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機時代中國崛起的潛力，風險與前景
-------論中國崛起的十個階段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楊帆
內容提要
本文論述中國近代崛起的十個階段，具有全新的觀點：
------西方崛起的法寶是海軍，而不是自由貿易賣咸魚
-------落后生產力和落后文明往往打敗先進，因為越先進越不搞武裝；GDP遠遠不如武士刀
-------領導者個人的戰(zhàn)斗意志在具體歷史時刻是關鍵性的；不要把什么都說成是歷史必然
------國家虛無主義與民族虛無主義必須清除，中國人需要提高自信心
-------片面抬高后30年，抹黑前30年和毛澤東，已成為中國親美利益集團的共識和典型話語
-------從科學可持續(xù)發(fā)展角度看計劃經濟，看170年以來中國人民連續(xù)的奮斗犧牲，才贏得歷史大崛起
------中國經濟以10% 的高速度增長，是70年而不是30年，
基本原因是國家的強大，人口增長，原始積累和改革開放，不能全部歸功于市場經濟
-----美國經濟危機給中國提供最好的崛起機遇，要有大戰(zhàn)略大氣魄，打破美國的金融軍事霸權和話語權
一． 美國危機給中國創(chuàng)造新的機遇：
中國理論界要從美國教條中解放出來
2007年金融危機席卷美國，中國沿海地區(qū)勞動密集型產業(yè)應聲而垮，2500萬農民工回鄉(xiāng)，只是在中央政府大力度增加內需的政策下，預期得以穩(wěn)定。中國人辛苦積攢的巨額外匯面臨貶值風險；購買美國金融資產出現(xiàn)巨虧，如果美國危機晚爆發(fā)一年，也許次級債大部分就甩到了中國。中國政府20000億美圓的外匯儲備除了回流美國，似乎毫無出路。中國親美利益集團把持媒體，小心翼翼地把美國危機的報導控制在技術層面，不許觸及其新自由主義理論基礎，和大國博弈的背景。他們進一步加緊了對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打壓。在全國一片聲討和反思聲中，仍有一部分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違，堅持說美國的軍事文化霸權不可動搖，中國還要幫助維持美元霸權，中國的產業(yè)鏈只能定位于最低端，只能繼續(xù)依靠向發(fā)達國家出口，中國人只能期盼著美國人繼續(xù)花天酒地，似乎只有美國人高消費，才能夠拉動中國總需求，農民工才有工作。 這一切胡說八道能夠在美國危機繼續(xù)深化的今天，在中國大言不慚，可見中國內部真的形成了親美利益集團。是他們頑固抵制人民對改革開放的反思，極力擴大兩極分化，想把改革開放引向邪路，他們代表的是國際資本和權力資本的利益。
在2008年紀念改革30年局面尷尬。官方的紀念是老調重彈，民間并不響應，所有回顧都是1978---1995年，1995年以后的改革幾乎無人提起，無人爭功，各方面諱莫如深，絕無80年代改革那種全民性的共識與振奮。2007年紀念改革30周年大會上，胡錦濤同志承認：改革不能走回頭路，也不能走邪路。但真正的社會共識已經喪失，1995年以后改革開放與發(fā)展戰(zhàn)略的失誤沒有得到認真反思。中國發(fā)展模式不清，改革開放方向不明，強勢利益集團（壟斷資本，國際資本與民營資本）與人民群眾日益對立，社會矛盾層出不窮，而且遠遠沒有看出好轉的勢頭。
2009年是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周年，如果繼續(xù)某些人宣揚的：“后30年是歷史最好時期，前30年是最黑暗時期”的提法，豈不是把一個共和國割裂成了兩半？中國親美利益集團否定革命歷史，否定國家制度和毛澤東的話語，這次是改也得改，不改也得改，這涉及我們國家的政治合法性，必須要還歷史的公正和本來面目。實際上，兩年以來出現(xiàn)的中國人民反對西方破壞我們奧運會，反對西藏新疆的分裂活動，抗震救災，都增加了中國人民的凝聚力，六十年大慶及閱兵，極大提高了愛國主義熱情。
