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時政文摘（2010-2-19）

網絡時政文摘（2010-2-19）

美國認錢不認人 中國失財又丟人
中美俄三角關係　俄羅斯左右逢源

中美人民幣匯率大戰一觸即發
拓人民幣離岸市場為升值擋駕

美國準備對人民幣施壓
華爾街日報：促人民幣升值 美國態度趨強硬
分析：中美關系面臨新考驗

支持者日稀 扁辦「沒錢就關門」

稅制變遷映射中國道路

中國面臨老齡化社會的挑戰
外資在華“望樓興嘆”
教改「問計于民」 春節后最后諮詢

無用的“中產階級”概念
龍吟虎嘯：「偉大領袖」這樣過生日

龍吟大地：北京還是不提民主反腐
何必害怕紅色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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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認錢不認人 中國失財又丟人
 
太陽報

新春期間，史上最龐大的中國赴美旅行團一行逾千人浩浩蕩蕩殺入紐約，受到貴賓式的接待。而中國豪客也在這個大都會豪擲六百萬美元，讓美國人大開眼界。美國人高抬中國人，完全是看在鈔票份上。中國人千萬不要自作多情，以為成為座上賓。

據媒體報道，全美最大的梅西百貨公司為討好這批來自中國的財神爺，不但史無前例地舉行了舞獅表演，更在商場為他們闢出專場舉行隆重的歡迎儀式，部分收銀員甚至還臨時學了幾句蹩腳的中文「你好」、「謝謝」。更令人側目的是，紐約著名地標性建筑帝國大廈竟為中國客人開放兩小時專場參觀，期間謝絕其他游客。為了讓中國豪客掏空荷包，美國人可謂花盡心思。

事實上，這一幕猶如中美關係的折射。去年奧巴馬上臺后為刺激經濟大發國債，為了讓中國購買，美國政要們魚貫訪華。從國務卿、財政部長到眾議院議長、美國總統，重量級人物一年之內都到北京轉了一圈，這在中美關係史上是絕無僅有的。而且美方對華甜言蜜語，從同舟共濟到戰略保證，胡蘿卜一根接一根。奧巴馬甚至放低身段，引用中國人熟悉的孔子名言來比喻中美關係的重要性，并承諾會盡最大努力推進雙邊關係。

笑臉相迎 甜蜜陷阱

美國政要的這套行銷術，與美國旅游業對中國游客的行銷術是何其相似。不過，美國政要目的是誘騙中國購買美國國債，為美國的金融海嘯埋單；而美國旅游業則希望中國游客掏空荷包，錢留美國。

美國政府誘騙中國購買大量美國國債之后，不到一年便迅速變臉，先后在對臺軍售、網絡自由、西藏問題、人民幣匯率方面對中國重拳出擊，招招指向中國的核心利益。美國這種過河拆橋的方式，令人嘆為觀止。但中國對美國如此輕信，掉入美國的甜蜜陷阱，又能怪誰呢？

再回過頭來看中國赴美旅游團，雖然現在各處都是笑臉相迎，專場服務，但這種場面又能維持多久呢？即將上映的荷里活大片《赤色黎明》，大肆渲染中國解放軍以「修補美國經濟」及「我們是來幫忙」的名義入侵美國，并在美國廣設「配給證發放中心」，實施日常用品配給制度。電影中全副武裝的解放軍及中國裝甲車在美國街頭四處巡邏，到處貼有政治宣傳海報。象徵解放軍的「八一」軍徽，亦被印在類似納粹的長條旗上。

更為聳人聽聞的是，電影還充斥「殺死中國人」等煽動性對白。在這種仇華排華的宣傳下，或許過不了多久，美國紐約目前歡迎中國人的口號，很快就變成「殺死中國人」；敲鑼打鼓的美國人，也變成持刀端槍的美國人。俗話說，吃一塹長一智，但被美國屢屢欺騙的中國人，為何不能從美國人布下的迷魂陣中醒過來呢？

中美俄三角關係　俄羅斯左右逢源

 東方日報

本文重點

    * 前有強敵 后有惡鄰

圍繞著中美關係的轉變以及伊朗核問題的發展，中美俄三角關係正發生微妙的變化。原來美俄為主要矛盾方，中國兩頭漁利，現在變成中美成為主要矛盾方，俄羅斯左右逢源。這種戰略格局的演變，對中國相當不利。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美俄關係一直不和，美國指摘普京以民主為名，行獨裁為實。為了抑制俄羅斯的重新崛起，美國一邊開展顏色革命，與俄羅斯爭奪勢力范圍，先后在格魯吉亞和烏克蘭得手；另一方面頻頻策動北約東擴，并將導彈防御系統推進到俄羅斯的家門口。而俄羅斯也頻頻反擊，北京奧運會期間曾建議中國，雙方一起拋售美國兩房債券，并對美國支持的格魯吉亞大打出手。

此時中國一方面韜光養晦，通過購買美國國債，配合美國反恐戰略，與對方保持相對親密的關係；另一方面，中國又與俄羅斯建立戰略伙伴關係，引進俄羅斯先進的軍事技術。可以說，中國在美俄對峙中兩邊討好，獲得相當的戰略迴旋空間。

但今年以來，中美雙方成為主要的矛盾方，尤其是俄羅斯在伊朗核問題上，放棄與中國共進退的立場，站到美國一邊，表態支持美國制裁伊朗。而且俄羅斯還以技術原因為由，推遲向伊朗出售先進防空導彈，極力配合美國的中東政策。俄羅斯抽身一退，使中國面臨直接與美國對峙的尷尬局面，而且中美雙方亦圍繞對臺軍售、西藏、人民幣匯率等問題進行激烈交鋒。
前有強敵 后有惡鄰

中美俄大三角關係之所以發生微妙變化，主要是美國外交政策發生了調整，以及中俄實力的此消彼長。金融海嘯之后，美國與俄羅斯都受到重創，而且俄羅斯至今尚未從當年蘇聯解體、寡頭作亂之中恢復過來，但中國在金融海嘯之后迅速恢復，無論經濟實力與軍事實力都有長足的進步。

在美國眼中，俄羅斯有如熊入陷阱，雖有殺傷力，但難以在短期內挑戰美國霸權。而中國宛如飛龍在天，已成為美國霸權最大和最直接的挑戰者，聯俄遏華成為美國對外戰略的主軸。因此，從去年以來，美國便與俄羅斯眉來眼去，放棄在東歐部署導彈防御系統，而俄羅斯也投桃報李，在伊核問題上極其配合。

在新的三角關係中，中國處于最不利的地位，面對美國直接擠壓，背后俄羅斯又三心兩意，不時放冷槍暗箭。另外，美國利用美印華小三角，俄羅斯也用俄印華小三角關係，共同扶植印度，擠壓中國的戰略空間。在前有強敵、后有惡鄰、旁無盟友的情況下，中國外交將進入最為艱難的時期。

在這種外交困局中，中國再靠過去的韜光養晦已無出路，惟有利用太極推手，四両撥千斤，將美國的重壓卸于無形，而目前伊核問題便是很關鍵的著力點。

太陽報：中美人民幣匯率大戰一觸即發

美國推出七千億美元刺激經濟方桉剛滿一周年，總統奧巴馬努力為救市措施辯護，認為已成功阻止經濟蕭條。不過，美國民眾未必感同身受，目前失業率接近百分之十，前景不樂觀，根據聯儲局的最新預測，失業率在明年也不會顯著回落。奧巴馬當務之急是要解決失業問題，矛頭則明顯指向中國。他早前提出未來要增加出口以創造職位，又批評人民幣被低估，搶走美國人的飯碗。

在這個背景下，市場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愈見強烈，最新的預測是下月會一次過升值百分之五，相比去年底，分析員估計全年漸進升值百分之三至五，又向前走了一大步。其中較為矚目的是來自高盛首席經濟學家奧尼爾的一席話，這位「發明」金磚四國的專家，言之鑿鑿指升值隨時發生，而摩根士丹利全球匯市研究的前主管，昨天亦加入「催升」行列，大有煽風點火的味道。

目前的情況與二○○五年七月人民幣匯制改革前出奇地相似。當時很多意見認為人民幣升值可以防止經濟過熱、紓緩通脹壓力，以及改善貿易不平衡等，結果事與愿違。匯制改革讓人民幣一次過升值，之后則維持漸進升值，但經濟照樣過熱，通脹快速升溫，外貿出口依然強勁，熱錢繼續涌入，外匯儲備屢創新高。姑勿論是專家出錯，抑或內地情況太特殊，中國都不會再接受這一套，不會貿然讓人民幣升值。

說來諷刺，在金融海嘯爆發后，中國推出四萬億元人民幣刺激經濟措施，目的是為了保增長、保就業，因為一旦無法保持百分之八的增長，便不可能創造足夠的工作機會，后果將非常嚴重。現在，美國也面對相同情況，同樣迫切需要創造大量職位，而且亦想走出口帶動增長的道路。換言之，中美兩國的政策取向有很多相似之處，如果說過去的關係更多是互補，將來則更多是互相競爭、各不相讓。

