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昌明：中國能否“和平崛起”？——從鄭必堅的“博鰲”論文談起

錢昌明：中國能不能實現“和平崛起”？　　

——從鄭必堅的“博鰲”論文談起　　

2003年，在海南的博鰲論壇上，學者鄭必堅的一篇《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在2003年博鰲亞洲論壇的講演》，正式提出了“和平崛起”一詞，從此，“中國和平崛起”的提法就逐步傳播開來。　　

今年7月，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邁克·馬倫訪華，他在中國人民大學作了題為“亞洲的合作安全與地區穩定”的演講，并在與該校師生交流時道：“如今，中國不是興起的大國，而是已作為世界大國登場。”意思是說：中國已經“崛起”了。　　

那么，現今的中國真的“和平崛起”了嗎？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就得明確“和平崛起”的概念內涵。　　

什么是“和平崛起”？　　

什么是“和平崛起”？顧名思義，“崛起”者，突起之義也。所謂“和平崛起”，當然是指通過非侵略戰爭手段，獲得國家迅速發展的成功。　　

那么，發展到怎樣的程度，也就是發展到了怎樣的標準，才算成功，才算是“和平崛起”了呢？　　

很可惜，對這樣一個重要問題，如今卻沒有一個答案。綜觀首創“和平崛起”這個名詞的鄭必堅論文——《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在2003年博鰲亞洲論壇的講演》，全文雖環繞“中國和平崛起”問題展開，講述了“怎樣看中國的發展問題”，“怎樣看中國的崛起道路”和“中國崛起同亞洲的關系”三個問題，可就是沒有回答“怎樣才算是‘和平崛起’？”這個“崛起”的標準問題。　　

請問：像現在這樣的中國，算是“和平崛起”了嗎？馬倫說：是；鄭必堅又認為：不是。　　

鄭文說：中國有13億人口，這就產生了一道“13億人的乘除法難題”：

“乘法題是：無論看似多么小的因而可以忽略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難點，只要乘以13億，那就成了一個大規模的，甚至可能是超大規模的問題。”

“而除法題是：無論絕對數量多么可觀的財力、物力，只要除以13億，那就成為相當低的，甚至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了。”

因此，得出的結論是：即使中國到了“本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就夠我們從現在算起的兩到三代中國人，很忙很忙的了！”行文的意思很明白：中國要強大，還早著呢，還夠幾代人“忙活”著哩！

也正奇怪，既然離“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還遠著呢，那么，為什么又要那么早就嚷嚷“和平崛起”這個詞兒呢？　　

其實，早在上世紀50年代，毛澤東對這個問題倒是論述過的，只是那時不叫“崛起”。1956年在中共八大的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就談過：　　

“我們這個國家建設起來，是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將完全改變過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種情況，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種情況，倒霉的那種情況，而且會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美國。”（《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　　

在這里，毛澤東并沒有使用“崛起”一詞，但對中國發展的目標卻是明確的，那就是：擺脫落后，不受欺侮，趕超美國。　　

如果用這三條標準來衡量，那如今的中國，就遠遠沒有達到目標。當今我們不僅尚未真正擺脫落后；而且還在繼續遭受霸權主義的欺侮（臺灣問題的實質就是美國在強行干涉中國內政，阻撓中國的國家統一，其他還有“藏獨”、“疆獨”、釣魚島、南海諸島等問題）；更遠未在經濟、科技等領域趕上美國。有鑒于以上現實，結論只能是：中國尚未“和平崛起”。　　

中國能否"和平崛起"?　　

那么，中國能否“和平崛起”呢？　　

按照毛澤東的三條標準（擺脫落后，不受欺侮，趕超美國），如果能依照他的《論十大關系》理論，堅持按他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走，應該是能夠的，而且是毫無疑義的。　　

首先，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屬性，決定它的發展必然不可能走向外擴張掠奪的道路，而只能是和平性質的，或者說，必然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　　

世界歷史表明，以歐美、日本等為代表的近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化發展過程，都是靠向外擴張侵略，靠對殖民地人民的掠奪、屠殺才發展起來的。自15世紀末新航路開辟以來，它們就是靠著這種方式來獲取殖民地市場、原料基地和勞動力資源的。從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到沙俄，再從德國、奧匈帝國、意大利到日本，有哪一個資本——帝國主義不是走這樣一條道路的？　　

