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飚|《毛澤東時代研究》第二冊第二章 持續推進民主革命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人以武裝奪取政權為主要目標的軍  事大革命的基本結束 。但蔣介石還有上百萬軍隊在華南 、西南和沿海島嶼負隅頑  抗 。在新解放地區 ， 國民黨潰逃時遺留下大批殘余力量 ，他們同當地封建惡霸勢力  相互勾結 ， 以土匪游擊戰爭方式同人民政權作斗爭 ，妄圖東山再起 ，卷土重來 。特  別是作為民主革命主要任務之一的“土地改革 ”在全國大部分地區都尚未開始 ， 以  帝國主義 、封建主義 、官僚資本主義為革命主要對象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只取得了初  步勝利 ，革命任務還遠遠沒有完成 。正如毛澤東所說 ，萬里長征才走完了第一步， 革命以后的路更長 ，任務更艱巨 。為此 ，毛澤東在黨內指示中強調“解放全國 ，是  為至要 ”。朱德總司令發布《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命令》， 命令人民解放軍全體指戰  員迅速肅清國民黨反動軍隊的殘余 ，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國土 ， 同時肅清土匪和其  他一切反革命匪徒 ，鎮壓他們的一切反抗和搗亂行為。

　　第一節  向全國勝利進軍

　　新中國成立的時候 ，人民解放戰爭后期作戰還在繼續 。 國民黨尚有以白崇禧、 胡宗南兩股武裝力量為主的一百多萬軍隊 ，分別占據著以廣州為中心的華南地區和  以重慶為中心的西南地區及一些沿海島嶼 ，負隅頑抗 ，妄圖卷土重來 。黨和人民政  府面臨的一項緊迫任務 ，就是迅速肅清國民黨反動軍隊的殘余 ，解放一切尚未解放  的國土 ，在全國建立起自上而下統一的人民政府 ，肅清土匪和一切反革命武裝 ，鞏  固新生的人民政權。

　　一、解放除西藏以外的大陸和部分沿海島嶼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日 ，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在北京舉行第一次 會議 ，討論了人民解放軍向待解放地區進軍和今后的建軍等問題 。為了迅速徹底地

　　殲滅國民黨殘余軍隊 ，不給敵人喘息和逃跑的機會 ，毛澤東明確提出人民解放軍在 消滅殘敵的作戰中 ，必須實行大迂回 、大穿插 、大包圍的作戰方針 ， 即完全不理會 敵人的防線而遠遠超過它 ，迂回并占領它的后方 ，迫使其不得不與解放軍作戰 ，并 一舉殲滅它 。這樣的打法 ，可避免將敵驅向不利于行軍作戰的云貴高原 、個別海島 或逃往境外 。按照《共同綱領》 規定的“將人民解放戰爭進行到底 ，解放中國全部 領土 ，完成統一中國的事業 ”的任務 ，遵照中央軍委的統一部署 ，人民解放軍以磅 礴的氣勢 ， 向國民黨在大陸的殘余軍事力量展開最后的圍殲。

　　在華中 、華南戰場 ，第四野戰軍（轄第二野戰軍第四兵團） 分東 、 中 、西三 路挺進廣東 、湖南 ， 于九月十三日發起衡（陽） 寶（慶） 戰役 ， 消滅白崇禧集團 近四個師的精銳部隊 ， 迫使其由湘西退入廣西 ， 不得援粵 。 隨即進行的廣東戰 役 ，一舉殲滅余漢謀集團大部 。殘存在廣州的所謂國民政府匆忙遷往重慶 。十月 十四日 ，華南最大的城市廣州解放 。十一月六日 ，第四野戰軍發起廣西戰役 ， 以 大迂回大穿插的果敢動作 ，截斷敵人西逃南撤之路 ，殲滅國民黨軍基干部隊白崇禧 集團 ，解放了廣西全境。

　　在華東戰場 ，第三野戰軍于九月十九日發起漳廈戰役 ，經激烈戰斗 ，全面突破 敵軍防線 ，解放了廈門全島及鼓浪嶼 ，漳州 、泉州等閩南地區隨之全部解放 。十月 二十四日 ，三野第十兵團以部分兵力乘木船渡海進攻金門島 。 由于對敵情 、海情缺 乏周密調查研究 ，船只準備不足 ，先頭部隊三個團渡海登島后 ， 因船只全部擱淺并 被敵軍炸毀而陷于孤立無援境地 。登島部隊與大量增援的敵軍頑強作戰 ，終致失 敗 。金門島戰斗失利 ，為人民解放軍如何充分作好必要準備進行解放海南島等渡海 戰役提供了重要鑒戒。

　　在西北戰場 ，解放陜 、甘 、寧 、青的戰役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已告結束 ，新疆宣 布和平解放 。為接管新疆防務和改編起義部隊 ，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在西北各族人 民和蘇聯方面的支援下 ， 以空運 、車運和徒步行軍三種方式 ，穿越戈壁沙漠 ，行程 一千多公里 ，于十月二十日進駐新疆首府迪化（今烏魯木齊）， 完成了挺進西北邊 陲的艱巨任務。

　　在西南戰場 ，第二野戰軍于十一月一日起進軍大西南 。在第四野戰軍和第一野 戰軍各一部的南北協同下 ，二野部隊先從湘西進占貴州 ，旋即直入川南 ，截斷川敵

　　逃往康 、滇的退路 ； 同時進擊川東 ， 向重慶合圍 。二十九日晚 ，親臨重慶督戰的蔣  介石偕其軍政要員狼狽登上飛機逃往成都。三十日 ，人民解放軍渡過嘉陵江 ，解放  了西南最大的中心城市重慶 。在人民解放軍的軍事打擊和政治瓦解工作的推動下， 十二月九日 ， 國民黨云南省政府主席盧漢 ，西康省（一九五五年撤銷省建制）政府  主席劉文輝 ，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鄧錫侯 、潘文華分別在昆明 、雅安等地起  義 。蔣介石見大勢已去 ，于十二月十日逃往臺灣 。二野部隊和進入川北的一野部隊  從四面八方向成都合圍 ，殲滅了國民黨軍在大陸的最后一支基干部隊胡宗南集團。 至此 ，西南地區除西藏以外全部解放 。進軍大西南的勝利 ，標志著國民黨反動集團  在大陸統治的終結。

　　隨著解放全國大陸的戰斗基本結束 ， 中央軍委部署了解放海南島和東南沿海 諸島嶼的戰役 。第四野戰軍組織渡海作戰兵團共十余萬人集結雷州半島 ，在搜集 船只 、培訓水手 、海上作戰訓練 、海情與敵情調查及組織偷渡等方面做了充分準 備之后 ， 于一九五〇年四月十六日晚發起大規模渡海戰役 ，千帆競發強渡瓊州海 峽 ， 同國民黨海軍在海上展開激戰 。在長期堅持海南島武裝斗爭的中共領導的瓊 崖縱隊的接應下 ，渡海部隊順利登陸 ，迅速突破敵軍防線 。五月一日 ，海南全島 解放 。海南島戰役結束后 ， 國民黨急令浙江沿海舟山群島的守軍撤往臺灣 ，人民 解放軍遂于五月十六日在舟山本島登陸并解放周圍諸島 ，打破了臺灣國民黨軍隊 對長江口的封鎖 。從五月下旬到八月初 ，人民解放軍以兩個多月的作戰 ，全部解放 了位于廣東珠江口外香港 、澳門之間的萬山群島 ，拔除了國民黨軍隊在華南沿海的 最后立足點。

　　截至一九五〇年十月 ， 中國人民解放軍經過一年的緊張艱苦作戰 ，共殲滅大陸 和海島上殘存的國民黨正規軍一百二十八萬余人 ，收編改造了一百七十余萬起義投 誠的國民黨軍官兵 。從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五〇年六月 ，人民解放軍殲滅國民黨 軍隊的總數達到八百零七萬人 ，解放了除西藏 、臺灣和少數幾個海島以外的全部中 國領土 。香港和澳門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 ， 因屬殖民主義侵略中國而造成的歷史遺 留問題 ，情況很復雜 ，需要采取另外的方式解決 。 中共中央確定了“暫時維持現 狀 ”和“長期打算 ，充分利用 ”的政策 ，其基本點在于利用兩地尤其是香港原有的 地位 ，發展海外關系和對外貿易 ， 以利于新中國的經濟恢復與工業化建設。