中國在金融海嘯后再度把人民幣匯率盯住美元，就是要穩住出口，不會那麼快便以升值來為經濟降溫，萬一拖累出口，保增長、保就業豈不是前功盡廢？再者，美國總統奧巴馬事先張揚要大力施壓，又表明要嚴肅處理人民幣匯率問題，以「禮尚往來」的習慣，中國更加不可能屈服在外國壓力底下。美國愈是打升值牌，中國便愈是企硬。

事實上，奧巴馬應該很清楚，就算人民幣升值，不見得就能令美國對華出口大幅增加，但為了挽救民望，只好孤注一擲，而且對選民來說，打人民幣主意亦容易深入民心。美國財政部稍后便向國會提交報告，會否打破多年來的慣例，直接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藉此施加更大壓力呢？可能性不能抹殺。從這個角度來看，中美的爭拗肯定愈演愈烈，針對人民幣匯率的一場大戰一觸即發。

東方日報：拓人民幣離岸市場為升值擋駕
 
市場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愈來愈強烈，最新的預測是極有可能在下月便一次過升值百分之五，相比去年底，分析員估計全年才漸進升值百分之三至五，明顯向前走了一大步。其實，無論是內地或海外，皆有意見認為人民幣應該一次過升值，但論矚目程度，必定是來自高盛首席經濟學家奧尼爾的一席話，這位「發明」金磚四國的專家，上星期言之鑿鑿指升值隨時會發生，頓時成為一股潮流，摩根士丹利全球匯市研究的前主管，昨天亦加入這個「催升」行列。

他們夠膽說人民幣即將一次過升值，背后不可能沒有理據，順手拿來也有一大堆。例如，內地經濟在上季增長超過百分之十，通脹抬頭只是時間問題，為了應對經濟過熱，讓人民幣升值是快捷和直接的調控手段。其實，渴望人民幣盡快升值的并非中國，而是太平洋彼岸的美國。美國總統奧巴馬推出的刺激經濟措施剛滿一周年，失業情況依然嚴峻，他早已打出「出口牌」，期望出口倍增，以此創造就業，故今年將會嚴肅處理中國的匯率問題。所以分析員只是跟著市場趨勢走，難聽一點就是趨炎附勢，押注美國對中國施壓。

理論上，貨幣升值的確是調控經濟的一種手段，但現實似乎作用有限。遠的不用說，中國在二○○五年七月進行匯制改革，讓人民幣一次過升值，之后一段長時間則維持漸進升值，但經濟照樣過熱，通脹快速升溫，外貿出口保持強勁，熱錢繼續大舉涌入，外匯儲備屢創新高，結果與預期真是相距十萬八千里。姑勿論是否貨幣理論有缺陷，抑或內地情況過于特殊，相信中國都不會再接受這一套，貿然讓人民幣升值。

事實上，無論是一次過或漸進升值，均是利害參半。如果是漸進升值，市場的升值預期揮之不去，必定吸引更多熱錢涌入；如果是一次過升值，必須升得夠狠，像一些研究指人民幣被低估百分之二十五，恐怕升多多也未夠。很明顯，以升值來為經濟降溫并非內地的首選，再加上美國事先張揚要大力施壓，中國更加不可能屈服在壓力底下。

不過，就算人民幣真的能夠頂住，匯率分毫未動，還是要想辦法化解來自境內外的壓力，拓展香港這個人民幣離岸市場，是一箭雙鵰的方法，既可構建一套維持人民幣匯率合理穩定的機制，又可為熱錢找個緩沖區。道理很簡單，要保持貨幣匯率相對穩定，便要先保持貨幣供求平衡，由于內地并未全面開放資本帳，恐怕暫時很難做得到。相反，香港是個自由市場，人民幣業務已具一定規模，跨境貿易結算已經啟動，而人民幣企業融資亦準備就緒，只要中央肯放水及放權，相信不難發展離岸交易，為人民幣匯率試水溫。

此外，熱錢對人民幣資產趨之若鶩，不外乎是對升值有無限憧憬，只要能夠提供同樣的好處，在甚麼地方交易分別并不大。換言之，如果香港能提供更多人民幣計價的投資工具，例如債券、股票及商品，便毋須千方百計把資金運入內地，變相紓緩了內地堵截違規資金的壓力。歸根究柢，人民幣是否升值，考慮因素非常多，而紓緩升值壓力的方法則肯定是有備無患，而且特區政府必定義不容辭，甘愿做抗衡升值的擋箭牌。

美國準備對人民幣施壓
 
華爾街日報

中美之間不斷加劇的政治緊張關系勢將添加一項更為明顯的經濟成分。由于美國官員認為人民幣估值偏低，預計未來幾個月，華盛頓將就這一問題向中國施壓。

最近幾周，這兩個全球性大國因多個問題而成對峙之勢：華盛頓宣布向北京宣稱是中國領土一部分的臺灣出售64億美元的武器；美國總統奧巴馬計劃于周四會見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谷歌公司(Google Inc.)遭受到被廣泛認為源自于中國的網絡襲擊。兩國在是否因伊朗核計劃而對其進行制裁一事上也意見不一。

然而中國的匯率逐漸成為美國官員關心的頭號問題。奧巴馬和其他政府官員稱中國人民幣的估值偏低，人為壓低了中國出口產品以外幣計算的價格，一定程度上導致美國對華貿易出現大額逆差，剝奪了美國人的就業機會。

也是在經濟層面上，美國官員已經注意到，美國的跨國企業日益擔心，中國的保護主義趨勢正在增強。多年來，這些公司一直是中美雙邊關系的穩定器。

一名白宮官員說，美國希望看到中國采取措施以幫助平衡全球貿易。他說，如果北京未能采取措施，將給美國造成越來越大的壓力，迫使其做出回應。

前克林頓政府官員、現任華盛頓布魯金斯學會( Brookings Institution )約翰?桑頓中國中心(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負責人的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說，美國的失業率達10%，而中國卻憑借低估的貨幣獲得了巨額貿易順差，其政治解決之道非常棘手。

美中兩國官員和分析師均表示，兩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以及兩國在朝鮮及核不擴散等問題上的共同戰略利益，有可能確保兩國在總體上保持合作關系。

但最近這種合作卻在經受考驗。就在人民幣幣值問題一直困擾著美國政界與商界之時，美國失業率繼續居高不下，而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卻邁上了新臺階，美國方面的抱怨之聲也隨之越來越強。

奧巴馬本月與參議院民主黨人會面時曾誓言，在匯率等涉及貿易規則的問題上，會對中國采取更為嚴厲的態度，以確保美國商品不會處于競爭劣勢。美國稱其2009 年對華貿易逆差共計2,268.3億美元，與2006至2008年的年度貿易逆差相比有所減少，但中國仍是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來源國。

美國政府已經開始行動。去年九月，美國貿易代表科克(Ron Kirk)宣布對某些中國生產的輸美輪胎加征關稅，以應對中國對美輪胎出口量的大幅增長。下一個重大的考驗將發生在今年四月，屆時美國將根據1988年通過的《綜合貿易和競爭法》決定是否將中國確定為貨幣操縱國。

就其本身而言，此舉不會導致美國對中國采取任何行動。但這是一種很少采用的措施，自1994年以來還沒有一個國家被列為匯率操縱國，因而如果采取這一措施，可能會激怒北京，并使美國國會有新的理由敦促對中國采取實質性的行動。

美國財政部一位高級官員稱，尚未就此事做出任何決定。

美國部分議員也在研究處理人民幣匯率問題的措施。代表艾奧瓦州的共和黨參議員格拉斯利(Chuck Grassley)的發言人科澤尼(Jill Kozeny)表示，如果美國政府不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格拉斯利將評估國會可以采取的行動。

華盛頓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e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中國問題研究學者羅迪(Nicholas Lardy)認為，當前人民幣兌各貿易伙伴貨幣的匯率大約被低估了25%，可能高達30%。

經過多年在事實上將人民幣盯住美元后，中國于2005年7月開始允許人民幣對美元漸進升值。從2005年7月到2008年7月，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大約 21%；2008年7月，全球經濟危機削弱中國出口需求，引發了中國也將出現經濟放緩的擔憂，北京因此停止了人民幣的升值步伐。

很多分析人士認為，因擔心靠刺激政策推動的經濟可能出現過熱，燃起對通脹的擔憂，所以北京可能愿意再次部分地放開人民幣匯率。人民幣如果走強，將降低中國進口原材料的價格，增強對外國產品的購買力，從而對物價施加下行壓力。人民幣走強還有可能影響出口，使經濟增長放緩。

北京方面將需要權衡預防經濟過熱的好處與經濟過度降溫的風險。考慮到人民幣走強對中國出口與就業的潛在影響，如果調整匯率，基本上可以肯定將是漸進的。其他國家對中國施加過大壓力，可能使中國在匯率問題上更加固執己見，因為北京認為，匯率問題屬于內政。

北京工商大學(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經濟學教授季鑄說：我認為中國不太可能在4月份以前調整人民幣匯率，不管美國是否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

