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當今主流文明與中國
王中宇
“東亞病夫”還是“超級大國”？
«河殤»：“先進”？“落后”？
市場經濟？
二、過程：主流文明的本質
“資本積累”過程
普列漢諾夫和陳獨秀遇到的悖論
“無產階級化”過程
英國：從“羊吃人”到“剝削全世界的民族”
俄羅斯：從“解放”到“勃列日涅夫主義”
中國：2.3億農民工
“資本積累”與“無產階級化”：兩個過程的耦合
三、演化、盡頭、突變
擴張與轉移
“中國世紀”？
“美國世紀”現狀觀察
資本積累過程的視角
無產階級化過程的視角
前途：英國道路還是俄國道路？
“讓思想沖破牢籠”
一、中國：矛盾的形象分歧的路
憤激的林良多
今天的中國站在一個引人注目的位置上，國際上“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交替出現；國內自豪者與憂慮者并存。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退休華裔物理學榮譽教授林良多(Duo-LiangLin)在美國《華盛頓郵報》上發表了一首英文詩《你們究竟要我們怎樣生存？》，道出了150年以來中國的處境：
當我們是東亞病夫時，我們被說成是黃禍；
當我們被預言將成為超級大國時，又被稱為主要威脅。
當我們閉關自守時，你們走私鴉片強開門戶；
當我們擁抱自由貿易時，卻被責罵搶走了你們的飯碗。
當我們風雨飄搖時，你們鐵蹄入侵要求機會均等；
當我們整合破碎山河時，你們卻叫囂“給西藏自由”。
當我們推行馬列救國時，你們痛恨我們信仰共產主義；
當我們實行市場經濟時，你們又嫉妒我們有了資本。
當我們的人口超過十億時，你們說我們摧毀地球；
當我們限制人口增長時，你們又說我們踐踏人權。
當我們一貧如洗時，你們視我們低賤如狗；
當我們借錢給你們時，你們又埋怨使你們國債累累。
當我們發展工業時，你們說我們是污染源；
當我們把產品賣給你們時，你們又說造成地球變暖。
當我們購買石油時，你們說我們掠奪資源、滅絕種族；
當你們為石油開戰時，卻說自己解救生靈。
當我們動亂無序時，你們說我們沒有法治；
當我們依法平暴時，你們又說我們違反人權。
當我們保持沉默時，你們說我們沒有言論自由；
當我們敢于發聲時，又被說成是洗過腦的暴民。
(見新華網2011年01月12日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11-01/12/c_12971602.htm)
林良多說出了中國人的心里話，讓人感觸良多。更重要的是：林良多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我們的現狀如何？我們在主流文明中的地位如何？我們的未來何在？這迫使人們將中國的道路放在當今主流文明的大背景下觀察，反思被主流學界奉為公理的意識形態教條，直接從歷史經驗中尋找啟迪。
“東亞病夫”還是“超級大國”？
“東亞病夫”的帽子扣在我們頭上多年，它深深地刺激著每個國人。以至當年“除四害、講衛生”能形成轟轟烈烈的全民運動。毛澤東將體育主管部門的職能定位為“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使中國一度成為全球最大的廣播體操王國。即使體育主管部門轉向去搞“產業化”之后，一場球賽的勝負都可能刺激國人敏感的神經，引發意想不到的事件。當年的女排是每個國人的驕傲，而男足則淪為盛滿唾沫的痰盂。
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后，國力已今非昔比，殲20曝光更在網上激起了強烈的自豪感。中國在經濟上是美國的債主，在武器上亦遠非小米加步槍，在一些人看來，我們似乎已經擺脫了發展中國家的地位。
世界銀行將各國分為“高收入國家”、“中等收入國家”和“低收入國家”，其依據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1994年以前），或人均國民總收入（1990年以后）。在有重重疊數據的幾年里，比較兩個指標，差異很小，將它們合并其來，可以表明中國相對地位的演化過程（見圖一）。
圖一：中國經濟地位的演變單位：美元
數據來源：歷年«國際統計數據» 1990年以前
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以后為人均國民總收入
統計局歷年的«國際統計數據»，其相關數據取自世界銀行WDI數據庫。由于世界銀行的中國數據不完整，筆者用歷年«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算出歷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此即圖中的“中國（統計局）”，數據顯示，兩者差異很小。
數據告訴我們，中國自本世紀以來，逐漸離開低收入國家，接近中等收入國家。但在世界銀行的標準中，所謂中等收入國家與低收入國家相差無幾，兩組曲線幾乎都貼在橫軸上，它們距高收入國家幾乎同樣遙遠。從2002年到2008年，高收入國家人均國民總收入增長13,215美元。中等收入國家增長1,490美元，是高收入國家的11.28%；低收入國家增長了130美元，是高收入國家的0.98%。世界經濟增長的成果幾乎都被高收入國家卷走。
有人宣揚“G2”,似乎中國已與美國平起平坐，有人預言“中國將成為超級大國”，但至少在現在，中國的人均國民總收入僅為美國的6.18%。那為何美國對中國如此戒備？“中國將成為超級大國”的預言是否可信？不妨用數據的簡單外推，做一個粗略的觀察。我們來看一下中國人均值/美國人均值的發展趨勢（見圖二）：
圖二：中國人均國民總收入/美國人均國民總收入
數據顯示，如果維持過去的大趨勢，40年后，到2050年左右，中國的人均國民總收入將與美國不相上下。如果這真的成為現實，讓我們想象一下將這是一個什么場景？由國際能源年鑒（International Energy Annual 2004）查出：美國和其他13個最富裕小國，占人口總數5.4%的人口，消費了27.7%的一次能源。而今中國人13億人占全球60億人的21.7%，如果我們也達到他們的水平，將需要消費全球能源的111%。這還需假設他們的消費不再增長，事實上，圖一告訴我們，他們增長的絕對值比我們高出一個量級！
不突破地球資源制約，而達到圖二預示的情景，邏輯上只有一個途徑：高收入國家降低其消費水準。然而，美國前總統小布什退出«京都議定書»表明，美國人不愿放棄他們的生活方式。其現總統奧巴馬則通過電視鏡頭向全世界明確宣布：
“如果10多億中國人口也過上與美國和澳大利亞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將陷入非常悲慘的境地。”
強硬的小布什致力于維護美國生活方式，偽善的奧巴馬則辯稱：
“美國并不想限制中國的發展，但中國在發展的時候要承擔起國際上的責任。中國人要富裕起來可以，但中國領導人應該想出一個新模式，不要讓地球無法承擔。”
當年的中國，幾乎沒有工業，對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幾乎為零。結果呢？英、法、荷、美、日，世界銀行列出的“高收入國家”，仗著堅船利炮，幾乎個個打過中國，中國是被他們打上工業化道路的。直到中國走上“與國際接軌”的道路后，銀河號事件、炸館事件、撞機事件、對臺軍售事件……幾無消停。去年更將航母開進了黃海。“發達國家”之所有能力這樣做，是因其人均資源的消耗遠大于中國。高呼人權的奧巴馬居然腆著臉要求中國負責“想出一個新模式，不要讓地球無法承擔。”顯然，在奧巴馬看來，美國人消耗資源的權利天然高于中國人，這就是他們的“天賦人權”、“普世價值”！
圖一告訴我們，所謂中國的“崛起”，充其量處于萌芽階段，圖二告訴我們，如果這一趨勢持續三四十年，勢將危及“高收入國家”的安樂窩。這就是為什么他們視中國為“主要威脅”，責罵我們搶走了其“飯碗”，又將自己“國債累累”歸咎于我們，還指責我們“掠奪資源”，將“地球變暖”甚至“摧毀地球”的罪責歸咎與我們的原因。
他們顯然懂得道德經的教導“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要趁中國尚未足夠強大之前遏制之。所以中國人看到了一張張傲慢、猙獰、偽善有時又沮喪的嘴臉。其實，他們擺出什么嘴臉，這些嘴臉如何變幻，本無所謂。看強人臉色過日子，一輩子只能是奴才。中國人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首先要看清這是一個怎樣的“林”，認清這“林”中的生存法則。做到這一點，最可行的切入點是思考150年前，中國為什么淪落為半殖民地，為什么差點被列強瓜分、被日本鯨吞。
«河殤»：“先進”？“落后”？
其實，150年來，人們在不斷地思考這個問題，嚴復、楊度、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都做出過自己的回答。今天主流媒體上的主流觀點，濫觴于上個世紀80年代的6集電視政論片«河殤»。
