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強：《振興公有制經濟之路》（連載三）

　　何干強：《振興公有制經濟之路》——（連載三）

　　(續) 第一章 振興公有制經濟的緊迫性：

　　三、解決當前重大經濟問題必須振興公有制經濟

　　(四)扭轉民族經濟被外資控制的趨勢，必須盡快振興國有經濟

　　1.這種不良趨勢的主要表現

　　目前人們議論較多的一種經濟態勢，就是大量原有的中國企業已轉成外商獨資企業和外資控股企業;在各地的城鄉開發區，外資企業更是占相當大的比重，民族經濟被外資控制的不良趨勢正在顯現。

　　原本，利用外資的目的是為了學習國外現代科技和管理經驗，創新中國民族產品品牌，發展中國自主知識產權，增強中國民族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壯大整個民族經濟。可是，這樣的目的后來卻悄然發生了變化，似乎利用外資的目的變成了增加各地的財政稅收。多年來，在對外開放過程中的某些“寬松”政策下，外商逐步地以多種手段直接大量投資中國，拓展外資企業，不斷擴大對中國市場的占領。外商有的與中國企業先合作、合資，進而收購股權取得企業控股權;有的整體收購中國企業的全部資產，成為外商獨資企業，收購之后，迅即廢棄原中國企業的品牌、馳名商標，然后用外國品牌、商標占領中國市場;有的專選中國一些行業的龍頭企業實施并購，隨即控制行業市場。特別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跨國公司，它們憑借高新技術、知識產權和雄厚的金融壟斷資本，投資中國的戰略目標就是侵占、瓜分中國市場，推行新殖民主義。有資料披露，截至2004年，在輕工、化工、醫藥、機械、電子等行業中，跨國公司子公司所生產的產品己占據國內1/3以上的市場份額。[①] 在我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排名前5 位的企業幾乎都由外資控制，目前我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已在 21 個產業中擁有資本控制權。[②]

　　令人擔心的是，這種趨勢至今并沒有扭轉的跡象，并有繼續惡化的可能。由世界銀行與中國政府有關研究部門聯合發布的《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和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的社會》報告，認為中國在未來的20年要進一步發展，就要實現“中國與全球市場的一體化”，“向一個更為開放的經濟體轉型，特別是實現資本流動的自由化”，并主張“通過外國金融機構參與來推動金融行業的發展”。[③]該報告強調中國應更加開放，融入全球化，但是卻沒有揭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全球化的本質，也不講如何維護中華民族的經濟利益和民族經濟的獨立自主性。如果真的按報告的這些主張實施，中國民族經濟將發展到更嚴重的被外商控制的境地，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

　　2. 繼續擴大私有制經濟比重只會導致民族經濟的殖民化

　　中國民族經濟被外商控制這種不良態勢的發展，與經濟私有化的擴展是密切聯系的。在目前中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上，私有制經濟在中國民族經濟中的比重加大，只能導致整個民族經濟國際經濟競爭力的減弱。民族經濟指的是，經濟所有權從而經濟控制權屬于本國公民(包括本國的階級整體和個人)而非外國公民的經濟。現階段中國的民族經濟包括國有經濟、集體經濟、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中國的私營經濟或私人資本(其人格化即民族資本家)歷來具有進步性和軟弱性這種兩面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是如此，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新中國，他們的這種性質并沒有改變。事實表明，在公有制經濟強大之時，一般私營經濟可以依附于公有制經濟;但是在公有制經濟被嚴重削弱的態勢下，私營經濟就會出于維護自身利益，開始尋找外國資本做靠山。近些年來，一些地方出現具有一定規模的私營企業牽手外國跨國公司的現象，就是證明。[④]我國私人資本所在絕大部分是中小企業，在2007年發端于美國金融危機的世界經濟危機的沖擊下，它們普遍陷于困境，紛紛要求國有銀行提供信貸資金，甚至要求發展私人銀行，試圖擺脫社會主義國家對金融命脈的統一控制，這就說明，一旦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嚴重削弱，民族資產階級為維護自身利益，就會背離社會主義經濟方向。我國私營經濟的這些天然弱點說明，它們可以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組成部分，但是它們決不能成為我國獨立自主的國民經濟體系的支柱性經濟。如果出現私有制經濟替代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的不良態勢，這必然意味著中國民族經濟將成為國際上帝國主義經濟的殖民化的附庸經濟。

