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映真是如何煉成的？

　　原編者按

　　保馬今日推送趙剛老師《陳映真是如何煉成的？》一文。趙剛老師以整體性的視野考察臺灣著名作家陳映真的創作譜系，緊貼陳映真的生命經驗，選取數個關鍵節點，將陳映真從少年至青年至思想成熟穩定期的“心靈豹變”與臺灣當代歷史變遷勾連，置于中國民族解放、第三世界左翼運動的廣闊語境下展開對話。同時，趙老師清理了臺灣島內近年來對陳映真碎片式、零散化的“現象”研究，批判“早期陳映真”與“后期陳映真”之間存在“斷裂”的論點；而《陳映真全集》的出版，為建立陳映真思想脈絡的完整圖景提供良好契機。

　　在與祖國大陸離散的這百余年來，臺灣始終有一個旨在克服新舊殖民、追求民族統一與自主，乃至兼善天下，悲愿所有弱小民族皆得解放，世界臻至大同的左翼傳統。在帝國主義強權及其扈從代理的全面接力摧殘下，這個既是臺灣人民的光輝傳統，也是20世紀中國革命的有機構成，卻總是敗而不潰、指薪相傳。與此同時，“勝利者”則極力宣傳他們的史觀：不反省甚至肯定日本殖民、低眉順眼頌揚美式現代化，并以此為前提，先是反共，繼之以反民族，以永恒化民族分裂為梓棺黃河。在“勝利者”史觀獨步全臺的當代，關于反抗者的記憶，則被擠壓至精英歷史書寫與大眾歷史意識的極邊緣地帶，幾近罔兩。然而，這個沉默與遺忘，卻也絕非當代臺灣所獨有，而是彌散于兩岸的共同狀況。若謂不信，請看長期擅場于大陸的臺灣作家詩人者誰？

　　陳映真

　　（1937年11月8日——2016年11月22日）

　　陳映真（1937-2016）是這個傳統在1960年代之后的主要承繼者，畢生事業指歸于對這個傳統的反思與前推。他的思想求索、行動事功與各種書寫，都是建立在這一歷史基石——（包括臺灣在內的）現代中國革命——之上。陳映真思想里的這個歷史性基礎，讓他表里名實皆是“中國的孩子”，所思所言，都系于中國的未來。

　　“歷史性”可以指出基礎，但說不好高度。對陳映真而言，中國在世界上的未來，又絕不僅僅是一個民族國家圖存或富強的功利主義問題，而在根本上是重建中國人的文化與精神主體性的問題，是關于在現代世界之林的中國民族如何能自尊愛人的問題。精神主體的建立，是頭等問題。對這個生于日本殖民時期，自云“殖民地的孩子”的陳映真，他“平生最大的愿望，是做一個平凡而胸襟坦闊、脊骨挺直的中國人”。[1]如此自命，意味著把中國的問題落實在一個平凡的中國人的主體狀態問題。于是，陳映真的思想與文學在“中國之子”之外，還有第二根支柱，即天下之子、世界之子，或“人”之子，在中國之歷史現場，也是在各文明傳統的花果中，滋潤學習奮斗，并最終而言，為人類全體。

　　歷史性與超越性并舉，使陳映真的思想與文學總是讓讀者略帶不安地碰觸到一種獨特的精神性甚或崇高性。這在津津于器物、身體、欲望、此時、此地……的當代思想與感情世界中，經常會引發讀者與評論者的疑竇甚或不快。這可能是陳映真永遠都不會成為流行作家的一個根本原因罷，不論是在臺灣還是在大陸。所幸，似乎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切他的寫作以及作品所透露出的問題意識與精神格局。王安憶就是較早對陳映真的“精神性”重視且好奇的一位作家。以陳映真為主人公的一篇作品《烏托邦詩篇》（1990）的開頭第一句話就是：“我后來知道，一個人在一個島上，也是可以胸懷世界的。”[2]

　　王安憶《烏托邦詩篇》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在陳映真的大量寫作中，讀者總是能在這兒或那兒體會到一種難以名之的大而執著的胸懷。非要說，那是一種肉搏現世下沉之力，力爭誠、愛、真理、寬容、正義……長存于人間的胸懷。誠愛等等，皆是陳映真所心感并向往的“神”與“明”。那么，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呢？我們從陳映真的浩繁寫作里尋覓，答案依稀在：祖國、紅星、魯迅、耶穌、馬克思主義、第三世界，以及文學……這一列看似殊異之物，在陳映真那兒，卻都在彼此之間進行相對化，散發著互映、互釋和互評的光輝，共筑某種一體性與目的性；以至于，其中任何一個光體的意義，都必須在與其他光體所結織的星座圖譜中才能被完整理解、掌握。陳映真思想世界的特色是合和，而非分析、分割、化約，遑論教條。舉例言之，他的“耶穌”有魯迅風，他的“魯迅”有耶穌風，他的“第三世界”既有魯迅風骨也有耶穌精神，而又有他的“文學觀”，如果不在以上諸元的共同把握下，則很難不著于皮相。

　　陳映真愛國以返本，但同時努力合和人類（尤其是弱小民族的）智慧精神，以求“人”之整全與向上，易言之，人的解放。然而，作為“人學”的“文學”，又將他從一種真理的、革命的、宗教性的“高大寒”之中拉回到卑俗庸常的人間川流。陳映真的書寫從來都是一個常人面對現實所感所思的繭絲蠅跡，以及他的理想與虛無、希望與絕望的掏抉傾吐。自始至終，陳映真，一如魯迅，否定學術思想有絕塵的“公道公理”、“客觀中立”或“面面俱到”。否定這些姿態，倒不是因為什么堂皇知識論的緣故，而是因為它們所取消的正是一個有位置、有立場，有痛感的主體的想象。在他的文、史與論的后頭，艱難挺立的是這個人在歷史困局中，不斷克服自身的虛無與脆弱，透過終生的學思行，勉力維系理想與信念于不墜的精氣神。讓自身免于頹唐虛無，與挽時代于傾頹，于他，是一體痛感的兩面。因此，陳映真的“大”或“小”是一個悖論式現象。一如魯迅，陳映真的“大”恰恰是來自于他“活在人間，又是一個常人”，“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中爬來爬去”。[3]

　　因此，如果我們不從愛國以返本、合和各種精神資源以求向上，反思自身以達誠真，這幾個閃亮質地去掌握陳映真的畢生書寫，而僅僅著迷于他誠然甚具魅力的文字風格與技巧，那就可能是“買櫝還珠”了。而如若又更進一步將“買櫝還珠”理論化，那就是對陳映真寫作刻意骷髏化了。但不幸，這卻是現代文學評論界里最常見的“操作”模式。操作步驟如下：開場，將理想信念、規范價值與責任承擔等，通通掃進貼著“意識形態”標簽的回收桶；接著，將如是的“意識形態”與文學對立，生出一特定“文學”看法；然后，以此對立為前提，論者將陳映真摁在“馬克思主義”“民族主義”“基督教人道主義”或“左統派”的圖釘下，于是出現了一個“本格上”或“原則上”是意識形態家的陳映真；劇終，才以一種“余數”或“然而”的敘事方式，承認他的某些作品，在他們那個“文學”的“自主”邏輯下，罔顧作者意志與時代條件，猶然保有對那幽暗而深邃的“人性”進行深掘的“文學”價值。于是，諸多論者將陳映真的某些（尤其是早期的）小說硬是戴上不合頭的“現代主義”紙冠，以公正而大度的手勢打開綠燈，在合聲頌唱中，作勢讓作家的一縷文學靈魂飛上他們所搭的封神臺上。在為“純文學”美聲合唱的同時，合唱者將陳映真文學與思想中還活著的核心精神要素，給過早埋葬了。

　　1990年2月15日，陳映真率臺灣中國統一聯盟訪問團抵京參訪，19日，江澤民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統聯團一行。

　　在我們穿越了當代主流政治與文論所布置的夜霧之后，重新想象這個人畢生的困知勉行時，陳映真，就不好再僅僅以“小說家”被記得，就如同我們不好以小說家之名記得魯迅是一樣的。非關看輕“小說家”，因為拿這個瓶子裝魯迅或陳映真，瓶將為之迸裂——借荷爾德林所比擬的詩瓶之于拿破侖。無論是作為一位思想者、創作者、記錄者、評論者、對話者、爭論者、實踐者，還是彷徨之人，陳映真無時不欲把包括臺灣在內的整個中國，把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人間”，扛在肩上。在百余年來肩負“中國往何處去？”這一承擔的無數仁人志士之中，由于陳映真的殖民地經驗與奮斗，他或許是唯一一位深刻體現殖民地痛感以及第三世界共感的作家與思想者。

　　陳映真是誰？這個問題不簡單。如果我被一黑衣人攔路問及“陳映真何人也？”我大概會說：“陳映真先生啊，他是一個知道殖民之痛的人，以追求一種立誠求真自愛愛人的中國人的民族主體格局為一生奮斗目標的第三世界左翼。為了達到這個大目標，他把他的努力首先設定在如何重建臺灣人民在中國現代史中的主體地位這一方向，并以此克服民族分斷。”黑衣人嫌長，于是我將說：“那個人行在島嶼，胸懷世界，畢生努力皆從中國出發。”

　　那么，“在一個島上”“胸懷天下”“立足兩岸”的這一個人，又是怎么煉成的呢？

　　陳映真小說《面攤》發表于1959年9月15日《筆匯》第一卷第五期，署名“陳善”

　　1959年，21歲的外文系三年級學生陳映真，在一個名為《筆匯》的粗礪油印同仁刊物上，發表了改自他課堂作業的小說《面攤》。這是他的首作，之后，直到2006年病倒北京臥榻十年而終之前，在他四十余年的寫作生涯中（或應扣除1968-1975年的牢獄七年），產出了涵蓋小說、論文、隨筆、文評、時評、訪談、報導、散文、書序……體量達23卷的《陳映真全集》；其中，小說只占文字總量的八分之一強。書寫形式縱然殊異，但都是這個人面對現實、響應當代、反省自身，無論如何確有所感的書寫。

　　如魯迅，陳映真是終生的現役戰士，幾乎不曾寫過空頭文章。揆諸中國現當代文學史，陳映真應是魯迅戰士精神的頭號傳人，雖隔一海，當仁不讓。魯迅與陳映真都屬于大時代的作家，都以誠與愛為不滅信念，直面正視時代的“重壓”。[4]但魯迅生逢大時代，以重壓成其廣大，但陳映真卻生于文藝是給人“舒服”的小時代，于是他的努力，則頻遭鬼物之揶揄。當我寫陳映真時，并非刻意要比附魯迅，而是不能已于聯想。但我想并提魯陳應該不是無謂的，至少可以讓陳映真的大陸初讀者們能利用這一可靠參數，一起航向陳映真的獨特世界。

　　很多初次涉獵陳映真早期作品的朋友，都有這樣一個疑問：這個人怎可能在那個年紀，就對人生與世界有那么獨到的體會？而如若問者恰巧又對臺灣五六十年代的知性荒漠略有所聞，那這個問號可能就得勾得更加粗黑了。不記得是誰，在什么場合，說過青年陳映真身里住著一個“老靈魂”云云。對這一“查無實據”的說法，它暗含的一個意思倒是成立的：陳映真的核心關懷與視野其實形成得很早，而且之后并無重大斷裂。因此，我們今天欲知思想者陳映真的煉成，應該還是得從他寫作之前的時代背景與成長經歷著手。陳映真雖然較少談及兒少時，沒有類似魯迅《朝花夕拾》的回憶寫作，但散在《陳映真全集》里的多篇自傳性文章或演講，還是足夠讓我們對陳映真的信念、感情與思想世界的形成有一初步掌握。以下，我將主要借助《全集》，勉力回答“陳映真是怎么煉成的？”

