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光說：“自然資源和環境保護，社會資源，社會的財富、收入的公平分配，還有民生福利、住房、醫療、教育等領域的資源配置就不能夠都完全依靠市場來調節了，更不用說讓市場去決定了?！?/div>

　　央視報道：在最近中國宏觀經濟學會舉行的經濟形勢討論會上，已經91歲的劉國光參加了討論，為百姓說話呼吁在民生福利等領域，加強政府的資源配置作用，縮減收入差距。劉國光說：“自然資源和環境保護，社會資源，社會的財富、收入的公平分配，還有民生福利、住房、醫療、教育等領域的資源配置就不能夠都完全依靠市場來調節了，更不用說讓市場去決定了。”

新華社報道劉國光事跡

　　新華網北京5月25日電(記者劉奕湛)“人到九十，現在已不算稀奇，但總有一道驚心的坎。我這一生沒有什么大出息。自知不怎么聰明，自負還算守本分，勤奮以治學，平實以做人。”面對記者的提問，劉國光這樣評價自己的一生。

　　生于1923年的劉國光已年逾九旬，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他的一生當中，近七十年的時間都與經濟學打交道，這期間，他始終堅守馬克思主義信仰，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和改革開放作出了巨大的理論貢獻。

　　劉國光的一生，經歷了很多。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劉國光的故鄉南京淪陷，這個14歲的少年被迫流亡湖南、四川等地。在那段疾苦的歲月里，劉國光閱讀了《大眾哲學》《社會科學教程》《經濟學概論》等著作，從此對社會科學產生了濃厚興趣。

　　1938年，劉國光進入四川國立二中讀書。當時，《資本論》尚未出版，但學校圖書館有介紹《資本論》的通俗讀物，這些材料讓劉國光對《資本論》產生了濃厚興趣。

　　當《資本論》(第一卷)出版后，他立即買來認真閱讀，雖然讀完后似懂非懂，但求知的渴望，讓他不斷讀下去，并且受益匪淺。“《資本論》是對我影響最大的理論著作，為我的人生道路指明了方向。”劉國光說。

　　1941年，劉國光以優異的成績被西南聯大錄取，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經濟學專業。談起選擇經濟學的初衷，劉國光說，進入大學選擇經濟學專業是由于讀《資本論》等著作后，產生了學習經濟學的興趣。而當時的中國貧窮落后，遭受外敵的蹂躪，流亡生活的痛苦以及戰爭時期民不聊生的狀況，更讓人產生了經濟救國的志向。

　　大學期間劉國光接觸更多的是西方經濟學知識，但他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興趣并未消減，先后讀完《資本論》的二、三卷，大學畢業論文更是選擇了以馬克思地租理論為主軸的題目，在趙乃摶教授的指導下，他融貫西、馬經濟學兩大理論派別，重點突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

　　“西方經濟學只能是參考、借鑒，而不能居于指導和主流地位。當然，馬克思主義具有開放性，凡是好的東西，馬克思主義也可以吸收過來。”劉國光說。

　　1951年，劉國光作為國家選拔的第一批留蘇研究生去莫斯科學習，在四年的留學生涯里，經歷過戰爭的劉國光，十分珍惜這次求學機會，也時刻不忘建設祖國的重任。幾乎天天泡在列寧圖書館，一坐就是一整天，那時，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國民經濟綜合平衡問題。

　　在蘇聯專攻計劃平衡專業和觀察經濟發展現實，回國后劉國光開始思考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受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鼓舞，1979年初劉國光著手研究計劃與市場關系的問題，提出了中國經濟改革要采取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模式。

　　他提出，我們要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但不能迷信市場;我們要堅持計劃調控，但不能迷信計劃。

　　進入21世紀，劉國光年事已高，出于職業習慣，老而不休，陸續寫了一些東西，大多集中在討論“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的關系問題。劉國光說，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需要繼續完善市場經濟的改革，但市場經濟改革的方向必須是社會主義的，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家宏觀計劃調控為導向，共同富裕為目標，而不是資本主義的私有化、自由化、兩極分化為結果的市場經濟。

　　談及自己的一生，他認為做學問要“不唯上、不唯書、但唯實”;做人最簡單的道理就是“愛祖國、愛人民、愛親人，貢獻一切，犧牲自我。”

　　“我雖然年滿九十，來日不多，但對我國經濟社會建設仍滿懷信心和激情。”劉國光說。

附1：劉國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被邊緣化

　　原題：劉國光：談經濟學教學研究中的一些問題

　　編者按：2005年7月15日，我國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現任特邀顧問劉國光同志，就當前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的一些問題談了一系列看法。他談了九個方面的問題，分別是：一、當前經濟學教學與研究中西方經濟學的影響上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削弱的狀況;二、造成這個狀況的原因分析;三、關于意識形態領域兩個相互聯系的傾向性問題;四、關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問題;五、關于正確對待西方經濟理論的問題和正確對待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問題;六、經濟學教育究竟是意識形態的教育還是分析工具的教育;七、關于經濟學的國際化與本土化的問題;八、關于中國的經濟改革與發展究竟是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指導還是以西方經濟學為指導的問題;九、關于怎樣克服目前傾向性問題的一些意見。他說，我談的有些話是別人也講過的，因為這是大家共同感覺到的問題，所以不能不重復，但這些觀點大多是我自己的看法。現經劉國光教授本人同意，我們將他的上述談話在我網站發表，以饗讀者。

　　一、當前經濟學教學與研究中西方經濟學的影響上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削弱和邊緣化的狀況令人堪憂

　　一段時間以來，在經濟學教學與研究中，西方經濟學的影響上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被削弱和被邊緣化，這種狀況已經很明顯了。在經濟學的教學和研究中，西方經濟學現在好像成為了主流，很多學生自覺不自覺地把西方經濟學看成我國的主流經濟學。我在江西某高校聽老師講，學生聽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都覺得好笑。在中國這樣一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學生嘲笑馬克思主義的現象很不正常。有人認為，西方經濟學是我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指導思想，一些經濟學家也公然主張西方經濟學應該作為我國的主流經濟學，來代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在經濟研究工作和經濟決策工作中都有滲透。對這個現象我感到憂慮。

　　二、造成當前西方經濟學影響上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下降的原因

　　存在這種狀況有內外兩方面的原因。外部原因是：第一，以美國為首的國際資產階級亡我之心不死，中國社會主義是美國繼蘇聯之后又一個要消滅的目標，這個目標是既定的。所以美國不斷地對我們進行西化、分化;第二，社會主義陣營瓦解之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處于低潮，很多人認為社會主義不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不行了;第三，中國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一些人因此誤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不行了，只有西方經濟學才行。這是外部原因。

　　內部原因比較多，總的說來，新形勢下我們對于意識形態斗爭的經驗不足，放松了警惕，政策掌握失誤，特別是教育部要負相當的責任!具體說來有以下幾點：

　　第一，高等院校經濟學的教育方針不明確，目標不明確。到底是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指導來教育和培養學生，還是雙軌教育，即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并行?，F在許多人都講雙軌制，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幾年前就講現在實行“雙軌制”，學生因此疲于奔命，很苦。學生既要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又要學西方經濟學。表面上看是并重，實際上是西方經濟學泛濫。并重的結果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地位下降，西方經濟學的地位上升。一些高等學校在經濟學、管理學等學科的本科生、研究生教育中取消了政治經濟學的課程，只要求掌握沒有經過科學評論的西方經濟學的原版教材。一些學校的研究生比如經濟專業、管理專業的研究生，入學考試不考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只考西方經濟學。這是教育方針的問題，這樣的教育方針是根本錯誤的!

