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主斗士”杜葉錫恩痛斥香港“民主派”假民主

　　隨著銅鑼灣清場的結束，香港“占中”鬧劇最終收場。這場“運動”讓李柱銘等香港的“民主派”出盡了風頭，然而“占中”帶給香港底層社會的除了混亂的社會秩序，卻沒有絲毫的實際利益。說起“占中”事件的風云人物李柱銘，不得不提到與之一度共事的香港著名社會運動家和教育工作者杜葉錫恩女士。

　　杜葉錫恩，1913年生于英國紐卡斯爾一個工人階級家庭，1948年被普利茅斯弟兄會派往中國江西省南昌傳教，1951年杜葉錫恩前往香港，在香港創立慕光英文書院，為1950年代的香港市民提供教育。杜葉錫恩雖然生于英國，但操得一口流利的廣東話和普通話。

　　杜葉錫恩服務香港四十多年，因目睹了港英政府的貪污腐敗，一身正氣的杜葉錫恩開始了揭露港英政府假民主，為基層市民爭取權利的斗爭，曾不畏強權、為民請命，最終促成香港廉政專員公署的成立，被很多超過50歲的香港市民視為真正的“香港良心”;她在民意未受尊重的七十年代愿意聆聽市民的意見，并呼吁推動民主政制，因而被很多老一輩的香港人視為真正的“香港民主斗士”。她亦質疑泛民主派為何在六七十年代、香港社會仍然貧窮和貪污腐敗時沒有出來為基層市民爭取權益;相反，由八十年代至今、香港社會經已變得富裕和廉潔時才出來爭取普選。此外，她對美國的所謂民主和人權加以鄙視，批評美國的人權紀錄差強人意。

　　“占中”者不知所云“民主派”假民主

　　2013年，港大法律學者戴耀廷發起“占領中環”，杜葉錫恩說“也許戴博士會有興趣通過外國‘友好’，參觀和見證腐敗的民主。事實是，1997年後香港一些所謂‘民主派’實際上是以其不民主的行動，延緩我們的民主進步。”(來源：香港《大公報》報道《杜葉錫恩∶戴應參觀腐敗的民主》http://news.takungpao.com/paper/q/2013/0411/1540448.html)而針對2014年的香港占中，杜葉錫恩認為“占領中環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說什么。有抗爭對抗，就不會是愛。”他們不是說要用愛與和平去占領中環嗎?“你認為這些人會走去中環互吻、講和平嗎?”(來源：觀察者網《香港101歲民主斗士：“占領中環”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說什么》http://www.guancha.cn/local/2014_10_03_272976.shtml)

　　2004年，杜葉錫恩接受香港文匯報采訪時指出，“民主，不是你叫自己做民主派就是民主的。民主其實是從心里發出，從心里去追求的。”“是不偏不倚愿意坐下來討論問題，達到一個公平的妥協。真正的‘民主派’是可以包容其他人不同的意見，愿意和別人合作。但是香港這些所謂的‘民主派’就一樣都做不到。”“那些自稱為‘民主派’的人其實一點也不民主!”她批評“民主派”一直采取與中央對立的態度，這是因為他們不想香港回歸祖國，仍然希望英國政府管治香港。

　　當說到民主黨的李柱銘，杜葉錫恩語氣頗為激動，對李有一句評語：“李柱銘十分愚蠢!”雖然李柱銘很熟悉政治，但他卻把所有的東西都政治化。她認為，李柱銘早前應邀出席美國聽證會是要不得的：“當年我在香港發動市民迫使港英政府打擊貪污的時候，都沒有去美國向任何人求助。”但是李柱銘卻向一個具有危險性的霸權主義國家求助，與自己的國家對抗，這就等同邀請敵人來攻擊自己國家。

　　有數十年政治經驗的杜葉錫恩指出，美國一直力圖分化其他國家，她說：“就是所有美國總統都是表面對人友善，內里卻在分化削弱其他國家，以控制其經濟。”她舉例說，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先后分化了朝鮮和越南;如今美國表面上支持“一個中國”，暗地里又向臺灣地區供應武器，支持他們對抗中國，這些都反映美國居心不良。她認為，美國會藉分化香港特別行政區以打擊中國，因為中國的不穩定便對他們有利。但李柱銘卻看不到這些利害關系，這就十分愚蠢!對于外國干預香港事務，杜葉錫恩不留情面地予以抨擊。早前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表示，香港一定要推行多些民主，杜葉錫恩質疑：“美國何來權力，說香港‘一定’要做什么?他們根本就無資格就香港的事務發言!”