美國經濟無論出現(xiàn)什么問題，都無損中國毫發(fā)，只能成為促進中國發(fā)展的新的動力。一個人的競爭對手出了問題，難道不是最好的機遇嗎？以科學可持續(xù)發(fā)展觀看待中國崛起的現(xiàn)實意義，就是要在美國發(fā)生危機的時候，實現(xiàn)新的思想解放。中國經濟與社會，改革與開放，都已進入新階段，之所以步履維艱，主要是因為既得利益集團阻撓。美國危機的發(fā)生，給我們提供了打破美國話語霸權的歷史機遇，從新自由主義教條中解放出來，推動早就應該進行的經濟結構調整，社會結構調整和政治改革。
二．中西盛衰的歷史大博弈：
標準是戰(zhàn)爭勝負而不是GDP高低
5000年前人類文明在中國和埃及同時出現(xiàn)，金字塔和河圖是同樣的最對稱結構。2000多年前孔子與亞里士多德同時奠定中西文化基礎。以后的古羅馬和漢朝，阿拉伯帝國與唐朝都并列于世界。宋朝是唯一的世界大國，自由貿易中心，鐵產量占世界80%，其經濟文化科技，包括政治的寬容，都達到非常高的水平。其致命錯誤在于假設沒有敵人，重文輕武，結果被落后生產力，落后文明所滅亡。明朝最大的失敗就是鄭和下西洋，耗盡物質力量卻沒有發(fā)現(xiàn)地球是圓的。麥哲倫以自己天才的假設和航海實踐，改變了人類的世界觀，在此基礎上發(fā)展起以海軍為中心的西方世界霸權。英國25萬軍隊占領50倍于自己國土的殖民地，依靠的就是海軍，這才是西方崛起的秘密，并非《大國崛起》電視劇描述的，荷蘭人賣咸魚和市政廳的民主。如果賣咸魚可以崛起，溫州人早就稱霸世界了。
大國崛起的前提是戰(zhàn)爭的勝利。不要把戰(zhàn)敗完全歸于制度僵化，具體歷史時刻領導人沒有戰(zhàn)斗意志是關鍵。鴉片戰(zhàn)爭，如果遷都并發(fā)動人民打持久戰(zhàn)，5000名英軍斷然不能取勝。以后100年中國沒有打過勝仗，到1905年就有745個不平等條約。中國損失三分之一領土，實行沒有主權的自由貿易。1820---1949年，中國的GDP從世界30%下降到5%，而美國從1。8%上升到 30%，中國的關稅是5%，美國是 44%，自由貿易亡國，保護主義強國，和理論界說的完全相反。
1820年世界10個主導經濟
GDP（百萬美元） 百分比(％) 人口（千人） 世界份額(％) 中國 199210 28.7 381000 35.5
印度 110982 16.0 209000 19.6
法國 37397 5.4 30698 2.9
英國 36164 5.2 21240 2.0
俄國 33779 4.9 45005 4.2
日本 21831 3.1 31000 2.9
奧地利 13460 1.9 14268 1.3
西班牙 12975 1.9 12203 1.1
美國 12432 1.8 9650 0.9
普魯士 11864 1.7 11214 1.1
最高10國總數(shù)490096 70.5 765284 71.7
世界 694772 100.0 1067890 100.0
世界大國 GDP 的變化
1700 1820 1890 1952 1978 1995
中國 23.1 32.4 13.2 5.2 5.0 10.9
印度 22.6 15.7 11.0 3.8 3.4 4.6
日本 4.5 3.0 2.5 3.4 7.7 8.4
歐洲 23.3 26.6 40.3 29.7 27.9 23.8
美國 0.0 1.8 13.8 28.4 21.8 20.9
蘇聯(lián) 3.2 4.8 6.3 8.7 9.2 2.2
麥迪森：《中國經濟的長遠未來》