　　二、建立地方各級人民政權

　　新中國成立的時候 ， 在約占全國面積三分之一的老解放區已建立了人民政  權 。隨著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 ，新解放區的地方各級人民政權也逐步建立起來。 由于當時尚不具備召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人民政府的條件 ，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的  產生采取了逐步過渡的辦法 ：第一步 ，在新解放地區一律實行軍事管制 ， 由上級  人民政府或軍事管制委員會從上至下委任人員組成軍事管制委員會和地方人民政  府 ，接管原國民黨政府的一切公共機關 、產業和物資 ，鎮壓反革命活動 ，建立和  維護社會秩序 ，組織恢復生產 ；第二步 ，軍管會或地方人民政府在條件許可時， 組織召集地方各界人民代表會議 ，作為人民參政議政的初期形式及地方人民代表  大會的過渡形式 ；第三步 ， 由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逐步代行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 用民主選舉的方式產生地方人民政府 。這種逐步過渡的民主建政方式 ，既適應了  當時特定環境的需要 ，又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妥善解決了建立人民政府所需遵行  的民主程序問題。

　　新中國成立初期 ，為保證中央政令的統一和有力貫徹執行 ，在國家行政層次上 實行大行政區制度 ， 即在中央與省之間設立東北 、華東 、中南 、西南 、西北五個大 行政區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 ， 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 ，任命負責人員組成 大區行政機構 ， 即東北人民政府委員會 ，華東 、中南 、西南 、西北四個軍政委員 會 。毛澤東在會上就大行政區的設立作了說明 ，指出 ：“中國是一個大國 ，必須設 立這樣一級的有力量的地方機構 ，才能把事情辦好 。應該統一的 ，必須統一 ，決不 許可各自為政 ；但是統一和因地制宜必須互相結合 。在人民的政權下 ，產生像過去 那樣的封建割據的歷史條件已經消滅了 ， 中央和地方的適當的分工將有利而無 害。”（《毛澤東年譜》第 1卷 54頁）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 ，原華北人民政府在中央 人民政府成立后即結束工作 ，所轄五省二市歸中央直屬 ，另在政務院下設中央人民 政府華北事務部。

　　按照政務院通過的 《大行政區人民政府委員會組織通則》， 凡軍事行動已經結  束 ，土地改革已經徹底實現 ，各界人民已有充分組織的大行政區 ， 即應實行普選， 召開大行政區的人民代表大會 ，正式選舉大行政區的人民政府委員會作為所轄省  （市） 高一級的地方政權機關 ， 同時又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領導地方政府工作的

　　代表機關 。大行政區行政機構的設置 ，與政務院所屬工作部門相對應 ，對下領導所 屬各省（市）縣地方人民政府的工作 。在對上級的工作關系上 ，凡屬于其主管范圍 內的重要工作 ，可自行處理后再報告政務院 ；凡有全國性影響的工作 ，應事先向政 務院請示 ，事后報告。

　　新中國成立初期 ， 對舊中國的行政區劃進行了調整 。 除增設大行政區外 ， 在一些政治 、歷史情況比較特殊的地區 ， 采取了中央直轄或自治的方式 。一九  五〇年一月 ， 政務院發布省 、市 、縣人民政府組織通則 ，對各級地方政權的隸  屬關系 、組成 、職權 、機構等作了明確規定 ，使地方各級政權的建立有了初步  的法規依據 。到一九五一年 ， 全國共建立二十九個省 、一個自治區 、八個省級  行署 、十三個直轄市人民政府 ， 一百四十個市人民政府及二千二百八十三個縣  級（包括縣 、旗 、宗 、 自治區等） 人民政府 ，形成從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政權  機構 。地方各級行政機關有效地運轉起來 ，使新中國成立初期紛繁復雜的政府  工作迅速打開局面。

　　新中國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機構 ，是在全新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政府的 工作人員大都來自人民解放軍和老解放區有相當經驗的干部和新參加革命的知識分 子 。在領導層 ， 以共產黨員為主體 ，包括相當數量的各方面愛國民主人士 。黨十分 重視各級政府領導人員中民主人士所占比例的問題 。在地方人民政府的組成上 ，毛 澤東強調“共產黨要永遠與非黨人士合作 ”，“政府的名單中 ，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 還是一半一半好 ，要搞五湖四海。”根據中央的精神 ， 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在各大 行政區都任命了愛國民主人士為軍政委員會副主席 ，有的民主人士還被任命為省人 民政府主席。

　　新解放區在經過軍事管制建立必要的社會秩序之后 ，開始對城鄉基層政權進  行系統的改造 。這是鏟除國民黨反動統治根基的一項重要工作 。在國民黨統治時  期 ，南京政府依封建舊制在城鄉基層重建和強化 “具結聯保連坐 ” 的保甲制度， 對人民的行為言論實行嚴密控制和監視 ，經濟上征收田糧賦稅 、攤派勞役 、征募  壯丁 ， 以維護自己的統治 。深受欺壓盤剝之害的勞動人民對這種反動的基層行政  制度深惡痛絕 。為此 ，各地一經解放 ，黨和人民政府即明令宣布在廣大城鄉廢除  保甲制度。

　　在城市 ，在群眾已被充分組織與動員起來 ，并有了大批與群眾聯系密切的干部  后 ，各地市政府普遍召開群眾大會 ，揭露保甲制度的反動性 ，控訴保甲長的橫征暴  斂 ，逐步廢除保甲組織 。對于舊保甲人員 ，根據各人具體情況分別處理 ：對少數罪  大惡極 、人人痛恨的保甲長 ，依法懲處 ；一般的保甲人員通過審查后可以留用， 責令他們檢舉散兵潰匪 ， 收集散落的武器 ，看管公共房屋等 ，教育他們走自新之  路 。在此基礎上 ，各城市在區人民政府下初步建立起街閭兩級基層組織 ， 即將原  來的保改為街 ，設正副街長 ； 甲改為閭 ，設正副閭長 。一九五〇年 ，一些城市成  立了各種居民組織取代閭組織 ，其名稱有所不同 ，如天津為居民小組 ，上海為冬  防隊 ，武漢為治安保衛委員會 ，等等 。這些居民組織的主要負責人 ， 由街道派出  所指定專職干部擔任 ，其他成員則在當地居民中聘任 。其主要任務是 ：傳達政府  的方針 、政策和法規 ， 開展與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各項活動 ， 如防空 、防  特 、防火 、防盜 ，并兼辦諸如改造游民 、娼妓 ，貧民救濟 ，衛生防疫 ，清查戶口  等大量社會工作。

　　一九五二年開始 ，各地城市普遍開展了民主建政運動 ，就是召開人民代表會議  代行人民代表大會職權 ， 民主選舉市人民政府 。其中一項重要內容是廣泛發動群  眾 ，肅清反動政權的影響 ，在提高廣大居民政治覺悟的基礎上 ，試點建立具有自治  性質的基層居民組織 。在民主建政運動中 ，一些城市實行“街派合并 ”，以街道辦  事處作為市轄區及不設區的市政府的派出機關 ，其管轄范圍與公安派出所一般相  同 ，并在其下建立群眾自治性組織——居民委員會 ，居民委員會成員均從居民中產  生 。隨后 ，居民委員會內又逐步建立起治安保衛 、人民調解等專職委員會 。在民主  建政之初創建的這些居民組織 ， 當時帶有半政權性質 。這對于徹底摧毀保甲制度， 完成新舊政權的更迭 ，恢復工商業 ，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 ，協助政府做好城市的管  理與建設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在新解放區農村 ，各地主要結合清匪反霸 、減租減息等斗爭 ，有步驟地進行對 舊政權的改造 。首先在發動群眾比較充分 、群眾覺悟初步提高的地方 ，普遍建立有 廣大農民群眾參加的 、帶有半政權性質的農民協會組織 ， 同時建立民兵 、 自衛隊組 織 ，協助人民政府進行防土匪 、防特務的治安工作等 。這些農民自己的武裝成為鞏 固鄉村人民政權的重要力量 。在農民的政治優勢已經確立的基礎上 ，各地陸續廢除

　　舊保甲制度 ，并同時進行劃鄉和建立基層政權的工作 。各地農民在鄉農民協會會員 大會或農民代表會議上 ， 民主選舉鄉人民政府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 ，政務院頒布 《鄉（行政村）人民政府組織通則》， 鄉被確定為我國最基層的政權 。農村基層政權 的組織形式和工作制度逐漸趨于規范。

　　經過地方各級人民政權的建立和對全國城鄉舊的基層政權進行徹底改造 ，人民  政府的組織系統從中央 、大行政區 、省 、縣（市）、 區 、鄉一直延伸到社會的最基  層 ，初步形成上下貫通 、集中高效 、便于發揮高度組織動員能力的國家行政體系。 國家政權組織有效地深入到城鄉基層社會 ，是新中國政權建設的一個特點 。這不僅  為黨在全國執政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與組織基礎 ，也是中國社會政治結構的一次  重大變革。