　　第二，教材問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要與時俱進，現在的教材也在改進，這幾年大有進步，特別是抓了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但是還不夠成熟，數量也不多，沒有引起學生廣泛的興趣。同時，西方經濟學教材大量流入。人民大學有一個“工作室”，專門做這個事情，當然它也是很有貢獻的，引進外國文獻也是好的，但是它大量引進西方經濟學教材的版本，沖擊國內經濟學的教學。有一位教授說，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中國經濟學教材開始發生比較重大的改變，中國經濟學教育從以政治經濟學即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主，向以西方經濟學為主發生著轉變，如今，西方經濟學已成為主流的經濟學教育體系，因為教材的改變反映出教學重點的改變。有同志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高頻率地引進外國經濟學教材。他說，傳統經濟學教學模式轉型的主要標志就是西方經濟學的理論、教學體系和教材的運用，其中很重要的是教材的運用。這說明我們現在已經轉型了。

　　第三，教師隊伍、干部隊伍的問題。“海歸”派回來很好，可以充實我們的經濟學隊伍，充實我們關于西方經濟學的知識，這是好的一面。但是他們中的一些人沒有經過馬克思主義的再教育，就進入教師隊伍和研究人員隊伍;不經過評論、原本原汁地介紹西方的東西，卻是有問題的。有些原來在國內接受過馬克思主義的教育，出去后把馬克思主義忘了;有些理工科的學生出國學經濟，學管理，其中很多人沒受過馬克思主義的教育。上海復旦大學一個研究所的所長，他希望這個局面越來越好，認為送出去培養是中國經濟學提高最快的辦法。他說，訓練有素的海外軍團回流浪潮將加快，不斷充實到內地主要大學經濟學教學隊伍里，勢頭勢不可擋。我認為他的這個說法是有問題的。沒有經過馬克思主義再教育，沒有受過訓練，就走上講臺的這種做法流弊很大。另外，我們自己培養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師隊伍在不斷萎縮，高校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師隊伍的培養和投入很少，獎勵也很少。獎勵也只有海外人獎勵搞西方經濟學的。這個情況是很糟糕的。孫冶方獎是國內的，但是處于慘淡經營之中。

　　還有是影響了干部隊伍，比如對黨校省部級干部班的教育，如果讓主張以西方經濟學為主流的教師去教他們，那會是個什么樣的結果，可想而知。現在干部的思想也在變，雖然很多干部不是學西方經濟學出身的，但是也在受影響。地方一些干部在國企改革問題上，在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問題上，在維護群眾利益的問題上，都站在我們共產黨的對立面，比如在房地產領域都是在維護開發商的利益，把老百姓的利益完全置之腦后，這就是受影響的表現。還有，一些地方提拔干部，規定必須到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進修才能提拔。這些都不是很正常，這是崇拜西方。

　　第四，領導權問題。領導權很關鍵。現在有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里。高校的校長、院長，系、研究室、研究所的主任，校長助理等等，還有主要部委的研究機構的領導，到底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我相信他們中大多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有的領導權被篡奪了。中央一再強調，社會科學單位的領導權要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中。我覺得應該檢查一下，現在到底掌握在什么人手中。比如北京某大學一些領導崗位，由西化色彩很濃的人擔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這些人為什么這么受重用?我覺得領導權一定要掌握在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手里。因為一旦掌握在非馬克思主義者手中，那么教材也變了，隊伍也變了，什么都變了。復旦大學張薰華教授對這個狀況很擔心，他說只要領導權掌握在西化的人手中，他們就要取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排擠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所以我說一定要注意，各級領導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而不是紅皮白芯。

　　我上面講到的四個問題，我想中央也注意到了，但是高教部門沒有檢查，沒有落實。

　　劉國光提出當前在經濟學領域應當反右防“左”

　　三、關于意識形態領域兩個相互聯系的傾向性問題

　　最近，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陳奎元同志分析了當前意識形態領域存在的兩個相互聯系的傾向性問題，一個是兩種迷信、兩種教條主義，一個是左傾右傾問題。我覺得他分析得很有道理。所謂兩種教條主義，一個是迷信、空談馬克思主義，而不是與時俱進地發展馬克思主義;一個是迷信、崇揚西方發達國家的、反映資產階級主流意識形態的思想理論，把西方某些學派、某些理論或者西方國家的政策主張奉為教條，向我國思想、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各個領域滲透。上述兩種教條主義，第一種教條主義還是存在的，但是在當前不是主要的，其影響在下降。馬克思主義者吸取了過去的經驗教訓，都在不同程度地向現代化的方向努力，力求與時俱進，進行理論創新。而第二種教條主義即西方教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和經濟社會中的影響力在上升。比如在經濟學領域，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經濟學是什么》這本書竟然只講西方經濟學，不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排除在外，這實際上是否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其流毒很大。西方經濟學思想的影響上升是當前的主要危險。我們國家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是我們歷史的選擇，是最基本的國情。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包括經濟學和經濟領域要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一切淡化或者取消馬克思主義的企圖都會削弱共產黨的領導，改變社會主義的方向，或者改變顏色，即共產黨還在領導，但是已經變色了。所以這是一個主要的危險。因此我們不能把經濟領域里的東西看淡了。

　　陳奎元同志指出的另一個傾向性的問題，與兩種教條主義的傾向有聯系。他說，從改革開放到現在二十多年的時間里，我們在思想領域始終把克服“左”的教條主義當作主要任務，已經取得了決定性的成果，在思想理論領域和改革開放的實踐中，來自“左”的干擾已經日漸式微，當前突出的傾向性問題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聲音和傾向正在復蘇，并且在頑強地發展蔓延?？咎岢龅膯栴}很值得我們重視和關注。反“左”反右并不是長期不變的，“左”和右發展下去都能葬送我們的社會主義，所以應該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目前主要的傾向是什么，要不要提出反右防“左”的問題，這個問題我覺得是很重大的問題，中央應當考慮，特別是在經濟學領域。

