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專題有幾個人發表文章，一個是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鐘堅，小標題是“深化改革開放必須堅持市場化和民主化方向”、一個是廣東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巡視員、研究員王利文，小標題是“以政治體制改革為核心帶動其他各項改革”、一個是廣東省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黃挺，小標題是“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特區未來改革發展開局的突破口”、一位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教授、博士生導師高尚全，小標題是“要在實現公平正義上走在前列”。其中，以高尚全先生的大名最為重磅，個中緣由，也與“政治體制”四個字有關，且有些尷尬，草民就不深入說了。
草民拜讀了《南方日報》的這個專題，在幾位的文章中和《南方日報》加的編者按語中，從頭至尾沒有看到一句至關重要的話“四項基本原則”，也沒有看到文章內容中有強調“四項基本原則”相關內容的敘述。
《南方日報》在其編者按中說“話題緣起上月，在中國經濟特區成立30周年之際，…在講話中強調：‘不僅要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
而相關的論述，其實早在一九八六年九月三日，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時的談話就指出來了，鄧小平說“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所以，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的提出，“緣起”應該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
那么，鄧小平所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是個什么方向呢？鄧小平說“我想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是調動群眾的積極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義。…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過去我們那種領導體制也有一些好處，決定問題快。如果過分強調搞互相制約的體制，可能也有問題。”（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三日聽取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匯報時的談話）、“我們政治體制改革總的目標是三條：第一，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第二，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第三，發揚社會主義民主，調動廣大人民的積極性。”（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會見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央第一書記、國務委員會主席雅魯澤爾斯基時的談話）
按照鄧小平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性的基本思路，第一、改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第二、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架構），不能搞（資產階級）自由化。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加強社會主義制度而不是削弱社會主義制度，是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參加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力量，而不是相反。
所以，鄧小平在一系列關于改革開放的談話、論述中，一直在強調一個核心——四項基本原則，包括政治體制改革，鄧小平說“說我們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這不對。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結束嚴峻的中美關系要由美國采取主動）、“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任何時候我都沒有讓過步。美國人罵娘，造謠，沒什么了不起。”（《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當務之急）
“四項基本原則”在改革開放，在經濟體制改革，在政治體制改革中，是大前提，離開這個大前提談政治體制改革，就偏離了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總設計”，相當于一個城市的規劃定下來了，一切的改造建設要按規劃走，不能擅自改動，更不能塞進私貨。
但是，《南方日報》的“政治體制改革將成為深圳特區未來新使命”四位撰稿人的文章內容，對這個大前提、總規劃避而不談，令人感覺怪異。有些內容，似乎還與“四項基本原則”是背離的。
比如，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鐘堅，在“深化改革開放必須堅持市場化和民主化方向”一文中：
鐘先生先說得好好的：【鄧小平反復強調：“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社會主義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產，第二是共同致富。”“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
忽然話鋒一轉：【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必須解放思想，突破所謂姓“資”姓“社”的新束縛】
再看看鄧小平的論述“我們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中國人民從五四運動到現在六十年來的切身體驗中得出的不可動搖的歷史結論。中國離開社會主義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絕大多數人決不允許歷史倒退。…社會主義的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而不是為了剝削。由于社會主義制度的這些特點，我國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經濟社會理想，共同的道德標準。以上這些，資本主義社會永遠不可能有。資本主義無論如何不能擺脫百萬富翁的超級利潤，不能擺脫剝削和掠奪，不能擺脫經濟危機，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種極端嚴重的犯罪、墮落、絕望。”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鄧小平明明在講“社”和“資”的區別，在強調“社會主義的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而不是為了剝削。”、“資本主義無論如何不能擺脫百萬富翁的超級利潤，不能擺脫剝削和掠奪，不能擺脫經濟危機，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鄧小平的意思很明確，資本主義是造就少數人成為百萬富翁和絕大多數人貧窮的，“兩極分化”的制度，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實現真正的共同富裕。
《南方日報》的撰稿人卻要來一個“突破”，把“社”和“資”的區別看成是“新束縛”？如果按照主流賢達的說法，把計劃經濟體制的思維看成“舊束縛”，那么“新束縛”是指什么？
在紀念深圳特區成立30周年的時候，向鄧小平的銅像獻花，強調“堅持鄧小平理論”，“四項基本原則”這個鄧小平理論的核心元素，也應該堅持，堅持到底。
《南方日報》高調賦予深圳“未來新使命”，卻不提“四項基本原則”，是不是記憶力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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