中國衰落的標志是1840年，崛起第一階段的標志是1945年抗日戰(zhàn)爭勝利，以后有朝鮮，越南，印度，珍寶島，臺海，越南六次戰(zhàn)爭的勝利，中國軍隊是在邊境上打的。戰(zhàn)爭勝利才有1971年恢復聯(lián)合國合法席位，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美和解。奠定對外開放基礎的，正是鷹派毛澤東和尼克松，只有鷹派才有資格做利益交換。中國不能再壓制鷹派言論和人物。各個國家都有鷹派有鴿派，為什么中國就一定要壓制鷹派？怕刺激了洋人，妨礙了和平崛起和韜光養(yǎng)晦嗎？這個時代應該過去了。
三． 國家強大，艱苦創(chuàng)業(yè)
以內部積累方式完成工業(yè)化原始積累
中國崛起的第二階段是國家的強大與統(tǒng)一。亨廷頓比較21世紀三大文明角逐，認為伊斯蘭文明有六個核心國家，不能統(tǒng)一，而中國文明與中央集權長期一致。他認為中國的崛起還需要回歸孔子。基督教文明的主要缺點是生育率低，與伊斯蘭文明結怨太深。西方瓦解中國的最關鍵步驟是先分化后分裂，從南北分裂變成東西分裂，社會分裂，城鄉(xiāng)分裂。看看聯(lián)合國從40多國變成200多國，繁殖那么快，但美國歐洲日本都不見絲毫的分裂。是非西方國家在分裂，至今沒有分裂的非西方大國主要是中國。因此在未來的民主過程中，底線應該是國家不能分裂。
第三階段是計劃經濟實現(xiàn)工業(yè)化原始積累。中國人完全沒有對外掠奪，依靠內部積累，保持了年36%的積累率，錯誤是積累過度，人民太窮，自由民主太少，但方向沒有錯。28年下來，人均壽命從36歲達到68歲，人均GDP從50美元達到300美元，工農業(yè)比重從一比九達到五比五，建立了獨立的工業(yè)體系和國防技術基礎，成為核大國。中國能夠在人均經濟水平非常低下的時候，采取集體主義道德模式，把人民團結起來，凝聚成為強大的國力，成為第三世界領袖，與美蘇形成三足鼎立，是非常偉大的成就。綜合國力是不能用人均指標衡量的，經濟成就也不能用GNP 或GDP衡量，它們是市場經濟交易指標。計劃經濟采取低價格，低工資，家務勞動也不計入，用價值指標顯然嚴重低估中國國力，應該用實物指標衡量。
1990年一個美國人看到其中奧妙，說應該用一比一的購買力平價來折算人民幣和美元的比價，而不是當時的貿易匯率一美元等于五人民幣。那么中國實力就僅次于美國了。當時中國朝野一片罵聲，斥之為“中國威脅論”。其實中國的綜合國力，在毛澤東時代就非常強大，反危機能力尤其強大。1962年經濟比1958年下降40%，經濟大幅度調整，2600萬農民回鄉(xiāng)，三年就恢復了經濟。這是我在1998年和2008年斷言，中國比西方有更加強大的反危機能力，一是農民多，二是中央政府強大，可以內部消化危機。西方國會受利益集團控制，除了向外轉嫁危機以外，還能干什么？中國怕繁榮，西方怕調整，我說了20年，不知道大家能接受否？
四．人口膨脹造成70年經濟高速增長
兩種體制本質上是一連續(xù)發(fā)展過程
中國經濟以10% 的高速度增長，是70年而不是30年，基本原因是人口的增長。有人說4億人口已足夠，毛澤東錯批一個馬寅初，誤生4億。問題在于只有存量沒有增量，在經濟上沒有意義。1840年中國就是4億人口，100年不增長，經濟也沒有發(fā)展。
太平盛世人口才會猛增，年輕人多，加上教育普及，儲蓄率才可能高，儲蓄等于投資是宏觀經濟的假設，投資量大才有經濟高速度增長。到2019年人口老化，經濟高速增長就不能持續(xù)，只能依靠技術進步。這是歷史上最大的人口增長，從4億增加到16億。經濟增長率按每年10%計算，7年增加一倍，70年擴大250倍，按照一比五折算為美元，如果能夠持續(xù)增長，到2019年可能趕上美國。
中國經濟增長與人口膨脹
1949年 45000萬 GDP倍數(shù) 1,2,4,8
1977年 85000 16, 32, 64, 128
2006年 125000 20萬億人民幣
2013年 145000 40萬億人民幣
2020年 165000 經濟增長率 7%
65萬億人民幣
崛起的第五個階段是改革開放，中國完成了市場化，國際化，
社會利益主體多元化和文化世俗化。沒有重大危機，改革不可能走回頭路，目前要警惕的是被既得利益集團控制，走斜路的問題。
