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慮的一代：智能手機如何毀掉童年

　　焦慮的一代：智能手機如何毀掉童年

　　譯者：畢歆悅

　　法意導言

　　當代社會，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狀況令人擔憂，迫切呼吁我們亟須采取行動。社會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在《焦慮的一代：童年的重塑如何導致精神疾病的流行（或譯為童年時代的巨變如何導致精神疾病的流行）》（How the Great Rewiring of Childhood Is Causing an Epidemic of Mental Illness）一書中闡述了同時席卷許多國家的青少年精神疾病流行的事實，并展示了“以游戲為基礎的童年”的衰落和“以手機為基礎的童年”的興起。他解釋了為什么社交媒體對女孩的傷害比男孩更大，以及為什么男孩從現實世界退縮到虛擬世界，給自己、家庭和社會帶來災難性后果。最重要的是，海特發出了明確的行動號召，提出了簡單的四項準則，以應對青少年精神疾病危機。　　

　　亞沙·蒙克（Yascha Mounk）和喬納森·海特討論“以游戲為基礎的童年”的衰落和“以手機為基礎的童年”的興起。

　　喬納森·海特是一位社會心理學家，也是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的托馬斯·庫利道德領導力教授，也是勸導顧問委員會的成員。海特著有《正義之心》（The Righteous Mind）一書，并與格雷格·盧基亞諾夫（Greg Lukianoff）合著了《嬌慣的心靈》（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書。他的新書是《焦慮的一代：童年的重塑如何導致精神疾病的流行（或譯為童年時代的巨變如何導致精神疾病的流行）》（How the Great Rewiring of Childhood Is Causing an Epidemic of Mental Illness）。

　　在本周的對話中，亞沙·蒙克和喬納森·海特討論了青少年，尤其是年輕女孩的精神疾病顯著增加的問題；為什么社交媒體會對兒童的成長產生負面影響；以及我們如何通過培養無手機規范和更多的兒童獨立性來減輕這種傷害。

　　為了清晰起見，我們對文字記錄和談話內容進行了適當壓縮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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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沙·蒙克：很高興您能做客播客，尤其是您剛剛出版了

　　一本名為《焦慮的一代》的重要新書，這本書真正觸及了當今美國、英國和全世界正在發生的許多核心問題。

　　我們為什么要認真對待這一趨勢？我們為什么要認為青少年，尤其是年輕女孩中精神疾病和其他疾病的增加真的有什么不尋常之處？我們為什么要認為這真的是互聯網，尤其是社交媒體的興起造成的呢？現在我問這個問題，是因為幾十年來當然也出現過許多道德恐慌，對嗎？為什么這不是一種道德恐慌，而是一種正在發生的真實趨勢？

　　喬納森·海特：道德恐慌確實正在發生，而且看起來與以

　　往的恐慌類似。你知道，媒體會介入，你會聽到恐慌的故事。但問題是，這種恐慌是否合理？以前的恐慌，比如漫畫書、18 世紀的小說——并沒有明確的數據顯示心理健康問題或自殺率大幅上升。現在有了，我給你描繪一下。

　　X一代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狀況尤其糟糕：在80年代和90年代，X一代的自殺率非常高。讓·特文格（Jean Twenge）首次將這些大型數據集繪制成圖，并顯示在2012年前后，突然出現了“曲棍球棒”，所有數字都開始上升。我們說的是抑郁、焦慮、自殘和自殺率。自殺開始的時間要早幾年，但其他三個時間點都在2012年左右，正負相差一年。讓·特溫格（Jean Twenge）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上發表文章 “智能手機毀了一代人嗎？”很多心理學家因此攻擊她說：“你這是偷梁換柱。這只是另一種道德恐慌，這甚至都不是真的。年輕人很愿意談論這個話題。”“這只是自我報告。”在2017年，這種觀點是非常合理的。這是一場大辯論。到了2018-2019年，我因為與格雷格·盧基亞諾夫（Greg Lukianoff）合作撰寫了《嬌慣的心靈》（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書而進入了這一領域，我們說造成校園瘋狂的原因之一是，2014年涌入了大量學生，也就是Z世代到來的時候，他們更傾向于焦慮，更傾向于看到威脅。書籍、演講者——這些都可能是危險的。2012年還不是這樣，但到了2015年，大量學生涌入，他們變得更加焦慮，我們在全國各地都看到了這種情況，人們也在寫這方面的文章。大學校園里發生的事情讓我開始關注這個問題。

