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領導權與思想政治教育

意識形態領導權與思想政治教育

    

    一、意識形態領導權與意識形態控制力
    作為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和政治文化事實，意識形態雖已引起人們足夠的認識，但是至今尚未有統一的概念。這既在于意識形態本身看似無所不包，“具有非常寬泛的功用意義，且所有這些意義都不完全相容” ，也在于意識形態往往附著于文化與哲學思潮而變動，表現出繁雜的樣式，還在于意識形態與政治思想密切相關，呈現出實用化的跡象。
    馬克思主義認為意識形態是反映社會存在的，意識形態是特定社會階級或利益群體的自覺意識與觀念上層建筑系統。在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那里，意識形態既具有否定的意義，也有一般性的描述。正如哈恩在他的《馬克思主義和意識形態》一文中所說：“意識形態這一概念或術語很可能在雙重意義上被運用。一方面，它被馬克思和恩格斯具體地理解為虛假的意識的標志；另一方面，在馬克思主義和其他一些人的文獻中，它主要是作為一個階級的社會意識的總體概念而出現的。” 馬克思、恩格斯在對當時流行于德國的各種思潮，即構成德意志民族意識的所謂“德意志意識形態”作否定性批判，指出“意識形態是由所謂的思想家通過意識、但是通過虛假的意識完成的過程” 的同時，明確指出“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 
    葛蘭西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意識形態概念與思想，并具有獨特性。葛蘭西在分析無產階級革命失敗的根源時，認識到意識形態問題是主要因素，進而在分析市民社會的基礎上，提出了西歐無產階級革命的首要問題是意識形態領導權的獲得的著名命題。
    葛蘭西對意識形態的認識建立于對市民社會的分析之上。葛蘭西所指市民社會，不是從物質生活關系方面，而是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界定，將其描繪成獨立政治活動的特定核心和反對專制統治的一個至關重要的領域。他認為：“國家通常被理解為政治社會（或者被理解為專政，被理解為為了使廣大民眾順應某一特定時期的生產方式和經濟方式而建立起來的強制性機關），而不是被理解為政治社會與市民社會的平衡（不是被理解為某一社會集團通過教會、工會、學校等私人組織對整個社會實施的領導權），而知識分子恰恰是在市民社會當中發揮自己的作用的。” 在葛蘭西看來，國家=強權+市民社會。市民社會既包括政黨、工會、教會、學校等民間社會組織，也包括報刊等新聞媒介以及以知識分子為代表的學術團體。這些組織通過影響控制社會輿論而獲得對整個社會意識形態的領導權。市民社會屬于上層建筑。“我們目前可以確定兩個上層建筑‘階層’：一個可稱作‘市民社會’，即通常稱作‘私人的’組織的總和，另一個是‘政治社會’或‘國家’。” 
    葛蘭西認為，市民社會的發展狀態不一，決定了各個國家不同的政治體制。“在俄國，國家就是一切，市民社會處于原始狀態，尚未開化” ，因此，東方社會缺乏形成市民社會的基礎，只能形成以政治國家為主體的專制社會，而西方卻形成了以市民社會為主體的民主社會——“國家和市民社會關系得當，國家一旦動搖，穩定的市民社會結構立即就會顯露。國家不過是外在的壕溝，其背后是強大的堡壘和工事” 。葛蘭西認為東西方市民社會的不同情況決定了不同的革命策略。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市民社會’已經演變為更加復雜的結構，可以抵制直接經濟因素（如危機、蕭條等等）‘入侵’的災難性后果。市民社會的上層建筑就像現代戰爭的塹壕配系。在戰爭中，猛烈的炮火有時看似可以破壞敵人的全部防御體系，其實不過損壞了他們的外部掩蔽工事；而到進軍和出擊的時刻，才發覺自己面臨仍然有效的防御工事。” 對這些國家來說，暴力不是革命的主要形式，無產階級首先應贏得市民社會的支持與接受，并逐漸獲取意識形態領導權，待條件成熟時奪取政權。
