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出了問題往哪里找原因？
昨天與一個老同事閑聊，他說他最近既看了炎黃春秋的網站，又看了烏有之鄉，覺得雙方只是在評價過去時很對立，但對待現實問題上差別不大，雙方都反對“權貴資本主義”，問貧道什么看法?！ ?/p>
貧道說：其實是有差別的。吳敬璉等反對的是“權貴資本主義”里的“權貴”，意思是要搞沒有權貴干涉的資本主義。只反權貴，不反資本甚至推崇資本。你找不到這些人任何反對資本，認為資本過度強勢是造成當前矛盾的關鍵的言論。而左派首先反對“權貴資本主義”的“資本主義”，同時對權力不去制衡勞動與資本，而是與資本勾結壓制勞動表示不滿。從吳敬璉的道理推，國企就該退出歷史舞臺，只剩下私人資本和外國資本。而且目前的貧富差距問題不是私人和外國資本造成的，而是國家和權力部門拿走太多，老百姓才窮了。從左派道理推演，權力應該去限制私人和外資資本的強勢，不少人主張最終消除私人資本。只有資本強勢被壓制，勞動報酬才能增加?！ ?/p>
老伙計又問：阿拉伯國家最近鬧動亂，原因是貧富差距太大，社會矛盾尖銳。中國現在這個問題也很嚴重，假如波及到中國，按左派現在的態度，應該是主要支持者吧?！ ?/p>
貧道說：恰好相反，如果波及到中國，肯定與右派有關，會是右派利用社會矛盾，打著要民主旗號鬧起來。貧道解釋說：如果你注意到幾個出問題的阿拉伯國家都有美國的影子，注意到所有反政府力量的旗號基本都是反對權力集中。他們的政治主張，與“零八憲章”很接近。再對照右翼一貫的主張：中國經濟發展很好，社會矛盾尖銳化主要是不民主造成的，很多右翼代表人物都贊同甚至參加了“零八憲章”。加上他們一貫的親美態度，所以挑起事端肯定與右翼勢力有關。而左翼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強烈反美，始終要大家警惕顏色革命，如果中國發生類似動亂，左翼首先會認為這是一次顏色革命。雖然左翼對權力過于維護資本利益不滿，但左翼認為即使實現西方式的民主，權力照樣主要維護資本利益。就像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都早就實現了民主選舉，但照樣權力與資本勾結，貧富差距持續擴大。因此左翼不僅不會參與，甚至會反對動亂。
還有一點很重要，目前右翼勢力處于強勢地位，資金雄厚，有很強大的陣地，有組織有紀律。而左翼勢力缺少資金，只有幾個網站陣地，無組織無紀律。因此右翼會判斷：如果出現新的政治重組，他們可能在政治上獲勝。而左翼會知道，假如出現這種重組，自己的地位可能比現在還慘?！ ?/p>
同事還問貧道：你主張什么。貧道說，沒什么主張，我只喜歡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說清楚，把一些故意或無意把事物間關系說亂的說法給糾正一下，讓大家看看。誰想利用這些研究去主張什么，誰就用而已。下面再就前天一個帖子往下說說。那個帖子中舉出一些數字，說目前收入分配出了問題，大家都覺得分配不公，核心是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中，資本收益（中國口徑叫“營業盈余”、“固定資產折舊”，世界銀行本來也是這兩個口徑，現在將兩個加在一起叫“營業盈余和混合收入”。因為折舊是資本的回收。為了簡便，貧道用“資本收益”替代）比重過高，勞動者報酬過低，收入差距擴大化主要體現在勞動者報酬占國民收入份額越來越小，資本收益越來越大上。
下面貧道再加上幾個因素，比較詳細地分析一下貧富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與哪些因素相關?！ ?/p>
經濟數據很多，其中很多數據是關聯的，這些關聯說明某些因素對某種狀況有影響。比如：我們說目前內需，尤其是消費需求不足，是通過支出法的國民收入結構來看的。消費尤其是居民消費所占份額過低（指比其他多數國家明顯的低）。消費來源于收入，因此收入法的國民結構中，勞動者報酬會也偏低。因為收入低了，支出就很難高。但這也不絕對。比如中國的勞動者報酬占GDP份額為40%弱，而居民消費占GDP份額只有35%，少的那5%是儲蓄了。而多數國家的勞動者報酬本來就高，比如日本勞動者報酬達到51%，而居民消費占GDP份額達到57%，還多出6%。多數國家都是這樣的狀態。那是不是他們不僅不儲蓄而且借錢花才會這樣的？不是，哪個國家居民都儲蓄。這中國情況是因為勞動者報酬是第一次分配的所得，這些國家還有二次分配，也就是政府通過稅收拿走一大塊收益，然后將很大一部分用分配給低收入群體了。支出的一般規律是，收入越低，消費占收入比重越高，收入越高的人，儲蓄率越高。因此，如果收入分配平均化，收入消費率就提高，儲蓄率就降低?！ ?/p>
這樣，收入法GDP結構，支出法GDP結構，政府收入占GDP比重，政府支出中福利支出比重，不同收入群體的儲蓄率，基尼系數等數字就關聯了起來?！ ?/p>
中國這些年經濟高速發展，現在中央憂慮“可持續”問題。所謂可持續，就是經濟增長能夠持續，不至于出現嚴重倒退。社會矛盾越來越弱化，不能越來越尖銳。形象點說，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經濟結構如果趨向于發達國家是基本目標。因此要有類似韓國，中國臺灣地區、新加坡，起碼類似東亞東南亞一些國家的結構變動趨勢，不能“拉美化”，也就是類似于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的結構變動趨勢?！ ?/p>