150年來中國經歷的苦難，被«河殤»歸究為：黃土地上的“黃色文明”不敵起源于地中海的“藍色文明”。在事實判斷層面，其作者正確地寫道：“亞細亞遇到的挑戰，是歐洲對全人類的挑戰。”而在價值判斷層面，“黃色文明”被描寫為閉關自守、保守封閉、缺乏創業沖動、風險承受能力很低、依賴思想和聽天由命觀念濃厚、沒有市場機制、不重視知識分子、不可抗拒的腐化傾向、神秘的超穩定結構……，“這片土黃色的大地不能教給我們，甚么是真正的科學精神。肆虐的黃河不能教給我們，甚么是真正的民主意識”。作者認為中國的“黃色文明”是大一統、專制的農業社會，它曾創造過輝煌的歷史，卻缺乏創新的動力，阻礙了向現代化的轉型。
而對“藍色文明”，作者一往情深地傾注了全部希望，甚至不惜以自己的民族英雄作為反襯：“公元一五八八年初，將星殞落，戚繼光在貧病交加中死去。長城，隨著戚繼光的去世，不再有任何意義。與此同時，西班牙的無敵艦隊，正整裝待發，出征英國，去揭開近代世界歷史上轟轟烈烈的一頁。”
作者忘了提及，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靠“無敵艦隊”橫行于地中海和大西洋，掠奪金銀財寶而致富，成為現代主流文明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而出征英國那“轟轟烈烈的一頁”，結果是“無敵艦隊”全軍覆沒。從此以后西班牙急劇衰落，“海上霸主”的地位被英國取代。此后的大英帝國海軍，轟開中國大門，將鴉片貿易強加于國人，以維護“自由貿易”這一“普世價值”。
作者也忘了提及，戚繼光的對手倭寇，后來發展為大日本帝國皇軍，對中國發動了一系列戰爭，從甲午戰爭的割臺灣、琉球，到占領東北、華北，直到全面侵華。
長期以來，人們相信“落后就要挨打”，將這150年中國的慘痛經歷歸咎于自己的“落后”。在反思何為“落后”時，對比“黃色文明”和“藍色文明”，凡有差異之處，均視為我們的“落后”，于是強盜們反而代表了“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甚至代表了“普世價值”----也就是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我們走上了“補資本主義這一課”的道路。而補課30年后，現實使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這個“主流觀點”經不起歷史和現實的檢驗。“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這是毛澤東那一代人的痛切體驗。炮火連天，彈痕遍地的世界，再次將這個問題擺到了國人面前。迫使我們再次深思何為“先進”與“落后”。
市場經濟？
在主流觀點看來，市場經濟發展程度的差異，是150年前我們落后挨打的主要根源。從這個觀點看，連鴉片戰爭都有理由為大英帝國辯護。«歷史教學»2003年12期發表張宏偉、蔡中堅的論文«鴉片戰爭也應有“維護商業”性質»，更有人在天涯論壇上發文，稱鴉片戰爭被“誤讀”，“其實質是反壟斷和貿易自由”。（見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304090.shtml）«歷史教學»的讀者群是中學教師，市場經濟的神圣地位就通過這樣的渠道注入下一代的頭腦。
然而，中國和日本的明清經濟史專家早就認識到，中國的農業經濟自1500年起越來越商業化了。研究經濟史的西方學者則發現：西方在思想上信奉自由市場，而中華帝國晚期則是在實踐自由市場。。
拉蒙.邁爾斯(Ramon Myers)描述了中華帝國晚期的“網狀”經濟，它由小規模經濟組織組成，它們在高度競爭環境中相互結成契約關系，并且幾乎完全依靠市場解決交易費用問題。（見JohnLee,“Trade and Economy in Preindustrial EastAsia，c.1500-c.1800: Easl Asianin the Age of GlobalIntegration,”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8,1(1999),p.19.）如果了解如今閩浙地區的“塊狀經濟”，這種狀態并不令人驚異。
彭慕蘭考察了阻礙市場發育的因素，諸如政府干預、特權壟斷、行會和習俗限制等，并特別重視土地買賣和勞動力市場的自由程度，結論是，中國的江南比英格蘭略有優勢。且直到1789年，“西歐的土地、勞動力和產品市場……整體上可能比中國大多數地方離完善的競爭更遠----這就是說，它更不像是由能夠自由選擇貿易對象的眾多買賣人所組成，因此更不符合亞當•斯密所預見的增長過程”。(見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China,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eonomy”(Princ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17)
與之對比，清朝廷宮所需物品，比明代自辦者減少，向市場購買的更多。康熙十四年（1657年）禁止“里攤”（官方強征強買），康熙十五年規定官家仗勢強買，“不開實價”等“具照貪官罪例”（見朱伯康等«中國經濟史»（下）p435）。
在這樣的政策背景下，民間商業有長足的發展。北方經商者以晉商為主，“京師大賈多晉人”（徐珂：《清稗類鈔》第6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郭松義，從“乾隆朝刑科題本”、“宗人府來文”、“內務府來文”和“刑法部檔案”等，摘錄晉商個人樣本136例，時間從乾隆元年(1736)到宣統清亡為止(1911)，分析了在京晉商的面貌：
“這些晉商在北京從事商業的范圍相當廣泛，涉及近30個行當，計銀錢店13家(內3家稱煙錢鋪，系錢業和煙業兼行)，糧店8家，酒鋪、油鹽店、磚瓦廠各5家，煙鋪、茶館各4家，當鋪、干果店、碾房(碓房)各3家，煤鋪、木廠、雜貨鋪、粥鋪、客店各2家，估衣鋪、成衣鋪、餑餑鋪、飯店、草鋪、香鋪、銅錫器店、古玩店、羽纓局各1家，還有開設爐房、銅器作坊、小煤窯、磚瓦窯，從事販羊、販騾馬買賣和在工部鑄錢局工作等。”（郭松義《清代北京的山西商人—根據136宗個人樣本所作的分析》中國經濟史研究2008年第1期）
由此可見市場經濟之繁榮。郭松義指出：“一個地區或一個城市，真正的大商家不過幾家、十幾家，更多的是那些中小商家。在北京，正是這些中小晉商勤奮努力，不顧本小利薄，把鋪面開到街頭巷尾，既流通了物資，也方便了百姓，使城市得以運轉，體現它的生機，從而顯示了晉商在北京的深厚基礎和無限實力”（同上）
晉商在明代（1368年--1644年）已在全國享有盛譽。清代（1644年--1840年）初期，山西商人的貨幣經營資本逐步形成，不僅壟斷了中國北方貿易和資金調度，而且插足于整個亞洲地區，甚至把觸角伸向歐洲市場，南自香港、加爾各答，北到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東起大坂、神戶、長崎、仁川，西到塔爾巴哈臺、伊犁、喀什噶爾，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跡。大范圍的國內外貿易，催生了早期金融組織“帳局”、“錢莊”、“票號”等。
從全國范圍看，劉秀生逐一檢索清代地方志，“竟呈現一幅覆蓋清代全部版圖的一個完整的商業交通網”，他將其劃分為十條交通干線。可見清代已經存在一個全國流通的大市場。（劉秀生«清代國內商業交通考略»）
十八世紀的弗朗索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被稱為近代第一個經濟學家。在他筆下，中華帝國相當于“整個歐洲，如果后者在單一主權下統一起來的話”。稍晚的亞當·斯密（1723～1790）被視為市場經濟的鼻祖，他也認為中國“國內市場”的大小“不亞于歐洲所有國家加在一起的市場”。劉秀生的考證證實了他們的判斷。與之相比，亞當•斯密在1776年評論道“中國是一個比歐洲任何地方都遠為富裕的國家。”（見«亞當·斯密在北京21世紀系的譜系»〔意〕喬萬尼·阿里吉）事實上，無論是19世紀前歐洲人對東方的看法，還是近年的研究成果，二者都表明，當時中國乃至亞洲是世界上生產力最大、經濟總量最大的地區。
可見在清代，市場經濟的發達至少不亞于西歐。對市場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后果，美國歷史學家，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校區歷史系教授黃宗智這樣描寫道：