    在葛蘭西那里，以暴力奪取政權的方式被稱為“運動戰”，而以意識形態領導權為主獲取政權的策略則被稱作“陣地戰”。“包括政治斗爭在內的機動戰（前線出擊）向陣地戰的轉變” ，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時期最重要的政治問題，也是最難得到正確解決的問題。他認為，無產階級要想獲得政權，首先應該消解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奪取意識形態的陣地并堅守，在逐步擴大無產階級意識形態陣地的同時，掌握無產階級文化領導權、意識形態領導權。1932年5月2日，葛蘭西在獄中書信中參照列寧的有關解釋，把克羅齊與馬克思主義進行比較，強調指出，“恰恰是在克羅齊苦心構想他自己的這一理論時，當代最偉大的理論家們在同一意義上創造了實踐的哲學，而且，他們與經濟主義的機械主義和宿命論觀念相反，重新估價了‘領導權’或者說是文化領導的那一方面。甚至可以肯定地說，最現代的實踐哲學的本質特征，恰恰在于‘領導權’這種歷史——政治學的概念。” 這一段敘述明確表明，葛蘭西已經牢固地把領導權特別是文化領導權問題視為中心問題，把它看作是解決知識分子問題和知識分子承擔的“文化領導”問題的中心點。在葛蘭西那里，文化不簡單是狹隘意義上的文化，而指整個階級的價值觀念，即意識形態。文化領導權就是意識形態領導權。
    “一個社會集團的霸權地位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即‘統治’和‘智識與道德的領導權’。一個社會集團統治著它往往會‘清除’或者甚至以武力來制服的敵對集團，他領導著同類的和結盟的集團。一個社會集團能夠也必須在贏得政權之前開始行使‘領導權’（這就是贏得政權的首要條件之—）；當它行使政權的時候就最終成了統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權，也必須繼續以往的‘領導’。” 就葛蘭西的革命觀來看，雖然包含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關系等各個方面，但他著重強調的還是意識形態領導權的掌控問題。雖然他的思想只是針對無產階級奪取政權而發，但對于取得勝利的無產階級執政者而言也同樣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對于市民社會成熟的資本主義國家而言，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主要方式是通過意識形態領導權的獲得來完成，而對于已奪取政權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而言，鞏固統治的重要手段之一還是掌握意識形態領導權問題。
    事實上，不僅對無產階級而言如此，歷史上的任何階級只要想實現對國家、社會的統治，都存在一個掌握意識形態領導權的問題。奴隸主階級、封建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前，都想盡一切辦法通過輿論、宗教、思想的啟蒙等手段實現對民眾的誘導，為其奪取政權奠定基礎。這實際上就是在奪取意識形態領導權。而當這些階級奪取政權以后，也面臨著一個控制意識形態的問題，即鞏固意識形態領導權。不僅各個社會的統治階級需要意識形態領導權，就連被統治階級也面臨著這一問題。奴隸的起義、農民的武裝斗爭、無產階級的革命都需要通過意識形態的滲透達到奪取政權之目的。陳勝、吳廣起義中“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呼喊，太平天國運動中的帶有平均主義色彩的綱領與口號，實現無產階級和全人類解放的馬克思主義的宣揚，都是對意識形態領導權的一次次影響與奪取。
    當一個階級革命成功，實現國家統治之后，自然而然就擁有了意識形態領導權，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意識形態領導權的擁有只代表了一種地位，問題的關鍵卻是如何鞏固意識形態領導權，即用主流意識形態教育民眾，實現思想的統一。基于這種認識，為了進一步顯現統治階級執政后加強意識形態領導權的重要性與緊迫性，我們主張以“意識形態控制力”來代替“意識形態領導權”。相對于“意識形態領導權”而言，“意識形態控制力”展現的不是一個執政階級的地位而是任務，它將促使執政階級及其政黨牢牢掌握意識形態的領導權并將其貫穿于實踐之中。這樣的表述更具有針對性，更能展示統治階級思想控制的重點與核心。