　　3. 惟有振興國有經濟為核心的公有制經濟，才能維護民族經濟在國際經濟關系中的獨立自主地位

　　在當代中國的各種經濟成分中，從生產關系的本質屬性看，內部協作能力、創新組織能力、科技攻關能力、資源調動能力、抵御風險能力等方面，最強的是國有經濟;從物質基礎看，資本實力最強的也是國有經濟。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民經濟的核心。在對外開放的條件下，要發展具有戰略價值的高新核心技術和民族品牌，提高民族經濟整體的國際競爭力，要防止中國戰略性產業和支柱性產業(如關系國家政治經濟安全的軍事工業、金融、電信、基礎設施、交通運輸、礦產能源、供水、糧食等產業，對本國國計民生有全局和長遠作用的房地產、中醫藥、文化等產業)被外資控制，要維護中華民族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要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周期性經濟危機)國際環境中維護中國國民經濟的長久穩定運行，都不能不發揮國有經濟的關鍵性作用。事實上，國有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最強，中國進入世界500強的企業，基本上是國有企業。2011年中國大陸(不包括臺灣)共有61家公司進入《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其中只有華為公司(第351位)和江蘇沙鋼集團(第366位)兩家“民營”企業，[⑤] 而誕生于1975年3月的沙鋼集團，還有著蘇南鄉鎮集體企業的公有制“基因”。因此，以國有經濟為主導，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中國整個民族經濟才有可能增強凝聚力，形成較強的參與國際競爭的整體競爭力。

　　(五)振興公有制經濟是解決現實經濟問題的根本要求

　　以上分析說明，當前要標本兼治地解決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通貨膨脹、經濟結構失衡、國內市場相當部分讓外資占領等重大現實經濟問題，都要求振興以國有經濟為核心的公有制經濟，盡快糾正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被嚴重削弱的不良態勢，鞏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完全可以說，只有堅定不移的振興公有制經濟，才能真正貫徹落實好黨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真正把統籌兼顧這個根本方法落到實處，促進國民經濟和整個社會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

　　初看起來，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似乎離開解決現實經濟問題距離較遠，其實不然。如前所述，唯物史觀揭示出，生產資料所有制是任何社會形態的經濟基礎，因而，現實的經濟問題都與所有制的實現過程和實現形式關聯著。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形成，真正使廣大人民取得國家主人翁的地位，也為廣大人民群眾走向共同富裕奠定了可靠的基礎，而人民群眾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因此，在中國現階段，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就能最大限度地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就能夠克服經濟建設中出現的一切新困難，解決好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前無古人的嶄新經濟形態在實踐中出現的新問題。

　　事實告訴我們，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決定分配關系、只有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才能使當代中國發展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這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揭示的重要經濟原理是絕對不能違背的。如果不下決心采取積極措施，盡快振興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促進公有制經濟恢復到應有的主體地位并得到鞏固和發展，而是避開所有制這個基礎性的問題，采取其他措施來解決國民經濟出現的向下現象或經濟問題，那就只能治標而不能治本。如果在目前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已經嚴重削弱的不良態勢下，像有些人主張的那樣，還要通過所謂改革“攻堅”，繼續縮小國有經濟的比重，那么，結果必定會使所有制結構的現存不良態勢和已發生的經濟問題更加惡化;這對整個中華民族來說，只會帶來像原蘇聯那樣的十分有害的、危險的后果![⑥]

　　四、振興公有制經濟時不我待

　　(一)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關系到國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⑦]。不言而喻，社會主義制度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等社會主義性質的各方面制度的總稱，因此，在經濟制度方面，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指的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經濟制度。這個根本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而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的主體。可見，全面地學習憲法的這些條款，應當確立這樣的認識，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主體。只講基本經濟制度而不講根本經濟制度，只講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而不講公有制在其中占主體地位，都是有片面性的。

　　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強調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根本性和主體地位，至關重要。根據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只有掌握生產資料所有權的人，才能取得生產過程的控制權、產品的支配權和分配權。中國廣大勞動人民只有處于社會主義公有制關系中，共同掌握生產資料所有權，才能依靠自身力量，自主管理社會生產過程，才能貫徹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真正公平地共享經濟發展成果。所以，公有制這乃是中國廣大勞動人民實現共同富裕的基本保證，也就是“命根子”。毫無疑問，社會主義公有制關系國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動搖不得，削弱不得!

