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大國戰略
九一八!又一個國恥日，恥辱之鐘長鳴，恥辱感彌漫于國人之間。或曰“知恥近乎勇”，是說知道恥就接近勇了。國人不能只有恥辱感，還必須有勇。勇什么呢?勇對了嗎?以史為鑒，方能清醒，明白個中之理。
知恥而振興，振興了誰？
十八世紀肇始，歐陸大國紛紛興起，而俄國卻進展遲滯，仍處于野蠻的黑暗時代。彼得大帝知恥，勇敢地振興俄羅斯，用他非凡的變革，將俄羅斯拖離黑暗，走入現代文明。然而，如馬克思所說：“彼得大帝用野蠻制服了俄國的野蠻。”用普希金的話來說，沙皇彼得大帝“讓俄羅斯騰空而起，又用鐵籠頭將它拽住”。騰空而起的是俄羅斯帝國，被鐵籠頭拽住的是俄羅斯百姓。
1607年，英國人在北美建立了13個殖民地。為了維護英國壟斷資本的利益，他們頒布了一系列限制殖民地經濟發展的法令，例如《航海條例》。隨著北美殖民地人民越來越感到對英國的依賴是一種恥辱，于是勇敢地尋求獨立發展其自身的經濟。由于英國政府駐扎北美的派遣軍胡作非為，刁難行人，調戲婦女，殖民地人民知恥，勇敢地反抗，終于爆發了美國獨立戰爭。美國擺脫了英國的殖民統治，騰空而起，最終成為世界霸主。騰空而起的是美帝國，被鐵籠頭拽住的同樣是美國百姓，于是有1%與99%的對抗和全球不斷的戰爭與動蕩。
19世紀中期的日本還處于最后的幕府——德川幕府時代。掌握大權的德川幕府對外實行“鎖國政策”，日本嚴重落后。1853年，美國海軍準將馬休·佩里率領艦隊進入江戶(今東京)，史稱“黑船事件”。1854年，日本與美國簽訂了《神奈川條約》，同意向美國開放港口，并給予美國最惠國待遇等。由于接踵而來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德川幕府再度成為日本社會討伐的目標。日本封建陣營出現分化，中下級武士中要求改革的分子形成革新勢力，號召尊王攘夷。由于社會生產力低下，人民生活困苦，幕府的統治者們卻仍在加大盤剝和壓榨。隨著歐美侵略者的相繼入侵，日本又陷入更為深重的民族危機。知恥的日本人紛紛要求“富國強兵”，拿起武器，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倒幕”運動。迫使以天皇為首的明治政府頒布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稱明治維新。明治維新剝奪了封建武士階層的特權，幕府被迫奉還政于明治天皇為首的中央政府，從此日本成為官僚資本主義國家。騰空而起的是日本帝國，被鐵籠頭拽住的同樣是日本百姓。“富國強兵”政策的貫徹，使日本在明治維新后不久，就走上了瘋狂的對外侵略的道路，侵略朝鮮，侵略中國，侵略南洋各國。珍珠港事件，與美國爭雄。日本百姓從此被綁在日本官僚資本軍國主義勢力的戰車上，讓日本和世界人民血流遍地。
諸多的殘酷史實表明：新一代統治者利用了百姓的恥辱感與求振興的勇氣，振興了國家——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機器，然后利用國家機器的暴力把人民(國內外的人民)關進了籠子里，任其榨干血汗肥己。
但這不是不可避免的宿命。而只是民眾尚未覺醒，愚昧地被少數精英耍弄的可悲結果。因而，只有民眾自己覺醒，明白因恥而勇的真正目的——人民自己的自由解放，人民的福祉才能使他們不再被人耍弄，而掌握自己的命運。
振興的目標不是國家，而是人民
人們說“國家”，一般有兩種含義，狹義的含義是指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進行統治的工具;廣義的含義指政治地理意義上的人的集合體，也稱為國度、祖國、天下。在政治活動中指的多是狹義的含義，國家就是統治機器。就如今的現實而言，國家還只是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暴力機器。什么時候能去掉國家機器的暴力鎮壓功能，而只剩下社會公共管理的職能，哪還是未知數。
在現代，“國家”一詞有兩種基本的意義：一種含義是指社會上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進行統治的工具;另一種含義是指政治地理意義上的國家，例如俄羅斯、美國、法國、日本等等。對后一種含義應稱為“國度”。(王勇飛、王啟富主編：《中國法理縱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75頁。)
