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語有云：三十年為一世，而道更也。
30年是個大日子。2008年隆重紀念了改革開放30周年，在這之后接連有各式30年的紀念，因為改革路上有不少標志性的時刻。9月18日至20日，浙江德清的莫干山上又舉行了一次討論會，紀念1984年召開的莫干山會議30周年。
當年的莫干山會議是一次中青年經濟學者的聚會討論，發起方式比較民間化。但官方對會議表示了極大重視，沒有出現在名單上的會議代表包括一位國家領導人的秘書和時任國務委員張勁夫的秘書，會議形成的一些成果直接送交決策層作為參考，這是莫干山會議的特殊意義所在。
在對改革歷程的記敘中，莫干山會議被賦予了極高的意義，被描述為朝野合力推進變革的一個標志性事件。不過分地說，1984年的莫干山會議被“詩化”了。但那次會議真的那么重要嗎?
美好的80年代
上世紀80年代也是被詩化的燃情歲月。“詩化”的點有二，一是理想和激情，二是共識與活力。前者貫穿了整個80年代，后者則在80年代中期開始消退—莫干山會議恰好發生在共識消退的轉折點上。
改革有過短暫的蜜月期，那就是轉入城市改革之前的幾年。農村改革暫時給農民松了綁，農產品價格的提高縮小了城鄉差距，城市里放權讓利的初步改革也釋放了部分活力，總之，截至1984年改革是皆大歡喜的，那是改革共識程度最高的一段時間。
莫干山會議召開于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之前約一個月，十二屆三中全會開啟了城市改革，而改革一進入城市，分歧和矛盾就出現了，高度的改革共識也就終結了。莫干山會議的重要目的是給十二屆三中全會提供智力支持，另外，莫干山會議趕上了改革氛圍最好的時代的尾巴，這兩點是莫干山會議的重要背景。
在祥和的社會氛圍下，不難理解青年知識分子們對改革的未來充滿的都是正面期待，加上對家國天下的責任感的涌現和之前一些年壓抑感的釋放，與會者在莫干山上迸發出了巨大的激情。在回憶莫干山會議的眾多文獻中，都不厭其煩地對會風的民主化和討論之熱烈大著筆墨。
但在會風之外，莫干山會議留下的實實在在的貢獻其實并不多，今天回看，也沒太多思想上的火花，所討論之事不過是當時在政策層面推進改革的一些舉措，是對主流改革方向的一次呼應和細節豐富而已。若論影響最大的，莫過于價格改革雙軌制的建議了。
當時的改革任務是從計劃經濟走向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就要求在計劃價格外發展出一套市場價格的形成機制，至于怎么形成市場價格，有不同觀點，一派主張小步快調(代表人物有周小川、樓繼偉、李劍閣)，一派主張一步或分步放開價格控制(代表人物是當時還在西北大學讀研究生的張維迎)，還有一派在綜合前兩種觀點的基礎上主張放調結合(代表人物有華生、高梁等)。
據華生回憶，所謂的雙軌制價格改革思路，指的是放調結合的雙軌制。但在后來的實踐中，雙軌制變成了一種商品計劃內外兩種價格，為投機倒把和“官倒”現象提供了基礎，而這正是引起社會反對的重要導火索。用華生的話說，雙軌制改革可以歸結為“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是跳蚤”。
30年，滄海桑田，再上莫干山，社會氛圍發生重大變化，改革仍在推進，但對改革的看法已經分殊嚴重。1984年莫干山會議所代表的方向如今成了關于改革的諸種看法的一脈，雖然還很“主流”，但已經缺乏足夠的感召力?？捶ǖ姆质鈩t來自利益格局的固化，普惠式的改革早就淡出了歷史，改革的推動大體要靠“殺出一條血路”之類的口號來提振精神了。
此次莫干山會議既然是30周年紀念，就必然要追憶一下。幾位30年前與會的代表在開幕式上發言，沒人提到當年討論的問題和與這些問題相關的改革進展，也許談論這些就意味著“反思改革”，而反思對一些人來說仍是禁區。既然不能反思，那么只能追憶當年的美好了，比如會議名錄上只寫姓名單位，不寫職務，英雄不問出處，討論是多么的開放平等，思想是多么解放。但北大法學院的青年教師凌斌在提問時“放了一炮”，他大聲質問，你們不要再重復30年來一直重復的觀點了，你們坐在上面講，我們坐下面聽，你們當年是這么開會的嗎?
是的，雖然有些人還活在80年代(詩化1984年莫干山會議的就是他們)，但現在早已不是80年代。這次莫干山會議的主會場，前面幾排都擺上了VIP的坐簽。當年的會的確不是這么開的。
尷尬的現在
1984年莫干山會議的與會者中出了好多“大人物”，政界有王岐山、馬凱、周小川、郭樹清、樓繼偉、李劍閣等，在學界有影響的有張維迎、周其仁、華生、高梁等。
但出現在這次莫干山會議上的30年前的與會代表只有貝多廣、常修澤、王小魯、魏小安等不那么被大家熟知的專業人物。既然莫干山會議如此意義重大，30年后重返莫干山撫今追昔者為什么這么少呢?官員公務繁忙，不能到會是容易理解的，連學界的知名人物都不出現，就耐人尋味了。
這也許可以視為共識破裂的一個佐證，1984年的莫干山會議上雖然爭論熱烈，但大方向上沒什么分歧，異議只存在于細節上，如今，莫干山與會的學者在某些方向上也有分歧。這邊，莫干山上開著紀念性的大會，那邊，周其仁和華生的論戰已經發展到“勢同水火”的份上了。他們的確已經沒辦法坐在一起討論問題了。
這次莫干山會議的會場內外也遍是這樣的張力。開幕式結束，進入了第一場“老中青對話辯論會”，主題是“如何評價當前外交戰略”。一位“老”代表聲情并茂地呼吁中國的崛起不能讓別的國家感到擔憂，重申和平與發展是世界發展大趨勢的判斷。這又是一個還活著80年代的靈魂，他的說法遭到了臺下一個活在當下的年輕人的高聲反駁：今天是九一八!
《南風窗》記者是以此次莫干山會議的一個分論壇嘉賓身份參加會議的。這個分論壇由“北京大學—香港理工大學社會工作研究中心關注新生代農民工課題組”承辦，討論的是農民工社會保障、農民工工傷狀況、農民工集團抗爭等議題，這與主會場的基調格格不入。
分論壇開始時，“新生代”的發起人、勞工問題專家潘毅教授開玩笑地說，接到舉辦分論壇的邀請，她非常驚訝，心想是不是會議主辦方搞錯了。她說她的理念和莫干山會議所代表的理念是完全相反的，但沒有莫干山會議代表的方向，也就沒有他們今天所從事的事情，因為農民工是農村改革的產物，而她認為把有千百年歷史的小農經濟說成進步，是可笑的。
這個小型的分論壇很安靜，參與的人不多，也與主會場和其他分論壇沒太多交流，就像幾股道上跑的車，各走各的。
30年后的莫干山上，一目了然的是，有的人還在扯著改革的大旗以為可以一呼百應，有的人已經開始懷疑并反思，還有的人已經在動手糾正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但會議議程設置表現出，這些人在權力結構中處在不同的位置，左右改革方向的力量也是不同的。
30年后的莫干山也是中國社會的一個縮影，“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已成往事，上山的未必都有共識，但暫時還可以大體上相安無事。但，未來呢?當前持續的深化改革與改革共識的破與立應該是什么關系，會是什么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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