    這里的意識形態控制力有兩層含義：一是意識形態本身具有的規范約束性；二是統治階級通過對社會資源特別是政治資源的壟斷而對社會成員思想價值觀念的支配與控制。意識形態作為人類思想和行為定向的價值體系，提供著為人類所追求以至獻身的目標和理想，對每一個人的思想與行為都具有強大的約束力，促使個人朝向集體價值的方向努力發展。階級性是意識形態的本質特征，由此產生了它維護階級利益的功能。意識形態“既表現為同對現實生活的沉思相異，又表現為把取得支配地位的強有力的物質關系轉換成思想的王國” 。在一個國家中，統治階級由于擁有強大的物質基礎和技術基礎，由于在政治資源的占有與使用上占盡了優勢，由于擁有宣傳教育的強大載體與渠道，其對社會成員的思想進行控制是情理之中的事，更何況他們又特意采取種種方式有意識地對人的思想進行控制。不僅如此，統治階級在執政的同時，已經把它們的意識形態美化成全社會乃至全人類最美好、最具有人性的意識形態，“把它們提出來作為生活準則，一則是作為對自己統治的粉飾或意識，一則是作為這種統治的道德手段。” 在這種情況下，什么是共性與個性很難區分，生活于社會中的個人雖然個性很強，但卻在不知不覺中被支配與控制。
    二、思想政治教育：意識形態控制力實現的重要途徑
    任何一個階級實現對國家、社會的統治，都面臨一個統治手段的問題。一般來講，一個階級在確立統治地位之后，在沒有大的階級沖突的情況下，主要面臨的不再是武力，而是權力控制問題。雖然武力和權力都屬于調節不同生存單位之間關系的手段，但兩者有所不同，武力運用的是武裝力量，強調的是對民眾肉體的控制，權力運用的則是法律、制度等手段，實現的是對民眾意識上的強制。武力是權力的后盾，權力則是武力的延伸。當武力使民眾屈服之時，實現統治應主要求助于權力，而當權力對意識控制失控，統治階級就會轉用武力。由此可知，一個階級實現統治后，主要運用武力保障下的權力來治理國家與社會。
    在權力運用問題上，統治階級一般會采用國家機器威懾與意識形態教化兩種模式。按照唯物史觀，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上層建筑包括國家機器的上層建筑與作為意識形態的觀念上層建筑。統治階級在維護階級統治過程中，所采取的兩種權力模式，無非是兩種上層建筑運用的不同表現而已。任何一個階級在實現統治之后，都有一個獲得社會支持與認可的問題，即為自己的統治合法化作辯護。當然，達到這一目的，可通過國家強制力來實現。歷史上這樣的情況很多，一個階級通過武力推翻另一個階級的統治掌握國家政權后，利用國家強制機器對民眾實行威懾，民眾恐于暴力鎮壓，而接受統治階級及其社會制度的約束。表面看來，社會似乎進入了正軌，統治階級的統治也毫無隱患。但事實上，這種實現合法化的方式，只能一時有效，不能長期保持。因為民眾是被迫接受，并沒有在其意識中固化，一旦統治階級的統治出現內憂或外患，一旦社會出現大的動蕩，一旦統治階級無暇顧及對民眾的威懾或威懾軟化，民眾的逆反與不滿情緒就占據主導，就會威脅到統治階級的統治。這種情緒如果得不到及時引導，就有可能燃為推翻統治階級統治的熊熊大火。秦朝時，暴力鎮壓與強權威懾不可謂不強，體制建立不可謂不系統，但由于缺乏教化，最終秦嬴政萬世的夢想灰飛煙滅。與秦的短暫消失相反，古今中外歷史上凡是存在時間較長的國家中，除卻強權威懾之外，統治階級大都重視意識形態教化。
    如前所述，不但掌握意識形態領導權是任何一個階級在爭取實現統治的過程中要努力強化的，而且強化意識形態控制力更是一個階級在實現統治后，要牢牢把握并深化于實踐之中的問題。利用意識形態來實現統治制度的合法化，具有一切國家機器所不具備的優勢。它既可以利用統治階級作為社會領導的影響力，對人們的思想觀念產生影響，更可以深入民眾的日常生活之中，從思想深處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實現對統治階級意識的認同。這樣，人們不僅承認，并且樂于接受統治階級的統治，接受其賦予社會的制度體系與價值觀念。更為重要的是，一旦民眾實現了對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認同，不僅會心甘情愿地接受統治，更會在統治階級的統治出現紕漏或失誤時，維護這一制度，至少不會起來反對該制度。也正因為意識形態的這一重大功能，阿爾都塞將其稱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雖然這一稱謂未必恰當，但卻反映出意識形態控制對一個階級統治的重要作用。
