東所希望的 國家有可能完全控制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局面 。發動“五反 ”運動 ，是不是要改變黨 對資產階級的政策 ，改變 《共同綱領》 的規定?當然不是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 ，毛
澤東從回顧進城三年來中國共產黨同民族資產階級關系的曲折歷史中 ，說明了發動 “五反 ”斗爭的必要性 。他說 ：“這不是對資產階級的政策的改變 ， 目前還是搞新民 主主義 ，不是社會主義 ；是削弱資產階級 ，不是要消滅資產階級 ；是要打它幾個 月 ，打痛了再拉 ，不是一直打下去 ，都打垮。”“進城時 ，大家對資產階級都很警 惕 ，為什么現在有這樣的變化？ 這可以從進城三年的歷史來看 。一九五〇年上半 年 ，黨內曾有一個自發 、半自發的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 。這個斗爭是不妥當的 ，也 是錯誤的 。因為當時有臺灣敵人的轟炸 、封鎖 ，土改 、鎮反工作急待去做 ，應該團 結資產階級去向封建勢力進攻 ，而不是全面出擊 ，全面出擊是很不策略的 。所以， 七屆三中全會糾正了這一錯誤 ，提出調整工商業 。到一九五一年抗美援朝運動形 成 ，更需要國內的團結一致 ，一直到今天 。在這一年多時間內 ，大家對資產階級不 夠警惕了 。資產階級過去雖然挨過一板子 ，但并不痛 ，在調整工商業中又囂張起來 了 。特別是在抗美援朝加工訂貨中賺了一大筆錢 ，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 ， 因而盛 氣凌人 ， 向我們猖狂進攻起來 。現在已到時候了 ，要抓住資產階級的‘小辮子 ’， 把它的氣焰整下去。”（薄一波 《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 上卷 170 頁）在運動中 ， 曾出現過“火燒工商業 ，打劫民建會 ”的錯誤口號 。毛澤東很快發 現 ，很快糾正了 。一九五二年三月 ，他約請民主建國會負責人 、政務院副總理黃炎 培談話 。毛澤東首先肯定了民建會的重要作用 。他說： 民建會對資本家“五毒 ”俱 全的 、完全違法的 ，一定不要 ；守法的及基本守法的要爭取 ，半守法半違法的也要 爭取 。要教育改造他們 ，還要特別重視工業 ，勸導大家在人民政府領導之下 ，依據 國家經濟需要 ，有步驟地把商業資本轉向工業 ，于國家是有利的 。商業中間特別是 投機商 ，于國家、人民全無益處 ，絕對不要。
毛澤東還強調大資本家的重要性 ，他說 ：從全國看來 ，有些大工業家 ，他們掌 握著的工廠 ，經濟作用比某些城市全部小工商業還要大 。用經濟觀點 ， 向遠的大的 方面看 ，這些情況是值得注意的 。毛澤東問黃炎培 ：你看這次運動影響到團結上是 怎樣？ 黃炎培答 ：是好的 。毛澤東說 ：這次運動是為了團結 ，斗爭是為了團結 。這 次運動的成功 ，應該是增進了團結。（《毛澤東年譜》第 1卷 520頁）
聲勢浩大的“五反 ”運動給不法資本家以很大震動 ，不少人紛紛交待自己的違 法行為 ，這對于方興未艾的“三反 ”運動是有力的配合 。但是 ，“五反 ”運動也一
度造成社會上的緊張氣氛 ，資本家驚惶不安 ，私營企業生產下降 ，市場清淡 ，稅收 減少 ，失業工人增多 ，基本建設項目紛紛推遲 。 比較早地反映這些情況的是中共天 津市委 。他們在二月十四日寫給毛澤東 、中共中央 、華北局 、中財委并彭真的請示 報告中說： 自“三反 ”以來 ， 內外交流 、城鄉交流停滯 ，批發商業成交減少一半， 銀行不貸款 ，私人不買貨 ，工業生產開始下降 ，稅收顯著減少 。一部分直接受到影 響的勞動人民已在叫苦 。如不采取措施 ，經濟上的萎縮現象還要發展 ， 時間過長， 則元氣損傷過大 。天津市委認為 ，在不影響“三反 ”運動的條件下 ，必須兼顧經濟 工作 。這份報告引起毛澤東高度重視 。第二天（二月十五日）， 他以中共中央的名 義發出指示 ，要求“各城市市委市政府均應于開展‘ 三反 ’和‘ 五反 ’斗爭的同 時 ，注意維持經濟生活的正常進行 ，如果在一個短時間內出現了不正常狀態 ，亦應 迅速恢復正常狀態 ”。（《毛澤東年譜》 第 1卷 493 頁） 后來 ，他為中央轉發上海的 一個“ 五反 ”報告時 ， 以更為明確而堅決的口氣說 ：“尤其不誤生產 ，極為重要， 各城市凡誤生產者 ，均應立即改變做法。”（《毛澤東文集》第 6卷 20頁）
毛澤東還收到鄧小平二月二十二日發來的一份電報 ，反映西南地區工商業出現 的顯著的停滯現象： 貿易額和稅收明顯減少 ， 國營公司百貨營業額只有原先的百分 之三十 ，工業器材僅及百分之十五 ，許多私營企業無事可做 ，大量的建筑工人失 業 。工商業的停滯 ，加劇了城市貧民的困難 ，重慶一區二萬人（占該區人口三分之 一 ）到了無食缺食的地步 ，開始對“三反 ”“五反 ”表示不滿 。鄧下平建議中央采 取緊急措施 ，從恢復部分建筑業和私營工業的加工訂貨人手 ，啟動市場 。毛澤東表 示同意 ，要求“各中央局嚴重地注意解決鄧小平同志電報所提出的那些同樣的問 題 ”。（參見 《毛澤東年譜》 第 1卷 516 頁） 種種情況說明 ，在城市中 ，特別是在大 城市中搞“ 五反 ”，開展同資產階級違法行為的斗爭 ，遠比在農村中搞土地改革， 鏟除封建土地制度 ，要復雜得多 ，對社會的影響和震動也大得多 ，往往是“牽一發 而動全身 ”。毛澤東審時度勢 ，及時地采取措施 ，調整部署 ，既要查清問題 ，給不 法資本家以沉重打擊 ，又要維持社會經濟生活的正常運轉 ，保護民族資產階級的合 法權益 ，不影響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毛澤東采取的第一個措施是 ：對守法的工商戶鼓勵他們照常營業 ，對有些小問 題的工商戶盡快做出結論 ，歸入守法戶 ，使守法戶的面擴大一些 。守法的和半守法
的這兩類工商戶加在一起 ，據毛澤東估計 ， 占全部工商戶的百分之九十五左右 。他 說 ：“城市中在處理了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守法和半守法兩大類資本家以后 ，人 心就大定了 ，暫時停頓或半停頓或不活躍的經濟活動就可恢復了。”因此 ，毛澤東 提出 ：“各城市市委 、市政府必須在適當時機用主要力量放在處理前述兩大類資本 家方面。”（《毛澤東年譜》第 1卷 501頁）
不久 ，毛澤東又根據實際情況 ，將初期規定的四類工商戶（守法戶 、半守法半 違法戶 、嚴重違法戶 、完全違法戶）增為五類 ，增加基本守法戶這一類 。根據北京 市的情況 ，守法戶占百分之十左右 ，基本守法戶占百分之六十左右 ，半守法半違法 戶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這樣 ， 爭取和團結的工商戶仍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 。 （《毛澤東年譜》第 1卷 513頁）
