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南方周末》刊登題目為《李春城的左右手》的文章，通篇為李春城這樣的“改革家”不得善終扼腕嘆息，并以自由派經濟學家高小勇的評論作結，將“改革家”不得善終歸因于“體制”：“李春城落馬后，經濟學家高小勇是為數不多的公開為李鳴不平的學者。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李春城顯然是中國罕見的想做事、能做事、做成事的官員，但現有體制下，李式官員卻不免身陷囹圄，無法善終，他稱之為‘李春城難題’。”
《南方周末》推崇備至的，是李春城在成都大搞土地“確權流轉”、“承認產權”，這是很露骨的自由派主張與實踐。如今，土地自由流轉的惡果已在各地暴露無遺，中央對土地流轉的政策也愈發謹慎。李春城的自由化改革方向，絕不是《南方周末》在字句中渲染的“對的”城鄉改革“大方向”。
為李春城鳴不平的高小勇，曾任成都市政府首席經濟顧問，與張五常、吳敬璉、厲以寧、樊綱等自由派經濟學家交往密切。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如果沒有杜潤生、于光遠、吳敬璉、厲以寧、張卓元等老一輩經濟學家的頑強和近乎英勇的捍衛和推進，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或許就沒有我們看到的速度。”當然，自由派口中鼓與呼的所謂“改革開放的速度”，只能理解成自由化邪路的速度。作為經濟顧問的高小勇，想必也為成都的自由化改革速度貢獻了不少力量。
李春城的落馬，各種小道消息不脛而走，關于其背后更深的水的流言滿天飛。這次《南方周末》的頂風作案，至少揭開了李春城的一種身份，而且是很重要的身份，那就是作為自由化改革官員集團的重要成員。其落馬，恐怕也是對自由派改革官員集團的一種警示：莫要將國家和人民往邪路上引。
《南方周末》原文：
李春城左右手
劉長 雍興中|南方周末記者
2014年4月29日，中紀委發布消息，原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被開除黨籍、公職，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李春城在十八大重新當選中央候補委員，但僅半個月就被帶走，成為十八大之后第一個落馬的省部級官員。
在他消失于公眾視野的17個月里，與其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四川政商網應聲垮塌——至少有其5名下屬官員、9名國企負責人、4名企業家被調查甚至法辦。
而他在成都留下的鮮明個人印跡，日漸模糊。
在擔任成都市委書記近八年半的時間里，李春城強力推行的城鄉統籌改革獲得國家層面認可，其重塑文宣系統打造的城市營銷模式也為全國注目。
左手統籌城鄉，右手文宣營銷，一實一虛，騰挪翻轉，構成了李春城治蓉的“李氏太極拳法”。只是，拳法未及打完，李氏已經謝幕。
李氏遺產
2013年，李春城落馬數月后，上萬套名為《城鄉一體化工作典章》的書，被官方從市場上悄然收回、封存。
書的扉頁，有李春城撰寫的序言，長達四千多字，寫于2011年10月22日。此時，距離他卸任成都市委書記還剩下19天，可謂是他的告別演說。
李春城總結了執掌成都8年、推進城鄉統籌工作的經驗。他說，這場改革發展的實踐并無前例可循，本身更是一項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只能在既有法律、政策和體制框架內探索前行，“個中艱辛可想而知”。
“典章”在2012年2月正式出版，算是李氏的“拿破侖法典”。當時已專職擔任四川省委副書記的李春城曾試圖在全省推廣他的“成都經驗”。
厚厚三大本“典章”，收錄了李春城在推行城鄉一體化中，從市委文件到村民議事會議記錄模板的所有文本，煞費苦心。
牽頭編撰工作的，是成都市委統籌城鄉工作委員會(簡稱“統籌委”)，成立于2007年7月。這個李春城時期中共成都市委最為顯耀的部門輝煌不再。
