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前瞻：大佬說改革

　　【中國新聞周刊網10月18日綜合報道(記者 廖娟)】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今年11月在北京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主要議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問題。

　　1978年以來的35年，已經進行過7次三中全會，每一次都對國家政治經濟生活的重大問題作出了重要部署。

　　為什么是三中全會?

　　按照中共政治慣例，每屆中共中央的一中全會往往是緊接在黨的代表大會之后召開，主題是“人事”，討論選舉中央最高領導層，比如選舉政治局常委，通過中央書記處成員，決定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等。而二中全會，則是在全國兩會換屆前召開，主要討論的是新一屆國家機構的人事問題。

　　而到了三中全會，每屆中共中央即國家機構的人事問題已經安排妥當，可以全力投入國家的發展和改革問題。歷屆三中全會往往帶有每屆中央領導集體的烙印，往往可以通過觀察三中全會的舉措，來發現本屆中央領導集體的施政特點。

　　在即將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各界期待中央推出一攬子改革方案，并明確推進時間表，真正拉開中國第四輪改革大幕。

　　你最關心的改革議題是什么?經濟學界和企業界大佬又怎么說?本網精編 《大佬說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前瞻》，以饗讀者。

　　厲以寧：必須給農村土地產權

　　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在中國經濟十月談會議上表示，中國當前迫切需要進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二次分配應該加快城鄉社會保障的一體化。

　　厲以寧稱，中國目前處于雙重轉型的時期，所謂雙重轉型，一是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現代社會。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入市場經濟體制。

　　在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現代社會方面，厲以寧稱，目前正在推進城鎮化，但農業和城鎮兩種戶口制度的存在，使得農民的身份和權利與城鎮居民不平等。收入差距大，福利待遇低，需進行城鄉戶口一元化和收入分配改革。

　　他表示收入分配改革的重點應放在第一次分配，因為第一次分配是根據市場的基礎進行的，當前還沒有對農村土地進行第一次分配。必須給農村土地產權，這正是新農村改革的起點。

　　二次分配也很重要，但是需要調整，主要靠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進行調整。城鎮化過程正在進行中，人的城鎮化是當前最主要的，這就是中國經濟的升級問題。

　　“城鄉兩種戶口制度使農民工享受不到城市工人的福利，比如醫療。所以說，中國一次分配有差距，二次分配還擴大了差距”。厲以寧指出，西方國家施行一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補，即一次分配不足有差距時，二次分配時通過稅收、補貼、福利待遇等措施把差距縮小。

　　吳敬璉：體制改革已到關口

　　經濟學家吳敬璉在9月14日的讀書會上為新一輪改革把脈，直言“經濟增長模式轉型已經提出了將近20年，但是到現在尚未成功，它的關鍵問題還是體制上的問題。”

　　體制改革進程中的阻礙，給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不容忽視的危機。吳敬璉警示道，以宏觀層面為例，主要表現在于我國的資產負債率太高，若這種情況再不改變，將可能爆發系統性的危機。一些地區出現的危機很快傳到其他地方，比如溫州、蘇南等地相繼出現的“跑路”事件，包括6月的錢荒，其實都是給人們發預警信號。

　　微觀方面即表現為基本生存環境出現問題，“經濟增長的模式、增長方式并沒有轉型，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感覺到，我們生存的最基本的條件--土地、水、空氣，現在都出了問題。”

　　為何我國經濟發展方式改革一直未能取得實質性進展?吳敬璉認為，關鍵在于體制上的問題未能得以解決。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以及體制改革是當今我國面臨的兩個主要問題，這兩個問題互相關聯。“政府仍然掌握了太多的配置資源的權力，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不但沒有加強，反而弱化了。后者就是把GDP增長看作政績的主要標志。所以，各級政府都要運用自己手里配置資源的權力，去投資，用資源投入去拉動GDP的增長。”

