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斯蒂格利茨：99％人民的覺醒

 　(美)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劉占輝 王成文 譯

　　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他曾經是克林頓總統經濟團隊的成員，20世紀90年代中期擔任美國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后來進入世界銀行，擔任首席經濟學家和高級副總裁。美國“每日野獸”新聞網2012年5月2日刊登了其題為《99%人民的覺醒》的文章，分析了2011年在世界各地發生的各種抗議運動的爆發原因以及這些運動給世界帶來的影響。

　　現在是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時刻，全世界都有人站起來，指出有些事情出了錯并要求改變。在動蕩不安的1848年和1968年，情況也是如此。2011年當然也是這樣。這一年，許多國家的人民對失業、收入分配、不平等感到憤怒與不滿，他們覺得制度是不公平的，甚至已經破產。

　　1848年和1968年都標志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2011年可能也是如此。當今的全球化時代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它讓思想的醞釀與傳播可以跨越國界。始于北非地中海沿岸小國突尼斯的年輕人起義，蔓延到了鄰近的埃及，然后是其他中東國家，接下來是西班牙和希臘、大不列顛王國和華爾街，最后蔓延到了全世界的其他城市。在某些地區，抗議的火花至少從短期來看被撲滅了。但是，在其他地方，小規模的抗議最后促成了整個社會的劇變，把埃及的侯賽尼•穆巴拉克、利比亞的穆阿邁爾•卡扎菲、其他國家的政府和政府官員趕下了臺。

　　有些事情出了錯

　　在實行獨裁統治的突尼斯和埃及，年輕人發動起義是可以理解的。他們沒有通過民主程序來尋求變革的機會。但是，在西方民主國家，選舉政治也遭遇了失敗。人們對政治過程越來越失望。2010年，美國年輕人對中期選舉的參與就能說明問題：投票率僅為20%，低得讓人難以接受;這與不能接受的高失業率相一致。貝拉克•奧巴馬總統曾經承諾“我們可以相信變革”，但是他公布的經濟政策卻跟以前的政策并無二致，這些經濟政策正是由那些導致經濟災難的人設計并實施的。在突尼斯和埃及這樣的國家，年輕人早就厭倦了那些老年遲暮、古板僵化的領導人，后者以社會大眾為代價來保護自己的利益。

　　這些參與占領運動的年輕抗議者們——后來他們的父母、祖父母、老師也參與進來——是希望的象征。這些抗議者既不是革命分子，也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他們不想推翻現有的制度。他們仍然認為，選舉制度是可以發揮作用的，只是要有足夠多的普通人發出自己的聲音。這些抗議者走上街頭，是為了推動制度的變革，為了提醒各級政府要對人民負責。

　　西班牙的年輕抗議者為其運動所選擇的名字los indignados，意思是“憤憤不平”或“義憤填膺”——概括了全世界人民的感受。他們對許多事情感到憤憤不平。在美國，抗議者的標語變成了“百分之九十九”。舉著這個標語的抗議者呼喊著我在2011年年初為《名利場》雜志所寫的一篇文章的標題，那篇文章的標題是《屬于1%的人的民有、民治、民享》。這篇文章引用的研究結果描述了美國不平等的急劇增加：1%的人口控制著大約40%的財富，把全部收入的約20%裝入自己的腰包。在其他一些國家，沒有機會和工作以及感受到普通人被排斥在經濟和政治體制之外，導致了人們的不滿。埃及活動家加瓦德•納布斯在他的文章中討論了埃及的制度是如何被設計為服務社會上層的工具，他不斷地提到“公平”這個詞，來描述穆巴拉克統治下的埃及所缺少的東西。

　　其他因素也為抗議推波助瀾，那就是不公平感。在突尼斯、埃及和其他中東國家，人們得到一份工作很難，已有的崗位都給了那些政治上有關系的人。在美國，看起來好像比較公平，但是那只是表面現象。以前，從最好的學校畢業、拿到最好成績的人有更好的機會得到比較好的工作。現在，這樣的制度被人做了手腳，原因在于有錢的家長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幼兒園、最好的小學、最好的中學，這些學生就比別人有大得多的機會進入頂尖大學。在很多頂級的學校里，大部分學生來自頂層1/4的家庭，而來自底層家庭的學生數量很少。為了得到一份好工作，人們要有相應的經驗;為了獲得經驗，人們得去實習;為了得到一份好的實習工作，人們要有關系和財力支持，以便在沒有收入來源時能夠繼續度日。