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在國家原始積累完成以后是必要的，期間經過了激烈的斗爭，尤其涉及人的矛盾，似乎不可調和。但從長期看兩個階段以連續(xù)性為主。國家工業(yè)化原始積累給市場經濟造就了物質基礎和技術人員。改革30年以來，中國進入了以地方和部門政權為主體的發(fā)展階段，仍沒完全脫離資本原始積累性質，雖有民間資本和外資逐步擴大，但政權介入經濟，與資本相結合的力量顯然要大得多。比如說權力為最初的貸款做擔保。中國房地產高潮持續(xù)了8年，仍舊可以再持續(xù)8年，其中市場因素最多只有一半。中國革命消滅了絕對地租，計劃經濟的低地價，才是房地產業(yè)超額利潤的來源。至于政府幫助拆遷，更是房地產公司做不到的。不能把改革以來中國經濟高速度增長完全歸功于體制改革，產權改革和市場經濟，計劃經濟時期的資本原始積累，技術人才積累和人口膨脹，也起了作用。
五。國家干預抗拒國際金融危機
引起中國貨幣財富爆發(fā)
1998年是中國在市場化國際化道路上崛起的關鍵，中國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完全按國際慣例辦事，放棄國家對市場的干預。恰恰相反，是在市場化和國際化導向的前提下，正確發(fā)揮國家干預調節(jié)作用，在關鍵時刻保持大局穩(wěn)定。
20世紀90年代，中國市場化程度超過60%，2000年以后融入國際社會，國有企業(yè)基本改制。雖然還有大量的權力干預和壟斷，市場經濟遠未完善，但中國經濟從出口，進口，技術，金融各方面已深深卷入國際經濟，能否承受國際經濟的沖擊才是真正的考驗。
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是第一次考驗。日本人均國民收入是14000美圓，卻把日圓貶值30%，向外部轉嫁危機。中國政府僅有1700億美元外匯儲備，人均國民收入800美元，卻獨立支撐人民幣港幣不貶值，力托香港股市于7000點。當依靠外匯儲備難以支持的時候，中央政府支持香港政府使用行政手段，打破了香港100年以來“積極不干預”的傳統(tǒng)，控制國際投機資本進出。
國內外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極力批判中國的政策，猶如螳臂當車。倒是投機資本的總代表索羅斯先認了輸，他們認識到中國比俄羅斯穩(wěn)定，承認了中國的崛起趨勢，才有對于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他們的預期比我整整晚了六年。我們是中國人，對自己國家潛力的認識，是數(shù)十年磨練與奮斗真正認識到的，索羅斯則是從自己的失敗中認識到的，此人1985年訪問過天津開發(fā)區(qū)，寫文章給予高度贊揚，我當時是研究所所長。他對中國是有感覺的，他指出金融市場“非均衡”，同時預言某些國家可能出現(xiàn)“非均衡崛起”，實際上就是指中國。
隨中國政治穩(wěn)定，經濟看好的預期，國際資本涌入，8年之內由中國政府收購整整兩萬億美元，還不算中國法人和個人的外匯存款。2000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率連續(xù)8年在12% 以上，稅收猛增，出現(xiàn)股票和房地產高潮。
貨幣財富大爆發(fā)是中國崛起的第六個階段。如果只以市場經濟利潤為導向，就會產生泡沫經濟，最終將貨幣財富消耗掉。需要國家戰(zhàn)略予以指導，把貨幣財富引導國防，環(huán)保，基礎設施，建設和諧社會，科技進步與產業(yè)升級，戰(zhàn)略物資儲備等方面去。外匯儲備借給美國要有條件；要集中投資于東南亞和澳大利亞，要鼓勵中國企業(yè)去兼并自己的競爭對手。這樣中國才能在人口老化以后，仍舊有能力生存與發(fā)展。
