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約瑟夫·庫拉納（Joseph Choonara）

　　譯者：蕭炎 杜仄

　　到《國際社會主義》(International Socialism)出版到時候（2023年6月），人們普遍預計的主要經濟體的衰退尚未發生，但是毫無疑問，全球經濟正處在巨大壓力之下。

　　新冠疫情后的經濟反彈已經過去。伴隨著德國經濟的收縮，世界銀行下調了最新的預測，目前預計2023年整個歐洲區零增長。美國的情況也不會好到哪里去，預期增長為0.5%。C國4月份的月度工業產出大幅下降。自2008-2009年危機以來，C國房地產市場在推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但現在已經放緩。城市地區的青年失業率已上升至五分之一，是疫情前的兩倍。C國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的驚人增長與現在似乎是天壤之別。

　　當然，我們應該警惕經濟預測。在英國，國際貨幣組織和英格蘭銀行不情愿地表示，他們之前關于增長和通脹的預測是錯誤的。英格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休·皮爾（Huw Pill）給一個相當蹩腳的借口，即預測只在經濟穩定時期有效。這兩個機構現在都放棄了他們最悲觀的預測，即英國將面臨一個世紀以來最長的衰退。然而，異常頑固的通貨膨脹（圖1）和英國央行相應的加息（圖2）仍有可能導致經濟崩潰。

　　圖1: 英國和經合組織的CPI通脹和“核心”通脹率，來源：經合組織數據

　　這凸顯了資本主義統治階級面臨的困境——該體系的大部分已經依賴超低利率，但統治階級廣泛接受的控制通脹的唯一機制是提高利率。這種困境不僅僅是一個惱人的政策問題；它反映了資本主義更深層次的矛盾是如何在當代條件下表現出來的。這篇簡短的分析將解釋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并探討目前世界經濟中出現的一些問題。

　　圖2：中央銀行政策利率，來源：國際清算銀行數據

低利率制度

　　卡爾·馬克思的著作指出了資本主義內部的一個中心矛盾。一方面，該制度依賴于通過剝削工人來創造新的價值。事實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基本主張是，這種“活勞動”的工作對于在資本主義下創造新的價值是必須的。另一方面，由于資本主義涉及競爭，資本家被迫降低個體商品的成本。這通常意味著自動化，即增加“死勞動”的比重：機械化以及過去勞動力生產的生產資料。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這種“死勞動”的價值會轉化進入最終商品，但由于資本家也以其價值購買了它，因此使用它不會創造新的價值。因此，“活勞動”之所以與眾不同，是因為再生產“活勞動”所需的價值（工資）與它創造的總價值沒有直接關系，而且可能低于它創造的價值。

　　自動化過程有利于資本家盡早進行必要的投資。然而，一旦生產普遍進步，價格下降到反映個別商品目前價值的水平，總體結果就是“活勞動”相對于“死勞動”的數量被稀釋。其結果是整個系統的利潤率（利潤和投資之間的比率）有下降的趨勢。這種模式現在已被實證研究充分證明。

　　對馬克思來說，利潤率的下降并非不可逆轉。它可以通過增加對工人的剝削或生產資料價格迅速下降等機制加以遏制。然而，正是危機時刻為這個問題提供了特別有效的解決方案。對馬克思來說，危機是指“暫時停止一切勞動和大部分資本的毀滅，將[資本主義]暴力地帶回了能夠繼續充分利用生產力而不至于自殺的地步”。危機摧毀了積累起來的大量"死勞動"，或使其貶值，例如，通過出售滯銷商品或讓倒閉企業徹底破產。與此同時，部分債務也會崩潰，失業率上升也會增加對工人工資的壓力，最終使那些幸存下來的資本家恢復盈利能力。

　　隨著時間的推移，資本主義的變化削弱了這種解決危機的機制。正如我之前所寫的：

　　隨著資本單位膨脹到巨大的規模，并與國家和金融體系交織在一起，今天被稱為“太大而不能倒”的問題浮出水面。在整個20世紀資本主義經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國家，被迫決定是否允許痛苦的危機過程持續下去，希望由此產生的“創造性破壞”將恢復資本主義體系的健康，或者是否救助和支持失敗的公司……以避免一些企業巨頭倒閉時的災難性衰退。大公司直接參與金融市場的趨勢加劇了這個問題，因為一家公司的倒閉很容易影響到其他看似無關的公司。