　　劉國光贊賞程恩復左大培批評有人到處吹捧張五常

　　四、關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問題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問題是個常識問題，但是也是個有爭論的問題?，F在我們的大學里有兩門基礎經濟學或者基礎經濟理論，即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事實上是雙軌制，這是根本錯誤的。關于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的分野，我很同意中國人民大學衛興華同志的分析，他說，無論從經濟理論的發展史看，還是從經濟學發展的層次看，并不存在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的嚴格區分。從一定意義上說，政治經濟學就是經濟學，或者簡稱為經濟學，經濟學就是政治經濟學。馬歇爾的“經濟學”他自己說就是政治經濟學，斯蒂格里茨、薩繆爾遜等的經濟學實際上也是政治經濟學。但是不同的政治經濟學或者經濟學在體系、理論框架、理論觀點等方面有差異性，比如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和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差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差別，就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差別。也就是說，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沒有什么差別，但是有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的差別。習慣上我們所稱西方的經濟學是指非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或非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因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也是從西方來的，所以把西方經濟學稱做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更合適一點。

　　至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政治經濟學或西方經濟學在我國經濟學教學和理論研究中的關系，如果說中國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社會主義的國家或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國家，那么這種關系就應該很明確，即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應該是指導、是主流，西方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應該是參考、借鑒。前者是指導，后者是參考;前者是主流，后者是借鑒。在這個問題上有兩種意見，一種是以上海財經大學程恩富為代表的，他說，不能把現時期世界主流經濟學即西方經濟學當作我國社會主義國家的主流經濟學，后者必然是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現代政治經濟學;另外一種是以北京大學林毅夫為代表的，他最近在一個關于中國經濟學發展與回顧的研討會上說，十四屆三中全會政府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以后，市場經濟體系中有關經濟學的內容在教育界基本被承認，這就是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他說，不管在教學人數上還是教育內容上，到現在應該承認西方主流經濟學在中國的主導地位。上述兩種意見是尖銳對立的。如果西方經濟學真的在中國成為主流、主導的地位，取代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那長遠的后果可想而知。不管你愿不愿意，最終要導致改變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取消共產黨的領導，或使她變色。

　　我認為，兩門基礎經濟理論的觀點不能成立，應該是一門基礎經濟理論，即用與時俱進的、發展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為經濟學教學的主體、經濟研究的指導思想和經濟政策的導向，不能是雙軌的。當然，對于西方經濟學中發映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一般規律的理論，只要不違反社會主義原則，我們要盡量吸收、借鑒到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中來，作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消化了的組成部分。

　　新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內容體系應該包括這么一些內容：一是政治經濟學的一般理論;二是資本主義經濟;三是社會主義經濟;四是微觀經濟;五是宏觀經濟;六是國際經濟。當然中間有許多交叉重復，邏輯上怎么處理、體系上怎么編是另外一個問題。這樣我們就可以把西方經濟學的精華，把西方經濟學當中反映市場經濟一般的內容吸收進來，作為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部分新的內容。至于西方經濟學的體系和其他內容，可以開設一些課程比如西方經濟思想的課程、西方經濟思想流派的課程、西方經濟思想專著的課程等來對專門的學生介紹，但是我們不要突出這些內容，因為對我們有用的東西已經吸收進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來了。

　　總之，我主張只能有一門基礎經濟理論，即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要單軌，不能雙軌，這是個教育方針的問題。

　　五、正確對待西方經濟理論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

　　西方的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或者西方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由古典的西方經濟學或古典的西方政治經濟學發展到現代西方經濟學或現代西方政治經濟學。古典的西方經濟學有科學的成份，也有庸俗的成份，其科學的成份被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所吸收。現代西方經濟學也有科學的成份，有反映現代市場經濟一般規律的成份，也有反映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成份，如私有制永恒、經濟人假設等。其科學成份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但其基于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理論前提與我們根本不同，所以整體上它不適合于社會主義的中國，不能成為中國經濟學的主流、主導。在西方經濟學當中曾經居于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其研究市場經濟一般問題的分析方法有不少也可以借鑒、學習，我們不能完全否定它，但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核心理論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

　　西方主流經濟思想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前提和核心理論大體上包括：第一，經濟人假設。認為自私自利是不變的人性。這個假設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馬克思主義有“社會人”和“歷史人”的人性理論，當然也不否定私有制下人有自私自利的一面;第二，認為私有制是最有效率的，是永恒的，是最符合人性的，是市場經濟的惟一基礎。這不符合歷史事實;第三，迷信市場自由化、市場原教旨主義，迷信完全競爭的假設和完全信息的假設。其實這些假設是不存在的，比如所謂的信息完全的假設就是不可能的，消費者的信息不如生產者，壟斷者的信息優于非壟斷的大眾，兩者在市場上是不平等的;第四，主張政府作用最小化，反對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調控。大約是以上四點，可能還可以舉出其他幾點來。這幾點同馬克思主義，同社會主義，同中國的國情都格格不入，自然不可以為我所用。這里我就不一一分析了，因為這四點每一點都可以做一大篇文章。

　　對于西方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正確態度，早在改革開放初期的1983年，我國研究西方經濟學的權威學者——北京大學的陳岱孫先生就提出了幾個觀點：第一，因為社會經濟制度根本不同，所以西方經濟學作為一個整體不能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發展與改革的理論;第二，在若干具體問題的分析方面，西方經濟學的確有可以為我們參考借鑒的地方;第三，由于制度上的根本差異，甚至在一些技術性的具體問題上，我們也不能照搬西方國家的某些經濟政策和措施;第四，對外國經濟學說的內容的取舍，根本的原則是以我為主，要符合我國的基本國情。他說，我們既要承認外國經濟學在其推理分析、計算技術、管理手段等方面有若干值得參考借鑒之處，但是我們又不要盲目推崇、生搬硬套。陳先生講的這幾條，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而北大現今某些頭面經濟學者，卻不再提陳先生的主張了。有許多我們尊敬的學者都受過西方經濟學的教育，比如陳岱孫，還有中國人民大學的高鴻業、北京大學的胡代光等，他們在如何對待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問題上是一致的。我的西方經濟學的知識很少，他們是專家。但是我在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啟蒙之前，在西南聯大也接受過正規的美式的西方經濟學理論教育，解放前半殖民地市場經濟的體驗我也是有的。我們感到，西方經濟學雖然有用，但整體上不適合于中國，適合中國的一定是與時俱進的、不斷創新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現在有一些年輕的經濟學家，他們西方經濟學的根底很不錯，可以說不比推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人士差，如上海財經大學的程恩富、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左大培等，他們根據中國的情況，不主張在中國推崇西方主流經濟學。我覺得他們的路子是對的。

　　有些人不愿意別人批評新自由主義，說什么批評者把新自由主義當成了一個筐，什么都往里裝。其實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也包括一些有用的東西，我們不是一概否定它，我們否定的是它的理論前提和核心理論，我們不能讓它來指導、主導中國經濟的改革和發展。為什么要諱言新自由主義呢，如果你是真心實意地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貢獻力量的話，如果你也是不贊成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前提和核心理論的話，你就不必擔心批評新自由主義會傷及無辜。如果你贊成他們的理論前提和核心理論，那你自己就跳進框框，怪不得別人。令我納悶的是，這種言論也來自官方體改學會組織的論壇。

