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如今世界愈加多極化，權力更加分散，有了更多的全球合作與協調，像美國這樣的特殊利益體或許很難建立一個以犧牲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利益為代價的全球經濟體系，這有利于全球化的公平。
■本報記者 朱高磊/攝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1943年生，世界知名經濟學家。曾任教于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斯坦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牛津大學等。1979年獲美國經濟學會授予的約翰·貝茨·克拉克獎。1993—1995年任克林頓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1995—1997年任該委員會主席。1997—2000年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及高級副總裁。2000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創立政策對話倡議組織。2001年，因對于信息不對稱理論所作出的杰出貢獻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現執教于哥倫比亞大學。2009年被聯合國大會主席任命為國際金融貨幣體系改革專家委員會主席。此外，他還在多個委員會任職。2011年，他被《時代》周刊評為全球一百位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2011—2014年任國際經濟學會主席。斯蒂格利茨促進了信息經濟學的建立，并且對宏觀經濟學、貨幣理論、發展經濟學、公共金融、公司金融、產業組織及農村組織理論、福利經濟學以及收入和財富分配等均作出貢獻。著有《喧囂的九十年代》、《讓全球化發揮作用》、《不平等的代價》、《全球化及其不滿》等。
3月20—21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和英國學術院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承辦的“國際經濟政策與治理”研討會在京舉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在會上作了題為“2014經濟展望：謀求增長，預防跌落”(An Economic Outlook for 2014: Striving for Growth, Preparing for Weakness)的演講。會議期間，本報記者就全球經濟的現狀、挑戰及出路等問題采訪了他。
在市場和政府間尋求合理平衡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曾因對信息不對稱理論的貢獻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請您談談信息經濟學的重要性。
斯蒂格利茨：自現代經濟學誕生以來，人們總是假定我們擁有完美的信息，就像在物理學的簡單模式下，人們假定沒有摩擦力一樣。雖然每個人都知道這樣的假定是錯誤的，卻不清楚如何分析和思考信息不完美尤其是信息不對稱的情況。我提出了分析的方法，并表明近200多年來經濟學的大部分研究結果都需要重新思考，以及“市場總是清晰的”、“市場是高效率的”等結論都是不正確的。后來就出現了大量文獻，研究在信息不完美、不對稱的情況下，市場是如何運轉的。還有許多文獻探討代理問題、誘因問題、道德風險、逆向選擇、治理問題，如公司治理和公共治理。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曾提出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在市場與政府間找到正確的平衡，如何尋找這種平衡?
斯蒂格利茨：歷史和理論都告訴我們，完全依靠市場或政府的極端路線都是行不通的。如果你把一切都交給市場，那么就會出現危機，產生剝削、壟斷、環境惡化等問題，影響整個社會的良好運轉。如果把所有的問題都交給政府，也行不通。二者間需要一個平衡，但這種平衡在各個國家，不同時期和不同的發展階段又各不相同，因此這個問題還沒有統一的結論，仍需要不斷討論。但政府應該對環境進行監管，提供社會保護，促進機會平等、促進科學和創新，這些都是市場做得不夠的地方。在明確政府應有所作為的領域后，該如何作為就因國家而異了。
《中國社會科學報》：如果我們在市場和政府間找到了合理平衡，是否能預防和解決金融危機?
斯蒂格利茨：在二者間尋找平衡任重而道遠。金融市場自身很容易導致錯誤的管制方式，也容易出現新的風險和不穩定性。如果有了正確的監管結構，就可以成功獲得穩定性，但必須意識到要不斷對監管適時作出調整。例如，美國經濟自大蕭條后，政府針對金融市場上的不良行為采取了一系列監管措施，在近40年的時間里，一切都運轉得很好，后來有一屆政府認為既然一切運轉良好，就不再需要監管，隨即不再采取任何措施，也沒有對市場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進行監管。既然問題已經產生，就應該采取措施，但按照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的理念不需要進行監管，看到危險的人則認為需要監管，雙方因此展開了激烈爭論，不幸的是推崇不監管的人取得了勝利，之后美國人民乃至全世界都深受其害。
歐美經濟短期內難以恢復健康
《中國社會科學報》：全球經濟危機的爆發至今已近6年，您如何評價目前發達國家經濟的發展狀況?