季鑄表示，中國的首要任務仍然是保持穩定。他說：中國需要保持貿易順差和出口的持續增長，以此來推動創造就業。

與此同時，美國的跨國公司一直在向奧巴馬政府抱怨去年年底北京出臺的一套規則。這套規則將為數十億美元的政府采購市場列出一個優先供應商的名單，并給那些被認為產品包含了足夠自主創新成份的企業施以優惠待遇。美國和其他外國公司擔心，這套規則可能使它們在中國企業面前處于劣勢，并迫使它們把知識產權轉移到中國。

包括美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和全國制造商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在內的19家美國貿易團體在1月下旬聯名致信奧巴馬內閣成員，稱中國的上述計劃可能會讓很多美國公司無法進入一個對它們未來成長及能否在國內創造就業至關重要的市場。信件敦促美國官員將這一議題列為一個“戰略重點”。

華爾街日報：促人民幣升值 美國態度趨強硬
 
（中央社臺北18日電）「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Journal）今天報導，在中國與美國日益升高的政治緊張情勢中，經濟將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華府可能在未來幾個月內，就幣值過低的人民幣進一步向中國施壓。

美國總統歐巴馬預定今天與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Dalai Lama）會面。鑒于北京當局視達賴為西藏獨立的推手，歐巴馬此舉勢必引起中國與美國對抗。美國國務院昨天表示，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HillaryClinton）今天也將會晤達賴。

美國上月宣布出售64億美元武器給臺灣，讓中國極度不快。谷歌（Google Inc.）遭遇可能源自中國的網絡攻擊，也使中美兩國為此爭執不休。雙方對是否就伊朗推動核子計畫祭出制裁手段，意見也相左。

美國航空母艦「尼米茲號」（USS Nimitz）昨天順利停靠香港，進行為期4天的訪問，凸顯美中兩國的合作關系，但是雙方在若干方面的關系卻日趨緊張。

對美國官員來說，人民幣匯率是當前最受關切的問題。歐巴馬與美國官員認為，人民幣受到低估，使中國出口品價格相對低廉，造成美國對中國貿易的龐大逆差，而這意味美國人的工作機會遭到剝奪。

美國官員也注意到，以往在雙邊關系扮演安定角色的美國跨國企業，也開始在口頭上對中國日益濃厚的保護主義色彩表示關切。

一名白宮官員說：「我們期待看見中國有所作為」，協助重新平衡全球貿易流動，如果中國毫無動靜，「美國采取行動的壓力會不斷增加」。

布魯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桑頓中國研究中心（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主任李侃如說：「美國的失業率高達10%，中國卻利用遭低估的人民幣積聚鉅額貿易順差，這筆政治帳要算清楚，可難了。」（譯者：中央社鄭竹雅）990218

分析：中美關系面臨新考驗

BBC 中文網:
達賴喇嘛

美國總統奧巴馬會見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無疑會使中美關系更加復雜化

盡管受到中國的警告和強烈反對，美國總統奧巴馬決定星期四（18日）在白宮會見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

但為了避免進一步激怒中國，奧巴馬決定低調處理與達賴喇嘛的會面。

因此，他把與達賴喇嘛的會面安排在白宮的地圖室，而不像他的前任那樣在具有象征意義的白宮橢圓辦公室內舉行。

奧巴馬這樣做是希望向北京表明，他此次與達賴喇嘛的會面是把達賴喇嘛作為一名宗教領袖，而非政治領袖。

然而，奧巴馬與達賴喇嘛的會面都將會使本來已經緊張的中美關系進一步復雜化。

中國方面警告說，奧巴馬與達賴喇嘛的會面將會損害中美關系。

但美國白宮的發言人吉布斯表示，現在的中美關系已經成熟，足以抵御雙方之間分歧。

達賴喇嘛的特使甲日洛迪說，達賴喇嘛能夠與奧巴馬會面本身是很重要的。

他還說，達賴喇嘛將請求奧巴馬“幫助找到一個對藏人和漢人都有利的解決西藏問題的途徑”。

爭執不斷

最近，中美兩國就貿易爭執、人民幣匯率、美國對臺軍售以及谷歌事件等一系列問題變得關系持續緊張。

而奧巴馬會見達賴喇嘛無疑會使兩國的緊張關系進一步加劇。

但是，中美之間的緊張關系還不至于上升為直接的沖突。白宮預期兩國關系受到影響有限。

然而，奧巴馬會見達賴喇嘛有可能給奧巴馬在處理一些重要國際問題上爭取中國的支持帶來影響，比如在制裁伊朗、朝鮮核問題以及全球氣候變化協議方面等。

國內壓力

與此同時，奧巴馬決心會見達賴喇嘛也是想試圖向美國公眾表明，對待日益強硬的北京他不會退讓。

因為，此前美國國內有批評聲音認為，他對中國領導人的態度太軟弱。

為了取得一些平衡，同時也為了不太孤立北京，奧巴馬去年已經推遲了一次與達賴喇嘛的會面。

這當然招致了美國一些國會議員以及人權團體的不滿和批評。

他們指責奧巴馬以放棄促進中國民主改革為代價而把精力集中到全球議題上。

不滿人民幣匯率低 美擬再向中國施壓

【明報專訊】中美風波不絕，有消息稱美方認為人民幣被嚴重低估，預計未來幾個月，美國將就匯率問題向中國施壓；但兩國經濟學家都認為，中國在外部壓力下調整匯率的可能性低，4月份以前調整更不可能。

專家：4月前不會調整

華爾街日報中文網報道指出，除兩岸及西藏問題外，人民幣匯率亦逐漸成為美國官員近期關心的頭號問題。有白宮官員更表示，今年4月，美國將可能根據《綜合貿易和競爭法》決定是否將中國確定為貨幣操縱國，使國會有新理由在人民幣問題上向中國施壓。

然而，北京工商大學經濟學教授季鑄認為，中國不太可能因此在4月前調整人民幣匯率，因為中國的首要任務仍然是保持經濟穩定，推動就業。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金融與經濟學教授魏尚進也表示，中國因外部壓力進行匯率改革的可能性不大，反而更可能從自身需求去放寬人民幣匯率波幅。

支持者日稀 扁辦「沒錢就關門」
 
　　據中通社18日消息：春節期間，在臺北看守所度過第二個農曆新年的陳水扁，飽嘗人情冷暖，看守所外的死忠扁迷越來越少，陳水扁辦公室也斗志消沉。扁辦主任劉導坦言，一旦陳水扁被終止發放卸任禮遇金，「沒錢就關門」；扁辦要角、凱達格蘭基金會執行長王時思也打定主意，在「國務機要費」桉二審宣判后，將請辭離開扁辦。

　　員工精簡 扁辦僅剩4人

　　據臺灣傳媒18日報道，扁辦已做好準備，立法院若修法取消陳水扁的禮遇金，將吹起「熄燈號」，成為第一個宣告關門的卸任「總統」辦公室。扁辦專職人員目前已精簡成4位，凱達格蘭基金會專職人員只剩2位，王時思去年11月也自愿從全職改為兼職，減輕扁辦的財務負擔。

　　針對陳水扁的貪污瀆職，立法院已初審通過「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條例」修正草桉，規定卸任元首一審判決有罪即停止禮遇，若無罪定讞則可回復禮遇；國民黨立院黨團前書記長呂學樟表示，將力促本桉成為春節后新會期的優先審議法桉。

　　扁辦秘書稱已無扁系

　　陳水扁因貪污洗錢被判無期徒刑，在臺北看守所羈押一年多，除了家人和扁辦人員不時探視之外，早已「門前冷落車馬稀」。扁辦秘書江志銘直言，現在已經沒有所謂的「扁系」了。

　　王時思感慨表示，扁桉讓她看到「政治黑暗面」，大家對扁桉的態度讓她很震撼，除了少數人，其他幾乎都是以政治前途、利害關係決定對扁態度。

　　她坦言，二審是事實審，三審是法律審，當扁桉進入三審后，她能幫的忙也有限；二審預計3、4月宣判，也是她要正式離開扁辦的時候，這是她最后能幫阿扁做的事。

稅制變遷映射中國道路

面對突如其來的全球經濟危機，中央政府果斷出臺了“積極的財政政策＋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為組合的宏觀調控措施，以應對國內經濟的大幅下滑。從目前的經濟形勢來看，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的確使得國內經濟出現了迅速的反彈，但在同時也滋生出諸多的隱患，如產能過剩、資產價格泡沫和通脹的風險，以及經濟復蘇“重量輕質”的擔憂。