    當然，無論是意識形態的領導權，還是意識形態控制力的實現都需要在展示強制力的同時，經由一定的手段和途徑來完成。“一套成功的意識形態，首先必須經過心理說服的過程，使群眾認同其理念，這是意識形態確立的首要步驟——符號化的步驟；爾后，必須透過政治強制的過程，使個人或集團與意識形態不相容的欲望或需求，以及與意識形態相左的理論或信仰，完全從群眾的公共溝通系統中排除掉，這是意識形態非符號化的步驟；最后，意識形態會被塑造成獨立于個人之外，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它成為一種典范，并且為個人或集團的思想行為形構了一個背景世界，成為個人或集團從事價值判斷或對周遭環境認知、評估時，不自覺地以它作為依據，亦即此時意識形態猶如自然般地對人產生命運的因果作用。這是意識形態典型化的步驟。” 這一過程表明，在階級社會中，為實現或維護統治，一定的階級或集團會通過教育向社會成員傳輸本階級的意識形態，以期在達到共同認識的基礎上實現或維護自身的階級統治。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政治特性，特別是其努力以占支配地位的價值觀念與思想方式向民眾進行教育與灌輸，促使全體成員形成共同持有的價值觀、信仰的特性，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成為統治階級鞏固政權和治理國家的首選。這樣，思想政治教育因與文化領導權、意識形態領導權之間的本質關聯，而成為意識形態傳播的主要渠道，成為統治階級意識形態領導權、意識形態控制力的重要體現。
    事實上，作為實施意識形態控制力的重要工具，思想政治教育更多表現為一種軟性力量，是一種國家“軟權力”。“軟權力”這一概念最早由約瑟夫•奈提出，主要相對于軍隊、經濟實力等有形力量資源，即“硬權力”而言，指文化、意識形態、民族凝聚力等無形的力量資源，其中意識形態處于核心地位。“軟權力”依靠的是某種思想、文化的吸引力和根據特定的價值標準和政治制度設置別人議程的能力，主要目的在于說服別人相信和同意某些行為準則、價值觀念和政治制度，以促使他們產生預期的行為。“軟權力”不像“硬權力”那樣通過軍事或經濟制裁等強迫方式起作用，而這種“軟權力”力量的獲得與發揮效用則在于文化、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引導力與同化力。“硬權力”是“命令”民眾做階級、國家需要他們想做的事情，而“軟權力”是通過意識形態的吸引力與導向力，左右民眾的認識，“要”民眾或者自愿，或者至少不強烈反對做階級、國家要求做的事。思想政治教育這一“軟權力”對民眾的影響是無形的、非對抗性的，一般不會遭到教育客體的抵制和反抗，甚至會得到教育對象的“歡迎”。
    三、學校教育：意識形態控制力強化的重要場域
    雖然思想政治教育是意識形態控制力得以實現的重要手段與途徑，雖然這一過程可以滲入人們的生活之中，但是在所有的可以實現這一功能的場域中，學校的地位最為突出。這不僅在于學校建立本身就具有意識形態控制的成分，更在于學校教育肩負著意識形態灌輸的重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學校就是意識形態工具。“有的教育學者把學校當作文化發展的產物、忽視其政治和經濟的成因，這是不科學的。實際上，奴隸主階級不僅是為著發展文化而創立學校的。學校產生以后固然是有促進文化的作用，但統治者不會先從文化發展，后從鞏固政權的角度考慮設校問題。就因為如此，我們隨處可以看出學校的階級烙印，看出享受和控制文化教育是統治階級的特權，看出學校中傳播的宗教信仰、倫理觀念、法權思想，樣樣切合統治者的利益。” “學校具有正面的教育功能，法院具有鎮壓和反面的教育功能，因此是最重要的國家活動；但是在事實上，大批其他所謂的個人主動權和活動也具有同樣的目的，它們構成統治階級政治文化霸權的手段。” 