　　馬克思主義者對西方經濟學向來是開放的，但曾經一度不開放，那是錯誤的，是左傾，是教條主義。馬克思主義過去是開放的，現在也是開放的，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開放的，但有些西方經濟學者不是這樣對待馬克思主義，張五常就是這樣一個人，他要把馬克思主義埋葬，并且釘上最后一個釘子。很多人到現在還在吹捧張五常，中央黨校、北京大學請他講學，怎么能夠把給馬克思主義定釘子的人請過來，到處吹捧，這是什么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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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經濟學教育是意識形態的教育還是分析工具的教育

　　經濟學的教育既是意識形態的教育，也是分析工具的教育。但是那些提出中國經濟學要以西方經濟理論為主流的人認為，經濟學的教育不是意識形態的教育，而是分析工具的教育。一些人還提出經濟學要去政治化。他們提出這樣的問題是不奇怪的。但我們要明確經濟學是社會科學，不是自然科學。自然科學沒有意識形態的問題，沒有國界的問題，沒有什么資產階級的天文學與無產階級的天文學、中國的天文學和世界的天文學之分，因為自然科學主要是分析工具的問題。但社會科學不同，它反映不同社會集團的利益、不同社會階層階級的利益，不可能脫離不同階級、不同社會集團對于歷史、對于制度、對于經濟問題的不同看法和觀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一點也不諱言意識形態的問題，同時也非常注意分析方法和敘述方法?？梢哉f，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既是意識形態的，又是注重方法的。西方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事實上脫離不了意識形態，脫離不了價值觀念，雖然它極力回避意識形態問題，宣揚所謂抽象的中立，但是經濟人假定不是意識形態的問題嗎?宣揚私有制永存不是意識形態的問題嗎?宣揚市場萬能不是意識形態的問題嗎?這些都是它的前提。所以經濟學教育不能回避意識形態，經濟學也不能去政治化，去政治化的實質是去馬克思主義化。把這個問題放在明處，不是更科學一點嗎?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一位名教授就主張，經濟學教育不應該是以意識形態為主的教育，而應該是以分析工具為主的教育，他特別強調邏輯方法包括數學邏輯的教育。當然，邏輯方法是很重要。數學在經濟學當中只是一個輔助工具，這在經濟學的明白人當中都是有共識的。但是邏輯方法是不是經濟學惟一的方法?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講的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有兩套，即歷史方法與邏輯方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歷史方法與邏輯方法的統一。《資本論》就是歷史方法與邏輯方法的統一。就是研究和敘述經濟學要有邏輯的規律次序和歷史的規律次序，要有一個歷史的價值判斷，而且要把兩者統一起來，即在強調邏輯抽象的同時，還要強調歷史的實感、質感、價值判斷。

　　我在1983年帶社科院的一個學者訪問團去紐約，當時福特基金會組織我們和美中經濟學教育委員會開了一個座談會，會上我跟普林斯頓大學華裔教授鄒至莊先生有一個交鋒。他說，到美國學習經濟學的中國理工科出身的留學生很快就能適應，因為理工科出身的學生邏輯接受能力強，而文科出身的就不適應，所以美國大學的經濟學教育招的主要應該是理工科的中國留學生，而不招學文科出身的。我當時就反對這個說法，我說經濟學不僅僅是一門邏輯的科學，它也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學習經濟學或研究經濟學只會邏輯抽象的方法而沒有歷史的方法、沒有價值判斷是不行的。會上爭論很激烈，其他美國人沒有說話，當時張卓元他們都在場。這場爭論到現在還在繼續。北大這位教授提出中國經濟學不能搞意識形態教育，經濟學教育要以傳授工具方法為主，而方法里頭要以邏輯為主，不提歷史方法。而我們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既要歷史方法，又要邏輯方法，政治經濟學要歷史方法與邏輯方法的統一，不能只是個邏輯的方法。在這里我順便講一下，這個美中經濟學教育委員會是美國幾個大學組織的，旨在促進互派留學生和學術交流，通過福特基金會慢慢地貫徹它的目的，當然它也做了一些好事，比如它幫助培養了一批經濟學人才，介紹了一些西方經濟學的知識，對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有用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也做了西化中國的工作，它相當成功地達到了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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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關于經濟學的國際化與本土化的問題

　　在關于經濟學教學模式的討論中，現在沸沸揚揚地提出了所謂國際化與本土化的問題。有人提出經濟學沒有國界，說基本的經濟理論是反映人類共同的規律，沒有什么東方經濟學、西方經濟學，沒有什么各個國家的經濟學。北京大學就有名人明確提出這個觀點。他們說，所謂經濟學的國際化與本土化的問題，實際上是一般理論與特殊問題的關系，國際化就是指一般理論，本土化就是指特殊問題;國際化就是向一般理論接軌，向西方理論接軌，本土化就是要考慮中國的特殊情況。還說，不能因為有特殊情況就否認有一般理論，因為一般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西方經濟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這些都是盲目崇拜西方經濟學的說法。

　　從一定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是“國際化”也是“本土化”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是一個老問題，我們永遠都需要努力。問題是他們講的國際化、本土化是排擠馬克思主義的。他們講的是西方經濟學的國際化與本土化，是用西方非馬克思主義理論來代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一般理論，代表普遍規律。這些人不反對西方經濟學的本土化，也不反對聯系中國的實際，其中有些人還是主張應該有中國經濟學，但主張按照西方的模式來建立中國的經濟學，比如清華大學某教授就說，可以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學派，但是其理論框架是和西方經濟學一致的，是西方經濟學的分支。有些人則根本反對建立中國的經濟學。對此，中國人民大學有同志說，國際化不是中國經濟學教育的全部內容，他認為，要構建中國經濟學的教育體系，西方主流經濟學和西方發達國家并不是中國教育變革的惟一模式。我認為他講的是對的。他說，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這個過程當中應該扮演什么角色，西方經濟學在這個過程當中應該扮演什么角色，二者分別應該處于什么地位，是需要研究的。我認為他的說法至少是一種客觀的說法。當然，我們主張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應當成為主導，西方經濟學只能是借鑒。

　　我再順便談一個問題，就是現在中國經濟學界有一部分人對諾貝爾獎很有興趣。他們認為，諾貝爾是惟一能代表經濟學世界先進水平的獎項，因此獲得諾貝爾獎是中國經濟學界奮斗的目標。有的人還以一種先行者的口氣說，我們這一代不行了，趕不上諾貝爾獎了，但是一定要培養下一代、再下一代去獲得諾貝爾獎。他們說，我們要向經濟學的世界先進水平前進，包括拿諾貝爾獎。又說，諾貝爾經濟學獎代表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的成就，要拿諾貝爾獎，首先就要掌握西方主流經濟學。