“在華北，商業化給某些人提供了致富機會，同時給許多其他人帶來了貧困，后者接受了市場風險但沒能成功。在長江三角洲，以棉花和桑樹種植為代表的內卷式商業化使在農業經濟能夠吸納更多的人口，但它沒有根本改變先前存在的社會不平等環境。人口壓力和不平等并存的結果是形成了一個越來越大的貧農階級(在絕時數量上，即使并不必然在人口比例上)，包括無地的農業工人和佃農，后者也受雇打短工。”(見PhilipC.C.Huang,“Development on Involu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and China?A Review of Kenneth Pomeranzs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61, (2002)，p.531)
顯然黃宗智注意到自由競爭造成了社會分裂和社會環境惡化。
過去30年的經驗再次告訴我們，自由競爭確實能催生出巨大的財富，同時也使社會迅速分化，社會認同瓦解，道德崩潰；使國家成為一頭肥碩而缺乏自衛能力的羔羊。清末民初，正是這種狀態，使中國成為列強瓜分的對象。
主流學者認為，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必須配之以憲政民主。而民初我們就有過類似的政治構架，結果卻是各地軍閥在不同列強的操控下割據一方，成為其“勢力范圍”的代理人，國家則陷入百年動亂之中。
可見，問題的關鍵跟本不在于“市場經濟”與否，而在于理解當今主流文明的運行機制。只從“市場經濟”的視角看問題，無異于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甚至是瞎子摸象。要理解現實與歷史，必須觀察當今主流文明的起源、歷程與運行機制。
二、過程：主流文明的本質
上個世紀80年代，“數理經濟學”傳入中國，當時的中國經濟學界能看懂“數理經濟學”的人寥寥無幾。上海交通大學機械系鐵道機車專業畢業的茅于軾，用約束條件下求目標函數極值的模型表述“一般均衡理論”，出版了《擇優分配原理——經濟學和它的數理基礎》一書，奠定了他在中國作為經濟學家的地位。
自此，“市場經濟”在國內主流經濟學家心目中取得了如同“公理”般的地位，不容置疑。“公理”源自幾何學，但很少有經濟學家意識到：“公理”并非真理，只是構建一個封閉邏輯體系必須有的，不加證明、也不能證明的起點。
茅于軾的深刻在于，他指出了“一般均衡理論”背后的數學模型是“約束條件下的極值問題”。而這個數學模型不含時間變量，即隱含地假設“約束”與“目標函數”都是不變的，整個經濟體系如同按某種方案設計的鐘表，可以在不變的結構與環境下永遠運行下去，然而，這卻不符合事實。
“資本積累”過程
從長期的視角看，推動市場經濟運行的是利潤，是掙錢。在經濟學教科書中，貨幣的基本功能是“交易媒介”，由此得出了“貨幣中性”理論和費雪的貨幣數量理論----價格穩定的基礎是：貨幣存量與真實財富同步增減。但現實中，貨幣還有另外的重要功能。
其一是作為財富被窖藏。在傳統社會中，這一功能相當明顯，財主們偏好窖藏銅錢，屢屢造成“錢荒”。非但土財主如此，皇帝老兒亦如是。打進北京城的李自成發現，崇禎“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十？）兩，鐫有永樂字”（《明季北略》卷二十，轉引自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盡管國軍因缺餉而士氣低落，早已危及社稷。
在現代主流文明中，財主們窖藏銅錢的保守偏好被“以錢生錢”的進取精神取代，現代的信條是理財----“你不理財，財不理你。”用經濟學的術語說，就是“利潤極大化”。事實上，“利潤極大化”是現代主流文明中要素配置的核心原則。于是同為貨幣，分化為兩類：一類履行交易媒介的職能；一類追逐“以錢生錢”。每一個交易環節中，都有一部分作為交易媒介的貨幣轉化為利潤，加入“以錢生錢”的行列，這就是資本積累過程。
假以時日，兩者間的比例向逐利資金（即資本）傾斜，履行交易媒介職能的貨幣越來越難以滿足資本的胃口。于是出現了“有效需求不足”、“產能過剩”、“就業不足”、“經濟緊縮”……，這些其實都是兩類貨幣失衡產生的產物，是資本積累過程必然的邏輯結果。早期的解決之道是銷毀“過剩”的產品，破壞“過剩”的產能，由此引發了無數悲劇，導致社會劇烈動蕩。為了應付這一難題，經濟學家們提出了“反周期”政策：當經濟出現收縮時，向不足的有效需求注入額外的資金，這就是凱恩斯主義。
正如張維迎指出的，這是一個飲鴆止渴的藥方。它導致貨幣發行量的增長速度超過真實財富的增長速度。長此以往，貨幣對應的真實財富越來越稀薄，終將導致貨幣制度的崩潰。這一切，不僅是邏輯分析的結論，更為統計數據所證實。（見王中宇«貨幣循環的另類觀察--系統動力學的視角» 科學時報 2009年11月5日A3版）
幾年前，在一次校友聚會時，我概要地談了上述觀點。一位作為正統經濟學家的校友評價道：“你這是馬克思原教旨主義”。當時我很納悶，我只是談了統計數據和邏輯分析，根本沒有引證馬克思，何以成了“馬克思原教旨主義”？
當然，我年輕時讀過馬克思，包括資本論。坦率地說沒有讀懂。現在回顧有兩個原因：其一，經濟學不是我的專業，業余瀏覽而已，沒有動力去搞通那艱深的譯文；其二，更重要的是，那時的我對資本主義社會缺乏切身體會，無法形成自己的獨立判斷。所以在80年代，對包括茅于軾在內的主流經濟學家們，我信任他們恰如在數學領域信任高斯、歐拉、希爾伯特。
過去30年的切身經驗給了我觀察問題的視角；統計數據讓我可以超越個別案例進行全局、動態觀察；偏于數學的專業背景給了我分析思路和工具。這位校友的評價，提醒我回顧馬克思。我發現，馬克思與主流經濟家的根本區別在于分析視角。約束條件下的極值模型，不涉及時間變量，隱含地假設當代主流經濟體系永恒存在，而將它的發生、演化過程排除在分析視野之外；馬克思將經濟系統視為動態系統，用各子系統間的關系來解釋整個系統的演化特征。在這個意義上，我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帽子。
然而，生活在馬克思去世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們能觀察到更多、更廣的現象，擁有比馬克思時代更有效的分析工具，只要直面現實，就不可能成為“原教旨主義者”。事實上，歷史經驗已經顯示出馬克思理論的某些局限性。“原教旨主義者”的帽子還是留給言必稱亞當•斯密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吧。
普列漢諾夫和陳獨秀遇到的悖論
馬克思理論在歷史上遇到過一個悖論：理論上最具備無產階級革命條件的國家—西歐、北美，均未爆發這樣的革命。相反這里成為第二國際的市場，面對帝國主義戰爭，那里的工人階級在“民族主義”的旗幟下，加入本國軍隊，充當各國資產階級的炮灰而相互廝殺。
在理論上基本不具備“無產階級革命”條件的俄國和中國，大學者普列漢諾夫和陳獨秀基于正統的馬克思理論，都懷疑本國能否實現“無產階級革命”。而現實是，正是在俄國和中國爆發了二十世紀最為暴烈，也最具歷史影響力的革命。
這讓人們不能不思考，當今主流文明生命力的基礎在那里？
十九、二十世紀的歷史，顯示出明顯的地域差異。從地域視角看，馬克思最為人熟知，也最深刻的論述可能是«共產黨宣言» 中的：
“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使反動派大為惋惜的是，資產階級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并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舊的、靠本國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帶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
“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
對于當今風靡一時的“全球化”，很難有比這更準確、更深刻的表述。可見馬克思在地域方面看到的是“趨同”。這使他的分析里缺乏對區域差異的關注。他的分析隱含地假設關鍵性的矛盾都在一個同質區域的內部。
馬克思理論的視角由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商品與貨幣、需求與產能、資本與勞動等概念張成。在這個理論空間中，前述資本積累過程造成了關鍵性的矛盾--生產資料的社會化與私人占有間的矛盾，它勢將引起社會革命，因為統治者不能照舊統治下去了，被統治者不能照舊生活下去了。
從生產資料占有的視角看，發達國家實現了最徹底的階級分化，生產資料已經高度社會化，并主要掌握在極少數富豪手中，絕大多數人口掌握的生產資料與大資本相比微不足道。然而，這里的無產階級生活水平遠高于周邊國家絕大多數人口。同樣從事簡單勞動，他們的收入是周邊國家同等勞力的數倍到數十倍，他們的工作時間和強度受到了法律的限制，他們享受的社會保障，則是周邊國家同行不敢想象的。稱資本利潤來自他們的剩余勞動，實在缺乏說服力。而事實上，全球資本在迅速積累，那這積累的源頭何在？誰為資本提供了利潤？