這一由全體個人結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以前稱為城幫，現在則稱為共和國或政治體;當它是被動時，它的成員就稱它為國家。(盧梭：《社會契約論》(中譯本)，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25-26頁。)
國家恰如歷史上在它之前的政治團體一樣是一種依仗合法的人。也就是說：被視為合法的暴力手段的人對人的統治關系。因此，為了使國家存在，被統治的人就必須服從進行統治的人所要求的權威。(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中譯本)下卷，林榮遠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732頁。)
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中譯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6頁。)
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帶有一種表現上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中譯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頁。)
民眾必須明白：知恥而后勇于振興，要振興的目標不應該是“國家”——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機器，而是百姓自己——人民的實力及其民生。這是問題的要害。國人務必牢記，并以此洞察政治家的形形色色的口號、綱領與行動，明辨該支持誰，跟誰一道奮斗。
諸如一些政治家的所謂的“國富民強”，無非就是統治者利用強大的統治機器搜刮大量的財富，而具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基礎;而民眾則被訓練得強悍無比，足以被用來保衛國家的既得利益——造就一群“鐵血”之民。所以“鐵血”一詞最近特別流行。“鐵血”一詞最早出于德國宰相奧托·馮·俾斯麥。他的哲學是：“強權勝于真理”。他強調說：“當代的重大問題要得到解決，不能憑演說和議會的決議……要憑鐵和血。”他也由此得名“鐵血宰相”。“鐵血”也就泛指用暴力解決問題。這也就是某些人急不可待地把《亮劍》改編，然后冠以“鐵血”二字的良苦用心。這與“民富國強”的含義也就極其不同。那是民眾富足，他們的國度也就十分強大有力的意思。又如“保家衛國”，保衛的是家園。也由此，與“國富民強”相配套的，那就是“強國先強教”;“學好本領，為國家服務”的教育口號。于是有了現代中國出現“高考狀元”披紅帶綠游街，萬眾爭考“公務員”之新科舉，讓人以為回到了元明清封建時代的現代奇葩。
當年，蔣介石曾交待復興社骨干曾擴情說：“在視察黨務中，要特別向各軍講明，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敵人，是每個軍人不可缺少的信條”。此中不難看出蔣介石對德、意兩國一戰后迅速崛起的模式的熱衷。蔣氏認為法西斯主義有重要的借鑒價值的理由是：“認定國家為至高無上之實體，國家得要求國民任何之犧牲，為民族生命之綿延，非以目前福利為準則，統治權乃與社會并存，而無后先，操之者即系進化階段中，統治最有效能者，國家主權，既為神圣縱橫發展，逞恤其他，國際上之影響，是否合于大同原則，不待智者而知。”換言之，蔣氏認為法西斯主義的“國家至上”，很適合改變當下地方勢力格局稱雄的局面，更能滿足團結抗日的需要。(2012-03-26騰訊網《揭秘蔣介石與國人的“法西斯主義救中國”之夢》