三月十三日 ，毛澤東看到薄一波從上海報來的關于上海工商戶分類情況的報 告 ，發現第二類（即基本守法戶） 為百分之三十六點八 ，第三類（即半守法半違法 戶） 為百分之四十四點二 。他認為第三類劃的比例大了 ，要周恩來跟薄一波研究一 下 ，能否由第三類向第二類移過來一部分 。三月十六日 ，他為中共中央起草致上海 市委和薄一波電 ，告訴他們 ：上海的“‘五反 ’計劃中我們希望從第三類移一部分 到第二類 ，對堅決保護和一般保護的資本家數目能增加一些就好 ，望酌情處理 ”。 （《毛澤東年譜》第1卷521頁）盡量擴大爭取、團結和保護的工商戶人數 ，最大限 度地孤立和打擊極少數的嚴重違法資本家 ，毛澤東的這一策略思想 ，越來越鮮明。
毛澤東采取的另一項措施 ，是調整運動部署 ，縮短“五反 ”運動的時間 ，實行 更穩妥 、更謹慎的工作步驟 。對于開展“五反 ”運動 ，他最早提出的要求是 ：“全 國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 在二月上旬均應進入‘五反 ’戰斗 ”。（《毛澤東年譜》 第 1卷 478頁） 當他發現由于“三反 ”“五反 ”引起經濟生活的不正常狀態 ，便立即 調整部署 。首先 ，推遲全國工商業資本家最集中的上海的“五反 ”運動 。他在二月 二十二日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里說 ：“上海要三月上旬才能正式大規模發動‘五 反 ’斗爭 ，至快要三月下旬或四月上旬才能這樣做（指對有違法行為的資本家分批 處理 。——引者注）。 上海遲一點發動 ‘ 五反 ’對整個經濟有利。”（《毛澤東年 譜》 第 1卷 500 頁） 其次 ，提出對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五反 ”分步驟進行 。他在 為中央起草的另一個指示里說 ：“例如河北境內 ，第一步 ，在北京天津兩個大城市
開展‘五反 ’，這是由中央直接領導的 ，三月十號以前可以基本上解決問題 。第二 步 ，在唐山 、石家莊 、秦皇島 、保定四個大城市和中等城市開展‘五反 ’，這是由 華北局和河北省委領導的 。他們計劃在第三步開展通縣 、泊頭 、辛集 、楊柳青 、滄 縣 、邢臺 、邯鄲 、漢沽 、臨清 、勝芳等十個城鎮中的‘五反 ’，這是次于上列‘ 四 市 ’的 ‘ 十鎮 ’，也是中等城市 ，待 ‘ 四市 ’取得經驗以后再行開展 ‘ 十鎮 ’的 ‘五反 ’，由省委和地委領導 。對一般縣城則堅決停止 ， 以后再說。”（《毛澤東年 譜》 第 1卷 504 頁） 由于采取上述兩項重要措施 ，社會經濟生活中出現的困難和不 正常狀態較快地有所緩解和改善 ，沒有引起大的社會震蕩。
在“三反五反 ”運動中 ，隨著對資產階級“五毒 ”行為的揭發和對資產階級思 想的批判 ，在一部分干部和群眾中產生了一種“左 ”的情緒 。這種情緒反映到理論 戰線上 ，表現在中宣部主辦的《學習》 雜志一九五二年第一 、第二 、第三期上發表 的帶有原則性錯誤的文章 。這些文章實質上否定資產階級在現階段還存在兩面性， 認為資產階級現在只有反動的腐朽的一面 ，而沒有積極的一面 。毛澤東發現這個錯 誤 ，進行了相當嚴厲的批評 ， 中宣部為此作了檢討 。三月二十七日 ，毛澤東又說： “在新民主主義時期 ， 即允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存在的時期 ，如果要求他們合 乎工人階級的立場與思想 ，取消他們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和思想 ，其結 果不是造成混亂 ，就會逼出偽裝 ，這是對統一戰線不利的 ，也是不合邏輯的 。在允 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存在的時期內 ，不允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有自己的立 場和思想 ，這種想法是脫離馬克思主義的 ，是一種幼稚可笑的思想 。在‘ 三反五 反 ’中 ，我黨已有些黨員產生了這種錯誤思想 ，應予糾正。”（《毛澤東年譜》 第 1 卷 526頁）
四月初 ， 毛澤東就提出 “ 五反 ”時間不宜拖得太長 。他說 ：“打擊要適可而 止 ，不能走得太遠 ；走得太遠 ，就要發生問題 。我們已經對資產階級打了一下 ，現 在可以在新的基礎上和他們講團結了。”一九五二年五月九日 ，毛澤東及時為中共 中央起草的 《關于“ 五反 ”定案 、補退工作等的指示》 明確指出 ：搞“ 五反 ”運 動 ，“主要不是為了搞幾個錢 ，而是為了改造社會 ”。（《毛澤東年譜》 第 1卷 553 頁） 發動“五反 ”運動 ，不是要改變黨對資產階級的政策 。他說 ：“這不是對資產 階級的政策的改變 ， 目前還是搞新民主主義 ，不是社會主義 ；是削弱資產階級 ，不
是要消滅資產階級 ；是要打它幾個月 ，打痛了再拉 ，不是一直打下去 ，都打垮。” 并為勝利結束“五反 ”運動提出了一系列從寬處理的政策規定 ：“在‘五反 ’斗爭 中 ，工作組和工人對資本家違法所得數一般都算得很高 ，在定案時必須合理地降下 來 ，使合乎經濟情況的實際 ，必須使一般資本家在補退之后還有盈余。”薄一波回 京報告 ，廣州新藥業原定違法所得一千億元 ， 由我們幾次主動核減 ，最后定為三百 六十億元 。出乎資本家意料之外的寬大 ，大家高興 。這個比例即是比三分之一稍微 多一點 。請各市委衡量全局 ，大體按此比例定案 ，我們就能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完全 取得主動 ，而使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 ，使資本家重新靠攏我們 ，恢復經營積極性 ， 使工人不致失業 。“大多數資本家的補退時間一律推遲到九月或十月開始為適宜 。 數大者可分多年補退 ，一部分還可作為公股不要交出現金 。這樣于活躍市場 、防止 失業是完全必要的 。罰款可只施行于極少數人 ，判刑尤其要少 。……在付工繳費方 面不應當采取苛刻政策 ”。“工人監督生產一事 ，勢在必行 ，但不宜行得太急 。中央 同意目前只在少數廠 、店舉行典型試驗 ，待資本家喘過氣來 ，到秋季或冬季再行逐 步推廣 ”。“工人福利問題 ，必須解決，但又必須解決得合乎實際的經濟情況 ，不能太 低 ，但又決不可太高 ，致陷自己于被動。”榮家的企業在“五反”中也發現了一些問 題 ，應該劃到哪一類？經過薄一波和陳毅反復商量 ，定為基本守法戶。這個處理意見 報告了周恩來 ，周恩來又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說：何必那么小氣！再大方一點 ，劃 為完全守法戶。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力量對比起了根本性的變化，“五反”運動以打 擊資產階級的“五毒”行為開始 ，但它的實際結果已遠遠超出了這個范圍。它的直接 結果 ，是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力量對比起了根本性的變化。正如一九五六年二月中 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的：通過“五反”運動，“作為一個階級來說 ，資產階級已被工 人群眾和工人階級所領導的國家的威力所壓倒了”。“三反五反”運動的勝利 ，鞏固了 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和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地位 ，為對資本主義工 商業和資產階級進一步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有利條件。
