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歷任國家領導高度重視“歷史周期率”
2021年12月31日，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二〇二二年新年賀詞。習近平說：“我曾談到當年毛主席與黃炎培先生的‘窯洞對’，我們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贏得歷史主動。”
1945年7月，黃炎培到延安考察，談到“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稱歷朝歷代都沒有能跳出興亡周期率。毛澤東主席表示：“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后來黃炎培寫下對毛主席解答：“我想：這話是對的。只有大政方針決之于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來打破這個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顯然：破解“歷史周期率”的唯一辦法是人民民主，所有離開人民民主的辦法想破解“歷史周期率”都是徒勞。新時代要破解“歷史周期率”仍然只有回歸社會主義人民民主，黨和國家才不會變質，只有進一步鞏固、完善和發展人民民主才不會亡黨亡國。
二、依法治國，保障人民民主——《黨章》和《憲法》賦予了“人民民主”最神圣權力
《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
第三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國家行政機關、監察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中央和地方的國家機構職權的劃分，遵循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主動性、積極性的原則。
三、新時代變遷對我國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影響
1、人民民主機制建立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澤東主席在北京天安門城樓向全世界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建國后，建立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央人民政府、全國政治協商委員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代表全國人民授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行使國家權力，接受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全國人民監督。
國務院通過組織各職能部門貫徹執行黨中央和全國人大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社會各界群眾通過公有制經濟（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組織起來，一方面直接接受政府領導，直接體驗國家方針政策法律法規執行效果；另一個方面，通過人大代表制度參與國家方針政策法律法規制定和監督。人民群眾從兩個方面直接體驗實踐國家方針政策法律法規和參與國家方針政策的制定和監督。
?。?）時代變遷現狀
上圖可以看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全國人大、中央人民政府、全國政協、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各級地方黨委和機構領導下，改革開放前后國家上層主要權力結構沒有多大變化，最大變化是國家基層經濟組織主體的變化：
改革開放前，基層組織主體是在基層黨組織直接領導下的大中小型國營企業、集體經濟組織。
?。?）公有制企業干部都是黨培養的干部，是為企業服務，為人民服務的；
?。?）在國家權力結構中，職工代表和企業干部都可以代表工人農民直接參與人大代表選舉、參政議政和社會監督。
改革開放后，基層組織主體是在基層黨組織直接領導下的大型國營企業、外資企業、非公民營企業、股份合作企業、家庭聯產承包戶。
改革開放前后，最大變化是基層經濟主體的變化。隨著經濟主體市場化私有化，工農群眾也一起交給了市場和企業，黨對群眾的領導逐步弱化，人大代表機制也逐漸弱化，工農群眾參政議政的機制削弱。所以，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人民民主機制機構勢在必行。
?。?）改革開放以后，公有制企業占比大幅下降，私營企業占比大幅上升。尤其是私營企業主與工人農民利益是對立統一關系。企業主不能完全代表工人農民利益，畢竟企業主是少數，工人農民是多數，工農始終處于弱勢地位。所以，企業主無法代表工農階級利益。