　　《陳映真全集》

　　人間出版社，2017年11月

　　一、 小哥

　　1937年——七七事變那一年，也是魯迅先生去世翌年，也是臺灣成為日本禁臠孤懸海外的第42年——的11月6日，陳映真與他的雙生兄弟出生于臺灣竹南鎮。陳映真的三伯父膝下無子，央求其母做主讓雙胞胎的父親，也就是他的弟弟，將雙胞胎的后出，在兩歲多的時候，過繼給他當養子——這是陳映真夫人陳麗娜女士后來告訴我的。陳映真的生父出身貧苦，靠刻苦自學，在日本殖民體制里當一名底層公務員，養父在日據時期則是中階警官；可以說，陳映真出生在一個已經從土地生產關系中釋放出來的小市鎮居民家庭。如同所有在臺灣的漢人，陳家先祖來自大陸，于乾嘉年間“開臺”，到陳映真這一代，已是第八代。陳映真的祖籍是福建安溪；他還記得他的大伯父在他很小的時候，就要他背誦一個“神奇的地址：大清國，福建省，泉州府，安溪縣，石盤頭，樓仔厝……”[5]

　　變成養子的經歷，應是讓正開始懂事的小孩感到一種深刻而無法言說的分離之痛。即便是中年之后，這個痛可能還是偶爾無從排解地跳躍于他的筆尖之上，例如，在回憶他初中生時，會如此寫：“寒暑假，他從鶯鎮的養家到鄰站的桃鎮的生家去做客。”[6]“做客”二字，下得若輕，平淡之中似乎猶現早年傷痛的瘢痕。何處是家？何時為客？應是時常困惑著幼兒陳映真。

　　這個傷痛困惑的遺跡多次出現在他的早期小說里，體現出一種對“家”或“家鄉”這個議題的執拗回歸。“家”，在青年陳映真的筆下，經常顯現殘缺、壓抑、幽暗、破敗、自私、缺乏理解與愛，甚至有一抹暴力色調。小說時而幻說一個患有絕癥的小孩對母愛的渴望；[7]時而側寫一個大學生在畢業之際，欲逃至一無有之鄉，泣訴著“我不要回家，我沒有家呀！”；[8]時而又展現一個都會氣的“螟蛉子”青年對家的自外絕情。[9]

　　陳映真幾乎總是從小哥為起點展開他的身家回憶，經常及于父親，甚少提及養父，更少提起他的母親——不論是生母或是養母，雖然應非出于一種怨悱。后來，我從陳麗娜女士那兒知道，陳映真對父母與寡養母都極盡人子奉養之道，對老人家常見的任性，有超乎常人的和顏悅色，確能無愧做到“色難”。

　　作家陳映真的本名是陳映善，成為養子后改名永善，據說是因為要與生家的排行有所區隔，而映真反倒是他孿生哥哥的名字。兄弟倆是同卵性雙胞胎，[10]外型酷似難辨彼此，心靈契合你我難分，一起度過了一段蟋蟀蚱蜢漿果野花的快樂童年。其時，最讓他哥兒倆無奈的“游戲”，可能是經常得停下嬉戲，讓街坊鄰居阿姨大嬸端詳一番猜誰是誰。后來，陳映真的生家要搬家，兩兄弟情難舍，哥哥就和弟弟說：“我們互相想念時，就趕快去照鏡子，對方就來了。”[11]未幾，在他們九歲時，小哥急癥死了，“留下他一個人懨懨然地、孤單地玩耍”。[12]單卵性孿生所造成的二而一的密契，被小哥之死斷滅，使陳映真終身有一種寂寞、傷逝甚至不完整之感。世間已無陳映真，而這個留下來的弟弟，多年后開始寫作，偶以“陳映真”為筆名發表，之后也就一直用下去了，洵至于覆蓋、取代本名。本名遭取代，所反映的也許是對一個酷似到幾乎“就是”自我的生命的驟逝，這樣一個冷酷荒謬而又不可抗拒的事件的“抗拒”吧；矢志成為“替身”，以抗議人類生命最深層的無意義與荒謬感。小哥之死，是陳映真童年時期的心靈創傷，所造成的“后遺癥”可能是他畢生要克服的難題。

　　鶯歌車站

　　讀《陳映真全集》，你會發現，對孿生小哥的執戀與回憶是終其一生的；幾乎所有的自敘都是將“小哥之死”，而非養子經歷，列為人生第一次痛。即便人生已過半百，陳映真還和友人說：“現在不論在任何場合，有人稱我為陳映真，我都會情不自禁地聯想起早夭的他。”[13]

　　孿生小哥在九歲上的死，所造成的對生命意義的迷惘，是深刻而執著的。在1980年的小說《云》里，陳映真幾乎可說是借主人公小文對她二哥的傷逝，一傾其內心的“天問”：“二哥這一生，有什么目的？有什么意義？二哥自小對我的友愛……這一切，畢竟有什么意義？我感到譬如讀一本殘破不全的，似乎應很有趣的書一樣，覺得迷惘而不滿足。”接著，“花開、花落。草長、草枯。二哥的生與死，或者就與大自然的生殺一樣吧。然而，我、老爸爸、母親……這幾年來對二哥刻骨的懷思，銘心的悼惜，又豈是自然可以安慰的嗎？”[14]

　　或許，后來陳映真是以他與他孿生哥哥的死別，作為一種能概括他幼時所有寂寞傷逝的代表敘事，包括成為養子所造成的與原生家庭的分斷。這個身之分斷與家之分斷的原始痛感，我相信，應與陳映真畢生強烈企求克服國之分斷——展現在作為一個不渝追求民族統一的愛國者，及克服天下之分斷——展現在作為一個超越民族國家的“人間的”“第三世界”的思考者，有深刻的內在關系，都是深埋于陳映真無意識的緊扣連環。陳映真與魯迅的精神深處都有一種企求打破所有人為的隔絕之墻（例如“我與閏土”之間的墻）并搭起各種可能的橋，形成“人與人”“人與世界”甚至“人與天”的“一氣”。陳映真曾說，這些“才是藝術的中心課題”。[15]

　　之前，我提到陳映真說他去生家“做客”，并指出了他家客難辨的一種痛苦。何處是家？也許，更接近真實的是：兩邊都是家，也都是客。那么，原先僅僅是傷痛的經驗，就有可能大部轉化成一種胸懷上的大度優容；兩邊都是家，而我生活、愛并盡責于其中。后來，陳映真在評論《龍的傳人》歌者侯德健回歸大陸激起當時輿論千層浪的事件時，說他自己的選擇是“長留在兩岸”。[16]后來，他晚年的小說《歸鄉》（1999）更是透過主人公大陸臺籍老兵之口表示“兩邊都是家”。這些未始不與他對童蒙時期切身痛感的不斷的超越努力有關，而這個努力始終是與他的小哥密切相關。

　　1987年，在一次韓國行中，陳映真目擊韓國民眾超克南北分斷追求祖國統一的熾熱信念，給了他很大的沖擊，一年后寫了篇《被湮沒的歷史的寂寞》。意味深長的是，這篇文章恰恰就是將他失去小哥的不完整與失去祖國的不完整，這兩種寂寞殘缺之間拉出一條深刻且難以言說的內在關連——明明是要談韓國行，但卻非得從小哥開始談起。陳映真與陳永善，孰為形、孰為影？到底誰是誰？這樣的一種形影難分，也許是陳映真作為一個深刻而復雜的文學家及思想者的一抹生命底色罷，深刻而無解地勾起名與實、鏡與真、同與異、合與分，乃至一與二的終生困思與困學。

　　1983年在愛荷華，前排左起安格爾、陳麗娜、聶華苓、王安憶，后排左起陳映真、茹志鵑、許世旭夫婦

　　因此，與其說陳映真幼年的養子與傷逝經歷“客觀地”或“命定地”影響了他一生，倒不如說他是一個善痛者，能善養其痛以通他人之痛與家國天下之痛。我們閱讀陳映真，也的確發現他總是能將消極轉化為積極，從絕望中提煉出希望，屢遭挫傷，但始終能維持一種韌性。陳映真無疑是一位魯迅所謂的“壕塹戰”戰士，總是學習著、蓄養著、戰斗著。　　

　　二、“光復”

　　1945年，臺灣光復時，陳映真是鶯歌小學的二年級生。前一年，生養兩家都因戰爭疏散，從竹南搬到不遠的鶯歌鎮——那是一個有著“六十支陶瓷工廠的煙囪”與一家大焦炭廠的工業小鎮。[17]因此，陳映真對故鄉的記憶總是與煙塵、煤灰、運煤的小火車，與被煙灰熏得不辨眉目的工人連在一塊兒。日據末期，工業小鎮自然也是盟軍的空襲目標，鎮后有一個當地人喚做“后壁山”的小山，是幼童陳映真流連之所，山上有一個“水螺”（防空警報器）。1987年年初，發小至交和同案獄友畫家吳耀忠死去，半百的陳映真夢到與故友騎坐在故鄉的三鶯大橋上聊天，夢中今昔難辨，看到“大漢溪潺潺地流著。遠處的溪埔上，在風中搖曳著一片褐白色的芒草花。而比芒草花一帶更遠的地方，便是那座青色的，有些飄渺的鳶山”。[18]這些魂夢所系的青林黑塞，也見于陳映真1983年的《鈴珰花》，依據逃學頑童之眼，報告了1950年故鄉的美麗與荒涼、童趣與恐怖。

　　陳映真晚年回顧自己的文學養成，說他是“殖民地的孩子”，在鶯鎮還讀了“一個學年的日本書”。1945年秋天，“殖民地的孩子”見到了臺灣張燈結彩焚香祭祖迎來了光復，以及齊來的“祖國語文教育”的恢復。[19]在1945到1949之間，臺灣雖也先后被全中國范圍的黨國腐敗、社經失序、民怨滋起以及國共內戰的濃云所籠罩，但也終于迎來了兩岸隔絕半世紀之后前所未有的密集交流；很多大陸知識分子、文藝工作者來到了臺灣，包括教科書在內的各種出版物也源源流入島內。

　　誠然，期間也發生了不幸的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幾十年來主流的歷史敘事是建立在四個缺陷上：首先，絕口不提戰后腐敗顢頇的國民黨“中央”對全中國范圍內敵偽占領區進行的“劫收”與“歧視”所引起的普遍民憤，而單說“臺灣人的悲情”；其次，不曾藉此回顧批判與反省日本殖民對民族認同所造成的傷痛扭曲。后來，陳映真憶及“二二八事變”，說當時十歲的他，看到“五、六個故鄉復員臺灣人原日本兵，穿著破舊的、并不齊套的皇軍軍服，唱著日本軍歌，在關門閉戶的小街上，踩著軍步、漸行漸遠”；[20]其三，無視暴力的彌散化，單方面把“臺灣人”說成純粹的、僅有的受害者。少年陳映真當時也見到“在鶯鎮的小火車站前，一個外省客商被人打在地上呻吟，穿著長襪和黑布鞋的腳踝，漿著暗紅的血漬”；[21]其四，夸大了“二二八事件”所造成的包括兩岸知識分子的省內外人民之間的冰對時期。事實上，如藍博洲的研究指出，事件后不到一年，進步求變的“新民主主義”熱風就跨海而至，驅動省內外知識分子重新展開熱切交流。很多人，尤其是知識青年，逐漸明白美國所支持的那個依恃暴力而非理想的白色政權，在大陸也是不得人心，于是得以從“二二八”的一時幻滅中走出，找到“紅色祖國”的新認同；風氣所致，當時大陸的進步刊物如《文粹》《觀察》，也都在市面上流通。[22]