三、“三反五反”運動的重要經驗
一九五二年 ，毛澤東為指導“三反五反 ”運動所寫的指示 、批語 、書信和審稿 過程中加寫的重要文字等 ，反映了我們黨對整飭黨和國家機關中各種腐敗現象 、打 擊不法資本家的五毒行為的堅強決心與巨大魄力 ， 闡明了中央關于“三反五反 ”的
方針政策和策略思想 ，概括了各地開展運動的實際經驗 。主要體現在：
（一 ）強調在運動中注意團結多數 ，孤立少數 ，迅速形成“三反五反 ”的統一 戰線 。在發動階段注意劃清貪污和浪費的界限 ，對干部超支問題進行具體的分析。 在反貪污斗爭中 ，對犯有少量貪污行為的（最初規定為貪污五十萬元以下者 ，后來 改為貪污一百萬元以下者 。這里的數字是以人民幣舊幣計算 ，相當于后來的人民幣 五十元和一百元）， 一般不算作貪污分子 ，從輕處理 ，“以便解脫更多的人 ，利于教 育 ”。對私人工商戶的分類 ，增劃基本守法戶一類 ，并且大致確定大城市中守法 戶 、基本守法戶和半違法半守法戶三類約占工商戶總數的百分之九五左右 ，嚴重違 法戶和完全違法戶約占百分之五左右。
（二）強調“注意調查研究 ，算大賬 ，算細賬 ，清查老虎真假 ，嚴禁逼供信”。尤 其是在運動進入高潮以后 ，明確指出這是“ 目前打虎作戰是否能取得完全勝利的關鍵 的所在”。在落實定案階段 ，強調要做好甄別工作，“不得放縱一個壞人 ，不得冤枉一 個好人。”“必須認真負責 ，實事求是 ，不怕麻煩 ，堅持到底 ，是者定之 ，錯者改之， 應降者降之，應升者升之，嫌疑難定者暫不處理 ，總之，必須做到如實地解決問題”。
（三） 強調在“各城市市委市政府均應于開展三反和五反斗爭的同時 ，注意維 持經濟生活的正常進行 ”，“生產 、運輸 、金融 、貿易均不能停頓 ”。提出要控制運 動的規模 ，有步驟地展開 ，春耕期間縣區鄉三級一律不搞三反五反 ，全力投入生 產 ，大 、中城市的五反也必須分步驟進行 。對違法資本家提出一般只退補不罰款， 并且實事求是地確定退補的比例 ， 比例過高的要合理地降下來 ，這樣 ，“我們就能 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完全取得主動 ，而使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 ，使資本家重新靠攏我 們 ，恢復經營積極性 ，使工人不致失業 ”。
（四） 強調依法辦案 ，提出制定法規條例 ，建立人民法庭 ，依法懲治貪污分子 和不法資本家 。毛澤東指出 ，實事求是地進行法庭審判 ，追贓定案 ，是“共產黨 人統治國家的一次很好的學習 ，對全黨和全國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義 ”。在 “ 三 反五反 ”運動中 ， 雖因對情況作了一些過頭的估計 ，下達了一些過高的打虎指 標 ，發生過一些過火的做法 ，但是由于在工作指導上注意了把握政策 ，不少問題一 經發現即及時得到糾正 ，有些問題在定案處理階段經過甄別一般也都實事求是地得 到了解決。
（五） 強調從實際出發 ，運用不同形式開展相關運動 。在教育科學文化衛生系 統 ，三反運動是同一九五〇年開始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結合進行的 。三反初 期 ，毛澤東就批示同意李富春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一日關于中國科學院三反運動情況 的報告和薄一波為轉報這一報告寫給毛澤東的信中提出的意見 。李富春在報告中提 出“科學院的三反運動 ，在科學家中主要的是啟發思想與思想改造相結合 ”，必須 首先確定對科學人才“保護不傷 ”的原則 ， 已檢討者 ，如不能過關則幫助其過關； 未檢討者 ，不必點名要其檢討 。后來 ，經毛澤東審閱同意的中央關于在三反中處理 科學家 、學者的問題的電報中規定 ，三反斗爭中對于有用的專門科學家和學者的處 理 ，“應該以思想改造為主 ”。解放前有貪污行為者 ，均作為思想問題處理 ；對于解 放后有貪污行為者的處理 ，必須事先經市委批準 ，有些人須經省委或中央局批準， 以免造成偏向。
正如一九五二年五月九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于“五反 ”定案 、補 退工作等的指示》 中所強調指出的那樣 ：“‘三反 ’和‘五反 ’的勝利是極其偉大 的 ，毫無疑義應當進行 ‘ 三反 ’和 ‘ 五反 ’，不進行這一正義的斗爭我們就會失 敗。”（《毛澤東年譜》 第 1卷 553 頁）從一九五一年十二月 、一九五二年一月相繼 開展的“三反五反 ”運動 ，是繼抗美援朝 、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三大運動之后， 進行的又一次社會改革運動 。它們為蕩滌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貪鄙奢靡風氣 ，樹立起 艱苦奮斗 、勤政廉潔的優良作風 ，移風易俗 ，起了積極作用 ，為國家進行大規模經 濟建設創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 。在指導這場運動中 ，毛澤東始終注意維持社會經濟 生活的正常進行 ，力求把群眾運動對經濟生活的消極影響縮小到最低限度 ；注意健 全黨內民主生活 ，保障了各地負責人能夠及時向毛澤東和黨中央反映運動中出現的 缺點和偏差 。毛澤東作為最高決策者和指導者 ，傾心聽取下面的意見 ，集中全黨智 慧 ，肯定和推廣好的經驗 ， 同時實事求是地糾正運動中的偏差 ，改正錯案 。“五 反 ”結束后 ，又立即調整工商業 ，使一度蕭條的市場重新活躍起來 ，經濟得到良好 的發展 。從總的方面說 ，“三反五反 ”運動是成功的 ，取得的成績是很大的。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 中共中央批準了關于結束“ 三反五反 ”運動的報 告 。這場運動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嚴重斗爭 ，它的勝利 ，有力地抵制了資產 階級腐朽思想對革命隊伍的腐蝕 ，清除了干部隊伍中的蛻化變質分子 ，教育和挽救