　　于是在2017年到2019年，《嬌慣的心靈》問世了。我和其中一些心理學家進行了辯論。我們可以稱他們為懷疑論者，他們認為什么也沒發生。如果真的發生了什么，那也不是手機造成的。但你會看到這種曲棍球的形狀，線條從2012年開始不斷上升。在2020年和2021年，它們漲得更快一些，因為新冠疫情確實讓情況變得更糟了。但新冠疫情其實只是曇花一現——在此之前，上升趨勢幾乎已經全部到位，而且一直持續到今天。所以，我們面臨著一個心理健康危機。

　　2017 年，人們對此提出質疑，但數字一直在上升，現在沒有人懷疑存在心理健康危機；幾乎所有與焦慮、抑郁和自殘有關的疾病的發病率都上升了 50% 到 200%，這取決于不同的亞人群。我們知道存在心理健康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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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沙·蒙克：你間接提到了一個事實，即懷疑論的論點之

　　一是這可能是自我報告的，對嗎？人們被過度診斷為患有焦慮癥、多動癥或其他病癥，也許是被過度醫療化了。

　　我發現你在書中提供的數據很有說服力，這些數據不僅反映了醫療實踐的改變可能帶來的變化，還反映了客觀指標、自殺率、因自殘而到急診室就診的人數，甚至在新冠疫情之前，女孩和男孩的自殺率就分別上升了 188%和 48%（我們稍后再談男孩和女孩的問題）。

　　讀完這本書后，我完全相信，現在正在發生一場心理健康緊急事件，你不能說這是醫療實踐的改變而對此加以解釋。但為什么要特別將其與社交媒體聯系起來呢？有什么證據表明，這與手機有關，而不是與2008年金融危機、政治兩極分化、對氣候變化的擔憂或人們喜歡作為競爭性解釋的其他任何事情有關呢？

　　喬納森·海特：沒錯。我想這就是所謂的“學究偏見”，

　　無論發生什么，都是因為你在過去10年里關注的理論。這當然會發生。人們有自己喜歡的理論。讓我相信它是真實存在的，而且與手機和社交媒體有關——關鍵是我們發現了在其他英語國家同時發生的事情。這是我的首席研究員扎克·勞施（Zach Rausch）的研究成果。我說：“扎克，我已經從英國得到了很多證據。”我們在《嬌慣的心靈》一書中對此進行了報道。去看看其他國家吧。收集一切證據。畫出所有的圖表，找出證據，這是國際性的嗎？

　　事實證明確實如此。所有五個主要的盎格魯國家都在同一時間以同樣的方式發生著變化。扎克還發現，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也是如此。這真的很有趣，東歐沒有發生它——我說的“它 ”指的是不斷上升的房價。基本上，這似乎發生在新教國家，發生在給孩子們最大自由的國家，我們會再談到這一點。

　　在東歐等宗教信仰日益濃厚的國家，這種情況并沒有發生。在南歐，這種情況有一點發生，但沒有那么多。因此，問題的關鍵在于，一旦你發現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的女孩在2012-2013年左右開始自殘和服藥過量，突然之間，其他的解釋如校園槍擊案和唐納德·特朗普。唯一符合時間的解釋就是校園槍擊案，因為2012年發生了紐敦大屠殺，但這并不能解釋為什么新西蘭的女孩開始因自殘而去醫院檢查。

　　因此，唯一能解釋國際數據的可能是全球金融危機，但這沒有任何意義，因為那是2008 年。而到了2011年，經濟開始好轉，股市上漲，失業率下降。因此，在危機爆發的前三、四年里，沒有任何問題的跡象。危機過去后，一切都變好了，但從那時起，情況越來越糟，持續了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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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沙· 蒙克：令人費解的是，為什么現在十五六歲的人