　　在全世界，金融危機觸發了一種新的不公平感，或者更準確地說，人們最近才認識到，，我們的經濟制度是不公平的，這一點在過去已經被模糊地感知到了，但是現在卻無法再被忽視了。我們的報酬制度——哪些人獲得高收入，哪些人獲得低收入——一直遭到質疑，而這種不平等的辯護者們為這樣的不平等為什么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人們所期待的提供了論證。不平等一直在隨著時間而緩慢增長。據說，有時候人們觀察不平等的增長情況就像是觀察小草的生長情況一樣。日子一天天地過去，人們看不到任何變化。不過，那些住在被廢棄的、依靠次級貸款購買的房屋附近的人太清楚了，幾個月內，灌木和野草很快能取代以前修剪得整整齊齊的草坪。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化的發生是明白無誤的;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平等增加到了不能再被人忽視的地步。這就是美國和世界其他許多國家所發生的情況。

　　即便是在美國這樣一個不習慣階級斗爭的國家，現在人們也已對上層人士應該以較高稅率或者至少不以較低稅率納稅達成了廣泛一致。可能有一些處在上層的人認為，他們的錢是通過辛勤工作掙來的，他們有權利持有這些收入，但是現實情況是，一個人的成功不是靠自己單打獨斗得來的(很多富人也的確認識到了這一現實)。通常情況下，窮人的工作遠比富人更辛苦。在發展中國家，窮人缺乏受教育的機會，沒有獲得資金的途徑，他們的經濟運轉不良，但是，他們要花大量時間去擔水、砍柴、辛苦地從事手工勞動。即便是在發達國家，人們的人生際遇也受到了出生背景、教育程度、父母收入的影響。通常人們把這些都歸結為運氣，即在合適的時間出現在了合適的地點。

　　2011年，讓抗議者們感到憤怒的不僅僅是日益加劇的不平等。還有一個原因是，他們意識到不平等收入當中至少有部分收入不是靠誠實勞動獲得的。不公正推動著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參與者們，也推動著阿拉伯之春運動中的突尼斯青年們。如果一些人為社會中其他人收入的上漲做出了貢獻，那么，他們從自己的貢獻中拿走一部分(或是很大部分)，便被認為是公平的。實際上，經濟學中的主導范式試圖通過如下觀點來證明社會不平等的合理性，即社會不平等與“邊際”生產力的差異有關：那些處在邊際的人，對社會做的貢獻更大，所以得到的就更多。

　　現在，金融危機的結果是，銀行家們順手拿走了大筆獎金，那些飽受危機之苦的人落得失業的結局，而正是這些銀行家們不計后果的和掠奪性的借款導致了這次危機，這是極不公平的。同樣極不公平的是，政府幫助銀行脫離了困境，但是卻不愿意為那些本身沒有過錯的不能就業的人延長失業保險，也不為失去家園的幾百萬人提供一些幫助(哪怕只是象征性的)。這就使得那些為不平等進行辯護的理由站不住腳了——這些理由主張，為社會做出較大貢獻的人應當得到較多的報酬。盡管銀行家們對社會的貢獻——甚至是對自己企業的貢獻——一直就是負數，但是他們卻拿到了大筆報酬。在其他行業，把企業搞垮、讓股東和工人遭受損失的首席執行官們得到了巨額獎金作為報酬。

　　如果沒人對此負責，那么問題一定出在經濟制度上。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結論，也是抗議者們有理由感到憤怒的原因。

　　以前的事情只能用道德剝奪這樣的詞來描述。大批金融業從業人員的道德準則發生了偏差。當一個社會的規范以數量如此多的人失去道德準則的方式發生了改變，同時為數不多的舉報又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這就意味著整個社會出了大問題。這一問題不只是與丟掉了道德準則的個人有關，而且與社會本身有關。

　　這些抗議告訴我們：人們感到憤怒，而憤怒帶來希望。美國人一直就有理想主義的傾向，這可以從他們的學校教育和政治言辭中反映出來。孩子們讀《獨立宣言》，里面寫的是“人人生而平等”，他們照著字面意思來解讀這些話，認為所有人都平等，無論白人還是黑人，并且他們相信這些話。他們背誦《效忠誓言》，里面承諾“為所有人謀求正義”，他們也相信了。