了一批干部 ，提高了干部和廣大人民的社會主義覺悟 ，增強了對資產階級腐蝕的抵 抗力 ，并在社會上樹立了廉潔樸素的社會風尚 。“三反五反 ”運動的勝利 ，打退了 不法資本家的進攻 ，鞏固了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和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 的領導地位 ，在私營企業中建立了工人監督 ，并實行民主改革 ，對工商業者普遍進 行了守法經營教育 ，創造了對私營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有利條件 ； 同時也挽 救了一批國家干部 ，起了清除舊社會污毒和移風易俗的作用 。為對資本主義工商業 和資產階級進一步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有利條件。
第四節 移風易俗與社會改造
在全國各個城市解放初期 ，一般都遺留了大量的舊社會痼疾 ，諸如賣淫嫖娼、 販毒吸毒 、設莊賭博等 ，嚴重毒化著社會環境和人們的身心 。新中國成立后 ，黨和 人民政府迅速開展了掃除各種社會弊病的斗爭 。這項斗爭的打擊對象為妓院老鴇、 毒販及賭頭等 ，大都屬于封建惡霸勢力 ， 因而清除舊社會的遺毒與反封建惡霸斗爭 有著密切聯系 ， 同樣帶有民主改革的性質。
一、廢除娼妓制度
新中國成立初期 ， 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面臨著一系列復雜而又嚴峻的社會問 題 。其中 ，最急需解決的問題之一便是娼妓問題 。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娼妓制度不僅 摧殘著廣大婦女的身心健康 ，而且嚴重危害著社會的和諧安定 。一方面 ，集中于城 市的妓院娼館是進行淫亂活動的場所 ，妓女們經受著人間地獄的苦難 ；另一方面它 又是社會上偷盜搶劫 、吸毒販毒 、拐賣人口 、敲詐勒索等犯罪活動的藏納之地 ，致 使道德淪喪 ，性病蔓延 ，為禍社會 ，殃及后代 。在城市解放之初 ，黨和人民政府迅 速采取有力措施 ，著重清查藏匿在娼館妓院等社會陰暗角落的反革命隱患 ，加強對 妓院的管制 ， 申明保護妓女的人身權利等 。待社會秩序基本穩定 ，社會組織 、醫療 衛生等方面必要的準備工作完成之后 ，人民政府即明令廢除娼妓制度。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首都北京市率先采取重大行動 。北京市第二屆各 界人民代表會議通過決議 ：根據全市人民的意志 ，決定立即封閉一切妓院 ，沒收妓 院財產 ，集中所有妓院老板 、領家 、鴇兒等加以審訊和處理 ，并把妓女集中起來，
改造其思想 ， 醫治其性病 ，有家者送其回家 ，有結婚對象者助其結婚 ，無家可歸、 無偶可配者組織學藝 ，從事生產 。當天下午 ，市公安局在民政局 、婦聯 、衛生局等 部門的配合下 ， 出動二千四百余名干部和民警 ，封閉了分布在全市的二百二十四家 妓院 。將老鴇 、領家四百余人集中審查 ，按其罪行輕重分別依法懲處 。北京市政府 專門成立婦女生產教養院 ，共收容妓女一千二百余名。
繼北京之后 ，上海 、天津 、武漢 、南京等大中城市都陸續取締賣淫嫖娼 ，全國 共查封妓院八千四百余所 ，懲治了一批作惡多端的妓院老板 ，使一大批被迫為娼的 婦女脫離苦海 。各地婦聯 、民政部門對這些飽受摧殘 、心靈扭曲的婦女進行耐心細 致的思想工作 ，啟發她們控訴舊社會的罪惡 ，幫助她們醫治性病 ，組織她們學文 化 ，學生產技術 ，學自立的本領 ，使她們中的絕大多數后來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婦 女 ，擇偶成家 ，過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查禁封閉妓院 、取締賣淫嫖娼的斗爭 ，使舊 中國長期以來嚴重摧殘婦女的社會丑惡現象 ，在新中國成立后短短幾年內基本絕 跡 。廣大人民群眾拍手稱快 ，特別是婦女群眾反映強烈 。許多社會人士稱贊說： “共產黨真是說到做到。”這一重要舉措立見成效 ，使黨和人民政府一開始就樹立了 良好的社會形象 。人們所總結概括出的建國初期禁娼運動取得成功歷史經驗主要 是 ：實行集中領導 、統一指揮 、多方配合的禁娼行動方針 ；全面禁娼 、多管齊下、 寬嚴相濟 、區別對待 ；加強禁娼立法 ，完善禁娼法制 ；加強黨政干部和執法人員的 思想政治教育 ；秉持以人為本的理念 ，著力于思想道德和情感教育 ；深入開展宣傳 教育 ，廣泛動員社會一切力量 ；關注娼妓后續生活 ，做好安置工作 ；禁娼與清除其 他社會病害配合進行 ，開展綜合治理。
二、實現婦女解放
舊中國封建桎梏的一個重要方面 ，是沿襲著以夫權為中心 、壓迫婦女并剝奪男 女婚姻自由的封建主義婚姻制度 。它束縛和摧殘人性 、人權 ，釀成無數人生悲劇。 同時 ，它還牽涉到社會觀念 、倫理道德 、宗法習俗等許多方面的問題 ，對整個社會 的影響根深蒂固 。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婚姻制度改革及相連帶的社會問題 。在民主 革命時期 ， 中央蘇區就制訂過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法》、 閩西根據地頒布過 《保護婦女青年條例》 等 。新中國成立后 ，過去封建社會畸形的社會道德 、社會習 俗以及半殖民地萎靡的社會風氣 ，均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有領導 、有步驟的扭
轉與掃除之列 ，并集中體現為對舊的婚姻制度的改革 。為了有準備地廢除封建的婚 姻制度 ，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的一九四八年冬 ， 中共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和中共中 央法律委員會即著手進行新婚姻法的起草工作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 ，政務院政治 法律委員會同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等有關部門召開聯席會議 ，多次就新婚姻法 草案的各章各條進行研究 、討論和修改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三日 ， 中央人民政府委 員會舉行第七次會議 ，審議通過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草案）》。 四月三十 日 ，毛澤東主席簽發命令公布 《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 自五月一日起施行 。這 是新中國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基本法律。