　　的心理健康會受到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對嗎？

　　喬納森·海特：為什么全球金融危機的余波會對少女造成

　　特別大的沖擊？她們是受沖擊最大的群體。她們的生活發生了改變。她們的自殘率和自殺率上升了100%以上。這說不通啊。全球變暖的恐懼——你可能會說，格麗塔·圖恩伯格確實把它變成了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但那是2017-2018年的事了，所以這也不能說明問題。此外，每一代人都面臨著各種各樣的威脅：我年輕的時候，面對的是核戰爭，是環境威脅。之前已經有一波擔憂了。這種威脅對年輕人有什么影響？這曾經讓他們充滿活力。

　　如果你關注某件事情，并成為一名活動家，你就會有更大的意義感，更強的聯系感。在智能手機時代到來之前，情況一直如此。一旦孩子們開始使用智能手機，突然之間，活動家和政治活動家的參與度就會降低。而他們對生活的意義感卻更少。任何其他解釋都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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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沙·蒙克：你的意思是說，有三種相關性研究是針對引

　　入社交媒體的時機進行的，然后還有更多的實驗性研究。這些研究顯示了什么？

　　喬納森·海特：相關研究非常清楚。讓·特文格和我——

　　就叫我們“敲警鐘的人”吧，因為我們敲響了警鐘。另一方是懷疑論者，他們當然會認為我們是道德危言聳聽者或恐慌論者什么的。但你知道，如果需要敲響警鐘，那就需要敲響警鐘的人。

　　令人驚訝的是，我們實際上都同意這種相關性的大小。他們經常會引用一些數字，表明包括電視在內的所有數字媒體的相關性接近于零。也就是說，孩子花在包括電視在內的所有數字媒體上的時間往往與他們的心理健康無關。但每當你放大女孩與社交媒體的關系時，你總能發現其中的關聯性。我們都認為相關性在 0.15 左右。他們說是 0.1 到0.15，但這是把男孩和女孩混為一談。每當你把女孩區分開來，其相關性總是高于男孩。我們都認為相關系數約為 0.15，這對上過統計課的人來說可能聽起來很小。但在社會科學和公共衛生領域，相關性幾乎從未達到 0.3 或 0.4。這并不意味著它在世界上的影響很小。我們也都同意，重度使用者患抑郁癥的幾率要高出兩到三倍。有哪個父母會讓自己的女兒每天花三個小時去做那些會讓她的抑郁率增加兩倍或三倍的事情呢？這就是相關性研究。當然，相關性并不代表因果關系，這也是十年來人們一直在爭論的問題。

　　但有意思之處便是，每當你深入研究，你總會發現故事變得更加清晰。一些縱向研究以一天為周期。我們看一天，再看第二天，但這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社交媒體會讓人上癮。如果你有一個海洛因成癮者，你說，我們要把你的海洛因拿走一天，讓我們看看你明天的表現——并不好。如果你離開一個月或更長時間，那么你會做得更好。這就是我們的發現。因此在縱向研究中，那些使用一周或更短時間的研究一般不會發現影響。

　　到目前為止，最重要的是實驗研究。這就是我們在社會科學領域所做的工作：如果你想確定因果關系，你就得做實驗，扎克和我在谷歌文檔里收集了大約30到35個實驗結果 ，你會發現絕大多數實驗都能找到顯著的因果效應。你的大腦需要更長的時間來復位，多巴胺神經元需要更長的時間來復位，但那些用了一個月或更長時間的實驗，幾乎總能發現效果。所以我想，我們還能做些什么呢？我們面臨著全球性的心理健康危機，雖然不是所有國家都存在，但很多很多國家都有。

　　桌面上沒有其他理論。只有這個理論能解釋時間的推移，我們有證據的相關性，我們也有相關實驗結果，我還能做什么來說服你們，這就是事實？讓我們問問孩子們，讓我們問問青少年們，“你們覺得是什么？”他們會怎么說？他們會說是校園槍擊還是全球變暖？不，他們會說是手機。你知道，他們可能很喜歡自己的手機，因為他們在一個陷阱里。青少年自己認為是手機把他們搞亂了。這對我來說是最不可思議的事。

