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際金融危機看國有經濟控制國家經濟命脈的合理性

從國際金融危機看國有經濟控制國家經濟命脈的合理性
 
時間:2010年03月26日     來源:紅旗文稿   作者:吳強 

　　2008年9月以來，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席卷全球，對世界經濟造成了巨大的危害。為何金融危機會如此大規模地爆發，而且是從自詡為“市場經濟很成熟”的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美國爆發？這很值得深思。從國際金融危機的大規模爆發，不難看出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全面私有化和極端自由化的巨大危害，以及國家經濟命脈由私人壟斷資本控制會帶來怎樣的惡果。我國成功應對金融危機，則再次有力地證明了國有經濟控制國家經濟命脈對于我國經濟穩定和安全的極端重要性。

　　一、美國經濟命脈被私人壟斷資本控制是金融危機大規模爆發的重要根源

　　早在20世紀初，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從自由競爭階段過渡到壟斷階段，其國家經濟命脈已主要掌握在私人壟斷資本手中。1929－1933年的大危機后，一味強調市場自發調節的自由放任主義信條遭到沉重打擊，強調國家干預經濟的凱恩斯主義一度成為西方主流經濟理論。在凱恩斯主義的影響下，美國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有所發展，在市政、能源、交通、郵政等基礎產業建立了一批國有企業和半國有企業。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使得類似30年代的大危機在20世紀沒有重現。但是，70年代出現的“滯脹”使新自由主義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興起，在其影響下，私有化浪潮席卷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作為世界經濟火車頭的美國，私人壟斷資本實力更加強大，其壟斷性和掠奪性更加突出，但這也使得一場大規模金融危機（經濟危機）的爆發成為必然。

　　1. 私人壟斷資本尤其是金融資本對經濟的控制力極大增強

　　美國經濟中的重要領域，如金融、信息、汽車制造、飛機制造、房地產、能源、零售等行業，都已形成了高度壟斷，多數行業50%以上業務集中于3—5家私營大公司手中。上世紀80年代以后，美國出現了產業“空心化”，制造業逐漸萎縮，以金融業為代表的虛擬經濟成為美國經濟的核心，金融業滲透到了美國經濟的每一個角落。從1980年到金融危機爆發前的2006年，美國金融業占GDP的比重從15.9%上升到20.7%，而制造業的比重則從20.0%下降到11.9%。金融業本質上并不創造價值，金融業的收入主要來自于存貸利差、手續費、中介費、保費、管理費等，實際上是從實體經濟中轉移而來的。美國金融業產值占GDP比重的大幅度增加，表明壟斷金融資本能夠把大量利潤從實體經濟中轉移過來，私人壟斷資本對經濟的控制力大大增強。

　　2. 私人壟斷資本的掠奪性擴張更加有恃無恐

　　私人壟斷資本通過所謂的金融創新，制造各種金融衍生產品，不斷吹大金融泡沫，甚至采取欺詐的手段，不僅攫取勞動人民已經創造和正在創造的價值，而且攫取他們在幾年甚至幾十年后將要創造的價值。從2003年到2007年，華爾街信用類衍生產品的金額從不到3萬億美元增加到60萬億美元，其中大部分由美國五大銀行控制，摩根大通占有30萬億美元，美國銀行和花旗銀行各有10萬多億美元。美國私人壟斷資本為什么敢冒巨大的金融風險把泡沫越吹越大？因為它們清楚：通過這樣的擴張可以得到巨大的經濟利益，但風險卻并不完全由自己承擔。一旦大機構面臨經營困難，美國政府必須拯救，否則將會導致整個經濟的崩潰。美國的經濟學家以及各大機構高管們對這一點都很清楚，他們稱這種現象為“Too Big to Fail（太大了不能倒閉）”。這種承擔風險的責任與所得收益的極端不平衡，使得金融泡沫越來越嚴重，為金融危機的大爆發埋下了禍根。