“‘城鄉統籌’這個提法依然在提，但已經沒有原來那么響亮了。”成都市統籌委一位要求匿名的官員說。
最重要的轉折是，城鄉統籌工作已經從統籌委改為由成都市建委牽頭。
上述官員評價說，李春城對于城鄉統籌有一整套思路和“打法”，而如今這段特殊時期，沒有人了解，難免“東猜測，西摸索”。
同樣有些不知所措的，還有成都市的文宣系統。
2013年11月，成都市委對外宣傳辦公室媒體服務處副處長賈小兵被調查;12月，受官方器重的營銷界人士、成都市城市形象顧問樊劍修被調查。
2014年3月，李春城時期成都文宣系統的靈魂人物——何華章，于遂寧市長任上被帶走調查。
作為李春城主政時期的主要助手之一，何華章重塑了成都市的文宣系統。這位《成都商報》創始人深諳傳媒規律，在他擔任成都市委宣傳部部長后，一大批媒體記者被“交流”到宣傳部工作。
何華章落馬后，成都市委宣傳部和《成都商報》的多名官員被約談。曾經借調到宣傳部的媒體人士，陸續回到原單位。
李春城本人對文宣系統的倚重，在成都市羊市街19號的老成都市委大院里顯露無遺。作為市委書記，他不在常委樓辦公，而選擇在市委宣傳部所在的一棟兩層小樓辦公。一樓是宣傳部，二樓就是李春城的辦公室。
“我們知道媒體關心哪些問題，也知道如何把他們吸引到我們想要的關注點上去。”一位曾被交流到宣傳部工作的媒體人士說，對于媒體關心的問題，成都會以最快的速度放出來，而對敏感信息則有精準預判，不會讓外界知曉。
在李春城任內，成都連續經歷了2008年汶川地震、2009年“甲流”入川、“6•5公交車燃燒”以及唐福珍事件，最終都有驚無險，安全度過。
左手施展改革，右手文宣造勢，李氏以罕見而大膽的“自選動作”，試圖觸摸一個地方主官施政所能抵達的極致。
直到事發，人們才恍然驚覺硬幣的另一面：這些以改革為名進行的試驗，某種程度也上成為了個人利益馳騁的沃土。
“李拆城”
太極拳講求虛實結合，很多動作看起來勁在右手，真正的力點卻在左手。
在三十多平米、刷著老式紅漆、木頭裝飾都有些變形的辦公室里，李春城接待了各方來客，有商人、媒體記者，也有各路專家。
2003年夏天，面對前來給成都做策劃的城市營銷專家王志綱，新上任的成都市委書記李春城說，關于成都的美談聽得太多，“但成都骨子里還是有一種不思進取、自我循環的情結，怎么突破這個看不見的瓶頸?”李春城甚至提到，能否把成都建設成為“國家級中心城市”?
成都一直以安逸、閑適、緩慢的城市節奏著稱于世，也是中國道教的發源地。但作為道文化的推崇者，在治蓉的最初階段，李春城既非“無為而治”，也非“道法自然”。
2002年，成都啟動危舊房改造工程，決定三年之內拆除二環內410萬平方米危舊房。這是成都市過去11年里拆遷量的總和。
當時李春城擔任市長，成都官場流傳著他在大會上的講話：“美麗的蓉城是拆出來的”。李氏由此獲得了“李拆城”的外號。
在嚴重依賴土地財政的中國地方政府，大拆大建一度是官員施政的普遍現象，只要不出安全事故，地方官員并不避諱談拆遷。而李春城試圖通過文宣系統，扭轉對“拆城”的惡評。
2003年，成都官方專門請來張藝謀團隊制作了一部城市形象宣傳片。據媒體報道，這部短片融入了李春城本人的思路，樣片完成后，李親自審看樣片，他的修改意見，通過越洋傳真，傳給了在烏克蘭拍戲的張藝謀。
短短5分鐘的宣傳片，最終以一句“成都，是一座來了就不想離開的城市”作結。此后十年，這句話成為了成都的對外注解，也被時任成都市委宣傳部長何華章印到了自己的名片上。
臺灣文化名人龍應臺也曾受邀就舊城改造與官員們對話。不過效果似乎適得其反。“成都還像成都嗎?”龍應臺肯定成都作為新興城市的建設，但直言更擔心它成為“沒有記憶、沒有過去、沒有性格的城市”。
外界的批評和爭議沒有改變這座城市主政者的決心。
2004年，李春城打出了他治蓉八年最重要的一張牌——城鄉統籌。他派去沿海學習的下屬帶回了江蘇吳江的經驗：工業向園區集中，農民向城鎮集中，農地向規模經營集中。
“三個集中”是李氏的“城鄉統籌1.0版”。據成都市國土局的數據顯示，到2010年底，成都市每十個村民小組中，就有一個正在實施征地拆遷。
對于成都讓“農民上樓”、“宅基地換樓房”等集中居住的做法，以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為代表的學術界，對此曾多有批評。