«共產黨宣言»發表于1848年，十年后全球的區域差異及其社會影響就進入了恩格斯的視野。1858年，恩格斯在10月7日給馬克思的信中說：
“英國無產階級實際上日益資產階級化了，因而這一所有民族中最資產階級化的民族，看來想把事情最終導致這樣的地步，即除了資產階級，還要有資產階級化的貴族和資產階級化的無產階級。自然，對一個剝削全世界的民族來說，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有道理的。”（轉引自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這時的英國是主流文明的核心區，而在恩格斯的眼中，這是一個“資產階級化的民族”，一個“剝削全世界的民族”。這一分析視角隨后在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列寧主要被視為革命實踐家，但在對當代主流文明的認識上，«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絕對具有開拓性的意義，它將區域差異的視角帶入了馬克思的分析框架。在這個意義上，列寧的學術價值遠高于普列漢諾夫。
“無產階級化”過程
英國：從“羊吃人”到“剝削全世界的民族”
十五、十六世紀是現代主流文明在英國發育的時代，那時英國、尼德藍（荷蘭）等國的毛織業很繁榮。毛紡與養羊成了利潤豐厚的行當。英國的地主紛紛用籬笆圈地放羊，被圈的既有地主自己的土地，也有公共的土地和農民的土地。這就是著名的“圈地運動”，它瓦解傳統的社會結構，破壞家庭手工業，開啟了勞動力的無產階級化過程。
被從傳統社會結構中拋出的人們成了流浪漢。政府規定：凡是有勞動能力的游民，如果不在規定的時間里找到工作，一律加以法辦。通常，對于那些流浪的農民，一旦被抓住，就要受到鞭打，然后送回原籍。如果再次發現他流浪，就要割掉他的半只耳朵。第三次發現他仍在流浪，就要處以死刑。
后來，英國國會又頒布了一個法令，規定凡是流浪一個月還沒有找到工作的人，一經告發，就要被賣為奴隸，他的主人可以任意驅使他從事任何勞動。這種奴隸如果逃亡，抓回來就要被判為終身的奴隸。第三次逃亡：就要被判處死刑。任何人都有權將流浪者的子女抓去作學徒，當苦役。
亨利八世和伊麗莎白兩代國王統治時期，曾經處死了大批流浪漢。這個野蠻的過程為毛紡業提供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力，也造了英國工人悲慘的處境。這一過程被史學家稱為“羊吃人”，于是有了1845年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描寫的悲慘景象。正是他們為資本積累提供了利潤來源。
然而，到1892年恩格斯為《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譯文寫序的時候，英國工人階級的處境已經有所改善。對此，恩格斯分析道：“當英國工業壟斷地位還保存著的時候，英國工人階級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過這一壟斷地位的利益。”他已經意識到，導致英國工人階級地位改善的，是外部因素。當今主流經濟學奠基人之一，英國經濟學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這樣描述1865年的英國：
“北美和俄國的平原是我們的玉米地；芝加哥和奧得薩是我們的糧倉；加拿大和波羅的海是我們的林區；澳大利亞有我們的牧羊場，阿根廷和北美西部大草原有我們的牛群；秘魯送來白銀，南非和澳大利亞的黃金流向倫敦；印度人和中國人為我們種植茶葉，我們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種植園遍布東印度群島。西班牙和法國是我們的葡萄園，地中海是我們的果園；我們的棉花長期以來栽培在美國南部，現已擴展到地球每個溫暖地區。”
這時英國的無產階級化過程已經完成，英國已經確立了自己在現代主流文明中的霸權地位，在全球產業鏈中已經占據了豐饒的“利潤池”，其利潤來源地已經分布于如此廣闊的地域。著名的“英國紳士風度”和英國無產階級地位的改善，均建立在這個“利潤池”之上。當考茨基向恩格斯詢問英國工人的政治態度時，得到了這樣的答復：
“您問我：英國工人對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這和他們對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樣。這里沒有工人政黨，有的只是保守黨和自由激進黨，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們共享英國的殖民地壟斷權和英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壟斷權。”（恩格斯«1882年9月12日給考茨基的信» 轉引自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而這一切的背面，是“不發達地區”的資源外流、人民處境惡化、社會矛盾激化。歷史告訴我們，在英國的案例中，真正提供利潤源的，是正處于無產階級化過程中的傳統社會成員。一旦無產階級化完成，利潤源就主要依賴“英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壟斷權”，亦即依賴其他地區的無產階級化過程。杰文斯告訴我們，俄羅斯就是其中之一。
俄羅斯：從“解放”到“勃列日涅夫主義”
俄羅斯步入現代主流文明，是從彼得大帝的“解放”（1861年）開始。此前的俄羅斯在當時的主流文明眼中，是一個落后甚至野蠻的國度。這不但是西歐各國的看法，也是俄羅斯內部很多精英人士看法。于是有了斯拉夫派與西化派的爭論。結果西化派取勝，彼得大帝啟動了全面西化的潮流。羅曼諾夫王朝以“解放”的名義，用暴力摧毀了本土的基層社會結構--農村公社，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提供必需的“要素”—廉價的土地和失去生計的勞力。從彼得大帝的“解放”，到斯托雷平的“改革”（1907——1914），在農民無產階級化的過程中，資產階級迅速成長起來。
1901-1905年俄國農產品的出口值是7.01億盧布，1911--1913年就增加到12.26億盧布，僅谷物出口一項，每年就可以多得5億多盧布，谷物出口運輸幾乎占鐵路運輸量的一半。與此同時國內饑餓與失業蔓延，俄國農民爭取面包和土地的斗爭延綿不絕。回顧前引杰文斯的話，可見俄羅斯平民百姓同時供養著兩類“掠食動物”本國資本家和“發達國家”。正是俄羅斯勞動力的無產階級化過程，為本國與“發達國家”的資本積累提供了利潤源。在這個歷史背景下，馬克思的后繼者中，最激進的派別在俄羅斯獲得了發育壯大的土壤，而“發達國家”則成了第二國際的溫床。
在“發達國家”的遏制下，俄羅斯未能步英國的后塵，及時占領全球產業鏈的高端，獲取外部利潤，緩解內部矛盾。結果內部矛盾激化，導致了1904—1906年和1917年的革命。此后的蘇聯面對同樣的難題，于是將“社會主義陣營”視為自己的外部利潤源，提出了著名的“勃列日涅夫主義”。排除其意識形態色彩，可以看出，這與當今流行的“全球化”理論異曲同工。與之相比，為達到同一目的，“全球化”理論更有學術味，顯得更文雅，更“道德”，因而更易于達到其目的。而“勃列日涅夫主義”則以其粗鄙、霸道而遭人痛恨，并立刻被指為“社會帝國主義”。
俄羅斯的案例告訴我們，傳統社會瓦解，其勞動者無產階級化的過程，是資本利潤的主要來源，一旦無產階級化完成，資本就不得不在外部尋求利潤源，并出讓一部分外來利潤安撫無產階級。否者矛盾重重積累的社會將必面對二擇一的局面：或者靠暴力壓制維持穩定，或者社會沖突爆發摧毀現有結構。而且，這兩個局面將會相互轉換。暴力維穩，不能化解矛盾，只能使內應力急速積累，早晚沖破壓制力，導致社會沖突公開爆發；而社會沖突公開爆發，造成人命傷亡和財產毀滅，使資本更無力占有全球產業鏈的上層，更無可能獲得外部利潤來源，相反一個孱弱的國度，是發達國家掠奪的絕佳對象，于是內部矛盾將再次積累，只有暴力方可“維穩”，于是“今天的你我，只好重復昨天的故事”。
中國：2.3億農民工
如果英、俄的案例距今久遠，我們缺乏切身的體驗，中國持續了30年的農民工現象，就發生在我們眼前、身邊。法律上，農民工大多擁有一小片耕地，還擁有自己的宅基地，所以正統理論從未將他們視為“無產階級”。相當長的時期內，他們甚至不在工會的視野之內。直到2003年中國工會十四大報告才提出“一大批進城務工人員成為工人階級的新成員”。次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認可了這一提法：“進城就業的農民已成成為我國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