　　在吳敬璉看來，我國的體制改革問題已到關口，“十八屆三中全會即將制定改革的路線圖，而這個改革的路線圖是不是制定得好、能不能夠圓滿執行，就決定了我們這個轉型到底轉得過來，還是轉不過來。”

　　許小年：取消而不是改革戶籍制度

　　許小年表示，城鎮化是改革開放后資源自由流動和重新配置的結果，而非政策變量。城鎮化應當是經濟發展和市場發展的自然結果。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城鎮化率還不到20%，而現在不知不覺已經達到了50%，因此，城鎮化是市場經濟發展的自身形成的結果。

　　如何促進城鎮化，許小年建議：首先，取消戶籍制度而不是改革戶籍制度，讓城市的農民工真正享受和城里人一樣的各項待遇，人口自由流動，這樣會從根本上解決城鎮化的問題。其次，進行土地制度改革，給農民的土地進行確權，農民有了確權就有了屬于自己的財富，農民個人和集體土地直接入市，自然會降低地價和房價。城鎮化不是一廂情愿地將農民趕上樓，農民住到樓上，收入從哪里來，這不是城鎮化。第三，進行財政改革，降低對土地財政的依賴，放松和解除管制， 創造投資與就業機會。

　　柳傳志：經濟政策會更加開放

　　聯想控股董事長柳傳志表示，即將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經濟政策上會更加開放，這對企業發展是利好消息，而他本人最關心的是土地確權。

　　做實業的到底如何排兵布陣，必須密切關注政策的走向和動態。最近我們頻頻開會，研究政策趨勢，分析如果政策更放開我們怎么做，如果收緊我們怎么做。隨著逐步傳達出的一些信號，中國的經濟政策逐漸明朗，我們心里越來越踏實，也比較放心了經濟政策上未來是會進一步開放的。

　　分析此判斷的依據時，柳傳志列出了幾點理由：1)金融領域，允許民營企業進入銀行就比以前開放了一步。2)城市城建允許民營企業進入參與，也是很大的開放。3)農民土地確權問題得到了關注，如果以后房地產市場發展正常化，地方政府能更多依靠稅收而不是賣地來得到收入，會為地方帶來持續的發展動力。4)城鎮化的發展，大量人口從農村轉移到城市，保證了房地產行業不會一擁而上，但也不會被限制得不能發展。5)服務業得到重視，尤其教育、醫療等基礎服務業，將解決大量人口的就業。

　　任志強：不解決產權問題我們不敢投資

　　任志強說我覺得中國的經濟問題很重要的一個是私有產權的保護問題，如果企業家的財產權利和做人的權利不能得到保證的時候，今天是你，明天就是我，所以每個人要把這個問題當成自己的事做討論。

　　所以我想三中全會最后給人們，如果僅僅是說經濟上放開哪些，你可以進行投資，但如果不能消除人們對財產權利的保護和個人權利保護的恐懼感，我不覺得這次的三中全會能像前面所說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那樣產生一個巨大的推動作用。如果真想像十一屆三中全那樣會給出了是中國政治上的一個保證，就是說先對歷史的問題做一個說明，黨內若干問題的幾點意見，然后大家就放心了，應該這樣，可以充分的往前跑，否則要想讓中國的經濟真正能走入正軌還有一段距離。

　　賈康：分稅制或有變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日前表示，十八屆三中全會上，財政體制改革將是議題之一，地方政府收入最終可能提高。

　　中國1994年啟動的旨在提高中央財政收入的“分稅制”改革使中央占據了大部分稅收，并通過財政轉移和補貼的方式將部分資金讓渡給地方政府。分稅制改革限制了地方政府的收入來源，導致對土地財政的依賴性增加，官方資料顯示，土地出讓收入目前約占地方政府總收入的25%。

