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人民當家作主，才能長治久安

只有人民當家作主，才能長治久安　　

九贊《重慶模式》橫空出世　　

文刀  寧云華　　

《重慶模式》的命運，是當今中國人民和他的敵人都非常關注的問題，這也合符邏輯。　　

最近筆者在網上看到一則重慶百姓對《重慶模式》反映的帖文說：“如果重慶可以作為一個‘模式’復制的話，那是因為《重慶模式》廣受百姓歡迎，人民對“唱紅打黑”滿意，對社會治安好轉滿意，對改善民生滿意，對領導轉變工作作風滿意。”又說：“當然重慶人民更希望《重慶模式》從制度上確保長久持續發展。個人魅力可持續嗎？薄熙來走了后還打黑嗎？胡漢三又會回來嗎？”這是百姓中肯的真心話。那邦靠剝削壓迫人民的并曾經被打倒過，后又復辟翻天的走資派等牛鬼蛇神們，對這個橫空出世的《重慶模式》，則是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們這幫人民的死對頭，雖然知道《重慶模式》勢不可擋，但他們巴不得《重慶模式》成不了氣候，便紛紛從四面八方竄出來妄圖扼殺《重慶模式》于搖籃之中。諸如南方系、辛子陵，法學界的某些所謂“泰斗”們，鳳凰衛視的楊大嘴們，以及漢奸茅于軾之流，莫不如此。　　

從以上人民及其敵人兩方面的聚焦點，如此一致地集中在《重慶模式》的命運這個點上，即一方面希望《重慶模式》不斷完善而持久，另一方面則是妄圖使《重慶模式》中途妖折。這就從正反兩方面啟示我們，必須全力使《重慶模式》成為一種持久的長效機制。　　

我們必須高度重視老百姓樸素語言中的深刻道理，和對重慶新政的熱切期盼。他們說“薄熙來走了后還打黑嗎？胡漢三又會回來嗎？”特別是“又會回來嗎”中的“又”字，寓意深長。其一，說明“胡漢三”已經回來過一次了。其二，老百姓對“胡漢三”們的殘暴，心有余悸，以至毛骨悚然。想當年，毛主席逝世不久，那個當代“胡漢三”就率領“還鄉團”回來過一次。稍為年長的人都知道，“還鄉團”的反動性和階級報復性是殘忍無比的。人們都記憶猶新，那個“胡漢三”一回來，就以十倍的瘋狂，百倍的仇恨，首先是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階級——工人階級以企業改制為幌子被淪為資本家的奴隸，再把工人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軍的幾億農民徹底拆散變為同工人老大哥爭飯碗的矛盾方；再把中華民族未來的希望與生力軍青年學生，訓練成為不關心國家、民族命運而專為他們復辟資本主義效勞的馴服工具；至于那些堅持毛澤東思想，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各級領導骨干，幾乎是掃地出門，且發文規定“永遠不得重用”。幾乎到了咬牙切齒的程度。這是中共黨史上一次空前規模的打著共產黨的旗號，迫害清洗真共產黨干部的反攻倒算事件。全國人民尤其是工農勞苦大眾，又陷入了水深火熱之中。在此危急關頭、重慶以薄熙來為代表的新政們，審時度勢，采取了一系列回歸社會主義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重大舉措，使重慶人民又才感受到了社會主義的新鮮氣息而高興。可憐的重慶人民在高興之余，痛定思痛，又提出了：“薄熙來走了后還打黑嗎，胡漢三又會回來嗎？”的憂慮和擔心。　　

筆者以為，老百姓的這些憂慮和擔心，是完全有道理的，而且是有血淋淋的歷史依據的。它確屬薄熙來書記為代表的重慶新政們所應高度重視的，并以超人的大智慧，將目前已初步形成的《重慶模式》進一步完善，并使其成為一種人走機制在的社會主義的《重慶模式》，從根本上消除重慶老百姓以至全國老百姓心中的“胡漢三陰影”。　　