　　3. 在新自由主義政策支配下，對私人壟斷資本的監管必然失靈

　　美國政府本質上是為私人壟斷資本服務的，美國所強調的經濟自由，實質上是資本家不擇手段追逐利潤的自由。新自由主義認為，只要產權清晰，企業利益最大化就能實現社會利益最大化，因此，美國的政府部門無需對微觀主體進行監管。上世紀80年代后，新自由主義成為美英等西方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最少的監管就是最好的監管”自然也成為了政府的基本理念。于是在新自由主義支配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法律，以放松對金融業的監管。美國金融業的監管部門，如聯邦儲備銀行、聯邦存款保險局、聯邦融資局等，監管職能逐步弱化。尤其是一些金融衍生產品，既沒有相應的機構也沒有相應的法律對其進行監管。因此，“次貸”危機爆發后，美國人發現，很難找到哪個監管機構來承擔監管不力的責任。實際上，監管失靈的根本原因不是哪個機構沒有很好履行監管職責，而是在新自由主義思想支配下，代表私人壟斷資本利益的美國當局放松了監管。

　　在美國的新自由主義者看來，對企業監管的任務可以交給企業評級機構等中介組織。美國的穆迪、標準普爾和惠譽這三大信用評級機構被視為“金融市場看門人”，他們對上市公司、金融產品的評級成為投資者投資的重要依據。但美國的評級機構本身就是私人壟斷資本的組成部分，它們也是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美國的大銀行、大企業是它們的重要客戶，客觀地揭示企業及其產品的風險無異于縮小自己的市場份額，指望這些評級機構為了職業道德、社會責任會放棄獲取高額壟斷利潤，顯然只是一種理想。事實上，美國的三大評級機構不僅沒有成為防范金融危機的防火墻，反而成了引發金融危機的幫兇。“次貸”危機發生后，美國社會指責這三大國際信用評級機構盲目跟隨華爾街“發狂的暴徒”，未能發現“停留在世界金融航線中的冰山”。人們有理由懷疑：它們不是“未發現”，而是為了獲得經濟利益，在收取了高額評級費后，為“有毒債券”貼上“優質”的標記，與華爾街一起欺詐全世界。穆迪一位高管就坦承：“為了賺錢，我們把靈魂出賣給了魔鬼。”美國評級機構神話的破滅，不僅使美國的監管體制受到全世界的詬病，美國所推崇的價值觀和道德標準也受到全世界的拷問。

　　4. 私人壟斷資本控制國家經濟命脈造成了極度的不公平

　　私人壟斷資本控制國家經濟命脈，不僅造成金融危機，給世界經濟帶來災難，而且加深了諸多的不公平。首先，私人壟斷資本攫取高額的壟斷利潤、高管得到高額的回報，導致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勞資之間的不公平加深。美國的統計數據顯示，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美國的貧富差距正在急劇加大。從1979年到2005年，美國最富裕的1%人群的稅后收入增長了176%，最富裕的20%人群增長了69%，處于中等收入的60%人群增長了20%，而收入最低的20%人群只增長了6%；1979年美國最富有的20%人群的年收入是最低20%人群的大約8倍，目前已上升到近15倍。

　　其次，私人壟斷企業經營狀況好的時候，其高管和大股東大把撈錢，遇到危機時卻要讓政府拿納稅人的錢來救助，進一步加深了勞資之間的不公平。金融危機發生后，美國出臺了7000億美元問題資產救助計劃（TARP），其中絕大多數給了美國的大金融機構。而那些該對危機負責的金融機構高管，居然把大量的救助資金作為紅利塞進了自己的腰包。據紐約州審計署統計，在金融危機肆虐的2008年，華爾街高管分紅仍高達184億美元，相當于2004年金融業繁榮時期的水平。