　　三、推進大規模剿匪斗爭

　　剿滅殘匪土匪 ， 自古有之 。古代稱之為響馬 ，綠林強盜 ；近代叫胡子 、馬賊、 棒子手 。中國有最早記錄的土匪出現在西漢末年 ，西漢以后的各個朝代均出現過土  匪 ，這些土匪打家劫舍 、綁票勒索 、肆意妄為 ，給當時的社會和人民生活帶來了極  大的危害 ，成為毒瘤大患 。尤其在社會動蕩年代 ，土匪造成的破壞更大 ， 民眾對他  們深惡痛絕 。當時的封建王朝雖然采取了各種措施治理土匪 ，但收效甚微 。到了近  代北洋政府時期 ，軍閥混戰 ，各派軍閥依靠收編土匪來擴充實力 ，結果導致兵匪一  家 、官匪一家 、警匪一家 ，土匪反而越剿越多 ，匪患越來越嚴重 。民國時期 ，土匪  活動更甚 ，幾乎可以說沒有一年土匪偃旗息鼓 ，沒有一片區域沒有土匪 。當時的國  民黨政府雖然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來治理匪患 ，但是由于其濃重的反共色彩 ，對土  匪主要以安撫收編為主 ， 因此 ，也不能從根本上治理匪禍 。新中國成立后 ，殘存在  大陸的國民黨特務 、地主 、惡霸 、反動黨團骨干等不甘心失敗 ，積極組建各種反革  命組織 ，進行“大逮捕 、大破壞 、大屠殺 ”，他們殺害群眾和干部 ，散布謠言 ，策  動起義部隊叛變 ，制造反革命事件 ，進行瘋狂的破壞活動 ，形成了囂張一時的反革  命勢力 ，這些反革命勢力統稱為土匪 。在這樣的形勢下 ，消滅國民黨的陰謀 ，清剿  土匪 ，維護社會安定和人民群眾安全 ，保衛新生的人民共和國的重任就落在了中國  共產黨的身上。

　　據不完全統計 ，到一九四九年底 ，湖南 、廣東 、廣西這些解放稍晚的地區有各

　　式土匪二十萬余人 ， 主要活動在湘西 、珠江三角洲 、北江 、西江和瑤山 、十萬大  山 、六萬大山地區 。西南地區剛解放時的匪情也非常嚴重 ，共有一千余股 ，六十五  萬余人 ，其中四川有三百余股 、貴州有五百四十一股 、云南有一百四十八股 。西北  地區有較大的股匪四百七十余股 ，二十二萬余人 ，其中陜西一百六十股 、甘肅一百  四十股 、青海一百零五股 、寧夏賀蘭山有二十四股 、新疆五十股 。上述土匪特務在  新中國的土地上進行瘋狂的破壞活動 。他們殘殺人民群眾和地方干部 ，破壞交通， 搶劫公路運輸車輛和江船 ，放火投毒 ，給生產恢復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造成極大的  危害。

　　一九五〇年一月 ， 國民黨特務在四川 、西康地區組織大規模武裝暴亂 ，西南地 區地方干部 、征糧人員和部隊小分隊就損失三千余人 。三月前后 ，廣西發生土匪襲 擊基層政權達二百八十余次 ，有六十八個鄉 、五個區 、三個縣的政權被攻占 。湖 南 、廣西 、廣東三省 ，發生土匪襲擊解放軍小分隊事件八十六起 ，被殺害達八百余 人 ，被抓走一千余人 。土匪橫行 、惡霸猖獗嚴重地破壞了社會秩序 ，人民群眾的安 全也無法得到保障。

　　為了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 ，必須果斷采取措施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一日 ， 中央  軍委負責起草了一份有關全國各地剿匪作戰的初步意見和一份面向全黨 、全軍 、全  國人民關于堅決剿滅和鎮壓這場匪患的號召書 ，經過毛澤東和中央批準后正式通  過 ，并迅速在人民解放軍所屬各部隊 、各地人民武裝部隊中傳達 。三月十六日 ， 中  共中央 、中央軍委向全黨 、全軍發出關于剿滅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 ，指出： “不剿滅土匪 ，各地人民革命政權就無法建立 ，土改無法完成 ，廣大的貧苦農民就  不能真正翻身 ，各地的救災和其他一切工作也都將根本無法進行。”為此 ，人民解  放軍分別在華東 、中南 、西南和西北的各省結合部 、偏僻山區及沿海島嶼等土匪活  動區域 ，展開大規模的剿匪斗爭 。人民解放軍先后抽調三十九個軍一百四十多個  師 ，一百五十余萬人的兵力 ，迅速展開了大規模的剿匪斗爭 。各剿匪部隊 ，在當地  黨組織統一領導和民兵及廣大人民群眾協助下 ，貫徹軍事打擊 、政治爭取 、發動群  眾三者緊密結合的方針 。整個過程 ，大體分為三個階段 。即 ：重點進剿 、分區駐  剿 、結合農村土地改革徹底清剿 。同時 ，參加剿匪的部隊還協助地方黨政機關進行  了宣傳群眾 、組織群眾 、建立民主政權 、恢復發展生產以及土地改革等工作 。經過

　　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三年的剿匪斗爭 ，人民解放軍取得了殲滅匪特武裝二百六十余 萬人 ，繳獲各種火炮二千一百門、槍支一百三十一萬余支的勝利。

　　第二節  和平解放西藏

　　西藏地方自古就是中國版圖的組成部分 ，是全國大陸最后一個待解放的地區。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 ，英帝國主義勢力由印度等地侵入西藏 ，在一八八八年 、一 九〇四年發動兩次武裝入侵的同時 ，又在西藏培植親英分裂勢力 ，處心積慮地破壞 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之間的關系 ，挑唆藏傳佛教格魯派兩大活佛達賴喇嘛與班禪額 爾德尼失和 。到新中國成立前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因年少尚未親政 ，西藏地方政府 的權力 ，掌握在親英分裂勢力手里。

　　一、中共中央關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決策

　　一九四九年七月 ，西藏地方政府上層少數分裂主義分子在帝國主義勢力的挑 唆 、策動下 ，制造了“驅漢事件 ”，企圖乘國民黨政權覆亡之機將西藏地方從中國 分離出去 ，并公開打出所謂“西藏獨立 ”的旗號 。九月二日 ，新華社發表社論嚴正 指出 ：西藏是中國的領土 ，絕不容許任何外國侵略 ；西藏人民是中國人民的一個不 可分離的組成部分 ，絕不容許任何外國分割 。這是中國人民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 民解放軍的堅定不移的方針。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當天 ， 留居青海的第十世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致  電毛澤東主席 、朱德總司令 ，表示擁護中央人民政府 ，希望早日解放西藏 。可是， 西藏地方政府上層少數分裂主義分子卻策劃派遣四個所謂“親善使團 ”去英 、美、 印度 、尼泊爾等國 ，尋求對其“獨立 ”的支持和援助 。中央人民政府嚴正譴責這種  分裂祖國的背叛行為 。一九五〇年一月 ， 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發言人發表談話指  出 ：西藏地方當局派出外交使團是非法的 ，任何接待這種非法“使團 ”的國家 ，將  被認為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懷抱敵意 。班禪堪布會議廳致電毛澤東主席 、朱德總司  令 ，表示反對西藏地方當局所謂“獨立 ” 的舉動 ，請求中央“速發義師 ，解放西  藏 ”。康藏甘孜（今屬四川）、芒康地區的藏族上層愛國人士和藏族人民等各界 ，紛  紛要求解放西藏 。懾于中國政府的嚴正警告和中國人民特別是藏族各界的堅決反

　　對 ，英 、美等國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慮 ，均表示不接納西藏“使團 ”，這就使西藏 赴英、美、尼泊爾的“使團 ”未能成行 ，只有赴印的“使團 ”秘密前往新德里。

　　為粉碎帝國主義制造“西藏獨立 ”的陰謀 ，完成對全國大陸的解放 ，一九五〇 年一月初 ， 中共中央作出進軍西藏的決策 ，確定由西南局和西南軍區擔負進軍及經 營西藏的主要任務 ， 由西北局和西北軍區予以支援和配合 。隨后 ， 中央批準成立 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 ，統一籌劃進軍和經營西藏的工作 。西南局 、西南軍區以第 二野戰軍第十八軍迅速組建進藏部隊 ，并在部隊中進行解放西藏 、建設邊疆 、鞏 固國防的教育和民族政策教育 ，開展學習藏語和西藏政治 、經濟 、兵要地志的活 動 ； 同時 ，進行在高寒地區行軍作戰的訓練 ，修筑公路 ，籌措搶運軍需物資等進藏 準備工作。

