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華盛成立工會失敗原因的分析與比較
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1b8d930100gryb.html
2009年12月14日，北京通華盛有限公司的工人們還高高興興的在加入工會的申請書上簽字畫押，但僅僅一天之后，在工會成立的會議上，風云突變，一人因故缺席，兩人當場宣布退出，致使工會的建立流產。
這次工會建立的流產，不能不佩服資方能審時度勢，果斷決策，利用資方的優勢地位，大棒和胡蘿卜交替使用，卓有成效。但他們為什么要如此大力度的進行破壞，和此類工人要求成立 工會的類似事例相比較，它們有那些異同，是本文探討的興趣所在。
工人主動要求成立工會，資方阻撓，但得到上級工會的支持，工會終于組建成功，目前在全國可供比較的相關例子有：1：沃爾瑪南昌八一分工會。2：煙臺澳利威工會。這兩家都是外資企業。
在北京通華盛這個內資企業，同樣也是資方阻撓，而且更為嚴重，時間上竟長達一年之久，這一點也是外資企業難以望其向背的。其中經歷了上級工會幾次做工作，資方還是拒絕在建立工會申請表上蓋章。最后上級工會為了實現工人成立工會的要求，干脆繞過公司經營者，直接下批文，同意公司組建工會，但結果和外資企業大相徑庭的是，這個工會的組建還是流產了。看來本土企業就是有特色。
為什么在外資企業能實現的事情在內資企業就硬是行不通？我以為這個比較很有意思。以下是我對此作的比較，不周之處，還望方家指正。
比較1：資方產權來源及意識形態上所具有的優勢的比較 (內部原因)
A：產權來源上的比較
外資企業的產權是十分清晰的，就是外資老板投資。花的是真金白銀，資金來源是通過合法經營獲利所得。
而我公司的“資方”則是產權改革的產物——這是一種好聽的說法。但究其實質，是原經營者成為資產的所有者，是只有少數權力者才有資格分享的一場國有資產的盛宴，它是排除廣大職工知情并參與的，是通過“改革”人為制造的一個特殊利益群體。這樣的殊利益群體一旦制造出來以后，他們便會以維護自身的特殊利益為己任，“悠悠萬事，唯此為大”什么法律法規的，也到了毫無顧忌的程度。（問題的另一面是這些法律法規根本不會對其構成任何傷害）
在這樣的企業，當資方同樣面臨工人以維權為目的，要求成立工會時，顯然資方可能會受到更大的利益上的損害，甚至是致命的損害。因為外資企業工會的維權只能在《勞動法》的框架內進行。這一點可觀察沃爾瑪南昌八一分工會和煙臺澳利威工會成立工會后的維權實踐，既可說明這一點，而絕不會涉及到資方的資本。但在改制毫無任何公正性可言的內資企業，尤其是工人們已爭取到股東地位的公司，工會的維權則可能會對不公正的改制的合法性本身就提出質疑；如憑什么只有他們才有權“購買”國有資產？還會對“資方”真實的出資情況；（眾所周知，很多改制的“資方”并不實際出資，如北人股份在我廠某單位一份“98改制協議”上將“資方”實際上的不出資，其美其名曰為“部分職工名義出資”用老百姓的話說叫“空手套白狼”）公司真實的經營情況進行追問，會對工人真正行使股東權利將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
很顯然，這樣的工會讓資方感到格外的恐懼，因為在“”改革”這華麗外衣的掩蓋下的種種貓膩都可能得到暴露，向人們展露出它猙獰的真相。
B：意識形態上的優勢比較
我公司工人如果建立工會成功，哪怕工會僅僅對現狀發出質疑的聲音，在我們的資方看來，都是難以容忍的事情。因為他們都是多年有政治身份的人，他們向來是以企業的主人自居，感覺好極了。在他們看來，改革了，私有化了，就等于是把企業送給他們了，其他人是不能過問的，這是非常天經地義，順理成章的事情。按馬克思的觀點：“存在決定意識”但這又是一種多么可怕的社會存在才決定了他們這樣的意識。正是在這樣的“意識”的驅使下，他們一向公開的毫不掩飾的把工人們依法提出的維權要求，統統都說成是“鬧事”，倒也是真情流露。