《重慶模式》它象征著中國未來的希望。　　

筆者作為關注《重慶模式》光明前景的一員，在此僅就如何才能使《重慶模式》形成長效機制的問題，提點不成熟的看法。　　

一、簡要的歷史回顧與啟示　　

毛主席說：“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　　

斯大林說：“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　　

本文將重點闡述如何解決堅定執行正確路線的“干部”的意見：關于“路線決定一切”的問題，筆者在前不久若干帖文中多處闡述過，這里只是概括地陳述以下狀況以幫助思考。　　

1．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毛主席逝世的28年間：建立了中國有史以來人民第一次當家作主的人民政權；建成了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從“一窮二白”的赤貧農業國建立了一個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新中國；不僅能夠生產陸上跑的汽車、天上的飛機、水里的現代化船舶和“兩彈一星”，成了擁有核武器的強國；而且還在雜交水稻、人工合成胰島素、大型計算機、核潛艇等許多領域進入了世界先進行列；整個社會風尚是“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中國的國際地位是朋友遍天下，世界最強最富的國家元首，在沒有與我建交的情況下，主動上門講和，不少國家元首將能見到毛主席視為一生的榮耀……這些翻天覆地的變化，就是因為有了毛主席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的正確路線指引的結果。而這條正確路線的靈魂，集中反映在毛主席的《論人民民主專政》、《關于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堅持艱苦奮斗，密切聯系群眾》等光輝著作之中。　　

2．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把一個充滿生機、欣欣向榮、人民倍感尊嚴、幸福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搞成一個邪惡橫行、正氣淪落、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教都沒有安全感，生、老、病、死無保障的紅色江山岌岌可危的悲慘局面，就是因為背離了毛主席革命路線所形成的必然結局，就是那條“少數人先富“的路線橫行的必然結局。　　

3．重慶人民先是感受到了新中國成立自己站了起來，并成為國家主人的尊嚴與幸福；然后就遭受了三十年來的所謂改革開放后再次淪落的苦難；現在又開始感受到重慶新政們撥亂反正，提出以民生為目標的一系列回歸社會主義的施政綱領、路線、政策后的尊嚴和幸福。從重慶人民由尊嚴、幸福——到屈辱受難——再到尊嚴、幸福的變化過程，正是路線正確與否的變化過程。即正確的路線，人民就能當家作主，就有尊嚴、幸福；凡是錯誤路線主導，人民就必然受壓遭殃。　　

所以說《重慶模式》的出現，它具有人人向往的現實意義，甚至重慶以外的中國人民，把今天的重慶譽稱為中國當代的“延安“而羨慕不已。但此時的重慶老百姓仍是一種喜憂參半的心態。　　

所謂“喜”，是因為目前重慶有薄熙來書記為代表的領導團隊，堅定地站在絕大多數人民一邊，才有重慶今天的喜人形勢。　　

所謂“憂”，是偌大一個中國，除重慶以外的很多地方，資改派還在改，走資派還在走，且這種形勢對重慶形成了很大的壓力。所以重慶的老百姓擔心《重慶模式》這面紅旗到底能打多久？表示了憂慮。　　

所以，現在重慶的新政們將歷史地承擔起一個偉大而光榮的使命，就是由人民的領路人替人民當家作主（有時候還是很必要的），變成人民能自己當家作主，且成為一種長效機制。要如此就只有旗幟鮮明地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以憲法為依據：　　

1．堅定不移地恢復并捍衛憲法規定的“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性質。因為這是人民能否當家作主的命根子。　　

2．堅定不移地恢復和捍衛憲 法規定的“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制度”，因為私有制，工人不但不能當家作主，而只能當牛作馬！　　

3．堅定不移地恢復憲法規定的“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只有這樣才能防止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　　

4．堅定不移地恢復和捍衛憲法規定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根本制度，確保人民對國家建設和管理的話語權和監督權。　　