美國的政治學家安東尼•奧勒姆說得更為直白。他說：“學校在指導人民的政治思想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學校的任務是維持社會制度，保證后代人像前代人那樣思考政治。這實際意味著，社會對學校的期望主要是為社會訓練出好公民，訓練出有責任心的、尊重不斷發展的社會政治制度的、因而有助于維護和延續國家的公民。” 當這些教育在進行意識形態灌輸之時，不但肩負著思想政治教育的重任，事實上本身就已經成為思想政治教育。
    對于學校的意識形態性，人們一般愿意從理論上接受，但在真正的教育實踐中，許多人采取了或回避，或淡化，或漠視的態度。許多人針對我國曾一度存在的教育極度工具化、政治化的現象，從批判、否定工具化的極端出發，強調學校教育的無意識形態化，從而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這類觀點又可分為兩類，一類為公開地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進行批判，認為它應該退出學校，讓學校成為教育自由地、學術自由地，與政治無關，與社會主義無關。此類觀點較好辨別，也能夠引起人們的警惕，并且這類觀點一般都會遭到政府批判與社會反對。但是另一類觀點則不同，它不是直接對主流意識形態進行批判與否定，而是在反思教育，尋求教育回歸的大旗下，從以人為本的理念與教育目的出發，否認教育的階級性、意識形態性。這類觀點更具有欺騙性，更容易獲取社會民眾的“支持”。近年來，我國社會中此類觀點不斷涌出，主要有三種現象。
    一為以反思教育為名，對教育的意識形態性進行批判與否定。有人以反思中學語文教育為名，對中國教育進行“控訴”和“批判”，甚至“謾罵”——認為中學語文教育之所以不能遵循教育規律，科學地進行，關鍵在于其目標不在于培養人，而在于培養階級統治的工具，是政治教育完全代替語文教育的結果。在他們看來，中國的教育“只告訴學生在人類所有的思想財富中，只有馬克思主義是好的，其他一切都是壞的，都是對人類精神有損害的”，這樣的教育“把受教育者的精神變得非常單一，這實際上就是精神閹割。一個人從走進幼兒園開始就遭受這樣無情的閹割，精神生命哪還有發育和發展的余地！” 我們的教育“把人類的心靈變成了某種意識形態觀念的‘跑馬場’” 。就語文教育而言，“在我們這樣一個意識形態充斥的國度里，語言卻完全背離了其‘語言文學’的初衷，而被異化為簡單的‘用革命的方法分析革命的文章，培養革命的接班人’的意識形態工具。” 中學語文課本“最可怕的是，……都是圍繞政治在說話，它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語言表達的極端化——要么是好，要么是壞；要么是革命，要么是反革命。而維系這種極端化的語言的兩極的就是這種話語體系所要弘揚的‘斗爭精神’。” 以此為認識的基點，他們對中學語文課文進行了所謂剖析，對一些曾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的寶貴的精神財富進行丑化。在他們看來，《紀念白求恩》是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的命題，“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等詞匯“表面上看這是很美好很純潔的詞匯，但再往下推，為了某個崇高的‘共同理想’就可以要求別人犧牲生命，甚至可以強迫你犧牲生命，也就是可以殺人” ；《誰是最可愛的人》一文中“充斥于魏巍文章中對美國軍人和南朝鮮軍人的仇恨稱謂和大量基于意識形態褊狹立場的情緒化語句，營造了把歷史攪渾、把人的頭腦攪糊涂的氣氛” ，“字里行間還透著褊狹的黨派精神，透著宣傳國與國、民族與民族間仇恨的意味。” 