　　然而，一個朝向更大的理想的兩岸人民的團結，以及在此之下對“二二八”悲劇重新打光，在1950年之后，都變為不可能。

　　我們固然不知道小學三年級生陳映真在“大人們噤聲談論著國民黨（二十一師）軍隊橫掃臺北，眼色中充滿了憂慮和恐懼”的當兒，是如何感受理解“二二八”的，但那充滿各種危機與問題的短暫的“統一”的幾年，可能遠遠不是我們今日對它極度意識形態化，從而極度簡單化的歷史書寫所能再現的。例如，在那幾年的“祖國語文教育”中，少年陳映真還是可以讀到魯迅、朱自清與巴金等人的文章，[23]甚至還觀看過戰后擔任小學校長的父親從魯迅小說《風波》改編的劇——這是多年后陳映真追憶劇中人“七斤嫂”的怪名而知其所以的。[24] 少年陳映真是在一個與1950年后兩岸關系全面斷絕、意識形態嚴密控管的時代迥異的知識與教育氛圍下成長的。他與戰后出生完全在冷戰時期黨國教育體制下成長的青年，的確是不同的兩個世代。

　　“二二八事件”當天在臺北專賣局前聚集的民眾

　　“殖民地的孩子”在小學二年級之前的日語環境，讓他日后除了大學主修的英語外，也能繼續透過自修，打開另一扇認識世界的窗子。殖民為痛，但掌握了日語卻又對陳映真在白色恐怖下獲得知識信息幫助甚大，例如他在臺北市牯嶺街舊書攤如獲至寶搜得的愛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就是日譯本《中國之紅星》。日后，大約是1980年代初，陳映真得以在當時絕對前鋒地接觸第三世界文學，尤其是東亞的菲、泰、韓的文學，也是透過日文翻譯。[25] 以日文為媒介，陳映真可以知友，也可以知敵。他在60年代就讀過了在日臺獨大佬史明以日語寫成其后成為臺獨史觀張本的《臺灣人四百年史》。[26]這讓他對日本殖民遺留與臺獨的親密關系，產生了同時代他人所沒有的警覺；這讓陳映真在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時，第一時間就精準嗅出始作臺獨文論者葉石濤的臺灣史觀脫胎自史明。

　　日本從來就不曾真正外在于它的前殖民地，即便后者光復了。陳映真對此早有體悟，當他在小說里描述主人公家里墻壁上“是一幀抗戰期間的委員長的畫像，精神而且豪華。下面則是一張印著笑著的日本影星若尾文子的日歷”。[27]臺灣光復，意味土地與人民重歸祖國，但并不意味“殖民”隨光復而云散。我常疑心，對于命名如此敏感的陳映真，為何給頭一篇創作小說的主人公起了“康雄”這個日本風名字？光憑這個名，我們就有理由說陳映真在他的創作之前就已思考過光復后的殖民問題了。同一年的小說《死者》更是直面殖民對一個家庭所造成的幾乎可說是“一家兩國”的撕裂后果。

　　臺版《將軍族》封面

　　“光復”終結了日本官式殖民體制，讓臺灣重歸祖國。雖然這是一件有不凡意義的歷史事件，是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民，以及世界反法西斯主義斗爭與犧牲所取得的成果，但對之后的臺灣歷史進程而言，“光復”的歷史意義則又不幸地不可過度放大。1949年后，兩岸分斷，臺灣再度與當代中國革命進程斷裂，才出現不久的兩岸交流又告中止。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反共國安體制確立，兩岸冰封尤酷于日本殖民時期。在此“分斷體制”下，國民黨展開了由上而下的土地改革，全面瓦解了左翼社會運動的基礎，同時也意料之外地造成了日后地主階級同情或轉向分離主義的后果。歷史記憶也被權力改造；中國現代史（尤其是1920年代至1940年代的歷史）被撕頁、涂改、扭曲、生造以致面目難辨。與祖國分離的同時，臺灣快馬加鞭奔向美利堅膝下，從學術思想到面粉牛乳全面美國化，舉例言之，國府的教育與醫療體制的結構、思想甚至語言，就立即從戰前的日本式跳接美國式。[28]新殖民與舊殖民幾乎無縫接軌。陳映真的志高膽大，可以從他是如何從這個快速接軌中縱身跳出作觀察。

　　三、父親

　　之前，提到陳父出身貧苦，全仗自學成為殖民地政府里的一名底層公務員。對識者而言，“底層”二字實屬冗詞，因為在以主奴種族分野為前提的殖民體制下，除了極少數花瓶擺設，臺灣人民最多也只能是充當勞務提供者的底層公教警。陳映真的一位研究者陳明成就指出過，即便陳映真的養父登上了當時“本島人”警察的高位“巡察部長”，但也幾乎就是天花板了；他是1926年經升級考試成為13位新任“巡察部長”的唯一臺灣人，被當時官方媒體艷頌為“島人及第”。警察一斑如此，宰制體制的全豹可知。日本殖民臺灣的半世紀中，在人格、精神、文化以及政治經濟社會各領域對臺灣人民的鄙視、壓迫與剝奪，歷歷在案，此處無法細說，然而梗概大略還是要交代的。

　　陳映真《父親：陳映真散文集1》臺北：洪范書店2004年

　　臺灣人民自乙未割臺以來，在與祖國斷絕毫無外援的狀態下，猶然以落后的武力反抗日本，直到1915年“噍吧年”武裝抗日失敗遭到殘酷屠殺才力竭而止。然而抵抗也未停歇，轉入文化與政治戰線，與殖民帝國進行悠長斗爭，舉其要者，臺灣文化協會、臺灣民眾黨、臺灣地方自治聯盟、臺灣農民組合以及臺灣共產黨……直到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日本當局急遽拔高法西斯戰時動員體制，對各種文化與社會活動全景嚴密操控，拘捕監控所有政治可疑份子，反抗活動才暫時轉入伏流。同時，一般大眾在戰時經濟動員的盤剝下，生活更是困苦不堪。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戰線擴大，日帝窮途始現，對殖民地臺灣人民除了加強經濟剝奪外，更試圖進行人命剝奪。為了讓臺灣子弟充員戰爭，不得不讓渡一些“特權”給臺灣人，讓臺灣人也有機會成為“真正的”日本人，充當戰時犬馬，于是有了“皇民化”運動的“精神總動員”，進行國（日）語普及、改日本姓氏、改信神道教，以及樹立日常語言與生活上“內地化”的“國語家庭”模范廣告牌。但這個運動效果有限，根據陳映真在1990年代后最重要的合作者曾健民醫師的研究，以1942年為例，相對于同遭日本殖民的朝鮮“改姓氏”達總人口的83%，僅有2.06%的臺人改了姓氏進入“皇民化”流程；[29]絕大部分的民眾，尤其是廣大農民與其他社會底層，在神國亢奮下仍然生活在悠長安靜的漢文化歲月中。而即便少數“皇民化”“成功”的例子，也無法掩蓋銅板之另一面：一種深度困惑糾結與分裂扭曲的痛苦。反讀一些反映此時期極端狀況的“皇民化文學”，可以體會那些欲成“皇民”者的人格分裂之痛，欲藉由認同壓迫者以求逃脫本就是由壓迫者所加諸于他的痛苦。然而，回顧歷史，還是應該有所分疏。對“身不由己”裹進“皇民化”大潮，事過境遷翻然有悔的同胞，吾人或應哀矜勿喜，不應以道德高標繩之。但逾越此線，為“皇民化”張臂攘目，大肆自丑，欲成“天皇赤子”，“翼贊天業”，為表忠心甚至更加殘害中國人民與南洋人民，卻又毫無反省懺悔的極少數“皇民化”作者，就必得視為壓迫者之共犯。

　　陳映真《夜行貨車》，1979年臺北遠景出版社出版

　　這正是陳映真對歷史上“皇民化”現象具有的分疏的態度，從未改變。最早見于《中國人任人恣意侮辱的日子一去不返了》（1979）。此文是陳映真首度對“皇民化”問題的公開發言，時為1979年7月7日。這一天，他參加胡秋原的《中華雜志》歷年逢七七舉辦的紀念會發表演講，主旨是對日本在戰后不自反省甘為美國鷹犬并默默為軍國主義積薪的警告。陳映真呼吁東亞各民族反抗日本的新侵略政策，為共創“正義、和平和自由的亞洲”而努力。演講者也回憶了臺灣光復，清楚記得當時臺灣民眾終于脫離殖民之屈辱與損害，普大喜奔，洋溢著對美好未來的朦朧而熱切的盼望……然而，這篇演說稿的最重要部分，依我看，并非以上，而是告訴我們他的一段親身經歷：“臺灣光復那一天，父親在物資極端缺乏的條件下，叫母親弄了一桌比較好的飯，拿著《漢和字典》，把孩子們名字逐字找了出來，告訴我們，我們的名字，是中國字寫成的名字——因為我們是中國人”。[30]

　　一個沒有經歷過殖民體制的中華兒女，是很難真正體會“用中國字寫成的名字”這一表述的，也很難痛感什么叫“失而復得的祖國”。

　　這一段家史與國史糾纏的回憶，對我們理解日本殖民、陳映真的父與家以及——文學者陳映真的誠實，都非常重要，因為它低調而確鑿地指出了他們家在日據后期的“皇民化運動”中，是屬于接受殖民體制“改姓氏”等要求的“國（日）語家庭”。陳映真以坦蕩公開他的家、他的父親在殖民體制下的“皇民化”過往為前提，駁斥任何欲將“皇民文學”視為“受害者的文學”的企圖。陳映真雖然向來認為“加害者”與“受害者”在倫理上難以也不應一刀切，但他也堅信其中自有分寸。是在這個分寸之上，陳映真榮耀了他父親那一代百折不撓的“抵抗運動的志士們”、寬宥了包括了他父親在內的那一代因各種原因而就勢下坡的民眾，同時堅決批判那些認賊作父，加害包括殖民地臺灣、中國與東南亞，死不悔改的“皇民文學”作者，以及為此類文學翻案的文論家。然而，批判所針對的并非個人人身，而是為了拯救歷史的清白。1950年代以降，島嶼上的歷史書寫就一直在“忠奸顛倒”，隱沒為抗日而犧牲的志士忠魂，遂令肥頭大耳的漢奸成名、得勢。日后，陳映真竭力聲討那些為日本殖民翻案或為“皇民化文學”張目的學者作家如張良澤，痛斥那些不自省甚至不自隱其恥部，反而狺狺狂贊日本殖民之美的當權者如李登輝，都不過是想把歷史搞清楚。

　　1994年，陳映真在臺北策劃關于日據臺灣五十年主題的照片展

　　陳映真的確甚少言及自己家族在殖民時期的往事，更不曾提及他父親或養父在那個時代的個人浮沉（包括他知或不知的關于其父曾參加進行曲征曲比賽而獲獎之往事），因為陳映真所斗爭的對象是那些為了政治目的粉飾殖民體制的歷史話語權的掌握者，而不是那個體制的受害者甚或順應茍合者。陳映真不曾將歷史問題降格為個人道德問題。今天看來，陳映真對他父親的那一段傳記如果知悉而選擇沉默，不正是依據這個直面歷史的倫理分寸感嗎？更何況陳父已從那一代知識分子的傷害中痊愈，并重建了民族認同的道德肌理呢？1983年，陳映真為在大陸的臺籍音樂家江文也在“文革”期間被斗爭抱不平，說：“罔顧一個人認識的發展過程，罔顧一個人歷史的、社會的條件，不看他在日后的政治選擇和平時政治生活的事實，動輒揪小辮子，這和中世紀宗教審判何異？”[31]同樣的話，不是一樣可以用于企圖透過“揭發”陳父以坐實其子——那當年已因病失語多年的陳映真——為“說謊者”的“學者”嗎？于是，我想起魯迅的一段話：