　　當你看到 Z世代寫的關于這件事的文章時，他們都在講述同樣的毀滅故事。如果這是一起謀殺案，你有一具尸體，一個拿著槍的人，你有目擊證人，你有彈道測試——在某種程度上，你不得不認為也許是這個人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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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沙·蒙克：但我認為，你在新書中列舉的證據說服了我，

　　很明顯，現在出現了精神健康緊急狀況，而且這很有可能是社交媒體造成的。

　　我想談談你所講述的一些更深層次的故事，這些故事超出了頭條新聞的范疇，但卻存在著與社交媒體有關的危機，即健康的童年是什么樣的，社交媒體又是如何破壞這種健康的童年的。那么，為什么，用一個略微反直覺的方式來提問，比如說，你對數據顯示出兒童比過去更不可能傷害自己感到擔憂？某些形式的冒險行為和其他事情實際上是健康童年的一部分，我們為什么要對此感到擔憂？

　　喬納森·海特：我在寫這本書的第一章時，原本打算把它

　　作為我那本關于民主的大書的第一章，所以我在寫第一章時就想，讓我看看當青少年把他們的社交生活放在社交媒體上時，會發生什么。但這些圖表太令人震驚了，而且一旦明確了這是國際性的，我就不能只展示這些圖表，然后繼續往下寫。

　　這不僅僅是社交媒體的問題。我稱之為“以手機為基礎的童年”，它阻礙了許多發展途徑。童年的目的是讓動物有時間給大腦接線，學習成年后需要的行為。那么，孩子們需要做些什么呢？游戲。所有哺乳動物都會玩耍，而玩耍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剝奪了獼猴、小鼠或任何動物的游戲時間，它們就無法發展適當的社交技能。在接下來的生活中，他們會更加焦慮。他們沒有那么多的探索。所以我們需要游戲，但游戲必須是獨立的，在游戲中，你要做出選擇，你要犯錯，然后你要承擔后果，而在游戲中，后果一般都很輕微。但這就是學習的方式。如此反復循環。

　　而神奇的成分就是刺激感，也就是恐懼。如果你成功了，你會非常興奮。你上躥下跳。我們都記得童年的這些時刻，所以刺激感真的很重要。有一位挪威的游戲研究者，還有波士頓學院的一位偉大的游戲研究者彼得·格雷——兒童需要反復尋求風險和刺激。如果把這些都去掉，你就不會有那么多的成長或難以克服焦慮。因此，孩子們習慣于冒險。當我還是個孩子上小學的時候，我們會做自行車坡道，我們會騎著自行車，試著去體驗一下懸空的感覺，有時候你會摔倒，傷到自己。孩子們為什么要這么做？為什么孩子們會選擇去做那些他們肯定會受傷的事情呢？他們需要這樣做才能成長起來。

　　讓人驚奇的是，到了90年代，尤其是我們變得過度保護，小家庭對每個孩子都投入更多，更關心如何考上大學，更害怕陌生人。因此，童年在智能手機時代到來之前就發生了變化，我們帶走了很多風險，我們不想讓孩子們冒險。你提到的這些發現，我認為是書中最令人驚訝的發現之一 ——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追蹤意外傷害的入院情況，你從梯子上摔下來，你從自行車上摔下來。傳統上，受傷最多的人是十幾歲的男孩。他們的受傷率非常高，然后隨著年齡的增長，受傷率就會下降。過去就是這樣的。

　　但從本世紀初開始，男孩的發病率開始不斷下降，尤其是在2012年左右他們開始使用智能手機之后。男孩們不再因為手臂骨折而去醫院。現在這種情況已經非常罕見了。現在你可能會覺得這很好，但男孩們現在受傷的比例與50歲的男性相同，住院率與50歲的男性相同，住院率甚至低于15年前的少女。因為男孩們不做任何可能受傷的事情。他們放學回家，戴上耳機，和朋友一起玩電子游戲。現在，游戲很有趣，但它缺少了大部分，缺少了游戲的許多積極因素。它缺少了真正的恐懼，真正的刺激。因此，我不認為我們的孩子接觸到了他們需要的風險，從而能夠在余生管理風險。到了大學，他們似乎覺得讀莎士比亞會給自己帶來危險。