（2）在國家權力結構中，由于私營企業內部管理中，黨組織和工會組織在經濟上受制于企業主的限制，基本名存實亡。但是在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選舉中，企業主們又具備天然優勢，工農參政議政和監督權力大大削弱，甚至名存實亡。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不斷放寬企業家入黨條件，從實際效果看，已經嚴重損害了中國共產黨的純潔性，也從內部和外部不同程度地影響了黨的方針政策和法律法規的內涵質量。
四、新時代社會主義人民民主機制和機構的完善與發展
為了適應新時代發展要求，避免“歷史周期率”的重演，必須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始終不忘落實好毛主席所說的“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依法保障人民群眾參政議政和監督政府權力，確保人民群眾的知情權、言論權、參與權、監督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特提出建議如下：
1、國家最高決策機制成員結構應以工農勞動人民代表為主。1953年10月，中華全國工商聯舉行第一屆會員代表大會，宣告正式成立。在全國政協的統一領導下，全國工商聯合會和全國各民主黨派參加國家民主政治建設，通過選舉全國政協代表參政議政和發揮民主監督。這里需要強調的是，全國工商聯應該與各民主黨派一樣，通過全國政協參政議政，而不是直接作為全國人大代表進入國家最高決策機制?，F在的問題是，改革開放以后，工商聯成為一個重要的新生企業家群體，與工農勞動階級是不一樣的政治主體。大量企業老板躋身人大代表團體，工農代表卻被逐漸邊緣化，遠離政治舞臺。因此在政治上必須理順關系，需要區別對待。
2、鞏固和加強全國工會組織領導和建設。改革開放后，大量企業市場化私有化，這些私有制企業大多不設立工會組織，有些設立工會組織也名存實亡，有的工會組織已成為企業主的附庸，沒有擔當起工人之家的職責。建議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統一領導全國工會組織，從上到下獨立統一管理。工會組織深入社會基層企業組織和社區，要將工會組織辦成黨領導工人階級共同戰斗的群眾組織，成為真正能夠維護工人階級權利的工人之家。
3、重建全國農會組織。農民協會組織在中國歷史悠久，尤其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會組織更是聞名世界，過去的農協組織一直是在黨的直接領導下開展的活動。但自從改開以后，隨著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集體經濟組織功能大大削弱，有的集體經濟名存實亡，農會組織也隨之逐步消失。大量農民隨著市場經濟和私有化大潮的發展，重新成為一盤散沙，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經濟上都喪失了黨組織依靠。從當前看，無論是形式上還是實際上，唯獨只有占人口60%的農民沒有黨領導下的政治組織，這也是農民政治地位、政治權力缺失的現實。保障農民政治權力，是實現人民民主的重要基礎，也是鄉村振興中政治振興、責任振興、生態振興、文化振興的基礎，更是共同富裕的保障。故建議由中國共產黨統一領導，重建全國農會組織，規范農民協會權力義務，依法維護農民經濟權力和參政議政權力。
4、重新建立建強以村為基礎的集體經濟組織。包產到戶（也叫大包干）政策，是從1980年9月中共中央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開始，直到2020年全國范圍完成“扶貧攻堅”任務。前后40年改革給中國農村帶來了變化，也留下了人所共知的明顯問題。事實說明，只保留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但完全喪失農村集體土地經營管理，必然嚴重阻礙我國農業生產力的長遠發展進步。為了中國農村農業的新的跨越發展，建議重新建立建強以村為基礎的集體經濟組織，將底層人民群眾組織起來，將土地集體所有制和集體經營有效結合起來。組織起來一直是中國共產黨革命和建設的優良傳統，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鄉村振興旗幟下，我們怎么能丟掉將農民組織起來的優良傳統呢？
5、加強人大代表履職監督管理。關于人大代表履職問題，當前存在的最大問題是名存實亡。很多人當選人大代表不是為了為人民服務，更多是一種政治資格，甚至利用特殊政治身份以權謀私。建議：一是向選區內選民公開人大代表聯系方式和人大代表聯絡處；二是負責征集選民意見，了解選民疾苦，收集選民政治訴求；三是人大代表提出議案訴求應該有選民簽字聯名，而不是強調必須要求更多人大代表聯名；四是人大代表必須對選民訴求回復。
6、將各級群眾信訪納入國家監察。一般來說，由各級權力機關自己做出的決策決議和行政行為，是很難自我糾錯的。各級政府的相關信訪機構在接受群眾上訪問題和資料甚至是舉報材料后，又被批轉到了相關政府組織和被舉報的官員手中，形成惡性循環的現象比較突出。由此，容易導致大量社會矛盾堆積如山，甚至激化成為重大惡性案件，造成嚴重的社會負面影響。建議黨中央和全國人大將各級政府的信訪機構納入國家監察委工作范疇，形成決策、執行、監察的有效良性循環，讓黨中央能夠及時掌握民情民意，體察群眾疾苦，有效解決人民群眾有冤無處伸、有話無處說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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