　　市場失靈

　　對各種企業的不滿可以列出一個長長的清單，而且這一清單由來已久。比如，煙草公司暗地里使它們那些有害健康的產品更讓人上癮，它們甚至想說服美國人相信：沒有科學證據表明香煙對人體有害，而它們的文件中卻滿是相反的證據。埃克森石油公司也采用類似的方式，試圖花錢來說服美國相信：有關全球變暖的證據是站不住腳的，盡管美國國家科學院以及其他科學機構都認為這方面的證據是強有力的。化學企業毒害了水資源;而且，當它們的工廠發生爆炸時，它們拒絕為導致的死亡和破壞負責。制藥企業利用它們的壟斷權使藥價大大高于其生產成本，這宣判了那些買不起藥的人的死刑。

　　金融危機本身暴露了更多的弊端。一方面，窮人深受銀行掠奪性貸款業務之苦，另一方面，幾乎每個美國人都深受具有欺騙性的信用卡業務之苦。經濟仍然因為金融業的錯誤而在步履艱難地發展著，而英國石油公司的漏油事件表明了企業草率行事的另一個方面：鉆井過程中的漫不經心已經對環境造成危害，同時也威脅著以漁業和旅游為生的幾千人的飯碗。

　　不過，即便在這場危機發生之前，也已經有證據表明市場經濟沒有給大多數美國人帶來多大好處。雖然GDP依然在增長，但是大部分美國公民的經濟狀況卻變得更差了。即便是受到右派長期支持的經濟學規律也不再有效。前面，我們解釋了為什么那種假設性地將報酬與對社會的貢獻聯系起來的理論已經被大蕭條證明是錯誤的。這個理論認為，在一個極其有效率的市場中，競爭應該是極為激烈的，以至于“超額”利潤(超出正常資本回報部分的收益)趨于零。但是，我們卻看到，銀行每年輕易贏得巨額利潤的規模如此之大，以至于很難相信市場真的是競爭性的。標準經濟學課程講的是供需法則，價格的確定是為了讓供需達到平衡。在這種理論模型中，沒有失業、信用配給這樣的概念。但實際上，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既存在大量沒有得到滿足的需要(比如，讓窮人脫貧的投資，讓非洲和世界其他大洲中的不發達國家進行發展的投資，調整全球經濟以應對全球變暖的挑戰所需要的投資)，也存在大量沒有得到充分利用的資源(比如閑置的或沒有發揮其最大生產潛能的工人和機器)。截止到2011年12月，2500萬美國人得不到全職工作;在歐洲，這個數字也差不多。

　　創新與全球化為我們提供了最新的、同時也是最重要的觀察市場失靈情況的環境。當初人們期待著創新與全球化使美國經濟更加繁榮;可實際上，它們所帶來的是讓美國大部分公民愈加貧窮的經濟。

　　在最近的研究中，布魯斯•格林沃爾德和我將大蕭條的根源追溯為農業生產率快速增長以至于為全世界生產糧食所需要的人越來越少。1900年的美國，大部分的勞動力在農場耕作;今天，不到2%的人口在生產糧食，其產量超過了龐大的美國人口所能消耗的數量——有大量剩余用于出口。隨著時間的推移，大量從事農業的剩余人口在尋找其他的工作。可是，有時候，脫離農業生產的過程卻并不順利。1929年到1932年間，農產品價格猛跌，人們的收入估計也下滑了1/3到2/3不等。這種收入的急劇下降導致人們對工業制成品的需求也相應下降。農村房地產的價格下跌，人們也拿不到信貸，所以，盡管農民的收入已經很低了，但是他們還是深陷這一衰退中的部門動彈不得。只有越來越多的人從農業部門轉移出來，這種衰退才能停止。如果人們能夠得到重新安置，如果能夠創造新的就業機會，那么，生產率的提高就會增加人們的福利;但事實是，因為市場失靈，城市和農村的人口都受到了影響。

　　大蕭條時期，當1/6希望有份全職工作的美國人都得不到一份全職工作時，商店里卻用機器代替了那些低工資的收銀員，這看起來讓人覺得奇怪。創新可能很吸引人，甚至企業利潤可能會增加，但是它所產生的更廣泛的經濟和社會后果卻不容忽視，那就是供需平衡不向工人傾斜時，非技術工人的失業率增加，工資降低，從而導致不平等加劇。