公共財政應成為二次改革

先行目標

其實積極財政政策，實質就是通過財政管道加大抽取力度，其結果是中國稅收收入以反常的高速度年年大幅遞增。而作為其代價，中國社會尤其是下層社會所感受到的痛苦指數也以反常速度遞增。但這些經由財政管道抽取的財富，卻被以減免稅、財政補貼的方式饋贈給了外商、大型國有企業，變成它們的利潤，以及公務員群體等特殊利益集團反常增長的福利。這種奇特的財政政策的唯一理由，就是拉動內需，支持宏觀經濟增長。不可否認，這種財政轉移的確支持了宏觀經濟增長，然而，公共財政不是首先用來滿足公共福利需要，不是去首先解決具有人道敏感性的貧困問題，去解決日益緊迫的社會保障問題、公共教育問題、醫療問題，而是去支持部分官員的政績及合法性所要求的經濟增長，去支持既得利益集團不斷膨脹的財富需求，則十足地證明了公共財政已經變成特權財政，變成了既得利益集團予取予求的私器。

應當說現在的改革局面要比1990年代好得多。現在中央政府已經積聚了相當大的財力，有能力來進行改革。但為什么就是改革不動？例如社會改革，中國面臨的問題不是缺錢，而是錢用不到社會改革上去。為什么？很明顯，既得利益主導改革，他們不想把錢用到有利于社會大多數，尤其是弱勢群體的社會政策上去。

本來這次世界性金融危機給與中國一個機會來克服既得利益，從而使得中國的改革得到一個新機會。但是，既得利益有效地利用了這次危機的機會來鞏固他們本身的利益。政府推出的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大部分流向了大型的國有企業。既得利益獲得了一次機會，但改革則失去了一次機會。

國內的非稅收入在持續高漲，企業稅負也有所惡化，目前財政“增支”促進經濟增長的功效，也會被“增收”的緊縮效應部分抵消，從而使積極財政政策喪失其政策本意。“增收增支”無非是將原屬于居民和企業的收入變成了政府的收入；將原屬于居民和企業的消費、投資，經政府部門之手變成了消費、投資。政府部門征收、分配和轉移更多的財政收入，不僅會造成極大的效率低下、貪污腐敗的風險和財政資源的浪費，更會成為在經濟低迷期中政府“擴權”的工具。

政府依靠財政增收持續擴權的現象已成為近年的一個趨勢。據耶魯大學陳志武教授的研究，以 1995年為起點，截至2007年的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了1.2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了1.6倍，而國家財政收入則增長了6倍左右！這就無怪乎目前國內民間消費占GDP的比重要遠低于美國，甚至俄羅斯、巴西等國了。在此過程中，政府對社會資源的支配能力得以明顯加強。

由此可見，雖然會在短期內，“增收增支”的財政政策會更加有效地促進經濟的復蘇，但卻會為長期經濟增長帶來很多潛在的風險，甚至有可能使經濟改革出現倒退。

一般來講，稅收體制（尤其是累進制的所得稅體系）能夠對經濟發展起到“自動穩定器”的作用，即對經濟活動的過度繁榮和衰退蕭條做出自動反應，從而達到自動減輕經濟波動的幅度。其中的原理在于，經濟過度繁榮、通貨膨脹時，由于稅基擴大和適用較高稅率的稅基擴大，稅收收入的增加將超過國民收入的增加，產生抑制需求的效果。反之，當經濟蕭條時，稅基減少和適用較高稅率的稅基減少，就會使稅收收入的減少幅度超過國民經濟下降的幅度，則會抵消一部分因居民收入導致的需求減少的消極效果。

觀察歐美等發達國家在危機中的財政狀況，正是遵從以上的邏輯。在“被動”的財政收入萎縮之外，“主動”的大規模減稅也是成熟經濟體在面對經濟下行時，挽救經濟的一個有效手段。2008年初，香港特區政府便公布了總額高達400億港元、惠及全港市民的減稅和補助政策；在2008年和2009年年初，美國布什政府和奧巴馬政府先后推出了約1000億和2750億美元的減稅措施，普惠美國民眾。可以想見，由于政府財政收入的減少，這些經濟體的民眾和企業都要受益于稅負的減輕，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輕經濟下滑和失業增加帶來的負面影響。而在中國，無論是2007年下半年開始的通脹周期，還是2008年下半年以來的經濟下滑期，都未見政府出臺普惠的、大規模的減稅措施。顯然，中國的稅負較重，與民間消費低迷的情況，是密切相關的。

因而，積極財政政策不僅應體現在“增支”上，更重要的是應該大規模減稅。對中國政府來說， “減收”比“增支”更具有特殊的意義——這不僅能夠減輕企業和民眾本已沉重的稅收負擔，由此刺激民間消費和投資；還能減少政府對市場的行政干預，推動政府的職能轉型，以及國內的財政運行機制模式向“公共財政”轉變。

抽水式的財政分肥走到盡頭

在中國迄今為止的30多年改革中，強勁和持續的經濟增長一直是中國改革最顯著的外部特征，不過，在這個不變的標準形象背后，中國經濟的內部結構卻在向一個相反的方向發生變遷。

從縱向上看，中國經濟有三個吸取和配置要素資源的管道，形似三根動力巨大的水泵。它們分別是金融、財政、土地。可以很清楚的地看到，這三根水泵是直接深入中國社會的最基層的。直到鄉鎮，都設有相應的管理機構，比如信用社、土地所、財政所。也就是說，這個社會生產的所有財富，幾乎都在這三根水泵的控制和管理之下，可謂一網打盡。而三根水泵的吸取能力之所以強大，則是因為它是靠國家政權以強力加以保障的。所以，只要國家愿意（這種意愿在公開場合經常表現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治需要和政績需要，在私下則主要是既得利益集團的財富和升遷欲望），就能夠輕而易舉地因時、因地的開動、調解水泵，用于對要素的抽取和配置。

隨著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的深入，1990年代中后期以來，另外一條隱性的抽取管道也逐漸成型。這就是那些直屬中央或地方政府，利用特許壟斷權力而形成的巨型國有企業。

以上四根主要的縱向管道，足以使中國政府體系對社會資源進行全面的控制，并按照自己的意愿進行抽取和配置。這四根縱向管道的最上端是中央政府，在這之下，依次分布著各級地方政府。以這四根管道為骨架，構成一個以中央政府為頂端的傘狀結構。從最基層一直到中央政府，形似在管道上的一個個節點。接駁在這些節點上的，則是圍繞中央政府、各級地方政府、壟斷性行業而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各級政府從這四根管道上抽取資源，然后再橫向配置給圍繞他們形成的各種利益集團和行業分利集團。很容易看得出，離各個節點越近，處于的節點位置越高，就越容易在資源配置及財富分配上占據有利的位置。這種傘狀結構，既是中國經濟主要的資源配置渠道，也是這個經濟體系主要的財富分配渠道。

作為這個傘狀結構的頂端，中央政府無疑具有最強大的抽取能力。1990年代中期之后，通過對金融權的回收，財政分稅制、基礎產業的縱向重組、以及2004年開始的土地權回收，中央政府擺脫了1990年代前期的被動局面，重新奪回了資源配置權力。在這種新的資源配置架構下，中央政府可以通過四根縱向抽取管道從容地抽取資源，然后橫向地配置給各種利益集團和行業分利集團，或者以“點貸”、“點投”的方式來推進其政策目標。比之于1990年代中前期，中央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控制權已經更加穩固也更加有力。

作為這種傘狀結構的第二層，省、市一級的地方政府曾經在1992年之后向中央政府的資源配置壟斷權發起了強有力的挑戰。從歷史上看，中國許多民營企業就是在這場溷亂的爭奪戰中趁勢發展起來的。分稅制和國有銀行控制權向中央的縱向回收，是這一場以宏觀調控名義進行的爭奪戰的兩項主要歷史遺產。地方政府既然無心也無力挑戰這一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也就只能在這種既定的約束條件下，激勵擴張自己的既得利益。這導致兩個非常重要的后果，一是地方政府擴大稅源，在總量上膨脹GDP的需求變得十分迫切（在這個意義上，1990年代中期的改革直接激發了地方官員的惟GDP導向），另外一個則是加大了向下抽取的力度。在中央不斷上收財力的同時，地方政府也如法炮制，紛紛將有利可圖的稅種收歸己有。層層抽取的結果，自然是縣、鄉級政府的日益嚴重的財政窘迫。這大致可以解釋在1992之后一直持續著的這樣一種現象：省市以上機構的財力不斷膨脹，而縣鄉一級則經常發不出工資。當然，縣鄉級政府不可能是這種層層抽取的最終的承受者，毫無疑問，這種抽取壓力最終將被轉嫁給分布在廣大鄉村和城市的各種納稅人。而這種近乎壓榨的 “財政集中”到了資源匱乏的鄉村和中西部自然就變成了野蠻的剝奪。

除了法定的財政管道之外，在新世紀之后，隨著土地升值以及對土地價值的重新發現，地方政府又一次打破了中央政府的配置壟斷，因為他們發現，土地可以用來套取銀行貸款，擁有了土地的配置權，就相當于間接的獲得了銀行的配置權。這其實就是2009年年底以來房地產調控的本源。地方政府利用土地爭奪金融配置權力的沖動，幾乎又一次釀成了中央與地方的劇烈沖突。