　　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我寧愿斷臂的人少一些。但如果減少斷臂的代價是自殺率增加一倍，我認為從幾乎所有有記載的歷史來看，至少從我能看到的數據來看，年輕人被別人殺死的幾率要比被自己殺死的幾率高得多。但從2012年左右開始，自殺率首次超過了謀殺率。因此，孩子們仍然會受傷或被殺，但現在是自殺。我覺得這真的非常非常可悲。所以這是一方面。即使撇開整體的死亡統計數據不談，如果你去問那些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你愿意終生與抑郁癥作斗爭嗎？我想每個人都會選擇斷臂。

　　心理健康對人類幸福、繁榮和生產力造成的損失是驚人的。我們早就知道這一點。那么，焦慮的這一代人會怎樣呢？我們還不知道。但可以推測的是，如果他們的思維更傾向于防御模式而非發現模式，那么他們在20多歲時似乎也會更加焦慮。所以，我并不是說，你知道，它已經被鎖定，你無法改變。但我認為，平均而言，我們會看到這一代人在余生中更加焦慮和抑郁。大多數人都做得很好，但平均數字要比以前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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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沙·蒙克：我想在稍后的談話中再談解決辦法，但這時

　　父母或許能夠自己做出一些過渡的事情，對嗎？他們也許能比其他家長或鄰居更早地委托孩子去辦一件事。他們可以說，嘿，孩子們，去前院玩吧，不用人看管，即使其他家長沒有這么做。

　　如何增強家長的能力？因為可以理解，家長們也會覺得你很有說服力。但他們可能會想：“天吶，如果我的孩子因為我沒有看管好而出了什么事，我可沒法活。如果鄰居報警說我不照看孩子是壞家長怎么辦？”那么，如何才能說服家長，這就是我們面臨的取舍？如何讓家長相信，承擔這些額外的直接身體風險實際上有助于讓他們的孩子變得更有韌性？

　　喬納森·海特：我想對家長們說的是，你們并不孤單。如果你想一個人解決這個問題，你就會遇到集體行動的問題。如果只有你一個人把孩子送出去，你的孩子就沒有人和他一起玩。這也是我與萊諾爾· 斯肯納茲、彼得·格雷和丹尼爾·舒赫曼共同創立“讓孩子成長”這個組織的原因。萊諾爾一直在寫這是一個全國性的危機，孩子們失去了游戲，我們需要相信我們的孩子。我們需要給他們這些經驗。我建議有小學、初中或更小年齡段孩子的家長，請訪問Letgrow.org。我們有各種各樣的想法。

　　首先，我們已經在 7 個州、8 個州修改了法律，規定如果你讓孩子有一定的獨立性，這不能作為忽視的證據。因此，如果你讓你的孩子步行去商店，而一些愛管閑事的鄰居報了警，現在有八個州規定這不是疏忽。我們正在修改法律，并提供一些計劃，包括一些小步驟，來完成這項工作。因此，除非有很多其他家長都這么做，否則家長們都不愿意這么做。因此，我們最有力的干預措施就是 “讓孩子成長體驗”，它是一項家庭作業，非常簡單，也非常有力。任務是回家，找一件你在家能做而你以前從未做過的事情（也許是遛狗，也許是去商店買水果）。想出一些你認為你可以做的，而你以前從未做過的事情。和父母一起想辦法，然后去做。而這一做法的高明之處在于，家長們絕不會讓自己的孩子步行到三個街區外的安全郊區的商店去買東西，而這是一項家庭作業。其他孩子也在做。所以，現在當整個小學的孩子們都去商店買牛奶、自己玩耍、遛狗時，你會覺得這很正常。我們陷入了一系列集體行動問題。作為個人，他們很難逃脫，但如果我們一起做，我們就能逃脫。

　　反恐懼癥的效果非同一般。也就是說，那些非常害怕去商店的孩子們，他們第一次去商店時會有點害怕。他們回來后會上躥下跳。他們非常興奮。然后他們還想再做一次。兩三天后，他們就能非常自如地走去商店，然后再走去學校。你猜怎么著？這很有效。所以我們認為，如果“讓我們成長”的經驗能在全國的中學推廣，我們認為這將會真正降低焦慮和抑郁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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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沙·蒙克：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正在柏林錄制這段視