5．還有就是堅定不移地勇敢地還給人民的“四大”權力。　　

可以說，敢不敢或愿不愿還給人民“四大”權力，是檢驗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試金石，也是衡量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膽略與氣魄的試金石。現在有人一提起“四大”，就視為洪水猛獸，就談其色變。如果是走資派漢奸賣國賊等牛鬼蛇神抱如此心態，那是很自然的，因為對他們這群人來說，具有致命打擊的威脅力；如果是人民內部有這種心態，那是中了敵人邪氣后的糊涂認識。“四大”的權力，原本是毛主席在總結了歷史經驗后，告訴廣大人民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保護自己，防止走資派復辟資本主義、避免工農大眾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有力武器或曰護身符。結果被那些曾經遭到這種武器打擊過的走資派等牛鬼蛇神將其妖魔化后，居然聽信了他們的欺騙而自動放棄了保護自己打擊敵人武器，這正中了敵人的下懷。改革開放以來，走資派等牛鬼蛇神們，他們所以如此瘋狂地復辟資本主義，肆無忌憚地殘害老百姓，就是走資派把毛主席賦予人民的“四大”權力，從憲法中強行刪除后的必然結果。進而導致貪腐層出不窮，老百姓只能無奈地望腐興嘆。還有人說：恢復“四大”權力，會使局面大亂難以控制。這正是走資派、漢奸、賣國賊等牛鬼蛇神們施放的煙幕彈，也是他們阻撓人民行使“四大”權力的重要借口。所以我們千萬不可為他們作義務宣傳員。　　

作為馬克思主義的當政者，擔心人民行使“四大”權力會亂的憂慮是多余的。其一，只要恢復人民的“四大”權力，這是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重要標志，大家自然會強化自己的主人意識，也表示了當政者對人民的高度信賴。其二，人民群眾一旦有了“四大”尤其是大字報的權力后，反而會更加慎用，更不會簡單地重復“四大”初始時的狀態。“四大”尤其是大字報，與其說是一種保護自己反腐防變的戰術性武器，還不如說是一種戰略性武器。就像有了核武器，反而不一定非使用核武器才能防止核戰爭一樣的道理。一些欲貪者雖有賊心，一旦想到群眾有“四大”的權力，就可能抑制其賊膽。這將比那少數人關起門來暗箱反腐肅貪的效果會好得多。而像辛子陵、茅于軾、袁騰飛一類的壞分子，就決不敢如此喪心病狂地公開煽動顛覆政權的罪惡活動。其三，群眾有了“四大”權力，將會大大減少官僚主義作風的滋生，密切聯系群眾的干部必然會多起來，也會不斷地自覺起來，這將會大大降低反腐倡廉的社會成本和提高反腐倡廉的實際效果。正如毛主席在延安同黃炎培先生對話時所說：“只要人人起來監督政府，政府就不敢懈怠，才不會人亡政息。”　　

總之，一個地方只要各級黨的組織是一個密切聯系群眾的領導集體，并還給群眾“四大”的權力，那么這個地方的人民，就能當家作主，并能成為持久的長效機制，那么“胡漢三”們也就不敢再回來了。　　

二、關鍵是要有一支堅定信仰馬列毛主義的干部隊伍　　

斯大林關于“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的論斷是完全正確的。前提是要有一條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政治路線。問題的關鍵是正確的路線要靠誰來貫徹執行。路線問題首先是個立場問題，如果路線和立場錯了，那就會越干越糟糕，越干就越有利于人民的敵人而不利于人民。這里以最近深圳和重慶兩地，在處理農民工利益的問題上的不同立場和態度為例來證明這一點。為什么要以深圳和重慶為例呢？是因為這兩個地方的發展模式已經成為中國下一步的發展，該選擇走什么道路的問題。目前全國議論紛紛的《深圳模式》和《重慶模式》，其中一個是改革精英傾全國之力扶植的、供全國效仿的、少數人富多數人窮的《深圳模式》；另一個則是重慶新政們順民意，力爭擺脫少數人剝削壓迫多數人而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重慶模式》。所以不論是深圳還是重慶，目前各自從政的每一項政策措施，都格外受全國人民所關注。因為它可能同自己今后的命運密切相關。　　

