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湘穗等學者暢談2015年全球經濟金融趨勢

　　動蕩不定的世界 穩健創新的中國

　　——專家暢談2015年全球經濟金融趨勢

　　2月2日，來自各領域的專家參加了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和本刊編輯部聯合舉辦的研討會。對國際經濟形勢進行了熱烈和深入的討論。與會專家包括：丁寧寧、曹遠征、曹和平、崔之元、楊凱生、劉軍紅、牛新春、何自力、朱安東、王湘穗等專家學者

　　丁寧寧*：金融資本主義和世界三大經濟圈的博弈

　　討論問題，要有理論框架。“量化寬松”不是簡單的印票子。美元脫離了貴金屬錨之后，為什么沒有出現通脹?傳統西方經濟學解釋不了。薛暮橋當年在山東解放區處理邊(區)幣、法幣和偽幣關系的理論，可以作為認識當前人民幣與其他貨幣之間關系的參照。西方的“特里芬悖論”也是類似的理論概括。

　　王建提出“虛擬資本主義階段”或“金融資本主義階段”的概念，值得重視。歷史上資本主義曾經歷過商業資本主義和產業資本主義兩個階段。列寧將帝國主義的主要特征概括為“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相結合”。二戰后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則是“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相分離”。當前美國經濟的主要特征是：金融資本相對獨立，金融服務業成為美國經濟的主導產業，二戰后門類齊全的美國實體產業風光不再。從這個角度，才能更好地理解美國的金融危機和量化寬松措施。

　　美國金融危機是金融資本主義的危機。從技術角度講，美國的“金融創新”將MBS(房地產抵押貸款支持證券)、ABS(資產支持證券)變換為風險不同的CDO(擔保債務憑證)，從根子上就是行不通的。風險對應著概率，“同一樣本的概率不能分割”是概率統計學的基本原理。不管用什么樣本、怎么變換，都不可能把來自同一數據基礎的概率(風險)分成高的和低的兩部分。所以，這類“金融創新”就是一個大騙局。金融資本玩的是“錢生錢”，來錢更快的是賭局，最后把賭局玩成了騙局。金融的基礎是信用，現代商品經濟是信用經濟。而美國金融危機的實質，就是金融資本自己摧毀自己存在的信用基礎。

　　所謂量化寬松，就是用發票子的辦法，把美國銀行和金融機構的債務都賴掉。但800戶“不合格貸款者”的房子，則基本上都被銀行收走了。美國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的回升將不盡人意，增長最快的還是金融服務業。經濟回升的收益，大部分又落到極少數富人手里，多數國民的收入并沒有回升到危機前的水平。但美國經濟也不會很快崩潰。因為目前還沒有哪一種貨幣能夠代替美元，美國仍然擁有世界一流的高科技產業和最強大的軍事力量。而且美國是農業立國，一半多耕地閑置，不僅滿足了國內需求，還是最大的糧食出口國。

　　國際金融資本爭奪的焦點不再是資源控制權，而是貨幣控制權。20世紀80年代之后，美國加速向虛擬資本主義過渡，已淪為巨額貿易逆差國，國際收支需要大量的資本流入來平衡，保持美元的強勢地位是吸引國際資本流入的必要條件。世紀之交歐元的出現，不僅影響國際資本的流向，而且成為美國金融資本貨幣控制權的最大威脅。無論是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制裁伊朗，以及目前的烏克蘭沖突，背后都有國際金融資本爭奪貨幣控制權的影子。美元的強勢地位已經難以單靠經濟手段維持，于是就制造“潰瘍面”，挑起局部沖突，驅趕國際資本流向美國。

　　前蘇聯解體后，形成“一超多強”局面。西歐國家成立歐盟，發行歐元，和美元發生了利益沖突。但歐盟還沒有能力脫離美國的影響，在很多問題上依然跟著美國起哄。本來伊朗是要用歐元結算，歐洲卻幫著美國制裁伊朗。現在又跟著美國在中東打擊IS組織。

　　烏克蘭危機是大國制造的“潰瘍”

　　今后的發展趨勢會怎樣?決定性的因素還是經濟?，F在全球擁有10萬億美元規模的經濟圈有3個：北美、歐洲和東亞。今后有能力在國際舞臺上博弈的主要是這三大經濟圈，其中的核心國家是美國、歐盟(實際上是德國和法國)和中國。因此，如何處理我們與美國和歐盟的關系，如何處理我們與亞洲和周邊國家的關系，是關系到我國未來發展的大問題。美國量化寬松結束后，日本、歐盟跟著搞量化寬松。原因很簡單：在虛擬資本主義階段，誰搞量化寬松，誰的貨幣就貶值，誰的資產就升值。反過來也一樣，資產價格和國債價格之間是此消彼長的關系。歐洲的QE政策正是要解決希臘和西班牙的經濟問題，實質上是德國和法國為避免危機，同意發票子給他們買債。關鍵在于這兩國是否愿意承擔這個代價。而對普通民眾的福利不能做減法，只能做加法?，F在美國為什么不敢加息，因為一加息它的股市泡沫就要破了。

　　誰搞量化寬松，誰的貨幣就貶值，資產就升值

　　美國農業豐收，民眾生活成本降低。進口中國的東西基本上都是低價，日子比較好過。雖然沒有新一輪的創新產業驅動，美國經濟復蘇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美國停止量化寬松后，股市跌下來，資金朝著債券市場回流，對我們這樣的債券持有大國有利。歐盟量化寬松后，債務負擔下降，也有利于經濟的恢復?？偟膩砜矗瑖H經濟正在緩慢復蘇。

　　曹遠征*：世界經濟走勢與中國經濟對策

　　世界經濟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在這一階段，低增長、低通脹、低利率成為基本特征，并將持續相當長的時期。除技術進步緩慢，潛在增長率下降外，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以“去杠桿”為標志的“修復資產負債表”進程尚未結束。金融危機是長期以來的高負債率所致，去杠桿成為危機恢復的必由之路，但如果去杠桿過快，又會引發新的金融動蕩，政府又不得不加杠桿以對付過快的去杠桿。去杠桿導致了經濟低迷，而政府的“加杠桿”又導致了低利率的持續。與此同時，在這一博弈過程中，始終伴隨著財政赤字的擴大和金融風險持續化的隱憂。從政策走向上看，發達國家認識到側重于總需求管理的短期宏觀經濟政策是有限的，通過結構改革促進供給側變化，成為各國經濟政策的基本取向。世界經濟結構調整將呈現出長期性和艱難性。