　　因此，在美國和英國等國家，低盈利能力已被鎖定——這有助于解釋生產率停滯不前和增長乏力的原因。在盈利能力較低的情況下，信貸擴張和金融繁榮，而不是對生產的密集投資，在推動經濟發展方面發揮了主要作用。在巨大的信貸泡沫的支撐下，多個泡沫已經出現，并在最近的“一切泡沫”中達到高潮，其中“從加密貨幣到老爺車等資產”的價格飆升，因為投資者“追逐收益”。正如一位評論人士最近所言，寬松的貨幣政策“讓僵尸企業得以存活，讓硅谷陷入了現金的泥沼”，而“企業和政府則利用廉價信貸來承擔更多債務”。

　　這種模式已經開始蔓延到C國等其他主要經濟體。在經濟繁榮時期，C國的利潤率迅速下降。由于2008-2009年的金融危機、新冠疫情和日益緊張的地緣政治局勢，C國已經達到了早期出口驅動型擴張的極限，也開始轉向信貸擴張和國家刺激。

　　在不出現全面衰退的情況下，全球資本主義將繼續依賴于各國央行支持低利率，以及量化寬松等機制，以及在危機時刻的直接國家干預。在新冠期間，這一點得到了顯著體現，隨著各國出手支持資本和支撐勞動力市場，破產和違約率下降。如圖2所示，疫情還暫緩了利率的提高，而利率在2009年已達到極低水平。甚至在通脹飆升之前，就有越來越多的政策制定者和評論人士指出，寬松的貨幣政策造成了不穩定，助長了一個不斷擴張的金融體系，對高風險、高收益的投資有著永不滿足的胃口。

通貨膨脹和利率

　　疫情封鎖期間供應鏈和勞動力市場的中斷，以及烏克蘭戰爭和氣候變化對生產的持續破壞，最終迫使這一問題出現，將許多國家的通脹推高至數十年來未見的水平。一位精明的左翼經濟學家伊莎貝拉·韋伯(Isabella Weber)很早就建議，政府可以通過價格控制來應對——這遭到了許多經濟學權威人士的嘲笑，自那以后，隨著韋伯本人幫助在德國制定“汽油價格剎車”，人們的意見有所軟化。法國政府已經與零售商就食品價格達成了自愿協議，甚至英國的部長們也在玩弄類似的計劃。

　　盡管如此，按照正統的經濟理論，對抗通脹的關鍵武器一直是加息。這些確實是一種鈍器。它們的作用是增加借貸成本，從而抑制企業和消費者支出、投資和招聘。隨著失業率上升，預計工人們將控制他們的工資要求，從而消除“工資-價格”螺旋。在英國等國家，這種方法的影響有限。早期的通脹很大程度上是通過食品和能源價格的快速上漲或全球供應鏈的問題輸入的。這些價格上漲轉嫁給了消費者，尤其是大型能源供應商和超市。一旦通貨膨脹站穩腳跟，其它在市場上有足夠分量的公司就會試圖通過提高價格來提高利潤率。這種“貪婪的通貨膨脹”在英國顯得尤為糟糕，在那里，除去能源和食品價格的“核心”通貨膨脹最近一直在上升(圖1)。鑒于工資增長遠遠落后于通貨膨脹，談論“利潤-價格”螺旋比談論"工資-價格”螺旋更有意義。

　　幾位作者研究了公司牟取暴利在生活成本危機中的作用，盡管證據仍有爭議，但即使是英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成員喬納森·哈斯克爾(Jonathan Haskel)的研究也無法掩蓋“單位資本成本”(即流向資本的價格漲幅)的作用，在英國和歐元區，“單位資本成本”(流向工人的價格漲幅)對通脹的貢獻超過了“單位勞動力成本”(流向工人的價格漲幅)(圖3)。

　　圖3: 對2022年第四季度年度“GDP通脹”貢獻的估計，來源：哈斯凱爾數據，2023

結果

　　利率的上升給那些開始依賴廉價信貸的公司帶來了壓力。在英國，破產率達到了25年來的第二高，略低于2008-2009年的短暫峰值。近幾個月來，歐盟各地宣布破產的企業數量也呈上升趨勢，在美國，這一數字有望創下2010年以來的最高紀錄。企業違約率也開始上升。