例一，前不久重慶的武警戰士外出執行任務，途中遇到包工頭毆打討要工資的農民工，便立即進行營救。還抓了幾個專門欺壓農民工的黑包工頭。表明地方的國家政權將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嚴厲打擊包工頭的黑社會化。　　

例二，深圳市的住房與建設局，最近向全市所屬單位下發了一份題為《關于切實做好建筑行業農民工工資結算支付工作，共同維護大運會期間社會和諧穩定的通知》，“通知”規定：“5月1日至9月30日，嚴禁農民工通過群體性上訪等非正常手段討要工資。否則，造成嚴重后果或惡劣影響的，要追究其刑事責任”。“通知”還規定：“對拖欠農民工工資而造成群體性突發事件的企業，給予三個月的紅牌警示：三個月不得在深圳承接工程。”　　

以上兩例都是對待農民工討要工資的問題，但兩地政府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場和態度。重慶的武警是旗幟鮮明地站在農民工（即中國當代的產業工人）一邊并維護其合法權益；深圳市的政府部門，則是公然站在資本家的立場，對拖欠農民工工資的資本家造成群體性突發事件在前的罪魁禍首，只是要他們“休閑三個月”，表示安撫；而對被逼討活命錢的農民工，深圳市的住建局則敢全權代表政府的司法機關，行使追究討薪農民工的刑事責任。這兩個例子說明：同是中國當代的產業工人（農民工），在兩個完全不同立場和路線的地方從業，卻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遭遇和命運。　　

再來看看對上述兩件事的社會反映：　　

1．對重慶武警保護農民工合法權益，并嚴厲打擊欺壓農民工的黑包工頭。對此普通老百姓有一種憋了很久突然迸發出來的開心和快感，即可憐的農民工終于有了保護傘，開始找到了安全感。有的網友說得好：“改革開放以來，只有政府鎮壓討薪工人和農民工有理的，而非常少見政府支持工人和農民工維護正當權益有理的。而一些國家的法律法規，也是維護強者而抑制弱者的，人民對此無法忍受。重慶新政們敢于反潮流，正在改變改革開放以來地方政府站在資本立場上鎮壓勞動階級的局面。重新返回到人民政府為人民的正確軌道上來。目前雖然只出在重慶，但這是星星之火，一旦點燃，必然照亮中國大地。”　　

2．對深圳關于對農民工集體討薪要追究刑事責任的作法，社會上的反映可以用“群情憤慨“四個字來概括。大家都知道，深圳三十年前還是一個在板圖上找不到的小小漁村，如今成了一個聞名世界的大都市，除了掠奪全國的資源外，都是以千萬計的農民工，背井離鄉，夜以繼日地用血和汗堆砌起來的。如今付出血和汗的農民工，想討回自己的血汗錢、活命錢，還要追究“刑事責任”！這是典型的“卸磨殺驢”“忘恩負義”。“別說把勞動者放到主人的地位了，連最基本的市場經濟規矩都不要了——只干活，不給錢，試圖實行資本+黑社會的奴隸化勞動，這是奴隸制度赤裸裸的掠奪和攫取了”。　　