在他們身上，更多的體現了權威人格，他們顯然認為，只有他們才是正統的。在這樣的企業，多年來工人一向處于與企業經營活動無任何參與可言的被動的被領導的地位。上班只是干活拿錢而已，別的你也不能問，真去問人家也不告訴你，長期以往，工人們對在上者形成了盲從和屈服的習慣。現在雖然形勢發生了變化，市場經濟了，但工人們依然容易把他們看成是“領導”而不是經營者；出資較多的股東，或者是合伙人。依然保持有一種敬畏的心理。所以在改制企業建立工會，工人們將面對資本和意識形態上雙重的壓力。與此相比較，在外資企業，工人們面對的只是來自資本的壓力。事實也是那兩個外資企業工人們為成立工會而進行的斗爭相對容易和堅決些，如煙臺澳利威公司的工人們為此甚至舉行了罷工，這種情況在內資企業很難想象。工人們不會有如此堅決進行斗爭的行為。相反，一旦面臨來自經營者的壓力，一些工人還會發生出而反而的行為，事后據我觀察，他們也未對自己的行為產生什么道德內疚感，這也和這些人天長日久對權威人物已養成屈從的性格有關。
由于經營者向來是以企業的主人自居的，所以對公司工人們要建立工會，要有自己的組織，并且這個組織完全不在他們可以掌控的范圍內，還要和他們搞的那一套對著干，這實在令他們不能容忍。再者，他們還要竭力避免陷入一種身份上的尷尬的境地 ，因為這個工會畢竟是名義上的黨領導下的工會，那么工會發出的聲音他們怎么還好說成是“鬧事”呢？如果再說“鬧事”顯然和他們所具有的政治身份要發生沖突了。
再者，成立這個工會的發起人；籌建人，即是2005年公司全體工人集體信訪的帶頭人，即筆者本人。通過那一次信訪，我為工人們爭得了股東地位，資方自然對這個信訪結果是極度不滿的，但他們又無法改變工人也是公司股東這個既成事實，于是就竭力阻止工人對股東權利的行使，致工人們有股東之名，無股東之實。幾年來，我一直為工人真正行使股東權利而進行不懈的努力，這一次積極主張建立工會的目的也更是如此，我明白無誤的公開宣示這一點，“為了以工會組織的名義，發出我們的聲音，促進我公司按《公司法》進行公司治理”。什么職務都沒有，尚且勇猛的維權，如果再有一個工會組織的名義，維權豈不更是如虎添翼。
以上所說，決定了改制內資企業對工人成立工會的打壓遠遠大于外資企業的內部原因。
比較結論：在工人要求成立工會的問題上，1：資方阻撓的力度和其利益可能受到的損害成正比。2：意識形態的作用不可低估，工人們的心理壓力更大。
比較2：有無組織上的極力袒護和媒體的關注不同 （外部原因）
通華盛公司改制前，它的母體企業是北人股份。因為完全是暗箱操作的改制，引起很多職工的不滿。改制后，人們多次找到北人股份反映問題，北人股份對此有一個標準的回答：“你們已經改制了，和我們就沒有關系了”絕對的不過問，不解決任何問題。也不和工人接觸，三不政策。
2005年我公司全體工人共有15人集體信訪，北人股份竟未和任何其中一名工人有過任何接觸，他們只找經營者進行“調查” 經營者的說詞是“當初讓工人入股了，工人不入”我聽說此言后當即怒斥：“這完全是顛倒黑白的胡說八道”并馬上對所有工人當面一一詢問，結果是：有14人完全否認，其中一人（本人）曾要求入股，也不被理睬，只有一名工人說經營者問過他入不入股。（這種做法極不嚴肅）這種情況我很快反映給北人股份，再說北人股份當初改制是怎么改的，他們都是事情的親歷者，難道他們自己不清楚？但他們從此抓住經營者的一句謊言奉為圭臬，（一級組織，竟致如此，可憐復可悲又可恨）用來對付反映問題的工人。但謊言畢竟是謊言，當不了真，派不了大用場。比如我在網上發了好多的帖子，有一次干脆密集發到北人集團網，還通過英國BBC廣播公司的對華廣播，痛斥北人股份在改制中黑箱作業，嚴重損害了廣大職工的利益，我做完這些，都以書面的形式告知北人股份，但從始至終，北人股份是連一句話也不敢說的，如果他們沒干虧心事，何以會如此的老實？
北人股份的三不政策極大的增長了經營者的邪氣，使他們感到有恃無恐。他們可以清楚的感到是“組織”在給他們撐腰。因為放任不管等于就是縱容。
還有就是盡管經營者極力破壞工會的建立，可是我國并沒有對此種行為進行調查處罰的法律依據，經營者不是法盲，他們不是不懂法，而是懂法，但卻更加肆無忌憚，因為這方面的法律是缺失的。看來，相關的法律應盡快建立，要和國際接軌。