　　杜葉錫恩認為，部分立法會議員雖然隸屬不同黨派，但是他們的行徑卻往往與民主黨一致，連手對抗政府。她點名指出，立法會議員余若薇、吳靄儀、劉慧卿、何俊仁、張文光、司徒華等都與李柱銘同一鼻孔出氣，不過有些人包裝得較為友善，較受市民歡迎。她批評，“民主派”人士不鼓勵群眾與政府坐下來商談，反而煽動他們上街游行，然后向外界聲稱上街的人都是對普選有訴求，這是不對的。

　　杜葉錫恩指出，香港人最想要的不是民主，而是有保障的生活、穩定的工作、足夠的教育等。

　　在香港居住超過50年，見證香港回歸祖國的杜葉錫恩分析說，香港回歸6年多，已成功落實“一國兩制”，但香港的民主發展應當循序漸進，不能一步登天。“一人一票也未必能選出有質素的人來管治社會，照顧市民，解決問題。”“菲律賓政府是由一人一票選出來的，但是他們最終得到什么?貪污!”除了菲律賓，亞洲其他民主發展進度很快的國家及地區都出現很多貪污的政客，她逐一數出來：印度、臺灣、泰國……所以她認為一人一票與民主不能劃等號。她指出：“一人一票未必能選出有質素的候選人”，“依照香港目前的狀況，我認為香港仍未有足夠條件推行普選，因為香港有太多的政客，他們不僅要求一人一票，而且抗衡中央政府。”由于政客的路向不一，各持一詞，所以需要更多時間讓他們磨合。

　　殖民時代香港貪腐橫行

　　杜葉錫恩女士對民主問題的認識正是源于她在香港半個多世紀來對香港從殖民時代走向回歸的歷程的見證，同時，杜葉錫恩女士能以一個外國人的眼光審視發生在香港的一事一物，來分析和透視香港在殖民時代及回歸后的種種變化，對于香港問題才能發出很多真知灼見。臺灣著名作家陳映真將杜葉錫恩女士的著作《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稱為“充滿正氣和洞見的聲音”。

　　二戰末期，蔣介石曾向同盟國表示過戰后自英國收回香港的意向，但在列強姑息﹑蔣介石無力力爭情況下，當日章旗在戰后香港降下，大英帝國的米字旗又在香港戰后的天空飄揚!1949年解放軍攻克南昌，盡管新政府并未將外國公民當作敵人對待，英國政府依舊告誡英國公民離開中國大陸，1951年2月杜葉錫恩女士離開江西省省會南昌來到香港。杜葉錫恩女士在自己的著作里這樣記錄了她去香港前在大陸新政府治理下的兩年的狀況：“共產黨接管之后，社會狀況的確有了改善。原先有人對我們說會發生各種暴行，但這種事情并沒有發生。通貨膨脹減輕了，經濟有了起色，法律與秩序恢復了，電力、道路、通訊和運輸也大大改善了。”

　　杜葉錫恩乘火車到羅湖邊界再前往香港，一路很順利。橋的這一端飄揚著中國國旗，另一端則是英國國旗。懷著理想主義的她當時相信，英國國旗代表著英國的正義，但她很快便發現她想錯了。

　　英國是老牌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實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高唱“民主”﹑“自由”﹑“平等”三百年。英國又是老牌帝國主義國家，有長期的殖民地統治技術上的經驗。一般都說英國殖民方策很“現代化”﹑開明，殖民地官僚和當地親英國化精英合作，以現代文官官僚統治，廉能而公正。然而，1951年抵達香港的杜葉錫恩發現的圖景卻是：貪污腐敗和賄賂公行，無處不在，像病毒一般蔓延，感染了殖民地香港社會的全構造!