《婚姻法》 開宗明義規定了兩條基本原則 ：第一條 ，廢除包辦強迫 、男尊女 卑 、漠視子女利益的封建主義婚姻制度 。實行男女婚姻自由 、一夫一妻 、男女權利 平等 、保護婦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義婚姻制度 。第二條 ，禁止重婚 、納 妾 ，禁止童養媳 ，禁止干涉寡婦婚姻自由 ，禁止任何人借婚姻關系問題索取財物。 這是對舊中國社會盛行的包辦婚姻和干涉婚姻自主的舊制度的徹底否定 。依據上述 原則，《婚姻法》 對有關婚姻關系的建立 、夫妻間的權利和義務 、父母子女之間的 關系 、離婚 、離婚后子女的撫養和教育 、離婚后的財產和生活等內容 ，作了具體的 規定。《婚姻法》 以調整婚姻關系為主 ， 同時也涉及作為社會細胞的家庭關系的調 整 ，十分貼近人民群眾的生活 ， 因而為社會各界所關注 。它的頒布實行 ，是在土地 改革基礎上進一步肅清封建殘余和建立新的社會生活的一項重大社會改革 ，并為廣 大婦女從封建婚姻制度的壓迫束縛下解放出來 ，投入革命和生產建設事業 ，提供了 法律上的保障。
黨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視《婚姻法》 的貫徹執行 。在《婚姻法》 通過當天 ， 中共 中央發出 《關于保證執行婚姻法給全黨的通知》。 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員會隨后作 出 《就有關婚姻法施行的若干問題的解答》， 政務院和內務部 、司法部也先后發出 關于檢查婚姻法執行情況的指示 。要求黨 、政 、軍 、民各級機關在群眾中組織傳達 學習 ，深入宣傳 ，進行長期教育 ，促進與依靠群眾的覺悟來解決群眾自己的問題， 防止發生強迫命令的現象。
結合《婚姻法》 的頒布 ，各級政府及有關部門用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 ，在全國 城鄉開展了廣泛的宣傳活動 ，使有關新型婚姻制度的法律規定家喻戶曉 。膾炙人口
的戲劇 《小二黑結婚》， 講述了老解放區青年男女沖破包辦婚姻的陳規舊習 ，在共 同勞動基礎上自由戀愛結婚的故事 ，在城鄉群眾中廣為傳揚 。經過廣泛宣傳和學 習 ，男女權利平等 、婚姻自由等新的道德觀念在人民群眾中很快樹立起來 ，“嫁漢 嫁漢 ，穿衣吃飯 ”等舊的婚姻觀念開始改變。
由于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 ，各地區貫徹實施《婚姻法》 的情況也不平衡 。有的 地方 ，一些干部對 《婚姻法》 缺乏正確的理解 ，認為 《婚姻法》 是“離婚法 ”“婦 女法 ”，處理婚姻問題時 ，沒有很好貫徹法令 ，甚至發生某些較大的偏差 。有些干 部存在濃厚的封建宗法思想 ，對《婚姻法》 抱著懷疑或漠不關心的態度 。針對這種 情況 ， 政務院于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六日發出 《關于檢查婚姻法執行情況的指 示》。 十月下旬 ， 由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署等十九個單位派人組成 《婚姻 法》 執行情況中央檢查組 ，分赴華東 、中南 、西北 、華北進行檢查 ，歷時近兩個 月 。檢查結果表明 ，華北及山東等老解放區執行 《婚姻法》 的情況較好 ，但在華 東 、中南 、西北等新解放區 ，特別是邊遠地區 ，貫徹《婚姻法》很不夠 ，包辦婚姻 和早婚現象仍嚴重存在 ，童養媳陋俗 、蓄婢納妾的惡習還有保留 ，婦女被虐待或因 婚姻問題自殺、被殺的現象依然存在。
以上檢查情況 ，引起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和一九五三年二 月 ， 中共中央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先后發出指示 ，要求各地在土地改革 、鎮壓反 革命等政治運動結束之后 ，開展一次貫徹《婚姻法》 的運動 。黨正確地指出 ：婚姻 制度的改革 ，雖是一種反封建的民主改革 ，但它不同于農村中的土地改革和其他社 會改革 。因為婚姻制度的改革是人民內部的思想斗爭 ，從人們思想中清除舊社會遺 留下來的關于婚姻問題方面的封建意識 ，這就需要有長期的 、細致的 、耐心的工 作 ，而不能采取粗暴急躁的態度與階級斗爭的方法 。 因此 ，一方面需要展開宣傳 《婚姻法》 及檢查 《婚姻法》 執行情況的群眾性運動 ，在廣大人民群眾和干部中劃 清封建主義婚姻制度與新民主主義婚姻制度的界限 ，把幾千年相沿的舊制度根本摧 毀 ；另一方面又必須堅持教育的方針 ，對一般干涉婚姻自由和有違反《婚姻法》 行 為的干部或群眾 ，主要進行批評和教育 ，對極少數虐待虐殺婦女以及干涉婚姻自由 造成嚴重惡果的犯罪分子 ，則須依法懲處。
根據中共中央和政務院的指示 ，一九五三年三月全國開展了宣傳貫徹 《婚姻
法》 的運動月活動 。除少數民族地區和尚未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區外 ，各地都把貫徹 實施《婚姻法》 作為這一個月的中心工作 ，在農村 、工礦 、街道進行典型試驗 ，訓 練大批基層干部 、宣傳員及人民群眾中的積極分子 ，頒發貫徹 《婚姻法》 宣傳提 綱 ，利用報紙 、刊物 、畫報 、連環畫和報告 、座談 、廣播 、說唱 、戲劇 、幻燈 、電 影等方式向廣大人民群眾展開宣傳 ，使《婚姻法》 家喻戶曉 ，深入人心 ，從而改變 風氣 ，移風易俗 。這次宣傳貫徹《婚姻法》 運動 ，其廣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 。在宣 傳貫徹 《婚姻法》 運動中 ，各級婦女聯合會 、青年團與民政 、司法部門共同配合， 同一些維護包辦婚姻的頑固習慣勢力 ， 以及某些基層干部漠視婦女權利 、遷就買賣 婚姻的錯誤行為作斗爭 ，在保障男女的婚姻自由 ，特別是保護廣大勞動婦女的合法 權益 ，包括通過離婚自由解除封建包辦婚姻 、建立新型婚姻家庭關系等方面 ，做了 大量工作 ，使婚姻制度的民主改革在新中國成立短短幾年內取得明顯成效 。經過這 次運動 ，在全國大部分地區 ，封建婚姻制度已被摧毀 ，婚姻自由 、男女平等開始形 成新的社會風氣 ， 民主和睦的新家庭大量涌現 。 占全國人口半數的廣大婦女參加各 種生產和社會活動的積極性高漲 ，政治地位有了很大提高。
改革封建婚姻制度 ，是中國共產黨推進民主改革和社會改造的一個重要方面。 這次改革從根本上動搖了封建婚姻制度和舊有家庭關系的根基 ，也從根本上觸動了 舊的傳統思想觀念和倫理道德 ，在全社會逐步建立起新型婚姻家庭關系 ，并且促進 社會風氣發生了很大改變 。同時 ，這場婚姻制度改革的進程也表明 ， 中國封建社會 沿襲兩千多年 ，封建婚姻習俗對整個社會的影響根深蒂固 ，特別是在廣大農村和偏 遠落后地區 ，婚姻家庭方面的許多封建觀念和不良習俗不是一時能夠改變的 。中國 人民要徹底清除舊婚姻制度在人們頭腦中殘留的封建思想影響 ，建立合乎新時代道 德標準的新型婚姻關系 ，特別是使廣大婦女真正獲得解放和提高社會地位 ，最終取 決于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社會的發展。