　　第三，私人壟斷資本加深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不公平。發達國家私人壟斷資本通過經濟全球化深化國際分工，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剝削。當金融危機發生之后，世界經濟的急劇動蕩使得國際分工產業鏈條中斷，廣大發展中國家不得不承受由此導致的市場萎縮、增長放慢、失業增加等等后果，甚至需要通過購買美國國債、承擔美元外匯儲備縮水等方式為美國私人壟斷資本的貪婪、欺詐行為買單。更為荒謬的是，由壟斷資本確立的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往往成為發達國家指責的由頭，如指責發展中國家在勞動用工方面缺乏勞動保障、生產中碳排放過大、出口傾銷等等，從而為其貿易保護主義及政治威脅尋找借口，這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后更為明顯。

　　二、國有經濟控制國家經濟命脈是我國經受住國際金融危機考驗的重要基礎

　　我國是一個外貿依存度比較高的國家，國際金融危機使得我國出口急劇下降，對經濟增長、就業等造成了很大的壓力。可以說，我國是世界上受金融危機影響較大的國家。但我國也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最為成功、經濟表現最為出色的國家。2008年和2009年我國經濟增長率分別達到9.0%和8.7%，不僅保持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趨勢，而且促進整個世界經濟的企穩回升。我國成功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掌握國家經濟命脈的國有經濟功不可沒。

　　以國有銀行和國有控股銀行占主導地位的銀行業保持穩定，是我國成功應對金融危機的基礎。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系統的穩定直接關系國民經濟的安全與穩定。在我國，銀行業以國有（控股）銀行為主導，一方面保證了政府對銀行有很強的監管能力，使得銀行不會為了利潤而放棄公眾責任，去做危害金融安全和經濟安全的業務；另一方面也使銀行具有很強的國家信用作支撐，人們不會懷疑銀行的支付能力，防止了擠兌現象的發生。在國際金融危機中，我國國有控股金融機構不僅取得了良好的經營業績，而且積極響應國家宏觀調控政策，落實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經濟刺激計劃，對我國經濟企穩回升發揮了重要作用。

　　除金融類企業外的其他國有企業也很好地發揮了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根據國家財政部發布的統計數據，在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沖擊最大的2008、2009年，全國國有企業（不含國有金融類企業）實現的營業收入同比增長分別達到17.9%和6.5%。我國國有企業生產經營保持了平穩運行的態勢，并在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中發揮了中流砥柱作用。比如，許多國有企業注重發揮表率和導向作用，主動與上下游配套企業包括非公有制企業抱團發展、共渡難關；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堅持不裁員，領導班子帶頭減薪；等等。

　　我國應對金融危機的許多重要措施是通過國有經濟實施的。例如，國家的4萬億投資計劃，主要投向國有經濟占優的基礎設施建設、民生工程、社會事業、節能減排和生態工程、調整結構和技術改造等，這些都是市場機制難以充分發揮作用的領域，同時也是我國可持續發展中急需加強的領域。政府通過加大這些領域的投資，帶動民間資本投資，不僅有力地實現了保增長、擴內需、促就業的目標，而且改善了我國的經濟結構。

　　三、毫不動搖地增強國有經濟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控制力

　　國際金融危機啟示我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必須不斷促進國有經濟發展壯大，增強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控制力。

　　1. 要充分認識國有經濟控制國家經濟命脈的合理性

　　國有經濟作為公有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經濟基礎，是國家引導、推動、調控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實現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證。國有經濟控制國家經濟命脈，最能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但有人認為，國有企業產權不清晰，不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其實，國有企業的出資人是國家，收益人也是國家，這種投資與收益主體的一致性使國有企業實現產權清晰具有的良好基礎。無論在哪個國家，也無論它采取什么樣的制度，控制國家經濟命脈的大企業都關系到國家的經濟穩定和安全，國家也需要保證這些大企業的安全。而在資本主義國家，私營大企業在經營狀況好的時候，私人資本攫取高額壟斷利潤，一旦出現資不抵債、理應破產時，卻要用國家的錢救私人所有的企業。這樣的所有制結構，才是真正的產權不清晰。這種劫貧濟富的產權制度，對普通老百姓很不公平，也有很大的經濟安全隱患。國家經濟命脈只有掌握在國有經濟手中，才能更好地實現企業效益與社會效益、企業發展與國家發展的統一。