　　當時的香港公安政法機關，和當地黑社會“三合會”共生，魚肉人民。五﹑六〇年代香港公共交通施設不足，私人為生活“非法”經營小巴﹑小客車者眾，這些升斗小民，自然成為“三合會”勒索敲詐的對象。在警察環伺下，三合會在車站站點公開收取保護費，警察卻視若無睹，因為三合會收的錢，會和警察分贓。此外，舉凡開店﹑擺攤要上牌﹑取得許可，都必須直接或通過三合會賄賂。甚至于要辦學﹑在醫院要求照料，找一份差事，取得“公屋”居住權，公職職位買賣，郵寄包裹﹑批發場的交易，都要給某一個或多個關節賄賂打點。更糟的是，賄賂層層分贓，非但貪得無厭，整個公安﹑官僚機關的權力反而成為殖民地香港巨大貪瀆結構的保護體。任何人向公檢機關舉發，往往收到“查無實據”的回函，甚至召來三合會份子毆打﹑打砸。于是“政法加三合會”的罪惡﹑黑暗結構變成了肆無忌憚的大吸血蟲，附著在香港廣大升斗小民身上，盡情吸食其膏血，而殖民當局歷任總督竟視若無睹。到了一九六〇年代，香港幾乎成了一個自上而下的貪瀆機器，終于引爆了一九六六年和六七年的市民暴動事件。

　　受到市民暴動的影響﹙大陸文革只是暴動的外因﹚，港英當局在一九七四年推出了“廉政公署”，基本上打擊了殖民地香港腐敗結構。杜葉錫恩女士在自己的書中指出，由于“廉政公署”沒有起訴權和審判權，不免有為德不卒之處，使殖民地高層白人貪官享受殖民政策下對白人﹑英人官吏的“治外法權”，讓他們秘密辭官，帶著貪瀆積累的巨富“退休”回到歐洲。香港的貪腐今日也許基本遏制住了。和貪風斗爭了五十年的杜葉錫恩女士，語重心長地要今日香港為政者，心存“為人民服務”之志，汲取教訓，更好地保證杜絕腐敗的惡疾!

　　英國殖民統治下香港“民主”真相

　　杜葉錫恩女士在書中多次著重指出，老牌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英國，終一百五十年對港統治，從來沒有在香港施行過民主，總是以保證香港的“穩定”﹑“繁榮”為借口﹙一九六六﹑六七市民暴動后，又以香港在一九九七回歸中國在即，已經沒有足夠時間進行民主改革為托辭﹚，拒絕在區議會和立法會安排幾個民選的議員。

　　杜葉錫恩自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九五年任香港任市政局議員，一九九五年任立法局議員，一九九七年至九八年被選入保證香港和平回歸過渡的“臨時立法局”議員。估計除了一九九〇年代中后經由民選擔任公職，也有由港英當局指定的任期。這樣的港英當局，在一九九七年，為了聯合在港親英反中的精英，破壞香港和平有序的回歸，達成滯留港英殖民勢力，破壞中國將香港和平回歸的既定﹙依中英協議的“基本法”﹚政策，在彭定康策動下，突然在一九九七年主張直選立法局議員和區議會的“突然民主化”政策，使杜葉錫恩感到港英殖民者的偽善與險惡。杜葉錫恩披露，當英國確定其對香港的“租期”將于一九九七年結束，“香港突然冒出一類新政客”，其中有人與美國關系密切，自稱“民主派”。但這些人在殖民地香港腐敗統治下荼毒港人的時候從來不曾對社會不正義過問過。杜葉錫恩指出他們根本不是什么“民主派”，而是一群親英﹙美﹚﹑“反中的積極份子”。他們和殖民當局一道，力圖為香港的回歸設置障礙。他們先是要求主權歸還，治權歸英國，只在香港升中國五星紅旗。遭到中方拒絕后，又提出“延長”英國治港三十年，又遭峻拒。中國堅決主張一切依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在一九九七年回歸。而“……令所有的人意外的是，在中國治理下，香港人民享受了比英國人統治下更為民主的制度……。”

　　一九九二年，英國當局突然陣前換將，將原定留任到一九九七回歸時的衛奕信總督撤下，換上了殖民主義者彭定康，帶著一籃子阻撓和平順利過渡的計劃來港履任末代總督。其來港行前，還在英國首相府，與首相共同會見兩個今日香港“著名”的“民主派”，打算不惜違背《基本法》規定改變市政局﹑區議會﹑行政局和立法會的結構與功能，結果經歷了斗爭，被中國打銷，回到《基本法》的方針上來。