　　對于諾貝爾獎特別是自然科學的諾貝爾獎，我們要肯定它的意義。經濟學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也有在市場經濟的一般理論、方法或者技術層面作出貢獻的經濟學家，以及像印度人亞馬森這樣有人文關懷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是值得我們尊重的。但是，諾貝爾獎從來不獎給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諾貝爾和平獎就更不用說了，因為社會科學有意識形態性，評獎者有政治上的偏見，有意識形態的偏見，因此諾貝爾獎不是我們追求的目標。當然，如果我們有些學者的經濟學研究和理論，在不違反社會主義原則的前提下，能夠獲得諾貝爾獎，這也不是壞事，但是我們不必吹捧這個獎，更不能把它作為我們經濟學教育的奮斗目標。因為對于中國經濟學理論真正作出馬克思主義貢獻的人一定是得不到諾獎的?，F在，我覺得我們對諾貝爾獎吹捧得很厲害，弄那么大的規模，連主要國家領導人都重儀接見，根本沒必要。除了在設諾獎的國家瑞典國王以外，這種團隊規模的接見現象在世界上也是沒有的，我國為什么要這樣做，說明有人在刻意推崇西方經濟學，領導上可能不知道。這里我再強調一下，就是諾貝爾獎獲得者是值得我們尊重的，許多獲獎者沒有意識形態的偏見。我并不是排斥諾貝爾獎，我只是說我們不要追捧它。

　　劉國光談改革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不能搞私有化

　　八、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以什么理論為指導

　　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是涉及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有人認為，建立和建設現代市場制度，沒有西方的理論為指導，這一艱巨的歷史任務是不能完成的。還說，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一直在黑暗中摸索，只有在受到西方經濟學原理的啟迪，并運用它來分析中國的問題后，才提出了應當發揮市場的作用、建立商品經濟的主張。我很尊重說這句話的經濟學者，但是我不同意他的這個觀點。

　　第一，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是以西方理論為指導的說法是不符合實際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經濟體制改革，從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計劃與市場相結合，到十一屆六中全會確認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到十二大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到十三大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到十三屆五中全會又提出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最后到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四屆三中全會，期間經歷了曲曲折折，主要是我們中國人總結我們中國的歷史經驗教訓，也參考了外國的歷史經驗教訓，包括前蘇聯的歷史經驗教訓，在以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下，目標一步一步明確起來。在這一過程中，我們看不出西方經濟理論有什么指導作用。這是非常明顯的。在這個過程中，鄧小平同志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他1979年在接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的副總編、1985年接見美國企業家代表團時，就提出過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1992年他從理論上闡明了計劃與市場是方法和手段問題，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選擇的問題，不是“姓”社“姓”資問題，但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界限還是要講究，但不是在手段問題上講究。這些重要的創見都不是西方經濟理論，怎么可以說中國改革是在西方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再從參與、形成中國經濟改革理論的老一輩經濟學家來說，薛暮橋、孫冶方、顧準、卓炯等一大批探索社會主義條件下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有功勞的開拓者，都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不是受西方理論左右的人。后來的經濟學理論工作者雖然受了西方經濟理論的影響，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也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受西方影響比較大的中青年的經濟學工作者的大多數也能夠以市場經濟的一般理論為社會主義服務。只有少數人用自由化、私有化為暴富階層代言，來沖擊馬克思主義，干擾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應該說，這些人起的是干擾的作用，而不是指導中國經濟改革的作用。我想，這些人傾向用西方經濟學取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這是個歷史的插曲，歷史的誤區，經過努力，可能引導他們走向正確的道路。

　　第二，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是以西方理論為指導的說法會誤導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方向。因為，中國要建立的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而不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而不是私有化或者不斷向私有化演變;要堅持宏觀調控下的市場調節，而不是市場原教旨主義，主張市場萬能論，把國家的一切正確調控說成是官僚行政的干預;堅持為保證效率而適當拉開收入差距，同時要強調社會公平、福利保障，而不是極力擴大社會鴻溝，為暴富階層說話。要做到這些，都需要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來指導，而不能用西方經濟理論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來指導。一旦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由西方新自由主義指導，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就要變，勢必走向“壞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深淵。只要經濟基礎變了，共產黨最后就掌握不了政權，私有制的代表就要掌握政權。現在我國的房地產商是咄咄逼人吶!發了那么大的財還對政府這也指責那也指責，就很說明問題。中國的改革一旦由西方理論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理論來主導，那么表面上或者還是共產黨掌握政權，而實際上逐漸改變了顏色，那么對大多數人來說，這是一個像噩夢一樣的危險。

　　劉國光談高校校長書記校長助理等西化者應換掉

　　九、克服經濟學領域一些傾向性問題的意見

　　這個問題應該好好地做文章，因為這個事情太重要了。我只講幾點。

　　第一，教學方針要明確。教育部要管這個事情?，F在我們要明確，只有一個經濟學基礎理論課程，而不是兩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惟一的經濟學基礎理論課程，西方經濟學是作為吸收、借鑒的部分。西方經濟學作為體系，作為學派和學術名著來介紹，我們還是需要的，需要向專門的學生介紹，但是不要突出它。

　　第二，教材。要加強馬克思主義基礎理論研究工程的建設，要吸收各方面的專家，包括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和西方知識比較多的學者，這樣便于我們吸收、借鑒西方的東西，當然要經過改造。我們還要鼓勵多種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材的寫作和創新，鼓勵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做專題研究，包括政治經濟學的體系、方法和具體的理論問題，都要進行專題研究，在專題研究的基礎上才能形成教材。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科書要有多種，不應該只有一種。馬克思主義可以是多學派的，但是必須是馬克思主義的學派。對西方經濟學教材和名著，我們要組織有質量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評說，而不是教條主義的評說。只要在教學方針上明確不能以西方經濟學教材為主，就可以有效地扭轉局面。

　　第三，隊伍。我們歡迎西方留學的“海歸”派回來充實我們對西方經濟學的知識，充實我們對市場經濟一般的知識，但是對于這些同志要進行再教育，特別是理工科出去的，過去沒有接受過系統的馬克思主義教育，要進行馬克思主義的教育。對那些過去接受過馬克思主義教育的，回來后有必要的也要進行重新教育。不經過再教育的“海歸”派，可以從事其他工作，但是不能從事教師的工作，不能從事決策研究的工作。土、洋出身的學者教員在待遇上應該一律平等。黨校的教員更要慎重選擇，特別是黨校的中高干部培訓班的教員一定要慎重選擇。否則我們的干部隊伍受影響西化了，在實踐中搞私有化，導致經濟領域都變色了，而中央還不知道。