　　頻，從窗戶向外望去，是柏林市中心的一個居民區。我看到兩個10歲的孩子走在街上。其中一人拿著一個足球。當然，當我在德國長大時，這一切都很正常，而且在德國比在美國更正常。因此，在不同的地方，當地的規范肯定會有很大的不同。

　　我喜歡你講的這個故事，在某種程度上，問題的開始是“以游戲為基礎的童年”的衰落，它早于你所說的“以手機為基礎的童年”，也許與之并行。“以手機為基礎的童年”之所以會產生如此大的破壞性影響，部分原因在于在它出現之前，許多最健康的實踐形式已經開始消退。“以手機為基礎的童年”是如何填補這一真空的，互聯網、我們花在數字技術上的時間，特別是社交媒體，又是如何造成你所擔心的心理健康危機的呢？

　　喬納森·海特：因此，玩耍時間的減少，甚至與朋友相處

　　時間的減少，都是從 90 年代開始的，一直到2000 年。然而，心理健康數據并沒有變得更糟。所以我認為游戲的減少正在削弱孩子們的能力，但還沒有讓他們變得抑郁和焦慮。 然后，一些事情接二連三地發生了。2007年，iPhone發布了，但孩子們沒有。這很昂貴。2008 年，我們有了軟件開發工具包和 App Store。因此，iPhone，這把你可以用來達到目的的神奇數字瑞士軍刀，變成了公司競相通過推送通知來吸引用戶注意力的平臺。因此，2007年的 iPhone 并沒有什么毒性，但到了2010年，只要你有一部手機，就會有無限多的事情要做，就會有很多公司給你發短信，通知你，試圖讓你停下手頭的工作，到那里去。2010-2011 年，我認為只有約 20% 的美國青少年擁有智能手機。他們還在使用翻蓋手機。2010 年，沒有任何問題的跡象。即使在 2011 年，也沒有任何問題的跡象。到2015年，75% 的青少年擁有智能手機。這一時期還出現了高速互聯網。2007 年，大多數家庭還沒有高速網絡。你必須為每條短信付費，所以你不會整天都用它。

　　但到2015年，幾乎每個人都有了高速網絡。另外，Instagram在2010年問世。2012年，Facebook收購了Instagram。2010年，iPhone 4推出了第一款前置攝像頭。所以我想說的是，2010年到2015 年之間發生了很多事情。對于千禧一代來說，科技環境并不是特別有毒。他們使用的是翻蓋手機。他們用翻蓋手機度過了青春期，這意味著他們會給對方發短信說，我們見面吧。我們商場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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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沙·蒙克：其中一個不同點是，你會在網上與你認識的

　　人交流，這是一種特定的一對一交流，有時是一對幾的交流，對吧？這是一種見面的工具，一對一地讓朋友知道一些事情。我認為，除了在人們的生活中無處不在之外，社交媒體的真正不同之處在于，它是一種不同形式的自我凈化，對嗎？

　　一旦你使用前置攝像頭在Instagram上發布信息，也就是說，這很可能是一張自拍照，你就真正在向世界展示你的形象，這是一種不同的活動。

　　喬納森·海特：沒錯。在 2012 年之前，我們一直把這些

　　東西叫做社交網絡系統。Facebook、Friendster、Myspace，這些都被稱為社交網絡系統。它們是連接人們的方式。當然，通過手機把人們聯系起來是件好事，智能手機、翻蓋手機就做到了這一點。它只是一個通訊設備，所以對千禧一代來說沒什么問題。