    二為以“中性化”的態度進行教育，回避教育的意識形態性。列寧早在1909年就明確指出，“在任何學校里，最重要的是課程的思想政治方向。這個方向由什么來決定呢？完全而且只能由教學人員來決定。” 這就是說，教育者的首要責任是保證教育的正確方向與教育目的性的實現。但在目前的教育實踐中，部分教育者只將自己看作是知識的傳授者，而不是思想的引導者。許多人以怕走極端為名，不愿意提及教育的意識形態性，選擇了所謂“中立”的立場，以“中性化”作為認識與教育的標準，作為教育者立身處事的“流行標簽”。這些人不愿意在科學性與意識形態的正確關系之中作出自己的判斷，以“中性化”作為立身之本、處事之方。在他們看來，講課就是知識的敘述而已，不需做任何分析評判，也無須對受教育者進行任何引導。教育者就是知識傳輸器，只管將知識傳遞下去，只要能維持知識傳輸帶正常工作即可，什么思想、意義與自己無涉。受教育者想從教育者那里獲取引導，不僅不可能，相反卻從教育者麻木不仁的態度中，更產生了疑惑。于是，“中國革命史”講授成了“中國文化史”，“馬克思主義哲學”變成了“西方哲學”，“政治經濟學”改成“西方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轉變為“社會發展理論”，“思想理論教育”則轉換為“心理健康教育”、“個性發展教育”，等等。更有甚者，在部分教育者的講解或編寫的教材、劇本中，革命故事、英雄人物本來的革命意義與英雄氣概蕩然無存，嚴肅的中國革命戰爭，變成了一場滑稽戲，革命的紅色在他們的策劃中變成了粉色或灰色，失去了應有的立場。
    三為以梳理思考現代大學制度為契機，以教授治校為口號，以學術自由為目標，試圖將意識形態排擠出學校。近年來，隨著高等教育改革步伐的加快，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已成為各界人士的共同追求。特別是最近一段時期，針對高校去行政化問題，“教授治校”的言論無論是在政界還是學界此起彼伏。許多人在回顧高等教育發展進程，特別是在對蔡元培、梅貽琦治校理念梳理的基礎上，認為中國高校應實行“教授治校”，實現學術自由化。實際上，在人類教育史上，固然有“教授治校”的提法與理念，但其實質意義不是“治校”而是“治學”，即“教授治學”。“教授治學”是指在大學里實行專家、教授對學校的教學、人才培養和學術研究的民主管理，就是使教授擁有學術權力，使專家學者在學術領域行使其決定權力。但是，許多人有意識回避“教授治學”的實質意義，認為應以“教授治校”排除行政權力，實現學校無政治化。在他們看來，無意識形態化才是中國高校的出路之所在。學校就是學者的自由聚集地，與政治無關，學術自由是其最高追求；教育就是培養有自由精神、有創新意識的人，與其政治立場無關，與意識形態無涉。
    上述現象的出現表面看來是對中國教育反思、是教育的所謂人性化復歸、是對教育工具化批判的結果。在這些人看來，只有純粹理性地無階級意識地去還原教育，反思教育，才是教育的正途。認為完全無意識形態化，是中國教育的正確發展之路。也正是這種非意識形態化的鼓吹，產生了極大的誘惑力，受到了很多人的吹捧。但透過表面去深究背后的主旨，其欺騙性則不言而喻。教育應該培養人，應該從人的本性出發引導人的發展，但這一引導是立足于社會現實的引導。人在社會中生存，不可能脫離精神文化的引導，不可能脫離政治思想的影響。人的自由發展是在階級與社會所設定的范圍內的發展。人要繼承歷史的精神文化，要接受傳統的教化，更要接受意識形態的教化與影響。接受意識形態教化是人的生活之必然，人唯一選擇的是接受何種意識形態教化的問題。
    事實上，就學校與教育而言，深化意識形態灌輸的任務，是它們在階級社會中的本質體現。任何一個社會的學校與教育都是如此。考察資本主義國家的教育狀況，我們不難發現，在任何一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或地區，都不存在“教育淡化政治”的現實，相反，資產階級對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對立與競爭有著十分清醒的認識，旗幟鮮明、不遺余力地努力維護和擴大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雖然在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學科體系或課程名稱，但卻在公民教育、道德教育、歷史教育等眾多的教育名目下，進行著階級意識的教育。