這次美國金融危機引起中國經濟調整，對于中國經濟長遠發(fā)展是有益的，很多問題早就應該調整了。中國完全有能力保持宏觀經濟穩(wěn)定，調整到位以后還會有新經濟高潮。估計到2013年以后，經濟增長率才會逐步慢下來。
六．對內和諧對外強硬
中國應提高國際話語權
中國崛起的第七個階段，是調整利益格局，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是啟動內需的關鍵，也是政治與社會改革的核心。貨幣財富大爆發(fā)，在中國的分配是不平等的，財富過多集中在政府和少數(shù)人手里；四大需求，過度集中在政府投資和凈出口，私人投資不足，尤其是消費不足。積累率高達45%，比計劃經濟還要高出10個百分點，與美國的奢侈消費，超前消費形成極為不均衡的國際分工格局，這樣的國際分工是不合理的，與國內貧富分化是有聯(lián)系的，既是國內權力腐敗，市場壟斷造成的，也是不合理的國際分工造成的。因此，借美國經濟危機的機遇，改變國內外不合理的格局，勢所必然。發(fā)達國家應該降低消費提高儲蓄，中國農民的世界貧困人口應該提高消費。因此中國大力度啟動國內需求，決不僅是“保八”的需要，而是一場巨大的社會改革，和國際秩序的改革。啟動內需，中國有錢，關鍵是要克服既得利益集團的抵抗，要明確改革的目標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而不能走到一個依附于國際資本的，兩極分化的社會。
中國崛起的第八個階段，是確立國家安全邊界。現(xiàn)在有人嚇唬我們說：不要和美國對抗，美國軍費占世界50%，是中國10倍。這些人終于不得不承認：一個國家的話語權，經濟權，政治權，都需要軍事力量做后盾，因此中國也要擴大國防開支，這不僅是國防的需要，也是科技創(chuàng)新和經濟發(fā)展的需要，高科技，主要來自于國防工業(yè)和股市創(chuàng)業(yè)板。
所謂國家安全邊界，就是一個國家的安全與經濟利益所在，不限于領土。美國的安全沒有邊界，日本則把海上自衛(wèi)隊的任務定位于“保衛(wèi)萬里石油運輸線”。中國軍隊的任務應是應對多種安全威脅，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包括：
一臺：國家統(tǒng)一。
一圈：周邊2。2萬公里邊境線，1。8萬萬公里海岸線。
三海：黃海，東海，南海主權與權益。
兩洋：太平洋，印度洋戰(zhàn)略安全通道。
四區(qū)：非洲，中東，中亞，南美生產資料來源地
拓展太空，等等。
國家安全邊界需要大大擴張，主要是因為中國要擴大海外投資。國內儲蓄大于投資，過剩的資本必定外流。關鍵是要有國家戰(zhàn)略指導，不能盲目以利潤為導向，去買什么次級債。中國應該支持自己的企業(yè)去兼并競爭對手，并集中向東南亞和澳洲投資，這需要強大的國防力量加以保衛(wèi)和促進。
我們絕不能再犯歷史上內戰(zhàn)內行，外戰(zhàn)外行的錯誤。美國經濟危機加強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中國不僅要擴大經濟話語權，強化人民幣的國際地位，而且要改善周邊安全環(huán)境，改變現(xiàn)有安保條約體系，那是一個旨在保衛(wèi)和限制中國發(fā)展的安全體系。沒有中國的參與，亞洲和世界都不可能維持和平與安全。
七。加速科技創(chuàng)新與產業(yè)升級
把出口導向轉變?yōu)閮刃鑼?/p>
中國崛起的第九個階段，是產業(yè)升級。
出口導向戰(zhàn)略實行30年，只在有龐大過剩人口和外匯不足的時候才是可行的。我國產業(yè)定位于國際產業(yè)鏈的底端，在工業(yè)七個環(huán)節(jié)：產品設計，原料采購，物流運輸，訂單處理，加工制造，批發(fā)經營，終端零售中，中國產業(yè)集中于加工制造，生產10%的附加價值，稱為“硬一元，軟九元”，軟性生產利潤主要落入外資手中。這樣下去，中國GDP 和GNP的差距將越來越大，其差額就是外商在華投資的利潤匯出。2007年美國發(fā)生金融危機，中國沿海地區(qū)勞動密集型企業(yè)馬上遭受重創(chuàng)，理論界流行“微笑曲線”，主流輿論終于不再吹捧外資的“技術溢出”，而是承認了這樣一個事實：中國產業(yè)已被跨國公司整合，納入其國際分工體系，而且處于國際產業(yè)鏈低端。于是微笑曲線變成了“苦笑曲線”，只有外資在笑，中國人笑不出來。