外資企業由于是“外來戶”，就沒有相關的權力背景，工人一旦要求成立工會，上級工會和新聞媒體介入的力度大，甚至很大，這從沃爾瑪南昌八一分工會和煙臺澳利威工會建立的相關大量的報道中就可以看出來，但我公司工人無論是信訪維權的事跡，還是要求成立工會，無論怎樣多次向多家新聞媒體反映，人家是理都不理，正是各方面內外有別的態度，構成了我公司經營者敢于拼命破壞工會成立的外部原因。
比較結論：我公司資方既有上級組織的極力袒護，又有新聞媒體的根本不予報道，對他們而言是：既無來自組織的糾正，也無來自社會的輿論壓力。促使他們愈發膽大妄為，導致他們破壞工會成立絕不手軟。外資企業由于不具有以上“優勢”，還有在本國養成的對法律的敬畏心理作用，一旦面臨壓力，較易屈服，故在外資企業的工會得以建立。
劉榮立
2010年1月16日
資方拼命破壞 已批準成立的工會流產
以下是我給北京市通洲區中倉工會的情況匯報，以后就此事將寫出相關評論。
中倉工會：
為了實現我公司工人的強烈要求——在我公司成立工會。中倉工會的兩位同志幾次去我公司做經營者的工作。在幾次工作完全無效的情況下，經中倉工會向區總工會，區總工會向北京市總工會相關部門請示，2009年12月14日我們終于得到了同意在我公司組建工會的批復。這是各上級工會大力支持的結果。作為我公司組建工會的籌建人，在此我對各上級工會的關懷和支持深表謝意。
我認為，工人主動要求成立工會，是職工工會意識提高的重要體現，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要產生的事物，盡管目前此類事還極為稀少。我上網求證了一下，發現工人要求成立工會，公司方面阻撓，最后在上級工會的支持下，終于成功組建工會的案例，目前只有兩起。1：南昌沃爾瑪八一分公司。2：煙臺澳利威公司。他們都是外資公司。這是為什么？我以為只能有一個解釋，那就是內資公司的就業環境更嚴酷。我相信，不是那些工人們不想有一個自己的組織——工會。而是他們根本就不敢提出這種要求，因為他們在企業內是毫無地位可言的打工仔，打一份工都戰戰兢兢，那還敢提什么成立工會的要求。
這種事情之所以能在我公司發生，開民營內資公司工人要求成立工會之先河，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我公司的工人不是打工仔，而是既是勞動者，又是企業資本的擁有者——公司股東。此事也生動的凸顯了職工持股的優越性。
但俗話說，“萬事開頭難”這個先河也不是那么好開的。12月15日成立工會的流產，也很好的說明了這一點。我現將此次會前；會上極為反常的現象寫出來，供工會領導參考：
1：15日會前極為反常的事情
14日早晨上班后，所有在加入工會申請書上簽字的工人均很痛快的在各自簽名處按手印。于是我趕緊向一經營者告一會假，將簽字畫押的申請書送往中倉工會。此事意味著：盡管公司拒絕在入會申請表上加蓋公章，但上級工會也會照批不誤。
半個多小時以后，等我回到公司，公司法人已經在給全公司的人開會，原來經營者要“集體辭職”原因是今年的房租又要漲了，企業經營困難。桌子上擺著那張房租通知單。（在我未到之前，提未提成立工會的事？）
根據事后了解，漲房租的通知在“十一”后就已經下達了。如果說經營困難，他們要“集體辭職”那么這個會早不開，晚不開，為什么單單在我們成立工會的批復下來的時候開？其意思真是再明顯不過了，那就是，你們要建立工會，我們就以“集體辭職”相要挾。
但根據我公司的情況，我的判斷是：不用說什么“集體辭職”就是任何一個大小股東都不肯輕易離開公司。這有兩點原因：
1：當初改制時以白菜價購買的國有資產，這塊肥肉尚未吃到嘴，豈有主動撤離之理？2：公司今后如遇拆遷，補償款可達300多萬（據一位經營者講）所以他們的“集體辭職”只能是要挾我們的一場鬧劇。果然，會后再也無人提起。不過，這對我們工人中的意志不堅定者，事實上已構成了嚴重的心理影響。
2：15日會上極為反常的事情