　　由于各發達經濟體所處的危機恢復階段不同，也由于新興經濟體的經濟發展階段不同，2015年各國短期宏觀經濟政策的不同步將更加明顯，并造成各國經濟增長率、利率和匯率等宏觀經濟指標的分野，國際資本流向的不確定性更加突出。當前，要特別關注美聯儲加息可能引起的國際資本流向的變動，以及由其可能引發的類似盧布危機的新興經濟體金融動蕩。一方面，需要會同其他國家協調宏觀經濟政策，尤其是協調美聯儲加息的步驟安排;另一方面，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應做好預案，留下余地，保持彈性。

　　曹和平*：美國經濟的長期走向

　　美國戰后的經濟增長的重要特點，是它的宏觀管理有系統的理論支持。1980年以前是以總需求管理理論為主導，1980年后是總供給管理為主導。兩個時期的宏觀理論較好地適應了經濟發展的要求，使得美國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動力。

　　根據凱恩斯理論，公共部門需求帶動投資需求，投資需求帶動消費需求，三駕馬車推動經濟增長。戰后的美國經濟，為總需求管理提供了施展的條件。艾森豪威爾在第二任期開始修筑高速公路網，公共部門投資成為先導。但要商業投資跟進，前提是要有確定的盈利模式，否則就是投資災難。當1950年代第一批高速公路修好后，1940年代福特發明的汽車流水線技術已成熟，可以以中產階級買得起的成本進行批量生產。美國人在高速公路每隔約一公里處都設置進出口，收取汽車過路費用，這就成功地收回了投資?？梢?，總需求管理的合理性，還需要內置一維技術變量來耦合，這才能推動國民經濟的整體升級和進步。美國的幸運在于，這個過程持續了半個世紀以上。1960年代的汽車產業配合了高速公路產業的總需求管理決策;1970年代的大型家電產業重復著1960年代的邏輯;1980年代的電子通訊和微機技術又重復著1970年代的路徑。

　　20世紀60年代，美國的汽車產業配合了高速公路產業的總需求管理決策

　　在這3個10年，每次經濟碰到下行期時，新技術就推出新的產業群，抬起下滑的商業周期。經濟周期和技術發明周期的這種耦合，其背后的邏輯確實有些難于理解。

　　到1980年代，總需求管理碰到一個巨大的問題：經過前三個10年，宏觀管理的負面作用逐漸顯現。美國的經濟周期平均為5.4年，每一次周期性調整(貨幣政策)都會把通脹抬高1-2個百分點。到里根時期，通脹已超過兩位數，刺激工具卻不能帶來明顯的影響。1980年代出現的電子計算機產業群并未有效吸收從傳統工業部門甩出的勞動力。這就是流動性陷阱和滯漲。

　　此前，經濟學家拉弗證明：在給定條件下(經濟逼近充分就業附近時)，對企業減稅，反而會增加全社會的總稅入，因為稅基增大了。“總供給管理”理論遂被里根接受，減稅政策成功地將美國經濟推出了滯漲的漩渦，迎來了1990年代的互聯網和信息高速公路時代。

　　這種經濟周期和技術發明耦合的時期持續到世紀之交。但2003年后，我們還沒有看到新的主導產業群的出現。在新能源產業，光伏板和頁巖氣面臨困境;新材料和生命科學的產業群還沒有看見。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經濟要達到1990年之前那樣4%-5%的年增速，可能性非常小。按需求增長的趨勢分析，美國經濟的年增長率在1%-3%之間，是個合理的預期。

　　美國2014年第二、三季度經濟增長的年化率達到4.6和4.9%。其原因，一是頁巖氣投資、房地產和汽車業恢復，加上高端服務中介的增加(新經濟成分)，使得就業增加。第二，美國GDP增長中消費需求占75%;每年4月15日交完稅，6月份退稅，增加了家庭消費傾向。第三季度經濟的增速中，軍工支出有一定貢獻。經濟是否穩定好轉，需要連續三個季度穩定的數據，而第四季度增長率預計是2.6%。美國經濟已基本上走出了金融危機的陰影，但要達到4%以上增速的可能性很小。2008年金融危機后，我曾經問過斯蒂格利茨教授，美國經濟需要多久能恢復?他說至少需要6-7年。顯然他對美國經濟的感覺更好。

　　有一種意見認為，美國經濟近期增速恢復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制造業回流，比如生產性投資、就業人口等數據增長等。對此我并不認同。美國的農業占GDP的1.5%，工業占10.2%，服務業占82.3%。雖然近期制造業增長較快，但權重太小，托不起整體經濟。比方說汽車業，美國年銷售汽車1600萬輛，市場已經飽和。而我國汽車產銷為2400萬輛，價格比美國還貴。美國技術再進步，還是在我們這邊生產比較劃算。美國作為全產業的制造業體系已經不存在，如果再轉向制造業主導，將是“天價”成本。而只有像蘋果這么高的利潤，金融資本才會參與。

　　美國制造業規模小于中國，和廠商中間品市場相關的創新金融在美國不具備對應的規模。這一類創新現在中國已經出現，眾籌和眾投類產業鏈金融發展迅猛，而美國的非銀機構還沒有這種配套運行。

　　美國的房地產金融是有長處的。它的“兩房”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房地產商，而是對房地產零售市場的全國管理賬戶企業，內置了商業戰略保險和政策再保險制度。如果房地產業出現問題，“兩房”會以上述兩類保險的體系性設計，把退出市場的房地產資產托管于再保險賬戶，然后再送回到資本賬戶中去。全國總賬戶管理資產成池后，不斷剝離、優化和重組，在保護一線房地產項目平臺商(房地產公司)的基礎上，讓整合的社會資本市場消化該行業的溢出風險。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美國“兩房”的利潤在過去兩年又擠進了前3名行列。我們缺乏的正是這類體系設計。

　　崔之元*：西方“新常態”和歐洲名義負利率

　　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5月7日在河南考察時，第一次提出中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常態”，這是對我國目前經濟進入中速增長期的客觀描述。

　　“新常態”概念是美國太平洋管理公司的艾瑞和格羅斯于2009年首次提出的，這是較為負面的詞。他們認為，危機后西方經濟進入一種新的常態，它和過去的周期性運動不同，不會簡單回到危機爆發前的就業和增長率水平，主要原因在于去杠桿化不會在短期內完成。美國前財長(曾任哈佛校長)拉里·薩默斯也認為，西方經濟有可能進入了一個長期停滯期，傳統的經濟刺激手段已經用盡，卻沒有取得什么效果。