我國技術對外依賴嚴重，核心部件、系統(tǒng)軟件都依賴進口。外資不允許中方掌握核心技術形成完整產業(yè)鏈。有人以為，我們只要占據(jù)產業(yè)鏈任何一個環(huán)節(jié)，只要把它認真做好，成本足夠低，也是可以的。這是靜態(tài)比較利益論的流毒，是制度學派“成本收益”的流毒。企業(yè)競爭，成本與價格是短期競爭，而長期競爭則是非價格競爭，如服務，市場，技術和標準，根本是取得控制權。在國際分工中有控制與被控制的問題，大國不可能長期依靠國際市場，以產業(yè)低端勞動力低成本取勝。以褲子換飛機的戰(zhàn)略是錯誤的，這是用過度競爭的產業(yè)和高度壟斷的產業(yè)交換，違背了經濟學“自由貿易沒有壟斷”的基本前提。控制和被控制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一切都是在國有企業(yè)體制改革，比較利益加入國際分工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和制度學派的理論下進行的，這是以理論上的假問題，掩蓋實際中的真問題：企業(yè)技術升級的問題。這是幫助國際資本作為利益集團控制中國產業(yè)的理論陰謀。我國企業(yè)丟了研發(fā)和創(chuàng)新的自主權，長期缺乏創(chuàng)新實踐，研發(fā)隊伍人才流失，能力衰退，膽怯畏戰(zhàn)，不思進取，在意志上站不起來。
最近在國際上出現(xiàn)一股貶低中國國際競爭力的思潮。全球商業(yè)咨詢公司說，中國已喪失世界最低成本制造市場的地位，“世界工廠”稱號或將讓位于墨西哥和印度。
中國的勞動力價格比美國、日本低20多倍，比泰國要低一倍，這就是所謂的“靜態(tài)比較優(yōu)勢”。在改革開放初期這樣做是有益的，中國農村滯留著4億“過剩人口”，邊際生產率為零，就是說，他們外出打工不影響農業(yè)生產。即使這些得到微薄的收入，也比沒有收入強。但是，這樣的出口導向加勞動密集型發(fā)展戰(zhàn)略，只有在國家外匯儲備奇缺，國內企業(yè)沒有外銷渠道的時候才是有益的。現(xiàn)在，國家外匯儲備已經過多，中國企業(yè)已經建立了自己的銷售渠道，就沒有必要再對加工貿易以政策優(yōu)惠。我們早在10年前就不斷呼吁進行發(fā)展戰(zhàn)略的轉移，可惜，被外資利益集團及其代言人主導影響政策與輿論，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yè)在低成本，高需求條件下盲目擴張。這個低成本不是“市場經濟所決定的低勞動成本”，這里面還有外資壟斷而中國勞動力市場不壟斷，國家優(yōu)惠政策，低土地成本，還有20%的環(huán)境保護成本，這樣低的成本是不合理的，而且越來越不合理。
比較利益是動態(tài)的，是可以通過國家扶植和教育發(fā)展來培養(yǎng)的。目前已經出現(xiàn)農民工和環(huán)境保護成本提高的趨勢，但是，大學生研究生已經過剩，就業(yè)工資下降50%左右，仍舊是世界上最便宜的“人力資本”，只是需要產業(yè)升級，才能夠吸收他們。因此所謂“競爭力降低”，只不過是傳統(tǒng)的勞動密集型產業(yè)需要升級的另一種說法。至于人民幣升值可以使中國獲得世界更加廉價的資源，改善貿易條件，整體提高中國的競爭力。
2001年國家確立了“自主創(chuàng)新”戰(zhàn)略，現(xiàn)有108個國家級
