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德意多國示好亞投行，“一帶一路”取得了不小收獲。一些重大的項目也開始在此助推下啟動，如中俄間的同江鐵路大橋、科倫坡港口城等，展示了這一戰略的強大魅力。
不過，隨著大項目的鋪開和中國企業加速走出去，相關風險評估也需提上日程。
“一帶一路”的風險可劃分成兩大類：一是政治、安全風險。沿線一些國家政治經濟發展模式并未定型，存在諸多不穩定因素;二是經濟活動本身的風險，特別是基礎設施等大項目所需資金巨大，投資與收益之比需要審慎考量。
政治安全領域的風險有如下五方面：
動蕩國家和地區及外溢效應。歐亞大陸自古就是多文明匯聚之地，也是矛盾交匯之所，地區“熱點”很多。如，阿富汗、敘利亞、也門以及2014年的“烏克蘭危機”等。這些熱點問題是長期的，甚至會出現局部戰爭，其不僅影響動蕩地區參與“一帶一路”，也會向外擴散，影響周邊的穩定和多邊項目的落實。
前車之鑒就有“土庫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氣管線項目，美國雖力推多年，但因阿富汗問題難解而進展緩慢。
國內政局變化、利益集團分歧影響“一帶一路”落實。
首先，沿線國家出現政黨輪換再正常不過，但新上臺的人對前任的承諾能否遵守無法保證。其次，出于打壓政治對手的目的，即使明知“一帶一路”項目對本國有利，也會極力找“毛病”。
這方面，斯里蘭卡表示要重審中斯科倫坡港口城項目;中泰“大米換鐵路”項目一波三折等，都是先例。
宗教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和分離主義的威脅。歐亞地區匯聚了多個宗教，存在宗教極端勢力，有的地區還非常活躍。如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在中東“做大”。在阿富汗、中亞、中國新疆“三股勢力”活動依然猖獗，對中國-中亞天然氣管線等已建或在建的項目都構成威脅。
地緣爭端和領土糾紛。“一帶一路”上領土糾紛很多，如南海問題、中印領土糾紛、印巴領土問題以及中亞國家間的邊界問題等。
地區外力量的影響。外部力量如美國對本地區有很大的影響力，本地區部分國家有“經濟上靠中國，安全上靠美國”的兩面趨利性。
上述風險可以預測大方向，如果中國缺乏足夠的影響力，將難以完全掌握提前應對的主動權。
經濟活動本身有如下風險：
巨額投資的獲利風險。“一帶一路”框架下很多是基礎設施項目，投入大，回收期長，地緣政治風險大，建成后能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需要認真評估，不能倉促上馬。如中國(喀什)-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土庫曼斯坦-伊朗鐵路，雖然各國對此都很積極，但有多少貨物可供運輸、線路是否有經濟競爭力還需審慎評估。目前，中國有“渝新歐”、“鄭新歐”、“漢新歐”等多個前往歐洲的集裝箱專列，但定期、滿載的不多。
沿線國家政策多變的風險。雖沿線國家都迫切需要發展，對外資熱情，但不可否認的是投資環境相對較弱，法律不規范，“說變臉就變臉”的情況時有發生。
文化差異性和法律體系的區別。這需要提前深入調研、加強溝通，并在實際中積累經驗教訓。如中國鐵建在沙特輕軌項目中，根據當地法律，在“圣地”麥加的建筑工人應是穆斯林。可以想象，承建方在短期內從國內招募合格的穆斯林員工是何等困難。在波蘭高速公路項目上，依當地法律，公路修兩棲動物過馬路的通道(即青蛙通道)是“標配”，不在談判之列——這些文化與法律細節的內容，參與方要做好充分調研。
生態環境問題需要關注。大型合作項目必須考慮到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盡管發展工業必然會有污染，但大項目要慎重，要有更嚴格的環境評估，為“一帶一路”項目開好頭。
境外投資要準確把握政府思路與民意取向，不可偏重。有些企業在國內投資時，通常是“搞定”了政府，就可以甩開膀子干了。這一經驗“復制”到國外未必行得通，因而“走出去”后，要注意與當地民間深入溝通，避免出現類似中緬密松水電站項目擱置、在吉爾吉斯斯坦金礦開采項目上與當地居民沖突等類似情況。
上述風險，有的需要在國家層面上解決，如“三股勢力”威脅與預防、突發性地區動蕩、政治格局突變等，需要政府出面，并建立相應的保險和再保險體系。有些是企業層面可控的，如對投資環境的了解、對生態影響的控制等。
盡管存在諸多風險，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一帶一路”是一個有吸引力的大戰略，中國企業要在參與這一戰略過程中，優化自己的企業競爭與發展模式，迎難而上提升自己，而非望難興嘆，因噎廢食。■（作者為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一帶一路”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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