　　危機爆發后，美歐國家對重要的金融機構實行臨時國有化。這是因為單靠市場很難完成去杠桿化。連堅守新自由主義的格林斯潘也對此表示支持。比如1美元的賬面資產，危機爆發后市值只剩下0.11元，大量垃圾債券、有毒資產由私人持有，他們不愿以這么低的價格出售，剝離壞賬的初始價格就難以達成。如果實行臨時國有化，這些有毒資產的初始定價就不那么重要了，政府先注資，再收回壞賬就比較容易。危機爆發后，花旗銀行實行36%的國有化，皇家蘇格蘭銀行60%國有化(后重新私有化)，目前AIG還是79%的國有化。量化寬松就是在利率機制調節失靈的情況下，直接以“數量”手段購買國債和公司債、處理有毒資產。它說明市場和價格機制并非萬能，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數量調節就變得至關重要。

　　希臘出現債務危機

　　2015年1月22日歐洲央行宣布了量化寬松政策，規模達8000億歐元，時限為16個月，2016年9月結束。

　　歐洲的名義負利率。現在，日本和美聯儲的利率已經降至0附近，歐洲中央銀行基準利率從去年6月份降到-0.1%，10月更降到-0.2%;今年1月瑞士銀行在瑞士央行的隔夜存款的利率為-0.75%。這是空前的。此前經濟界認可因通貨膨脹出現的實際負利率，但不相信會出現名義負利率。但不可能的事情在歐洲真實發生了。

　　這一奇特現象是本次危機后西方經濟劇烈變化的縮影，它對西方經濟學界的沖擊也是劇烈的。2009年4月，著名經濟學家曼昆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說他的一個學生提出了一個實行名義負利率的方案：由央行宣布一年后從1到9隨機抽取一個數，凡是貨幣的序列號以該號結尾的，就不再能合法流通。這就建立了“-10%”的年名義利率。曼昆提到，“名義負利率”的系統倡導者是西爾沃·格塞爾(Silvio Gesell,1862-1930)。

　　格塞爾是“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蒲魯東的追隨者，也是著名金融改革家，1919年曾在巴伐利亞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任財政部長。格塞爾說，蒲魯東最重要的洞見是認為貨幣比勞動力和商品更具競爭優勢，他試圖把商品和勞動力提到貨幣的水平，但失敗了，因為改變商品的本性是不可能的。格塞爾則主張改變貨幣的性質，“商品由于庫存的必要而受損失，我們必須讓貨幣承擔同樣的損失。這樣，貨幣就不再優越于商品和勞動力……貨幣和商品成了完全的等價物，蒲魯東的問題迎刃而解”。

　　格塞爾曾提出“郵章貨幣”方案。他認為，作為交換媒介的貨幣應該被看作是一種社會服務(公共流通工具)，因此必須對它征收少量的使用費。當時郵章是征收這類費用的主要方法，曾在20世紀30年代的奧地利實踐過。1932年，奧地利沃格爾(Worgl)市的昂特古根伯格(Unterguggenberger)市長，為消除該市35%的失業人口，發行了相當于1.4萬先令的“郵章貨幣”，它由當地銀行同樣數量的存款作擔保。這種“地方性通貨”須每月在貨幣上蓋一個郵章(買相當于面值1%的郵票)才有效。這樣，持有“郵章貨幣”的人都想快些花掉它，這就為其他人提供了工作。兩年后沃格爾成了實現全部就業的城市。

　　凱恩斯明確表示對“郵章貨幣”的支持，他在《通論》(1936)中討論了格塞爾的改革方案。“郵章貨幣”可以看作是分離貨幣的兩種傳統職能——作為交換媒介的貨幣和作為價值儲存的貨幣——的一種改革，它消除了貨幣的價值儲存職能。這種分離有助于解決衰退問題：當貨幣兼有交換媒介和價值儲存功能時，任何人在經濟衰退時期都會儲蓄更多，消費更少，這將加劇經濟衰退。而“郵章貨幣”方案不是廢除市場經濟，而是通過金融體制的改革和創新，創造有更多均等機會的市場經濟。歐洲的量化寬松容易引發內部矛盾。德國退休金等社會基金參與股市投資的程度低，量化寬松造成的貨幣增量，不會像美國那樣推高股市價格。歐洲由經濟危機引發政治、社會危機的可能性比美國更大。一系列事情都說明，我們處在一個高度不確定的時代。

　　楊凱生*：旁觀歐洲QE政策出臺

　　今天歐洲的一體化，建立歐盟，創立歐元，是兩次大戰后逐步發展起來的。20世紀40～50年代，讓·莫內提出了“超國家主義”的“共同行動”原則，對弱化歐洲國家之間的對立情緒，推進西歐乃至后來的歐洲一體化發揮了重要作用。由于歐盟以及歐元區各成員國都是獨立的主權國家，因此盡管使用統一的貨幣、有相對統一的貨幣政策，但各國政府都要盡力滿足本國選民的吁求，他們的財政政策難以一致。這可以從一個側面解釋，歐洲為什么在應對危機方面不如美國有效。

　　歐洲今天的情況提示我們，在這個區域一體化過程中，如果財政政策是相互獨立的，那么貨幣政策要真正實現一體化并不容易。歐洲這次出臺QE計劃分兩個層次，一是各國央行出資，二是本國買不了的由歐洲央行買，這和美國有區別。各國央行買多少，如果不行歐洲央行可以買多少，比例如何，搞得很復雜?？磥硎谴蠹蚁嗷ネ讌f的結果。很難馬上有明顯的效果。

　　民粹主義至上所導致的福利主義的格局，在西方的選舉制度下，哪個政黨上臺也受到掣肘，很難改變這種狀況。所以他們的QE也好，什么也好，實際上最后的投入都主要用于消費和福利了，而沒有真正有效的資產作為支撐。

　　劉軍紅*：日本經濟觸底回升，美國加息政策影響三方博弈

　　安倍上臺兩年多來，日本經濟起伏不定，伴隨多種風險。但日本畢竟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貿易國之一，它的出口是觀察世界經濟的先行指標。

　　安倍經濟學與日元貶值

　　過去兩年，日本的出口在波動中增長。2014年最后一個季度表現不錯，出口金額繼續增加，數量開始回升。對美出口增長8.4%，對歐洲出口增長3.6%(全年增幅2.4%)，對亞洲出口增長0.4%。其中，鋼材出口，以及對美、對歐出口的較高增長率值得注意。