斯蒂格利茨：我們現在的狀況當然比當初跌到谷底時要好得多，但也沒有非常大的改觀。排除通貨膨脹因素，大部分發達國家的人均GDP或勞動年齡人口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 per working-age population)仍低于危機爆發前的水平。美國目前的經濟仍低于正常水平約15個百分點，盡管已經開始有所增長，但也只能勉強為新增勞動力創造足夠的就業崗位，這表明美國失業率并沒有降低，約有2000萬想要獲得全職工作的美國人找不到工作。所謂的經濟復蘇讓大部分收益都流向了社會上層。2008—2012年，收入增長的95%都集中到1%最富有的美國人手中，這是一種失敗。美國平均家庭收入甚至低于1989年的水平，國家的整體經濟狀況仍不太好。而歐洲一些國家也處于經濟蕭條狀態。整體來看，盡管情況有所改善，但美國和歐洲經濟都沒有回到健康水平，而鑒于目前所采取的政策，短期內難以恢復健康。
《中國社會科學報》：這是否意味著奧巴馬政府的拯救方案是失敗的?
斯蒂格利茨：恰恰相反。如果不是政府采取了刺激經濟發展的措施，情況會比現在更糟，但這些刺激措施的時間太短、規模太小，規劃也不夠好。奧巴馬政府意識到這個問題時有一點晚。議案被提交國會討論，但控制國會的共和黨主張實行緊縮政策，使美國經濟進一步惡化。
一個正常增長的經濟體中，私營部門和公共部門應該隨著經濟規模的擴大而擴大，但美國的公共部門從業人數比危機前減少了約50萬。假如美國的增長正常，該人數應該增加200萬。所以我說政府的經濟刺激計劃雖然發揮了一定作用，但還不夠。例如，很多錢都無條件地給了銀行，卻沒有要求銀行把錢借給中小企業，流向美國普通民眾的錢少之又少，以上都是經濟刺激計劃中規劃不完善之處。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似乎認為緊縮政策并非良策，如今歐洲正在實行緊縮政策，您也提出歐洲需要結構性改革。請具體談談這個問題。
斯蒂格利茨：歐洲目前的經濟困境，一部分是緊縮政策所造成的，并且緊縮力度最大的國家，經濟表現也最差。希臘就是最好的例子，排除通貨膨脹因素，希臘的勞動年齡人口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危機前低25%，出現了經濟蕭條的現象。德國等歐洲國家所堅持的緊縮政策使歐洲大部分地區受害。
我所說的結構性改革是針對整個歐元區本身的。歐元的誕生不僅意味著一些國家可以通用一種貨幣，還意味著各國使用了一種無法控制的貨幣，造成了主權債務危機，同時還使調整機制中最重要的利率和匯率無法正常發揮調控作用，造成金融系統不穩定。金錢從貧窮國家流向富裕國家，貧窮國家受教育水平最高者涌向富裕國家，形成了不穩定的體制，這非但沒有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反而扭曲了歐洲經濟。從這個角度看，歐洲需要結構性改革。倘若歐洲要實行貨幣聯盟和通用貨幣，就必須有更多的財政聯邦制度，在財政方面通力合作，擁有銀行業聯盟，制定產業政策、發展計劃，促進落后產業的發展。但今天歐洲的做法恰恰與這些背道而馳。
世界貿易應朝多邊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剛才談了部分發達國家的經濟狀況，那么現在新興國家的經濟發展又如何呢?
斯蒂格利茨：目前新興國家的狀況好得驚人。經濟危機發生后，很多人認為新興國家的經濟大量依賴出口，擔心歐洲和美國出口市場的崩潰可能會造成新興國家的經濟衰退，新興國家經濟能否持續發展。然而新興國家沒有采用緊縮政策觀念，而是意識到凱恩斯主義和經濟刺激計劃的重要性。例如，中國啟動了強有力的經濟刺激計劃，其經濟發展也為其他新興國家帶來巨大益處。盡管目前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但總體而言這是一件好事，因為中國從過去的重視數量向注重經濟質量轉變，使經濟增長更具可持續性和公平性。
另外，美國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已經造成了全球金融市場的混亂，使發展中國家、新興國家面臨更困難的處境。實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后，最初大量資金涌入許多新興國家，導致匯率升值，資產泡沫產生。美國還沒有修復好自己的金融市場，資金沒有流向真正需要去的地方。現在美國逐漸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卻造成了資金從許多國家流出，引起新一輪的破壞。美國在采取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時，應該多考慮該政策對其他國家可能造成的影響。
《中國社會科學報》：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還面臨哪些主要挑戰，該如何應對?