A：15日開會，為了與會者能夠全員參加，14日即作了提前通知，始終未見任何人有任何情況。但開會以后，發現一工人因“臨時有事”造成一人缺席。
B：選舉開始進行，此時一工人提出：“能不能等那個工人來了再選？”
C：選舉并未因以上插曲而停止。此時，有一工人提出“工會能不能給解決就業”這種極為無理的問題（此前經營者也是這么問工會干部的，如出一轍）又有一工人說：“這個企業有今天，沒明天的”然后兩個人當場宣布退出參加工會。
選舉工會組織員到此流產。能出現這么個結果，實出我意料之外，因為會上說話的這三個工人，是開會從來不發言的。他們這一次這么做。很明顯，是看經營者的臉色說話，以求邀功買好。
事后得知，有一經營者說了，年后給工人提高待遇，工人理解為漲工資。既是漲工資，就可以有多有少，于是在實惠面前，有人出來，表現自己。會后其他人的態度是，就等著漲工資了。
14日經營者說因經營困難要集體辭職，15日就放出風來說要給工人漲工資，24小時之內，這變化也太大了。這都是為什么？難道不是很清楚么？
這些事情，如果發生在另一些國家，上級工會會進行調查的，老板是要被告上法庭的。可是在我們這里，會有人追究么？我國也根本沒有對阻撓破壞成立工會要給予懲罰的相關法律！還有工會會費，我看到的一份材料透露，即使是成立了工會的企業，也很少有企業按規定如數撥款，因為《工會法》雖然有交納2%工會會費的規定，但不交怎么懲罰，則不著一字。沒有罰則的“法律”好比沒有長牙的老虎，誰怕？
3：面對經營者的猖狂進攻，我堅決反擊
在我們開會的那間工人休息室，一進門有兩個綠色的工具箱，面積挺大的，可以充當黑板。這是我公司工人可以公開發表言論的地方，但文責自負，是我們的“民主墻”，其首創者自然是非本人莫屬。這一次面對經營者的猖狂進攻，我決定利用“民主墻”堅決給予反擊，15日午后寫下如下文字：
聲
1：通華盛工會的建立在已有上級批文的情況下，即使仍不能建立，退一萬步講，并不損害我劉榮立一根汗毛。
2：此事已由通洲區總工會上報給市總工會，政府相關部門肯定會高度關注，我也會不斷匯報相關情況。
在另一面“黑板”上寫下：董事會5人中，是誰不同意組建工會，應該把自己的名字亮出來，不敢亮是孬種。
以上文字用一位經營者的話說，是示威。對，說的很準確，我就是要示威。有他們暗中搗鬼，就有我當面示威，互為因果。
16日，我考慮工人們見利忘義。我干脆在利上做做文章，曉之以理。于是寫下：“加入工會的好處，算一筆細帳。工會每月的活動經費是工資總額的2%，我公司每月工資按三萬元計，2%的60%是每月360元活動經費（注：工資總額的2%的40%需上繳上級工會）。但實際情況是參加的人越少，每位會員每月的活動經費越多。愿意參加工會的同志，商量好，我們找一個時間，進行無記名投票，工會一旦成立，公司必須每月按時撥款。”
18日，兩天過去了，沒有任何動靜。我覺得應該明確寫出成立工會后要干什么，還要羞辱一下當我主張權利的時候，這幫人并不敢發一言，完全是看資方的臉色行事。可是他們在成立工會的會上，出起難題來卻勇猛的很，這些懦弱的猛士們。于是又寫下：
“根據目前的情況，急需成立工會，然后以工會組織的名義，去北人股份要求降低房租。這關系到十幾名下崗工人的飯碗。我相信，憑我的能力，會引起北人股份高層的高度關注。
我公司面臨的閑置設備的處理，也應有干活的參與，不能完全授權給經營者，那是極不可靠的做法。還有公布公司資產，選舉公司監事，全有賴于工會的力推。
現在，又一次到了關鍵時刻，我不能不說話，請不要忘記近四年前，我們剛當上股東時，我就在會上力主民主選舉公司監事，那時你們沒有一個人敢說一句支持的話。但結果怎樣？我們當了四年有名無實，胡里糊涂的“股東”，這種情況，難道還要繼續下去嗎？想一想吧！”
4：我對此事的態度：我是在職職工，我有加入工會的神圣權利，并不容侵犯，即使我一個人，我也要堅決成為工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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