　　“安倍經濟學”導致日元貶值。前一段出口增長主要表現在金額上，就是企業不降價、不擴張份額，只從日元貶值中增加收益，這和企業對日元貶值時間長短的判斷有直接關系。去年10月31日央行宣布擴大量化寬松規模，日元貶值呈現長期化趨勢，日本企業開始調整戰略：部分商品降價，通過增加出口數量擴大出口金額。

　　日本去年經濟增長情況：2015年12月“工礦生產動向”反映，工礦生產增加1.0%。其中電子零部件(特別是對亞洲出口)增加5.2%，汽車增加2.8%。工礦產品庫存減少0.4%。失業率降到3.4%，接近完全就業水平?？鄢飪r上漲(2.6%)因素，提高消費稅后的實質工資上漲-2.5%(冬季獎金增長5.26%)，實質消費支出增加0.4%。2014年第四季度同比增長率為3%，前兩個季度是消化消費稅增加的負面因素，第四季度觸底回升。

　　2014年年底，IMF、世行和聯合國全面下調了世界經濟發展的整體預測值。但為什么日本對歐、美、亞洲的出口反而增長?是不是日本企業的觸角探知到世界經濟回暖的苗頭?如果是這樣，就需要判斷：美聯儲加息會不會提前?

　　一般預測，美國可能在今年6月份或以后加息，但也有不同看法。美國商務部公布了2014年四季度數據，全年增長2.4%，低于市場預期，高于2013年的數據。2015年GDP預測值是3%，高于潛在增長率(2%)，故市場認為加息的環境已經確定，問題是加息的時機。美國量寬政策從2014年1月起就逐月減量。最近美聯儲金融工作會議(FOMC)聲明中，沒有2014年10月份終止量寬時的表述“加息之前，還要維持相當長的時間”，這似乎可以理解為加息會提前。但同一聲明也說“要依據國際形勢的變化，而考慮政策的改變”。對應的是，10月日本追加量寬，2015年1月歐洲也聲明將于3月起追加“購買國債式的量寬”。所以還不能貿然猜測美國加息的時間。

　　最近日本的學者也在討論：貨幣理論要重新審視，通脹的決定因素不一定完全是貨幣政策，匯率也不是完全由利差政策決定。比如從美國的角度看，低油價是影響物價的因素之一，但如果消費因油價下降而回暖，會形成推升物價的力量。這兩個力量誰強誰弱?這可能是美聯儲決定是否加息的因素之一。再如匯率，低息的一方與對象國之間形成利差，出現資金外逃、本幣貶值，但低息的一方又會吸引投資。投資選擇可能是影響匯率更主要的因素。這樣，美聯儲可能需要考慮本國資產價格和一般物價動向這兩方面因素。如果更多考慮資產價格，加息的步伐可能會加快;如果更多考慮一般物價，就可能延期加息。

　　總之，美國政策的變化，一是會引起日、美、歐三方金融政策的博弈，另一個可能對中國(及其他國家)的經濟產生影響。

　　所謂“安倍經濟學”不外乎金融、財政兩手，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量寬政策。日本的“QQE”(質和量的寬松政策)啟動之后，引起外資流入，推升日本股價上漲，并引起日元大幅貶值。日本央行總資產是300萬億日元，接近3萬億美元;美國的央行總資產是4.4萬億美元。美國2014年后貨幣增加逐月減少，而日本量寬加速，日元貶值的趨勢則形成。日本央行資產占GDP的比例是60%，在發達國家中最高，日元在日美歐三大貨幣中最弱。日元的匯率現在處于1973年以來最低的水平，美元指數則是40年來最高水平。所以，量寬背后，存在著貨幣力量關系的重新布局。[①]

　　牛新春*：中東政治經濟形勢不容樂觀，油價可能小幅回升

　　中東能源對中國或者整個世界經濟而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能源能否穩定供應，取決于中東的政治形勢。

　　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中東進入大動蕩時期，過去幾年形勢持續惡化，一些國家處在解體、崩潰邊緣。2015年或更長一段時間內，中東局勢不可能好轉。

　　目前國際社會很關注“伊斯蘭國”。它是中東各種問題的集中體現，但還不是中東最根本、最重大的挑戰。“伊斯蘭國”只是一支一萬多人的武裝，在國際政治格局中算不了什么，然而催生“伊斯蘭國”的根本矛盾卻非常重要。

　　一是伊斯蘭教與現代政治的矛盾。伊斯蘭教從不提政教分離，而政教分離是現代政治的基本原則。二戰后埃及、突尼斯、利比亞、伊拉克、敘利亞等國，按照現代政治的原則建立了主權國家，長期鎮壓伊斯蘭政治勢力，政教矛盾一直沒有解決。更重要的是，這些國家近30年來政治僵化、經濟停滯、社會分裂，人們對現代政治的信心流失。雖然大多數穆斯林不認可“伊斯蘭國”的極端主張，但要求回歸伊斯蘭傳統，反對西方價值觀的思想在中東老百姓中非常流行，這是“伊斯蘭國”存在的意識形態基礎。

　　其二，經濟結構畸形造成社會分裂，階級矛盾尖銳。中東國家經濟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主要依靠能源出口，如伊朗、沙特、卡塔爾;另一類主要依靠國際社會援助(主要是石油國家的援助)，如約旦、也門、埃及等。兩類國家的共性是靠天吃飯，政府的主要任務是分配財富。生產低迷、失業是最大的社會問題。掌權者同時掌握財富，成為富人;而大部分人沒有生產性收入，靠國家救濟或補貼，年輕的失業者成為赤貧，看不到希望。

　　其三，教派矛盾時隱時現。伊斯蘭教大體分為遜尼派和什葉派，兩派間既有歷史恩怨，又有現實的權力斗爭。伊朗、敘利亞、黎巴嫩、伊拉克屬于什葉派國家，埃及、沙特等海灣國家屬于遜尼派國家，兩邊存在地區權力之爭。而沙特、科威特、巴林等國內部還存在遜尼派和什葉派之間的權力斗爭。這些因素往往交織在一起，使得形勢非常復雜。

　　其四，阿拉伯國家和社會在對美關系上的矛盾。出于維護政權生存的需要，大部分阿拉伯國家是美國的盟友，但因美國偏袒以色列、美國意識形態對伊斯蘭文明的侵蝕，大部分阿拉伯人都有反美情緒。這是引發“阿拉伯之春”和過去四年中東局勢不斷惡化的重要原因。