發達國家經濟結構是什么樣子呢？我們用德國與中國做個對比：
居民消費占GDP比重：德國49%；中國35%；
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德國49%；中國40%；
中央政府收入占GDP比重：德國29%；中國10%；
福利支出占政府支出比重：德國55%；中國11%?！ ?/p>
基尼系數：德國0.28；中國0.48
可以看出，中國如果要調整出一個社會和諧發展的經濟結構，必須在一次分配中大幅提高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二次分配中通過提到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和福利支出占財政支出中比重，才能使基尼系數降低，實現社會和諧發展?！ ?/p>
但是那么中國在高速發展的這幾年，結構是向什么方向在變動呢？下面是1999-2007年的結構變動情況：
勞動者報酬占GDP份額：52%——40%
居民消費占GDP份額：46%——35%
財政收入占GDP份額：12.8%——19.9%
福利支出占支出份額：1.6%——10.9%
基尼系數：0.4——0.48（根據李成瑞說九十年代大約0.4）
也就是說，中國部分結構確實向發達國家結構靠攏，其中政府通過提高支配國民收入比重，并加大福利支出比重方面，做了比較大的努力。但效果不明顯，基尼系數始終在擴大。顯然因為出現了勞動者報酬和居民消費比重下降是重要原因。也就是一次分配中資本拿走的部分越來越高，政府在二次分配中即使有了點作為，但不足以彌補一次分配中的資本強勢?！ ?/p>
我們接著看看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情況。韓國和墨西哥是兩個典型國家，一個是拉美化趨勢很明顯的國家，一個是越來越接近發達國家的國家。他們從1980——2007年在經濟結構上有明顯的變動趨勢差異：
勞動者報酬占GDP份額：韓國40%——51%；墨西哥36%——28%
中央財政收入占GDP份額：韓國18%——25%；墨西哥15%——14%（2000年，缺后面數字）
福利支出占財政支出份額：韓國13%（2000年）——21%，墨西哥2.2%——20%
基尼系數（92-02）：韓國0.32——0.32；墨西哥0.5——0.5（缺少80年代數字）
發展中國家在發展中都有個共同點，就是政府占國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在增加，福利支出份額也在擴大，向發達國家靠攏。但是，最后還是形成一個“可持續發展”的趨勢明顯，一個不明顯；一個社會趨向和諧，一個趨向動蕩。他們在經濟結構上最明顯的差別，就是一個勞動者報酬占GDP份額在上升，另一個在下降。換句話說，勞動者報酬占GDP份額究竟不斷擴大還是在不斷縮小，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能否平穩發展的重要標志。一個指標讓他們走上兩條道路?！ ?/p>
顯然，是否按 孫中山 先生的“節制資本”來調節國民經濟結構，是市場經濟下發展中國家究竟能持續發展，還是早早變成一個再也不長的“小老樹”的重要抉擇。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僅僅依靠提高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僅僅靠加大福利支出，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p>
對中國來講，為什么資本處于強勢并嚴重影響了財富分配？是不是私企外企工資發低了？漲慢了？國家最低工資標準執行不嚴格？那么解決這個問題不就限制了資本嗎？看起來簡單，實際不這么簡單，尤其是執行起來很困難。最低工資標準提再高，只要有無限供給的勞動力，也就是能夠忍受低工資的農民工你就無法落實這個標準。觀察一下與民工荒關聯的數字，會發現只要農民家庭經營收入明顯提高的年份，民工荒就會出現。2009年和2010年國家連續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累計提升30-40%，2011年民工荒就很嚴重，工資上升幅度就快。2004年第一次出現民工荒，那是2003年-2004年的免除農業稅有關。農民工工資高了，城鎮青年的工資會水漲船高。農民工忍受低工資，城鎮青年也別想多拿多少。
拐了個大彎兒不是？一點沒拐。所以，不解決農民家庭經營收入提高空間，資本強勢問題就無法在市場經濟規則下有所改變。怎么解決家庭經營收入說起來就長了，基本思路一是“城鄉分離化”而不是“城鄉一體化”：給農民以特殊國民地位，通過優惠的產業政策、金融政策、稅收政策，擴大農村經濟生產鏈，增加農民家庭兼營比例。從整體提高農村經濟勞動生產率提高空間角度考慮問題。二是合作化而不是“公司加農戶”，通過人六資四或者類似比例限制資本在合作經濟中的收益。這方面貧道有很詳細的帖子以前寫過?！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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