　　戰士戰死了的時候，蒼蠅們所首先發現的是他的缺點和傷痕，嘬著，營營地叫著，以為得意，以為比死了的戰士更英雄。但是戰士已經戰死了，不再來揮去他們。于是乎蒼蠅們即更其營營地叫，自以為倒是不朽的聲音，因為他們的完全，遠在戰士之上。

　　的確的，誰也沒有發見過蒼蠅們的缺點和創傷。[32]

　　事實說明，陳映真從不曾竄改自身記憶與家族歷史，以偽裝的父親形象為自己的愛國主義添設虛榮譜系。最多也只有不忍于說，而沒有說謊。終其一生，陳映真為那個包括他父親在內的殖民地人民被剝奪語言與認同的時代悲劇有椎心之痛，而他的很多文學與其他書寫可說是忠實反映或折射了他對這個苦痛的克服與升華。刻骨的個人經驗與親證的時代悲劇，特別是1980年代后益形惡化的戀殖以及自我再度殖民，使陳映真承擔了對殖民遺留的清理與批判這一重大任務，而目標即是達到身心釋然、認祖歸宗。

　　1990年2月16日晚，陳映真率臺灣中國統聯團到北京前門“老舍茶館”，與全國臺聯、臺盟中央、臺灣同學會的鄉親們一起欣賞“京味藝術”時，在老舍銅像旁留影。

　　光復后一年，孿生小哥陳映真因急性腹膜炎走了。他的幼殤讓全家陷入愁慘，尤其是陳父，好幾年都不得從哀傷中自拔。1950年夏天，陳父在妻女之后，終于接受了教會的擁抱，成為了一個篤信者，在信仰中得到安慰，并于次年從小學校長任上退下，獻身于神學教育事業。在父親影響下，青少年時期的陳映真也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每天在找自己的錯，然后百般地求耶穌赦免我”。多年后，陳映真回顧他的這段虔信經驗，指出雖然“已經幾十年沒上教堂了”，但依然肯定青少年時期的那段信的體驗，指出它幫助養成了“省視自己軟弱一面的習慣”。[33]

　　陳映真以基督之名作為一個虔信者的時光，大約持續了整個初高中時期，直到他上大學開始透過秘讀禁書而成為一個左翼青年為止。但我們無法以一種簡化的也是錯誤的方式，將這個轉變理解為從信仰之路一轉而至世俗理性主義，因為一種陳映真式的“信德”始終是他的生命底色。基督教與社會主義的關系，以及它們所共有的關于人的解放的理想主義，是陳映真平生關注的核心議題。

　　陳映真手稿

　　陳父對陳映真的養成有例如基督教信仰這般的直接影響，也有間接的、無意的“影響”。1950年代初的一次寒暑假里，初中生陳映真在他生父的書房里無意翻到了他父親在白色恐怖下“不忍為避禍燒毀”而密藏的魯迅小說集《吶喊》。少年陳映真在1950年左右曾半夜醒來目擊火光跳閃在噤默中一頁頁焚著書的父母親的臉。這本幸存的小書，于是陪伴著它那似懂非懂的小讀者，度過了他的青少年時光。《吶喊》是一個現象級事件，我們還會一再提及。

　　四、陸家大姊

　　二戰結束后不到兩年，反法西斯同盟國之間的矛盾依著美蘇兩大陣營之間的裂隙快速分裂、進而對峙。1950年對全世界都是關鍵之年，對臺灣尤然。朝鮮戰爭于6月25日爆發，剛成立的新中國隨即“抗美援朝”，志愿軍高歌跨過鴨綠江，戰后美蘇兩大陣營的地緣政治斗爭立即攀至高峰。本來有可能被美國戰略放棄的臺灣，在新局中重新盤活，成為美國在西太平洋圍堵中國與蘇聯的北起阿留申群島南迄菲律賓列島的“半月形”冷戰包圍圈的一環。在同一脈絡中，朝鮮戰爭爆發后不久，由美國主導且在中國大陸缺席下，二戰同盟國簽訂對日和約《舊金山和約》，恢復日本國家主權獨立地位，以利成為西太平洋冷戰包圍圈的重要支柱。同時，美國第七艦隊巡弋臺灣海峽，使兩岸在戰后短暫的復合之后，再度長期分裂，互為寇仇。原本前途茫茫的國民黨政權，于是在號稱自由燈塔的美國的授意與督促下，展開全島范圍的政治大清洗，是為1950年代“白色恐怖”。同時，“上國”本身也以身作則進入它惡名昭著的特別針對思想界與文藝界左傾人士進行迫害的麥卡錫主義時期。臺灣在大規模逮捕、逼供、窮極株連下，槍斃三千余人，更多人被長期監禁，其中以極大任意之名（例如“私藏匪書”“知匪不報”或“為匪張目”……）定罪投獄的冤假錯案多如牛毛。島嶼寒蟬永日，直到1970年代才稍解。朝鮮戰爭期間，黨國在美日裹脅下，簽訂了偷渡“臺灣地位未定論”的《中日和約》。朝鮮戰爭結束后，1954年，臺美簽訂了《中美協防條約》。于是，臺灣除了在經濟上從1950年始接受“美援”以及附身在美元上的對臺政經控制之外，進一步落實為冷戰時期美國的全面附庸。國土分斷、民族分裂，兩岸中國人的敵對在美國的戰略支持下被常規化。臺灣于是在全球冷戰格局、國共內戰持續狀態和“反共-國安”體制下，完成了關鍵的由上而下的土地改革，逐步進入美日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分工體系，獲得了經濟發展的機會。[34]

　　1945年10月25日，中國戰區臺灣省首降典禮后，臺灣省警備總司令全體官兵合影

　　一直要到1953年才稍弛的白色恐怖高潮期，對正值青春期的初中生陳映真而言，是及身經驗：中夜不寐，窺見父母燒書；白天上學，耳語流傳某老師被抓某老師失蹤。從鎮上搭火車到臺北上學，每早七點走出臺北車站，天天目睹兩個憲兵跳下軍車張貼槍斃匪諜一干人等的猩紅死榜，而圍上來看榜的民眾中時見驚叫暈厥者。陳映真說“那種恐怖的景象……對于我人生的道路發生了深刻的影響”。[35]但是，那最及身、最切膚的白色恐怖“私體驗”，可能還不是以上所列，而是與“陸家姐姐”的死別。

　　人們經常強調魯迅，尤其是他的《吶喊》，對陳映真思想轉變的類似“鐵道轉轍手”影響。這并不錯。但如果我們審視陳映真的生命軌跡，那么我們會看到魯迅之前更有一關鍵人物：“陸家大姊”。她是陳映真一生的轉折點事件，多次出現于陳映真的寫作與演說中，包括《鞭子和提燈》（1976）、《再燃上一支蠟燭[訪談]》（1988）、《后街》（1993）、《永遠的薛西弗斯[訪談]》（2001）、《我的文學創作與思想》（2003）、《我的寫作與臺灣社會嬗變》（2004）等等。陳映真首度提及“陸家大姊”是在他出獄翌年——也就是1976年——所寫的《鞭子和提燈》。這是一篇述往思來的文章，以追憶孿生小哥始，跳躍回顧了他的養子經歷、戰時盟軍轟炸下的童年、日本戰敗臺灣光復，以及以“動亂”二字暗指的“二二八事變”。這篇旨在說明昔日少年陳永善何以成為當日陳映真的散文體自傳，在述及他的孿生兄弟、父親、生家與養家這些家族關系后，以強烈的追憶與感恩，提及家外四人：陸家大姊、魯迅、耶穌與史懷哲（其中，魯迅、《吶喊》與阿Q 這三個名，因反共禁忌，在當時都不能實名提及）。在這四位當中，當然只有“陸家大姊”需要介紹。陸家大姊者，不知其名，是陳映真正值十二三歲青春期時，寄寓于他家屋后的一位二十上下，戰后不知何年來自大陸的年輕女性，有一哥哥在南部糖廠工作。這位大姊姊對少年陳映真關愛備至，二人互動甚殷，姊姊甚至成了少年陳映真“生活的中心”。老年的陳映真，在一次演講里，還提到一件小事：“平生學到的第一個很深奧的詞就是‘神態’，她指著我跟我姐姐說：‘他神態很好’，寫在報紙上面”——當時，“外省人”陸家姐姐與不諳普通話的陳家姐姐兩人之間的親密交流大多透過筆談。[36]

　　臺版《趙南棟》封面

　　1950年頃，在少年無助的目擊下，陸家姊姊被情治人員入室拘拿，遂成永別。陳映真回憶，“穿著陰丹士林旗袍，留著短發的”陸家大姊被“高大而沉默的男人”帶出家門時，“就在她跨出門坎的時候，她看見了我。她豐腴得很的臉，看來有些蒼白。然而她還是那么迅速地笑了笑，右手使勁地按了一下我的頭，走過幽暗的走廊，走出屋子……”。[37] 出獄后一年（1976年），陳映真回憶二十多年前，說：“小哥死后，這是第二次感到深刻而無從理解的寂寞。”對暴力的憎惡、某種無從解釋的遺憾甚或罪感，或許甚至不為當事人所意識得到的某種救贖甚或復仇意念，成為陳映真之后屢屢回首的初心。對于他人的苦難只能旁觀而毫無作為，成為了陳映真畢生無法完全消除的罪意識：似乎自己也在那個共犯結構之中，而非超然物外。多年后，他創辦《人間》，為一個本然純潔的原住民少年在異己都會中絕望無告憤而殺人被判死刑，而奔走呼號刀下留人……如今想來，可能都與這個原始事件有關。他的文學與他的實踐都與這個更是來自特定生命經歷有某種聯系。文學，對陳映真而言，有一個深刻的倫理學意義，是從人所展現的行為結果推見之前，理解各種復雜的原因，從而產生一種深刻且有知性的同情。文學者的對立是法曹，后者從行為的結果導出宣判。

　　陳映真在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秋祭會場上講話

　　長期以來，尤其是1950年代臺灣，一個被視為有“親匪”嫌疑之人，遑論“匪諜”，是幾乎所有人恐懼、憎恨與擲石的對象。作為陳映真“孺慕”（或不妨說青春期精神初戀）對象的陸家大姊，卻又是那么一位好姊姊，無論如何與恐共宣傳中的“匪”渺不相涉。這個姊姊，在少年的無助旁觀下，被當代羅馬兵丁暴力擄劫，消失在走廊盡頭。這個永恒定格，與日推移，成為了陳映真往后經常無由浮起的一道幾乎是走向荊棘地的受害女神風景。然而這個“以不知暴力為羞恥”（陳映真常用句）之物對美善的戕害，竟也是一支疫苗，讓以后的陳映真獲得了同時代島嶼上極其稀有的對反（恐）共偏執癥的免疫。而又由于美與善不可能長期與“真”絕緣，這一道因著從海的那一邊走來的、體現著當代中國的運命與承擔的“外省人”陸家姊姊的犧牲，所神秘開啟的真理求索甬道，讓陳映真對陸家大姊所獻身的20世紀中國革命，產生了一種莫名的親近和好奇，洵至于在日后形成了深入骨髓的感情、信念與真理求索。我不敢想象，經歷了這個事件的陳映真，次年在赴臺北上初中的途中，無論是走出臺北車站時看到的每日殺人紅榜，或是行至中學附近專事羈押政治犯的軍法處看守所時，陸家姊姊的音容會不浮出。是以這個事件為前提，陳映真看似機運地走向密藏于其父書架中的《吶喊》且不知所以然地耽讀，繼而，走向溷跡臺北牯嶺街舊書攤的1930年代中國文學與馬列左翼禁書，從而，在1950年代末的白色臺灣，孤身躍入他所系念想象的20世紀紅色革命大河中。