與此同時 ，毛澤東非常重視維護婦女的各種權益 ，讓她們參加到公共事業和國 家管理中去 。人民政府相繼頒布了一系列法律 、法規 ， 明文保障婦女在政治 、經 濟 、文化教育 、社會及家庭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一切權利 ，婦女成了國家主 人 。除了 《婚姻法》 之外 ，一九五三年二月 《選舉法》 規定 ：“婦女有與男子同等 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一九五四年頒布實施的新中國第一部 《憲法》 又進一步規
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在政治的 、經濟的 、文化的 、社會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 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 。婚姻 、家庭 、母親和兒童受國家的保護 ”，同時還明確 規定 ，在生產勞動中“必須實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則 ”。這些從根本上解除了歧視 婦女和買賣婚姻等封建傳統給婦女造成的苦難 ，改變了中國婦女的社會地位。
在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 ， 隨著婦女參與社會生活的范圍日益擴 大 ，毛澤東提出要努力提高婦女素質 ，認為“沒有掃除文盲 ，沒有進小學 、中學、 大學 ，婦女還不可能徹底解放。”在毛澤東這一思想鼓舞下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我 國婦女曾出現了脫盲熱 ，婦女識字班 、夜校直到夜大學比比皆是 ，層出不窮 。為鼓 勵婦女提高社會參與層次 ，毛澤東還鼓勵婦女 ：“時代不同了 ，男女都一樣 ，男同 志能辦到的事 ，女同志也能辦得到。”一九五六年十月 ，毛澤東在同南斯拉夫婦女 代表團談話時曾指出 ：“在中國 ，參加政府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工作的婦女畢竟是 少數……我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 ，女同志占百分之十七 。在北京 、上海 、天津三 個中央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中女同志占百分之二十 ”，“將來女同志的比例至少要 和男同志一樣 ， 各占百分之五十 。如果女同志的比例超過了男同志 ， 也沒有壞 處。”（《毛澤東年譜》第 3卷 10頁）在那個時期 ， 中國曾經實現了“縣縣都有女縣 長 ，鄉鄉都有女鄉長 ”的發展目標 ，形成了五十年代婦女參與政治的高潮。
三、禁絕鴉片煙毒
新中國建立之初 ，還面對著歷史上遺留的鴉片煙毒等社會禍患 。 自近代西方列 強以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大門之后 ，鴉片對中國的毒害不斷蔓延 。清朝雖有林則徐厲 行禁煙 ，但清政府腐敗不堪 ，致使煙毒在中國土地上泛濫肆虐 ，戕害人民生命 ，耗 損民族精神 。國民黨統治初期 ，蔣介石曾推行過所謂“新生活運動 ”，但并無查禁 煙毒的切實措施 ，各地煙毒禍患依舊泛濫 。至解放之初 ，全國以制販毒品為業的有 數十萬人 ，吸食鴉片煙毒者達千萬之眾 。在煙毒危害最嚴重的云南省 ，種煙面積占 全省耕地總面積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煙民在全省總人口中占很大比例 。在甘肅、 陜西等地許多農村 ，甚至有整村的人包括婦女兒童都染上了吸毒惡習 。許多地區因 煙多糧少 ，人民生計困難 ， 時常發生饑荒 。眾多的煙民不事生產 ，終日吞云吐霧， 以至于傾家蕩產 、賣兒鬻女 ，淪為盜匪 、娼妓 ，危害社會安定 。鑒于煙毒蔓延在政 治上 、經濟上都造成極為嚴重的后果 ，新中國成立之后 ， 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
決心徹底根除煙患。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四日 ，政務院發布嚴禁鴉片煙毒的通令 ，宣布從通令頒布 之日起 ，全國各地不許再有制造 、販運及銷售煙土毒品之情事 ，犯者不論何人 ，除 沒收其煙土毒品外 ，須從嚴治罪 。對于散存在民間之煙土毒品 ， 限期交出 ，如逾期 不交者 ，除查出沒收外 ，并按其情節輕重分別治罪 。對吸食煙毒的人 ， 限期向有關 部門登記 ，并定期戒除 ，如隱不登記 ，或逾期而猶未戒除者 ，則予以處罰 。各級衛 生機關 ，應配制戒毒藥 ，宣傳推廣有效的戒毒藥方 ，對貧苦癮民得免費或減價醫 治 。煙毒較盛的城市 ，得設戒煙所 。在戰爭已完全結束地區 ，從一九五〇年春起應 禁絕種煙 ；在軍事尚未完全結束地區 ，軍事一經結束 ，立即禁絕種煙 。在某些少數 民族地區如有種煙者 ，應斟酌當地實際情況 ，采取慎重措施 ，有步驟地進行禁種。
在政務院禁毒通令的指導下 ，全國禁毒運動逐步展開。到一九五一年三月 ，西南 多數地區的煙田被基本鏟除。據東北、華北、華東、西北四區不完全統計 ，共收繳毒 品折合鴉片二千四百四十七萬兩 ，不少參與販毒者和煙民開始改業和戒除。一九五二 年初 ，各地在“三反五反”運動中破獲了一批與走私販毒相關的大案、要案 ，暴露出 鐵路、航運、郵政、公安、司法、稅務等部門 ，有不少內部人員勾結奸商、毒販販運 毒品 ，給國家和人民造成極大損失。四月十五日 ， 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肅清毒品流行 的指示》，要求“在全國范圍內有重點地大張旗鼓地發動一次群眾性的運動，來一次集 中的徹底的掃除”，集中解決制毒販毒問題。根據中央指示，各地經充分準備、周密計 劃 ，在全國一千二百余個禁毒重點地區發動群眾 ，集中破案 ，共查出制造、販賣、運 送毒品的毒犯三十六點九萬余人 ，逮捕八點二萬余人 ，其中判刑、勞改、管制的五點 一萬余人 ，處決罪大惡極的毒犯八百八十人 ，共收繳毒品折合鴉片近四百萬兩 ，制毒 機器二百三十五部 ，販賣、運送、藏匿毒品的工具二十六萬件 ，并繳獲大量用于走私 毒品的槍炮武器和發報機 ，給猖獗的制毒販毒活動以摧毀性打擊 ，充分顯示了依靠群 眾開展禁毒運動的威力。在基本斷絕毒品來源的條件下 ，各地由公安、民政、衛生三 部門配合，設立戒煙所 ，配制戒毒藥 ，并嚴防隱蔽形式的煙毒代用品 ，全力進行戒毒 工作。對舊社會過來的吸毒者 ，一般認為是“受害者”，由其本人具結自行戒除 ，或采 取“政府管理 ，群眾監督 ，集中或分散進行戒除” 的辦法 ，對年老體弱者采取暫緩的 方針 。各地召開群眾會 、吸毒者學習會及其家屬座談會等 ，廣泛動員 ，發動群眾幫
助 ，號召“煙民自戒為之”。經過各級政府、廣大群眾細致深入的工作 ，過去分布在全 國各地數以千萬計的吸毒者 ，陸續戒除了毒癮。從人民政府嚴禁鴉片煙毒到發動大規 模群眾運動進行禁毒 ，大體經歷了三年時間 ，到一九五二年底 ，在舊中國肆虐的種 植、制造、販賣、吸食煙毒活動被基本禁絕。