自從1917年十月革命發生以來，以蘇聯、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才真正擺脫了靠向外擴張、掠奪的發展模式，走上了一條和平發展的道路。　　

其次，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速度必然大大超越資本主義國家。由于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人民政權不僅掌握了社會發展的全部資源；而且還能把剝削制度下被剝削者掠奪走的那部分剩余價值，一概轉化為國家投資——投入再生產，這就必然會大大地加快發展速度。　　

以蘇聯的發展為例，1917年十月革命前，俄國是當時帝國主義國家中經濟發展水平最為落后；然而，革命后，1922年底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正式建立，從1928年起，僅僅經過兩個五年計劃的建設，到1936年蘇聯的工業生產總值就躍居歐洲第一，占世界第二位（僅次于美國，1990年解體時降至第三位），應該說，社會主義蘇聯迅速完成了“和平崛起”！　　

社會主義蘇聯的“和平崛起”已為歷史所證實。那么，中國行不行呢？而且發展的目標竟是超越美國。上世紀50年代，在很多人的眼里，美國是個“最強大的國家”，它似乎是不可能超越的。可是毛澤東的答案則是肯定的，對此，他曾作過具體的分析：　　

“美國只有一億七千萬人口，我國人口比它多幾倍，資源也豐富，氣候條件跟它差不多，趕上是可能的。應不應該說趕上呢？完全應該。你六億人口干什么呢？在睡覺呀？”“美國建國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鋼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萬噸，我們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們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應該趕過它。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大一塊地方，資源那么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所以，超過美國，不僅有可能。而且完全必要，完全應該。”（《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政部門的傳統》）　　

當然，社會主義中國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一窮二白”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搞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條件遠不如蘇聯。然而，28年的毛澤東時代，卻走完了西方資本主義大國化了兩個多世紀的工業化歷程。　　

歷史的發展證明了毛澤東的預言。據美國學者、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前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莫里斯·邁斯納提供的材料證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中共雖然遭遇到最為惡劣的國際封鎖，但在1952——1978年的25年間，中國卻是世界上現代化速度最快的國家，國民收入（以不變價格計算）增加了4倍，自1952年至1972年，每10年的經濟增長率達到64.5%，大大超過了德國、日本和蘇聯在發展高峰期的增長速度。即使是在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間，盡管經濟發展受到了很大的影響，但工業生產仍繼續在以平均每年超過１０％的速度增長。（參見邁斯納：《毛澤東的中國及其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

到毛澤東逝世的1976年，中國已成為一個既無外債、又無內債，亦無國內通貨膨脹憂慮的經濟體，這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事實上，當時的中國，已發展成為世界上第六大工業強國。20年后的1996年，美國的鋼產量為9500萬噸，這一年中國的鋼產量已達10124萬噸，突破一億噸，超越美國而躍居世界第一位！當然，誰都知道，某一單項的超越不代表整體的超越，但這一史實充分證明，中國要趕超美國是可能的。　　

可見，如果堅持毛澤東時代的發展模式，假以時日，到21世紀20年代，中國要在總體上超越美國是完全可能的。　　

背離社會主義就不可能“和平崛起”　　

1979年以來，在毛澤東時代的基礎上，我國推行了“改革開放”路線，用鄭必堅的話說，就是走了一條“同經濟全球化相聯系而不是相脫離的進程中獨立自主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路。　　

經濟與科技的發展需要與外界交流，中國的發展需要與世界的發展相聯系。毛澤東時代所謂的“封閉式發展”，其實根本不是中國自己的愿望。人所共知，毛澤東所以沒有在1949年收回香港，主要原因就是為了留下一個“窗口”，以便保持同外部世界的聯系。以后，1952年抗美援朝戰爭結束，按理中美的敵對關系也應該終止。可是，由于冷戰形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硬是從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全方位地孤立、封鎖、包圍中國。可見，毛澤東時代并不是中國自己要封閉自己，愿意搞閉關自守，而是當時的形勢使然。相反，1972年，也正是毛澤東抓住了當時世界形勢的變化，通過乒乓外交，“以小球轉動了大球”，打開了中美交往的大門，并進一步同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陸續建交。任何人只要能尊重客觀歷史，就不得不承認：難道不正是毛澤東打開了東、西方交往的大門？新中國歷來主張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與所有國家進行各項交往。