　　但后來，我和托比亞斯·羅斯·斯托克韋爾（Tobias Rose-Stockwell）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談到了這一點，那就是2009 年，你有了轉發按鈕和“點贊”按鈕。因此，在 2009-2011 年這段時間里，社交媒體本身發生了很大變化。在那之后，我們稱之為社交媒體平臺。想想你希望自己的孩子如何成長：你是否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擁有一款能讓她與好友聊天或發短信的設備？或者你更愿意你的孩子在社交媒體平臺上成長，每天表演幾個小時，觀看其他人的表演，包括很多陌生人。我指的是很多陌生人——蓋洛普的最新數據顯示，美國孩子平均每天使用社交媒體的時間為五小時。每天五個小時。其中最大的一塊就是TikTok視頻和YouTube視頻。每天五個小時的表演和消費。這不是溝通。這就是我想說的：從2010年的正常和健康，到2015年的不正常和不健康，這就是童年的巨大變化。無論美國人的童年是如何演變的，它都不是特別有害。然后在五年時間里，我們把它轉變成了一種形式，在這種形式下，你很難擁有正常的童年、正常的大腦、正常的社交能力和正常的情感。這很難。參加團隊運動、扎根于現實世界的孩子表現得更好。但是，那些沒有團隊運動、沒有宗教信仰、沒有東西支撐的孩子，就是那些被沖走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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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沙·蒙克：我們已經看到男孩和女孩中精神疾病的發病

　　率都在上升，但你在這次談話和你的工作中也一直強調，女孩受到的傷害比男孩更大。女孩的不同行為和她們在網上的不同經歷，是什么讓她們更容易受到Instagram或TikTok等平臺的影響？

　　喬納森·海特：如果我們只關注社交媒體，那么我可以肯

　　定地說，女孩受到的傷害更大。但如果我們著眼于童年的巨大重構，情況就會更加復雜，我們稍后再談。女孩受到社交媒體的傷害更大，因為如果你看看她們的不安全感和欲望，社交媒體確實是為她們設計的。女孩比男孩更注重人際關系。女孩更適應社交關系的世界。而男孩在這方面的表現則更為明顯。這是西蒙·巴倫·科恩的研究成果 ，從字面上看，睪酮會將女性的大腦模式轉變為男性的大腦模式，即系統化程度較高，移情能力較低。所以男孩更喜歡機械設備、機械系統、以及記憶地圖。因此，男孩和女孩的心理差異與產前睪酮有關。而社交媒體就像給生活中的社交面增添了活力。

　　但它卻把你淹沒在關于其他人的內容中。所以每個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內容上，比如“如果我們能把內容清理干凈，那就沒問題了！”不，這不是內容的問題。這就是馬歇爾·麥克盧漢和尼爾·波茲曼想說的“媒介就是信息”。所以，如果你是女孩，你就是在舞臺上長大的。日常生活中，人們總是在評論你的長相、你的頭發、你的肚子、你的胸部，奇怪的男人在添加評論（因為你需要他們作為粉絲，因為你需要高粉絲量），女孩們很容易就會相信——最重要的是她們的外表和性感，這太可怕了。

　　男孩比以前更焦慮。他們更加厭惡風險，但對于男孩來說，我認為他們的苦難才剛剛開始。也就是說，男孩們，因為他們現在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沒有找到好工作，也沒有那么大的抱負。他們可能玩電子游戲玩得很開心，他們是這么說的。我是說，游戲非常有趣，就像螞蟻和蚱蜢一樣。當女孩們還在為考上大學而焦慮不安時，男孩們已經玩得不亦樂乎了。你猜怎么著？Z 世代中年齡最大的是28歲。再過幾年，女孩們就會有工作，有了錢。男孩子們還是要住在父母的沙發上。因此，我認為男孩們的苦難才剛剛開始，他們的余生都將彌漫著失敗者的感覺。這對男孩成長的破壞不亞于對女孩成長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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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沙·蒙克：我們該怎么辦？我們開始討論如何回到以游

　　戲為基礎的童年，挑戰是真實存在的。作為個人和社區，我們如何重新引入以游戲為基礎的童年？我們如何擺脫以手機為基礎的童年？我們能做些什么？在你的勸說下，這次對話的聽眾可以在他們的生活中做些什么來改變現狀？