　　已經發生革命的國家，埃及回到軍事獨裁，伊拉克、也門、利比亞、敘利亞則處在內戰中，國家完整能否保住都成問題，更談不上政治穩定。沒有發生革命的海灣國家多是君主國家，形勢也日趨嚴峻。2011年“阿拉伯之春”時，它們紛紛采取政治改良措施，試圖緩解國內矛盾。但隨著發生革命的國家先后陷入動亂，這些國家看到改革比保守更可怕，都倒回去了。中東目前的局面不穩定，遲早會出問題。

　　2015年，中東經濟形勢可能進一步惡化。不論是石油國家還是非石油國家，它們的財政狀況都和石油價格密切相關。目前大部分預測認為石油價格可能會回升，但在相當一段時期內不可能回到高位，其價位可能遠低于中東國家的財政需求。這些國家要改變畸形經濟結構，必須消減政府補貼，發展工業。但因政局動蕩，政權生存受威脅，大部分國家卻增加補貼、收買人心。

　　西方經濟停滯與資本泡沫共存

　　過去幾年，我國同中東主要國家的關系穩定并有所改善。2011年中東動亂，人們擔心我們的能源供給受影響、貿易受損。但在中東最亂的時候，能源供應增加，價格反而下跌。因為石油供應不像金融，一個地方出現動亂，先亂金融。而只要政府不垮臺，石油供應就有保障。我們和中東的貿易額也在持續增長，2011年2800億美元，2013年3035億美元，2014年還會增加。中國和土耳其、沙特、伊朗等國的關系持續改善。中國在中東主要國家的投資機會很多，那里雖受油價下跌的影響，但都作了雄心勃勃的五年計劃，要大規模投資，修鐵路、挖運河、修水電站、建核電站。這些領域我們有優勢，但也要防范風險。

　　何自力*：資本主義進入停滯混亂期 量化寬松是飲鴆止渴

　　當今資本主義發展到“新常態”，是對過去舊常態的否定。所謂舊常態是周期性經濟運動，新常態則意味著以往經濟周期已成為歷史。西方主流經濟學則認為，資本主義經濟是無限循環的過程。這種危機與繁榮的交替，是工業資本主義時期的事情。新常態意味著，資本主義已進入持續停滯和衰退時期。這一歷史變化是和“去工業化”聯系在一起的。

　　一直以來，人們使用“后工業社會”來描述當代西方資本主義。三、四十年前，丹尼·貝爾認為后工業社會是智能化的社會，所有人都從事高水準的工作，社會在很大程度上有規劃性。但當前的現實和他的設想完全不同，西方資本主義實際上處于無序、混亂、空洞的狀態，正步入一個黑暗、危險的階段。先是歐洲，再是日本，目前美國也接近這個階段了。

　　美歐日普遍推行的量化寬松政策，是不得已而為之的“飲鴆止渴”的行為。美國政府債務已超過GDP，再搞5-10年聯邦政府就得破產。日本政府債務已經占GDP的250%，而安倍政府還是不得不推行量寬政策，因為增稅將引發經濟進一步衰退。歐盟的量寬政策基本類似。引發這種困境的根本原因，是西方資本主義的“去工業化”，它摧毀了原本支撐資本主義制度的生產力條件。因此這個制度注定沒法繼續運轉下去。

　　這次希臘出現的左翼政府是一個信號。我認為在5-10年內，西方多數國家都將是左翼政府上臺，或至少左翼思潮占據支配地位。這樣才能通過激進的社會公平正義政策，把極度懸殊的社會差距熨平，才有利于經濟增長。在西方目前的情況下，推行量化寬松政策，根本沒法刺激投資，投什么都不賺錢，因為高水平的人均GDP導致昂貴的成本，摧毀了發達國家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

　　剛才在討論中，有人認為應考慮全球化因素，現在拉動投資和生產的不只是國內市場，還有海外市場。同時對資本主義的生命周期要考慮新經濟、新技術因素，技術變量和制度變量要綜合考慮。

　　我同意全球化的分析。當前的金融資本主義，是地域性的生產和金融分離。美國控制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金融業，產業鏈的大部分環節轉移到了中國等國家，中國很多企業實際是西方公司控股。但今天最大的問題是，以美國為首的歐美體系掌握金融霸權，同時也排斥了自己的產業能力。所以，金融資本支配資本主義體系，是一個不祥之兆。

　　西方國家紛紛采取非傳統的寬松貨幣政策

　　關于技術進步。美國的失業和產業結構變動有關，多數失業者很難在金融業和高端制造業找到就業機會。像蘋果這樣在全球市場賺錢的畢竟是少數，大部分美國人的工作機會還是要靠國內市場?，F在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沒有工作可做，無法維持養車、住房開支，只好不斷借債。阿里巴巴其實賺的是中國制造業的錢，只是改變了營銷模式。當然這引起了流通業的革命性變化。歸根結底還是馬克思所說的，只有具備生產基本生活資料的能力，這個社會才有可以生存，否則就生存不了。

　　朱安東*：西方經濟停滯與資本泡沫共存，危機可能再次爆發

　　中國經濟已經與世界經濟形成密切聯系。我國外貿依存度在連續幾年的下降之后，2014年仍高達42%。世界經濟走向對我國經濟影響很大。因此，認真研判世界經濟的未來走向，對于制定我國經濟政策非常重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至今已經7年，但世界經濟遠未恢復，許多國家還處于停滯。據世界銀行資料，2013年有數據的174個國家，仍有42個國家的人均GDP尚未恢復到2007年的水平(包括英國和法國);美國、日本剛恢復到危機前水平，德國只增長6%。危機后各國經濟增長率均低于危機前(除極少數例外)，世界平均增長水平下降近1%，歐元區2010-2013年的年增長率只有0.6%。IMF今年1月份更新的《世界經濟展望》下調了對今明兩年的經濟增長預期，并且特別提醒人們注意全球金融市場的波動。

　　大量人群還生活在危機的陰影中。據國際勞工組織估計，2013年全球失業人口達2.02億，比2007年多3180萬;因長期失業放棄找工作的有2300萬，到2018年可能上升到3000萬。不少地區貧困狀況加劇。

　　同時，許多國家的資本市場已進入新一輪繁榮，甚至出現了嚴重的泡沫。IMF對全球房地產市場發出警告，指出：在有數據的27個經合組織國家中，19國的房價租金比高于歷史平均水平，其中加拿大和新西蘭分別高出87%和80%。即便在美國這個房地產市場尚未完全恢復的國家，部分地區(如加利福尼亞州)和城市(如洛杉磯)可能已經出現房地產泡沫。由于房地產市場的“財富效應”及其對實體經濟的重要影響，一旦泡沫破裂，對相關國家的經濟將造成重大打擊。