　　在積極準備進軍西藏的同時 ，為避免傷害藏民族感情 ，更有利于民族團結 ，黨 中央根據西藏的歷史和現實情況 ，并分析國內外的有利形勢 ，確定了爭取和平解放 西藏的方針 。為了慎重地對待進入西藏所涉及的政治 、宗教 、民族等復雜問題 ，一 九五〇年五月十七日 ， 中央在給西南局并西北局的指示中指出 ：“在解放西藏的既 定方針和軍事進攻的同時 ，利用一切可能以加強政治爭取工作 ，是完全必要的 。這 里基本的問題 ，是西藏方面必須驅逐英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 ，協助人民解放軍進 入西藏 。我們方面 ，則可承認西藏的政治制度 、宗教制度，（實行“一國兩制 ”的 肇始）連同達賴的地位在內 ， 以及現有的武裝力量 ，風俗習慣 ，概不變更 ，并一律 加以保護 ”。五月二十九日 ， 中央批準由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起草的關于與西藏 地方政府談判的十項條件。（《毛澤東年譜》第 1卷 148頁）在爭取和平解放西藏的 既定方針下 ， 中央一面命令人民解放軍積極做好進藏準備 ，一面多次催促西藏地方 政府派代表到北京談判 ， 以便訂立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 。但是 ，西藏地方 當局一再拖延 ，令其代表長時間滯留印度 ， 同時加緊向入藏的咽喉要道昌都地區增 派藏軍 ，企圖以武力阻撓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

　　為了打擊西藏上層集團中的分裂勢力 ，促使談判早日進行 ，爭取西藏和平解 放 ， 中央軍委部署進藏部隊發起了昌都戰役 。十月六日 ，進藏部隊分南北兩線渡過 金沙江 ，正面攻擊昌都 ，側翼切斷藏軍西撤南逃的退路 。在人民解放軍的強大攻勢 下 ，西藏地方政府噶倫 、昌都總管阿沛·阿旺晉美毅然命令所部放下武器 ， 向解放

　　軍投誠 。作為藏東政治 、經濟中心的昌都的解放 ，給西藏上層反動分裂勢力以沉重 打擊 ，并打開了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的門戶 ，為和平解決西藏問題鋪平了道路。

　　二、和平解放西藏協議的簽訂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七日藏歷新年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在拉薩提前親 政 ，主張分裂的攝政達扎失勢 。經中央人民政府的再三敦促和西藏上層愛國力量的 推動 ，西藏地方政府終于同意派出以阿沛·阿旺晉美為全權首席代表的代表團赴北 京進行和平談判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二十六日 ，分別由昌都和亞東出發的 阿沛·阿旺晉美首席全權代表及代表團其他成員先后抵達北京 ，受到周恩來和中央 有關部委負責人的熱烈歡迎。

　　為了合理地解決西藏問題 ， 中央還邀請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偕班禪堪布會  議廳官員從青海出發 ，于四月二十七日到達北京 。朱德 、周恩來等領導人前往車站  迎接 。四月二十九日 ， 以李維漢為首席全權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團同西藏地方  政府代表團開始舉行會談 。經過反復談判和協商 ，于五月二十三日在北京正式簽署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協議》 共十七  條 ，主要內容是 ：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 ，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  國大家庭中來 ；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 ，鞏固國防 ；在中央人  民政府統一領導之下 ，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 ；對于西藏的現行政治  制度 ， 中央不予變更 ；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 ， 中央亦不予變更 ；班禪額爾德  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 ，應予維持 ；實行 《共同綱領》 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 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 ，保護喇嘛寺廟 ；西藏軍隊逐步改編為人民解  放軍 ，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武裝的一部分 ；依據西藏的實際情況 ，逐步發展西  藏民族的語言 、文字 、學校教育 ，逐步發展西藏的農牧工商業 ，改善人民生活 ；有  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 ， 中央不加強迫 ；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 ，人民提出  改革要求時 ，得采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 ； 中央人民政府統一處理西  藏地區的一切涉外事宜 ； 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設立軍政委員會和軍區司令部等。

　　同年十月二十四日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致電毛澤東主席 ，表示擁護《關于和平 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 并在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 ，積極協助進藏部隊 ，鞏固國 防 ，驅逐帝國主義在西藏的勢力 ，保衛祖國領土主權的統一。《關于和平解放西藏

　　辦法的協議》， 維護了祖國的統一 ，促進了各民族的團結和西藏內部的團結 ，完全  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和要求 ，也完全符合全國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協議》 簽訂  后 ，各進藏部隊遵照中央軍委的命令 ，于八九月間分路向西藏首府拉薩等地進軍。 進藏部隊沿途宣傳黨的民族政策 ，尊重藏族人民的風俗習慣 ，一路翻越終年積雪的  大山 ，跨越湍急的河流 ，戰勝高寒缺氧等重重困難 ，十月二十六日 ，勝利地進駐拉  薩 。隨后 ，進藏部隊抵達日喀則、江孜等國防重鎮。

　　西藏的和平解放 ，粉碎了帝國主義及西藏上層少數分裂主義分子策劃“西藏獨 立 ”的迷夢 ，使西藏擺脫了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羈絆 ，結束了西藏長期以來有邊無 防的歷史 ，捍衛了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為逐步廢除西藏封建農奴制度 、實現藏 民族的新生奠定了基礎 。西藏的和平解放 ，是西藏從黑暗走向光明 ，從分離走向團 結 ，從落后走向進步的重要轉折點 ，西藏從此進入嶄新的歷史發展時期 。這是中國 共產黨民族政策的一個重大勝利。

　　第三節  沒收官僚資本與建立國營經濟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四日 ，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并就土地改革和  財經工作發表講話 。他明確指出 ，土地改革是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繼軍事斗爭以后的  第二場決戰 。同時強調 ，財政經濟工作已成為中央和中央局的主要議程 ，應該認真  研究財政經濟問題 ，并進行適時的宣傳 ，使人們了解情況和政策 。在城鄉關系中， 從有城市的時候起 ，城市就是中心 。在工商關系中應當工業是中心 ， 因為工業是生  產價值的 。在公私關系中 ，應當公營經濟是中心 ， 因為公營經濟雖然在某些地方數  量較少 ，卻是集中的和處于領導地位的 。在勞資關系中 ，應當依靠工人階級 ，而不  是依靠資產階級。

　　一、沒收官僚資本 ，創建國營經濟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 ，沒收官僚資本 ，建立國營經濟 ，是徹底摧毀半殖 民地半封建制度 ，建立新民主主義制度 ，迅速恢復國民經濟和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 重要條件和根本保證 。國民黨蔣介石在統治中國的二十多年間 ，憑借國家政權 ，用 超經濟手段 ，通過賣國內戰 、發行公債 、苛捐雜稅 、專賣壟斷 、商業投機 、通貨膨

　　脹 ， 以及其他巧取豪奪的手段 ，積累了大量財富 ，壟斷了中國經濟 。官僚資本 ，是  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產物 ，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最腐朽最反動的生產關系之一。 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前 ，官僚資本擁有全國工礦和交通運輸業固定資產的百分  之八十 ，壟斷了鋼產量的百分之九十 ， 電力的百分之六十七 ，煤炭的百分之三十  三 ，有色金屬和石油的百分之百 ，水泥的百分之四十五 ，硫酸的百分之八十 ，織布  機的百分之六十 ，紗錠的百分之三十八 ，糖的百分之九十 ，還控制了全國的金融機  構和鐵路、公路、郵電、航空運輸、對外貿易 ， 以及文化事業。

　　在解放戰爭時期 ， 中國共產黨根據官僚資本在蔣介石當權二十二年中的急劇發 展 ，把沒收官僚資本歸新民主主義國家所有 ，與沒收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 有 ，保護民族工商業列為新民主主義的三大經濟綱領 ，把無產階級領導的 、人民大 眾的 、反對帝國主義 、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規定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 線 。一九四七年十月發布的 《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 明確地鄭重地向全國人民提 出“沒收官僚資本 ” 的口號 。一九四九年四月發布的 《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 宣 布 ：“凡屬國民黨反動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經營的工廠 、商店 、銀行 、倉庫 、船 舶 、碼頭 、鐵路 、郵政 、電報 、電燈 、電話 、 自來水和農場牧場等 ，均由人民政府 接管。”根據上述規定 ，人民解放軍所到之處 ，立即將官僚資本收歸人民所有。