在嚴禁毒品的同時 ，黨和政府還動員人民群眾開展了嚴禁賭博活動的斗爭 。各 地在廣大城鄉張貼布告 ， 明令禁止賭博 ，堅決取締各種賭博場所 ，封閉賭場 ，沒收 賭資 、賭具 ，嚴懲聚賭牟利的賭頭 、窩主及累教不改的賭徒 。對一般參與賭博的人 施行教育和勸導 ，幫助他們自覺戒賭 。經過社會動員和各界群眾的積極配合 ，在舊 社會十分盛行的賭博陋習基本被掃除。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 ，經過全國人民三年的努力 ， 曾在舊中國屢禁不絕 、被 視為不治之癥的娼 、毒 、賭等社會痼疾就被基本禁絕了 ，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社會各界包括許多國際人士為之驚嘆和贊許 。掃除舊社會痼疾的民主改革運動 ， 明 顯改善了社會風氣 ，凈化了社會環境 ，鞏固了人民政權 ，振奮了民族精神 ，取得了 舉世矚目的成績 。廣大人民群眾和社會各界人士正是從這一系列民主改革給中國的 社會面貌 、社會風尚和社會生活帶來的巨大變化中 ，切身感受到黨和人民政府蕩滌 舊社會各種污泥濁水的決心 、膽識和魄力 ，更加努力地投入建設新國家 、新社會、 新生活的偉大斗爭中。
第五節 把握主要矛盾與推進社會發展
毛澤東一九五二年六月在統戰部一個文件上的批語指出 ：“在打倒地主階級和 官僚資產階級以后 ， 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 ，故 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毛澤東年譜》 第 1卷 560 頁） 這一重要 批語表明毛澤東作出判斷 ，認為此時我國社會主要階級矛盾已經發生變化 ，應該及 時在黨內指明這一點。
早在一九四八年九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 ，毛澤東 、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 就對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后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 ，作了前瞻性的趨勢分析。 劉少奇在《論新民主主義的經濟與合作社》 一文中指出 ，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從小
生產中大量產生的資本主義成分 ，“即使在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下 ，也必然要與國 家經濟及合作社經濟發生競爭 。這種競爭 ，愈到后來就愈加激烈 ，并將繼續很長時 間 。這就是在推翻帝國主義 、封建主義及官僚資本主義統治以后 ，逐漸發展起來的 新社會中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矛盾 ，雖然它在舊社會中早就存在 。這就是新民主主義 與舊民主主義或舊資本主義的矛盾 ，就是資產階級和富農與無產階級及其他勞動人 民的矛盾 ”。九月八日 ，毛澤東在會上的報告中說 ，現在點明一句話 ，資產階級革 命完成之后 ， 內部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 ，外部就是與帝 國主義的矛盾 。九月十三日 ，劉少奇在會上的發言中也說 ，只要全國政權到手 ， 民 主革命階段已經結束 ， 同帝國主義 、封建主義的矛盾已不存在 ，則主要矛盾就會是 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 。九月十五日 ，張聞天起草的東北局關于東北經濟構成 及東北經濟建設基本方針的提綱草案中也提出 ：“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國家 所經營的這種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 ， 和私人資本主義的經濟是處于對立地位的 ”。 “這種矛盾 ， 即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 ，是在徹底消滅帝國主義 、封建主義與 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以后 ，新民主主義社會中的基本矛盾 。在這個矛盾上的斗爭， 特別是在這個矛盾上的長期的經濟競爭 ，將要決定新民主主義社會將來的發展前 途 ，到底是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 ，抑或過渡到普通資本主義社會 ”。九月中央政治 局會議上關于革命勝利后國內主要矛盾變化趨勢的分析 ，為翌年（一九四九年） 三 月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所確認 ，并寫進全會的決議之中。
但是 ，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最初兩三年內 ， 國內的主要階級矛盾還沒有立 即轉變 。正如毛澤東一九五〇年四月在一個批語中所說 ：“今天的斗爭對象主要是 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殘余 ，而不是民族資產階級。”（《毛澤東 年譜》 第 1卷 115 頁） 基于這個分析 ，他在當年六月召開的七屆三中全會上 ，提出 了“不要四面出擊 ” 的戰略策略方針 。到了一九五二年 ， 由于經過三年左右的努 力 ，沒收了官僚資本歸人民的國家所有 ，肅清了帝國主義的在華勢力 ，在大陸上比 較徹底地鎮壓了反革命分子 ，在三億多人口的新解放區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 ， 國 內的階級關系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 。正是這時 ，毛澤東才明確地指出工人階級和資 產階級的矛盾已經成為國內主要的階級矛盾 。指出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已經 成為我國社會主要的階級矛盾 ，并不是說要立即消滅資產階級 ，這是兩件不同的事