斯蒂格利茨：隨著經濟增長，國家由一個階段發展到下一個階段時，必須重新調整經濟結構。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仍然面臨很多挑戰，例如處理全球化和資金流動問題。現在，全世界在達成新的貿易協定方面存在很大壓力。新貿易協定中的大部分并不像其所規定的那樣有益于人民和國家。我們想要一個全球性而非地區性體系，需要一個多邊體系而不是將全球割裂的“意大利面條碗”現象，因此貿易協商應該在世界貿易組織內進行。但美國不愿取消其針對某些產業而采取的保護政策，導致現在仍沒有一個全球性協議。美國正試圖割裂全球貿易體系，并將知識產權制度、投資協議強加于人，使發展中國家難以獲取相關知識，而這些知識對當前的發展中國家至關重要。
不平等現象的加劇是中國和其他很多新興國家面臨的另一個挑戰。現在美國貧困問題加劇，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這也是很多新興國家所面臨的問題。有些國家能緩解不平等、減少貧困，實現機會均等，這就表明不平等現象不僅是經濟發展造成的，也是經濟政策和政治造成的。另外穩定對新興國家而言非常重要，要實現可持續發展、社會和經濟穩定，就必須解決不平等和機會不均等的問題。
應對這些挑戰，只靠市場是不行的，需要政府發揮積極作用。政府要在各領域促進公平和經濟轉型，這是市場難以做到的。中國想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同時也應注意到市場自身有時會作出很糟糕的決定，因此需要建立一個框架讓市場促進發展、增進社會和諧與社會福祉，確保環境不被污染，人們的受教育水平不斷提高，創造激勵創新的環境，使不同部門能為彼此帶來益處，共享知識等。另外，教育也將發揮重要作用，幫助人們擺脫貧困。對中國而言，進一步發展醫療衛生事業也很重要。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如何促進中國的經濟轉型，建立更加依賴內需和消費的發展模式?
斯蒂格利茨：內需既可以是個人消費，也可以是政府出資的消費，如教育和衛生事業。政府可以在促進城鎮化、打造宜居城市方面有所投入。在私營部門中，提高工資、設立工會幫助工人提高生活水平很重要。建立良好的社會保障體系，工人就可以消費更多，從而刺激內需。另外，美國的經驗表明，私營衛生保健系統不可行，因此中國建立一個公共衛生醫療體系也很重要。英國、瑞士、瑞典也都有通過公共消費刺激內需的成功經驗。政府要參與到城鎮化進程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人們的生活質量和環境等。
中國要從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轉變，就要加強縱向創新，發展創新性經濟。中國的一些企業也在創新方面做得很不錯，但我要強調必須關注創新的源泉——基礎科學研究。中國要實現趕超，也必須了解基礎科學，加大對大學和基礎科學的投入。
全球總需求成經濟發展關鍵閥門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曾提出當前全球經濟的最大問題在于全球總需求，我們該如何解決這一問題?
斯蒂格利茨：全球總需求問題有的是在很多國家都存在，有的與全球經濟體系的運行方式有關。歐洲和美國實行緊縮政策削弱了全球總需求。二者的金融體系未能向中小型企業提供足夠的信貸以促進就業，這關系到全球的利益，我希望這個問題能夠盡快得到解決。另一個問題是全球不平等問題。如果社會更平等，經濟就會更強勁。另外是全球經濟體系的運行法則。我們需要一個全球儲備體系。正是因為沒有這樣一個體系，全球總需求才被削弱。我們知道應當做什么，但問題在于在國家乃至全球層面，是否有政治機構和政治意愿來推動問題的解決。金融危機及其后果讓我們都意識到加強全球合作的必要性和困難性，要讓每個人都知道應該對全球金融監管加大協調力度。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認為后危機時代世界經濟的前景如何?
斯蒂格利茨：我們正在創造一個與危機前截然不同的世界。金融危機暴露了美國經濟模式的弱點，削弱了美國的軟實力。如今世界愈加多極化，權力更加分散，有了更多的全球合作與協調，像美國這樣的特殊利益體或許很難建立一個以犧牲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利益為代價的全球經濟體系。這有利于全球化的公平。今后的問題在于我們是否可以讓這樣一個體系良好運轉。我此前提議建立“政策對話倡議組織”時也抱著這樣一個初衷，希望它能促進平等的全球化，讓世界更平等、更穩定，生活水平更高。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