　　2014年，陳映真（中）、蔣勛與藍博洲師生三代同獲聯合報年度好書獎。

　　“陸家大姊”對陳映真有重大啟蒙意義。對于陳映真，“陸家大姊”正是那被國民黨扭曲造假之前的中國現代史的人格化，經由她，連上了中國近現代史的波瀾風景，于是也就超越了國民黨中國現代歷史敘事的窘迫、斷裂與跳躍，當然也就不可能為這個病態史觀的對偶而非超克的臺獨分離主義所召喚；須知，多年后無數臺獨轉向者正是黨國史觀的狂信者。陳映真能克服五六十年代狂掃臺灣的美式現代化與現代主義大潮以及之后的諸種危機挑戰，和陳映真從陸家大姊作為一個血肉契機，回推而建立的民族的、愛國的和左翼的中國史觀密切關連。2000年，陳映真回顧平生，感慨系之，說“我時常想，人生像是由許多個圈圈，偶然地串連起來的一條鏈子。一個圈圈和另一個圈串起來的時候，是頗為偶然的，然而一旦串成了一條鏈子，就成了一條與任何別的鏈條都不一樣的鎖鏈——一個獨特的人生”，而他的第一個圈圈就是陸家姐姐。[38]

　　如果沒有這個事件，數年后，同一個少年不見得就一定會被他父親藏掖在書架里的一本破舊的《吶喊》所電擊——而這經常是陳映真自述的愛國與左翼迢迢之路的起點。“陸家大姊”是一個容易被忽視的思想史事件。

　　陳映真與陸家大姊，讓我想起張承志筆下的魯迅與秋瑾。張承志推想了徐錫麟、陳天華尤其是與少年魯迅紹興老家不過三百步之遙的“鄰居女兒”秋瑾等留日學生先后烈性獻身革命，對那同時間只能一旁“看殺”的魯迅，所造成的終生無法排解的罪疚感，并說“一切的起源，或許就在這里”——在那個真實與譬喻的“魯迅路口”。[39]而我們可否說，鶯歌老家后身的“陸家大姊”，也可以是“陳映真路口”呢？

　　五、白霧下的青春

　　進入1950年代，三個攸關人格與思想形成的“圈圈”，先后環扣青少年陳映真，其一是信仰耶穌，其二是“陸家大姊”，其三是閱讀《吶喊》。之前，我們交代了“陸家大姊”與《吶喊》在生命史上的關系，現在，我們也應該稍微交代一下耶穌與《吶喊》的關系。我們都知道陳映真以魯迅為師。但我們也很容易就觀察到陳映真經常，如非總是，以《吶喊》言魯迅，甚少提及其他，甚至是另一本小說集《彷徨》。為何呢？我的答案在耶穌。陳映真酷愛《吶喊》，尤其是其中的《阿Q正傳》，是因為陳映真以原始基督教中那對大地上的苦難與無告施以無比憐愛，同時對文士富人白眼有加的耶穌，讀魯迅，讀出了“飽含淚水的愛和苦味的悲憤”。而即便是魯迅的諷刺，也是出自于愛。1962年，陳映真寫信給文友鐘肇政，直率批評他小說中“揶揄”的性質，指出“若與大作家ろじん（按：魯迅）比起來，他的揶揄尤其顯得薄弱，相對的也顯得他的愛是薄弱的。”[40]—以日語表魯迅是因為白色恐怖時期不能提魯迅二字。這里有一個耶穌風的魯迅，但反之何嘗不然，而能風此風彼者，難道不是因為有一個陳映真嗎？

　　陳映真（右一）凝視六張犁亂葬崗出土的白色恐怖受難者墓碑（攝影：蔡明德）

　　在白色霧沉之下，青澀懵懂、碾壓在升學巨輪下的中學生陳映真的第二與第三個“圈圈”應只是一道“伏流”，既不能更不敢將之浮上意識層面，直到1957年他離開故鄉到臺北上大學。如果一個行為主義者旁觀側記這個人的“日常生活”的話，這個小伙子和其他同齡人應共屬蕓蕓——也許除了偷看《吶喊》這個行為之外，但那也因為是“偷看”，而必不為行為主義觀察者所登記。

　　但陳映真的青春期似乎不是表面上這么簡單，因為“伏流”會翻攪著他的主人，并找到一種順理成章而又安全的形式冒出地表。這個形式就是“史懷哲”——它是這個青少年當年嘗試安頓他的理想與不安的一種非政治化想象。多年后，陳映真在一次講座里，回顧青少年時期，如此說：

　　我曾經熱烈地想過，要當一個醫生，不是想賺錢，是那個時候，東方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書，《史懷哲自傳》什么的，那本書雖然不好讀，但影響很大，我想我不能到非洲當醫生，至少可以到山地原住民部落當醫生。但是有一件事情阻擋了我，就是我的數理太差，每次考試都是十幾、二十幾分，我知道是絕望了，可是如果數理好一點，我的命運可能就不一樣了。[41]

　　立志當醫生，今天當然多是為了錢，而不是如少年陳映真那樣，將“醫生”這個行業視為一種志業。然而這個志業，卻還不是什么以學術為志業，好比對病體的純粹科學熱情，而更是一種被人間正生著嚴重的“病”的危機意識所驅策的欲有所為。我們應知道，整個陳映真文學事業就是以對一個絕癥病童的凝視開始的。[42]而第二篇小說的主人公自殺前的理想（或夢囈！）就是“在他的烏托邦建立了許多貧民醫院、學校和孤兒院”。[43]

　　1990年2月20日陳映真在北京國際俱樂部與中國作協座談時與大陸著名作家蕭乾、馮牧在一起交談。

　　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將“醫生”與“非洲”、與“山地原住民部落”，產生原非必有的意義關聯。如同魯迅，在陳映真的世界里，醫學與文學雖然殊途，之間是存在選擇，但它們根本的襟懷與內在邏輯則無二致。“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和“他人有病，予救治之”，都是本于仁愛，將對象，也就是個人，視為由天地世界他人所構成的整體的一部分，去接近、理解，之后——“診斷”。由于陳映真把“醫”看得高，愛之深責之切，那么以后在他的小說中經常出現冰冷傲慢自以為是的醫生群像，也就不足深怪了。左翼、教徒與醫生，是陳映真畢生觀察并錨定知識分子狀況時常用的幾種身分——這是有道理的。

　　中學階段的陳映真，基本上是一個信仰虔誠、懷抱著史懷哲式人道主義淑世理想且多才多藝的青少年。他能彈吉他、愛唱歌，而所彈唱者，應不免是當時的青年文化空間所僅有的西方流行歌曲或民謠，好比之后成為他同名小說《哦！蘇珊娜》（1963）的那首曲子。他也很能畫，大一下，出于好玩，還陪他的發小，后來的寫實派畫家吳耀忠，報考當時最牛的臺師大美術系，而陪考者竟也考上了。當然，他的文學能力也早就脫穎而出。沒有作品為證，我們如何得知呢？根據陳映真的一位初高中同窗多年后回憶，1950年秋天剛上初一，老師就要他們背誦一大堆唐詩。眾人皆苦，獨陳映真不以為苦，于是他就成為了同學的“小老師”。該同學“清晰地記得，有一次午飯時間，映真以他的大塊頭扮演楊貴妃，唱作俱佳地向同學們解釋‘云鬢花顏金步搖’的意義，那種滑稽的形象，惹起了全班的捧腹”。[44] 人生的細事末節，似乎無不掛著時代的影子。為何小學才剛畢業的學生要讀一堆唐詩呢？是由于學校讓剛從舟山群島撤退回來的官兵駐扎，延誤了開學，于是有負責的老師不忍學生荒嬉，讓他們背唐詩以消永日。其實，整個1950年代的臺灣，可說一直都是在“一個絕望的戰爭年代的陰影”下。1950至1953年的朝鮮戰爭、1954年的“九三炮戰”“一江山島戰役”，以及1958年的“八二三炮戰”，這些熱戰，還有冷戰下的白色恐怖，還有黨國終日高亢的“反攻大陸”的誓言……這一大片惡墨渲染的“戰爭年代的陰影”，必然一直伴隨著少年陳映真的成長罷。

　　這位邱同學也是陳映真的高中同學。他的回憶也見證了陳映真作為一個日后的小說家，至少在高中時就展露了出眾的敘事才華：

　　每天中午吃便當的時候，是他向同學們大“蓋”（按，即“侃”）的時間，他豐富的學識以及他的詼諧，他的善于演說，使同學們酷愛這課余的一堂。每次同學都端著便當圍繞在他的周圍，隨著他的演說而歡笑，而痛苦，甚至泫然淚下。[45]

　　陳映真的這一面，對我們立體化陳映真這個人很重要。不然，之前的敘述總難免會在讀者心中浮現一幅過于抑郁、嚴肅的陳映真側寫，然而那只是一面。陳映真是一個冰火人物：嚴肅較真與熱情詼諧奇異并存。事實上，陳映真的朋友們對日常的他的主導印象，反而是愉悅、好奇、熱情、易與（除了不喝酒不喜應酬），不時爽快大笑……對于很多人都好奇他的小說，尤其是早期小說，何以主人公死亡頻出，晚年的陳映真曾如此說明書寫與個性之間的距離：“出于思想和現實間的絕望性矛盾，從寫小說的青年期開始，死亡就成為經常出現的母題，但在現實生活中，我卻從來不曾有過憂悒至于嗜死的片刻，反而是一個遲鈍于逆境、基本上樂觀，又不憚于孤獨的人”。[46]

　　陳光興《陳映真的第三世界：50年代左翼分子的昨日今生》東方出版中心2013年版

　　小侃爺陳映真，當然也愛寫。寫啥呢？寫信，與眾文友寫長信，動輒七八頁。一眾少年所言者無外乎“當我看見一片落葉從我的窗前飄落的時候，我的心是多么的酸澀”之類的。[47] 高中二年級，陳映真為了國文課，“學著當時流行的文藝雜志《野風》中的調調，寫了一篇少男少女間憂愁的戀愛故事”。[48]因為陳映真從來不曾立志為作家，所以也無作品保留意識；害得我們今天無法一睹這些青青少作。

　　關于陳映真的中學生時期，我們所知不多，印象比較突出的有兩件事：留級與示威。1953年夏天，“遲鈍于逆境、基本上樂觀”的初三留級生陳某某，反而拾了個大輕松，“比較仔細地讀《吶喊》，到大漢溪游泳、釣魚，覺得留級其實并未見得就是極大的災難”。[49]這是多年后陳映真以塞翁失馬的態度回顧留級一事，但對為何留級則未置一詞。留級誠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兒，當然也無須多做說明。但“為何留級？”這個問題本身，則可能是有意義的，因為它多少可為我們對理著光頭、身穿卡其制服的青少年陳映真，在他學生帽底下的那片腦的海洋，到底是平靜的抑或是翻攪的，多了一點想象與判斷的空間。之前我們提過他的史懷哲之夢。那樣的夢想，可能曾讓他對競爭的、自利的體制化升學主義產生一種抵牾之情。但除此之外，可能還有另一面。