　　沒收官僚資本的進程是和人民解放軍的軍事推進同步進行的 。解放戰爭初期， 首先在吉林 、遼寧 、 內蒙古的解放軍占領區沒收官僚資本和敵偽財產 ，接著在華  北 、華中早解放的城市中進行 。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初 ，三大戰役勝利后 ，人  民解放軍基本上接管了長江以北的官僚資本企業 。隨著全國解放的來臨 ， 中共中央  于一九四九年上半年先后發出 《關于接收官僚資本企業的指示》《關于接收江南城  市給華東局的指示》《關于接收平津企業經驗介紹》 等 ，詳盡規定了接收官僚資本  企業的方針和政策 。人民解放軍所到之處 ，立即接收國民政府的國家企業 ，沒收官  僚資本歸人民所有 。至一九四九年底 ，沒收官僚壟斷企業兩千八百五十八個 ，擁有  職工一百二十九萬人 ，其中包括控制全國資源和重工業生產的“ 國民政府資源委員  會 ”，壟斷全國紡織業的“ 中國紡織建設公司 ”，兵工系統和軍事后勤系統所辦企  業 ， 陳立夫 、陳果夫“ CC ”系統的黨營企業 ， 以及各省市地方官僚系統的企業  等 。接收了國民黨政府的經濟核心“ 四行二局一庫 ”（即中央銀行 、中國銀行 、交

　　通銀行 、中國農民銀行 、中央信托局 、郵政匯業局 、合作金庫） 系統 ， 國民黨統治 區的省市地方銀行系統二千四百多家 。接收了國民黨政府交通部 、招商局所屬全部 運輸企業 ，計有鐵路二點一八萬公里 ，機車四千多臺 ，客車約四千輛 ，貨車四點六 萬輛 ，鐵路車輛和船舶修造廠約三十個 。還沒收了復興 、富華 、中國茶葉 、中國石 油 、中國鹽業 、中國植物油 、孚中 、中國進出口 、金山貿易 、利泰 、揚子建業 、長 江中美實業等十多家壟斷性的貿易公司。

　　為了保證對官僚資本的順利接收 ，避免可能發生的破壞 ，人民政府在認真總結 經驗的基礎上 ，制定了一系列有關接收官僚資本的方針和政策：

　　首先 ，規定了明確的政策界限 ，把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政治機構和它所擁有的企 業的管理機構 、生產機構加以嚴格的區分 。中共中央規定 ，只有查明確實是國民黨 各級政府經營的企業即完全官辦的 ， 以及宋子文 、孔祥熙等大官僚直接興辦的企業 才沒收 ；保護民族工商業和私營工商業 ；在官僚資本企業中 ，如果有民族資本家的 股份 ，承認其所有權 ，不得沒收 ；對一般國民黨人經營的企業也不作為官僚資本沒 收 ；小官僚和地主經營的工商業也不在沒收之列。

　　其次 ，采取適當的接管方式 ，使物資財產順利回到人民手中 。沒收官僚資本 是在解放戰爭尚未完全結束的情況下進行的 。不僅要恢復生產 ，而且要嚴防敵人 破壞 。 中國共產黨發動廣大工人開展護廠 、護礦 、護路 、護航的斗爭 ，反對國民 黨潰敗時拆遷 、疏散 、破壞工廠 ，使設備 、技術資料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 。采取 “ 原封不動 ” 的接管方式 ，暫時不打破企業原來的結構 ，不破壞生產秩序 。 由軍 管會統一領導 ，“各按系統 ， 自下而上 ，原封不動 ，先接后分 ”。只開除原企業中 少數反革命分子 、劣跡昭著者和與生產無關的寄生官僚 ，其余人員一律留用 ；不 忙亂地改訂原工資制度 ，實行“保持原職 、原薪 、原制度 ” 的“ 三原 ”政策 。不 打亂企業組織的原來機構 。對接收過來的工廠 、礦山 、鐵路 、郵電及銀行等 ，如 果原來的廠長 、礦長 、局長及工程師和其他職員沒有跑 ，并愿意繼續服務者 ， 只 要不是破壞分子 ，仍令其擔負原來的職務 ，繼續工作 ，軍管會只派代表去監督其 工作 ，而不應派人去替他們當廠長 、局長 、監工等 。如果某個企業的主要負責人 逃跑 ，則經工人選出代表 ， 由人民政府委任經理廠長 ， 和工人一起管理企業 。對 企業中的各種組織及制度 ，也照舊保持 ，不任意改革及宣布廢除 。企業中舊的實

　　際工資標準和等級以及實行多年的獎勵制度 ，勞動保險制度等 ，也應照顧 ，不得 任意改訂或取消 。沒收官僚資本中所采取的 “ 原封不動 ”，只是在接管初期采取 的一種過渡辦法 。從根本上說 ，官僚資本企業 、敵偽企業一經接收 ，就轉化為人 民國家的財產 ，企業性質已發生了變化 。在外部形式上原封不動 ， 旨在把企業完 整地接管過來 ，不打亂企業管理秩序 ， 以利迅速恢復生產 ；對舊有人員實行“原 職 、原薪 ”，表明人民政府給舊企業的人員以生活出路 ， 以避免社會秩序的混 亂 ；不改變 “ 原制度 ”，是指不改變那些維持生產秩序的制度 。實質上是把反動 政權同生產經營管理制度嚴格地區分開來 ，對于國民黨統治的政治機構 ，如國民 黨的軍隊 、警察 、法庭 、監獄及各級政府機構 ，必須徹底加以破壞 ，而不能加以 利用 。必須建立新的政治機構來進行統治 ，在舊的政治機關服務的人員應經過改 造后分別地加以任用 。但是對于舊的統治階級所組織的企業機構 ，生產機構 ，則 不應加以破壞 ， 而應在打倒舊主人 ，換成新主人之后 ， 加以保持 ， 然后依據需 要 ，科學地逐步地加以改組。

　　再次 ，在接收官僚資本企業過程中 ，人民政府緊密依靠企業中的工人群眾 ，貫 徹自上而下按系統接收和自下而上工人職員的審查與檢舉相結合的方法 。人民政府 一面責成原有企業負責人辦理移交清點手續 ，一面廣泛發動工人群眾予以配合 。在 接收工作開始時 ，接收小組一般都召開企業職工大會和各種形式的職工座談會 ，或 深入工人各家各戶宣傳政策 ，發動工人協助并支持人民政府對該企業的接收 。接收 清點委員會都吸收一定數量的工人代表參加 ， 由他們和接管人員共同審查和清點企 業財物 ，檢舉揭發隱瞞和破壞行為 。人民政府對工人的依靠和信任 ，極大地激發了 工人當家做主的積極性 ，上海工人提出“ 自己當家 ，參加清點 ；人人有權 ，提供意 見 ；樣樣要查 ，件件要點 ；認真負責 ，追根究底 ；就事論事 ，不講情面 ；找出缺 點 ，力求改進。” 由最了解企業的工人群眾參加沒收官僚資本 ，保證了沒收工作順 利進行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針對某些私營企業中還隱藏著一些官僚資本股產的情 況 ，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五日發布了 《企業中公股公產清理辦法》， 二月四日又發布 了關于沒收私營企業中戰犯 、漢奸 、官僚資本及反革命分子股份及財產的指示 。將 原國民政府及其國家經濟機關 、金融機關 、前敵國政府及其僑民在企業中的股份及 財產和依法沒收歸公的戰犯 、漢奸 、官僚資本家等在企業中股份及財產 ，均收歸人

　　民政府所有 ，徹底清查處理隱藏在民族資本企業中的官僚資本 。至此 ，沒收官僚資 本的任務基本完成。

　　二、廢除外國在華特權 ，處理外資在華企業

　　維護國家主權與民族尊嚴是毛澤東堅定不移的立場和為之奮斗終生的目標 ，老  人家為收復我國國家主權做出了歷史性貢獻 。早在一九三六年七月 ，毛澤東與斯諾  談話時便指出： 中國必須通過解放戰爭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 ，沒收日本帝國主義的  一切財產 ，取消日本在我國的一切特權 、租界和政治勢力——包括像何梅協定 、上  海停戰協定 、塘沽協定 、各種反共公約等等為全中國人民所反對的“條約 ”。（參見  《毛澤東年譜》 上卷 558 頁） 盧溝橋事變后 ，毛澤東在闡述抗日的外交政策時 ，再  次重申了上述觀點 。他提出 ：“對日絕交 ，驅逐日本官吏 ，逮捕日本偵探 ，沒收日  本在華財產 ，否認對日債務 ，廢除與日本簽訂的條約 ，收回一切日本租界。”（參見  《毛澤東全集》 第 10卷 407 頁） 抗日戰爭時期 ，毛澤東之所以呼吁國共兩黨停止內  戰 ，一致抗日 ，其主要動因就是為了維護國家主權 ，爭取民族獨立 。抗日戰爭的勝  利 ，對于國家主權的維護與民族獨立的實現 ，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抗日戰爭時  期 ， 由于蘇 、美 、英支持并援助中國抗戰 ，毛澤東暫時沒有明確提出從這些國家手  中收復主權的主張 。解放戰爭時期 ，毛澤東則明確提出了否認一切賣國外交 、收復  國家主權的思想 。他在一九四七年十月起草的 《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 中便指出： “否認蔣介石獨裁政府的一切賣國外交 ，廢除一切賣國條約 ，否認內戰期間蔣介石  所借的一切外債。”（參見《毛澤東年譜》 下卷 240頁）