而所謂的納粹主義(德語：Nationalsozialismus)，來自于德語“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erSozialismus)的縮寫，又被稱為“民族社會主義”。納粹主義奉行國家至上的集權政策和種族主義理念，強調一切領域的“領袖”原則，宣稱“領袖”是民族整體意志的代表，國家權利應由一人掌握，由一個龐大而臃腫的官僚系統自上至下按所謂領袖原則來管理國家。
蔣介石對抗日不可謂無功，但他于國恥而奮起振興的是國家，而不是人民。于是在抗戰勝利之后，熱衷于打內戰維護他的獨裁國家，終于因此而失去民心軍心，走向失敗。
知恥而振興，應有全球戰略
明確了振興之目的在于人民的自由解放，人民之福祉，那么空喊是沒有用的;而別有用心或沒頭沒腦地跟在別人的屁股后裸奔，美其名為“與國際接軌”，實為附庸發展，則骨子里是官僚們依附外強以自大，振興他們的國家——統治民眾的暴力機器，以維護官僚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惡行。這就把他們自己擺到了人民的對立面，即使把維穩費用增加到高于國防開支也難以救自己。失敗是必然的。
回到了為人民而振興的正確道路上之后，具體戰略就必須認真全面制定，而不能盲目奮斗。
在如今全球化的時代，閉關自守發展是不可能的。因而此振興戰略必定是全球戰略。
就目前中國的現實，有針對性地制定全球戰略才有現實意義。
簡而言之，目前中國的現實是：為了阻止中國人知恥而勇，興人民之福祉，國際壟斷寡頭與國內的官僚資本勢力內外勾結，四面遏制中國，力圖控制中國經濟的命脈。由此，美國的霸權紅利50%得自中國;中國的官僚富豪世界領先。發展中的中國依然外辱內患不斷。
必然的對策就是：“中國的戰略回應關鍵在于：對內堅持全民資本處于主導地位，同時搞活各種經濟力量，充分利用私有資本和外國資本促進經濟活力;警覺央企私有化的陰謀;堅持科技為前導，夯實農業和制造業先進的自主經濟基礎。對外則打通五條經濟通道：中歐大陸橋，中非經濟合作，中拉(南美洲)經濟合作;中俄合作;亞洲互信協作包括中日韓經濟圈。”(天涯博格，曾飛：《五月有感》2014年05月19日跟帖)
為何對外必須先打通五條經濟通道呢?道理很簡單，經濟實力是基礎，而現代經濟建立在分工合作和科技創新的基礎上，中國經濟必須在國際分工合作，互通有無，科技與商業模式交流的環境下才能高速發展。此其一。其二，不先行打通國際通道，在國內奪回已經被國際壟斷資本和官僚資本控制的某些關鍵行業(如食用油、超市、網絡、汽車等)，回歸全民資本處于主導地位的健康狀態就會阻力重重。他們的經濟遏制、撤資威脅和內奸破壞經濟就能夠得逞。其三，中國文化是開放包容的文化，沒有這種信息開放的通道，中華文化就難以繼續良性發展，沒有不斷發展的先進文化，經濟發展也會因此而不能健康發展。須知，中華文化從來在堅持人文傳統的基礎上向外界學習，包括向自己的敵人學習，并加以消化的狀態下得以發展。
當然，對內堅持全民資本處于主導地位，奪回對經濟關鍵部門的控制權，實現獨立自主經濟的目標，不僅僅依靠全球通道暢通的前提，還依靠無選擇性反腐決定性勝利的另一個先決條件。而無選擇性反腐決定性勝利的標志是房價恢復正常，金融暴利消除。美國對中國的反腐動態極其敏感。美國發布的2013年國別人權報告，質疑中共紀律處分選擇性應用于高官。報告中提及了中國懲治貪官成績，但批評說中共內部的紀律處分程序只是選擇性地應用于高級官員。而其內應則直言不諱：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劉勝軍6月16日在《金融時報》上發表文章，稱現階段中國必須“選擇性反腐”，“‘選擇性’的標準應該是：對積極推動改革的官員應該降低反腐力度，對阻撓改革的官員應該加大反腐力度。”，并建議中央“反腐時優先‘關照’那些阻擾改革的官員”。這也許不僅僅只是建議，恐怕惡行已經開始。與此相呼應還有某些實權人物，在執行18大“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和“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推行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推動國有資本更多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的實際過程中，偷梁換柱，大搞國企“混改”，渾水摸魚，把國企混給外資和神秘私企控制，一反國際慣例，讓外企、私企以小股控制大股，控制經營權和超量的分紅權，實際吞掉國企，強化國際壟斷資本和官僚資本對中國經濟命脈的控制，特別是急于控制中國的石油和鐵路。當前，在美國的急火攻心式的威逼之下，他們的代理人只好不顧一切地去實現美國消滅中國國企的戰略目的[注]。不及早清除這些內奸，中國的戰略就難以實施。