　　許多國家的證券市場泡沫重現。經合組織統計的42個國家中，18個國家的股票市場已經達到或超過危機前的高點。2014年9月，印度尼西亞、哥倫比亞、土耳其、智利的股票指數，分別超過危機前高點的138%、83%、86%和63%。下表列出在國際市場有重要影響的一些股票指數在危機前后的表現。

　　判斷股票市場是否出現泡沫的一個指標是市盈率。耶魯大學的席勒計算了美國標準普爾500指數包括的股票經過通脹調整和周期調整后的市盈率(CAPE)，他用此指標曾較準確地預測了上兩次金融危機。2014年12月，這一指標已經高達27.3，遠高于長期平均水平16.6，接近了危機前的最高水平(27.5)。這意味著美國股市的泡沫已經相當嚴重。

　　“經濟停滯與資本市場泡沫共存”的出現，與危機以來西方國家的經濟政策密切相關。金融危機爆發后，西方國家用財政資金挽救了導致危機的罪魁禍首---大型金融機構;2007-2011年這些國家的國債占GDP的比重平均上升了30%以上。此后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西方國家把危機的原因指向社會福利支出，普遍采取財政緊縮政策，削減大眾急需的各種社會福利，這就嚴重影響了消費的增長，拖累了經濟復蘇。

　　關于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性質，它是國債的危機還是外債的危機?如果國債占GDP的比重高就發生危機，那么日本是最該發生危機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爆發時，日本國債占GDP的比重超過220%，而西班牙只有不到70%。相反，“歐豬”5國的外債占GDP比例均超過100%(西班牙達到160%)，而日本只有40%左右?？梢姎W債危機主要是外債危機，但卻被當成國債危機來處理，為此大量削減社會福利，這里面顯然有問題。

　　如果說西方國家的財政政策是“飲鴆止渴”，那么其貨幣政策可以說是“揚湯止沸”，雖然在危機剛爆發時防止了金融市場的崩潰，但其后又導致資產泡沫的重現，并嚴重影響了新興經濟體的經濟金融穩定。

　　出現危機爆發的跡象之后，美國從2007年9月17日開始連續10次降低聯邦基準利率，一直降到0.125%。此后英國和歐洲央行也連續多次降低基準利率，最終分別降到0.5%和0.15%。相應的金融機構從貼現窗口以及從隔夜拆借市場獲得資金的利率，也降到極低的水平，歐洲央行去年甚至把隔夜存款利率降至-0.2%。這極大地降低了各國金融機構獲得資金的成本。

　　但這些政策工具用到極致之后仍無法解決問題，于是西方國家紛紛采取非傳統的寬松貨幣政策，通過購買國債、有問題的抵押支持證券(MBS)等形式，向市場注入巨量資金，導致各國央行的資產負債表急劇膨脹。與2007年相比，現在美國、英國、日本和歐洲央行的資產負債表分別增加了3.96倍、3.74倍、1.34倍和0.79倍。這種極端政策的目的是向市場注入資金，降低企業和家庭的借貸成本，刺激投資和消費。但由于財政緊縮政策的影響，消費未能復蘇;加上全球性產能過剩，企業投資意愿不足。實體經濟不振，注入市場的部分資金再以超額儲備回到中央銀行的賬上。美聯儲賬上的“其他金融機構存款”，從2007年初的265億美元，爆炸式地增長到2014年7月30日的2.87萬億美元。這些資金部分進入發達國家和新經濟體國家市場，造成股市(資產)泡沫，嚴重影響其經濟和金融市場的穩定。

　　面對這種歷史罕見的局面，現有的經濟政策難以讓西方發達國家走出困局。要解決實體經濟的問題，應該增加社會福利、減少貧富分化、加大政府投資。但在目前條件下難以實施，畢竟現在發達國家公共債務的平均水平已高達GDP的1.1倍。為使實體經濟復蘇或不再陷入衰退，必須保持寬松的貨幣政策，而這又將加劇資本市場的泡沫程度。要遏制泡沫發展，就應退出“貨幣寬松”政策、甚至提高利率。但這一方面可能戳破新興經濟體和/或發達經濟體的資產泡沫、引發金融危機;另一方面也可能直接打擊實體經濟，導致經濟危機。在不久的將來，又一場危機很可能難以避免。

　　西方國家發展到了金融資本主義階段，金融資本集團在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中起著主導作用，相關政策歸根結底要維護他們的利益。華爾街利益就代表美國的利益。

　　哈貝馬斯在《論歐洲憲政》(2011)一書中指出，權力從人民手中滑落，技術官僚早就在籌劃一場“悄然的政變”。最近兩位美國學者研究了美國在1981-2002年出臺的1779項政策，就富人、利益團體、普通民眾對政府決策的影響程度進行評估，結論是：美國可以被認為已成為一個寡頭政治的國家，國家權力集中在一小撮富人手里，他們在金融界或軍事方面處于高位，在政治上強勢，普通民眾對決策的影響力微乎其微。

　　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西蒙·約翰遜(2007-2008年曾任IMF首席經濟學家)在一篇文章中直斥美國已變成一個“香蕉共和國”，通過華爾街與華盛頓之間的人員流動(“旋轉門”)、對高等院校的滲透和影響，以及政治捐款的作用。政府中的監管者、立法者以及學者都信奉“有利于華爾街的就是有利于美國的”這個信條，認為大型金融機構和自由流通的資本市場對美國的地位至關重要。

　　金融資本對政治進程的影響可能進一步加強。美國曾規定向各類競選人和政黨捐款設立上限，以防富人操控選舉，但2010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取消了對公司政治捐款的限制，2014年4月又取消了個人對競選活動捐款額的上限。

　　正是因為這種經濟政治文化生態，西方各國在20世紀80-90年代逐步減少各項金融管制，危機爆發時動用公共資金救助大型金融機構，甚至在危機中還在給金融高管們發巨額獎金。危機后繼續采取有利于金融資本的政策。多德-弗蘭克法案[②] 在國會通過之后，在實施中金融資本仍不斷進行抵制，甚至鼓動各種力量試圖推翻這個法案。