　　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 ，毛澤東進一步強調 ：應當有步 驟地徹底摧毀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控制權 。老人家說： 由于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者有 著深刻的憤怒 ， 由于整個帝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大大地削弱了 ， 同時由于 以蘇聯為首的世界反帝國主義陣線的力量空前地增長了 ，“所有這些情形 ，使得我 們可以采取和應當采取有步驟地徹底地摧毀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控制權的方針 。帝國 主義者的這種控制權 ，表現在政治 、經濟和文化等方面。”（參見《毛澤東年譜》 下 卷 465 頁） 他還指出 ：“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任何外國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的合法 地位 ，不承認國民黨時代的一切賣國條約的繼續存在 ，取消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開 辦的宣傳機關 ，立即統制對外貿易 ，改革海關制度 ，這些都是我們進入大城市的時

　　候所必須首先采取的步驟 ”。（《毛澤東選集》第 4卷 1434頁）

　　這些 “ 步驟 ”，都是收復國家主權的關鍵步驟 ，也是實現民族獨立的必要條 件 。在解除帝國主義國家對華控制權尤其是經濟控制權的同時 ，根據不同情況 ，妥 善處理外國在華的外資企業等 ，這也是加強國營經濟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 。建國前 夕 ，為了徹底收復國家主權 ，毛澤東先后提出了“另起爐灶 ”“打掃干凈屋子再請 客 ”和“一邊倒 ”等三個重大的外交方針政策 。同時 ，老人家提出 ，首先是廢除一 切不平等條約 。基于對國家主權喪失的深切憂患 ，收復一切喪失的國家主權是毛澤 東堅定不移的立場和奮斗目標 。其次是在廢除西方列強強加給我國的不平等條約基 礎上 ，堅決地在政治 、經濟 、文化諸領域 ，全面肅清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和勢力 ，洗 刷中華民族百年來所蒙受的恥辱。

　　就以清理外國人在華擁有的企業和房地產為例 ：到新中國成立前夕 ，外國人在  華的企業有一千多家 ，擁有一十二萬余職工 ，其中包括重工業 、輕工業 、城市公用  事業 、房地產業等 。這些產業大部分屬于英美資本 。毛澤東提出 ，在全國勝利后， 對帝國主義的在華經濟事業等 ，應分先后緩急 ，給予正當解決 。新中國成立后 ， 中  國政府提出“按照國籍 、系統 、行業等各種不同的具體情況 ，進行個別處理和區別  對待 ”的方針 ，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了處理 。對于一般資本主義國家在華企業的處  理 ，包括一部分帝國主義國家的企業 ， 只要它們遵守中國的法令 ，不危害國計民  生 ， 中國政府允許其繼續經營 。 由于當時中國政府提出了適當的方針 ，不久許多外  資企業主提出將其資產出售給中國或者宣告倒閉 、 自行清理 、歇業或轉讓 。截至一  九五二年底 ， 中國政府已對百分之八十的帶掠奪性的外資企業清理完畢 ，外資企業  已由建國前的一千一百九十二家減至五百六十三家 ，所屬職工由一十二點八萬人減  至兩萬人 ，資產由十二點一億美元減至四點五億美元 。到一九五三年 ， 中國政府通  過軍管 、征用 、征購 、租用 、代管 、征收 、轉讓等不同方式 ，基本上將帝國主義在  華企處理完畢 。在此期間 ， 中國政府還處理了外國人擁有的房地產 。一九五〇年十  二月三日 ， 中國政務院制定了關于外人教會和外人在華房地產的處理原則 。中國不  承認外國人在中國境內有土地所有權 ，不允許他們買賣或繼承土地 。外國政府所占  房屋除英占部分后來處理之外 ，全部予以沒收。

　　我國對在華外國企業的政策經歷了從監督和利用到軍管 、征用 、代管 、轉讓兩

　　個階段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〇年底主要是監督與利用在華外資企業 。一九四九年  三月 ， 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指出 ，在取消帝國主義的政治 、經濟 、文化特權以后， “剩下的帝國主義的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 ，可以讓它們暫時存在 ， 由我們加以監督  和管制 ， 以待我們在全國勝利以后再去解決 。對于普通外僑 ，則保護其合法的利  益 ，不加侵犯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五日，《解放日報》 發表社論指出 ：“人民政  府在政策上對公用事業 ，無論是私營或外商經營 ，只要嚴格遵守政府法令 ，對人民  生活和生產事業作有益的貢獻 ， 自當加以保護。”建國初期 ，人民政府宣布取消帝  國主義在華特權 ，沒收了日 、德 、意等法西斯國家的在華財產 。一般帝國主義 、資  本主義國家在華財產均不予沒收 ，只廢除它們依照不平等條約攫取的特權 。建國初  期 ， 中國政府針對帝國主義的封鎖、禁運 ，對外資企業進行了監督管理。

　　一九五〇年六月 ，朝鮮戰爭爆發 ，美國政府凍結了其管轄區內的中國公私財  產 ，并禁止一切在美國注冊的船只開赴中國港口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針  鋒相對 ，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發布《關于管制美國在華財產凍結美國在華  存款的命令》， 命令指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之美國政府和美國企業的一切財產  應即由當地人民政府加以管制 ，并進行清查 ；立即凍結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所有銀  行的一切美國公私存款 。上海市軍管會接獲政務院命令后 ，十二月三十日開始對上  海市美商上海電力公司 、美商上海電話公司 、友邦銀行 、美國商業銀行 、德士古汽  油公司 、美孚火油公司 、海寧洋行 、海京洋行 、慎昌洋行 、奇異安迪生電器公司、 遠東酒精煉皂廠 、赫克生汽車公司 、美國 *光醫療用器公司 、科發藥房 、沙利文糖  果公司等一百一十五個單位實行軍事管制 。同日 ，華東軍政委員貿易部負責人召集  美國在滬進出口企業八十余個單位代表講話 ，告誡各該單位代表 ：不準破壞和轉移  財產 ，資產 、存款須于三十日內造具清冊呈報 ；并宣告成立了十一個管制專員辦事  處 ，執行各項管制工作 。廣州市成立了人民政府管制及凍結美國財產委員會 ，凍結  了中國銀行 、新華銀行 、上海銀行 、金城銀行等銀行的美國存款 。北京 、天津 、南  京、汕頭等城市 ，也同時管制了美國在當地的財產并凍結了美國的公私存款。

　　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在華企業由于美國對華封鎖禁運 ，大多陷于癱瘓 ，有的自 動轉讓以抵在華債務 ，有的由人民政府作價收購或征用 。期間 ，人民政府收回了海 關的管理權 ，握住了中國國門的鑰匙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結束了帝國主義對中

　　國海關的控制和霸占 ，凡是設有海關的地方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到達之時立即予以 收回 ，隨后 ，按照穩重審慎的方針對舊海關進行了全面徹底的改革 ，把帝國主義把 持的為其侵略政策服務的海關 ，變成為人民服務的 、完全自主的 、有利于新民主主 義國計民生的海關 。全國海關遵循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方針政策 ，進行了一系 列的改革和建設。

　　一九五一年四月七日 ，英國政府劫奪中國在香港的永灝號大型油輪 。鑒于英國  政府追隨美國的反華政策多次制造劫奪中國在海外的油輪 、飛機的事件 ， 中國政府  于四月三十日發布命令 ，征用英國亞細亞火油公司的財產 。上海 、南京 、廣州 、福  州 、汕頭 、漢口 、重慶 、青島等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分別征用英國在當地的亞細亞火  油公司除其辦公處及推銷處以外的全部財產 ，并征購其全部存油 。一九五一年五月  十五日 ， 中共中央發出 《關于處理美國在華財產的指示》， 規定了對美國企業的處  理原則 ；凡有關中國主權和與國計民生關系較大者 ，予以征用 ；關系較小或性質上  未便征用者 ，可予代管 ；政府認為有需要者 ，可予征購 ；對一般企業可加強管制， 促其自行清理結束 。在上述四種方式中 ，應以征用及加強管制為主 。對少數在政治  經濟上無大妨礙的美國企業 ，可以有意識地在上海、天津、廣州保留一些。