在當代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種意識形態的教化完全融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與工作之中，學校等教育機構已成為意識形態的灌輸地與再生產地。正如阿爾都塞所言：“正是通過對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大規模教育包裝著的多種知識的學習，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的生產關系，即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關系，得以大量地再生產。為資產階級統治產生這種關鍵結果的機制，自然被學校普遍性統治的意識形態所掩蓋和遮蔽，之所以稱為普遍性統治，因為它是主導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根本形式之一：一個將學校表征為不受意識形態浸染的中性環境的意識形態（因為它是……世俗的），在這里，家長們（他們是自由的，因為他們是其孩子的擁有者）將孩子托付給教師們（絕對信任地），尊重孩子們的‘良知’與‘自由’的教師們，通過他們自己的榜樣、通過知識、文學和它們‘解放的’品質，為孩子們展開通往成年人的自由、道德和責任的道路。” 
    不僅如此，雖然上述人士名義上宣稱其出發點在于還原教育培養人的目的性而不是作為工具的本性，認為過去學校只重視教育在維護階級政治統治方面的價值，忽視或輕視其在社會管理、促進社會發展方面的功效，只注重利用教育實現和保證所培養社會人才的政治方向，忽視或輕視了教育在一個人的人性發展與精神價值觀建構中的導向價值。但是，事實上，他們卻仍然把教育作為了工具，作為了支撐他們觀點的工具。在他們看來，只有他們所主張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只有合于他們主張的教育才是科學的教育。他們雖然不承認自己的意識形態傾向，但在其言語之中，在其對現有教育的否定態度之中展示了自己的傾向。他們往往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理的、切實可行的思想，而對于馬克思主義則予以否定，要么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吃飯哲學”，要么認為馬克思主義是“立理以限事”的“人禍”，要么認為“馬列主義是諸多學說中的一種，如果在整個社會的教育體系中，將某一種學說、思想置于獨尊的地位，這就落入了蔡元培所極力避免的宗教迷霧之中” 。他們的這種做法與近年來社會上的部分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彼此呼應。對此，我們必須認清其實質并加以警惕，因為他們一再鼓吹無意識形態化，具有更大的欺騙性和迷惑性。由此來看，無意識形態、非意識形態在當前倒成了一種值得警惕的意識形態了！

    參考文獻：
    [1] 俞吾金：《意識形態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2] 宋惠昌：《當代意識形態研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
    [3] 鄭永廷、葉啟績等：《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年。
    [4] 劉建軍：《馬克思主義信仰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
    [5] 何增科：《市民社會概念的歷史演變》，載《中國社會科學》1994年第5期。
    [6] 阿爾都塞：《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一項研究的筆記）》，載齊澤克、阿多爾諾：《圖繪意識形態》，方杰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07期，摘自2011年第16期《馬克思主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