　　留級那年恰恰是他養父生平飛黃騰達之頂。戰后國民黨的治臺策略，與戰后韓國頗似，都是在美國的指使交辦下，清剿左翼反日力量，拔擢日據時期“有力者”以為治具。陳映真的養父（也就是他的三伯父）在日據時期做過名為“巡察部長”的中階警官，在當時可算是達到臺人從警的天花板了。1953年，他養父選上了臺北縣縣議員，同時，官商雙棲，也是“臺北汽車貨運公司董事兼經理”。那么，我們可否如此想象：在養父最發的那兩年，是否正值青少年陳映真由于內心深埋陸姊之訣別與魯迅之吶喊，從而陷入彷徨不安而又無人與說、不知如何說甚至不知所欲說者何的境地呢？這個與白色恐怖高峰期重疊的特色青春期，是否可以部分說明他學業的荒疏呢？我認為非常可能，而且我有證據，雖是間接的。陳映真1960年小說《家》，就留給了我們一些蛛絲馬跡。小說諷刺了一個與作者側影高度重疊的青年“我”，在父親死后不到一年，就伶俐地將自己從對權財兩好的父親的青春期反叛的耽溺中解脫出來，“在臉上塑著成人一般的風景”，以家父長的繼承人身份，打起精神、立定志向，不再彷徨于場屋之途，而以擠進大學進入體制光耀門楣為人生最高目標——畢竟，“我”上有老母下有幼妹。這個主人公儼然就是作者以自己為原型所捏塑出的一個放棄初心回歸家族的“小宋江”。

　　陳映真書房中的魯迅雕像

　　不得不說，如果細讀陳映真（尤其是早期）文學的能力不備，那么“研究者”即便是上天下地搜羅海量檔案，深文周納，以此揭底“陳映真現象”，那將很可能也只是“師其成心”的拼圖。而所謂研究也將只是一場惡戲——將片片龍鱗，完整的或受傷的，拼貼成一條早成于他自心的大毒蛇。

　　陳映真初三讀了兩趟，之后，考上同校高中部。為紀念民族英雄鄭成功而命名的這所高中，也是我的母校，只是我與“學長”相隔十八載。但也是許多年后，我才知道我與陳映真都在青春時身穿卡其制服頭戴軍訓大盤帽，走過青島東路軍法看守所，經過臺大醫院長滿青苔的老圍墻，來到日據時期遺留下來的老建筑——臺北車站。不同的是，當時的我絕對惘然于這些建筑后頭的歷史與故事，只是一個為升學所鞭策為搖滾樂與舞會所安慰與興奮，除此之外渾渾噩噩一無所知的青年。待我高中畢業時，那個軍法看守所正好扒清，在空蕩的石礫地上，不久蓋起了當時臺北最豪華的“來來香格里拉大飯店”，越數年，另一個能讓殖民與白色恐怖記憶攀援的臺北車站也拆了，平地起了一棟不中不西的車站大廈，童騃自得地杵在那兒。我曾想過，我后來還能憑身體記憶返回那個現場接起那段歷史，那么，連這個記憶都沒有的下一代呢？

　　1983年在美國愛荷華州聶華苓家。后立者茹志娟，右陳映真，前左二保羅·安格爾（聶華苓的先生，美國著名詩人），前左三陳映真夫人陳麗娜，前右二聶華苓，右一王安憶。

　　從初三留級那年開始“比較仔細地讀《吶喊》”到后來上大學思想左轉，這兩站之間還有一個中繼站——一段嗜讀舊俄文學的時光。陳映真回憶剛上高中的他：“開始并無所謂地、似懂非懂地讀起舊俄的小說。屠格涅夫、契訶夫、岡察洛夫，一直到托爾斯泰……卻不期因而對《吶喊》中的故事，有較深的吟味”。[50]對這段自述，可以有兩點評論。首先，日后陳映真雖然進的是英文系，但綜觀他的文學一生，與魯迅相類，主流英美文學從來就不曾進入他人文感受的核心地帶，反而是以更大的熱情投諸那些在“近代化”歷程中被視為“居下流”的文明或民族的文學；而這樣的心與眼，其實是早在少年十五二十時就已成形了。其次，在所列的舊俄作家里，不是史詩的、高拔的托爾斯泰，反而是憂悒、纖細、總是理解而寬宥、彷徨而苦悶的短篇小說家契訶夫，給陳映真在文學上以最深影響。陳映真后來一再說，影響他比較大的作家有三：魯迅、芥川龍之介與契訶夫。魯迅以充滿生命力的文字讓他得以理解中國的苦難、契訶夫對知識分子在大變局中的弱質的感受與理解，以及芥川的某種“鬼氣”，都教育或吸引了他。那么，這三者有何交集之處呢？多年后，陳映真的回答言短意長：“他們都有一個共同性，他們都不是那種橫眉怒目式的、‘四人幫’式的作家。”[51]感受這三個作者在陳映真的青少年時期對他投下的深刻烙印，是深入理解陳映真文學、思想與政治的關鍵而又幽微的入手處。

　　高中畢業那年有一個“政治”插曲：他參加了臺灣自白色恐怖霧降以來的第一次反美群眾聚集——1957年的“劉自然事件”（或稱“五二四事件”“攻打美國大使館事件”）。事件起因于一個美國軍人在自宅門口槍斃了一位名叫劉自然的中國人，并在一種實質的治外法權下無罪離境，于是激起了為黨國（至少是某派）所一度默許的民憤，得機宣泄了1950年以來附庸于美的官民全體的老羞。陳映真說他“純粹出于頑皮”，打制了一個抗議舉牌，上書“抗議美軍藐視人權 We Demand Fair Justice”，直奔美國大使館，參加了這個反美事件，后來還被“刑警總隊”叫去問了話無事釋回。[52]是否“純粹”出于頑皮，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陳映真一生無事不上街頭，獨鐘反美示威。1988年3月，為了農民，他上街抗議美國農產品的傾銷；[53]2003年，也是3 月，為了抗議美軍入侵伊拉克，老人家親自上街參加反美反戰示威游行。[54] 那年那日那場游行，記憶猶如昨日。我在游行隊伍的暫時修整中，看到六十六歲的、白發蒼蒼的、多病纏身的陳映真，不支三月驕陽，在滿是站立的歡笑熙攘的青年人群中艱難垂首蹲坐，那時陳師母在旁，看到我，搖搖他，于是陳先生抬起頭來與我目光對接；在不掛著社交微笑的臉上，他的眼神顯露深深的疲憊與一點點似是看透卻依然盼望的光——當然，這是我歲月疊加詮釋之后的感受，讀者聊作參考即可。

　　1957年“劉自然事件”發生后，臺北成功中學的學生在示威現場，右側舉牌為陳映真

　　言歸“正傳”，1956年頃，陳映真養父過世，人走茶涼，債權人登門搬物，家道遽爾中落，所幸還為養子留下一單人壽保險。靠著僅夠支付私立大學昂貴學費的保險孳息，陳映真于1957年只身來到淡水小鎮上大學（今日淡江大學前身“淡江英專”）。選擇英文系，或許是因為當時的文學青年也只有這一條去路；中文系因為經史子集文字訓詁“于學無所不窺”，反倒失去了與文學的直接聯系。大學頭兩年大概是陳映真“半生中最困窘的時候”，“寄腳在一家教堂中的小房間”，學費繳畢已無所余，得靠家教支付生活。[55]根據陳麗娜女士的口述，陳映真那時居無定所，除了寄宿教堂，也在淡水的一間祠堂，靠著一堵有檐的邊墻，搭上兩三片布，能遮風避雨就算是窩了——而靠海的淡水入冬又是異常濕冷。吃也吃不上，只能去菜攤拿別人不要的菜葉胡亂煮煮；讓我無端想起蘇軾在黃州“空庖煮寒菜，破灶燒濕葦”。若說那時是凍餓交加也并不為過。然而，一有余錢則往牯嶺街的舊書攤奔。

　　上世紀80年代創辦《人間》雜志的陳映真

　　如此的困苦經驗以及伴隨而來的“挫折、敗北和困辱的情緒”，除了作用在陳映真的早年寫作，讓作品總是帶著一股抖不掉化不開的抑郁，也影響了他一生，讓他能夠對社會底層、對被侮辱與損害者有一種油然而生的同情共理；讓他能夠在1980年代辦出像《人間》這樣的刊物；讓他寫出像《萬商帝君》與《忠孝公園》這般真實不虛架構于底層人物及其生態的小說。這個始自青年時期的物質貧困以及奔波于生計，其實一直沒有真正離開過他。1983年，他46歲，在一次受訪里被關切地詢及“未來寫作計劃”時表示：“我現在的問題是，很想趕快解決生活問題，在我這個年齡，我已經花不起時間，特別把時間花費在生活上……”。[56]青年時期的“家道淪落”以及終生的“困乏其身”，是理解陳映真思想與文學的一個如山脈綿延的大背景。陳映真酷愛魯迅早期作品，是否也與命途相似多少相關呢？陳映真對《吶喊》的吟味也頗特色，是“飽含淚水的愛和苦味的悲憤”。是這個對《吶喊》的體會，讓他“全心去愛這樣的中國”，從而成為一個“充滿信心的、理解的，并不激越的愛國者”。他們都能從一己淪落的痛苦，發而為對廣大底層小人物的愛，從而延伸到對破落、貧困甚至愚昧的祖國之愛，最終延伸到遼闊的第三世界。晚年的陳映真以他獨到的對魯迅的品味，以四個字說明魯迅的批判的現實主義：“豐潤深沉”。[57]

　　六、牯嶺街

　　上大學之后，陳映真算是告別了依附于家的青少年時期，也永遠離開了故鄉小鎮，之后，除非不得已，例如服兵役與吃牢飯，陳映真都工作生活在大臺北地區，直到暮年養病以及逝世于祖國北京。在陳映真少數提及故鄉小鎮的文字里，也有一種類似魯迅對故鄉“S 鎮”所表露出的灰蒙、黯淡和壓抑，以及一種亟欲逃離卻又藕斷絲連的狀態；畢竟，那是無法斬斷的父祖之鄉與兒時之鄉，是終身的鄉愁。在陳映真的一篇早期小說里，祖父、故鄉，與鄉愁，就濃濃地結在一塊兒。[58]

　　離開故鄉，但故鄉卻一直內在于他；進入都會，但都會卻似乎永遠外在于他。陳映真怎么看也都不像是個“都會知識分子”；他對光影雜沓紳士淑女的摩登都會有一種本能的局外感，甚至終生有一種出于某種道德感的鄙棄——“繁華的、惡魔的都市”；[59]“敗壞而麻木的城市”；[60]淫亂而且腐敗”。[61]先生為人莊重持禮，卻獨喜趿涼鞋，莫非是出自無意識的對都會上流準則的輕蔑，是一種魏晉風骨呢？

　　1988年臺灣農民反對美國農產品進口，

　　陳映真上街參加游行

　　陳映真對摩登都會的抽離感應有更深層的思想根源。1970年代下半葉，陳映真頻繁以“小市鎮知識分子作家”自我定位。為何他要特別標明“小市鎮”呢？固然不能說與他并非工農或地主背景出身無關，但我想，他要傳達的并非對“小市鎮”的特殊認同，而是一種在“鄉村”與“都會”之間的存在意識。唯有“小市鎮”能傳達出那種處在鄉村與都會、中國與西方、承載無窮生命力的老百姓與虛偽無愛的（西化）知識分子……兩者之間的張力感。[62]“小市鎮”經常是陳映真在觀察與思索急遽社會轉型時所設定的觀測所。以“小市鎮”為背景的小說，在陳映真的創作全體里占絕大多數，從《我的弟弟康雄》（1960）一直到《忠孝公園》（2001）。陳映真的“鶯鎮”與魯迅的“魯鎮”，是否共有一種有類似內在邏輯的時空自我定位呢？