回顧改革開放近30年來的發展，如果僅從經濟發展的總量來講，確實是加快了（盡管在相當程度上是靠出賣毛時代的遺產——國有土地和公有制企業得來的）。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201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為397983億元，按貶值了的美元計算，已達58786億美元，超越日本4044美元，從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統計資料還表明：自1978年到2008年的30年，我國GDP平均年增長速度為9.8%。　　

如果僅看這個GDP數字，人們一定會沾沾自喜，自然會認為：即使我們現在還不能算完全“崛起”，至少也是在靠近“崛起”吧。然而，事物的發展是復雜的，看問題絕不能只看表象，有些事情的表里往往是不一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前文已經提及，在世界歷史上，只有社會主義國家是能夠“和平崛起”的；可就是沒有一個非社會主義國家是“和平崛起”的，有的只能是“戰爭崛起”（近代西方大國一概如此）。　　

“改開”3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了。然而，大量事實表明，中國無論是在經濟基礎，還是上層建筑領域，它已在很大程度上背離了社會主義。如果中國已不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了，那么，它還能“和平崛起”嗎？筆者的結論是：肯定不能！不僅不能，相反我們國家還可能在外敵侵略下陷入遭受肢解的噩運。　　

謂予不信，那就不妨透過亮麗的GDP數字表象，再看看其內在是什么？　　

第一，中國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已淪為外資的奴隸。　　

早在2007年6月，發改委國有資產研究中心主任高梁，曾寫過一份名為《外資并購中國企業概況》的研究報告，該文以鐵的事實表明：自“改開”以來，在中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每個產業排名前5位的企業，幾乎全由外資控制；在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已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高梁在文中寫道：

“終有一天，我們會發現，所有行業的主導企業，都將被外資控制，中國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已經沒有能力，對任何一個行業和市場擁有發言權。國家的經濟政策，將失去根基，包括反壟斷政策和價格調控，包括行業技術進步和產業鼓勵政策。這樣國家盡管可以拿到稅金，但宏觀調控權力，將被架空，甚至金融調控權，也被消融，大量利潤外流。總之，國家的經濟主權，將喪失殆盡”。

現在，又是4年時間過去了，這一情況是改善了呢，還是更為嚴重了？結論是人所共知的，是更嚴重了。

當前世界的主要跨國公司，無一不在中國得到巨大的發展。包括微軟、英特爾、IBM 、諾基亞、摩托羅拉、愛立信、朗訊、富士通、寶潔、惠普、聯合利華、諾和諾德、SUN 、通用汽車、大眾汽車、松下、東芝、北方電訊、雀巢、阿爾卡特、拜耳、米其林輪胎等大型跨國公司，它們不僅每年在華攫取數以十億、百億計的巨額利潤，還通過獨立的研發機構，在信息通訊、生物制藥、精細化工、運輸設備制造等行業壟斷技術優勢，從而牢牢控制中國經濟。可是30年來，除了國家壟斷行業，中國自己并沒有培育出能與上述著名跨國公司比肩的大企業。

2009年7月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前夕，中國商務部部長陳德銘在一次講話中披露：在中國汽車、化妝品和家電等消費品領域，外國品牌和進口產品分別占據了中國市場的70%、75%和50%的份額。截至2008年，中國整車汽車企業130多家，其中幾家大企業都已與外企合資，自主品牌轎車的市場占有率不足30%，在482萬臺轎車發動機產量中自主產權的僅占24.5%。中國向美國出口的輪胎中，68%是外企生產的，在中國國內銷售的汽車，外企也占半數左右。

2009年3月，國內品牌在LE D液晶電視市場占比曾一度高達72%。但是，到6月份，在短短兩個月的時間里，外資品牌在LE D液晶電視市場的份額從3月份的28%增長到89%，而國內品牌所占市場份額卻跌至11%。