實現戰略目的的有效策略
1.重振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國，連接亞洲、非洲和歐洲的古代商業貿易路線。分為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絲綢之路是一條東方與西方之間經濟、政治、文化進行交流的主要道路。它的最初作用是運輸中國古代出產的絲綢。因此，當德國地理學家FerdinandFreiherrvonRichthofen在19世紀70年代將之命名為“絲綢之路”后，即被廣泛接受。如今來拓展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強化亞洲、非洲和歐洲之間的交流通道，這是最佳策略，利己利他，容易實施而作用巨大。
2.睦鄰政策。
在古代中國，睦鄰是歷代統一王朝的對外政策，其基本內涵是指與境外的民族或國家和平相處，睦鄰友好。睦鄰一詞，語出偽《古文尚書》的《蔡仲之命》：“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明史·張士誠傳》亦言：“睦鄰守境，古人所貴。”據《參考消息》報道，在2012年中歐論壇漢堡峰會上，施密特說：“縱觀中國歷史，中國從未在別國設立殖民地，中國外交政策中從未有搶奪別國領土的傳統。至今中國一直是世界史上最和平的大國，我并不認為中國會背棄這一偉大傳統。”
睦鄰政策基于中國的傳統人本文化。《論語·子路》：“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悅)，遠者來。’”近處的人有了關愛與實惠而喜悅，遠方的人們就會聞風而來。于是充滿仁愛與富足的國度就會出現向心力，吸引四周，形成一個由中心向外不斷擴展的和睦世界。
在美國也有歷史經驗教訓，當年的美國對拉美各國頻頻使用大棒，干涉別國內政，引起拉美國家的強烈不滿，干涉政策陷入窘境。羅斯福就任總統后，對外交政策做出調整，對拉美實行睦鄰政策，這一政策加強美國與拉美的經濟聯系，為美國產品尋求更廣闊的市場。
可見睦鄰政策是符合道義的有效的策略，應予發揚光大。如今上海合作組織的日益發展并發揮良好的作用印證了這一點。
3.有效抗擊貨幣戰爭。
有經濟學家認為，美國華爾街豪強不用攻打北京而只要用貨幣戰爭等就能“徹底解決中國”。他們靠什么呢?一靠美國的貨幣霸權，二靠中國的內應。美國的貨幣霸權被用來發動貨幣戰爭，不戰而屈人之兵。然而，精通財政的國際金融大鱷們，決無膽量挑戰擁有強大財政實力和財政能力的國家。不過，當一個國家財政狀況出現問題的時候，必然會遭到國際金融資本慘烈的攻擊。曾在財政部工作，現在香港發展的經濟學家盧麒元先生也警告說：“對于中國經濟，筆者由去年的憂慮變成今年的焦慮。筆者清晰感覺到經濟危機的臨近。遺憾的是，到了這樣關鍵的時候，我們才確認了一個基本的事實，管理層確實不懂經濟。于是，中國經濟正在經歷目標與方法近乎背馳的政策調整。請注意，中國仍在政策性地壓抑有效需求，……”(盧麒元《誰懂經濟》)
政府如何政策性地壓抑有效需求呢?銀行暴利和股市絞肉機搜刮了國民的大量財富，流入外國壟斷資本和官僚豪強的囊中，削弱了內需;房地產繼續高價，房奴的大量財富流入外國壟斷資本和官僚豪強的囊中，削弱了內需;能源、公路的暴利，國民的大量財富流入外國壟斷資本和官僚豪強的囊中，削弱了內需。這種對內需的壓抑并非一時的失誤，而是地方豪強歷來圖謀私利的把戲，恐一時難以制止。諸如，全國房價一路下跌，可是某些地區的就敢于逆勢而行，繼續拉高房價。豹子膽從何而來?其實很簡單，這些地區敢于這樣干，其背后肯定藏有專以房地產為其最大利益的官僚大勢力的黑手，看看任大炮的活動足跡即可見一斑。再如，2013年12月24日揚子晚報《姚景源痛批銀行暴利：小狗當行長照樣賺錢》披露：原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兼新聞發言人姚景源在論壇上痛批銀行暴利，……他表示，現在中國沒有真正的銀行家，銀行家都成了收費家。