　　對五六十年代的臺北市，陳映真最常憶及的，根據我的歸納，有兩類空間，皆涉及鎮壓與反抗，也皆是體面人、闊人的都市記憶所不及的都會之中的非都會角落：一類是槍決政治犯的馬場町、羈押政治犯的東本愿寺、青島東路警總看守所……這類“死亡的政治空間”；另一類則是“反抗的思想空間”，即孤例成類的牯嶺街舊書攤。就是在那片搭在行人道上節次鱗比專賣舊書的違章書攤上，大一新生陳映真看似鬼使神差地與禁忌的1930年代中國文學與左翼理論相逢。但像我們這般略知那個小伙子的際遇養成的人，則知道其實并非宿命或巧合可解，而是陸家大姊的魂靈為白色恐怖島嶼上的少年陳映真開了一扇深鎖的門，而站在門后的正是魯迅。此后，是魯迅的“看不見的手”指引著陳映真去到牯嶺街，那兒為他保存了日據時期臺籍文人以及1945-1949年間臺籍文人與大陸來臺文人身后遺留或絕望拋棄的很多簽名歷歷但不知主人安在的中文的、日文的和英文的舊書。青年陳映真以魯迅為輻輳，索驥摸瓜、上下求索，于是看到了20世紀中國革命的文學家、理論家與革命志士的閃亮群像。是魯迅，“給了他一個祖國”，讓他此后的一切都與20世紀中國革命連上了不解之緣。

　　違章破舊的舊書攤，與那摩登敞亮垂顯上國威儀的“美國新聞處”，相距不及五百米。舊，還是新？在這個暗喻性十足的“十字路口”上，與陳映真同代的知青文青憤青，幾乎都選擇后者為流連之所。陳映真是我所聽過的唯一特例。1957-1958年頃，大學生陳映真經常懷著忐忑的興奮來到牯嶺街，在他孤單的心跳與腳步聲的不遠處，一個襁褓中的嬰兒也許在睡夢中還聽過這人的腳步聲呢。1957年末，筆者出生的地方就是牯嶺街89巷2號，變電所后頭一幢日式黑瓦木造“榻榻米”房子。聽我母親說，那是我們家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來臺后，從一個即將返國的日本植物學教授那兒頂下來的。

　　臺北牯嶺街

　　從陸家姐姐到魯迅到“牯嶺街”，是陳映真在白色恐怖下，沒有組織沒有同志，獨自走出的“左轉三部曲”。“牯嶺街”象征了陳映真“左轉”的達成。在那兒，魯迅之外，他還讀了很多1930年代大陸作家巴金、老舍、茅盾和曹禺的作品。這類書讀完了，就觸類旁通，讀起社會科學與哲學的著作，包括《大眾哲學》《聯共黨史》《政治經濟學教程》、日文的《西行漫記》、莫斯科出版社英文的《馬列選集·第一冊》，還有“紙質粗礪”的毛澤東寫的小冊子——以上是比較確切的“舊書攤圖書館”藏書。此外，陳映真還提過包括盧那察爾斯基與普列漢諾夫的日文本的左翼文藝批評，以及也是日文版的列寧的《國家論》與《帝國主義論》。[63]但我們無法確定這幾本書是來自牯嶺街，還是1964年頃從一名駐臺日本外交官那兒讀到的。

　　閱讀《全集》，我們發現，在這個記憶書單中，對陳映真沖擊比較大的有兩本，分別是艾思奇的《大眾哲學》與斯諾的《西行漫記》。這兩本書很具有某種“寓言式”的代表性，短長相倚，共同構成了陳映真的“左”。《大眾哲學》代表了政治經濟學、社會哲學與左翼文論這一類著作，讓陳映真得以進入一種歷史唯物論的理論與方法論世界，沖擊了他的世界觀，讓他在人文、文藝之外找到了一個分析性的對偶，讓知識、思想與感情得以相對化，得以展開“社會性質”與“意識形態”的分析。然而，陳映真卻也從來沒有完全接受“經濟決定論”，因為它只講了故事的一半，而另一半則是“意識”“主動性”以及包括誠、真與愛等價值信念的重要性。甚至，在意識與存在的辯證中，我們往往發現陳映真更看重的是前者。于是，相比之下，斯諾的書似乎更重要，因為它以報告文學的力量淪肌浹髓長征魂靈深處，讓青年陳映真身心認同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的純潔、真誠與理想性格，并深深地被革命者為他人而活的無悔信念所感動。多年后，陳映真回憶初讀《西行漫記》：“一抓到手就放不下，眼淚直掉，渾身發抖，我忽然覺得真對不起這個國家，我的思想產生了很大的變化”。[64]“眼淚直掉，渾身發抖”——那是心靈觸電，那是有“崇高”性質的類宗教體驗。可以想象，陳映真在閱讀《西行漫記》時，看到紅軍、黨員與群眾，在那樣惡劣的生存條件下，卻能孕育出沛然的平等、友愛、學習與向上的人格與實踐，并熱切相信中國與人類必將解放……他能不想象這是彼岸天國在此岸大地上的真實實現嗎？能不想象“祖國”，或“革命”，是“耶穌”這個象征愛與真理的普世能指，在當代的具體呈現嗎？

　　《大眾哲學》是艾思奇在20世紀30年代為通俗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而寫的著作。

　　因此，“牯嶺街”讓青年陳映真進入到一個由中國現代史、現代文學與革命理論所構成的嶄新的知性的世界，但卻并不曾因此弱化，遑論淘空，他的感性的、信念的與信仰的世界，反而是感性找到知性而相互加強了。在陳映真走上牯嶺街的同時，他是不再上教堂了，但他也同時把20世紀中國革命注入了一種信仰者的熱情，以這個熱情去認識革命，并以一種福音傳道者式的熱忱，把自己獻給了中國。此際，我要陳述一個關于陳映真思想的命題：雖然1957年頃的陳映真，在行為上有一個上教堂與不上教堂的斷裂，但是思想與精神上并不存在基督徒與馬克思主義，或宗教虔信者與愛國者的斷裂。當然，這絕不表示沒有改變，而是豹變中自有不變。一個青年孤單地從文藝的與虔信的狀態一寸寸地蛻化為一個躍入20世紀中國革命洪流的青年，在1950年代末的臺灣，那是怎么說都不至夸張的變化。對陳映真而言，“祖國”“紅星”“魯迅”與“耶穌”……以不同的波長相互照耀，共譜一種真誠、寬闊與向上的精神意象，而其中任何一項，都不構成單一自足的前提。

　　至于為何“覺得真對不起這個國家”，自然是對自己無法真正縱身躍進這條歷史大河，奉獻出自己的力量，而有所愧吧！我們將看到，此后，一直到1970年代末關于“文革”的大量負面訊息排山倒海而至，造成了他的信念危機之前，陳映真對新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的想象，依據的都是這本當初讓他“眼淚直掉，渾身發抖”的《西行漫記》。

　　《西行漫記》日文版

　　1990年，臺灣的時報出版社出版了戰后第一套公開發行的《資本論》三卷，成為一時話題。這一年的二月，陳映真率“中國統一聯盟代表團”到北京訪問。那年底，陳映真寫了一篇《“馬先生來了”？馬克思〈資本論〉在臺灣出版的隨想》（1991），文章里提到了斯諾。他是如此說的：“今年春天，在北京大學的、微雪的校園里，猛一個轉彎，驀然撞見了艾德嘉·斯諾的墓，使我大吃一驚，百感交集。我滿面淚痕地讀完斯諾日文版的《中國之紅星》（漢譯《西行漫記》）的大學四年級那個極為寒冷的夜晚的情景，當下立刻涌上了心頭”。[65]

　　七、“舊書”

　　大學一二年級的“牯嶺街”舊書攤的“新書”經驗，造成了陳映真的“豹變”。在《后街》里，他如此說“牯嶺街”所帶給他的變化：“他幾乎日日覺得自己在不斷地蛻化，不斷地流變，卻不知道自己終于要蛻化成什么，深深恐懼著不讓即使父母朋友察覺到自己不能抑制的豹變。”此時的陳映真天地之間唯一敢于透露胸懷的，唯有他的發小吳耀忠，能夠一起共讀“破舊的新書”，或“偷偷地唱著中國的新歌”，直到1968年5月一起被捕，一道坐牢七年。[66]出獄后的吳耀忠歷經掙扎最終走不出身心之傷，日趨頹唐，酗酒哭泣，死于1987年。2009年夏天，臺中的“國家美術館”為吳耀忠辦了一個家屬捐贈特展，內容包括吳耀忠的創作、藏書與相關檔案。在一個平放的玻璃櫥窗內，陳映真為亡友寫的挽詞的硬筆草稿靜靜躺在那兒：

　　耀忠阿兄千古

　　少時訂交 共讀新書 慷慨同系兩千日天獄 笑談猶惜同鄉學友心

　　老來死別 獨吟故牘 悲涼孤對一萬里祖國 吞聲仍想兄弟同志情

　　陳映真泣挽

　　這大概是我唯一見過的陳映真的舊體“寫作”。櫥窗里還有很多其他友人的挽詞草稿，紙張大小不同，但記憶里大多是白話體長短句。陳映真的挽詞，不管是內容還是形式，應該是當時心情的直接體現，反映在編寫邊涂改（例如把“故國”改成“祖國”……）。對寫作者當時心情狀態的琢磨推敲，我其實是感興趣的。我好奇，為何陳映真在“共讀新書”的“至友”之死的悲痛時刻中，所采取的表達方式竟是舊體對聯？我的猜測是，陳映真當時可能覺得不以此傳統形式就無法表達出他思念與惜別的沉重。白話文這個載體，在一個人面對死生大事的性情抒發的當兒，似乎總是少了些凝練含蓄，也似乎注定短于將逝者安置在那個人所從來但又超越個人的數千年文明歷程之中。雖然，之后陳映真也為亡友寫了一篇很真誠、很反省也很感人的散文《鳶山——哭至友吳耀忠》（1987）。

　　起于“小哥”終于“牯嶺街”與密友共讀“破舊的新書”，是我對陳映真1959年（大學三年級）開始正式寫作之前的成長經歷的梗概敘述。在敘述的結尾，因“讀了書”而遭遇幾乎可說是致命性啟蒙的陳映真，經歷了一場“豹變”，成為了當時島嶼上唯一一位與20世紀中國革命交通上了的左翼青年。

　　1990年2月18日上午，陳映真率團拜訪全國政協祖國統一聯誼委員會時在全國政協禮堂向全國政協副主席程思遠贈旗。

　　但是，如果我們將“煉成敘述”結束于此，那么這個故事就還是不完全的。不完全，是因為故事的主人公并不是一個典型的20世紀中國（大陸）左翼，而是一個想要成為“中國左翼”的“殖民地的孩子”。“殖民地的孩子”不但要回歸中國革命與革命文學，還有一種回歸整個中國（包括革命與傳統）的文化血脈的欲求。在這一點上，陳映真明顯與魯迅那一代人不在同一感情維度中。對陳映真而言，“中國字”以及它所承載的姓氏名字以及家國文化傳統，有一種凜然不可侮的尊嚴，因為“殖民地的孩子”痛感殖民者對它的否定丑詆。“殖民地的孩子”陳映真對于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核心要素（例如語言文字與文明傳統）有一種因被剝奪過而近乎本能的敬愛。于是，陳映真雖然透過“牯嶺街”的“新書”走向革命，但并不曾同時接受20世紀中國革命對“傳統”的質疑或輕視。陳映真似乎很年輕的時候就覺知，一個左翼是不可能從否定民族傳統出發的，雖然他那時未必有一個明確的第三世界意識。