　　賈康表示，鑒于大城市空氣污染問題引起廣泛關注，本次會議也可能討論資源稅問題。中國可能采取的一項改革措施是，將資源稅的征收范圍擴大到金屬和煤炭。

　　賈康說，房產稅試點也必須擴大，但重點應是豪宅。

　　宋曉梧：更徹底的市場化

　　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國社會財富增加迅速，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極大改善，在很多“過來人”看來，社會財富的增加就像魔術一樣。

　　但經濟關系中政企不分、政資不分、政社不分、政事不分的現象仍比較突出，財稅體制弊端凸顯，中央和地方的財力與事權不匹配，現代金融體系有待完善，所有制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出現不少新矛盾，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存在一些薄弱環節。

　　一些地方政府通過對土地運作，經營城市，層層下達招商引資任務、分解GDP指標，地方政府儼然成為一個企業，地方政府首腦成為當地經濟活動的董事長和總經理。宋曉梧認為，“諸侯經濟”、地方政府公司化問題嚴重，在某種程度上已成改革要解決的突出問題。

　　與之相關的是財稅體制弊端。上世紀90年代初進行的分稅制改革，讓中央政府財力偏弱狀況等到改善，但經過十多年發展，新的稅制不合理問題凸顯出來，例如地方的財權與事權不匹配。據悉，即將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會就完善財稅體系出臺重要政策。

　　今年3月以來，國務院多次召開會議研究、部署政府職能轉變工作，并進行了細致的分工和安排。三次集中下放、取消行政審批權，政府管理要由事前審批更多地轉為事中事后監管，實行“寬進嚴管”。

　　宋曉梧提出，這一輪政府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重在簡政放權，除了中央向地方放權外，政府向社會放權也是其中重要內容，即把政府不該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交給企業、社會組織、中介機構去管。

　　這項改革能夠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組織發展程度，這就需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之時，大力鼓勵社會組織發展，不再走“官辦、官管、官運作”的老路。

　　吳穎民：給大學放權

　　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吳穎民認為，高考考試科目、分數比值以及錄取方式要由各省自己定。他還進一步建議，最好的方向是給大學放權，大學有更大的權力，不同的需求、標準，會促使基礎教育人才培養的多樣化。放權、多樣化是目前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措施。

　　關于放權后可能導致的“暗箱操作”，吳穎民表示，不邁出這一步代價可能更大。現在大家都擔心“暗箱操作”，其實有解決的辦法，就是“曬太陽”，讓大學的一切操作在陽光下進行。

　　張維迎：改革不等人

　　張維迎曾不止一次的表示，過去十年既是中國經濟最好的十年，也是社會和諧最壞的十年，同時也是政治改革失去的十年。而未來十年則是中國改革的“窗口期”，我們還是應該有所期待。

　　“新一代領導人經歷過文革這一特殊時期”，但改革不等人。張維迎警告稱，“過了這個村，就沒了這個店”。在張維迎看來，既得利益者有可能變成改革者。如果不承認這一點，以為所有的變革都是你死我活，人類是沒有希望的。

　　張維迎表示，中國改革的總目標是建立一個“自由、公正、法治、民主”的社會，在經濟上堅持自由市場和死于產權制度，在政治上則建立憲政和民主制度。張維迎估計，這一過程大概需要30年的時間。

　　馮侖：不是走夜路吹口哨

　　馮侖開玩笑說，他的干爹曾經調侃過他，說馮侖18歲的時候第一次聽說改革，就像少女聽說愛情一樣第一次心動，“你是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給自己壯膽。”

　　但是，馮侖并不認同，他說他38歲被改革，最后下海做生意，到48歲這個事都快遺忘了，大家才開始說改革。他認為，他的心里一直期望，三中全會以后，再談到改革的時候，就不是走夜路吹口哨，而是要在陽光下唱心里的歌。

　　其實改革是分兩部分的，一部分是拆，一部分是建。以前我們比較注重拆，現在建就比較難。我覺得作為企業家，我們在公益領域做一些正面的事，那我們就能在社會建設方面發揮力所能及的作用。