作為這種傘狀結構最低一層的節點，縣鄉級的政府雖然也是按照同樣的手段加以抽取和配置，但顯然，它們可以使用的手段和可以抽取的資源都要貧乏得多。上面的抽取越是加重，縣鄉級面臨的壓力和由此引發的官民沖突也就越是劇烈。2009年地方性群體事件頻出正是縣鄉經濟頹敗土壤上惡之花。

在這種傘狀結構中，每一個節點就是一個政治中心，而每一個政治中心，就是一個資源的配置中心，中國的經濟中心與政治中心的高度重合現象的原因即隱藏于此。當高一級的政治中心抽取得越厲害，表現得越繁榮，鄉村及邊緣地帶就會同步表現得越衰敗。 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國邊緣地帶及鄉村加速衰敗，與政治中心加速聚斂資源和財力的過程相當匹配。

從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國這種傘狀的抽取和配置結構逐漸成型并得到了鞏固。然而，這種以各級政府為中心的抽取和配置結構，與現代市場經濟的扁平型配置結構有著相當明顯的差異。在扁平型結構中，資源是按照價格信號橫向流動的，但在這種傘狀結構中，資源卻是按照各級政府在一定時期內“政治意愿”信號以及與系統的親疏遠近來配置的。傘狀結構雖然保證了系統對經濟的控制，保證了短期政策目標的達成，但卻很難保證資源的配置效率，也同樣達不到資源配置的公平。

不過，這一結構更加深層的危機在于，它可能代表了一種自我加強的，無法退出的財富分配結構。事實上，透過傘狀的配置結構，一條清晰的財富分配線已經躍然紙上。圍繞省、市政府以上節點所形成的利益群體，是這個社會的上層，而這之下，則是這個社會的中下層。上層之間是一種帶有熟人性質的精英互惠經濟，而下層則是一種主要建立在自由勞動力基礎上并以此為特點的相當野蠻的市場經濟。這樣，一種整體性的尋租結構實際上就出現了。上層的精英互惠經濟通過金融、財政等手段對中下層的市場社會進行抽取，然后維持其低效率的自我循環。這種二元性的尋租結構的本質，其實是一種通過政治強制而進行的剝削。而其之所以得以維系，就在于體系內對要素資源和政治權力實施了不容挑戰的壟斷。

財富再分配考驗財政變革

地方財政能力的極大化擴張，這個貫穿于改革全過程的利害計算，是推動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一個強大引擎。中國2009年重新開始且至今沒有結束跡象的投資熱就是一個明證。然而在其背后，浮現出的是困擾中國的政治問題——擁有太多資源且完全不受約束的政府體系。要想根治這個問題，技術和經濟手段恐怕無濟于事。更為吊詭的是，經濟高速增長本身正是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提出的政治要求。所以在遏制地方府過度投資方面，中央政府不可能走得太遠，它只能在足以保持社會穩定的增長速度與防范金融風險之間走鋼絲。這是一個維持了30多年的脆弱平衡。

種種跡象表明，這個脆弱的平衡游戲正在趨近終點：地方政府開始大規模的利用土地投機來強行推進經濟增長的事實已經說明，政府手上可資利用的要素資源已經趨于枯竭。因為，土地是各級政府系統以全能方式推動經濟增長的最后可以任意使用的要素資源，一旦這個資源被掐死或者消耗干凈，政府強制型的經濟增長就將無法維系。這暗示已經維持了30多年的以政府投資為主要特點的經濟增長模式正接近油盡燈滅之時。

接下來的問題是，中國能用什么東西來取代經濟增長的這個引擎？如果經濟失速真的發生，放在中央政府面前的就只有兩條路，要么繼續強行維持原有的經濟增長路徑，這意味著放任各級政府的不智投資，要么以巨大的政治意志忍受經濟突然失速所帶來的社會痛苦，并開始中國社會的全面轉型。但其中任何一條都可能引發難以預測的風險。前途的確非常兇險。

很明顯，中央高層是意識到問題的嚴峻，在2009年年底的中央經濟會議上，提出要把調結構作為首要任務來抓，然而在中國，這種經濟調整將首先意味著作為源頭的分配結構的調整，意味著與分配結構共生的政治結構的調整。沒有這種調整，中國經濟結構就很難有實質性的調整。在30多年的改革中，中國的分配結構按照政治“意愿”被不斷深化，已經相當體制化。對這種分配結構進行外科手術，無異于又一場革命。

留心觀察不難發現，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人在各種場合不斷強調，要調整中國的經濟結構。但無論從產業結構還是從增長模式來看，收效甚微，中國經濟深深地卷入了一種無法退出的結構鎖定狀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相當程度上，政治結構決定了分配結構，分配結構決定了經濟結構。嚴重的貧富懸殊以及由此引起的經濟結構畸形只是政治不平等經過一連串中間過程之后，所呈現出來的最后結果。當現存的經濟結構無法支持進一步的經濟增長的時候，經濟對政治的倒逼效應就會開始。這種倒逼效應是以激烈還是以溫和的方式展開，則取決于政治結構的適應能力。在這一點上，無法樂觀。 (本文來源：南風窗作者：袁劍)胡彥

中國面臨老齡化社會的挑戰
 

十多年前既已進入老齡化社會的中國，試圖向養老社會化轉變，但是遇到種種挑戰。

在北京和平街老年活動中心，老人們健身、打球、跳舞、唱歌，還練習京劇和評劇。

60歲的周櫻在這里練京劇有兩年多了。她說：“京劇呀，這不咱們的國粹嗎？我們老年生活，第一件事兒就是京劇。京劇比什么事兒都大。”

周櫻幾乎天天和老年伙伴們聚在一起唱戲，而社區老年活動中心的建立為她們提供了場所。

這樣的活動中心在中國日益增多，顯示政府對養老社會化越來越重視了。與此同時，家庭養老的傳統模式開始改變。

*每年增加八九百萬老年人口*

中國是1999年進入老齡化社會的，當時60歲以上的老人開始占到全國人口的10%。2009年，老年人口上升到1.67億，占總人口的12.5%。

張楠
“眾益華齡”主任王宵燕

非政府組織“眾益華齡”的負責人王宵燕說，今后老年人的比例還會迅速攀升。

她說，中國老齡人口將以每年8到9百萬的速度增長。估計到2020年，老年人口將達到2.48億，占總人口的17%。到2050年，差不多每四個人里面就會有一位60歲以上老人。

*家庭養老難以為繼*

面對迅速增長的老齡人口，傳統的家庭養老方式顯得難以為繼。分析人士說，主要原因是，中國在經濟尚未發達起來的時候就提前進入老齡社會了。“未富先老”意味著社會能夠提供的資源非常有限，各方面準備不足。

其次，實行了30年的“獨生子女”政策造就了所謂“四二一”式的家庭結構，也就是說，一個孩子可能要贍養父母二人以及爺爺、奶奶、姥爺、姥姥四人。這種倒金字塔結構給獨生子女帶來難以承受之重。

再有，大規模人口流動，如農民外出打工和大學畢業生去外地發展，造成了大量的無子女照顧的“空巢老人”。

王宵燕說，“空巢老人”有大約八千萬人，占老齡人口的50%。盡管總體來說中國人是尊重老人的，但是孝道意識下降、家庭養老減少也是事實。

*養老漸趨社會化*

新形勢下，中國一方面繼續鼓勵家庭養老，一方面著手發展社會養老事業，出現了新興的“養老產業”。

據光明日報報道，中國民政部官員王振耀表示，未來養老的發展應該是，老年人的生活保障逐漸走向社會化，變家庭養老為社會養老，由政府承擔是大趨勢。

*外商與私營投資受到鼓勵*

但是，養老機構嚴重滯后。截至2008年底，中國有各種老年福利機構37800多個，養老床位245萬張，僅占60歲以上老齡人口的1.5%。光明日報說，這不僅低于發達國家5%到7%的比例，也低于一些發展中國家的2%到3%的水平。

非政府組織“眾益華齡”的主任王宵燕說，從供需關系看，中國養老床位的缺口達550萬之多，政府現在鼓勵私營部門和外國人在這方面投資。

她說，比如在養老院，每一個床位政府每個月補助100到200元錢。對于外國人投資養老產業，政府也持鼓勵態度。她說，過去，政府都是自己直接提供服務，現在政府提供優惠政策，鼓勵私營部門去做。

*北京發放‘養老券’*

在北京，老年服務發展迅速。現在，對65歲以上老人坐公交車、逛公園實行免費制度。從去年開始，還實行了“養老券”制度，給80歲以上老人，每個月價值100元到200多元不等的“養老券”。

張楠
周櫻(前)唱京劇

用“養老券”，他們不僅可以購買飯菜，還可以支付理發、修腳、打掃衛生等服務。

北京市的目標是，到2020年，實現90%的老年人家庭養老，6%的老年人社區養老，4%的老年人機構養老。

*社會養老觀念尚未普及*

對于養老院，人們看法不一。過去，把父母送進養老院是件很丟人的事兒，子女會背上“不孝順”的罵名。現在，很多家庭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在北京和平街老人活動中心，周櫻告訴我們：“我挺愿意的， 不給女兒找麻煩。 我就一個寶貝女兒，她工作特別忙。我身體還好的，不給她找麻煩。如果到我真地不能自理了，我非常愿意上養老院。”