因為銀行已變成了高速公路，把存款和貸款兩頭堵上，錢只要從銀行一經過，銀行就坐地收費。所以這幾年辦銀行的越來越多，穩賺不賠啊!他開玩笑說，按照這種模式，即使讓銀行的行長們回家睡覺，把一只小狗放在行長的座椅上坐著，銀行照樣賺錢。“以前銀行只吃存貸款之間3個多點的利差，現在利率開始市場化了，老百姓的存款利率有上限，而銀行貸款利率沒有上限，我調查過的很多企業現在貸款利率都在20個點左右，非常高。”敢于這樣牟取暴利阻礙企業的發展，其背后照樣有強大的官僚利益在作祟，如此官家勢力不倒，銀行暴利不止，中國內需不振。
于是盧麒元先生在《貨幣戰爭的戰略制高點》一文中說：必須指出，如果中國發生貨幣戰爭，那只不過是形式上的“侵略戰爭”。就本質而言，那仍然是一種“內戰”。沒有國內利益集團從中配合，并一定程度肢解中國政府的財政職能，任何外部勢力試圖通過價格波動，來占有和轉移國民福利都是極其困難的。問題是，我國政府的財政職能確實出現了令人憂慮的變化。我國政府沒有針對強大資本和龐大資產的課稅能力，我國政府的稅負重點仍然是可憐的勞動所得。我國政府沒有建立起來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縱向轉移支付能力。……貨幣戰爭的戰略制高點在財政。不著力解決財政問題，而不斷折騰所謂的貨幣政策，會將國家帶入十分危險的境地。……匯率的扭曲，必然使得借助紙幣表達價值的資產出現價格扭曲。資產價格一旦強烈扭曲，就會吸引投機者蜂擁而至，慘烈的財富轉移將不可避免。……貨幣戰爭必須通過嚴重的通膨脹和嚴重的通貨緊縮來實現戰爭的目的。一個擁有強大財政實力和財政能力的國家才有能力對抗嚴重的通貨膨脹和嚴重的通貨緊縮。我們在最需要培育財政實力和財政能力的時候，進行了令人匪夷所思的逆向操作。隨著國有資產的大規模流失，我們的財政實力在不斷弱化;隨著稅基逐漸地收縮(拒絕資產課稅和資本課稅)，我們的財政能力在不斷地收縮。與此同時，我們實際的政府公共支出仍然在剛性地成長，我們實際的制度成本仍然在迅速攀升。我們實際的財政狀況其實已經非常脆弱了。
因此必須在強力反腐的基礎上，政策性阻止金融與股市暴利，阻止房地產官家暴利，阻止交通能源雁過拔毛式的暴利，以提高內需，增強企業活力。同時針對強大資本和龐大資產課稅，抑制政府行政成本與浪費，增加財政實力，增強對抗貨幣戰爭的力量。阻止國有資產流失，增強公有企業的實力。停止購買美國國債，擴展人民幣結算和對外投資，提高人民幣的活力。
4.強化法紀和監督。
中國不是沒有法紀與方針，但歷來好的法紀和改革措施反而被扭曲成坑害民眾甚至官逼民反的直接誘因。其原因就是，中國強大的官僚勢力在執行法紀與方針的過程中權力過大，往往缺乏有效的監督，于是官僚結成團伙，官官相護，水火難侵，再好的法紀和方針經過他們的手也會輕松變味而禍害百姓，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就是逼真的寫照。
在王莽改革時代，進入關中的流民幾十萬人，王莽“乃置養膳官稟食之”，而辦事的官吏乘機將賑濟的糧米據為己有，致使“饑死者十七八”。王莽聽說城中饑饉，問負責此事的王業，業“乃市所買粱飯、肉羹持入視莽，曰：‘居民食，咸如此。’”王莽居然就信了他的話。王莽派到各郡督察鑄錢的官吏，大都是富商大賈出身，他們“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奸，多張空簿，府藏不實，百姓愈病”。滿朝這種阿諛奉承，顛倒黑白的官吏，新莽政權的倒臺也就實屬必然。
變革的關鍵是法紀與監督的最高權力應當集中于人民代表大會。以官制官歷來效果甚微。執政黨的工作重心不是派出“一把手”直接集中地方大權于一身，而是通過組織引導民眾推選出能充分代表自己意愿的代表，有效發揮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立法和監督作用，及時發現并罷免不稱職的干部，推薦良才，貫徹執政方針。人民代表大會最高權力機關統轄之下的行政、檢察、司法和全民資本監管委員會等機構依法履行自己的職責，直接對人民代表大會負責，對人民負責。嚴禁行政干部干預司法。執政黨派駐各機構的黨組織必須發揮堡壘作用，保障黨的執政方針得以落實，而不是忙于攬權，替代職能部門的作用。