另據權威部門透露，我國目前非公有制經濟（含外資）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已達到65％，有些地區甚至達到80％到90％。2005年，非公有制經濟（含外資）在GDP中的比重約占65％。　　

請設想一下，那一天或許由于某種原因，這些外資企業來一個“撤資”行動，中國經濟將會出現什么局面？在中國經濟被外資控制的情況下，中國還能真正地“同經濟全球化相聯系而不是相脫離的進程中獨立自主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嗎？

第二，國有資產被“改革”，人民背上“五座大山”。　　

新中國是百年中國人民付出數以千萬計先烈的犧牲、浴血奮戰的產物；毛澤東時代創立與積累起來的公有經濟，則是在新中國這一基礎之上經過全國人民的艱苦奮斗，歷經28年的辛勞苦戰的成果，它是全國人民的褔祉保證。　　

可是，經過“改革開放”和“改制”（實為私有化運動）后，如今這些公有資產在哪里呢？據國資委主任李榮融講，尚有軍工、電網電力、電信、煤炭、民航和航運七大行業由國家絕對控股，其他全私有化了。（參見《關于推進國有資本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的指導意見》）

溫家寶總理也坦言：“單就你提到的所謂民營經濟的發展。在全國的固定資產投資當中，民間投資已經超過50%。在工業企業當中，無論從數量、產值、資產總量還是就業人數，都超過了國有企業，這是一個事實。”（2011年3月14日溫家寶總理，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答中外記者問）

各項“改革”的結果，除了外資、內資的“投資者”賺得盆滿缽滿以外；另一邊則是數以千萬計的工人下崗，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失地，億萬農、工勞動人民重新背上就業、養老、住房、教育、醫療五座大山，年輕一代淪為終身“房奴”，有1.5億農民工淪為資本的血淚奴隸！　　

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社會兩極分化不斷加劇。　　

今年兩會前夕，溫家寶總理在與網友“在線交流”時坦言：“從整個社會來講，中低收入的占大多數。我們國家低收入的大約兩億七千萬，困難群體大約有一個億！”（見“人民網”）與此同時，中國培育出越來越多的資本家和億萬富翁。　　

對中國的兩極分化狀況，連來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學家、諾獎得主略薩也感到驚訝：

“目前中國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會，貧富差距超過了其他任何一個國家，而中國也許是唯一接受百萬富翁和億萬富翁加入共產黨的國家。”“鄧小平將集體專制和中央集權的貧困國家轉變為專制的資本主義社會。”（《諾獎得主略薩訪華之后談觀感：“一切都展示著現代化繁榮與活力”》，見2011年7月7日《參考消息》）

第三，私欲橫流，精神文明崩潰。　　

“改開”30多年來，GDP雖然增長了幾倍（暫且不講它是怎樣實現的），但我們國家、民族所付出的代價是極其巨大的。諸如環境破壞，資源枯竭，私有制恢復，道德敗壞，等等，而最為嚴重的則是毛澤東時代革命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喪失，以致私欲膨脹，物欲橫流，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徹底崩潰，這對整個國家和民族而言，真正是危害無窮，禍害子孫！　　

搞私有制，復辟資本主義，必然是少數人發財致富，大多數人淪為貧困。結果是大多數的貧困者必然對社會不滿，成為“不穩定”因素，在國內外反華勢力策動下，只要稍有風吹草動，就可能發生動亂。　　

另一方面，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歷過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搞私有制，這又必然會使那些“先富起來”的人心有余悸，生怕哪一天國家政策有變。為了保住其財富，他們就不惜背棄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千方百計地要改變自己的身份與國籍，以求成為一個富裕的“外國人”！　　

據“招商銀行和咨詢公司貝恩聯合發布一份有關中國民間財富的新報告顯示”：

“在中國最富有的一批國民中，超過一半的人考慮移民。其中屬于富裕階層頂端、可投資資產規模超過1億元人民幣以上的受訪者中，約27%已經成為投資移民。”

報告還提到，2010年估計占當今中國人口約0.04%的“富裕人士”，他們所擁有的財富比例竟占全國的近1/4！其中千萬富翁持有的個人可投資資產規模已經達到62萬億元！