農民工的生存，一方面來自打工的工薪收入，一方面來自農業。這樣的生存狀態，使資本可以大大壓低所需支付的勞力成本，甚至可以低到勞動力再生產所需的水平之下——農民工的定居和后代繁衍主要依賴農村而非工薪。所以有了令人觸目驚心的“留守兒童”和“空心村”現象。
據國家統計局農村司發布的«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農民工有89.8%每周工作時間超過勞動法規定的44小時，從行業看，平均每周工作時間最短的是制造業（58.2小時）；最長的是住宿餐飲業（61.3小時）。有近六成農民工沒有簽訂勞動合同。工傷風險較高的建筑行業農民工，雇主或單位為其繳納工傷保險的比例僅為15.6%，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的比例也顯著低于其他行業。
站在資本利潤極大化的立場上，勞動力不過是“要素”之一，與其他要素一樣，必須以盡可能低的代價獲得，盡可能高的效率使用。從這個視角看，農民工無疑是極為“優良”的“要素”，無怪乎主流經濟學家將中國的經濟戰略建立在廉價勞力的基礎上。
對資本更為有利的是，根本無需顧慮雇員就業（亦即生計）的穩定性，可以根據市場波動自由地增減雇傭人數。反正失業的農民工最終可回到土地上，而不至于成為聚集在城市里走投無路的“暴民”。一年一度的“春運”，就承擔著這種全國范圍內勞動力配置大調節的機制。
“深圳模式”被長期視為發展的典范，它有兩個眾所周知的特點：其一是典型的“外向型經濟”；其二是勞力的主要構成是外來農民工。觀察深圳30年的歷程，有助于理解利潤的來源。
圖三是深圳的出口總額/本市生產總值，1987年它就達到94.36%，1994年更高達248.49%。可見其經濟對外依賴之深。
圖三：深圳，出口總額/本市生產總值
數據取自«深圳統計年鑒2010»
圖四是深圳的工資總額/本市生產總值，其演化總趨勢為波動中下降。1980年為16.16%，2003年降至9.09%，僅為1980年的56.2%。
圖四：深圳，工資總額/本市生產總值
數據取自«深圳統計年鑒2010»
在這一過程中，深圳的出口高速攀升（見圖五）
圖五：深圳，進出口數據
數據取自«深圳統計年鑒2010»
媒體曾無數次報道，我國勞力密集型商品出口價格之低，占其最終售價的比重之微。自稱是“資本主義經濟學家”的郎咸平告訴我們“整條芭比娃娃的產業鏈的十美金，……而勞動成本只占兩毛五分”，為最終售價的2.5%！即使農民工的工資漲10倍，他們也只能得到最終售價的1/4。
富士康發生員工連續跳樓事件之后，蘋果公司發言人道林表示：“我們正在與富士康高層進行溝通。蘋果非常有決心確保我們整個供應鏈是安全的，并確保工人享有尊重與尊嚴。”然而，郭臺銘不過是IT產業鏈上利潤最低的“代工”環節的包工頭，在這個意義上，他與山西黑煤窯的包工頭沒有質的區別。在這個事件上裝腔作勢的蘋果公司，正是靠富士康這樣的代工企業將成本壓到底線，從而獲得滾滾利潤，成為IT界的翹楚。正如IT商業新聞網指出的“如果失去富士康產品制造基地，蘋果惠普戴爾們將面臨利益的最大損失”（«受蘋果惠普戴爾牽連 富士康發生“12連跳”» IT商業新聞網2010-05-27）
資本獲利的主要秘訣就是控制產業鏈，用業界的行話說，就是“渠道為王”。這一切證明：對農民工勞動成果的剝奪，是國際資本積累的真正源頭。
過去30年，深圳的發展伴隨著中國農民“無產階級化”的過程。這一過程導致了學、政兩界對耕地應否自由買賣的爭論。
主張土地自由買賣的人，強調賣土地可以給農民提供創業的初始資金，使其走上“自我創業”的道路。考諸歷史和現實，這一論辯顯然是虛偽的。當年的斯托雷平“改革”，用的是類似論據，其結果是土地迅速集中到極少數資本家手中，農民則大量論為無業游民，為上個世紀初俄羅斯的大動亂與革命制造了社會條件。我們的經驗則證明，土地向大資本集團集中的潮流勢不可當，而在知識、信息、社會地位方面缺乏優勢的小農，靠賣地所得的那點錢創業，十之八九將以破產告終。任這一趨勢自由發展，斯托雷平“改革”的前景，正在向我們招手。
反對土地自由買賣的人，一個重要的理由是：耕地對社會的主要功能，不再是生產性的而是社會保障性的，一旦失去這一“保障”，終將導致農民生計無著，引發難以預計的社會后果。這一論辯強調對農民的保障，但現實中這樣的“保障”對農民日漸失去吸引力。農民工的第二代已很少有人愿意回到土地上，他們正在演化為完全依賴工薪為生的人，成為地地道道的“無產階級”。事實表明，在主流文明中，無法阻止社會成員的“無產階級化”，因為這個過程是主流文明賴以生存的根本。
然而，“無產階級化”的完成，對資本而言卻未必是福音。它支付的工資現在必須包括雇員定居與養家的部分，否則就找不到為其工作的人。它必須顧及雇員就業起碼的穩定性，否則大量的失業將導致社會治安惡化，危及企業的生存環境。一個個具體的資本家或許無需顧及這個問題，但這是“資產階級共同事務管理委員會”—政府不得不面對的首要難題。這就是各發達國家走過的道路，也是中國正在萌芽的動態。英國資產階級靠向外擴張，攫取海外利潤解決這個問題，結果使整個英國成了“資產階級化的民族”、“食利者民族”；俄國資產階級無力獲得足夠的海外利潤（事實上他們一直力圖東向太平洋，南下印度洋），結果是社會動亂與革命。史鑒歷歷，13億中國人有可能成為“資產階級化的民族”、“食利者民族”嗎？
“資本積累”與“無產階級化”：兩個過程的耦合
上邊，我們看到了主流文明中兩個重要的過程：資本積累過程和勞動者無產階級化過程。這兩個過程相互耦合，維持著主流文明的生命力。
一方面，是無產階級化過程為資本積累過程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力，使資本積累成為可能。另一方面，資本積累過程對廉價勞力的需求，推動政權機器去瓦解傳統社會，強行推進社會成員的無產階級化。在這方面，主流文明表現出高度的靈活性，在英國是“圈地運動”和“羊吃人”，在俄國是農奴“解放”，在美國是屠殺印第安人和販賣黑奴，在中國則是“農民工”。單獨觀察，這些案例差異極大，幾無共性。但它們有共同的內核：勞動力的無產階級化，而這源自資本積累過程的需求。
事實上，任何一個過程都不可能單獨進行，它們是同一個人的兩條腿，是同一個硬幣的兩面。這兩個過程將地球區分為不同的地域，發達國家占據全球產業鏈的頂層，是資本積累過程的核心，而發展中國家處于全球產業鏈的底層，是無產階級化過程的舞臺。于是人們在發達國家看到富足、文明、法制、和諧，而在發展中國家看到貧困、野蠻、混亂和尖銳的社會矛盾。可見，在主流文明中，重大的社會動蕩與革命發生在發展中地區而非發達地區，是必然的。
發達國家的資本積累過程必然導致貨幣發行量的增長速度超過真實財富的增長速度。長此以往，貨幣對應的真實財富越來越稀薄，終將導致貨幣制度的崩潰。幸而發展中國家不得不實施“外向型經濟”，不得不以發達國家的貨幣結算。結果發達國家的貨幣覆蓋范圍超出國界，緩解了貨幣貶值的壓力。這其實是靠印鈔票換取別人的真實財富，于是人們看到，低廉的“made in china”使濫發鈔票的美國可以長期保持低通脹。
由此我們看到，“資本積累”與“無產階級化”這兩個過程是相互依存的，它們中任何一個都不可能單獨存在。這兩個過程的耦合，恰如DNA的雙螺旋結構。而這樣的基因，決定了當代主流文明在地域上的基本特征----擴張。
三、演化、盡頭、突變
前引杰文斯的觀察展示了當時全球主流文明的圖景：英國是主流文明的“臥室”，它靠來自廣大地區的資源供養。這些地區，既有大英帝國的領地如印度、北美、澳洲，也有俄羅斯這樣的力圖“崛起”的國家，還有中國這樣的被兩次鴉片戰爭打得暈頭轉向的國家。這些國家在“主流文明”中，扮演著糧田、牧場、廚房乃至廁所的角色。文明的大英帝國紳士，無師自通地領會了孟子的教誨“是以君子遠庖廚”，將一切骯臟、殘忍的作業都放到了這樣的地區。
在同一枚銅錢的另一面，不得不實施資源凈輸出的廣大地區，其上層一方面要維持自己的統治地位，一方面要向“發達國家”輸出資源，以實現自己的“原始積累”，為自己的“崛起”準備條件，于是不得不嚴酷地壓榨本國勞動者。可見“發達國家”階級關系緩和，以周邊國家社會矛盾激化為代價。所以，當年是在俄國而非英國爆發了十月革命；是中國而非日本爆發了辛亥革命和隨后一個世紀的戰亂；是德國而非法國出現了國家資本主義，并力圖向外擴張，同“發達國家”爭奪“生存空間”。
這樣的現實，展示了全球經濟的核心--邊緣結構，引導一批學者，如布羅代爾、阿明、沃勒斯坦、弗蘭克、彭慕蘭、阿銳基等，從地區間對比展開分析。然而，這樣的格局絕非永恒的，它不過是一個長期膨脹過程中的一個斷面。研究現代文明史的多數學者，傾向于將這一過程回溯到15世紀的意大利西北海岸利古里亞地區的獨立城邦----熱那亞共和國。
擴張與轉移
意大利學者阿銳基，基于對歷史的分析，將主流文明的擴張分為4個階段：
