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隔三差五在人民幣問題上作文章,是眾所周知的。這一一到有需要時候的習慣性動作,都是有其目的的。
今年3月份,美國有關方面一度掀起了施壓人民幣匯率的狂潮,此后又漸趨短暫的平復。到了6月份,拿人民幣匯率說事的論調再次泛起:美國民主黨參議員查爾斯·舒默聯合數名兩黨議員9日稱,未來兩周內將推動參議院就一項針對中國匯率政策的議案投票,以進一步強壓人民幣升值;美國財長蓋特納10日向參議院財政委員會發表講話時,批評中國繼續操控人民幣匯率已經阻礙全球經濟增長恢復平衡,同時承諾會盡一切方法,敦促中國改變有關政策。
有一種聲音不厭其煩,一再彈起人民幣匯率問題的陳詞濫調,當然與美國國內的因素有關。把人民幣匯率制度拔高到關乎本國,甚至是關乎全球經濟的高度,實則是借著歸罪于人民幣,為自身內部的經濟問題開脫,包括經濟恢復仍然艱巨和儲蓄率過低、借債消費和失業等問題;尤其是美國會的中期選舉在即,隨著各方爭斗的白熱化,為了不同黨派、不同勢力集團的利益,對中國說三道四往往成為某些政客慣用的伎倆。
除了國內的因素,還有著復雜的國際背景的因素,特別是有著針對中國日漸崛起的成分,就象當年對待日本的做法一樣。而今年短時間內兩度高聲叫嚷,與當前國際局勢中一些具體的局部的因素亦有很大關系。
一是伊朗的核因素。伊朗很不聽話,美國很頭疼,伊朗的核計劃問題,是美國急迫謀求解決的棘手問題。在美國下定決心加大對伊朗制裁力度的情況下,為了促成聯合國盡快通過,美國不能不暫時放下人民幣的匯率問題,防止因此觸怒中國,給制裁方案的出臺制造麻煩。而一當嚴厲的制裁在聯合國安理會獲得通過,如同束縛的手腳解開了,也就無所顧忌地再次發聲了。
二是朝鮮半島的因素。朝鮮半島的核問題、和平問題一直以來反反復復,今年3月韓國“天安號”軍艦沉沒事件,讓局勢更加復雜化。在韓國民軍聯合調查團5月20日公布調查結果后,韓國、朝鮮已經先后致函聯合國,6月14日聯合國安理會就此舉行非正式對話會,分別聽取韓國和朝鮮就“天安號”事件的陳述。針對“天安號”事件,有關疑慮尚待厘清,整體局面尚不明朗,讓聯合國的介入變得不可避免。這個時候,美國嗆聲人民幣匯率,似有由此牽制中國,以圖更好地把握主導權之意。
三是G20峰會的因素。G20峰會即將于6月26日至27日在多倫多舉行,全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金融市場的監管和改革等仍將會成為重要的議題。美國在此時重新發出施壓人民幣的聲音,一方面是轉移各方的注意力,減輕自身所承擔的責任與壓力,另一方面把矛頭指向中國,把人民幣牽扯在其中,指望以此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為自己謀得實惠,為謀局世界布好棋子。
美國政客再度發難人民幣,原因就在于此。只是強壓人民幣升值不能醫治美國經濟的痼疾,人民幣匯率也不是全球經濟恢復的阻礙,相反中國經濟作為世界經濟重要的穩定器和助推器卻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人民幣作為主權貨幣,升不升值、如何安排匯率制度改革,都是中國自己的事情,他人無權干涉,也不容他人無端干涉。人民幣的是非曲直自有公論,不是別有用心的人云亦云就能夠任意歪曲的。
因此任何指責人民幣的言論和動作,到頭來只能竹籃打水空忙碌,占不了便宜達不到目的。對此應對與迎擊的最好辦法,就是表達自己的立場、表明自己的態度,不去因為外來的意志改變自己的看法和安排,甚至在迫不得已時拿出不惜打一場貿易戰的決心,自損八百而折其一千,讓其明白付出沉重代價的后果。這樣才有可能遏止在有一己之所需時,動不動就發難人民幣的種種陋習和不正常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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