我們再來看看中國大地那幾個成天拿著“依法治國”要“程序正義”口號當歌唱的所謂“法學泰斗”們的表演吧。　　

當深圳住建局踐踏法律要代替司法機關對討要工資的農民工追究刑事責任時，連不搞法律的老百姓都認為實屬荒唐之極，可這些“法學泰斗”們，一個個裝死都閉上了嘴；而當重慶的武警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打擊黑社會性質的包工頭時，卻一個個又活過來了，且兔死狐悲并吹毛求癡，大談什么“不符合典范性程序條文”。筆者真是不明白，這些所謂“法學泰斗”，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當然首先是工農大眾用血汗喂飽了他們，可他們的屁股總是坐在人民的對立面。凡是資本、富人、強人欺壓養活他們的老百姓時，他們一個個裝死、閉嘴；而每當窮人反抗壓迫進行維權時，他們卻一個個地又活了，他們生怕富人強人受半點“委屈”，就不停地向富人強人搖尾巴，向窮人狂吠！這幫吃里扒外的所謂“泰斗”，簡直就是人民的禍害！　　

我們通過解剖深圳和重慶兩地對待農民工利益的立場和態度，從正反兩個方面雄辯地說明了同一個問題，即“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的道理。　　

深圳，確定的是一條少數人富多數人窮的路線，是一條為少數富人服務的路線，而它的干部如住房與建設局的領導干部，就是堅決貫徹執行這條為少數富人服務路線的干部，它那個所謂的“維穩通知”，就是“干部”同“路線”密切結合的生動反映。而這種密切結合的結果，是深圳的產業工人（農民工）成了被資產階級專政的對象。　　

重慶，現在確定的路線，是一條以民生為目的的共同富裕的路線，是一條為人民服務的路線。他們的干部總體上尤其是領導團隊，是堅決地貫徹執行現行路線的。如重慶的武警堅定地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嚴厲打擊欺壓農民工的黑包工頭這件事，就是具有“決定因素”的好干部同正確路線密切結合的典型范例。而這種結合的結果則使重慶的產業工人（農民工）有了主人的尊嚴與安全感。　　

兩相比較，全國的老百姓尤其是工農勞苦大眾，自然地將會選擇走共同富裕且擁有尊嚴和安全感的重慶道路或曰《重慶模式》。而現在的重慶人民尤其是工農大眾已經興奮地走在尊嚴與安全回歸的大道上。只是希望能更加有尊嚴、安全和幸福，且能成為一種持久的長效機制。　　

為了實現這樣的理想，這里著重就如何才能使“干部”成為在執行正確路線中更好地起到“決定性”作用問題，談點不成熟的建議：　　

（一）切實加強干部隊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建設　　

理論的問題對執政的共產黨來說，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說：“馬克思主義理論，是我們共產黨人的看家本領。”中國共產黨成立90年來，對于理論建設的問題，有著正反兩方面深切的經驗與教訓：其一，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勝利，就是靠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和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毛澤東思想這個偉大的理論武器。而且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反復證明，任何時候，凡堅持了毛澤東思想及其路線，就不斷取得勝利；凡背離了毛澤東思想及其路線，就受挫折，黨和人民的事業就受損失甚至走上邪路。其二，以反修防變為例，有相當一部分黨員干部甚至部分老干部，對毛主席親自發動的旨在防止蘇聯那樣慘痛教訓的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甚至抵觸，一個很重要的客觀原因，就是對毛主席“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的不理解有關。其三，黨的干部尤其是高級干部的理論素養還有一個先天不足的問題，即很多老干部在戰爭年代，長年浴血奮戰在前線，無睱專攻馬列理論；解放后又因革命形勢發展迅猛，各方面都大量急需干部抓革命抓建設，雖然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抓了一段干部的理論學習，效果不錯，但未能堅持下來甚為遺憾；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因受“經濟建設中心論”的主導，使干部的政治學習流干形式，甚至成了小道消息或妖魔化社會主義制度和毛澤東思想的錯誤言論以致謠言的集散場所。這也是改革開放以來人們不能及時識別那些，冒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騙子（包括政治的、經濟的、教育的、科技的、文化的等等）的招搖撞騙，并使某些不學無術的高官，被那些理論騙子和資產階級“精英”們玩得團團轉，以致找不到東南西北的方向，自己深陷資本主義泥壇后，還不知道是怎么陷進去的。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毛主席逝世后，某些機會主義者，為了急于形成自己的氣候，就迫不急待地去討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并為他們通通加冕為“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于是一批資產階級的所謂這個“專家”那個“學者”，趁勢一哄而上，并且極善于迎合機會主義者的心理，于是什么“經濟建設中心論，階級斗爭有害論，×××市場論，×××股票論，科技第一生產力論等等反馬克思主義的謬論紛紛登場，并左右著國家的決策層，把一個生機勃發，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推向了資本主義的邪路。這就是機會主義同理論騙子相結合的必然慘局，也是放松甚至放棄黨員干部的理論建設，造成中國當今理論思想空前混亂的重要原因。　　