以熱那亞共和國為霸權中心的階段，從1350年起步到1630年終止，共經歷280年；以荷蘭為霸權中心的階段，從1560年起步到1780年終止，共經歷220年；以英國為霸權中心的階段，從1760年起步到1930年終止，共經歷170年；以美國為霸權中心的階段，從1870年至今尚未結束。兩個相鄰階段有部分時間重疊，表現出兩個霸權間的競爭。總的趨勢是，擴張速度越來越快。（見阿銳基«漫長的20世紀----金錢、權力與我們社會的根源»）
史實告訴我們，當今主流文明不是上帝或圣哲設計出的永動機，只要遵循其普世價值就可以永遠運轉下去，就可以包容全人類。相反，它是一個歷史過程。從熱那亞時代開始，短短500年間，經過4次蛻皮，演化到今天的“美國世紀”。主流文明每一次蛻皮，都開創了更大的擴張空間。作為代價，則拋棄了許多造就過去輝煌的因素，因此，顯得與上一個世代面目全非。
500年來主流文明一以貫之，絕無改變的，是資本積累過程和無產階級化過程。在這個意義上，主流文明的核心特征就是：瓦解傳統社會，使社會成員一步步無產階級化，為資本積累提供利潤。
將社會成員無產階級化，既用了資本家引以為自豪的經濟手段，也用了他們避諱不言的政治手段。所謂“國家（或城市）競爭力指標”，其實就是引導政府為利潤極大化保駕護航的指標；所謂議會民主，盤點一下議會成員的構成與主張，就不難明白，它其實是哈耶克的“財富控制權力”。將社會成員無產階級化，更用了赤裸裸的暴力手段：從熱那亞時代的海盜商人，到發動鴉片戰爭的東印度公司，直到今天搞得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世界霸權。不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為后盾，使社會成員無產階級化的過程是不可想象的。
起源于1500年的這一主流文明，到了今天是什么態勢？
圖六是美國國家地理繪制的世界夜景地圖。夜間燈光的強弱，無疑標志著該地區在主流文明中的地位。將上述各階段的霸權中心標在世界夜景地圖上，可見它們至今都是最繁華的區域。隨著主流文明的擴張，其核心區從地中海北岸轉移到英吉利海峽兩岸，再轉移到北大西洋兩岸。不少學者預言，下一步的轉移軌跡是太平洋兩岸，從圖上看，美國的西海岸和東亞地區是僅次于北大西洋兩岸的強光區，似乎在印證這一預言。
圖六：世界夜景地圖
美國國家地理雜志繪制
200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美、中、加、意、英、荷、韓、墨等八國學者攜手研究完成的《全球城市競爭力報告（2005－2006）》，報道稱：這也是第一部《全球城市競爭力報告》。報告評估了全球110個城市的“綜合競爭力”，所著眼的視角包括人才、企業、生活環境、商務環境、社會環境、產業、城市規模、質量、效率、增長、就業、結構、效益等等。可見它本質上是資本選擇落腳地的視角。
注意到現代主流文明由城市誕生，它發端于500年前地中海北岸的城邦國家，資本以城市為“據點”向外擴張。各地區的城市“綜合競爭力”反映的，其實是“資本按自己的面貌改變世界”的程度。將上述報告中的110個城市按各大區匯總排序，得出表一：
表一：各大區城市綜合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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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
累計綜合競爭力指數 |
上榜城市（按綜合競爭力指數排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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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
19.9722 |
紐約、洛杉磯、圣弗朗西斯科、芝加哥、圣地亞哥、費城、華盛頓、波士頓、圣何塞、西雅圖、明尼阿波利斯、休斯敦、薩克拉門托、達拉斯、夏洛特、菲尼克斯、丹佛、拉斯維加斯、巴爾的摩、底特律、邁阿密、圣安東尼奧、密爾沃基、亞特蘭大、奧斯丁、哥倫布、匹茲堡、波特蘭、孟菲斯、圣路易斯、印第安納波利斯、辛辛那提、納什維爾、克利夫蘭 |
|
歐洲 |
14.4523 |
都柏林、倫敦、巴黎、法蘭克福、米蘭、布魯塞爾、哥本哈根、巴塞羅納、馬德里、羅馬、漢堡、慕尼黑、阿姆斯特丹、格拉斯哥、蘇黎世、柏林、紐倫堡、日內瓦、里昂、維也納、利物浦 |
|
中國 |
7.8813 |
香港、臺北、上海、北京、深圳、廣州、高雄、澳門、杭州、大連、蘇州、廈門、青島、天津、成都、南京、珠海、溫州、長沙、西安、合肥、重慶 |
|
東北亞 |
5.8680 |
東京、首爾、橫濱、大阪、川崎、名古屋、札幌、仙臺、京都、釜山、神戶、蔚山 |
|
加拿大 |
2.9778 |
多倫多、卡爾加里、溫哥華、渥太華、蒙特利爾、埃德蒙頓、溫尼伯 |
|
澳洲 |
2.5491 |
墨爾本、堪培拉、布里斯班、悉尼、奧克蘭、惠靈頓 |
|
中東 |
0.7368 |
迪拜、開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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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 |
0.5360 |
新加坡 |
|
中南美 |
0.4480 |
里約熱內盧、布宜諾斯艾利斯 |
|
撒哈拉以南非洲 |
0.4361 |
開普敦、約翰內斯堡 |
可見，歐美之外，中國和東北亞是累計綜合競爭力指數最高的地區，亦即被資本按自己面貌改造得最徹底的地區。
“中國世紀”？
這樣的態勢，在媒體上引發了“中國崛起類似于美國崛起”，21世紀會不會是“中國世紀”？之類的討論。新華出版社推出了«中國世紀»一書（劉濤2010-10-1），書中稱：
“10年前，我們哪里敢想象，中國人的身影遍布贊比亞的銅礦、亞馬遜的森林和平原、馬達加斯加的玉米田、尼日利亞的油田：10年前，我們哪里敢想象中國投資者的身影以拯救者的姿態出現在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州和俄勒岡州；10年前我們哪里敢想象中國的私人投資者購下德國的飛機場；10年前我們哪里敢想象美國伊利洛伊州期待中國投資者來拯救該州搖搖欲墜的財政收支、并期待中國投資者來參與美國的基礎建設；10年前我們哪里敢想象根據銀行市值全球十大銀行的前五名居然有四個位置為中國銀行所占據，中國的力量不再是單純的中國力量．而是拉動世界能源市場、帶動世界經濟復蘇、引導世界經濟發展的世界性力量。”
這里分明顯示出與前引杰文斯類似的氣勢。書中，劉濤開宗明義，引證西方研究霸權問題的權威學者來表達自己的觀點：
“西方也有杰出的戰略家、社會政治理論家，比如說保羅•肯尼迪、布熱津斯基、亨廷頓、基辛格、海爾穆特•施米特等，他們或是從客觀現實的分析性模式，或是從社會政治理論模式出發，或以贊賞的眼光，或從威脅的角度諄諄告誡西方世界：中國必將崛起。”
基于此，劉濤激情地呼喚：
“無論西方怎么看待我們，富裕強大起來的中國，必須從今天開始，拿起調色板和水彩筆來繪制未來中國和未來世界的藍圖，我真心希望看到80后和90后的青年們以理想主義的熱情在教室里、街道上、操場上討論未來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哪怕多一些慷慨激昂、熱血沸騰，也要少一些世故和膽怯。”
中國能否像上個世紀20年代美國崛起一樣，掀開類似于“美國世紀”的“中國世紀”？問題的關鍵在于，現代主流文明這一擴張過程，是否還有擴張空間？
如今，“美國世紀”似乎正在走向晚期，從“資本積累”過程和“無產階級化”過程的視角，我們能看到什么態勢？
“美國世紀”現狀觀察
資本積累過程的視角
從資本積累的視角看，圖七是美國聯儲公布的貨幣發行量，呈現出指數增長的態勢。
圖七：美國國貨幣發行量數據來源：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h6/hist/h6hist1.txt
貨幣發行量分為兩個層次：M1為現金、活期存款和旅行者支票，其功能為交易媒介；M2為M1加上各種其他存款（銀行需為之支付利息）。可見（M2-M1）/M1可作為觀察逐利資金演化的指標（見圖八）。
圖八：美國（M2-M1）/M1數據來源：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h6/hist/h6hist1.txt
1959年1月，逐利資金大體與交易媒介相當，而到2008年8月，逐利資金為交易媒介的451.5%。從長時間尺度看（圖中虛線）資本積累呈指數增長態勢。
至于中國，圖九為貨幣供應量與社會財富的演化趨勢，貨幣供應量以遠高于GDP的速度膨脹。
圖九：中國：貨幣供應量與GDP演化趨勢