　　在美國，通貨膨脹率的下降幅度遠遠超過英國和歐洲，因此，美聯儲對未來加息變得更加謹慎。在通脹率居高不下的地方，未來加息的可能性更大，正如英國財政大臣杰里米·亨特(Jeremy Hunt)所承認的那樣，即使加息引發經濟衰退，情況也是如此。

　　近幾個月來，銀行系統出現的問題加劇了人們對他們可能這樣做的擔憂。隨著第一共和銀行(First Republic bank)、硅谷銀行(Silicon Valley bank, SVB)和簽名銀行(Signature bank)的倒閉，美國經歷了其歷史上第二、第三和第四大銀行的倒閉。這些銀行都受到了沖擊，因為它們無法適應低利率的終結。硅谷銀行與之前蓬勃發展的科技行業關系密切，在寬松貨幣時代現金充裕。它將大部分資金投入到長期政府債券中。這是一個典型的“借短貸長”的例子——利用儲戶的短期收入流購買資產，這些資產將長期占用這些資金，但最終會產生更高的回報。然而，利率上升給債券價格帶來了下行壓力，而這與科技行業的發展放緩同時發生。由于存款被提取，硅谷銀行不得不虧本出售債券。一旦情況明朗，銀行擠兌就開始了，消息傳開，客戶只需點擊一個按鈕就可以取款。

　　簽名銀行在2018年做出了一個重大決定，專注于加密貨幣，隨著“一切都是泡沫”的破滅，加密貨幣的價值崩潰了。硅谷銀行倒閉后，它也遭遇了銀行擠兌。第一共和銀行的重點是那些愿意接受低利息存款以換取廉價貸款的高凈值個人。利率的上升危及了這種商業模式。隨著客戶開始提款，第一共和銀行陷入流動性危機，其他幾家大銀行也伸出了300億美元的救命稻草。盡管如此，截至4月，已有超過1000億美元的存款被提取，該銀行于5月1日關閉。

　　隨著其他幾家地區性銀行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美聯儲介入，提供了一項緊急貸款計劃。其他央行也采取了類似行動，反映出人們對危機會蔓延到國外的擔憂。這些并不是完全是錯的。硅谷銀行倒閉十天后，瑞士政府指示瑞士銀行（UBS)吞并瑞士信貸銀行（Credit Suisse），瑞士信貸銀行是瑞士第二大銀行，也是迄今為止瑞士銀行的主要競爭對手。

　　近年來，瑞士信貸銀行面臨著一系列令人震驚的丑聞。這些指控包括在保加利亞幫助毒販洗錢的刑事定罪和在莫桑比克的腐敗案，以及通過與名譽掃地的金融家萊克斯·格林西爾（Lex Greensill）和破產的紐約投資公司阿古斯資本管理公司（Archegos Capital Management）交易而損失數十億美元。盡管如此，該行既沒有在利率上魯莽下注，也沒有在加密貨幣上大量投資，又沒有受到美國銀行倒閉的直接影響。據說它擁有“穩固的資產負債表和寶貴的核心業務特許經營權”。然而，在美國銀行崩潰之后，儲戶成群結隊地離開了。正如一位評論員所說：“硅谷銀行做了一些愚蠢的事情，其儲戶也面臨風險。但是，如果瑞士信貸銀行即使流動性強、資本充足，也會遭遇擠兌，那么同樣的事情也可能發生在其他任何銀行身上，無論何時何地”。

　　到目前為止，這種擔憂并沒有成為現實——事實上，隨著貸款利率的上升，許多銀行都報告了創紀錄的利潤——但這種擔憂反映了臃腫的金融系統面臨的實際壓力。

　　對世界上大部分人來說，比銀行業危機更重要的是中低收入國家經濟體面臨的壓力。在寬松貨幣政策時期，資金大量流入這些國家，鼓勵它們在國際資本市場上借貸。量化寬松等政策的結束和利率上升，正在將資本吸引回美國。許多中低收入國家的貨幣價值暴跌，削弱了它們在世界市場上的購買力。與此同時，這些國家面臨著借貸成本的飆升，尤其是那些以美元借貸的國家。

　　根據評級機構惠譽(Fitch)的數據，自2020年以來，已經發生了14起主權債務違約事件，接下來可能還會有更多。在整個2000年至2019年期間，只有19家。白俄羅斯、黎巴嫩、加納、斯里蘭卡和贊比亞目前都處于違約狀態。在某些情況下，這種做法遭遇了反抗，尤其是在斯里蘭卡，去年一場起義推翻了戈塔巴亞·拉賈帕克薩(Gotabaya Rajapaksa)政府。在黎巴嫩，由于黎巴嫩鎊貶值98%，抗議者在2月份的抗議活動中燒毀了幾家銀行。