　　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主要領導同志都強調過，要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

　　——鄧小平同志指出，“在改革中，我們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⑧]

　　——江澤民同志指出，“沒有國有經濟為核心的公有制經濟，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也就沒有我們共產黨執政以及整個社會主義上層建筑的經濟基礎和強大物質手段。這一點，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必須有清醒的認識。”[⑨]

　　——胡錦濤同志指出，改革開放“就是要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賦予社會主義新的生機活力，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并指出，“把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⑩]，這是在我們這樣一個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擺脫貧困、加快實現現代化、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寶貴經驗之一。

　　這些重要論述，都是貫徹了憲法精神的。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卻出現了公有制主體地位收到嚴重削弱的不良態勢，兩相對照，這只能說明，憲法關于公有制重要地位的規定在近些年來的經濟改革開放實踐中受到了嚴重違背。既然我們的改革開放經濟實踐是有組織、有領導地進行的，那么，出現這種不良態勢當然需要從掌握經濟改革決策權的領導干部身上找原因。當然有主觀愿望良好而經驗不足造成失誤的原因。但是，看來這方面并不是主要的。公有制經濟較長時間地被削弱，這不能全用經驗不足來解釋。應當承認，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在國際金融壟斷資本有意識地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義、主張私有化的國際環境下，在國內外依然存在企圖分化、“西化”(資本主義化)新中國的敵對勢力的條件下，如果掌握經濟改革決策權的人，淡化了社會主義經濟觀念，模糊了資本主義經濟與社會主義經濟的根本界限，對公有制主體地位發生了動搖，就會誤導改革的方向，現實中出現把改革與私有化畫上等號的輿論，并付諸實踐，得不到制止，這不能不歸結到一些領導干部的責任。要扭轉公有制主體地位受到嚴重削弱的不良態勢，最為迫切的，是首先領導干部要確立憲法意識，堅定社會主義方向，端正思想路線!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意識是最高最重要的意識形態。遵守憲法是每個公民的義務。維護國家憲法，是每個公民的權利和責任。但是，對處于各級領導崗位的干部來說，增強憲法意識更為重要。發現削弱公有制主體地位的經濟行為，領導干部如果能夠站在維護憲法的高度，挺身而出，站出來說話，那么這些錯誤行為就有可能被消滅在萌芽狀態。因此，各級領導干部率先增強憲法意識，增強維護國家和人民經濟利益的高度責任感，這是維護公有制主體地位的重要組織保證。

　　(二)振興公有制經濟具有非常的緊迫性

　　必須看到公有制主體地位本身面臨的危險性，這就是，恢復和振興公有制主體地位的有利條件正在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減少。而扭轉公有制主體地位被嚴重削弱這種不良態勢的時間拖得越長，現實經濟中的不良問題就越會繼續加深而更難以解決，因而振興公有制經濟具有緊迫性。

　　在目前比重越來越大的非公有制經濟中，如果追朔到改革開放起始的上世紀80年代，可以清楚地看到，憑借私人自有資本發展起來的私營經濟，只占較小部分。對這樣發展起來的私營經濟，基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各級領導和廣大人民群眾都理所應當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其繼續發展。然而，目前的私營經濟中相當大的部分，卻是原先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通過資本主義國家傳來的“經理層購買(MBO)”這類私有化“改制”方式而形成的，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通過資本積累、資本拆分而擴展起來的。[11] 要加快改變公有制主體地位受到嚴重削弱的不良態勢，要削弱私人資本絕對量和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過大的態勢，勢必應當把私有化“改制”的原公有制企業，再改正過來;同時還有必要積極發展新的國有、集體經濟，這將在以下章節論述。

　　實施這種將私有化企業恢復“公有化”的措施，是完全有現實可能性的。須知上世紀90年代末以后出現的一股風似的私有化“改制”，并不是那些被私有化的公有制企業的廠長、總經理自己主動進行的，而是由不少政府部門在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下，以企業深化改革為名，制定某些具體政策強制推行的。因此，通過“改制”形成的私營企業中的“老板”，許多原先是共產黨員，受黨教育多年，其中的許多人從內心并不十分認同私營化，只是由于上級政府部門強制性要求這樣“改制”，而不得不服從。這可以從一些“改制”企業的“老總”對經理層購買這種“改制”方式有所抵制、有的還主動要求在企業中留下一定比例的公有股權這種現象反映出來。[12] 因此，只要這些人還健在，把私營化的企業改回公有制，并糾正私營化“改制”過程中大量公有資本的流失，就并不是難事。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批“改制”企業的“老總”年齡已逐漸增大。當時四、五十歲的廠長、總經理，現在已經五六十歲，有的已經開始考慮把企業交給自己的子女。如果再經過十年左右，這一類企業都已經由他們的第二代來控制經營，這第二代會完全把企業當作自己上輩留下的私有財產，而原來的老職工又已經離開企業，許多當初私有化“改制”的事情就難以核實。如果到那時才想起“公有化”的必要性，那將要付出極大的代價。振興國有經濟具有緊迫性，這決不是危言聳聽。應當說，今后幾年，用較少的代價、在比較安定的氛圍下實現公有制經濟的振興，是具有現實可能性的。關鍵在于下定決心和采取適當的步驟。