張楠
肖家華(左)打臺球

三代同堂的74歲老人肖家華卻說：“現在不是提倡家庭養老嗎？互相照顧唄，兒子上班，我們給做做飯，對不對呀？ 現在咱們國家還是家庭養老為主、外邊養老為輔。也可以住養老院，從我們本身來說，不愿意去。”

*專家呼吁調整人口戰略*

最新調查顯示，“子女無力照料”是老年人選擇機構養老的最主要原因。

鑒于“少子化”和“老齡化”日益加劇，一些專家提議調整人口戰略。著名國情專家胡鞍鋼呼吁，把計劃生育政策改為“一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

外資在華“望樓興嘆”
 
華爾街一些房地產投資巨頭經歷慘痛后，正在掂量它們在中國的下一步行動。而就在此時，中國國內投資者已經在填補他們讓出的空間，籌集資金搶購各種豪宅。

最新的證據是，上海復地（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上周同意向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 Group Inc.)旗下主投房地產的投資公司支付3.28億美元，以換取豪華住宅區上海花園廣場(Shanghai Garden Plaza)的100%權益。

據房地產經紀商世邦魏理仕(CB Richard Ellis)的數據，在中國去年除土地轉讓交易外金額超過1億元（合1,460萬美元）的房地產交易中，83%的買方為國內投資者，其中既有上市開發商、私募基金，也有富裕的個人投資者。而在2005年，這類交易80%的買方為外資。

出手闊綽的國內房地產投資者正在從本國銀行舉借債務，從中國越來越多的本地投資者處吸引投資，并通過他們的人脈網絡迅速參與到土地交易中。相比之下，外國投資者的風險容忍度往往較低，參與交易需要獲得審批，資金的挪進挪出也需要通過中國嚴格的外匯管制關口。

普衡律師事務所(Paul Hastings, Janofsky & Walker LLP)駐北京的合伙人羅斯坦(Joel Rothstein)說，房地產是一個被高度限制和監管的行業，而且中國政府近年來正日益加大外國投資者在華從事房地產交易的難度。他說，如果你想進入一線城市，你就得和可以獲得銀行融資、并且不需要走外商投資審批手續的國內投資者競爭，祝你好運吧。

與其他因素一起，新一輪競爭已經讓中國房地產市場一派火熱，一些專家警告說，這是一種新的泡沫。渣打銀行 (Standard Chartered Bank)駐上海的中國區研究部主管王志浩(Stephen Green)稱，過去一年，全國地價上漲了106%。

過去一年，外資很大程度上是在場外觀望，部分原因是它們在國內經受挫折后需要彌合傷口。它們還遭遇了市場的劇烈波動。幾年前，地價大幅下跌，而現在由于受到政府刺激的支撐，地價又在強勁反彈。

重要高管的離職，給一些外資房地產巨頭帶來了沉重打擊。花旗集團(Citigroup Inc.)旗下地產投資公司Citi Property Investors和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 & Co.)都在公司重組過程中失去了它們的高級管理人員。去年美林公司將其26.5億美元亞洲房地產機會基金的管理權招標出售，花旗集團現在正在出售旗下的全球房地產投資子公司。

其他手持現金、希望在中國房地產市場抄底的投資者卻從來沒有等到機會，因為北京大規模的銀行貸款在金融危機期間給樓市價格托了底，充沛的資金供應也使得國內買家得以迅速出手收購這些資產。

一個頗有影響的資產出售行動是，曾引領中國地產私募的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去年8月份以3.6億美元的價格將其位于上海的52層寫字樓出售給了北京商業地產開發商SOHO中國(SOHO China Ltd.)。摩根士丹利說它從這樁交易中賺了錢，但SOHO的獲利或許更為豐厚。它將這幢樓約三分之一的樓面作為商住兩用房轉手賣給了國內公司和投資者，利用它自己的本土化銷售網絡進行銷售，目標是來自臺灣和上海鄰省的商人。

競爭也將越來越多地來自漢威資本管理有限公司(Harvest Capital Partners Ltd.)這樣的投資者。漢威資本是一家由國有企業華潤集團(China Resources Group.)控股的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它正打算從外國人手中為其兩只中國零售地產基金籌資8億美元。它還標榜與中國的頂級交易撮合者有良好關系。

漢威資本副董事長兼華潤集團副總裁蔣偉說：過去一年的情況說明，擁有本土專長和支持是在中國房地產行業取得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

國內投資者也在籌集國內資金去參與競爭。和高盛做前述交易的復地集團，去年從大陸富裕個人投資者手中籌集資金5.5億元，組成一只基金和復地旗下的開發項目一起投資。這只基金在二線城市成都和南京最近兩個住宅項目中已經投下所籌集資金的40%以上。高盛一位發言人拒絕就前述上海的交易置評。

另一個競爭來源是中國的保險行業。2008年中國在立法上做了調整，為保險公司投資房地產松了綁。中國最大保險公司之一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通過一家信托公司，和兩家大型開發商在新項目上展開合作。未來三年中，它將向中國房地產市場投入250億元。作為該公司首批進行的一樁交易，平安的信托公司去年與國內上市企業金地集團合作，向上海的一個開發項目投資了16億元。

隨著國內投資者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海外地產基金正在另僻蹊徑，以圖在中國這一世界最具長遠前景的市場立于不敗之地。

那些謀求在華再獲增長的外資或許可以采用的一種業務模式正被總部位于上海的美國私募股權公司普凱投資基金(Prax Capital Management Co.)所嘗試。去年，普凱投資成為第一批獲準組建人民幣基金的外資公司之一。普凱投資沒有回應記者的置評請求。

教改「問計于民」 春節后最后諮詢
 
【明報專訊】事關中國未來十年教育發展與改革方向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簡稱《綱要》）農曆年后將再次面向社會廣泛諮詢。據悉這將是《綱要》最后一次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

上一次向社會徵詢意見是2009年1月初到2月底，是在《綱要》文本起草之前，被稱為「問需于民」。據官方公布的數字，工作小組辦公室共收到電子郵件、信件 14,000多封，網民透過教育部門戶網站留言11,000多條；各界人士在社會網站、大學校園網上留言210多萬條。

延至3月公開透明

農曆年過后，將啟動第二輪向社會公開諮詢，據悉整個過程將延續到3月下旬。相對于上一波「問需于民」，今次的諮詢被定義為「問計于民」。 教育部長袁貴仁日前表示，會將公眾意見吸收進文本后，上報國務院和中央政治局討論。

此份《綱要》從起草之初即堅持公開透明，受到輿論普遍好評。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薛瀾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次關于中國未來教育改革與發展的大討論也為進一步改善中國公共政策制定過程提供了一個新的試驗平臺。」浙江《錢江晚報》刊文指出：「公開討論或利益博弈，本身就是一次有效的公民教育」。

自2008年8月底《綱要》開始起草以來，中央高度重視，總理溫家寶親任領導小組組長，據透露，國家主席胡錦濤也曾親自過問并作出批示。僅今年1月11日至2月6日，溫總就在中南海先后主持召開了5次座談會，聽取社會各界意見和建議。迄今為止，有關方面已就《綱要》內容徵詢了數百名中外專家的意見，包括港澳臺專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舉行了上千次座談會。文本已修改了十馀稿。

打造人力資源強國

分析人士認為，中央如此重視《綱要》，一是由于教育本身的重要性，溫總在談到《綱要》時就說過，教育是國家發展的基石，事關民族興旺、人民福祉和國家未來。只有一流的教育，才有一流的國家實力，才能建設一流國家。二是長期以來，教育一直是內地備受關注也飽受詬病的領域。以去年全國「兩會」為例，代表委員提出的意見共立桉5035件，其中涉及教育的657件，居首位。而第三點，也是更為深層的原因是，中國正在努力使教育的發展適應國家的崛起，使中國從一個人口大國向一個人力資源大國轉變，并最終成為人力資源強國，進一步提升綜合國力與國際競爭力。

鍾鳴九

網友票選央視春晚“最爛”，趙本山當最爛王

近日，某網站發起央視春晚“最爛節目”評選活動，截止昨日13時，在短短的20多小時里，投票人數超過13萬，網友跟帖600多條。投票結果顯示，趙本山小品《捐助》，獲得6萬多票，占總票數的47%，成“春晚最爛節目”第一名。

趙本山小品《捐助》成“春晚（更多相關內容）最爛節目”。

漢網-長江日報2月18日報道 師傅，您這“小品王”咋變“最爛王”了？

徒弟啊，咱們去三亞曬曬太陽、找找靈感吧。

近日，某網站發起央視春晚“最爛節目”評選活動，截止昨日13時，在短短的20多小時里，投票人數超過13萬，網友跟帖600多條。投票結果顯示，趙本山小品《捐助》，獲得6萬多票，占總票數的47%，成“春晚最爛節目”第一名。