反對者擔心的不僅是農地流失，還有因為強拆引發的官民對抗甚至是流血沖突。
2009年11月13日，成都市金牛區金華村村民唐福珍面對強拆者，用汽油在屋頂天臺自焚，11月29日醫治無效死亡。慘烈的一幕，通過電視鏡頭傳遍海內外。
知名拆遷案件法律專家、律師王才亮給李春城發出公開信，對當地政府定性是“暴力抗法”而不是“非法強拆”表示震驚，并要求李春城向四川省委和中央自請處分。在此期間，《成都日報》、《成都商報》等當地媒體對唐福珍事件均未報道。
李春城也從未公開回應唐福珍事件。南方周末記者查閱到他的內部講話：“拆除違法建設的認定有充分的法律依據，執行的主體和執行的程序也完全合法，但畢竟造成了誰都不愿意看見的人員傷亡，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還說，“事情既然出了，我們就要正視，從中汲取教訓、改進工作。”
“改革者”
2008年5月12日下午2點28分，地殼中積蓄已久的能量瞬間釋放。此刻，李春城正在去都江堰鶴鳴村的路上。當天下午3點半，他將在那里主持召開成都農村土地確權改革的現場會。
短暫的震驚之后，李命令車隊掉頭返城，趕往成都市應急聯動指揮中心。
在過去的5個月里，鶴鳴村在全國率先完成土地確權頒證——這是改革開放30年以來的首例，也是李春城自得的城鄉統籌的最新成果。
2008年元旦，成都市委發布當年的“一號文件”，宣布啟動農村產權改革。改革的要點，是開展農村集體土地和房屋確權登記，以及推動農村土地使用權的流轉。
相比此前的“三個集中”，這是李氏的“城鄉統籌2.0版”。
《老子》所言“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尤其適合此刻的李春城。
汶川地震后，成都意外獲得了國土資源部給予的兩項特殊政策：允許外來資金參與災區住房的“聯建”;土地增減掛鉤指標可以突破縣域限制，在整個成都市流動。
路障就此破除，成都試驗驟然提速。
2008年10月13日，十七屆三中全會閉幕當晚，成都市政府把一塊寫著“成都農村產權交易所”的牌子掛了起來。全會當天通過的文件，大篇幅提到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問題。
聚光燈下，李春城親手揭下了覆在牌子上的紅布，宣布：在成都，已經確權的農民承包的土地，將可以進入市場流轉。
成都與國內農地改革的支持力量不謀而合。一位曾協助參與改革設計的經濟學家認為，從“三個集中”到“確權流轉”，成都政府成為一個承認產權的主體，這是“根本性的變化”，也使得李從大量“拆城官員”中脫穎而出。
在上述學者看來，李春城之所以力推產權改革，是因為“牌已經打出去了，沒有退路可以走”。在“三個集中”持續了五年之后，不確權流轉的風險極大：大量流轉土地背后蘊含著巨大的利益驅動，“他管不住底下的基層干部”。
從一個地方主政者的角度，當時的李春城已經被塑造成一個改革明星官員，除了城鄉統籌，他沒有更有力的政績牌，只能繼續往前走。
在推出“城鄉統籌2.0版”之前的2007年，李春城的施政，與其自身前程，悲喜交加。
喜的是，2007年6月，國務院正式批準在成都市設立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這意味著李春城在成都4年多的“自費試驗”，終于上升為國家戰略。
悲的是，2007年10月的十七大上，曾是十六屆候補中央委員的李春城，意外落選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如日中天的政治明星，遭遇沉重一擊。當時就開始流傳他可能涉及東北的貪腐案。
接近李春城的人士透露，2007年落選候補中委之后，有近一年的時間，他雖然表面上銳意進取，內心其實有過一些消沉，“他說，今后只埋頭做事”。
經濟學家高小勇曾任成都市政府首席經濟顧問，他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說，李落選候補中委后，他曾經在一次談話中問李春城：“現在，你到底想做多大的事情?”李春城沉吟良久：“我只要做到：成都，風景這邊獨好。”