　　第四，領導權。確確實實地要檢查一下我們的高校領導干部，包括校長書記、校長助理、院長、系主任、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所長等等，是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中，不是就換，讓他去做別的工作。這是個很重要很重要的問題，不能夠等閑視之!在這個問題上，教育部不能太馬虎了!因為關系到國家的命運。在一些高校和一些研究機構，我知道就有一些西化很嚴重的人在那里工作?？傊?，領導崗位一定要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里。當前要切實地檢查和清理，因為不僅僅是教育系統，包括國家的財經系統的一些領導崗位特別是一些研究機構的領導崗位還掌握在非馬克思主義者手里。

　　今天我們談的主要是理論領域的問題，教育領域的問題，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馬克思主義不能被人取代，意識形態不僅僅是在政治、法律、軍事、文化領域，經濟本身也有意識形態問題，而且非常非常重要?；A變了，上層建筑也要跟著變。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道理，我恐怕有些人還不明白。

附2：進一步清理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

　　(劉國光與楊承訓的對話)*

　　一

　　楊：四年前您發表《對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一些問題的看法》[1]一文，當時就提出，在我國改革開放中什么是經濟學的主流?到底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還是新自由主義的西方經濟學?經過3年多的實踐，國際國內的事實更證實了，特別是美國引發的世界性金融危機，使大家有了更清醒的認識?，F在是進一步清理新自由主義的時候了。

　　劉：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意識形態領域并不平靜，特別是滲透和反滲透斗爭仍然十分尖銳，多種敵對勢力正加緊在意識形態領域對我國進行滲透破壞活動，同時國內也出現一些噪音和雜音。新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都屬于噪音、雜音之列，它們都是攪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其格格不入的意識形態。

　　新自由主義是近二、三十年西方經濟學的主要流派，也是美國幾任執政者的主體意識，在我國滲透流行，自稱為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影響到學界、媒體以至一些執政官員，現在確實需要認真清理，這關系到我國社會主義的命運。簡單說，新自由主義是古典自由主義的復活，針對凱恩斯國家干涉主義不能應付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的滯漲問題而崛起，在英美等發達國家一時興盛，隨著“華盛頓共識”的形成與推行，嬗變為國際壟斷資本的經濟范式和政治綱領。其主要觀點是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否定公有制，否定社會主義，否定國家干預;在戰略政策方面則極力鼓吹、推行以超級大國為主導的全球經濟、政治、文化一體化，即全球資本主義化。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經濟學理論和研究方法，它對市場經濟運作具有一定的說明作用，可以批判地借鑒吸收;但作為當代資本主義主流意識形態，作為國際壟斷資本集團的核心理論體系和價值觀念，則必須堅決地反對抵制。

　　楊：新自由主義在中國流行的一個明顯表現，就是一些人認為中國應學習模仿“歐美自由市場經濟模式”。一位著名經濟學者說，1984年后我國黨政領導機關文獻在對改革目標模式作理論論述時，就采用了“歐美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的“語言”[2]。現在由美國的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殃及世界，充分表明新自由主義的破產、歐美模式的殘畸。這一點，連西方有良知的經濟學家都承認了。但國內有些經濟學家還在那里辯解，繼續宣揚自由市場的迷信。

　　劉：我想那些人很難改變立場。不僅社會主義者，而且從凱恩斯到斯蒂格里茨，所有資本主義社會的有識之士一直在強調經濟自由放任之危害，但忠言逆耳終究敵不過資本積累的無節制欲望，只要社會危機稍有緩和，自由市場的衛道士就會第一時間卷土重來，舉起自由放任的旗幟。但其結局終究是一次一次的失敗。

　　放眼世界，追思歷史，新自由主義思潮真是給人類帶來一場又一場的災難。拉丁美洲是美國的后院，本來發展得還可以，20世紀90年代美國推行新自由主義來了個“華盛頓共識”，讓拉美各國搞自由化、私有化、放松國際金融管制等，出現了十年倒退，許多國家都出了大問題，政治上出了大動亂。后來，拉美國家覺悟了，紛紛拋棄“歐美自由市場經濟模式”，向左轉。

　　蘇聯的和平演變與美國推行新自由主義分不開，戈爾巴喬夫實際上是向新自由主義急轉彎。“大爆炸”后的俄羅斯完全聽信新自由主義“休克療法”的藥方，結果造成近10年的大災難，其損失比第二次世界大戰還大，后來開始覺醒。還有一些“轉型”國家實際上變成了西方的附庸國，銀行等國民經濟命脈被歐美操縱，這次金融危機一來，有幾個國家幾乎使“國家破產”。歐美自顧不暇，哪有力量救它們。同時，受危害的還有亞洲一些國家，十年前東南亞金融危機，就使不少國家和地區遭了殃。

　　新自由主義在世界各地表演的結果究竟如何，美國紐約大學教授塔布(William K.Tabb)有一個很好的總結。他說：“新自由主義就其所許諾的目標而言，已經失敗了。它沒有帶來快速的經濟增長，沒有消除貧困，也沒有使經濟穩定。事實上，在新自由主義霸權盛行的這些年代里，經濟增長放慢，貧困增加，經濟和金融危機成為流行病。”[3]

　　如今火燒到歐美自己國內了，又使全世界都跟著蒙受災難。

　　二

　　楊：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影響有一個奇怪現象：一些宣揚新自由主義的人不敢承認自己是新自由主義者，有一位頭面人士竟說他自己從來不知道什么是自由主義[4]。但是他的同壕戰友，一位自居“主流改革派”的人卻坦言：“主流改革派的指導思想就是西方經濟學。中國改革以市場為取向，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自然以西方的市場經濟為參照，以西方的經濟理論為指導。改革主流派用的詞語、概念、定義、方法都來自西方經濟學，就其核心理念來說受了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也沒有說錯。”[5]這就把前一個頭面人士的話打翻在地了。新自由主義通過對“主流改革派”的影響，插手中國的經濟改革，這一點，連“主流派”要員自己也大言不慚地認賬了。但是，他們認為新自由主義帶給中國的是好的影響。對此，您有什么評價?

　　劉：這要分幾層來講。

　　第一，我國經濟改革以市場為取向，需要借鑒學習包括新自由主義在內的西方經濟學中關于市場機制一般運行機理的理論，但不能按照他們的意識形態作為改革路線選擇的依據，即不能照抄西方模式。中國經濟改革的路線是鄧小平說的社會主義自我完善，主要依據中國自己的情況，在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形成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而決不是一般的、抽象的、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模式。由此區別目標模式的社會性質，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一些受到新自由主義影響的人士卻無視這種區別，主張中國改革突破姓“社”姓“資”的束縛，把中國改革簡單化為“市場化改革”，或者說模仿歐美自由市場經濟模式[6]，只字不提社會主義。籍此糊里糊涂地把中國改革引導到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的道路上去，這顯然與中國改革是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宗旨不符合。