的經濟技術開發(fā)區(qū)和高新技術開發(fā)區(qū)，科技進步初見端倪。但理論和戰(zhàn)略層面上的問題仍舊沒有解決。比如，中國能不能實現(xiàn)產業(yè)升級？國家在產業(yè)升級過程起什么作用？科技創(chuàng)新的主體是國家還是市場？諸多對策皆主張中國遵循市場經濟自發(fā)規(guī)律，優(yōu)先發(fā)展勞動密集型行業(yè)，為國際跨國公司配件，不能發(fā)展獨立的知識產權和戰(zhàn)略產業(yè)。就認識偏差而言，有迷信“自由貿易”，厭惡國家保護，懷疑中國創(chuàng)新能力，脫離大國特征等一系列誤區(qū)，而忽視“比較優(yōu)勢”的動態(tài)性是理論誤區(qū)之所在。而戰(zhàn)略誤區(qū)則是片面強調開放，盲目相信以市場換技術，幻想依靠國際資本實現(xiàn)技術進步。其背后的利益關系，是國際資本與中國國家資本和民族資本的矛盾。
能否在20年左右人口老化之前把提高技術水平，是關系中國前途的大戰(zhàn)略，我們決不可以再被人誤導，而需要盡國力人力，以大力度的自主創(chuàng)新，實現(xiàn)產業(yè)升級。國家必須以綜合國力投入科技創(chuàng)新，有意識地創(chuàng)造新的比較優(yōu)勢，在2020年中國人口老化以前，推進產業(yè)升級，徹底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否則中國就會衰落下去。
八．堅決進行政治體制改革
實現(xiàn)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
中國崛起的第十個階段，是政治改革與文化復興。
中國經濟的奇跡和“舉國體制”的效能震驚了世界，從“北京共識”到“中國模式”，都試圖從中國傳統(tǒng)政治體制中間去挖掘穩(wěn)定和增長的力量，這當然是非常正確的。但是某些否定政治改革的思潮隨之而起，說中國民主已經很完善，是一種“縱向民主”，無非再向西方的“橫向民主”學習。權力在市場中擴張，
我在1998年所批判的“權力資本化”，已經成為理論界的共識。
我仍舊認為民主是橫向的，在中國應該擴大，成為下一階段政治改革的主要內容。
如果說中國的經濟改革成功地利用了香港，那么我們也可以自己的智慧，利用實現(xiàn)祖國統(tǒng)一的機會，推動政治改革。統(tǒng)一臺灣，不僅依靠經濟和軍事，也依靠政治改革，把國家統(tǒng)一與民主發(fā)展的過程聽儀起來。我相信統(tǒng)一以后的中國，一定是一個民主體制的國家。
文化復興內容極其龐雜，目前的關鍵是打破美國的話語霸
權。關于世界和中國的話題，中國人應該有原創(chuàng)性的論題，不能總是論證甚至抄襲歐美提出的話題。
說中美共同領導世界，是有道理的，中國一直發(fā)揮著超過自己國力的積極作用。如果說我們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不夠，那么我們就應該更加依靠文化的影響。非常重要的是，1998年在亞洲，目前在世界，中國都成為推動世界自由貿易的主要力量，而一直提倡自由貿易的美國正走向保護主義。這也說明中國具有世界性大國的潛力，而且必將成為世界領導者。
中國文化的最大優(yōu)勢在于開放與寬容，沒有一神教那樣的宗教排斥，沒有與自然界的對立，講究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這對于一個大資本控制的，兩極分化的“精英身”來講，顯然是一種積極的抗拒和調整力量。隨著經濟與軍事力量的強大，中國文化將進一步獲得新的解釋和生命力走全世界，中國人也將隨之走向全世界。崛起的風險，主要在于既得利益集團干政，造成重大決策失誤，比如過早地推行人民幣自由兌換，發(fā)展房地產泡沫，擴大腐敗和兩極分化，風險很大，必須加以有效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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