明星官員
仕途不順的李春城，沒有亂了“拳法”的節奏。名人、學者、媒體，均是他文宣營銷所倚仗的力量，貫穿治蓉始終。
早在2004年春天，在成都郊外龍泉驛，盛放的桃花樹下，李春城對前來訪問的學者易中天說，成都已經正式全面開始了“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的進程，希望易予以關注。
當時，易中天并未在意。一年之后的國慶，李春城在辦公室與易中天再次聚首，易決定給李春城治下的成都寫一本書。在這本名為《成都方式》的書中，易對于成都的城鄉統籌、基層民主建設、規范化服務型政府等給予了介紹和肯定，并引用人民群眾的話說，“現在城市是我們的了，書記是我們的了，政府是我們的了”。
此書成稿于2005年，秘而不宣長達兩年，直到2007年6月，李春城傾注心力的城鄉統籌終于結果，成都獲批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同年9月23日，這本名為《成都方式——破解城鄉改革難題的觀察與思考》的書才正式發布。
2008年前后，何華章調集媒體人，在成都市委宣傳部內部成立了“媒體報道策劃組”，專門圍繞城鄉統籌這一中心工作與媒體對接，試圖“按新聞規律專業運作，實現宣傳訴求與對象媒體風格、宣傳內容與目標受眾需求的有機結合”。
汶川地震后，為推進震后的“去震化營銷”，成都市成立“城市形象提升協調小組”，何華章擔任組長。他們邀請火爆全球的美國影片《功夫熊貓》主創團隊到成都“尋根”，該片在續作中出現了青城山為原型的場景。
而在2008年10月，十七屆三中全會閉幕當天，成都把一場“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統籌城鄉發展論壇”的新聞發布會開到了北京，中外記者對照著中央文件，爭相追問成都的城鄉統籌。
媒體關于城鄉統籌的正面宣傳在2009年達到高潮，國內一線媒體乃至大批海外媒體，均刊發了重磅報道。而對于統籌城鄉的質疑之聲，李春城和何華章尤為看重。
據國內一家財經媒體記者張佳(化名)介紹，在2010年前后，他曾經多次寫過成都城鄉統籌中的負面報道，后來何華章主動約見他，表示可以冰釋前嫌，并可以幫其約李春城專訪。
一天午后，何華章帶著張佳到市委大院李春城的辦公室采訪了李，雙方談了1個多小時，其中，對于一些尖銳的問題，如城鄉統籌中侵害農民利益的情況，“李春城有些不愉快，也很不想回答，好多次在我問完之后，停頓很久，才開始說話”。
張佳觀察到，采訪中間，李春城給何華章使了個眼色，下來之后，何華章就跟他說，這個稿子不能發了，“問我能不能給成都的城鄉統籌寫一本書，錢不是問題”。
在強有力的右手——文宣系統的輔助下，李春城依然是國內備受關注的明星官員。他的命運，也迎來轉機。
2011年9月，李春城升任四川省委副書記。2011年11月10日，李春城正式卸任成都市委書記。
2012年11月14日，在十八大的選舉中，他重新成為中央候補委員。然而，僅半個月，2012年12月2日，56歲的李春城被中紀委調查。
誰的信徒
入川十余年，在東北成長起來、風格強硬的李春城，不自覺地展示對成都文化的好感。
“我第一次走在成都的大街上，就充分感受到了成都是一個文化氛圍濃厚的城市。”李春城在一次會議上說，他對于成都人道法自然、行云流水的生活態度十分欣賞。
但他早期的強力舉措，也一度被認為在親手破壞成都的溫徐文化氣質，比如強力拆遷，高調招商，以及那些風格獨特的后現代建筑等等。
離成都市區六十多公里的青城山，是道教文化的發祥地，也是李春城每年必去的地方。他喜歡住在青城后山的泰安古鎮，那里有一家香港公司投資的酒店，古色古香，小而精致。
據青城山道教人士介紹，李春城落馬之后，青城山一位姓高的風水師因牽涉李案，也被調查。高某40歲左右，子承父業，早年在青城山天師洞附近算命，近年轉到青城山石筍堂，客戶多為政商界人士。