從調查中可以看到，今年春晚“最爛節目”前三甲都被語言類節目占據，趙本山小品捐助獲得6萬多票名列第一，而郭達蔡明演繹的小品《家有畢業生》獲得1萬多票名列第二，馮鞏的小品《不能讓他走》獲7千多票，列第三。

趙本山“最爛”，因廣告植入過多？

在 13萬的網友投票中，6萬多位網友把票投給了趙本山的小品《捐助》，占總票數的47%，毋庸置疑拔得頭籌。趙本山小品之所以不獲好評，植入廣告過多應該是其主因。在趙本山小品中，共植入了兩個品牌，其中一個互聯網品牌被提及12次之多，而另一個白酒品牌也被生硬地強加其中。

來自東莞的網友“醉眼看人生”在跟帖中寫道：“看《捐助》就像在吃一碗雜碎面，味道本來還算不錯，可是吃著吃著，卻發現里面多了兩個綠頭蒼蠅——植入廣告。”這種觀點大概極具代表性。

但也有網友認為趙本山小品并不算“最爛”。內蒙古網友“nmwlx”在跟帖中稱：“本山大叔最差？那黃、蔡誰最惡心，大家心里最有數！”

網友調侃：沒有最爛，只有更爛

該調查推出后不久，就引發網友熱烈討論。有些網友調侃評選“過分”，山東泰安網友“juan1970”說：“真是太過分了，有沒有搞錯，為什么是單選呀！能不能全選啊！！”北京朝陽網友“shenliang”則表示：“今年真的有點爛，我想投一個，看清楚了原來是選最爛的，這個我就為難了。因為沒有標準，我選了一個，但是總能看到比他還爛的。所以沒有投票。建議題目換一下，換成今年最爛的節目是什么。這個就簡單了，春晚！”

而獲得眾人力挺的是泰安網友“juan1970”另一條跟帖：“本想投《捐助》最爛，可想一下，和它一樣爛的還有好多，只投它一個，不太公平。怎一個爛字了得！沒有最爛，只有更爛！春晚后爛推前爛，爛無止境！”

無用的“中產階級”概念
 
早報   張 謙

中國聚焦

若把這所謂的“中產階級”拉近點看個仔細時，卻發現這個“中產階級”的面孔越來越模煳。

　　中國社科院的“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日前發布其研究成果稱，中國的中產階層近年來在總人口中，以每年一個百分點的速度迅速增長，目前已達到總人口的23%（中國的研究者之所以以“階層”取代慣用之“階級”一詞，是因為1949年后階級斗爭的歷史使“階級”一詞在政治上敏感。此文仍依慣例，以 “階級”稱之）。中國的“中產階級”又一次被提到大眾關注的視野中。

　　中國的“中產階級”雖然比例不大，一向來也未聽聞有何值得一提的表現，卻早已承載了各種期冀。海外之商家，每言及中國市場潛力，必稱迅速增長的“中產階級”將具備何其龐大的購買力，一旦釋放，能將各類商品悉數鯨吞。因為 “中產階級”居有屋、事有業、上有老、下有小；一些關注中國社會者，亦多有人寄望于此群體成為社會穩定之中堅。而對中國政治民主化前景翹首以盼者，則指望著“中產階級”能成為推進民主化之主力。我若是這中國“中產階級”的一員，知道自己身上除了壓著住房、醫療、養老、升學這些座大山之外，還背負著外界如此之多的期盼，只怕會覺得“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而要為接下來的心志之苦、筋骨之勞，緊張得夜不能寐了。

　　各路方家均言之鑿鑿，似乎“中產階級”就如同“80后”或“農民工”一樣，是個活生生的群體，成員都認同且知道自己的身份，而且想法雷同、行為類似。可問題是，若把這所謂的“中產階級”拉近點看個仔細時，卻發現這個“中產階級”的面孔越來越模煳。

誰是“中產階級”？

　　到底誰是這“中產階級”呢？望文生義，最明顯的界定似乎是以經濟收入為標準，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等收入者便是中產階級。但這一來，問題大了。“中等”是個相對概念，任何社會都有一個統計分布上的中間群體，若中等收入就是中產階級，那中國何需等到今日，即便是萬惡的舊社會里，中產階級也早就滿街跑了。

　　既然光是中等收入這一條不行，那就再加一條：中等富裕——不光是收入分布居中，而且還要社會富裕到一定程度，這些中等收入者能過上衣食無憂的小康生活，才算中產階級。可這一點擺在中國這么個地方差異巨大的國家也行不通。“小康”或者“富裕”這條線到底劃在哪兒呢？就拿有人提出的年收入6萬塊來說，擺在上海，也就是說，一年的收入不吃不喝，夠買3平米的房。這能小康嗎？可要是擺在二三線城市甚至小城鎮，那風光便大不相同。更重要的是，來錢的路子各不相同，同樣是一年6萬塊，一個初中畢業的包工頭（這一定還是個不大有出息的包工頭），和一個在大學做教授的新出爐博士，能是一個階級嗎？能指望他們一同為了中國的民主化而攜手努力嗎？

　　當然不能。所以有學者說，“中產階級首先是個職業的概念”（社科院課題組的組長陸學藝先生語）。可拿著職業這根標尺就真能量出誰是“中產階級”了嗎？什么職業算中產階級呢？一般說來，標準似乎就是不從事體力勞動，靠技術吃飯。這看似簡單，可一用起來又有問題：什么是技術？能掙錢就是技術？多少技術算是技術？這又變成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事情。拿手術刀的外科醫生做的是技術活、而且對體力要求還挺高，那拿剪刀的美發師做的算不是技術活呢？拿修腳刀的修腳師呢？莫非外科醫生和修腳師都算“中產階級”？而前頭說到的包工頭呢？還有更多靠著手里的房產收租賺錢、成天就在麻將桌上練“技術”的呢？這些人可能啥技術都沒有，他們就不算“中產階級”了？不同的技術，所需的教育程度不同，所得之經濟回報、所獲之社會尊重亦不同，豈可同日而語。所以，光看一個職業的“技術”含量肯定不行。于是乎，文化水平和職業聲望又被加了進來。光是從事“技術型”職業還不夠，此職業需有一定的社會聲望、從業者須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才能擠得進這個越來越窄的“中產階級”的門（這下子，修腳師肯定是給關在門外了）。可即便這樣一來，還是有兩個問題。

　　首先，操作上仍然是一筆算不清的煳涂賬。以文化水平而言，高校擴招之后，同一個大學校門出來，各自從事的職業和生活際遇可以千差萬別，同樣一個“大學本科文憑”能說明什么？“社會聲望”問題更多。按老話說，“社會聲望”幾塊錢一斤？在商業化的中國社會里，社會聲望越來越為經濟收入所決定，而與教育水平的背離則可能越來越大。那些有社會聲望卻無教育水平的娛樂明星，和受了高等教育卻只能做個小房產經紀、因而也沒有社會聲望的年輕人，算不算“中產階級” 呢？況且，社會聲望本身就是個虛無飄淼、一人一套說法的東西，用它做標尺來衡量中產階級，只能越量越走形。

　　其次，就算學者百轉千回，總算是找到個辦法，綜合收入、生活水平、職業、教育程度、社會聲望等種種指標、橫敲豎砸地做出了個筐子，把能套進里頭的人都稱作“中產階級”，又怎么樣呢？就像有人說，我算出來了中國社會，左耳朵比右耳朵大的人有若干若干，人們會如何反應？大概只不過問一句“那又怎么樣”，便置之不理。那莫非“中產階級”這個群體就比“左耳朵大”這個群體更有意義？

“中產階級”有何作為？

　　說“中產階級”有意義者，無非有以下幾個根據。一是中產階級有一致的自我認同，二是中產階級有類似的經濟行為，三是中產階級有相同的政治訴求和政治參與方式；且因為此，中產階級可以被看作一個群體角色（而不是千千萬萬個相異的個體），在社會生活中能發揮可以預見的、有顯著影響的作用。但其實，這三點在各國的研究中都已基本上被否定，在中國更站不住腳。

　　先說自我認同。研究者早就發現，民眾對所謂“中產階級”這個概念的理解，與學者的設計大相徑庭。在美國的調查中，一般都會有70%左右的受訪者自認為是 “中產階級”，而以他們的職業、收入等指標來看，其中很多其實都是工人階級。只不過大家都覺得“中產階級”聽起來更像那么回事，誰耐煩當“工人階級”呀！而在韓國，1997年金融危機后的一個調查，卻有70%的受訪者認為自己是“工人階級”，盡管其中很多人按職業、收入算都應是中產階級。在中國，“階級” “階層”這些概念對很多人而言都糾纏著復雜的政治含意、情感經歷，“中產階級”的自我認同與實際職業、收入與教育水平之間是個什么關系，至今根本沒人清楚研究過。總之，若以“自我認同”論，根本就找不出個有內在同質性的叫“中產階級”的社會群體。