未來的斗爭

　　日益加深的經濟低迷也對發達國家產生了重要的政治影響，進一步加劇了人們對舊的新自由主義中心地帶的幻滅，并延續了我們近幾十年來看到的政治兩極分化的過程。正如我在這個問題的其他地方所討論的那樣，來自激進左翼的改良主義潮流最突出的政治回應，如西班牙的我們能黨(Podemos)、英國的科爾賓主義(Corbynism)和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Syriza)，它們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掌權或接近掌權時，受到了極其嚴峻的考驗。因此，往往是激進右翼，如各種法西斯、右翼“民粹主義”或威權主義組織在競選時抓住了這場危機。

　　英國也不能幸免于這一過程。在英國，保守黨政府試圖通過將難民和移民作為替罪羊，轉移人們對自身日益嚴重的政治問題的注意力。如何精確地操縱種族主義，在總理里希·蘇納克（Rishi Sunak）的黨內造成了緊張局勢，蘇納克周圍的一個派系擔心無法填補勞動力短缺。這個團體與內政大臣蘇埃拉·布雷弗曼（Suella Braverman）的支持者意見相左。布雷弗曼在5月份的極右翼國家保守主義會議上發表講話，抨擊移民、“專家和精英”、跨性別權利、“身份政治”、對英帝國歷史的批評以及激進左翼，引起了軒然大波。他們試圖在收容難民的酒店外發起抗議。到目前為止，這些抗議活動中的許多都成功地遭遇了“反對種族主義”(Stand up to Racism)等組織的反示威，但左派必須繼續對這些事態發展保持警惕。

　　丹尼斯·戈達爾（Denis Godard）在本期關于法國罷工運動的文章中有力地指出，挑戰法西斯主義并不是在工作場所進行斗爭的替代方案，而是對它的必要補充。他的文章還提醒我們當前經濟動蕩的另一個方面：工人們通過使用罷工武器來復興自主活動受到了阻礙。法國仍然是這場復興的高潮，同時葡萄牙、德國和希臘等國也發生了重要罷工。在英國，工會官僚機構打擊不斷演變的罷工運動的努力部分得逞。

　　一些工會，如衛生服務部門的英國總工會(GMB)和英國統一工會(Unison)，以及消防員工會(FBU)，已經解決了全國性的糾紛。在沒有明確的升級行動路線的情況下，接受了遠低于通貨膨脹的薪酬協議。另一種情況，例如，在英國幾家鐵路公司，RMT的車站工作人員和火車工作人員以及ASLEF的火車司機，行動遲緩。在這里，成員們拒絕接受糟糕的協議，但工會領導人似乎不愿超越間歇性的罷工行動，因此幾乎沒有機會對雇主進行徹底打擊。這與正在發生的一些局部戰斗形成了鮮明對比，在這些戰斗中，更廣泛的罷工行動被證明是成功的。

　　與之相反，一些工人團體對糟糕的協議提出質疑。英國皇家護理學院(Royal College of Nursing)的情況就是如此，其成員以54%的投票否決了領導層建議的協議。在投票中，出現了諸如“NHS員工說不”這樣的運動團體，表達了許多人對被領導層出賣的憤怒。由于普通會員的強烈不滿，通信工人工會的領導人不得不取消對皇家郵政薪酬協議的投票。英國大學與學院工會(UCU)在5月舉行的年度大會上，對其秘書長喬•格雷迪(Jo Grady)進行了譴責，并差一點通過一項不信任案，原因是她對爭議處理不當，破壞了工會內部的民主機構。英國全國教育工會（NEU）內部也就學校行動的局限性進行了辯論，并努力協調各工會反對不良協議。例如，例如，今年5月在倫敦舉行的一次120人參加的會議是由倫敦朗伯斯區和哈克尼區的全國教育工會（NEU）、倫敦地區的英國大學與學院工會(UCU)和“NHS員工說不”共同主辦的。

　　盡管有這些積極的發展，但我們離工人獨立于官僚機構并將自己的策略作用于正在發生的爭端所需要的那種普通組織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然而，準備挑戰工會領導人的基層活動家的萌芽網絡的存在，標志著向前邁出了重要的一步，這是社會主義者在未來時期必須培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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