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變數:實現包容性增長
時代周報記者 宋陽標2010-01-27
第63期
中國改革研究院學者匡賢明、何冬妮指出:“十二五”發展方式轉型涉及經濟、社會、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社會利益矛盾相對突出的時期,改革更具復雜性和艱巨性。有76.55%的專家認為有必要在中央層面建立高層次的改革協調機制,綜合協調改革進程。
“十二五規劃可能是改革開放以來最重要的發展方略,因為它不僅僅是一屆領導人的智慧的結晶,而且是若干屆領導的經驗與智慧結出的果實。”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調研員韓孟向時代周報記者描述“十二五”規劃的重要性。
總結中前行
“今年是實施‘十一五’規劃的最后一年。做好今年的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對奪取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新的勝利、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為‘十二五’規劃啟動實施奠定良好基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這是人民日報2010年新年獻詞中的一段。堅定不移深化改革,將成為“十二五”期間中國發展的關鍵詞。
1月19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亞洲開發銀行在北京聯合召開了“中國‘十二五’規劃的方向和政策國際研討會”。發改委系統內相關人士,部分國家和國際組織在華機構代表,國家發展改革委和亞洲開發銀行相關人員等約200人參加了會議,中國參與制訂“十二五”規劃的相關官員悉數到場,這意味著“十二五”規劃的討論已經進入了全面啟動的關鍵階段。
韓孟認為,“十二五”規劃草案制訂的參與者的年齡結構與之前歷屆相比有了顯著變化,從20后……50后的老一代領導與專家、學者變成了60后、70后的人,老中青結合的年齡段發生了變化,這些年中國國民素質的提高將會在這里得到體現。
根據我國五年規劃編制流程,“十二五”規劃編制包括前期研究、編制起草、論證銜接、審批發布4個階段,目前“十二五”規劃編制工作已經進入第二階段。國家發改委國有資產研究中心研究員高梁告訴時代周報記者,五年規劃一般是在本規劃快結束時開始進行下一個五年計劃的籌備工作。“十二五”是從2011年開始,2010年下半年就應該對“十二五”規劃定下藍圖,到年底的時候,會以發改委或者國務院文件的形式發布綱要,其實這也是每次五年規劃制訂的慣例。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指出:“十二五”期間應加快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推動相應的政策調整,實施四大戰略,從而推動發展方式的實質性轉變。
這四大戰略是:以農民工市民化為重點的城鎮化戰略 ;以完善社會保障和擴大基本公共服務為重點的改善民生、擴大內需戰略;提升中高端產業競爭力為重點的產業轉型升級戰略;以促進節能減排增效和生態環境保護為重點的綠色發展戰略。
而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徐憲平在19日的研討會上表示,“十二五”期間,中國將繼續把擴大內需、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改善民生、強化節約資源和環境保護以及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等六大途徑,做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舉措。
實現包容性增長
貫穿“十二五”四大戰略的一根紅線是富民問題。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報社副編審鄧聿文指出,作為統領未來5年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總體規劃,“十二五”規劃應明確提出“富民”的目標和任務。
鄧聿文指出:“富民”雖然是一個經濟問題,但經濟問題的解決離不開政治。事實上,改革以來貧富差距的形成和拉大本身就有政治因素在內。為什么經濟高速增長,但人民的生活水平卻得不到同步提升?癥結就在于蛋糕的分配不合理。也就是說,經濟發展成果的最大收益者不是普通群眾,而是政府及其與公權力有關聯的利益群體,以及資本利益集團和壟斷國企的經理層與員工等。而政府之所以能夠抽走國民收入的大頭,并隨心所欲地支配財富而不受監督,資本之所以能夠壓制眾多的勞動力,原因又在于政府的權力過大。就此而言,“十二五”規劃的目標和任務能否如期完成,取決于政府變革的程度。
1月25日,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匡賢明、何冬妮公布研究院“十二五”改革主線問題問卷調查結果,調查認為,“十一五”改革取得較大進展,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相關改革不盡如人意。調查顯示,“十二五”是我國發展方式轉型的戰略機遇期。
中國改革發展研究院于2009年12月組織了 “十二五”改革專家問卷調查,共回收有效問卷354份。其中,中央及地方黨政機關專家占23%;高校及研究機構專家占67%;其他方面的專家(包括企業界人士)占10%。在中國改革研究院的這份報告中,81.36%的專家認為,“十二五”應當把行政體制改革作為整個改革的重點。
調查顯示,有67.8%的專家認為“十二五”有條件大范圍實施公務員財產申報制度。其中27.12%的專家認為社會對這項改革有很大期望;40.68%的專家認為,實施公務員財產申報需要推進配套改革。
韓孟參與了這個調查的問卷填寫,他指出,“十二五”規劃中將明確提出包容性增長。
他向時代周報記者解釋,所謂包容性增長,就是注意到社會的各個層面,總不能讓窮人一直窮下去吧,要是那樣的話,就容易引發社會革命。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其實就蘊含著這個道理,不能僅僅是純GDP增長。中央在這幾年中,尤其是金融危機前,考慮到這些問題,所以將經濟發展高位平滑調低。
香港積極主動接軌
亞洲開發銀行副行長勞倫斯·格林伍德先生19日在北京的“十二五”規劃研討會上表示,未來五年中國應進一步發展綠色經濟,使之同調整經濟結構相結合,并積極促進社會公平,使全社會共享經濟發展的成就。
鄧聿文指出,從近幾年的情況看,中國社會的很多問題都跟貧富差距和民眾的普遍不富裕有著直接的關系。如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的問題、消費和內需不足的問題,乃至一些群體性事件,都有著貧富分化的影子。
港澳地區將首次進入國家的五年規劃格局,日前,香港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黃定光提出動議,促請特區政府帶領社會理性討論經濟發展,盡早謀劃參與,研究在新的經濟發展格局下,香港在國家經濟發展中的定位和角色,以解決長期困擾香港的結構性失業和經濟發展中存在的深層次問題。議案獲票過半數贊成通過。
香港媒體記者梁海明向時代周報記者表示,香港就是和廣東合作部分進入“十二五””,香港一個小地方,頂多就加上金融這塊。
黃定光1月20日在立法會上發言時指,香港應把握國家“十二五”規劃的機遇,提出如要求中央進一步加強香港發展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使香港成為內地企業和個人的國際化理財中心,也可要求中央支持香港建立國家科技、環保產業的境外融資中心,甚至于發展中國的碳交易平臺等,“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香港應明了并不具備永久的優勢,若停滯不前,則難免被邊緣化。在周邊的競爭對手都在爭取‘十二五’規劃中的有利位置時,香港難道還能繼續舉棋不定和議而不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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