　　第二，由于社會主義在人們心目中有崇高地位，有些人士在闡述“市場化改革”的觀點時，有時也不得不說說“社會主義”，但同時又說對“社會主義”有不同的理解，以此來篡改“社會主義”的科學內涵。社會主義有確定的科學內涵，是不能改變的。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來說，十四大和《憲法》都明確規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與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即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有的內涵。這與新自由主義反對公有制、主張私有化的觀點是不相容的。有一位人士倡議所謂“人民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新模式”中，根本不提公有制為主體，他在許多文章中把我國公有制經濟貶稱為“官本經濟”，主張以“民本經濟”、“民營經濟”為主體來代替“官本經濟”，宣稱“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本質上是由原來的官本經濟轉向民本經濟的過程”[7]，實際上就是以私有經濟為主體來代替公有經濟為主體，完全抽掉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還有一些人士鼓吹不但要突破姓“社”姓“資”，還要突破姓“公”姓“私”，破除“所有制迷信”[8]。這類主張，無論用什么華麗詞藻來包裝，揭開畫皮，都是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涵格格不入的。

　　第三，我國《憲法》第六條不僅規定了“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還規定了“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這不僅在所有制關系上而且在分配關系上確立了社會主義原則。但是，上述“社會主義新模式”中，只提“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互相結合”，不提“按勞分配為主體”。這是同他們在所有制問題上的主張相并連的。因為按勞分配為主體與公有制為主體是相匹配的。如果不講公有制為主體，自然也不會有按勞分配為主體。那只好是按要素(主要是資本)分配和勞動力按市場價格來分配。所以，提出“新模式”的作者，同時也是竭力主張勞動力商品化、市場化的始作俑者。他把馬克思早已批臭了的薩伊的要素創造價值論來代替勞動創造價值論，把按要素分配這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性政策，變為要素價值論決定的永恒分配政策，把推動私有化的理由建立在要素價值論的基礎上[9]，否定世間還有剝削一事，這更是與新自由主義的分配理論一氣相通的。

　　楊：他們何止不準問姓“社”姓“資”，姓“公”姓“私”，新自由主義思潮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只要市場自由，不要政府干預，使政府“守夜人化”，這個主張在中國還頗有影響呢。

　　劉：這正是我要說的第四點。“自由化”是新自由主義“三化”主張(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中的一化。主張一切由看不見的手來指揮，反對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與管制。這種觀點人們稱之為“市場原教旨主義”。這次西方金融危機已經充分證明，這種觀點是根本站不住腳的。我國經濟改革本來要轉變政府的經濟職能，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的干預，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同時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本來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組成部分，國家計劃又是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這些都寫在十四大文件之中的。而我們有些經濟學人力倡把政府職能壓縮到提供市場環境和維護市場秩序[10]，要政府從一切經營性領域抽出，從全部競爭性乃至壟斷部門退出，并且竭力貶低和削弱國家計劃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使之跟不上市場化的進程，這是造成近年來我國社會經濟許多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在“市場化改革”口號下，迷信市場成風，計劃大有成為禁區的趨向。在這種氛圍之下，十七大重新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也要加強國家計劃在宏觀調控中的導向作用[11]，看來是十分必要的，是對新自由主義影響的一個矯正。

　　在這次世界經濟大動蕩中，我國政府對穩定經濟所采取的種種重大措施，許多都是計劃手段，證明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不能離開國家計劃指導下的宏觀協調的。國民經濟許多重要領域都不能完全交給看不見的手的市場去管。教育、衛生、住宅、社會保障、收入分配等民生領域，交通運輸、資源開發、環境保護、農村設施等基本建設領域，以及擴大內需和調整結構，乃至宏觀總量平衡等問題，都不能完全交給自由市場去調節，而不要國家計劃的協調和安排。計劃與市場都是手段，都可以用，這是鄧小平講過的。那種唯市場是崇，見計劃就損，迷信市場自由放任萬能的新自由主義神話，所有神經正常、立場也沒有問題的人，都不會再相信了。

　　楊：新自由主義主要觀點在中國經濟學文壇、論壇上流行以及對中國經濟改革的干擾，您講的很清楚。作為國際壟斷資本的經濟范式和政治綱的“華盛頓共識”，是從新自由主義嬗變而來的，它在中國有什么反響呢?

　　劉：美國在全世界推行“華盛頓共識”的實踐表明，無論是拉丁美洲、蘇東地區和亞洲，都沒有取得成功，受到各方廣泛的抨擊，包括我國在內，多數學者均持批判態度?？墒牵S著新自由主義的滲透，我國也有少數人為“華盛頓共識”捧場。比如有人說，“華盛頓共識所包括的一些經濟學原理，在中國改革中起了作用，也是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 [12]，把中國改革的成就歸功于“華盛頓共識”。他所言“華盛頓共識包括的經濟學基本原理”，其實每一項都有新自由主義的質的規定性，“華盛頓共識”實質上是以市場的非調控化，國有企業的私有化，貿易和資本的無限制開放自由化等，損害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利益的工具，怎么可能是中國改革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呢?正是在一位中國人吹捧“華盛頓共識”之前，有一位外國人提出“北京共識”[13]， “它代表了試圖尋找某種與‘華盛頓共識’不同的中國經驗，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的努力，并且承認中國的成功已經表明了中國這種獨特的經驗、模式和道路之存在” [14]。怎么能夠把中國改革成功的原因歸之于“華盛頓共識”呢?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經濟學論壇和文壇上傳播新自由主義觀點的，不少都不是輕量人物。上面所舉言論，有的出自大經濟學家，有的是“改革之星”，有的是財界領袖，有的是黨校精英。他們中一些人，在非意識形態的，中性問題上某些觀點，也許是可取的。他們附和新自由主義的主張，也許是不自覺的。他們也許沒有意識到，新自由主義將會把中國帶向財富集中于少數人而多數人享受不到果實的“改革成功”的道路上去。鑒于他們在社會上在媒體上的強勢地位所造成的影響，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關注。

　　三

　　楊：那么，在社會主義中國，為什么新自由主義思潮也能夠傳播流行呢?

　　劉：這也要分幾層來看。

　　第一，中國改革從一開始就具有市場取向的性質，需要向市場經濟的國家學習。對外開放給我們這樣一個學習機會。不過也有另一面，鄧小平說得很形象：打開窗子透透新鮮空氣，也會有蒼蠅、蚊子進來。一些西方意識撲面而來。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正是這樣一種混合物。一方面作為經濟學術理論，它對市場經濟運行機制不乏科學的分析，對我們市場取向的改革可供參考;另一方面，它充滿了資產階級的偏見，演變為國際壟斷資本的思想理論體系，維護私有制和資本主義制度，反對公有制和社會主義，這是我們要堅持抵制的。中國對外開放的時期正是新自由主義在西方方興未艾的時候，無論是出國考察的學者和官員，還是在西方留學的學生，大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的影響。這些人回國后把新思想帶到了中國。繽紛雜陳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潮流傳入中國，對比落后的中國，有一些人不加分析地看到歐美比中國富得多，就一味向往以至敬慕;加上蘇東劇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處于低潮，這些人實際上喪失對社會主義的信心，在吸取西方有益東西的時候，對西方糟粕失去抵抗力，盲目信奉，成為崇拜者、宣傳者，叫做兼收并蓄。這樣，新自由主義得以在中國蔓延。