　　政治失靈

　　政治制度看起來跟經濟制度一樣失靈了，并且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市場失靈與政治失靈是互相交織在一起的。制度沒能阻止危機，沒能制止不斷增加的不平等，沒能保護處在社會底層的人，沒能防止企業的弊端。制度失靈了，而不斷增加的赤字表明這些失靈在未來很可能繼續存在。

　　美國人、歐洲人以及世界上其他民主國家的人民都為自己國家的民主制度感到自豪。但是，抗議者們卻對是否存在真正的民主提出了質疑。真正的民主不僅僅是每兩年或每四年投一次票的權利。各種投票的選擇必須是有其意義的。政治家們必須傾聽公民的呼聲。然而，逐漸地，特別是在美國，政治制度更傾向于實行“一美元一票”，而不是“一人一票”。政治制度不是在糾正市場的失靈，而是在加劇這些失靈。

　　像沃倫•巴菲特這樣的億萬富翁所繳納的稅額(按他收入的百分比計算)比他的員工低，那些使全球經濟崩潰的投機者們所繳納稅金的稅率比那些為收入辛苦工作的人低，這樣的稅收體系強化了如下的論斷，即政治是不公平的，并在促進不平等的加劇。政治和經濟上的失靈是互相關聯的，并且它們彼此加強。一個放大了富人聲音的政治制度也創造了機會使法律法規的制定和實施的方式不僅不能保護普通公民免受富人的侵害，而且還讓富人以社會其他成員為代價變得更加富有。

　　全球化與市場

　　我對全球化的批評針對的不是全球化本身，而是治理它的方式：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如果不進行妥善治理，后果可能是災難性的。如果對它進行良好治理，至少到目前為止，有幾個國家的治理是成功的，則可以帶來巨大的效益。

　　市場經濟也是一樣：無論好壞，市場的力量是巨大的。過去200年中生產率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了過去兩千年，而市場起了核心作用，盡管政府也起了同樣的作用，這是自由市場主義者通常未能承認的事實。不過，人們必須要對市場進行馴服和調節，并且要不間斷地進行，以保證市場能夠為大多數公民的利益服務。在美國的進步時代，政府對市場進行了控制，當時第一次通過了一些有關市場競爭的法律。這發生在新政期間，當時通過了有關社會保障、就業和最低工資的法律。占領華爾街運動以及全世界其他地方的抗議者們所傳達出的信息是：需要對市場再一次進行馴服和調節。即便是在中東的部分地區，經濟在增長，但是所產生的利益卻并沒有產生涓滴效應。

　　從開羅到華爾街

　　40多年在發展中國家游歷的過程中，我一直在密切關注這些問題。2011年，我愉快地接受了去埃及、西班牙、突尼斯的邀請，在馬德里的雷蒂羅公園、紐約的祖科蒂公園見到了抗議者，在埃及我與那些在解放廣場發揮著關鍵作用的年輕男女交談。當我們交談時，我清楚地認識到，這些人知道制度在許多方面是如何失靈的。有人批評這些抗議者，說他們沒有一個議程，不過，這樣的批評忽略了抗議運動的重點。抗議運動表達的是對選舉過程的失望。它們是警鐘。

　　一方面，這些抗議者所要求的很少：要求能發揮其技能的機會，要求有得到體面工作和體面報酬的權利，要求一種更加公平的經濟和社會制度。他們的這些要求不是革命性的，而是漸進性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們要求的又很多：要求一種在其中真正起作用的是人民而不是美元的民主，要求一種履行其應有職能的市場經濟。這兩方面的要求互相關聯：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自發的市場不會運行良好。要想讓市場按人們所希望的那樣去運行，恰當的政府管制是必需的。可是，要進行這種管制，我們就必須擁有一種反映大眾的利益而不是特殊集團利益的民主。我們可能擁有金錢買得到的最好政府，但那樣的政府卻不夠好。

　　從某些方面來說，這些抗議者們已經取得了不小的成績：智庫、政府機關、媒體已經肯定了他們的主張，即現今社會存在著高度的和不合理的不平等，市場體系失靈。“我們是99%的人”這個表達方式已經走進了普通人的意識當中。沒有人能夠確定阿拉伯之春運動或占領華爾街運動會走向何方，但是下面這點卻是我們確信不疑的：這些年輕的抗議者們已經改變了公眾話語，改變了普通公民和政治家的意識。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04期，摘自2012年第11期《國外理論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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