　　外國資本主義經濟包括帝國主義在華特權資本和在華一般經濟事業 ，這就要求  中國政府區別對待 ； 同時 ，針對不同國家對新中國的政治經濟態度 ，對它們的在華  資本也要區別對待。《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規定 ：必須取消帝國主義  國家在中國的一切特權 ；有關國家經濟命脈和足以操縱國計民生的事業 ，均應由國  家統一經營 。另外 ，取消帝國主義在華特權資本與新中國同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  關系是不矛盾的 。在取消特權資本的同時 ，我們“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 ”。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晨 ，毛澤東出訪莫斯科時曾就準備對蘇貿易條約等問題  致電中共中央 ：“據稼祥說 ，波蘭 、捷克 、德國都想和我們做生意 。似此 ， 除蘇聯  外又有這三個國家即將發生通商貿易關系 。此外 ，英國 、 日本 、美國 、印度等國或  已有生意或即將做生意 。因此 ，你們在準備對蘇貿易條約時應從統籌全局的觀點出  發 ，蘇聯當然是第一位 ，但同時要準備和波 、捷 、德 、英 、 日 、美等國做生意 ，其  范圍和數量要有一個大概的計算。”（《毛澤東年譜》第 1卷 62頁）一九五三年四月  二十六日 ， 中共中央還專門發出關于糾正“技術一邊倒 ” 口號的指示 ，說 ：技術問

　　題和政治問題不同 ，并沒有階級和陣營的分別 ，技術本身是能夠同樣地為各個階級 和各種制度服務的 。在技術上并不存在不是倒向這邊就一定倒向那邊的問題 。學習 蘇聯的先進科學和技術 ，并不排斥可以吸收資本主義國家中技術上某些好的對我們 有用的東西。

　　三、推動企業民主改革 ，壯大工人階級力量

　　在進行抗美援朝 、土地改革運動的同時 ，黨和人民政府領導的其他各項民主改 革也在全社會范圍深入展開 。從農村到城市 ，從工礦企業到機關學校 ，整個社會面 貌都在發生深刻的變化 。各階層人民在民主改革的基礎上振奮革命精神和生產熱 情 ，為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創造了良好的群眾基礎和社會環境。

　　工礦企業的民主改革 ，是圍繞土地改革進行的一項重要的社會改革 。在半殖民 地半封建的歷史條件下 ， 中國近代工業畸形發展 ，在工礦企業中形成一套由封建把 頭把持生產和管理的腐朽制度 。形形色色的封建把頭專事欺壓工人并對工人實行超 經濟的盤剝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 ，許多封建把頭成為反動黨團 、特務系統 、封建幫 派在工礦企業中的組織者和骨干 。反動政權借以統治工礦企業的這種方式 ，通稱 “封建把頭制度 ”。城市解放后 ， 由于對工礦企業的接管采取了“原封不動 ，一律包 下來 ”的政策 ，不免殘留了企業內部的反動把頭勢力 。在接管之初 ，一些廠礦對民 憤極大的把頭作了處理 ，但在多數廠礦 ，那些過去騎在工人頭上作威作福的把頭依 然未動 。這些人同隱藏在企業內的一部分原國民黨軍政人員 、特務分子以及從農村 逃亡來的地主分子等沆瀣一氣 ， 暗中進行造謠 、挑撥 ，利用封建關系拉攏群眾 ，打 擊積極分子 ，破壞生產等活動 。其中有些人在新中國成立后偽裝進步 ，混入共產黨 或青年團內 ，或把持基層工會組織 ，在廠礦生產和工作中壓制工人的政治熱情和生 產積極性 ，使工人當家做主的地位得不到充分體現。

　　從一九五〇年起 ，各國營廠礦在建立黨 、團 、工會組織的基礎上 ，陸續開始進 行民主改革 ，廢除使工人群眾深惡痛絕的封建把頭制 、侮辱工人的搜身制等 。大規 模鎮壓反革命運動在全國發動起來后 ， 中共中央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發出《關于清 理廠礦交通等企業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這些企業中開展民主改革的指示》， 要求各 地發動和依靠工人群眾 ，有領導 、有計劃 、有步驟地對工廠 、礦山和交通等企業部 門 ，首先對國營工礦交通等企業內的殘余反革命勢力進行系統的清理 ，對國營企業

　　內所遺留的舊制度 ，進行或進一步完成必要的民主改革。

　　工礦企業的情況一般較黨政機關復雜 ，尤其在新解放城市 ，黨的領導力量和群  眾基礎較弱 。針對這個情況 ，各地在黨委的統一領導下 ，從各方面抽調得力干部， 結合企業中原有干部組成專門機構領導民主改革 。首先對企業情況進行系統的調查  研究 ，訓練職工中的積極分子 ， 同時進行深入的思想動員 ，號召工人群眾分清敵  我 ，整頓自己的隊伍 ；要求一切有問題的人 ，老實交代自己的歷史 ， 以減免罪責或  卸掉包袱 。隨后 ，通過放手發動和依靠工人群眾 ，揭露和控訴反革命分子 ，斗爭那  些肆意欺壓盤剝工人的封建把頭和劣跡昭彰的壞分子 ，對應該和必須判罪的反革命  分子依法懲處 。對過去有一般欺壓行為和較輕剝削行為的小把頭 、包工頭等 ，根據  他們過錯大小和有無悔改表現 ，分別進行處理 ，對在企業內留用的 ，不允許其擔任  生產班組長 。工人們反映說 ，通過民主改革 ，“吐了苦水 ，搬掉了頭上的石頭 ，徹  底翻身見了青天 ，身上有使不完的勁。”

　　工礦企業的民主改革不僅在國營企業進行 ，而且在黨的基礎較好 、規模較大的  私營工廠 、礦山及其他企業中陸續展開 。在清理反革命和反動把頭勢力時 ，首先與  資方協商 ，取得同意 ，然后由黨 、團 、工會 、公安部門和資方代表及非黨的職員、 工人共同組成領導機構 ，集中力量清除企業內部隱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殘余勢  力 。對于資方或其親信 ，如果過去曾有嚴重壓迫工人的行為 ，工人甚為不滿者 ，敦  促他們向工人承認錯誤 ， 以求改善關系 ；凡過去沒有嚴重罪行 ，新中國成立后對工  人態度較好者 ，不咎既往 。經過民主改革 ，私營企業中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組織程度  有了很大提高 ，在推動勞資合作 ，共同恢復和發展生產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清理 、清除反革命殘余勢力之后 ， 民主改革的重點轉向加強工人階級內部的 團結 。 由于長期受反動統治的影響 ，工礦企業中存在著一些復雜情況 ，如有的職員 和工人曾加入過反動黨團或會道門 ，少數職員和技術人員有過壓迫工人的行為 ，部 分工人中間還留有舊的行會幫派習氣 、狹隘地域觀念等 。另外 ，工廠的生產 、行政 管理也有一些問題處理得不適當 ，造成工人與工人之間 、職員與工人之間 、干部與 群眾之間的隔閡 。針對這些情況 ，各廠礦普遍在群眾中間進行思想教育 ，通過開展 忠誠老實 、坦白交代問題活動 ，幫助有政治歷史問題的工人 、職員卸掉思想上的包 袱 。對于曾經有過壓迫工人的行為或其他輕微劣跡的技術人員和職員 ，則以團結為

　　主的原則 ，作為工人階級內部的問題來解決 。在民主改革中 ，各廠礦通過召開座談  會 、談心會 ，采取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式 ， 由工人 、職員 、干部自己克服舊思想、 舊作風 ，主動消除以往的對立和隔閡 ，努力搞好團結 。這樣 ，就在工礦企業中逐步  建立起民主的團結協作的新型關系。

　　在民主改革的基礎上 ，各國營廠礦著手以生產為中心對勞動組織進行整頓 ，建  立新的勞動制度和勞動組織 ，把一批在生產上有經驗 、在群眾中有威信的工人和職  員提拔到行政和生產管理崗位上來 ，使企業的各級領導權掌握在工人階級手中 。據  華南 、華北八個產煤礦區的統計 ，在民主改革中 ，二千多個有各種罪惡和劣跡的封  建把頭受到不同情況的處理 ； 同時 ，有一點二萬余名工人被提升為班組長 、井長、 礦長或技術員 。在此基礎上 ，各廠礦普遍建立起廠長領導下的工廠管理委員會 ，并  通過工會委員會 、職工代表會議聯系工人 、職員群眾 、發動和組織職工參加企業管  理 ，逐步建立適合生產需要的民主管理制度。

　　工礦企業的民主改革 ，是把官僚資本企業改變為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企業 ，并 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私營企業改變為新民主主義的私營企業的重要步驟 。經過 民主改革 ，徹底鏟除了企業中殘余的反動勢力 ，廢除了舊的官僚管理機構和各種壓 迫工人的制度 ，并與生產改革相結合進行 ，初步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 ，調動了廣大 工人群眾當家做主 、搞好生產的積極性 。隨著民主改革的進行 ，各地工礦企業普遍 開展愛國主義勞動競賽以及其他各項政治 、經濟 、文化建設工作 ，有力地促進了工 業生產和交通運輸事業的恢復和發展。