為了團結帶領人民堅定不移地，沿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當務之急就是下大決心花大氣力，對黨員干部尤其是處以上領導骨干，有計劃地分期分批分層次地狠抓馬列毛主義的理論建設。這是最重要的甚至是一通百通的基礎性工作。　　

作為黨員干部必修以下基本理論：　　

1．學習《共產黨宣言》和社會發展規律的基本理論，確實弄清弄懂資本主義制度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制度必然取代資本主義制度最終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必然規律。從而樹立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　　

2．學習社會發展史的基本理論，確實理解勞動創造人類，勞動創造一切的原理，從理論和思想上解決尊重勞動，熱愛勞動，從而進一步解決尊重和熱愛勞動人民的問題。而且此點應該從小學生開始抓起，有意識地灌輸勞動創造一切和勞動神圣、勞動光榮的思想，并貫穿于中學和大學的全過程，并不斷升華，這對防止干部和知識分子脫離群眾具有戰略意義。再大的知識分子和能力再強的干部，凡與工農勞苦大眾格格不入的人，很少成大器者，甚至走向墜落或反動，辛子陵、茅于軾、袁騰飛之類就是例子。　　

3．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原理，從理論和實際的結合上確實理解毛主席關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這個經典的唯物史觀，這是所有當政者能否擺正自己同人民群眾關系的理論依據。這就是“人民似水，可以載舟亦可覆舟”的根本道理所在。這就是能否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理論基礎。　　

4．學習毛主席有關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建設的基本理論。如：《論人民民主專政》、《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堅持艱苦奮斗，密切聯系群眾》以及《實踐論》和《矛盾論》等光輝著作。　　

作為黨員干部，通過學習以上理論和著作主要是為了樹立堅定的階級觀點、群眾觀點、勞動觀點、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而作為處級以上的黨員領導骨干，則應在前述理論和著作的基礎上還應該通讀《毛澤東選集》等馬列毛原著。　　

（二）狠抓干部的作風建設　　

如果“黨的建設、武裝斗爭和統一戰線”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三大法寶”的話，那么“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則是我們黨不斷發展壯大，不斷增強凝聚力和戰斗力的“三大法寶”。所謂理論聯系實際，就是不斷地學習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解決工作中的實際問題；密切聯系群眾，是克服一切困難和戰勝一切敵人的根本路線，是領導智慧和力量的源泉；批評與自我批評，不僅是保持黨的先進性、提高黨組織戰斗力的重要方法，也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有效形式。　　

目前，重慶的“結窮親、三進三同和大下訪”，就是一套生動的密切聯系群眾的好形式。他們每年數十萬干部下去，結下了幾十萬“窮親”，幾十萬干部進行大下訪和三進三同，這是一筆巨大的感性財富。如果按照認識論關于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認識規律，將這數十萬干部分期分批通過進黨校或研討班的形式，以馬列毛主義為指導，把它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就必將給黨的“三大作風”充實新的內容、注入新的活力，它將是《重慶模式》中一個閃耀著毛澤東思想光輝的一大亮點：并將對加強新時期黨的建設和全國的干部隊伍建設都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切實加強干部隊伍的思想建設　　