　　杜葉錫恩對英國殖民主義體制深惡痛絕，對香港終能光復回歸中國深為高興與祝福。在書中，她對古巴﹑北朝鮮和中國革命表達了同情和理解，但她卻絕不是一個激進的革命派。她出身英國工人階級。一九四八年來中國傳教，不久就對在華西方教會的民族歧視和信仰上的偽善心生厭惡。四九年大陸解放，五一年隨教會撤到香港。一九五五年她因長期來眼見教會的偽善﹑種族歧視和令人窒息的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宣布離開教會，繼而從事為香港社會深為貧困和不公義所苦的弱勢者的利益奔忙的工作，飽受打擊和挫折，卻只能使她逾戰彌勇。長年為民眾奔波使她得以躋身區議會而立法會議員──雖然她坦白自承她的白人背景使她免于受到打壓或遞解出境的報復。

　　正是有了這些經歷，杜葉錫恩對英美政府宣揚的所謂的民主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她不相信形式上“一人一票”的普選能保證“民主”。她認為花大錢﹑媚俗煽動，接受企業“政治捐款”的“競選”只能欺騙選民，強化權力與﹙企業﹚金錢的茍合。在她看來，民主﹙democracy﹚是真正使人民群眾﹙demos﹚作主的制度，是挑選真正能“為人民服務”，心中常存人民的疾苦﹑深入民眾和他們的生活中，調查和研究深重的民瘼，從而提出具體針對的改革立法和方案。她批評高高在上的英國殖民當局﹑立法會議員，都不了解香港和港人的真實問題和實態，尤其是那一幫跟著彭定康“突然”登上政治舞臺的一些“突然出現的‘民主派’”，他們是親英反中的急先鋒，“相信其中有人和CIA關系密切”。

　　反對“經濟殖民主義”

　　杜葉錫恩在她的書中指出，帝國英國，曾為了加強自己的霸權，而不擇一切手段達成富國強兵﹑統制宇內﹑奴役他人的目的。希特勒的帝國，二戰時的日本都做過相同的迷夢，但無不在戰敗和衰落中結束。二次大戰之后，美國做為新興大國崛起，自恃其無可匹敵的財富和巨大殺傷性武器，戰后五十年來，不斷發動侵略戰爭，任意施加經濟封鎖，殃及無數老幼婦孺，發動政變，蹂躪民主和人權。美國并且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世界貿易組織”，做為干預他國財經政策，為其跨國公司謀利，進一步擴大世界范圍內嚴峻的貧富差距，業已引起第三世界國家忿怒的反撥。美國，像歷史上的大帝國一樣，深信自己有統治和征服世界的“道義責任”。

　　杜葉錫恩女士更認為“二次大戰后的法西斯主義”正在興起。在冷戰體制下，美國支持各扈從反共獨裁國家進行了以清除共產黨人為名的﹑組織性的人權蹂躪運動，殺害了數百萬人。美國以販毒﹑走私﹑武器買賣支付全世界反共親美戰爭與政變，設立國際性恐怖訓練學校，秘密培訓酷刑拷打強暴逼供的“科技”。杜葉錫恩也側重指控了美國及其包括英國在內的“聯軍”對伊拉克絲毫不顧及國際正義和法律的恣意侵略，對無辜的伊拉克老弱婦孺造成重大傷害，而對世界輿論的譴責不屑一顧。總之，她把這種以重武裝﹑跨國大企業﹑國際金融工具為手段干涉和控制世界以滿足帝國霸權利益者，為“經濟殖民主義”。

　　杜葉錫恩女士談了今日霸權大國如何以“經濟殖民主義”制霸世界，旨在說明今天全球范圍內的民主與自由在現實上正受大帝國的嚴重威脅，意在對面向這個大氣候不但視若無睹，又實際上對這帝國極盡斜肩諂笑之能事，在香港政治生活的末節上挑弄不必要的矛盾的香港“民主派”，有嚴厲的批評。

　　寄希望于新生一代

　　在書的結尾，杜葉錫恩女士表露了對年輕香港學生和青年一代的關心，希望年輕的一代人能明辨是非，看見偏執宣傳的迷霧背后的歷史真相與前行的正確方向。杜葉錫恩女士對中國和中國新生代青年的寄望之殷﹑關懷之切，真情流露，力透紙背，讀之動容。而凡中國人，多么應該懷著深深的自省和感謝，通讀她這本充滿道德力量﹑真知洞見又勇于實踐精神的好書。

　　*本文內容綜合自香港文匯報等媒體的有關報道及臺灣作家陳映真先生的《傾聽充滿正氣和洞見的聲音——<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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