數據來源：«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圖十為貨幣供應量的構成：
圖十：中國貨幣供應量構成
數據來源：«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數據顯示，作為逐利資金的準貨幣，所占比重持續擴大，而作為交易媒介的流通中現金，所占比重則明顯萎縮。
證監會提供的數據顯示，盡管遇到了金融危機，盡管金融當局采取了嚴厲的調控措施，資本市場的月籌資額依然大幅度躍升，其趨勢線從2003年1月的50億元左右升至2010年11月的800億元左右，不到8年，整整上升了一個數量級，2010年11月的實際籌資額則高達1672.3億元，是2003年1月實際籌資額的23倍以上。這反映社會上的逐利資金呈指數增長的態勢（見圖十一）。
圖十一：中國資本市場月籌資量
數據來源：證監會逐月«證券市場月報»
由此我們看到，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中國，逐利資金都在加速膨脹的過程中。
無產階級化過程的視角
加速膨脹的資本積累過程需要相應的無產階級化過程支撐。在“美國世紀”中，主流文明核心區，已經遠比熱那亞時代龐大。于是，亞、非、拉第三世界成為無產階級化的大舞臺，這一過程既造就了“拉美化”，也造就了“四小龍”、“四小虎”；既造就了饑餓的非洲，也造就了貧困的南亞；既造就了中東的石油富豪，也造就了中亞的恐怖主義溫床。
80年代以后，中國加入了這一過程，為國際資本的積累開創了又一個黃金時代。
觀察圖六，不難聯想到沃勒斯坦的“中心—半邊緣—邊緣”結構。全球從地域上看，大體存在三類地區：
一類是主流文明的中心區，它是金融資本的“臥室”，這里設施完備、法制健全、社會保障可靠，即便是無產階級，其生存條件也遠優于周邊地區大多數居民。在圖中，這是那些亮度最高的地區。
一類是主流文明尚未覆蓋的“邊緣”地區，這里的人們還生活在傳統文明中，與主流文明交流甚少。在圖六中，這是那些幾無燈光的地區。
一類是無產階級化過程正在進行的“半邊緣”地區，正是這一過程中的勞動力，為資本積累過程提供了主要的利潤源。這個地區的經濟必然是外向型的，它在全球產業鏈中必然處于底層。在圖中六，這是那些燈光稀疏的地區。中國的經驗告訴我們，這些地區以輸出勞力的方式支撐無產階級化過程，以點亮“核心區”的燈光。
2005年，時任商務部長薄熙來撰文指出：
“中國的發展給世界投資者帶來了豐厚利益。在華的外商投資企業大多數都受益，所獲利潤高于在其他地方的投資。據統計，從1990—2004年，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僅利潤的匯出額一項，就高達2506億美元，考慮到其他間接獲利的因素，外商從中國獲得的利潤遠遠大于這個數。2003年，外商在華投資工業企業利潤率為6.6%，比當年世界財富500強這一指標要高出很多。”（薄熙來《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積極參與者》人民日報2005年05月23日）
對此，西方媒體也坦然承認。美國《新聞周刊》雜志曾發表題為“中國世紀”的長篇專題報道指出：中國的發展給世界帶來了“明顯”和“令人驚訝”的好處。摩根斯坦利的報告顯示：過去10年，中國的廉價產品使美國消費者節省了6000多億美元，美國制造商則獲利更多。英國《經濟學家》周刊更指出，“在2000年－2001年美國的股市泡沫破裂之后，由于中國的強勁發展，整個世界逃脫了衰退的一劫”。“逃脫一劫”，這就是中國加入這一進程對國際資本價值。
西方學者確實坦誠得可愛。美國暢銷書作者尼爾•弗格森在其新書《金錢的崛起》中生造了“Chimerica”（“中美國”）一詞，將中國與美國合為一體：“一時看起來這像是天作之合。中美國里東邊的人（中國人）存錢，西邊的人（美國人）花錢。”中國人獲得增長，美國人得到低通脹和低利率。生動地展示了“資本積累”與“無產階級化”兩個過程間的血肉關系。他們在中國的應聲蟲則隨聲呼應：
“難怪美國國內有學者說，中美利益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緊密地連為一體，他們甚至把美國叫“Chimerica”,這就是經濟全球化的結果，誰也沒有選擇，誰都不能逃避。更何況在當今世界同心協力抗擊百年不遇的金融風暴的背景下，中國為了展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增持美國國債也有著更多的含義。”（《記住這樣一個新詞：Chimerica》現代快報2008年11月21日）
以自己國民的無產階級化過程，來支撐國際資本的積累過程，這就是“美國世紀”后半期，中國在主流文明中扮演的實際角色。
然而，中國勞動力無產階級化的過程在中國進行了30年，現已進入晚期。它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農村留下的勞力已基本上是老弱病殘，在農村最顯眼的是“留守兒童”和“空心村”。已有研究農區的學者在預測“農耕文明”的消亡時刻，研究牧區的學者在預測“游牧文明”的消亡時刻。這意味這，傳統文明已不能為“無產階級化”過程繼續補充“燃料”了。
其二、深圳的數據顯示，勞工工資比重下降的趨勢在2003年已經觸底（見圖四）。2003年起，廣東出現了民工荒，迫使佛山市、中山市等地政府都曾出面去外省招工，并向農民工承諾了不少優惠條件，比如提供來廣東的路費、預支第一個月的工資等等。（見«“民工荒”重塑勞資新局? 資方和政府均需反省» 廣州日報 2004-08-09）這表明，勞工已無法靠傳統行業的收入來彌補維持了30年的極低工資，傳統文明的消亡，迫使資本必須為勞動力的再生產支付成本。在產品最終售價中，勞力成本所占比重微乎其微的美好年代，正在與資本家揮手作別。
其三、包括通鋼事件、富士康13跳事件在內的惡性社會事件越來越密集，強度越來越高，表明完成了無產階級化的勞動力，越來越無法在幾無保障的環境中生存，越來越無法為資本家承擔經濟波動的風險。這迫使政府改變為利潤極大化保駕護航的政策取向，不得不開始注意勞動者的基本生存條件。而這必將壓縮資本的利潤空間，危及資本積累過程的可持續性。
隨著“無產階級化”過程進入晚期，中國面臨重大轉折點，既有的運行機制越來越難以為繼，學界必須為中國的未來道路探尋方向。
前途：英國道路還是俄國道路？
顯然，對“上流社會”而言，最理想的是堅持主流文明，堅持“與國際接軌”。當然，他們心目中的“國際”只是歐美上流社會，不包括亞、非、拉那些窮鬼。這樣他們可以繼續高速積累資本，在此基礎上，學習英國的紳士風度、法國的浪漫情調和美國的普世價值。甚至可以將美國佬今天的寶座也搶來坐一坐。“皇帝輪流做，明天到我家”，“大丈夫當如是也！”
然而，當國內無力支撐資本積累和無產階化兩個過程后，主流文明該如何堅持？歷史給了我們兩個參考樣本：英國與俄國。
由«中國世紀»一書可看出，在劉濤的心目中是英國道路：依靠外部的無產階級化過程，來維持內部的資本積累過程。當初，這條道路使整個英國資產階級化，成為一個食利者民族。然而這條道路對中國可行嗎？
1800年，英國本土不過約1000萬人口，而支撐其資本積累過程的無產階級化過程，在印度、中國、俄羅斯、美洲的廣大地域上展開。今天中國超過13億人口，如果也要向英國那樣演變成一個資產階級化的民族，需要多大的外部無產階級化過程？
圖六顯示，地球上幾無燈光的區域還很大，現代主流文明似乎還存在相當大的擴展空間，雖然不再像當初的英國那樣，有看似無限的擴張空間。但畢竟時代在進步，技術更先進，只要提高效率，我們未必沒有機會。
然而，擴張的基礎是“無產階級化”過程，它在“人口空間”而非“地理空間”上展開。從人口空間的視角，我們能看到什么格局？2009年英國《每日郵報》報道，英國謝菲爾德大學的研究人員依照人口總數而非土地面積繪制了另類的世界地圖（圖十二）
圖十二：按人口總數繪制的世界地圖
在圖十二中，地中海北岸是一個非常小的地區，對它而言，可擴張空間近乎無限。英國和整個西歐也不大，但從全球范圍看已經能感受到擴張空間的制約，其后果就是19--20世紀西方國家幾無休止地爭奪殖民地的戰爭。到美國成為主流文明的中心后，核心區事實上包括了西歐、北美、日本和澳洲。他們的擴張需求相對于全球空間，已經至為擁擠，必須由最強大的暴力來維持這個擁擠空間的秩序，否則戰亂會毀掉這個主流文明。時勢造英雄，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未被戰火殃及，反而大發戰爭橫財的美國扮演了這個世界警察的角色，“美國世紀”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
而今，中國的無產階級化過程已進入晚期，從圖六的燈光分布看，印度的無產階級化過程也演進到相當程度，這是兩個人口最多的國家，這兩國的無產階級化過程，支撐著當前“美國世紀”的資本積累過程。資本積累過程是一個指數增長的過程，如果將出現一個“中國世紀”，支撐它的外部無產階級化過程至少不能低于“美國世紀”所需，看看圖十二，上哪里尋找容納這個過程的外部“人口空間”？