　　(第一章到此結束。 待續：第二章 辨明理論是非)

　　[①].王志樂.2004跨國公司在中國[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4年4月版，電子版第88頁(引自：http://book.chaoxing.com/ebook/detail.jhtml?id=11280970)

　　[②].時衛干.外資角色再審視：28個主要產業中21個外資控制[MOL].：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9月01日，16:54 ;另參見全球并購研究中心編著.中國產業地圖[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7

　　[③].參見世界銀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聯合課題組著：《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和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的社會》(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 )：《專題報告五：第三章：〈中國與全球市場的一體化〉》(中文版，見“新浪愛問共享資料”網：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3488398.html)。

　　[④]參見嚴紅楓，陸健.溫州：在質疑中轉型[N].光明日報，2007-3-15第5版.現在，有的地方政府提出“以民引外，民外合璧”的所謂發展戰略，鼓勵并扶持民營企業即私有企業與海外著名跨國公司合資合作。這主要是出自增加地方稅收的價值取向。但是問題在于，在國際壟斷資本處于競爭強勢地位的狀況下，“民外合璧”，極大的可能性是私有民族企業參股跨國公司，而不是取得控股地位，這就必然增強國際壟斷資本的競爭力，對民族經濟尤其對公有制經濟造成不利。

　　[⑤].參見百度百科網《世界500強》，http://baike.baidu.com/view/34435.htm

　　[⑥] 2012年2月27日，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舉辦的《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和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的社會》報告發布會上，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 • B • 佐利克做了《實現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發展：中國的戰略選擇與國際經驗》的講話，他在書面講稿(準備稿)中明確主張，“中國經濟的未來發展需要更多地依靠市場和私營部門”，并說“這份報告不是簡單地提出教科書式的解決方案，而是基于對政治經濟學挑戰的認識。”(其中的黑體字由引者加黑，引自http://www.shihang.org/zh/news/2012/02/27/world-bank-president-zoellick-opening--remarks。)這份報告要挑戰的，其實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揭示的關于私有制市場經濟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必然導致居民收入兩極分化和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客觀規律。這不能不使人想起原蘇聯在解體之前，1990年9月出版的《向市場過渡 構想與綱領》(簡稱“500天綱領”)，這個綱領的核心正是鼓吹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它加速了蘇聯經濟、政治的全面危機，出臺400天不到，蘇聯就解體了。參見何干強.經濟學西化：蘇聯亡黨亡國的重要原因[J].山東社會科學，2011(7)

　　[⑦].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4/content_62714.htm

　　[⑧].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2

　　[⑨].江澤民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70

　　[⑩].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N].人民日報，2007-10-25

　　[11]這里有必要說明，在改革之初，調整所有制結構，將某些行業原先經營不善、適用于私人經營的國有制企業，通過嚴格的資產評估，轉為非國有企業，這是必要的。但是，那只應限制在某些中、小型國有企業，而且這種局部的非國有化，并不非要轉為私營企業，也可以轉為自主經營的集體企業。但是后來的私有化“改制”，卻是大批的、一刀切地將國有、集體企業全面的私有化。

　　[12]筆者參加江蘇省鄧小平研究會專題調研組，在蘇南調研時，蘇州地區的干部在座談會上反映，在集體企業“改制”時，不少辦得好的企業的“老總”，開始時是采取抵制態度的。在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改制”時，有些企業領導明確提出，自己不宜購買全部股份，企業中必須留下10%的國有股，這主要是希望企業“改制”后，仍能與國有經濟保持一定聯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對這種私有化做法的懷疑，為日后一旦改變政策回到公有制留一條“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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