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磊：不要低估重慶模式

不要低估重慶模式　　

趙 磊　　

（西南財經大學《財經科學》編輯部）　　

前一段時間我寫了一篇文章《重慶模式還能走多遠》，有人認為我對重慶模式不太看好。其實，提出“重慶模式還能走多遠”的問題，本意是一種期待，一種希冀，而并非不看好重慶模式。雖然重慶模式目前所表現出來的，仍然是“象征姿態”大于“實際動作”，但它所蘊涵的歷史方向和將要發揮出來的深遠影響，卻是不可低估的。　　

一、基 礎　　

俗話說“基礎不牢，地動山搖”。重慶模式的基礎是什么？右派認為是薄熙來的個人意志，而且是違背世界潮流的“一意孤行”。重慶模式的確有違主流的“游戲規則”，尤其為官場上和商場上各色既得利益者所嫉恨。然而，薄熙來并不是天馬行空的獨行俠，因為有人民的支持。也惟有人民的支持，薄熙來才能在既定模式仍然十分強大的慣性下，獨樹一幟，殺出一條路來。人數的多少當然不是基礎穩固的唯一條件，但是，離開了人民的支持，任何強大的“游戲規則”都是不可持續的；有了人民的支持，任何有違主流游戲規則的模式最終都一定會成為主流。　　

那么，現在居主導地位的主流模式的基礎又是什么呢？是資本以及相關的利益集團。人們通常認為，基礎的穩固程度與人數的多寡成正比。問題在于，資本以及相關的利益集團在人數上并不占優勢，然而在現實的力量博弈中，他們卻往往能“以少勝多”，將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口占多數的雇傭勞動之上。為什么會這樣呢？馬克思恩格斯說：“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資料”。兩種生產資料都被資本支配了，他們的力量能不強大嗎？　　

但是，強大與弱小是會相互轉化的，而促成這種轉化的根源，就在于對立雙方的內在矛盾：資本對兩種生產資料的占有以及由此帶來的剝削壓迫，是導致勞資沖突以及社會利益關系失衡的根源所在。這種失衡必然會通過強大與弱小的相互轉化來得到糾正，而糾正的大方向，則是由千千萬萬普通勞動者的意志和實踐來決定的。歷史唯物主義把這種“意志和實踐”稱之為“人民”，并不是一種主觀想象，而是一種客觀的描述或歸納。人民并不是一個虛幻的總和，不論你把它叫做“民意”，還是叫做“民心”，它都是決定歷史發展的終極力量。　　

一個有著廣泛民意做基礎的模式，能低估它嗎？　　

二、性 質　　

現在要給重慶模式定性固然尚早，但對其探討仍是必要和有益的。右派把重慶模式視為“復辟”、“倒退”，有些左派同志也把重慶模式的探索看作是“向后回歸”。雖然前者是“否定性”評價，后者是“肯定性”評價，但兩者的指向卻是“殊途同歸”的：都認為重慶模式是“向后看”。我認為，說重慶模式是要“復興社會主義”，基本沒錯，但把這種復興定位于“向后看”，并沒有真正把握重慶模式的性質。重慶模式既不是要“復辟”，也不是“向后回歸”，而是要向前推進，向上提升。　　

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在本質上是開放的，不是封閉的。在馬克思主義看來，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一定會是“螺旋式上升”，而不可能簡單地重復或復制原來經歷過的路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復興社會主義”，只能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立場、基本原則、基本方法，并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而不是要完全重復原來的老路。原來路徑總會有“不合理”的元素，這些不合理的元素將會在歷史的演進中被消解，被超越；即或有些元素在當時歷史背景下是“合理”的，但在新的歷史環境中也可能逐漸成為“不合理”的，這些就不可能重復。　　

舉個簡單的例子，現在的生產力和科學技術水平，你能“向后回歸”嗎？如果現在的生產力和科技水平你不能“向后回歸”，那么，建立在這種生產力水平上的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就不可能簡單地“向后回歸”，而與此相適應的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的演進和發展，就不可能完全重復原有的路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在今天的時代背景下，“向后”既無必要，也不可能。也就是說，“回歸”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當然具有客觀必然性，但這種回歸一定是在更高層次和更高水平的“回歸”。因此，社會主義復興應當是“向前推進”，“向上提升”，而不應當是“向后回歸”。　　

一個向前邁進而不是向后回歸的模式，能低估它嗎？　　

三、靈 魂　　

很多人對重慶“唱紅”不以為然，認為是畫蛇添足，是做秀。我認為，重慶之所以能夠“模式”，除了旗幟鮮明地關注“公平”之外，恰恰就在于它的“唱紅”。“紅”是什么？“紅”是理想，是信念，是高尚。不要嘲笑“高尚”。雖然“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已然煉成了“N零后”，但即使是小人當道的世界，同樣也需要“高尚”的“墓志銘”。　　

大概從80年代后期開始，“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就成了做人的準則，以至于君子都不得不偽裝成小人，才能混得下去——韓少功稱之為“偽小人”。人人都是小人的世界，拷貝出了動物世界的“比壞效應”：“你壞，我比你更壞！你惡，我比你更惡！”搞笑的是，在埋葬了“高尚者”后的2011年，小人們居然也要立一個孔子來“高尚”一把了（據說有　九點五米　）。這是為什么呢？因為“人人都是小人”的世界，連小人也“人人自危”！于是只好抬出孔子來“維穩”。遺憾的是，中國兩千多年以來連綿不絕的農民起義的歷史，并沒給這位“至圣先師”一點面子。　　

孔子之所以無用，用魯迅的話說，就在于他的骨子里還是要維護“人吃人”的那一桌宴席。所以，不論把他的塑像立得再高，那也就是一個“偽高尚”罷了。不過，這個不得不“偽高尚”的現象足以說明，拋棄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我們這個民族已經“魂不附體”，于是只好把孔子請回來當“招魂幡”。　　

今天的中國人的確需要“魂兮歸來”。歷史證明，這個魂，只能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唱紅”，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個“中國魂”呼喚回來。重慶模式之所以不同于主流模式就在于，前者有魂，而后者已經“失魂落魄”。　　

重慶模式當然不能只“唱”不“建”，只“唱”不“打”。沒有“建設”，“民生”這個道理就“硬”不起來；但如果沒有“唱紅”，經濟建設就會失去正確的方向。同樣，沒有“打黑”，那些貪腐就不知道共產黨的鐵腕有多硬；但如果沒有“唱紅”，重慶模式的“打黑”就成了十分曖昧的“陰謀”——沒有“唱紅”的“打黑”，與意大利警方收拾黑手黨又有何不同呢？那就只是“黑打”而已了。右派總是要把重慶“打黑”污蔑成某人之間的私人恩怨，就是想把“打黑”降低到“經濟人”的境界。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罷了。　　

總之，重慶模式成功不僅在于“務實”，而且還在于“務虛”。光“務虛”當然不行，但光“務實”也不夠，要“虛實結合”。當然，虛和實也不是絕對的，而是辨證的。有時候虛也是實，有時候實也是虛。比如“唱紅打黑”，二者比較，唱紅是“虛”，打黑是“實”。只唱紅不打黑，那就“虛”了；只打黑不唱紅，那就沒有“靈魂”。　　

一個以高尚的理想和信念為靈魂的模式，能低估它嗎？　　

（　2011年2月1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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