當年的俄國，沒能走通英國道路，無法緩解無產階化過程造成的社會矛盾。而其上層統治集團（以斯托雷平為代表），下決心“與國際接軌”，走主流文明之路。這個集團一方面對內強化恐怖統治，將“斯托雷平的領帶”（絞索）掛遍全國，一方面積極參加帝國主義戰爭，中國就是其侵略的主要對象之一。
為此，俄國不惜巨資，修筑西伯利亞大鐵路。財政大臣謝爾蓋•維特說：這條鐵路修成后，將使“俄國能在任何時間內在最短的路上把自己的軍事力量運至海參崴并集中于滿洲、黃海海岸及離中國首都的近距離處”。1900年的義和團事件后，除參加八國聯軍外，俄軍還以鎮壓東北義和團運動為名，單獨大舉入侵我東北地區。俄國陸軍大臣庫羅帕特金宣稱：“我們將把滿洲變成第二個布哈拉。”（注：布哈拉是被成吉思汗占領的中亞突厥人城市）。1903年8月俄國成立以旅順為中心的遠東總督區，任命阿列克塞耶夫為總督，實際上把我東北當成了俄國領土。這一系列擴張行為的背后，是所謂的“黃俄羅斯計劃”----從新疆中俄邊境的喬戈里峰直到海參崴劃一條直線，將此以北的土地全都劃歸俄國。
但東北同樣是日本覬覦的目標，在我們的國土上，兩個強盜終于為此大打出手。盡管俄國陸軍大臣阿列克塞·庫羅帕特金認為“一個俄國兵可以對付三個日本兵，而我們只需要14天的時間就能夠在滿洲集結40萬大軍，這已經是擊敗日本陸軍所需數量的三倍了。所以說將來要發生的與其說是戰爭不如說是一場軍事散步更為合適”。盡管他的計劃是最終“在日本登陸，擊潰其本土部隊，平定人民的反抗，占領都城，生擒日皇”。然而，戰爭的結果是俄國慘敗。
對外擴張吞噬了巨大的成本，卻未能換回足以緩和內部矛盾的資源。歷史展示了它的黑色幽默，俄國統治集團“需要一場小小的勝利的戰爭，以便制止革命”，而得到的卻是帝國主義戰爭轉化成內亂和國內革命戰爭，斯托雷平死于非命，沙皇羅曼諾夫家族幾遭滅門。
“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這句話曾經寄托著一代國人美好的期望。而今它更像是一句咒語，時刻提醒我們，要理性、冷靜、深思，萬勿掉進歷史的陷阱！恐怕沒人愿意走俄國道路，而英國道路又走不通。這讓人想起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晉書· 阮籍傳»）當今的主流文明率意獨駕，摸著石頭過河，而今車跡所窮，我們可以慟哭而反嗎？
“讓思想沖破牢籠”
既然主流文明是個動態過程，就恰如一輛車，有已上車者、正在向車上擠者、和在下推車者。中國正在從推車者變為向車上擠者。獨特的是中國巨大的塊頭。當中國在下推車時，2.3億農民工為美、日、歐帶來了滾滾財源，這一方面讓他們欣慰，一方面又讓他們瞧不起，你見過哪個富豪會尊重三餐難繼、衣衫襤褸的窮鬼？然而，當中國這個大塊頭就要擠上車時，他們頓時變得恐懼起來---你個推車的窮鬼都要爬上來，某非叫我們下去推車？況且，你的個頭如此之大，他們的恐懼自然會發作到歇斯底里的程度。正是這樣氛圍，刺激海外華人林良多，寫下了《你們究竟要我們怎樣生存？》一詩。
林良多的詩，既道出了中國的困境，也道出了主流文明的困境---這絕不是一個可以讓多數人體面生存的文明，在這個文明里，為極少數人的“幸福”奠基的，是多數人的被剝奪狀態。
追逐幸福是天賦人權，而幸福的基礎是貨幣，因為“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要有多少錢才夠幸福？美國水平就是當今的主流標準。30年來，這一切被視為不言自明的真理。然而追逐了30年，我們追到了一個兩極分化的世界。對這樣的世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窮人自然不滿；占人口極少數，當卻聚斂了巨量財富的富人，則心懷憂懼。2010年07月19日羊城晚報一則報道的標題是«珠三角現富人移民潮 去年我國外流移民資金百億»，就是這種憂懼的表現。
我們需要追逐一個怎樣的狀態？理想的自然是“均富”。當初播下“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種子，期望收獲“先富幫后富”的果實，而實際收獲的卻是“富人移民潮”。這迫使人們深思“均富”可能嗎？從資本積累過程和無產階級化過程的視角看，至少在主流文明中，“均富”在邏輯上是不可能的。既然“均富”不可能，兩極分化又隱藏著巨大的社會風險，邏輯上剩下的可供討論的狀態就有“均貧”了。
“均貧”曾是當今主流文明衛道士們攻擊傳統文明的重要利器。歐、美雖然沒有實現“均富”，但卻實現了整個民族的“資產階級化”，因而即使其無產階級，也在高工資和社會保障制度下，比我們的百姓生活優越。當年的主流媒體據此與我們的“均貧”對比，向國人兜售主流文明的優越性。
至今一些中國主流學者還在向國人兜售“北歐民主社會主義”，以為這是“均富”的樣本。這種“民主社會主義”既要給資本提供利潤，又要給公民提供保障，如果不是早期“海盜資本主義”將它們推上了全球產業鏈的有利位置，他們如何支撐這種經濟體系。客觀上，給公民提供保障與給資本提供利潤相沖突，它直接壓縮資本的利潤空間，驅使資本家成為“國際主義者”——在全球范圍內向更能提供利潤的地區轉移。國人熟知的芬蘭資本諾基亞，就將自己的利潤基礎放在國外。1985年，諾基亞在北京開設了第一家辦事處，此后在中國建有六個研發機構和四個生產基地，辦公機構遍布全中國。有資料顯示其1988年凈銷售額的70%來自芬蘭以外的國家（http://baike.baidu.com/view/1724.htm）。芬蘭資本在13億人口的國土上深耕，還控制著產業鏈上最豐厚的“利潤池”，所需保障的“臥室”只有531萬人（2008年），與之對比，同年僅北京市人口就達1695萬人，為芬蘭人口的3.2倍。這條道路對超過13億人口的中國現實嗎？
“均貧”被打入另冊30年后，中國終于有望擠上主流文明的列車，甚至有望取代美國，開創“中國世紀”了，我們卻發現，讓超過13億人口的中國也成為“資產階級民族”，實現英、美或北歐那樣的“均富”根本不可能。于是當初用主流文明引誘我們的“文明國家”們，一轉眼露出了猙獰的面目。
如果所謂“中國世紀”能成為現實，它絕不可能是當今“美國世紀”的升級版，絕不可能基于當今主流文明這個“操作系統”。事實上，“美國世紀”已經將當今主流文明的功能發揮到極限。從人類社會系統內部看，“9.11”以來，日漸失控的社會沖突證明，主流文明已經制造出自己無法解決的矛盾；從人類社會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間關系看，500年來主流文明已經將大自然上億年形成的化石能源消耗殆盡，并嚴重危及生態系統的穩定性。研究全球系統的學者們，已經大聲警告多年：“西方文明是個錯誤”，他們預言地球系統正在跨過發生突變的臨界狀態，走向大突破、大轉變、大躍遷階段，整個人類勢將進入一個極為艱難的時期，人類的未來全在我們如何選擇：要么進化到一種新的更高的文明，要么滅絕。
至此，“均富”夢徹底破滅，最早夢醒的可能是海外歸來的南懷瑾先生。2004年他在一次講座中說：
“共產黨統一了這個大國以后，幾十年來，有一件事情，我們歷史上做不到的，他做到了。做到了什么？均貧。大家窮，全體窮。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前，大家均貧，全國中山裝，男女穿一樣，吃的一樣，一般做不到哦﹗要真的實行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是要均富哦，要大家一樣有錢。可是我們中國共產黨有特點，領導了全民均貧，這并不壞哦﹗這個問題今天我第一次講，請你們學經濟的學政治的注意，真的做到均貧也是難啊﹗真的是空前的哦﹗全國僅管窮，都有飯吃，都有衣穿。
哪個時候，有位同學從大陸回到香港跟我講:“我佩服了共產黨﹗我當場和他們講，有三點不得了:大家有飯吃；大家有房子住；尤其是醫藥方面，醫療掛號只要兩毛錢，任何人吃藥，中藥西藥合起來只有十幾塊錢，沒有醫生要紅包的。這三樣，我真佩服了﹗”我說，有道理。”（《南懷瑾講演錄》）
就筆者有限閱讀所知，如此正面評價“均貧”的當代學者，南懷瑾似乎是第一人。然而在我們的傳統文明中，這卻是主流思想：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論語》季氏第十六篇）
自西學東漸以來，傳統文明的核心思想幾乎統統被扔進了垃圾堆。回顧文明史，中華傳統文明始終面對一個艱難的課題：如何在嚴酷的資源制約下，維持種族的存續？傳統文明的核心思想幾乎都與此相關。而以擴張和奴役它族為原動力的現代主流文明，根本不考慮這個問題。現在主流文明走到了自己的盡頭，我們先輩曾認真對待的問題，以遠為嚴酷的態勢再次擺在我們面前，我們該如何思考？既然在主流文明的藩籬內沒有出路，那就只好----
“讓思想沖破牢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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