　　目前的“經濟停滯與金融泡沫并存”局面，更使西方國家進退維谷。停滯、危機和動蕩可能將成為資本主義的常態。。

　　王湘穗*：全球危機將繼續深化

　　對2015年世界形勢的基本看法是，全球危機還將繼續深化。

　　目前人民幣的國際化已進入新階段

　　第一，危機在2015年有可能出現第二輪爆發。首先是因為導致2008年全球危機的所有原因都沒有解決。金融過度投機愈演愈烈。美國股市繼續創新高，金融市場投機風險不斷累積。美國J. Lyons基金管理公司的合伙人Dana Lyons認為，基于標普100的期權的多空倉比值(OEX)是股市一個重要指標。從未平倉量看，空倉已是多倉的2倍多，這是美股將要顯著調整的重要信號。這種情況過去15年只發生了15次，而2014年一年就出現過7次。這至少是一個重要信號。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仍然嚴重失衡，不到虛擬經濟1/10的實體經濟要支撐巨大的金融泡沫。泡沫問題不解決，全球危機就還將反復爆發。

　　其次是皮凱蒂講到的99比1，即財富分配問題。2014年美國經濟有所增長，但增長的多數被1%的社會精英階層拿走，據說這個1%中的99%也基本沒有份，也就是萬分之一的人才享受到經濟增長的好處。這種高度不平等的分配，一定會導致社會動蕩，甚至誘發大的危機。目前美國國內政治是被金融資本集團控制，華爾街控制華盛頓，華盛頓控制全世界，國內外政策都要服從于金融資本集團利益。這無法實現對抗危機的社會動員，而且會導致更多的政治上的矛盾。再就是大量失業。一些經濟學家認為美國是“沒有就業的增長”，因為增長主要來自金融服務業。此外還有移民問題、醫療問題等等。以上這些因素正在疊加、醞釀、發酵。

　　第二，全球危機正在擴散。各國不再像危機剛爆發時強調合作、協作，而是像1920～30年代那樣，以鄰為壑。美國已搞了幾輪QE，經濟形勢有好轉，結果日本也搞QE，歐元區也搞QE。QE就是用貨幣霸權轉嫁危機，表面符合市場原則，本質上是向外部轉嫁危機。不僅僅用金融手段或貿易制裁等手段，還通過制造社會動蕩、沖突，制造“潰瘍面”等，影響他國的經濟“基本面”，比如在烏克蘭、中東或中國周邊制造熱點。最近石油價格暴跌，各種因素夾雜其中，其實是國際金融資本在操縱大宗商品市場，導致價格大幅波動，驅動與控制資本的流動，越來越多地使用超經濟手段的玩火，把經濟危機引向社會領域，向國際政治領域，向安全領域擴展，這絕非世界之福，是我們需要特別警惕的動向。

　　第三，威脅中國經濟的“狼來了”。中國經濟情況，從自身的矛盾和外部環境分析，從2014年四季度用電量、能源結構、運輸數據看，中國要有防范危機意識，要有全球危機在深化、可能對我們造成嚴重沖擊的準備。首先是精神準備，有了精神準備就不會措手不及，就容易對形勢做出正確判斷。這時候更要相信摸石頭的感覺。實事求是，這是改革開放的思想前提。對形勢的正確判斷決定政策。我們的改革，包括自貿區、人民幣國際化等，都應納入全球大趨勢和國家大框架里綜合考慮，不然的話進退失據、寬嚴皆誤。

　　第四，中國只要“守本”加“創新”，形勢就樂觀。守本就是堅持以實體經濟為本，要強化實業，抑制投機經濟。中央鼓勵創新，我們應該把創新理解得寬一點。比如說“一帶一路”就是戰略的創新，通過一帶一路戰略，我們能夠建立25億人、30億人的大市場，這需要長期努力。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報告《2025：變化大于繼承的世界》提到，如果中國和上合組織一道完成亞歐大陸的經濟安全整合，世界權力中心就會發生轉移。

　　從技術到產業的創新，曹和平講互聯網和電商的結合。技術與產業結合可以產生新的業態。電商在美國的發展為什么不如中國?因為它的配送成本高。馬云的創新，在于“互聯網+電商+中國國情”。中國除了阿里巴巴的因素，還有大量農村小伙子拿三輪車、電瓶車推出來的城市物流網，這種技術創新和人力成本優勢組合起來的新業態才有競爭力，至少是更適合中國。它的成功就是腳踏實地，把互聯網與中國實際結合。硅谷的美國人不會有這種產業感覺。

　　光有技術不行，關鍵在如何產業化。這就需要建立制度化的創新機制、體制?，F在我們的科技、產業、投資評估體系嚴重脫離實際，脫離生產的需要。在一些新技術中，有些是取得重大突破的戰略高技術，也很難得到支持，產業化的路走得很困難。企業有成果、領導有批示，在機關里公文轉了一圈又一圈，就是不落實，這不是個別現象。所以，我們在制度創新方面也有很大空間。如果能上下同欲、鼓勵支持創新，中國就可能在全球危機中間獲得最大的機遇，收獲最大的成功。我們每個人的努力，決定未來的狀況。

　　最后，崔之元提到西方國家的負利率現象，我認為這里確實蘊含著社會主義的因素。皮凱蒂講資本增殖永遠超過勞動增值，而負利率就是對資本增稅。這說明資本主義也在試圖自救。負利率具有主動改良的意義。只是資本家和資本主義國家能接受嗎?這說明全球危機發展到了現在，再用常態的方式解釋不了。

　　新思路：在動蕩不定的世界中尋求新的發展契機

　　曹遠征：中國的產能是面向全球的產能，由于世界經濟的低水平波動將會長期存在，中國產能的過剩將長期持續。除了促進出口的措施外，以全球視野配置中國產能將成為對外經濟政策的基本選擇。立足點是產能的國際合作，這不同于傳統的產品出口和對外投資，而是實物資本的輸出。需要產業部門、對外部門和金融部門的密切合作。應加快相關體制機制的建設，盡快形成以大項目融資為特點的全方位統一安排。目前大宗商品價格下行，資產價格便宜，應協調各部門加快海外原材料基地的建設。

　　目前人民幣的國際化已進入新階段。不僅“離岸市場+清算銀行”的模式基本確立，而且人民幣已開始進入不少國家的外匯儲備。與此同時，為防范新的金融動蕩，周邊國家建立金融安全網的需求日增，其核心是加快本幣化進程。這就構成人民幣國際使用的新契機?？梢栽?ldquo;一帶一路”的框架下，以產能合作的大項目融資為龍頭，深化人民幣的國際使用。其中，打通人民幣離岸市場和在岸市場之間的聯系十分必要。可將上海自貿區金融改革的實驗與“一帶一路”的建設相結合，既穩妥逐步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進程，又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打好基礎。