　　黃怒波：要有契約感

　　對于即將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坤投資董事長黃怒波表示對市場改革非常期待，也非常看好。他表示，因為這個新的班子上來以后，我們也看到了改革不是光喊不做或者先把雷聲打的很大，而是扎扎實實的一步一步的，一個措施一個措施推，他覺得這是真正的改革。至于大的定調，他相信三中全會會給我們能夠穩定十年的預期的定調，所以全世界都在盼，尤其企業家們，而且目前看都是抱著樂觀的情緒，中國的經濟還會有另外一次起飛。

　　對于最期待哪一方面的改革，他認為是推動民營企業的發展。他說，過去十年政府越來越把市場固化，表現的形式就是國進民退。他希望十八屆三中全會解決掉政府要說話算數，要讓人放心，要有契約感，要解決了這個問題，首先是要他解決了社會才有公平可言。

　　他表示，其實對于改革開放，始終有一股逆流在抵制，社會上有一種思潮。這種思潮有二種，一是回到過去的集體所有制才是他想要的教條的主義;二是廣場情結，對社會的貧富不均他們有一個強烈的情緒。他說，正是由于社會上這些斗爭一直沒有斷，在讓民營企業家入黨的時候，黨內有很大很大的爭論的。他認為，這是因為中國還沒有從文革走出來，現在還是后文革時期。他表示，所以他提出來，必須清算文革，因為文革破壞了他們的一切價值觀念。包括他自己，有痞子情結，中國企業家很多都有這種情結。因為他們都是文革過來的人，都當過紅小兵紅衛兵，如果他們沒有從心底里清算那個混亂的年代，他們怎么能知道我們過去錯在哪?

　　作為一個企業家在推動社會變革的責任，他表示企業家先做好自己，不要去行賄，不要走灰色地帶，就已經了不起了，自身能成長好了，就推動中國變革了，因為企業家是巨大利益的既得者，很多資源在手里，所以企業家自己先把自己變好。

　　張欣：推進私有化

　　SOHO中國CEO兼執行董事張欣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呼吁政府能在10月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給出明確的政策方向，包括推進私有化，推行市場導向的改革，以促使近期放緩的中國經濟盡快反彈。

　　她指出，由于中國經濟中存在的“不確定性”以及經濟改革方向的不明朗，企業眼下都不愿大規模投資。

　　張欣指出，在應對西方金融危機時，當時中國出臺了一項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編者注：“四萬億”計劃)，隨著刺激方案的推出，資金直接流向了國有經濟，立刻增強了國有企業的實力，而削弱了私人部門。

　　她說，人們對于新一屆領導人的期望是：帶動經濟重新走上正軌，讓私營部門發展，這才是人們希望看到的。

　　王健林：希望掀起類似92年的改革潮

　　大連萬達董事長王健林表示對將于11月份召開的中共十八屆三中充滿期待，希望這次全會后，再掀起一次類似1992年的改革大潮。王健林是在參加在大連舉行的夏季達沃斯論壇時做上述表示的。

　　王健林表示，新一屆政府上臺已經6個月，對于釋放改革紅利說的已經十分明顯，而即將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改革議題為重點研究對象，是中共歷史上第一次以改革為主題的全會。“當然十一屆三中全會也是研究改革，但是它在初期并不是研究改革開放的，開會期間才轉入這一話題。”

　　1989年后，中國經歷一段時間改革停滯階段，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并發表著名的南巡講話，中國得以重啟改革進程，并在隨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后來中國經濟的騰飛奠定了制度基礎。

　　歷次三中全會主題

　　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把“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十二屆三中全會標志著改革由農村走向城市，確立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十三屆三中全會適逢新舊兩種體制轉換，因此治理和整頓了經濟秩序;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十五屆三中全會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十六屆三中全會對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了新的思路和舉措;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完善土地流轉，激活農村金融。

　　(綜合《南方都市報》、《新京報》、《每日經濟新聞》、《財經》、《金融時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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