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先富論”“貓論”“一切向錢看”和“黨員干部要帶頭致富”等資產階級唯利是圖腐朽價值觀的泛濫，完全顛覆了我黨致力于數十年所形成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主流價值體系，特別是那個“黨員干部要帶頭致富”的號召，一些黨員領導干部開始突破了黨的宗旨的底線，變“為人民服務”為“為人民幣服務”。從而徹底敗壞了黨風，進而影響政風、民風，把整個社會風氣搞得烏煙瘴氣，以致發展到“官黑勾結”（文強成黑社會 的保護傘就是典型例子）殘害百姓，使百姓成天提心吊膽惶恐不安。官黑雖已遭打擊，但老百姓還是擔心“野火燒不盡，妖風吹又生”。實踐證明，人民能否當家作主，這同干部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的思想即價值觀關系極大，即為人民服務的干部當權，百姓就有尊嚴就安全就幸福。反之，百姓必遭殃。為使百姓能恢復往日（毛澤東時代）的尊嚴、幸福與安全。還必須從抓干部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的思想入手。還是必須從人人皆知的“老三篇”抓起。學習《紀念白求恩》樹立毫不利已專門利人的共產主義精神；學習《為人民服務》樹立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的精神；學習《愚公移山》樹立“不怕困難、敢于勝利的精神和為了人民的利益挖山不止的精神”。當干部的尤其是領導干部要以焦裕祿為榜樣。一個地方有了這樣的干部當政并同老百姓擰成一股繩，老百姓也就不存在擔心“胡漢三”又會回來的憂慮了。　　

（四）必須高度重視優化干部隊伍和理論隊伍的成份結構　　

毛主席說：“在階級社會中，每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我們不主張“唯成份論”，但主張“唯立場論”，即一切當政的干部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和從事馬列主義理論工作的人，必須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立場，即站在絕大多數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場。為此：　　

1．干部尤其領導干部隊伍和馬列主義理論工作隊伍，一定要要生產一線的工農大眾中物色選拔優秀分子，進行培養、鍛煉和使用，這是防止政權脫離群眾、脫離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措施。　　

2．對那些從家門到學校門再到機關門的“三門”干部（含理論工作者），必須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毛主席關于“知識分子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最后的分界線，就是看他是不是愿意同工農民眾相結合”的論斷是極其深刻的。改革開放以來，一個極其嚴重的教訓，就是將一批同工農大眾和社會主義制度格格不入，甚至敵視工農大眾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例如李銳、辛子陵、茅于軾、厲××，吳××等塞進政府的一些決策機關，充當所謂智囊，他們用一些禍國殃民的“理論”，衍生出禍國殃民的政策，造成了無數禍國殃民的嚴重惡果。現在應該堅決批判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攻擊“思想改造”是“迫害”知識分子，是“糟蹋人才”的謬論，樹立“思想改造”光榮同工農結合光榮的觀念，周總理有教導老同志“要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的致理名言。應鼓勵、支持并組織他們進行像重慶那樣的“三進三同”活動。這對確保紅色江山永不變色具有戰略意義。　　

3．對領導骨干隊伍和馬列毛主義理論隊伍中，極少數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堅持與勞動人民為敵的分子，諸如辛子陵、茅于軾、袁騰飛一類的資產階級極右分子，必須堅決清洗出去。這是為了國家與人民的安全，決不可姑息養奸！　　

歸納起來就是，任何一個地方的執政當局，只要堅持一條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并訓練一支堅定信仰馬克思主義并有一定理論素養的和思想、作風良好的領導骨干隊伍，那么執行正確路線就有了組織保障。再加上勇敢地堅決地還給人民群眾“四大”的權力，這是因為：干部是執行正確踐線的決定性因素，而人民擁有“四大”權力又是人民能否真正當家作主的決定性因素。只要人民真正當家作主了，正確路線的長效機制，自然就有了政治基礎和社會基礎。那么“人走政息”和“胡漢三又會回來”的憂慮也就隨之消失了。　　

二○一一年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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