　　再說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取向、行為。以經濟行為而言，收入相近的人群倒往往是有些類似的消費行為，這容易理解。但問題是，首先，中產階級，如上所言，不是個純粹的收入概念；其次，消費及其他方面的經濟行為，除受收入影響外，還取決于教育程度、家庭背景、族裔等一大堆其他因素。因此同屬于“中產階級”者，在消費行為上也千差萬別，就像同樣買得起車的人，買夏利者有之，買寶馬者亦有之。

　　在政治理念與訴求上，中產階級就更不靠譜了。有個廣為流傳的誤解，認為中產階級是推進民主的動力。其實這是個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就已經破產的理論，而且基本上從來就沒有在現實世界中找到過驗證。這個理論首先面臨的問題同樣是，中產階級難以界定。而即便勉強界定之后，人們也發現，中產階級要么搖擺、要么保守，但從來都不是社會變革的急先鋒。以韓國為例，韓國民主化的主力是工人階級與學生，中產階級反倒是最后轉向的。而在臺灣呢，民主化的推進也主要得力于公民社會及以族群為基礎的群體。回到中國社會，也不難看出，被同劃到一個“中產階級”的筐子里的，私營業主有之、外企白領有之、黨政干部有之，這些人所共有的政治訴求，除了天下太平、大家安心發財之外，不會有太多其他什么。

何必舍近求遠？

　　在今日之中國社會里，能建立身份認同、發揮社會作用、影響社會趨勢的群體性角色有的是，但生搬硬造出來的所謂“中產階級”不在此列。如果“中產階級”這個概念還想有一點點實際用途，還不如干脆僅憑“可支配收入”這一條來簡化成“中等富裕的收入群體”，起碼這群人在大的消費趨勢上還有些共同點，且因為其數目的迅速增長，對中國經濟的走勢會有影響。至于要理解中國社會的分野、解決中國社會的問題、預測中國政治的走向，盯著這個現實世界中子虛烏有的“中產階級”來看，是緣木求魚。真正值得關注的，是那些其成員有明確的身份認同和類似的行為理念的社會群體，比如說：城市人與農村人、干部與平民這些身份群體，產業工人、農民、農民工、私營業主、與高級白領這些職業群體，以及文革一代、70后（改革一代）、與80后90后這些代際群體。

作者在新加坡管理大學社會科學學院任教

龍吟虎嘯：「偉大領袖」這樣過生日

虎年初三「赤口日」，是北韓金正日六十八歲生日，舉國大事慶祝，煙花匯演、載歌載舞；「全國的小朋友都收到了裝有糖果和餅乾的禮包」，黨和政府召開慶祝大會，一致稱讚金正日是「最杰出的政治家和當代舉世無雙的偉大領導人」。

為國家領導人這樣舉行「生日」慶祝，北韓恐怕真是「舉世無雙」。在這個「赤口日」，北韓向美國和南韓「發出了和解訊號」，北韓二號人物在為「偉大的金正日」發「賀壽詞」時還向美國、南韓喊話，說是有必要通過對話和談判「結束與美國的敵對關係」；并希望改善「緊張的南北韓關係」。看來，金正日六十八歲生日過得端的很有意義。那天還有消息說，他的兒子、接班人金正銀的生日被政府定為「公共假期」。這一天真是「家事、國事、國際外交事」一起辦了。

這讓人想起，同是社會主義國家，「朝鮮人民的偉大領袖」比「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福如東海得多，祝壽一項更是天差地遠。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是很少過生日的，他說「做壽是不會使人長壽的」。為數不多的幾次過生日，毛澤東也完全是家庭式，或多請幾個老朋友，比平時做多幾樣家常小菜，弄碗清湯麵，喝上兩口酒，如此而已。

比較有意義的是，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澤東過六十九歲生日，正值國內外形勢極為嚴峻。毛澤東揮毫賦詩：「雪壓冬云白絮飛，萬花紛謝一時稀。高天滾滾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氣吹。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杰怕熊羆。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這首詩必是青史名篇，比曹孟德的「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更能豪邁千古，激勵人心！

毛澤東最后一個生日——八十二歲生日過得有些「邪」，廚師搟出的長壽麵條下鍋時全部碎掉，一節一節，無一根完整。那一天毛還收到了金正日老爸送來的一籃蘋果。

龍吟大地：北京還是不提民主反腐
 
本文重點

    * 衞星上天紅旗落地
    * 灰色收入成潛規則

虎年伊始，中共權威的《求是》雜志在最新一期刊文反腐，稱在和平建設時期，危險主要來自執政黨內部的腐敗。不能有效反腐，將面臨失去政權的危險。這個訊號顯示，加大反腐的力度，是中共第四代今年的主要任務，也是他們在二○一二年交班前的主要任務，但還是不敢提民主反腐的口號。

中共第四代實際上已進入交班期，到底第四代交出一個怎樣的「江山」，已擺在中共高層的日程上，不但現任中共領導班子有自我壓力，更要面對中共元老和百姓的壓力。過去四人幫批判鄧小平「唯生產力論」，曾喊出一個口號，就是「衞星上天，紅旗落地」，說的是鄧小平將國民經濟搞上去，但意識形態則變修變資了。由于那時候中國的國民經濟已面臨崩潰邊緣，老百姓極度要求提高生活水準，四人幫的口號沒有一點市場。
衞星上天紅旗落地

目前，中共也面臨類似「衞星上天，紅旗落地」的境地，國民經濟持續高速發展，在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中實現「保八」，差點沒有超過日本躍居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在「衞星上天」的同時，腐敗無可遏制地蔓延，就此，老百姓十個有九個認為「紅旗落地」了。去年的「獻禮」電影《建國大業》，借老蔣的口說「不打老虎，國亡；打老虎，黨亡」，實際上就是暗諷中共目前面臨的困局。

據筆者觀察，中共第四代近期打「警黑」，抓文強；打「足黑」，將中國足球的領導班子一鍋端；新春伊始再發出反腐動員令，都須放在這個困局下察看。《求是》文章說，以往人們曾認為腐敗是剝削階級不可治愈的癌癥，執政的工人政黨是不會被腐敗打倒的。后來人們的認識發生了根本變化，雖然蘇聯東歐共產黨失去執政地位的具體原因各異，但在因腐敗而喪失應有的先進性和執政能力這一點上卻是相同的。文章還警告說，執政者腐敗程度較輕時，人民尚可忍耐；當腐敗現象嚴重并且直接傷害到廣大人民切身利益時，就有了起義，有了革命，有了新一輪的改朝換代。
灰色收入成潛規則

《求是》文章的「起義」是明確的，就是革命，就是改朝換代。中共高層這樣去論述反腐，已經到了極致了，已經和中共失政權丟江山掛鈎了。不過，反腐有甚麼新良策嗎？很遺憾，似乎沒有。筆者尤覺得不解的是，為甚麼還不敢提出「民主反腐」的口號？

「警黑」的頭號人物文強，涉及受賄的收入近二千萬元人民幣，但他辯護稱，這大部分屬于「灰色收入」，只能算違反中共的紀律，不應被認定為受賄罪。事實上，送禮等「灰色收入」，已是中共官場的潛規則。本來，體現民主反腐，「陽光法桉」是一利器，遺憾的是，去年的中共四中全會竟沒有通過。中共不走出民主反腐這一步，必定還出不了腐敗困局。
古呂

濟世狂言：何必害怕紅色歌曲

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二日，我到重慶和「棚友」、長篇小說作者楊益言重逢，一見面我就要求他帶我參觀渣滓洞，他立即答應。時間安排在傍晚六時，夜幕降臨，抵達目的地時已一片黑暗，有些陰森恐怖的氣氛。

渣滓洞已關門，不讓游人參觀。楊益言站在坡上向里面大聲說：「我是楊益言，請開門，我陪香港來的友人參觀。」管理人員都與他稔熟，不僅開了門，還開了燈，讓我和內子仔細參觀。我們在牢房內合影留念，一張又一張。背景是：江竹筠烈士照片、蔡夢慰烈士《黑牢詩篇》、對聯「兩個天窗出氣，一個風門伸頭」……「怎麼可以在牢房內照相？不等于坐牢嗎？」內子有些忌諱。「不怕，是坐革命的牢。」楊益言說。

回飯店途中，太太在車上唱一曲《紅梅讚》：「紅巖上，紅梅開，千里冰霜腳下踩，三九嚴寒何所懼，一片丹心向陽開……高歌歡慶新春來……」深入牢房參觀，是我到重慶享受的特權，值得回味，還想再去。最近，聽說重慶打算將《紅梅讚》定為市歌，確為高明之舉。

薄熙來在重慶大展拳腳，威震神州，百姓擁戴，貪官及其海內外同伙俱發抖。最近有人造輿論，說甚麼薄熙來提倡唱紅色歌曲如《東方紅》是為了「復辟文化大革命」，膽小如鼠，一至于此，當然是害怕「薄旋風」吹遍全國，杜絕「賄賂買官做」等惡劣作風。其實，像薄熙來這樣的官多一些，中國就有希望，他只用了兩成毛澤東思想，已使重慶貪官無所遁形，若用上五成，可保共產黨長久純潔。
劉濟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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