　　丁寧寧：中國現在是出口和進口雙雙負增長下的順差，在人家量化寬松的情況下保持強勢人民幣沒有道理。人民幣貶值有利于出口，有利于持有的美債保值，也有利于對外投資。

　　我們的資本賬戶基本上都開放了，就剩三、四條是控制游資，不用著急開放。目前必須加強對國際游資的監控。如果想保持相對獨立的產業政策、推結構調整，金融就不能完全開放。

　　國內最大的政策問題是銀行機構要先學會做好銀行，監管部門要加強對銀行的監管。不要為虛名(為改革而改革)而招實禍。改革開放初期銀行是“口袋”，現在變成“當鋪”了。歐洲工業化過程中的臺賬監督這一套，我們的銀行還沒有學會。只會搞土地、房地產抵押貸款，面多了摻水，水多了加面。不僅貸款如此，理財項目上房地產占壓的資金更多。其實2014年央行就開始放松銀根了，為什么錢到不了實體經濟，主要是被房地產的呆賬壓死了。這個問題不解決，產業結構就調整不了?，F在全世界都幾乎是零利率，我們卻搞這么高的利息，對內把企業逼得破產，讓國際資本來收購、控制我們的產業。在滬港通、深港通、金融自貿區等開放試點中，要對國際上的投機性游資加以限制。

　　要解開銀行和房地產這個死結，中央財政可以通過發債來購買地方的不良資產。在落后地區直接購買銀行債，同時換官員、換思路;先進地區則應禁止銀行和房地產企業勾結、發新貸還舊貸，按破產程序處理房地產呆賬，政府低價收購破產房地產商的資產，改造一下就是安居房，沒有必要搞重復建設。房地產呆賬難以清理的原因是官商勾結。既然開始打擊腐敗，就應當同時清理房地產呆賬。只有解開了這個死結，銀行才能恢復貸款活力，錢才能流向實體經濟。現在命令大銀行對中小企業定向貸款，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美國、歐洲的大銀行也不會貸款給中小企業。應成立中小企業信貸擔保公司，由政府背書，然后才能借助大銀行的網點，去給中小企業提供貸款。

　　曹和平：吸取美國宏觀管理的經驗教訓，結合自己的經驗，走出中國經濟新一輪增長的路子。

　　第一，立足于已有的發展積累。例如從現有2萬個各級各類產業園區中選取數百個有潛力的園區，作為新型城鎮化的切入點，可以優化城鎮布局。

　　第二，金融改革應將非銀行類金融機構改革置于優先位置。大的商業銀行已成體系，整體改革推進不易。而將省會城市以下直至縣級的、達到“門檻行”條件的非銀機構發展起來，就能充分動員地方多年積累的各類資產性資源，再與銀行系金融機構對接，將出現中央和地方兩個輪子推動改革的局面。

　　第三，我國人口13.6億，城市居住人口已達10億，而OECD的34國人口總和是9.3億。而且我國具有與美國相當的工業規模，且實體產業鏈比美國長，有條件支持自己的產業鏈金融。我們的經濟規模，可以支持以電商技術平臺為表，以第三方市場平臺為里形成的新型經濟模式，推進長鏈產業、長鏈市場和長鏈金融共成長，從而推動國民經濟體系的升級轉型。這可能是我們為21世紀的增長刻上中國特征的一個現實選擇。例如阿里巴巴連接了數百萬個商業銀行不屑一顧、主管部門不許納入結算的商鋪，其內置結算的效率是主流商業銀行無法想象的，其中可能孕育著未來的金融業態。如果允許目前出現的1500家P2P互聯網金融中介向產業鏈金融過渡，那么超越美國就具備了中國的特色基礎。

　　楊凱生：由于我們現在資本項還沒有完全開放，外匯還有一定程度的管制，因此美國的QE，歐洲的QE政策，對我們的沖擊是可控制的。但全球化的口號喊到今天，完全拒絕資本市場的開放也不現實，只能“說五分，做一分兩分”。哪一天適應能力強了，再放一點。但要保留住最后的手段和底線。

　　有人說中國也有債務危機，這當然需要注意。但和歐美比，中國的債務相對低得多。我們的債務是投入到有形資產，由政府掌握。說中國要爆發債務危機的可能性，現在還不存在。

　　阿里巴巴在紐交所上市

　　我們和西方的問題不一樣，沒有必要把我們的問題看得過于嚴重?，F在經濟下滑，很多人擔心速度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更要注意適度。受歐洲QE的影響，不少人希望實行更寬松的貨幣政策，值得警惕。中央一再說要保持政策的定力，要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原因是我們的產業結構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產能過剩問題，如果積累下去，將來會形成我們所特有的負擔和矛盾。穩增長的同時，一定不能忽視調結構。歷史經驗證明，我們在經濟增長勢頭強勁時會把調結構擺在突出的位置，一旦增長速度放慢的時候，又把它放在后面。當然防止經濟增長失速也不可掉以輕心。

　　結構調整是財政的責任或功能，貨幣政策主要是總量政策，很難管到結構，因為貨幣運動是洼地效應，哪有錢就往哪去。關鍵是結構調整，財政政策要有擔當，結構調整是需要成本的，成本怎么支付?以什么樣的渠道來列支?要列支多少，多長時間?比如說河北，如果要下壓3000萬噸的產能，有多少工廠需要停產、關門或轉產?人的問題，資產的損失怎么解決?債務如何處理?財政準備拿多少錢?中央和地方各拿多少?社會公眾需要承擔多少?銀行呆壞賬準備核多少?恐怕要逐筆算賬。

 　　注：

　　*丁寧寧，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曹遠征，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曹和平，北京大學教授。

　　*崔之元，清華大學教授。

　　*楊凱生，中國工商銀行前行長。

　　*劉軍紅，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員，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①] 2001-2006年小泉執政期間，當時央行實行零利率，新發國債不超過30萬億日元，實行財政緊縮政策。5年半中，每年財政支出遞減約10%。直到2007年10月，形成日本戰后最長的經濟負增長期。(在這個過程中，企業還債負擔有所減輕。)30萬億框框在安倍上臺之后打破，現在國債規?？刂圃?0萬億。

　　*牛新春，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中東研究所研究員。

　　*何自力，南開大學教授。

　　*朱安東，清華大學教師。

　　[②] 美國國會2010年7月通過，旨在加強金融監管、防范金融風險。核心內容：1、擴大監管機構權力，允許分拆陷入困境的大型金融機構、禁止使用納稅人資金救市，限制金融高管的薪酬;2、設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賦予其超越監管機構的權力;3、限制大金融機構的投機性交易，加強對金融衍生品的監管。

　　*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

表1 部分國家和地區危機前后股票指數

 數據來源：雅虎財經網站（finance.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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