　　第四節  廢除封建土地制度

　　土地改革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 ，徹底鏟除封建剝削制度的一場深刻  的社會革命 ，是中國民主革命的一項基本任務 。土地改革以前 ， 中國的土地制度極  不合理 。一般情況是： 占農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 、富農 ， 占有百分之七十到  百分之八十的土地 ， 占農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雇農 、貧農 、中農及其他人民， 總共只占有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的土地 。地主把土地的絕大部分出租給農民  （富農也出租一部分土地）， 收取苛重的地租 ，使農民終年辛勤勞動 ，不得溫飽 。這

　　種情況嚴重地阻礙農業生產的發展 ，妨礙工業化的實現 ，是近代中國窮困落后 、遭  受外來侵略的根源 。只有徹底改革土地制度 ，才能解放生產力 ，使中國走上獨立、 民主、統一、富強的道路。

　　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就提出了徹底的土地革命綱領 ，領導了解放區的土 地改革 。新中國成立前 ， 占全國面積約三分之一的東北 、華北等老解放區已基本完 成土地改革 ，消滅了封建剝削制度 。新中國建立初期 ，為徹底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 的任務 ，并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創造條件 ，在華東 、中南 、西南及西北等新近解 放的地區（即 “新區 ”，所涉農業人口數和土地面積都占全國總數的三分之二以 上。） 繼續開展了土地改革運動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 ， 中共中央發出 《關于清算 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 簡稱 《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亦稱 《五四指示》）， 把 抗日戰爭時期削弱封建的減租減息政策改變為消滅封建實行“耕者有其田 ” 的政 策 ， 因而獲得了廣大農民的擁護 ，他們踴躍參軍參戰 ，支援前線 ，鞏固解放區 ，積 極配合中國人民解放軍粉碎國民黨的軍事進攻。

　　封建土地制度是造成農民貧窮和農業生產落后的總根源 。它既是民主革命遺留  下來的最大任務 ，也是我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社會改革運動 ，毛澤東把土地改革的  完成列為實現建國初期財政經濟狀況根本好轉的三個必要條件之一 。建國后土地改  革所面臨的政治形勢和社會情況 ， 同建國前相比較有了很大的變化 ：人民革命戰爭  在中國大陸基本結束 ， 中央人民政府已經成立 ，某些過去反對人民革命和土地改革  的階級的政治態度一般也有了改變 ， 中國人民的基本任務是在全國范圍內進行經濟  建設 ，恢復和發展社會經濟 。適應這一基本形勢和基本任務 ，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  不但應當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 ，而且在政策方面也應有所調整 。主要的政策調整， 是改變過去征收富農多余的土地財產的政策 ，而實行保護富農自耕和雇人耕種的土  地及其他財產 ，富農出租的小量土地一般也保留不動的政策 。早在一九四九年十一  月 ，毛澤東在一次有華東局 、華中局負責同志參加的政治局會議上 ，就提出要考慮  暫時不動富農的土地財產的問題 。一九五〇年二月 ，毛澤東在蘇聯訪問期間 ， 曾和  斯大林討論這個問題 。二月十七日 ，他和周恩來給劉少奇的電報中 ，轉達了斯大林  關于分配地主土地與分配富農土地分成兩個階段來做 ， 目前不要征收富農土地財產  的建議 。訪蘇歸來后 ，毛澤東三月十二日發電報給鄧子恢并各中央局 、分局負責同

　　志 ，征詢他們對保存富農經濟的意見 。他闡述了這樣做的理由是 ：第一 ，可以更好 地保護中農 ，徹底孤立地主 ， 防止土改中發生過左偏向 ；第二 ，減少土改所引起的 社會震動 ，使黨和政府在政治上更有主動權 ；第三 ，可以穩定民族資產階級 ，進一 步鞏固同他們的統一戰線。（《毛澤東年譜》第 1卷 102頁）此外 ，在階級成分劃分 上 ， 中央還提出將主要因從事其他職業或因缺乏勞動力而出租少量土地的（不超過 當地人均土地數的百分之二百） 劃為小土地出租者 ，進一步縮小了土改中的打擊 面 。經過不同意見充分討論 ，一九五〇年六月黨的七屆三中全會確定了在土地改革 中保存富農經濟的政策 ， 同時確定各省有權根據情況決定是否征收富農出租的小量 土地。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四日 ，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所作的  《關于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 是黨系統地論述土地改革的偉大意義 、根本目的 、歷  史經驗和當前政策的綱領性文件 。在起草過程中 ，毛澤東多次審閱了這個報告稿， 作了重要修改 ，并有信件給劉少奇討論報告中的重要問題 。毛澤東在七屆三中全會  的總結發言 ，還就討論中涉及的關于解放戰爭時期土改中的“左 ”傾錯誤的估計和  產生的原因的爭論 ，發表了自己的意見 ，其主要思想表達在毛澤東修改劉少奇報告  時加寫的一段話中 。六月二十八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  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 將這些政策用法律形式確定下來。

　　為了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 ，實行農民土地所有制 ，一九五〇年  六月三十日 ，毛澤東主席簽署命令 ，正式頒布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 作  為實行土地改革的法律依據 。該法共六章四十條 ，宣布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  地所有制 ，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 ，借以解放農村生產力 ，發展農業生產 ，為新中  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 。對于土地的沒收和征收 、土地的分配 、特殊土地問題的處  理 、土地改革的執行機關和執行方法等 ，都作了明確而具體的規定。《土地改革  法》 的基本精神和一九四七年全國土地會議制定的 《中國土地法大綱》 是一致的， 但也有若干不同之處 。其中最主要的是改變了對半封建富農即舊式富農的政策 ， 由  過去征收富農多余土地財產的政策改變為保存富農經濟的政策 。這種改變是形勢變  化的要求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 ，恢復和發展社會經濟已成為全國人民的基本任  務 ，農民的負擔隨著戰爭的基本結束而大為減輕 ，富農的政治態度也比過去有了改

　　變 ， 因此有必要和可能采取保存富農經濟的政策 。這樣做可以徹底地孤立地主 ，更 好地團結中農 ，穩定民族資產階級 ，并有利于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 ，克服當時面臨 的財政經濟方面的嚴重困難。

　　全國新解放區在充分準備的基礎上 ，從一九五〇年冬季起 ，有領導 、有步驟、 分階段地展開 。土地改革的總路線是依靠貧農 、雇農 ， 團結中農 ， 中立富農 ，有步  驟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 ，發展農業生產 。經過發動群眾 ，劃分階級 ，沒收、 征收和分配土地財產 ，進行復查和動員生產等步驟 。各地政府都派出土改工作隊深  入農村 ，領導土改運動 。大批機關干部 、知識分子（包括大學教授） 和許多民主黨  派成員報名參加土改工作隊 ，投身到這場偉大斗爭中 。各地土改工作隊深入農村訪  貧問苦 ，培養積極分子 ，逐步把群眾發動起來 ，建立以貧雇農為核心的農民協會， 作為土改執行機關 。隨后 ，進行劃分階級 ，開展對地主階級面對面的斗爭 ，揭露他  們的罪惡 ，打垮他們的威風 ，并對其中罪大惡極的分子和破壞土改的分子實行鎮  壓 。在斗爭勝利的基礎上 ， 由農民協會沒收地主的土地和財產 ，分配給無地 、少地  的農民 ，并在分配完成后進行復查 ， 由人民政府頒發土地證 ，整頓與加強政權和民  兵組織 ，引導農民發展生產。

　　土地改革運動，從經濟基礎上徹底摧毀了地主階級 ， 同時也削弱了富農階級。沒 收或征收的土地、財產全部分給了貧雇農和部分下中農 ，使農民所得到的土地占到總 面積的百分之九十五 ，基本上滿足了農民對土地的要求 。又通過土改后期的復查運 動 ，對錯劃成分的中農以及對某些地主照顧過多的偏向作了糾正，從而確立了政策界 線 ，極大地孤立了地主階級 ，爭取和團結了中農。整個土地改革中 ，約七億畝的土地 分給了約三億無地和少地的農民 ，免除了農民高達三千萬噸以上糧食的地租 ，獲得經 濟利益的農民約占農業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到一九五三年春 ，全國除新疆、西 藏等少數民族地區以及臺灣省外 ，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務。這是中國幾千年來土 地制度上一次最重大、最徹底、最大規模的改革 ，千百年來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從此被 徹底被消滅。土地改革真正實現了中國農民數千年來得到土地的奮斗目標 ，使農民真 正從經濟上翻身做了主人，從而最深入、最廣泛地調動了農民群眾的革命和建設的積 極性 ，使農業生產力獲得了極大的解放。土地改革還確立了貧雇農在農村中的優勢地 位 ，鞏固了工農聯盟 ，為引導億萬農民走上集體化道路創造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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