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世界金融中心，香港是一個可以合法‘包二奶’的社會——應該讓全世界都知道，這就是香港特色。”6月28日，香港前保良局總理林依麗在港發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反“包二奶”大游行，60多位原配妻子拉起寫著“一夫一妻制名存實亡”、“‘包二奶’是社會問題，政府不能忽視”的橫幅，從香港中環遮打花園一路吶喊前行至特首辦公室。
在閃光燈和鏡頭前，她們紛紛用橫幅遮掩著自己的面容，仿佛這樣就可以減少一點尷尬和無奈的哀傷。
雖然簽名和游行的成功調動起了眾多香港女性主動反抗和爭取權利的積極意識，但此舉對推動立法的實質意義，依然不容樂觀。其中最微妙的，莫過于香港媒體的態度。這次空前的反“包二奶”游行，內地網站和媒體都有報道和熱議，甚至國外媒體也在關注，偏偏在香港，至今沒有一家主流媒體正式報道該事件。
全民“包二奶”
“包二奶”并不是香港獨有的現象，但港人“包二奶”的普遍和公開程度，在華人地區可算首屈一指。林依麗說，她并不是今天才開始關注和呼吁立法禁止“包二奶”，“從80年代開始，‘全民’‘包二奶’的風氣一直傷害香港女性至深。”
1998年，香港發生了一宗極為轟動的倫常慘案，被看作是“包二奶”引發嚴重社會后果的標志性事件。是年，香港男子陳健康的妻子因不滿丈夫長期在內地包養“二奶”，并將微薄的薪水全部花在“二奶”身上，某日在香港天平邨天明樓將10歲及6歲的兩個兒子從14樓拋下，繼而跳樓自殺身亡。慘劇發生后，陳健康對妻兒的死絲毫不感到悲傷，不但拒絕為他們安排后事，還繼續前往內地尋歡，并在媒體上大肆發表性愛言論，引來香港社會一片嘩然，其被媒體稱為“現代陳世美”。
“這是一起典型事件，從中你會發現，在香港‘包二奶’并不是少部分有錢人的特權，而是包括陳健康這種普通工薪族，甚至收入更低微的泥水工、貨柜車司機，幾近全民參與。”
由于早年香港與內地收入和消費水平差距極大，如貨柜車司機、泥水工等，經濟景氣時月入約二三萬港元，在香港屬于收入和地位都比較低的群體，但在深圳的打工妹眼里，他們卻已是富有的“金主”。工薪族只要花4000至8000元左右，就可以在深圳郊區包養一個年輕的內地女孩。
大法官力挺“包二奶”
陳健康事件之后，林依麗走上了呼吁香港政府立法禁止“包二奶”的漫漫長路。“我留意香港新聞，發現本港平均每周都有兩三名女性因丈夫‘包二奶’而自殺，情況真的很嚴重。”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也顯示，香港自殺率在全球屬中等水平，但男性自殺率遠低于歐美、日本，女性自殺率卻較其他地區偏高。
2008年，林依麗以個人名義入稟法院告特首曾蔭權、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及律政司司長黃仁龍，稱他們長期以來無視“包二奶”引發的社會問題，拖延立例。就是這一次對簿公堂，香港大法官鄧國楨說出了一番讓林依麗大出意料的言論，令她至今仍難以置信。
林依麗告訴記者，當天一開庭，鄧國楨就對她說：“林小姐，香港是實行一夫一妻制的，你告錯了。”
林問：“既然實行一夫一妻制，為什么還有這么多人‘包二奶’，而你們卻完全沒有法例監管？”
鄧回答：“在一夫一妻制的基礎上，男人可以‘包二奶’，可以有情人、情婦，也可以與她們生兒育女，這些都是合法的，無需法例監管。”
林再問：“那一夫一妻制的‘一’是什么意思？”鄧國楨拒不作答。
“他不是一般法官，是大法官，這番話是否代表香港政府的立場？” 林依麗憤然道，“我呼吁立例懲治‘包二奶’這么多年，這才知道港府竟然是公然承認‘包二奶’合情合法。臺灣有‘通奸罪’，內地有‘重婚罪’，都有維護‘一夫一妻制’的法律手段，為什么香港卻公然將‘包二奶’合法化？”
對此，香港鄧曹劉律師行合伙人林滿馨律師表示，香港其實也有“重婚罪”，只是它與內地“重婚罪”有一個很大的區別——沒有針對“事實婚姻”的認定。內地對“重婚”的認定標準，既包括“騙取合法手續再次登記結婚”，也包括“雖未經婚姻登記手續但以夫妻關系共同生活的事實婚姻”。如果配偶中的一方公開與他人以夫妻名義長期同居，查有實據者，可被判刑。而臺灣更是全世界極少數還有“通奸罪”的地區，只要捉奸在床，就能將通奸的配偶或第三者告上法庭。
最關鍵的是，香港法例里，對于離婚夫妻，既不像內地那樣設立“過錯”認定標準，在財產分配上向“非過錯”方傾斜；也不像很多西方國家那樣，絕對優先保護女性。
前路難行
一貫以來，香港富商名流包養“二奶”、“三奶”的風流韻事，即使曝光于天下，都從不成其為丑聞，反而是新聞界趨之若鶩的娛樂新聞，以及市民茶余飯后津津樂道的談資。而當中，最高調“包二奶”之翹楚，莫過于賭王何鴻燊（共有四房妻妾）。一邊是商界名流帶頭“納妾”、“包二奶”，風光無限；另一面是普通市民見怪不怪，紛紛效仿。“香港男人根本不覺得自己‘包二奶’是一件羞恥的事，反而理直氣壯。”
“香港沒什么人敢公開反對‘包二奶’，曾有一位女性議員參選時私下跟我說她也反‘包二奶’，但她平時只在社區內做一些活動，從不敢公然站出來說話。”因為每個在香港政界打拼過的人都清楚，假如立例懲治“包二奶”，首當其沖撞在槍口上的，就是那些私生活已經肆無忌憚到公開化的社會名流，而他們當中不乏有錢有權者，試問港府又敢拿誰開刀？
盡管游行進行得很順利，但是由于媒體的集體失語，卻使其影響力大打折扣。林依麗對此雖有點悶悶不樂，但她還是表示，“只要我一天不死，就要把這件事繼續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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