　　因此，在“牯嶺街”的“新書”年月中，陳映真竟也同時航向古中國。在讀淡江英語系的同時，他在他本校與外校旁聽過葉嘉瑩、臺靜農與鄭騫等老師開授的古典文學課、浸潤于詩騷唐宋的世界中。必須說，這是當時的文藝青年，尤其是外文系青年，所不可能做出的選擇，因為那是一個在英美現代主義迷霧里尋求隱身的或逃逸的感覺的時代。在以上諸位老師中，值得特別一提的是詩詞學者葉嘉瑩老師。葉老師除了教陳映真詩詞，還對青年陳映真的第一篇發表作《我的弟弟康雄》的初稿下過滿頁的朱批與熱情的勉勵，對這個青年日后走上創作之路有莫大關系。[67]

　　在臺東泰源監獄的陳映真

　　再一次與“舊書”的邂逅就不這么浪漫了。1968年陳映真入獄，在綠島監獄很匱乏的圖書室里，他卻掌握機會，好好閱讀了“《詩經》、《史記》、《宋詞選》，一些經史子集”，“……在縲紲之中，他因這閱讀獲得了意想不到的知性上、審美上的釋放。”也許，相較于文史學者，陳映真的書架上并沒有多少“舊書”，畢竟他是一個戰士。但在他的內心深處，應總覺得他自己與中國傳統的疏隔是一問題，而且是一個思想問題。1983年的一次訪談里，在問及“將來的計劃”時，陳映真的回答突兀地冒出這樣一句話：“要努力在這樣的生活學習和寫作。我應該把中國傳統文學搞一搞……”。[68] 陳映真對自身“不足”的自覺，我們后來發現，其實非關文學家自我涵養的補課意識，而是一個攸關第三世界的思想命題。同年，陳映真赴美國愛荷華大學的“國際作家計劃”，那兒，他首次直面第三世界作家。從他們那兒，他學到很多，特別是從他人的危機與機會返看自身。陳映真發現，在數百年的長期殖民歷程中，很多前殖民地面臨了以語言與文字的剝奪為核心的文化解體危機，而“相形之下，我們老祖宗為我們留下一套自己的語言、文字和文化，是多么可以感謝！沒有這些，民族認同就沒有依歸啊……”這些都是根本、是體，有本有體，而后才能有末有用。陳映真語重心長地說：“自己要有思想、文化上的深度，才有從這深度而來的自尊和持重，才能有能力汲取別人在文化和思想上的啟示。”[69]

　　1994年4月25日陳映真在北京參加紀念臺灣著名作家賴和先生誕辰100周年座談會時與大陸著名作家鄧友梅交談。

　　因此，對陳映真而言“舊書”的意義，并不僅僅在滋潤個體生命，更在于它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文化、文明母體的建立的意義。沒有這個“你是誰”的根本的確立，如何擇他人之優。這個魯迅式的“拿來主義”是陳映真的一則終身命題，從青年時期，一直到他2006年中風倒下之前的人生最后一篇文章《發展社會學中的“現代”與“傳統”》，皆本于是。這篇未能在研討會發表的講稿，質疑了西方社會科學將“現代”與“傳統”對立，視前者（西方）為后者（第三世界）的道路與真理。對陳映真而言，“傳統”是中國作為一個第三世界國家，超克西方現代性所規定的霸權唯一的發展路徑，“以中國自己的發展”為張本，對亞洲以及第三世界做出應有貢獻的一個重要依據。這應該也是“以中國為方法，以世界為目的”罷。[70]

　　因此，“舊書”與“新書”，以及他們所象征的“傳統”與“現代”或中與西，在陳映真的世界中，必須是要能“通”。不能通，也就無法建立自己的文明與歷史主體性，也就不能面對并體察今日世變，并以行動尋求自身出路。此外，對我們民族的和解統一而言，“舊書”與“新書”的不能通，就意味無法將“20世紀中國革命”安頓于中國歷史長河中，使中國永劫于因新舊對立而來的各種斷裂，其中自然也包括兩岸分斷。

　　如何安置“舊書”？或者，大而言之——何謂中國？是“老靈魂”陳映真打從青春起，就開了端倪，并平生數舉的大哉問，留給我們所有人接續、承擔。盡管老而不敏，但仍愿以此自勉。

　　注釋

　　1 陳映真：《關于陳映真》，《陳映真全集》第2 卷，臺北：人間出版社，2017 年，第405 頁。

　　2 王安憶：《烏托邦詩篇》，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 年，第1 頁。

　　3 魯迅：《〈華蓋集〉題記》，《魯迅全集》第3 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第3 頁。

　　4 魯迅：《〈塵影〉題辭》，《魯迅全集》第3 卷，第571 頁。

　　5 陳映真：《祖祠》，《陳映真全集》第13 卷，第167 頁；陳映真：《安溪縣石盤頭——祖鄉紀行》，《陳映真全集》第14 卷，第333 頁。

　　6 陳映真：《后街——陳映真的創作歷程》，《陳映真全集》第14 卷，第150 頁。

　　7、8、9 陳映真：《面攤》，《陳映真全集》第1 卷，第11 頁；第66 頁；第68 頁。

　　10 陳映真：《人道關懷與生命的背離——陳映真的文學告白》，《陳映真全集》第21 卷，第145 頁。

　　11 陳映真：《以小說的方式思考人的問題——與陳映真對話》，《陳映真全集》第17 卷，第169 頁。

　　12 陳映真：《后街——陳映真的創作歷程》，《陳映真全集》第14 卷，第149 頁。

　　13 陳映真：《陳映真·我的孿生兄弟》，《陳映真全集》第10 卷，第218 頁。

　　14 陳映真：《云》，《陳映真全集》第4 卷，第147 頁。

　　15 陳映真：《寫作是一個思想批判和自我檢討的過程——訪陳映真》，《陳映真全集》第6 卷，第265 頁。

　　16 陳映真：《向著更廣闊的歷史視野……》，《陳映真全集》第6 卷，第145 頁。

　　17 陳映真：《故鄉》，《陳映真全集》第1 卷，第57 頁。

　　18 陳映真：《鳶山——哭至友吳耀忠》，《陳映真全集》第8 卷，第389 頁。

　　19 陳映真：《中國文學在臺灣的發展》，《陳映真全集》第22 卷，第257 頁。

　　20、21 陳映真：《后街——陳映真的創作歷程》，《陳映真全集》第14 卷，第149 頁。

　　22、24 陳映真：《我的文學創作與思想》，《陳映真全集》第20 卷，第291 頁；第290 頁。

　　23 陳映真：《中國文學在臺灣的發展》，《陳映真全集》第22 卷，第258 頁。

　　25 陳映真：《臺灣文學往哪里走》，《陳映真全集》第5卷，第193 頁。

　　26 陳映真：《一個“私的歷史”之紀錄和隨想》，《陳映真全集》第16 卷，第155 頁。

　　27 陳映真：《死者》，《陳映真全集》第1 卷，第75 頁。

　　28 陳映真：《談“臺灣人意識”與“臺灣民族”：戴國煇·陳映真愛荷華對談錄》，《陳映真全集》第6 卷，第345 頁。

　　29 呂正惠：《曾健民的臺灣光復史研究述論》，《海峽人文學刊》2021 年第2 期。

　　30 陳映真：《中國人任人恣意侮辱的日子已一去不返了》，《陳映真全集》第3 卷，第418 頁。

　　31 陳映真：《從江文也的遭遇談起》，《陳映真全集》第6 卷，第272 頁。

　　32 魯迅：《戰士和蒼蠅》，《魯迅全集》第3 卷，第40 頁。

　　33 陳映真：《我的文學創作與思想》，《陳映真全集》第20 卷，第315 頁。

　　34 陳映真：《在冷戰中受孕的胎兒：一九五〇年代·荒煙中的歷史》，《陳映真全集》第11 卷，第32 頁。

　　35 陳映真：《再燃上一支蠟燭——臺灣著名作家陳映真訪談錄》，《陳映真全集》第10 卷，第396 頁。

　　36 陳映真：《我的文學創作與思想》，《陳映真全集》第20 卷，第312 頁。

　　37 陳映真：《鞭子和提燈——代序許南村〈知識人的偏執〉》，《陳映真全集》第2 卷，第365 頁。

　　38 陳映真：《從歷史最沉郁的黑暗中釋放——寫在北市馬場町紀念公園落成前夕》，《陳映真全集》第19 卷，第25 頁。

　　39 張承志：《魯迅路口》，《常識的求知：張承志學術散文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 年，第169 頁。

　　40 陳明成：《陳映真現象：關于陳映真的家族書寫及其國族認同》，臺北：前衛出版社，2013 年，第208 頁。

　　41 陳映真：《我的文學創作與思想》，《陳映真全集》第20 卷，第295 頁。

　　42 陳映真：《面攤》，《陳映真全集》第1 卷，第11 頁。

　　43 陳映真：《我的弟弟康雄》，《陳映真全集》第1 卷，第26 頁。

　　44 邱勝男：《我的老友陳映真》，《思想的貧困》陳映真作品集第6 卷（訪談卷：人訪陳映真），臺北：人間出版社，1988 年，第137 頁。

　　45 邱勝男：《我的老友陳映真》，第138 頁。

　　46 陳映真：《生死》，《陳映真全集》第21 卷，第305 頁。

　　47 陳映真：《我的文學創作與思想》，《陳映真全集》第20 卷，第292 頁。

　　48 陳映真：《陳映真的自白——文學思想及政治觀》，《陳映真全集》第7 卷，第68 頁。

　　49、50 陳映真：《后街——陳映真的創作歷程》，《陳映真全集》第14 卷，第151 頁。

　　51 陳映真：《我的文學創作與思想》，《陳映真全集》第20 卷，第296 頁。

　　52 陳映真：《生命的關懷·序》，《陳映真全集》第20卷，第170 頁。

　　53 陳映真：《豐富、生動的功課——“三一六”農民反美示威的隨想》，《陳映真全集》第10 卷，第221 頁。

　　54 陳映真：《反對“不準反美反戰”和“只準聊以反戰不準反美”！——此次反對美帝侵伊運動的反思》，《陳映真全集》第20 卷，第265 頁。

　　55 陳映真：《臺北斷想》，《陳映真全集》第18 卷，第42 頁。

　　56 陳映真：《陳映真的自剖與反省》，《陳映真全集》第7 卷，第34 頁。

　　57 陳映真：《左翼人生：文學與宗教——陳映真先生訪談錄》，《陳映真全集》第21 卷，第121 頁。

　　58 陳映真：《祖父和傘》，《陳映真全集》第1 卷，第91 頁。

　　59 陳映真：《故鄉》，《陳映真全集》第1 卷，第65 頁。

　　60 陳映真：《最牢固的盤石——理想主義的貧乏和貧乏的理想主義》，《陳映真全集》第2 卷，第231 頁。

　　61 陳映真：《臺北斷想》，《陳映真全集》第18 卷，第42 頁。

　　62 陳映真：《兀自照耀著的太陽》，《陳映真全集》第1 卷，第303 頁。

　　63 陳映真：《我的文學創作與思想》，《陳映真全集》第20 卷，第294 頁。

　　64 陳映真：《再燃上一支蠟燭——臺灣著名作家陳映真訪談錄》，《陳映真全集》第10 卷，第397 頁。

　　65 陳映真：《“馬先生來了”·馬克思〈資本論〉在臺灣出版的隨想》，《陳映真全集》第12 卷，第350 頁。

　　66 陳映真：《鳶山——哭至友吳耀忠》，《陳映真全集》第8 卷，第390 頁。

　　67 陳映真：《四十五年前的朱批》，《陳映真全集》第21 卷，第150 頁。

　　68 陳映真：《寫作是一個思想批判和自我檢討的過程》，《陳映真全集》第6 卷，第270 頁。

　　69 陳映真：《溫暖流過我欲泣的心——在愛荷華訪陳映真》，《陳映真全集》第6 卷，第341 頁。

　　70 陳映真：《發展社會學中的“現代”與“傳統”》，《陳映集全集》第22 卷，第38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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