　　喬納森·海特：對我來說，自2019年以來，我一直在進

　　行這個項目，令我驚訝的是，雖然有一些心理學家不同意我的觀點，但我與一些心理學家進行了健康正常的科學辯論，我沒有遇到其他反對意見。每個人都有這些擔憂：教師、家長。他們是兩黨，我們在國會也看到了這一點。因此，一切都為我們做出改變做好了準備。我遇到的唯一真正的反對意見來自于一種強烈的不甘和絕望。人們覺得這個項目太大了。火車離開了車站，馬兒離開了馬廄。人們普遍認為我們無能為力。我們只需要適應它。我認為這是不對的。但我試圖真正表明，尤其是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的文章中提到，這是最近才出現的——“以手機為基礎的童年”。真正的開始，大概是在2012年。這只存在了12年。這只是12年。在這12年里，我們犯了一個災難性的錯誤。我們誤解了人類的發展。我們誤解了這些設備的作用，一個災難性的錯誤。因此，無論有多困難，我們都必須扭轉局面。我們別無選擇，所以這是第一件事。你必須用正確的方式來構思。

　　第二件事是，一旦你以這種方式來看待這個問題，你就會認識到，我們只是因為集體行動的問題才如此深入。現在十歲的孩子都有手機了，甚至更早，因為其他人都在這么做。孩子會說“別人都有手機，我也需要”，一旦我們認識到這是集體行動問題，我們就能集體解決這些問題。因此，我提出的四項準則非常簡單，我認為這四項準則將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全部，但大部分）上擊退以手機為基礎的童年。

　　NEWS TODAY

　　第一項準則是，高中之前不使用智能手機。給孩子們一個翻蓋手機就好。初中不需要智能手機。

　　第二項準則是，16歲前不使用社交媒體。這些平臺只會毀掉女孩，浪費大量時間。它們不是為孩子們設計的。他們讓孩子們接觸到暴力、性，以及令人難以置信的低俗內容。所以，16歲之前不能使用社交媒體。他們可以使用設備進行交流，可以互相交談，可以做各種事情，但不能使用社交媒體。

　　第三項準則是無手機學校，這一點非常重要。學業成績在新冠疫情期間有所下降，但只有當你看到這些圖表時，你才會發現，等一下，實際上，在過去的30到50年里，美國和全世界的學業成績都在上升，直到2012年才取得緩慢但穩定的進步。根據2012年左右的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美國和全世界的情況都發生了逆轉。因此，自2012年以來，我們的孩子真的變得越來越笨，越來越多病，越來越虛弱，越來越害怕。讓孩子們把口袋里的手機帶進教室沒有任何好處。所以：無電話學校。

　　第四項準則是在現實世界中更加獨立、自由地玩耍和承擔責任。我們不能只拿走手機，而不還給孩子們在現實世界中玩耍、做事情、自由探索的機會。歸根結底，這些都比躺在床上看Instagram要有趣得多。但我們必須克服自己的恐懼，我們必須集體做到這一點，就像我們之前談到的那樣。

　　這就是四項準則。想象一下，你所在的小鎮上，家長和學校，所有良好的溝通，都是他們共同努力的結果。想象一下，學校里沒有了手機，早上手機會被鎖在手機柜或郵袋里。校長或校領導會給家里發一條信息，說“這是我們正在做的事情和原因”。你可以在高中之前不給孩子使用智能手機。我們真的需要在初中和小學清除這些東西。我呼吁各位家長，請在孩子16歲之前不要讓他們接觸社交媒體。這只會造成難以想象的戲劇性事件、痛苦、財產損失——所有這些都是我們在學校要承受的。

　　如果你做到了這一點，現在你就擁有了一個完整的社區，在這個社區里，你沒有在社交媒體上成長的病態和毒性。孩子們可以去商店購物、跑腿、騎自行車。我相信，我們會降低精神疾病、自殘和自殺的發病率。我不敢說它會一路回到 2010年的水平，但它一直在上升，沒有逆轉。我認為，在任何一個實行這四項準則的社區，我們都將極大改善這種現象。

　　文章來源：

　　Jonathan Haidt,Yascha Mounk,Jonathan Haidt on The Anxious Generation,30 March 2024

　　·譯者介紹 ·

　　畢歆悅，北京大學法學院2022屆法律碩士，現為法意觀天下編譯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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