李春城還與一位名叫曹永正的“大師”交往密切。曹永正早年以特異功能為號召，圈內人尊其為“國師”。曹永正的女兒曹禪，是一位音樂劇導演， 2011年她導演的音樂劇《時光當鋪》進行全國巡演，有一站在成都，李春城親赴成都藝術中心為其捧場。2013年7月，曹永正名下的公司因卷入富商周-濱案而被調查。
在李春城任內，成都官方多次舉辦國家級的道教文化節。據成都媒體報道，2006年，年逾百歲的原成都市道教協會會長蔣信平大師，在第二屆中國(成都)道教文化節上表演龍門太極拳及太極扇子功，演出后，李春城還特地向他請教養生健康秘訣。遺憾的是，道家對于廉政的思想，他似乎沒有吸收踐行。
成都的城市建設也打上了“李氏太極”烙印。
一位在李身邊工作過的人士透露，李春城自己有鼻竇炎，對于空氣質量甚是敏感，其在位時，極端重視成都的生態環境。“那時候還沒有霧霾這個說法，李春城就多次提出城市空氣質量的問題，提出綠化、修城市綠道等等。”
2006年10月，李春城帶著屬下視察成都市中心的天府廣場改造工程，當場做出指示：要求天府廣場文化景觀工程要抓住文化主題，“充分體現成都道教蜀文化特色”。
最終，位于成都市中心的天府廣場選定了“太極云圖”方案，由七大部分組成：太陽神鳥、擁有兩個魚眼噴泉的太極云圖、黃龍水瀑、12根圖騰柱、12座意境雕塑、2處音樂噴泉、下沉廣場藝術裝飾等。其中，廣場中央的太極云圖，直徑達150米。
在中紀委對李春城的最新通報中，有這樣的表述：“濫用職權進行封建迷信活動，造成國家財政資金巨額損失。”
此外，根據上述通報，受賄罪極可能是最重要的指控。李春城涉嫌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取利益，其本人及家屬收受巨額財物，還曾利用職務之便為其弟經營活動謀取利益。
主政后期，李春城大多數時間居住在成都市浣花溪畔的省委別墅區，早出晚歸。生活中的他不打太極，真正的愛好是籃球，一些地產商以陪打籃球的方式與之接近。據財新《新世紀》周刊報道，李春城最初被舉報的違法違紀行為，與他東北老鄉的地產項目有關。
在李春城治下，成都的GDP從1800億躍升到7000億。這座城市翻天覆地的背后，是一些東北口音的地產商占據了成都的大小工程，成都地產界稱之為“哈爾濱幫”。在李春城落馬之后，相繼被查的官員和國企及民企老板，所涉足領域也多與城市建設有關。
李春城上任當年，以天府大道為中軸線，南部的“新成都”拔地而起。一些碩大無比、挑戰人類想象力的后現代風格建筑拔地而起，其中國際會展中心和環球中心，都是四川“會展大王”鄧鴻的作品。
2013年春，鄧鴻因涉及李春城及四川系列案，被警方帶走。據曾給鄧提供過前期法律服務的律師介紹，鄧鴻因涉嫌經濟犯罪，目前被羈押在湖北咸寧。
力推改革與發展經濟的成績，與社會矛盾和涉嫌貪腐的問題，都是評價這位曾經的明星官員無法回避的事實。
“李春城希望能夠干一些事情，但同時他又必須做一些利益交換——比如上面領導的子弟來四川做生意。”一位成都市委處級干部如是評價。
這位官員認為，改革其實是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李春城統籌城鄉改革，大方向是對的，但跟所有官員一樣，李春城也希望早見、快見成效。“比如確權頒證，他想通過確權把以前的一些矛盾解決，但做的過程中，又希望盡快完成確權，有些問題就被掩蓋了。”
而另一位四川廳級官員認為，長達十年的權力巔峰，如果不匹配強力的制度約束，人性的欲望和惡一旦被喚起和鼓勵，難免肆虐開來。
李春城落馬后，經濟學家高小勇是為數不多的公開為李鳴不平的學者。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李春城顯然是中國罕見的想做事、能做事、做成事的官員，但現有體制下，李式官員卻不免身陷囹圄，無法善終，他稱之為“李春城難題”。
中紀委發布關于李春城“雙開”通報的翌日，高小勇發來短信說，李春城難題其實是拋給每一個人的：“我們到底要什么樣的官員?這樣的官員如何才能生成?”
（引自南方周末，作者授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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