5.公共行政與資本管控分野。
官員之所以能夠從社會公仆搖身一變而成為社會的主人的命門就在他們能夠直接控制社會資本。要把權力有效地關進籠子里就必須實行公共行政與資本管控分野。
通俗地講也就是官員不再能夠使用自己手中的權力直接控制全民資本。這樣才能有效阻止行政官員通過公有資產流失和接受奸商賄賂等渠道掌握大量財富以提升自身的實力，把自己從社會公仆變成社會的主人。
簡單地說也就是全民資本不再歸行政官吏管控，而直接由人民代表大會授權全民資本集團獨立運營。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不是新東西，是現代企業通用的辦法，其可行性無需再論證。
6.改善文化習俗。
亞洲的經濟繁榮以儒學倫理為文化習俗基礎，美國的經濟繁榮以新教倫理為文化習俗基礎。中國現代經濟繁榮也必須有良好的倫理為文化習俗基礎。
這種良好的文化習俗基礎只能建立在中國傳統人文精神基礎上，并吸收世界各民族的優秀人文因子而形成。
這種良好的文化習俗的核心是以人為本，一切為了絕大多數人的利益，是人的自由的精神境界。它應當體現為人之間的關愛與尊重，體現為人的自由發展與聯合，而不是唯利是圖，人吃人的權勢，奴役與被奴役的野蠻獸性。
如今最惡劣的官僚文化習俗表現為顯擺，炫富，豪賭，吸毒，奢侈腐化，皮厚而無羞恥感，高人一等并仗勢欺人。其反面則是奴才性，巴結逢迎，爭寵與出賣靈魂，庸俗跟風與沒頭沒腦追星。于是諸如公共場所喧嘩不顧旁人清靜;到處亂涂“到此一游”破壞環境而以為出人頭地;亂扔飲料瓶和餐盒污染環境，爭座甚至在飛機上斗毆等沒有道德底線的不良行為被各國國民所詬病，甚至遭到人家的蔑視。這樣的敗落的文化習俗必然阻礙本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和國際合作。
改善文化習俗的關鍵是徹底反腐消除官僚文化的污染源頭。整治媒體和演藝界，端正風尚，阻止美國價值觀宣傳和禿廢文化的入侵。全力提倡優秀傳統道德倫理，發力端正社會風氣。
7.廢除應試教育，實施人格教育。
教育必須以人為本，為了人自身，為了人的自由人格的形成，而絕非主要是為了國家。必須取消以服務國家為目的的所謂應試教育、素質教育、精英教育，恢復服務于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目的的人格教育。
沒有這樣具有自由人格的下一代，中國的前途也就失去了光輝。中國健康經濟的建立也就失去了人的基礎。
8.保持中國共產黨為人民謀利益的本色。
為人民謀利益是中國共產黨的本色。失去了這樣的本色也就失去了黨的戰斗力。
而近來黨內的狀況堪憂。大量的黨員干部蛻變為官僚豪富，為人民謀利益與他們的既得利益根本沖突，根本不可能被他們所接受。因此，不徹底清除這一幫叛變者，消除他們在黨內的惡劣影響，共產黨的本色就無以保持。中國人民也就會失去自己的先鋒隊，失去了團結的核心力量，振新也就更加艱難。
中國真正的共產黨人務必全力以赴，采取實實在在的辦法促使黨組織健康化。非此則難以擔當領導中國振興的歷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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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11年05月04日鳳凰網《美國官員稱中國國企是美國“最大威脅”》的文章曾經披露過：“第三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將于下5月9日起在美國華盛頓舉行。美國財長蓋特納3日表示，中國的經濟政策變得越來越靈活，但是在匯率問題上，他依然不依不饒。而另一方面，美國商界卻將中國的國有企業視為最大威脅，要求政府在對話中為美國企業爭取更加有利的經濟政策。……中美商會官員3日表示，中國國有企業才是美國的最大威脅，……報道引述中美商會主席狄安華的話稱，……中國國企向全球擴張，現在不僅在中國國內、甚至在海外的商業競爭中，都可以擊敗美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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