　　第二，從國內背景看，如同在其他任何社會，中國也不乏原教旨主義的新自由主義信徒。這與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階層的變化有很大的關系。中國改革要求從單一的公有制變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在這個過程中，公降私升在一定時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隨著非公經濟的發展、壯大，和公有制經濟的相對式微，中國社會階層發生了顯著的變動。擁有資本、財富和知識的階層地位上升，而工農勞動群眾的地位下降，這是不爭的事實。在這種情況下，新自由主義以其強調“效率就是一切”，而“資本是達到效率的至高無上的手段”，力圖使政府政策為資本利益最大化開路，忽視普通人民的權利，這一整套學說，是中國社會的新興強勢集團所樂于接受的。從這個群體中天然會產生原教旨主義的新自由主義信徒。以上談到傳播新自由主義言論的代表人物大多來自這個階層，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第三，從意識形態工作來說，我們黨一貫反對右的和“左”的機會主義，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新時期的右傾主要是資產階級自由化。鄧小平自己稱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最積極，21世紀頭50年都要反[15]。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理應包括反對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這方面鄧小平當時沒有專門多說。這是因為他的注意力首先是在政治方面，在提出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時候，總是同時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如1989年5·31談話)[16]，就是在政治層次上提出來的，著眼于解決更高層次的政治問題，這是非常英明、非常必要的。改革開放才不久，經濟上要向市場、向非公經濟、向外向型經濟開放，不可過于拘泥，強調要思想解放，要大膽地闖，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與此同時，對于警惕經濟領域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即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相對的強調不夠，注意不夠。比如，鄧小平曾說，有些人“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 [17]，以此來反對改革開放，這當然是不對的。但是，確實也有人“打著擁護改革的旗號，想把中國引導到搞資本主義” [18]，也是鄧小平說的。他還說，“某些人所說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 [19]。所以，不能說經濟領域沒有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資產階級自由化不但政治領域有，經濟領域也有。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場化，反對公有制，反對政府干預，反對社會主義，這一系列觀點都與經濟領域有關。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政治上反經濟上不反，這是不夠的。防止經濟領域資產階級的自由化，就是防止經濟領域變質。經濟領域如果變質(變成私有化、資本主義化)，政治領域也會跟著變質。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過去趙紫陽就認為經濟領域沒有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至今仍有一些領導干部這樣認為，以至放松這方面意識形態的斗爭。這是極糊涂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之所以能夠在中國滲透、流行、泛濫，同這個情況有很大的關系。

　　四

　　楊：您分析了新自由主義在中國滲透、流行的情況和原因。確實不能小視這些噪音、雜音。它自居中國主流經濟學，有控制相當一部分輿論和影響相當一部分人群的能量。您認為應該采取怎樣的措施來扭轉這個現象，堅持馬克思主義在經濟學中的主流地位?

　　劉：這是一個大題目。我在2005年7月15日關于經濟學教學與研究問題的談話中，已經談了幾點意見，得到有關領導的重視，問題在于落實執行。這里我再補充幾點意見。

　　第一，要重視經濟領域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反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斗爭。在理論上要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中對于市場機制運行一般規律的科學成分同作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區別開來。對前者，可以批判地選擇吸收;對后者，要明確宣布，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反公有制、反政府干預、反社會主義等系統主張，是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相容的，要堅決反對，堅持科學的社會主義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第二，對從事經濟學教學、研究和財經部門的海外歸來的愛國人士，歡迎他們為社會主義祖國服務，幫助他們進行科學社會主義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教育和或再教育。

　　第三，對各級黨政領導，特別是高層干部進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教育、再教育，主要經典著作的選讀，批判敵對思潮和反社會主義的雜音和噪音(包括新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等)，防止上理論騙子的當。

　　第四，對媒體輿論。在社會利益多元化、復雜化以后，各種社會思潮的出現，以及非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思潮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歷史經驗證明，對于多種多樣的社會思潮，自由放任不行，簡單堵塞也不行，包容并蓄似乎是和諧社會應有之義。但一切事物總要有一個“度”，一個“邊”，不能讓一些非常錯誤的思潮橫行，把人們的思想搞的亂七八糟，六神無主，不能讓這些思潮把我國改革和發展的方向引入歧途，象戈爾巴喬夫、雅可夫列夫導致災難后果的“多元化”、“公開化”那樣。所以，在實行多樣化，包容各種思潮存在的同時，一定要強調“主旋律”，強調切實地而不是形式主義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用主旋律來教育人民，筑牢社會團結進步的思想基柱。批判與反批判是追求科學真理的必由之路，不爭論在現時條件下只有利于反社會主義思潮向我們爭論，而不利于我們對反社會主義思潮的反駁。在社會主義國家，公正合理的思想斗爭，必將有利于錯誤思潮的清除和馬克思主義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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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劉國光—中國社會科學院特邀顧問。

　　楊承訓—河南省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河南財經學院資深教授。

 

注釋：

 

　　[1] 劉國光：《對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一些問題的看法》，《高校理論戰線》2005年第9期;《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的一些問題》，《經濟研究》2005年第10期。

　　[2]《論中國改革的市場經濟方向》，見《吳敬璉改革論集》2008年。

　　[3] [美]威廉·K. 塔布：《新自由主義之后還是新自由主義?》，呂增奎編譯，《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3年第6期;美國《每月評論》2003年6月號。

　　[4] 馬國川：《廣東新一輪思想解放意味著什么——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訪談錄》，《炎黃春秋》2008年第3期。

　　[5] 徐景安：《回避不了的爭論》，見《中國走向》2006年9月。

　　[6] 記者《市場化改革》見《中國經濟時報》2008年9月1日。

　　[7] 高尚全：《民本經濟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10月版?！吨袊厣鐣髁x也是人民社會主義》見《改革內參》2006年第24期。

　　[8] 李君如：《第三次思想解放：沖破姓“公”姓“私”的思想疑惑》，《中國經濟時報》1997年8月12日;高尚全：《三十年，四次思想解放》，《刊授黨校》2008年第4期。

　　[9] 《高尚全文集》Ⅰ，P194，P227-249

　　[10] 見《經濟月刊》2002-12，《商通網》2005.11.7來源新華網。

　　[11]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2007年，p263

　　[12] 樓繼偉：《中國改革總體是成功的，道路基本正確》，《第一財經日報》2006年4月8日。

　　[13] 喬舒亞•庫珀、拉莫：《北京共識》研究報告，英國外交政策研究中心2004年5月發表。

　　[14] 《從應對世界金融危機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見《光明日報》2008年12月19日。

　　[15]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P181，P211。

　　[16]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P299。

　　[17]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P375。

　　[18]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P229。

　　[19]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P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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