　　2. 要堅定搞好國有經濟的信心

　　有的學者認為，國有經濟缺乏足夠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因而必然缺乏效率。不可否認，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部分國有企業曾經因經濟體制和管理制度的僵化導致效率低下。然而，通過不斷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我國國有企業已建立了比較完善的現代企業制度，不僅吸收了西方企業管理制度的優點，而且具有獨特的政治優勢，如建立了專司國有資產監管的出資人制度，加強了黨組織在企業中的政治核心作用，建立健全職工代表大會制度等。通過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對國有企業干部職工的激勵和約束機制不斷增強，國有企業經濟效益明顯提高，科技開發能力、市場競爭能力和抗御風險能力明顯增強。2002-2007年，中央國有企業資產總額從7.13萬億元增長到14.92萬億元，年均增長15.9%；利潤總額從2405.5億元增加到10055.7億元，年均增長33.1%；總資產報酬率從4.9%提高到8.6%，凈資產收益率從4.3%提高到11.2%。這樣的經營業績，與西方任何大企業的業績相比都不遜色。我們完全應該有信心進一步搞好國有經濟。

　　3. 要正確理解和堅持國有經濟“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方針

　　我國在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國有經濟布局調整的過程中，逐步改變了國有經濟分布過寬、整體素質不高、資源配置不盡合理的狀況，雖然國有經濟的比重有所減少，但總量繼續增加，質量得到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對整個國民經濟的控制力、影響力和帶動力得到了明顯提升。可以說，國有經濟通過“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更好地發揮了對國民經濟的主導作用。但有的學者僅僅看到國有經濟比重下降，對國有經濟控制力增強視而不見，得出了“我國國有經濟調整的方向應該是國退民進”的錯誤結論，并把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中出現的國有企業兼并民營小企業的現象視為“國進民退”，認為這是改革的“倒退”。

　　國有經濟在某些時期、某些領域的“進”和“退”，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為了更好地發揮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的主導作用，促進整個國民經濟健康發展。過去，在不屬于國家經濟命脈的一般性競爭領域，對一些負擔過重、經營困難、長期虧損、技術落后的國有企業進行“關停并轉”，表現出國有經濟的“退”，有利于國有經濟集中力量、加強重點，發揮主導作用；今天，在一些關系國計民生和國家經濟命脈的重要領域，鼓勵競爭能力強、技術水平高的國有企業兼并技術落后、經營粗放的民營企業，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需要，同樣也有利于發揮其主導作用，有利于提高國民經濟的整體素質。尤其是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關鍵時期，國家需要對一些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加大投資，以帶動整個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事實上，國有企業的改革不僅沒有“倒退”，而且還在繼續深化。國有企業與其他類型企業一樣，都是市場競爭主體，它需要通過市場競爭發展壯大，在市場競爭中更好地發揮主導作用。隨著改革的推進和我們對市場經濟規律更好的把握，我們發現，過去被認為需要由國有企業壟斷經營的一些行業和領域也可以引入競爭機制，可以允許非公有制經濟進入，而且引入競爭機制可以促進整個行業的發展。因此，中央提出：深化壟斷行業改革，拓寬民間投資領域和渠道；深化國有企業改革，進一步優化所有制結構，推動非公有制經濟和中小企業發展。但是，我們也必須認識到，國有企業改革絕不是簡單的“國退民進”，更不是搞私有化。

　　歷史是如此地相似：80年前，當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主導西方經濟理論界，“看不見的手”受到無比推崇之時，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經濟危機；而80年后，當自由主義經濟思想以新的理論形式重新確立主流地位，并作為“共識”向世界各國兜售的時候，世界經濟又遭遇了這場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這次金融危機宣告了新自由主義在實踐中的失敗，也昭示我們，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只能堅定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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