這就是說，隨著這“超過一半”的“考慮移民”的富人，逐步變成為“正式移民”時，中國至少還要向國外流失31萬億人民幣的財富！

另外，越來越多的中國各界精英、富商，通過技術移民或投資移民的渠道，獲取他國永久居民權或國籍，這已成為新世紀移民潮的主力軍，中國正成為世界最大移民輸出國。

請設想：如果國內的窮人對國家不滿，成為一種動亂的潛在勢力；國內的富人，則根本不想做中國人，他們都一心只想“改變”國籍做“外國人”，然后安安穩穩地在中國賺錢。那么，中國的發展還能指望誰？切勿忘記：革命精神和民族精神永遠是中國的立國之本。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了，那么，為什么又會造成筆者所列的上述三項消極因素的呢？質而言之，一句話：這都是國家在發展方向上背離了社會主義的必然結果。既然當今中國已到了這一步，再要侈談“和平崛起”，豈非只能是癡人說夢！

回歸正道，中華“和平崛起”　　

中國的“和平崛起”，除了中國的內因以外，其實還要受外界因素的制約。新中國建立后，盡管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在外交上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但還是不斷遭到帝國主義外來的干涉和侵略。為此，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國防自衛原則下，中國被迫打了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1962年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1969年中蘇珍寶島戰役、1974年中越西沙群島戰爭等戰爭，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中國人民解放軍每戰皆勝，從而捍衛了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更是打出了軍威、國威，為毛澤東時代的和平發展提供了保證。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如今的中美關系雖也有變化，但美國對中國推行霸權主義的政策并未從根本上轉變。

最為典型的就是美國在臺灣問題上所采取的兩面政策：一方面，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另一方面，又把臺灣看作是自己的“盟友”，搞了一個國內法《與臺灣關系法》，繼續賣武器給臺灣，甚至公然宣稱對臺灣的“安全”承擔“義務”，阻撓中國的國家統一。

另外，美國霸權主義隨著其自身力量的不斷衰落，又害怕中國的發展，因而在世界范圍內對中國采取了一種既利用又遏制的雙重政策。這就是說，從霸權主義立場出發，美國是不會容忍讓中國順利地“和平崛起”的，它一定會采取政治的（如強化日、韓同盟和離間中國與東盟各國的關系）、經濟的（如壓人民幣升值，搞金融欺詐、貿易保護主義等）和軍事的（如搞C型包圍圈）種種手段進行制肘，直至不惜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爭。

說霸權主義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爭，這決不是不可能的，更不是筆者的危言聳聽。假如中國是個小國、弱國？假如中國不掌握戰略核武器？假如中國沒有毛澤東時代的軍威？假如中國政治重新回到解放前那樣的“一盤散沙”？假如中國政壇出現了21世紀的吳三桂和秦檜那樣的大漢奸？那又會怎樣呢？這就很難說了。

因為霸權主義的思維邏輯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發動侵略戰爭的主動權不是掌握在我們手里，而是在它們手里的。需知，發動侵略戰爭是霸權主義的家常便飯，是它們轉嫁危機、改變困境的“靈丹妙藥”，是它們的看家本領和“基本功”。人們不妨翻一下歷史，自二戰結束以來，世界上有哪幾次侵略戰爭不是霸權主義它們發動的？！

當前中國要真正實現“和平崛起”，至少要過兩個大關：

第一關，國內必須回歸社會主義正道。這就得做到兩個“落實”：

在全國范圍真正落實《憲法》第一章總綱第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堅決與漢奸和資本主義復辟勢力進行不調和的斗爭。　　

在全黨范圍真正落實《黨章》里關于“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的規定。在黨內清除“非毛”和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治勢力，在全國人民中重新樹立毛澤東時代的革命精神和民族精神。

第二關，對外必須粉碎美國霸權主義的戰爭訛詐政策。不怕鬼，不信邪，敢于挺起腰干，堅持走社會主義和平發展道路，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外交政策，堅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國防自衛原則，緊緊依靠占全國人口95%以上的所有愛國人們，努力奮斗，就一定能夠贏得勝利。

相信在極大多數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的努力下，籠罩在中國天空上的陰霾遲早終將被驅散，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必將在這個世界上實現“和平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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