情 。即便在“三反 ”高潮中 ，毛澤東一方面提出要打退資產階級的猖狂進攻 ，一方 面又在一月二十一日批轉了薄一波關于中央一級機關三反運動情況和今后意見的報 告 。這個報告強調，《共同綱領》 規定的民族資產階級所應有的政治和經濟地位， 仍然沒有改變 。在對資產階級的斗爭中 ，應集中打擊少數大的不法工商業家 ，對于 罪惡不大的工商業家 ，應爭取他們自動坦白 、悔過自新 ，爭取他們擁護政府的政 策 ，至少使他們保持中立態度 。對于作正當經營的工商業家 ，必須予以保護 。毛澤 東在三月二十七日對統戰部關于各民主黨派三反運動結束時幾項問題的處理意見的 指示稿所作的重要修改中再次指出 ：“新民主主義時期 ， 即允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 階級存在的時期 ”，在這個時期內 ，“不允許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有自己的立場和 思想 ，這種想法是脫離馬克思主義的 ，是一種幼稚可笑的思想 。在三反和五反中， 我黨已有些黨員產生了這種錯誤思想 ，應予糾正。”（《毛澤東年譜》 第 1 卷 526 頁）這里說的錯誤思想在《學習》 雜志一九五二年第一 、二 、三期刊載的一些文章 中曾經反映出來 ，毛澤東注意到這些問題 ，提出了嚴肅的批評 。中央宣傳部就《學 習》 雜志的錯誤向中央寫了檢討報告 ，指出寫這些文章的同志沒有分清以下兩件 事 ：一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體系去教育改造學校的師生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 （不包括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 清除他們的資產階級思想 ；一是用共同綱領去改造 資產階級的五毒思想 ，要他們在工人階級領導下合法地經營業務 。四月四日毛澤東 批轉了中宣部的這個報告 ，并作了一些修改 ，批評了有的文章中的一種錯誤思想傾 向 ， 即要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來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系 ，不允許資產階 級有自己的任何思想 。九月五日 ，他在給黃炎培的信中 ，談到上半年《學習》 雜志 上有些寫文章的同志曾提出這樣的意見 ，再次指出 ：“要求資產階級接受工人階級 的基本思想 ，例如消滅剝削 ， 消滅階級 ， 消滅個人主義 ，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宇宙 觀 ”，“這就是要求資產階級接受社會主義 。這些對于少數進步分子說來是可能的， 當做一個階級 ，則不宜這樣要求 ，至少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不宜如此宣傳 ”。“當 做一個階級 ，在現階段 ，我們只應當責成他們接受工人階級的領導 ，亦即接受共同 綱領 ，而不宜過此限度 ”。“超過這個限度 ，而要求資產階級接受工人階級的思想； 或者說 ，不許資產階級想剝削賺錢的事情 ，只許他們和工人一樣想‘沒有勞動就沒 有生活 ’的事情 ， 只想社會主義 ， 不想資本主義 ，那是不可能的 ， 也是不應該
的。”（《毛澤東年譜》第 1卷 593頁）
在這里 ，特別值得提到的是 ：毛澤東對于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改革 ，也采取了 與漢民族聚居地區的不同斗爭方式與政策策略 。 由于我國一些少數民族地區長期生 活在農奴制下 ，遭受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 ，加之地處邊疆 ，交通閉塞 ，所以政治、 經濟 、文化都比較落后 。根本改變這些地區貧困落后的面貌 ，就必須有步驟地進行 各項社會改革 。但是 ，這些地區的社會歷史條件與漢民族聚居地區有很大不同 ，社 會改革必須采取符合本民族特點的一套政策和辦法 。在毛澤東一九五二年為指導西 藏和新疆少數民族地區社會改革而寫的電文中 ，他反復強調進行社會改革要從這些 民族地區的實際情況出發 ，反對不顧民族地區的特殊性而急于改革的想法和做法。 四月 ，他在有關西藏問題的三份電報中指出 ，在西藏 ，“我們在政治上必須采取極 端謹慎的態度 ，穩步前進 ， 以待公路修通 、生產自給 ，并對藏民物質利益有所改善 之后 ，方能談得上某些較大的改革 ”。他分析了西藏和新疆不同的情況 ，提出“西 藏至少在兩三年內不能實行減租 ，不能實行土改 ”。“ 目前不要改編藏軍 ，也不要在 形式上成立軍分區 ，也不要成立軍政委員會 。暫時一切仍舊 ，拖下去 ， 以待一年或 兩年后我軍確能生產自給并獲得群眾擁護的時候 ，再談這些問題。” 目前則依靠精 打細算 ，生產自給和打通貿易關系 ，平衡出入口 ，使藏民生活有所改善這兩條基本 政策 ，爭取群眾 ，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 。十月八日 ，他在接見西藏致敬團代表時， 重申黨對宗教采取保護政策 ，進一步闡述了黨對這些民族地區社會改革的政策 。他 說 ：“少數民族地區分不分土地 ， 由少數民族自己決定 。西藏地區 ，現在談不上分 地 ，將來分不分 ， 由你們自己決定 ，并且由你們自己去分 ，我們不代你們分。”他 還說 ：“成立軍政委員會和改編藏軍是協議上規定了的 ， 因為你們害怕 ，我通知在 西藏工作的同志 ，要他們慢點執行 。協議是要執行的 ，但你們害怕 ，就慢點執行， 今年害怕 ，就待明年執行 ，如果明年還害怕 ，就等后年執行。”（《毛澤東年譜》第 1卷 539 頁） 老人家還明確表示一定要幫助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經濟和文化 。毛澤東 的這些意見 ，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對少數民族意愿的充分尊重和 對這些地區社會改革所采取的實事求是的態度。
相關文章
- 劉飚|《毛澤東時代研究》第四冊 結束語
- 劉飚|《毛澤東時代研究》第四冊第十三章 習近平新時代賡續紅色血脈
- 劉飚|《毛澤東時代研究》第四冊第十二章 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的政治遺產
- 劉飚|《毛澤東時代研究》第四冊第十一章 黨的十大與批林批孔運動
- 劉飚|《毛澤東時代研究》第四冊第十章 國際大戰略與三個世界理論
- 劉飚|《毛澤東時代研究》第四冊 第九章 引領第三世界與反對美蘇霸權
- 劉飚|《毛澤東時代研究》第四冊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中的經濟社會發展
- 劉飚|《毛澤東時代研究》第四冊 第七章 以思想領域革命帶動各項斗批改
- 劉飚|《毛澤東時代研究》第四冊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中的林彪事件
- 劉飚|《毛澤東時代研究》第四冊 第五章 推進上層建筑領域改革
- 劉飚|《毛澤東時代研究》第四冊 第四章 黨的九大與整黨建黨
- 劉飚|《毛澤東時代研究》第四冊第三章 奪權斗爭推動繼續革命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